专项治理微腐败个人自查自纠报告

专项治理微腐败个人自查自纠报告2篇【一】

经过全党共同努力，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却仍然存在。随着中央脱贫攻坚力度的不断加大，坚决查处基层“蝇贪蚁腐”问题更加刻不容缓。

一、“蝇贪蚁腐”的表现形式

(一)作风涣散、失职渎职型。

部分基层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政府部署的重点工作和重要任务不及时、不到位;工作“庸懒散浮拖”，为民感情淡薄，遇事推诿扯皮，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依然存在。如2016年四川大竹开展治理“庸懒散浮拖”专项行动，发现部分基层干部上班不在状态，玩手机、打游戏、看电影、迟到、早退等问题，督促整改问题32件次，发放“效能监督卡”15张，36个单位68人次被约谈。

(二)追求利益、吃拿卡要型。

在基层行政审批部门、议事决策机构、窗口服务单位中，部分具有行政审核审批权的领导干部、关键岗位负责人和具体经办人员，以权谋私、吃拿卡要、蝇贪蚁腐、借鸡下蛋等现象依然存在。如四川大竹某村干部用自己的摩托车载一村民到乡政府办事，收取车费100元，而正常车费不到20元;某村副主任收受申请低保户400元红包;某县级部门一下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先后接受某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5次宴请。

(三)贪图享乐、奢侈浪费型。

部分基层干部“偷梁换柱”“改头换面”进行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有的利用婚丧嫁娶、生日宴会、子女升学、乔迁新居等理由宴请管理服务对象，借机收钱敛财。如四川大竹某镇中学借外出学习考察为由，组织毕业班教师到省外公款旅游;县城一医院违规向医护人员发放过节“慰问费”、购物卡，列支金额23万余元;十八大以来，大竹各级纪检组织累计查处违规操办或大操大办宴席30余起，涉事人员多为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及事业单位干部。

(四)与民争利、虚报冒领型。

个别乡镇和村组干部贪污侵吞挪用惠农资金、土地补偿款、扶贫救灾款、粮食直补和拆迁安置款等专项资金，在落实低保等惠民政策优亲厚友、谋取私利。如四川大竹某村支部书记采取收入不入账的手段，贪污该村村道建设村民集资款3438元;8名村干部合伙私分修建南大梁高速公路土地补偿款银行利息达12万余元;某镇医院医生伪造17名慢性病人门诊病历到县新农合办套取资金10万余元，被追究刑事责任;某村主任在办理该村失地农民社保时，违规把其中2个名额划拨给儿子的岳父岳母，侵害本该享受政策的村民利益。

二、“蝇贪蚁腐”的态势分析

(一)主体较广，遍布权力岗位。

腐败的主体覆盖基层管钱、管事、管物的重要岗位，从一把手到关键岗位，从县职能部门到基层站所，从乡镇干部到村干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类岗位：一是县级部门和乡镇(街道)干部。他们虽然权力不大，但国家惠民政策“落地生根”大多要经过他们，具有“拔毛”的便利条件。二是基层站所工作人员。水电、气暖、车辆、户籍、殡葬等管理部门与群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息息相关，“趁火打劫”的行为屡禁不绝。为了顺利“作案”，有些基层干部相互勾结，逐渐由单纯的个人腐败向集体“抱团”腐败演变。三是村“两委”成员，特别是村支书、村主任，直接与村民打交道，对群众利益最容易“顺手牵羊”。

(二)手段多样，涉及领域广泛。

从调研情况看，主要有以下9种类型：

“无中生有骗取型”，采取虚假报名、虚报面积、编造子虚乌有的工程项目等方式，骗取各种补偿款、救济款、补助金。

“欺上瞒下冒领型”，利用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家中多老人小孩等因素，冒领国家扶贫、救灾、五保、粮食直补等专项资金。

“层层盘剥克扣型”，利用经手申办、发放救灾、优抚、土地征用补偿等款项的职务便利，克扣截留款物。

“内外勾结贪占型”，职能部门与资金使用单位之间、国家工作人员与申请人之间、村委会成员之间、甚至基层干部与不法商人之间勾结起来，共同贪污侵占国家或集体财产。

“独断专行任性型”，违反相关法律和程序，打政策的“擦边球”，擅自处置集体资产。“巧立名目索取型”，利用宅基地申请、计划生育指标分配、户口办理等方面的职务便利，逼迫群众上交各种“回扣”“手续费”“辛苦费”。

“优亲厚友偏袒型”，在民政救济、移民搬迁、危旧房改造中，违规为亲友谋取政策性补贴或优惠待遇。

“借用民俗敛财型”，借婚丧嫁娶、升学就业之机敛财，有的顶风大操大办，有的化整为零分批操办，有的虽然不办酒席但礼金照收不误。

“推诿扯皮刁难型”，因权设卡，生冷硬推，要求群众提供诸如“证明你妈是你妈”等各种“奇葩证明”，不作为甚至乱作为。

(三)领域宽泛，牟利无孔不入。

涵盖集体资金、资产、资源，遍及各类强农惠民专项资金，渗透在权力运行各个环节。

一是视财政专项资金为“唐僧肉”。

粮食补贴、林业补贴、扶贫开发、危房改造、低保、救灾救助和征地拆迁补偿等领域，国家下拨的专项资金，一旦被某些基层干部经手，就要“咬一口”，其中涉农资金是“重灾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二是将集体“三资”变成“囊中物”。

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和城郊结合部比较突出。随着集体经济不断壮大，部分基层干部将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视为“香饽饽”，挖空心思据为己有。一些城郊地区征地拆迁案件高发频发，往往数额惊人。

三是把群众当作“砧上鱼”。

部分基层干部利用行政审批、执法监管、事务管理等职权，吃拿卡要，甚至勒索盘剥。

三、产生“蝇贪蚁腐”的原因分析

(一)文化素质不高导致法纪意识淡薄。

当前，基层干部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平时疏于政治理论学习，法纪意识淡薄，导致有些干部在被查处后还不知触犯了党纪国法。在该县查处某镇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副主任私分“南大梁”高速公路土地征用补偿款银行利息时，有的村干部还自以为只是将活期存款的低息改为结构性存款的高息，其中的利息差属辛劳所得，殊不知其行为已经构成贪污罪。

(二)“人情观念”逐渐演变成“人情腐败”。

调研中发现，由错误人情观念所导致的社会现象成为影响乡村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文化阴霾”。大家以会“跑事儿”为荣、热衷于与官“搭上话”、信奉“朝中有人好办事”。在个别乡村，通过请客送礼等手段获得低保资格被看作是“有关系有身份”的标志。一些人手中的权利变成为别人谋私利的武器，甚至习惯打着礼节、情意的幌子进行贪腐勾当，让“人情观念”成为滋生贪腐的土壤，“人情观念”逐渐演变成了“人情腐败”。

(三)机制制度不完善致使监督乏力。

目前基层干部管理监督机制不健全，一些村(社区)干部热衷于“钻空子”、“打擦边球”。特别是一些偏远山村宗族势力仍然存在，村(社区)干部“一言堂”“家长制”作风较重，致使村民代表大会制度、村民民主理财制度不能有效执行。有的党务政务公开流于形式，不公开或选择性公开，没有真正发挥监督作用。有的财务制度不完善，执行不严格，财务人员缺乏有效监管，甚至和相关人员沆瀣一气，共同违反财经纪律。

(四)主动担责履责不够降低执纪质效。

有的基层党委抓党风廉政建设思想认识不到位，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同级纪委心存顾虑或碍于情面，监督流于形式;有的干部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不强，特别是村组干部认为“天高皇帝远”，我行我素，任意妄为。有的基层党委习惯将一些“老大难”工作交由基层纪委推动，常常被动“越位”;部分基层纪委主观上还不愿意从以前分管工作中脱离出来，时时主动“错位”，导致“三转”不到位，执纪问责拈轻避重，没有把纪律真正挺起来、严起来。

四、对策及建议

(一)落实两个责任，强化问责追究。

一要强化乡镇党委主体责任。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失职”的理念，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纳入党委工作总体部署，定期分析研究，定期向县委、县纪委汇报。党委主要负责人要做到“四个亲自”，党委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做到党风廉政建设和业务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二要强化乡镇纪委监督责任。配强配齐乡镇纪委书记、专职纪委副书记、纪委委员，保障纪律审查工作经费。积极支持乡镇纪委独立行使办案职权，破保纪检干部敢监督、善监督，对基层腐败问题敢“亮剑”、敢查处。将乡镇、县级部门主要负责人定期向县纪委全会述责述廉制度向基层延伸。各村(社区)干部，部门中层干部、下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定期向所属纪检组织述责述廉，现场接受质询和测评。

三要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按照有权必有责、权责须对等原则合理配置权力，细化责任内容，开列“责任清单”、“问责清单”。同时建立科学、客观、具体、可操作的评价标准，健全问责配套制度，建立完善“一案双查”机制，容错纠错机制，保护敢于改革创新、敢于担责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突出四类重点，加大治理力度。

要把以下“四类”情况作为治理的重点：

重点人员，即已经蜕变为“苍蝇”的村“两委”成员特别是一把手、县乡和街道干部、基层站所工作人员;

重点领域，即惠农扶贫救济资金的使用、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矿产资源开发;

重点地区，即欠发达地区财政拨付专项资金较多的、发达地区和城郊结合部集体财产较多的;

重点问题，即群众反映强烈的，尤其是引发越级访、集体访和群体性事件的。要把纪律挺在前面，对“蝇贪蚁腐”式腐败抓早抓小，快查快结，形成震慑。

对信访举报量大的地区和领域，开展集中检查，督促有关职能部门和地方自查自纠、立行立改。积极探索开展治理“蝇贪蚁腐”式腐败专项巡视试点工作，总结经验，逐步推广。通过专题巡视巡察、专项治理、集中办案等强有力手段，查处典型案件，加大通报曝光力度，释放严厉惩治基层“蝇贪蚁腐”式腐败的强烈信号，在全社会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声势。

(三)加强基层治理，规范权力运行。

从根本上解决基层“蝇贪蚁腐”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制度。

一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通过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环节，解决基层审批多、办证多、收费多、罚款多等问题，督促基层党政机关规范各项权力，明确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压缩基层干部权力寻租空间。

二是健全财政管理体制。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加欠发达地区乡镇财政收入，给足该给的、留够该留的，切实保障并逐步提高基层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干部的福利待遇。加强对财政专项资金的监管，规范资金审批、管理、监督等工作流程。

三是完善监督制约。

强化集体财产监管，探索建立“接地气”的集体经济治理结构。深入推进基层财务审计工作，加大对财政专项资金和集体财产的审计力度。把乡镇政务、村务“搬上网”，实行职能部门、乡镇街道、村居三级信息发布机制，增加监督透明度，确保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四是增强党内法规在基层的针对性。要综合考虑群众纪律条款在基层的适用性、纪律处分与组织处理的衔接、基层非党员、非行政机关公务员干部的监督管理等问题。

(四)强化纪律审查，严格责任追究。

一是加强乡镇纪律审查组织协调。

推行乡镇片区联合、部门系统联合和乡镇与部门交叉开展纪律审查工作机制。进一步整合监督执纪力量，重点从“查违法”转向“查违纪”，真正使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

二是排除纪律审查干扰因素。

建立领导干部违规过问和插手案件登记汇报制度，对违规过问、插手案件情节较轻的，将过问情况登记备案，作为考核该领导干部的参考依据;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直至罢免领导职务;因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因包庇同伙、亲属违法犯罪行为而插手办案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发挥纪律审查治本作用。

在腐败案件的惩治上，既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也要进行组织处理、经济处理、法治处理，还要纳入道德处理，无论案件大小都应在电视栏目和相关报刊予以公开曝光;要把党纪政纪处理与法治处理剥离开，党纪政纪处理不能代替或抵减法治处理;加大党纪政纪处理力度，对于买官卖官现象，一经查出，级别“归零”。同时强化纪律审查治本功能，将查处的基层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件作为反面教材，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开展警示教育，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专项治理微腐败个人自查自纠报告篇【二】

日前，市纪委、监察局对2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发出通报，分别是：

双田镇老睦村党支部书记余明海套取截留危房改造资金问题。双田镇老睦村党支部书记余明海在集中整治基层“微腐败”自查自纠期间，主动报告曾套取截留3名村民危房改造资金，部分用于兴建村委会大楼，部分用于吃喝开支的违纪事实。经调查核实，该违纪事实发生在2009年9月至2010年3月期间，共截留套取村民危房改造资金32600元，其中17330元用于村委会大楼建设，15270元用于支付吃喝开支(已由个人赔付，资金于8月22日全部主动上缴乐平市廉政账户)。经乐平市纪委常委会研究，认为该违纪问题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以前，套取截留的资金属村委会集体研究，且部分资金用于兴建村委会大楼，并在集中整治自查自纠阶段主动上报问题、上缴违纪资金，符合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处理的规定，决定对余明海适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进行处理，责令余明海在村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上作出深刻检查，党支部其他党员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众埠镇农技站向种田大户收取“过年费”问题。在全省召开集中整治基层“微腐败”动员会后，群众举报众埠镇农技站向种田大户每户收取2000元“过年费”的问题。经调查核实，该农技站主动承认2015年12月曾向三名种粮大户收取5000元用于支付租车费用的问题，但已于2016年3月全部退还了所收的费用。经乐平市纪委常委会研究，认为这一问题有违纪事实，但在组织调查前已向服务对象主动退还所收取的费用，属于情节轻微，且能积极配合调查，决定适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进行处理，责令众埠镇兽医站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站长徐炳炎作深刻检查，党支部其他党员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通报要求，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上述案例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对集中整治工作再宣传、再动员、再部署，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的党员按照“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带着问题学、针对问题改”的要求，立足自我教育和自查自纠，通过党内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查找并整改问题;各地各单位要畅通监督渠道，加大政务、村务公开力度，全面公开涉及群众利益的各类政策、项目、资金、保障等方面信息，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履行监督责任，加强对集中整治的监督执纪问责，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综合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对个人违纪违规问题，落实自查从轻、被查从严的政策，以零容忍的态度快查严处，决不放过。对“两个责任”落实不力导致问题频发，或对突出问题整治不力、走过场以及查处问题不认真、责任追究不到位等问题，严肃追究党委、纪委的责任，职能部门对职责范围内的严重违纪违规问题应发现而未发现的，以及发现后不报告、不移送的，要严肃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