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史记演讲稿
经世致用
——读《史记》有感
《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鲁迅先生曾经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少年时的我初读时并不能很好的理解,这“绝唱”究竟“绝”在哪里。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加我才渐渐的领悟到,这本史书的精髓之所在,即使是浅显的研究,亦是获益颇多。读完了整本史记,不禁让我感叹:这样壮丽的3000年历史在这样一位史官笔下分明是在向我们讲述着一个个故事,它们有的成为了千百年来的佳话,有的让人至今想来也觉得遗憾,有的故事让我们热血沸腾,有的故事让我们潸然泪下……所以今天在这里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读《史记》的一些感想。
史记的优点无需我再过多枚举,因为真实就是力量,史记的真实是一直受人称道的,也是我们尊重的地方。“不虚实,不隠恶”,这样的做法何其简单却又何其难也!皇帝不高兴,可他就是不买帐,就要为那些有冤屈的人说上几句话!
太史公曾说,《史记》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因为这样《史记》才能成为一部心灵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混合体。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王家史。
言归正转,《史记》中我印象最深也是最喜欢的章节是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历史上项羽虽本不是皇帝,但太史公以“在权不在位”将其以名将编入。刻画了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圆形人物——项羽。
项羽少年得志,文武双全。在秦末的起义中,锋芒毕露。雍丘之战,于千万人中斩杀秦三川的郡守李由,致使秦军大败。随后在破釜沉舟的巨鹿之战中,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以少量杂牌军全歼精锐秦军,给与秦军以致命一击。
而在接下来的楚汉之争中刘邦的彭城之战中,以骑兵着险棋奇胜刘邦,使得刘邦靠丢儿弃女才得以保全自己。
这两场战争无疑是中国战争史,甚至世界战争史中的奇迹。项羽能在局势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迅速找到对方弱点,并且完成两次空前的战略计划。这说明了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胆识。西楚霸王的称号也因此而得。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只有一个真正的名将才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完成别人无法完成的胜利。而项羽就是这样一位绝世名将。以至于后世无人再敢自居“霸王”这个称号。
只是军事上的辉煌和绝世的人格魅力,并没能弥补他政治上的失败。在国家动荡之际,他可以凭借武力“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却不可能“马下治天下”,于是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逻辑。
很多人认为i“鸿门宴”是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鸿沟和议”使得刘邦有喘息的机会,并趁机拉拢韩信反扑。
后世评价项羽“纵有覆秦之能,不得统御人臣之术。有情,不识苍生心往。有义,难知世味所求。侠情剑胆,寡有天命,如是而已。”
按河南大学王立群先生的话来讲“项羽是一个非常可用之人,却坐在了用人之人的位置上”这就是项羽的悲哀。
“可用”和“用人”这就是刘邦和项羽的区别。项羽几次心软放走刘邦,最终使得亚父负气离开。而刘邦则用尽一切手段,拉拢了韩信等各路人马。手下拥有众多良将。
另外项羽的骨子里是一代英雄的豪情与正义。即使最后他败了,他也宁可自刎于乌江,不肯苟活于世。相较之下,刘邦就典型的小人了,几次战争中,为了保命,他甚至可以弃儿女老父而不顾。
所以项羽败了,即便如此他仍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绝世英雄,一个坦荡威猛的真英雄,一个侠骨柔情的伟丈夫。他身上有着绝代霸王的人格魅力。
李清照有诗赞曰: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项羽的慷慨赴死报江东父兄,从容舍身慰男儿之身,如此气节,在他英雄之躯訇然倒地之时,腾空而起,凌云直上,流传千里,摧人至今。宁可无愧而死,不肯惭愧而生。
天纵豪情万丈,生来气冠三吴。
百 二 秦关如铁铸,视若吹灰俎上鱼。戟横万骨枯。
勒马自封王霸,息 兵 笑划疆图。
歃血为盟情意重,怎奈刘邦非丈夫。隔江绝唱书。
明人李贽曾言:“英雄之生,原非无故而生;则其死也,又岂容无故而死乎?其生也有由,则其死也必有所为。”
失败的英雄,是历史的先驱,是悲壮的行者,他们捣毁旧世界,开创新世界,再被新世界所毁灭,他们失败了,他们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但他们却因此更加突显了自己的人格价值。为后世提供了借鉴。
一本书或者一件事,一个人或者一个物,都会教给我们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不能只是草草的浮在表面,要耐得住时间。要经得起考验。
现如今的和平年代,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已经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战争,但纵观全球格局,部分地区仍有武装争纷不断。中国也在国际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们特别是作为国防生的我们,在学生时代应该更好的丰富自己的思想和阅历。只有这样才能在以后更好的为国防贡献自己的力量。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以史为鉴”,“读史明智”……都在强调着历史的现实指导作用,对个人、对民族、对人类的启示和帮助。
现在并不是否定历史,历史也并不是已经成为过去。历史的意义在于,它以它的方式和存在告着现在,起着前车之鉴的作用
而《史记》中的每一个故事人物都能给我们以一定的借鉴作用。
西楚霸王告诉我们:大丈夫有的不仅仅只能是勇气与胆识,还要善于谋略要智勇双全。
夫勇而不擅战,战而无谋,其亦衰也。
谋略,却也不是小人之智。大丈夫,亦应坦坦荡荡,从容不迫。此乃男子之魄力,君子之风度也。
历史,不是为了让后人慨叹流泪或者沾沾自喜,而应该让后人明白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责任必须承担。历史必须是联贯、动态的,否则又如何让人把握?呵,好一本“绝唱”的史诗,好一部不朽的巨作,好一个二十四史之首。这就是《史记》,这就是太史公在牢狱中受尽磨难后却仍旧秉公执笔的巨著,无须赘言,其意便自现其间。
我们在时间的长河中一路前行,唯有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总结。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犯相同的错误。当一个民族成为能够从历史中不断汲取力量、不断思考、不断创新、不断反省的民族时,那将是整个地球,乃至宇宙之福。
这是我们每个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更是每个中国公民应有的态度。谢谢!
第二篇:史记演讲稿
篇一:史记演讲稿 经世致用
——读《史记》有感
《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鲁迅先生曾经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的优点无需我再过多枚举,因为真实就是力量,史记的真实是一直受人称道的,也是我们尊重的地方。“不虚实,不隠恶”,这样的做法何其简单却又何其难也!皇帝不高兴,可他就是不买帐,就要为那些有冤屈的人说上几句话!太史公曾说,《史记》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因为这样《史记》才能成为一部心灵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混合体。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王家史。
言归正转,《史记》中我印象最深也是最喜欢的章节是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历史上项羽虽本不是皇帝,但太史公以“在权不在位”将其以名将编入。刻画了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圆形人物——项羽。
项羽少年得志,文武双全。在秦末的起义中,锋芒毕露。雍丘之战,于千万人中斩杀秦三川的郡守李由,致使秦军大败。随后在破釜沉舟的巨鹿之战中,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以少量杂牌军全歼精锐秦军,给与秦军以致命一击。
而在接下来的楚汉之争中刘邦的彭城之战中,以骑兵着险棋奇胜刘邦,使得刘邦靠丢儿弃女才得以保全自己。
这两场战争无疑是中国战争史,甚至世界战争史中的奇迹。项羽能在局势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迅速找到对方弱点,并且完成两次空前的战略计划。这说明了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胆识。西楚霸王的称号也因此而得。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只有一个真正的名将才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完成别人无法完成的胜利。而项羽就是这样一位绝世名将。以至于后世无人再敢自居“霸王”这个称号。
只是军事上的辉煌和绝世的人格魅力,并没能弥补他政治上的失败。在国家动荡之际,他可以凭借武力“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却不可能“马下治天下”,于是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逻辑。
很多人认为i“鸿门宴”是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鸿沟和议”使得刘邦有喘息的机会,并趁机拉拢韩信反扑。
后世评价项羽“纵有覆秦之能,不得统御人臣之术。有情,不识苍生心往。有义,难知世味所求。侠情剑胆,寡有天命,如是而已。”
按河南大学王立群先生的话来讲“项羽是一个非常可用之人,却坐在了用人之人的位置上”这就是项羽的悲哀。
“可用”和“用人”这就是刘邦和项羽的区别。项羽几次心软放走刘邦,最终使得亚父负气离开。而刘邦则用尽一切手段,拉拢了韩信等各路人马。手下拥有众多良将。
另外项羽的骨子里是一代英雄的豪情与正义。即使最后他败了,他也宁可自刎于乌江,不肯苟活于世。相较之下,刘邦就典型的小人了,几次战争中,为了保命,他甚至可以弃儿女老父而不顾。所以项羽败了,即便如此他仍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绝世英雄,一个坦荡威猛的真英雄,一个侠骨柔情的伟丈夫。他身上有着绝代霸王的人格魅力。
李清照有诗赞曰: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的慷慨赴死报江东父兄,从容舍身慰男儿之身,如此气节,在他英雄之躯訇然倒地之时,腾空而起,凌云直上,流传千里,摧人至今。宁可无愧而死,不肯惭愧而生。天纵豪情万丈,生来气冠三吴。
百 二 秦关如铁铸,视若吹灰俎上鱼。戟横万骨枯。勒马自封王霸,息 兵 笑划疆图。
歃血为盟情意重,怎奈刘邦非丈夫。隔江绝唱书。
明人李贽曾言:“英雄之生,原非无故而生;则其死也,又岂容无故而死乎?其生也有由,则其死也必有所为。”
失败的英雄,是历史的先驱,是悲壮的行者,他们捣毁旧世界,开创新世界,再被新世界所毁灭,他们失败了,他们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但他们却因此更加突显了自己的人格价值。为后世提供了借鉴。
一本书或者一件事,一个人或者一个物,都会教给我们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不能只是草草的浮在表面,要耐得住时间。要经得起考验。
现如今的和平年代,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已经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战争,但纵观全球格局,部分地区仍有武装争纷不断。中国也在国际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们特别是作为国防生的我们,在学生时代应该更好的丰富自己的思想和阅历。只有这样才能在以后更好的为国防贡献自己的力量。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以史为鉴”,“读史明智”„„都在强调着历史的现实指导作用,对个人、对民族、对人类的启示和帮助。
现在并不是否定历史,历史也并不是已经成为过去。历史的意义在于,它以它的方式和存在告着现在,起着前车之鉴的作用
而《史记》中的每一个故事人物都能给我们以一定的借鉴作用。
西楚霸王告诉我们:大丈夫有的不仅仅只能是勇气与胆识,还要善于谋略要智勇双全。夫勇而不擅战,战而无谋,其亦衰也。
谋略,却也不是小人之智。大丈夫,亦应坦坦荡荡,从容不迫。此乃男子之魄力,君子之风度也。历史,不是为了让后人慨叹流泪或者沾沾自喜,而应该让后人明白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责任必须承担。历史必须是联贯、动态的,否则又如何让人把握? 呵,好一本“绝唱”的史诗,好一部不朽的巨作,好一个二十四史之首。这就是《史记》,这就是太史公在牢狱中受尽磨难后却仍旧秉公执笔的巨著,无须赘言,其意便自现其间。
我们在时间的长河中一路前行,唯有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总结。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犯相同的错误。当一个民族成为能够从历史中不断汲取力量、不断思考、不断创新、不断反省的民族时,那将是整个地球,乃至宇宙之福。
这是我们每个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更是每个中国公民应有的态度。谢谢!篇二:浅谈史记
浅谈《史记》的文学之美和文学史贡献
《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 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具有“史文学,双合璧,树正史,把典立。纪表书,有列传,纪传体,百卅篇。自黄帝,止汉武,三千载,祥记述”的文学特征。历来被奉为中国“古文”的最高成就。鲁迅先生称赞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为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史记》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一座丰碑,有着独特的文学成就和艺术之美。首先,它使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胆识过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见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血溅五步的刺客,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所塑造的人物都形神兼备,相当完整,能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且善于精心选材,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展示人物的生命遭际,突出人物的主要形象特征,善于通过矛盾描写、虚实相生、细节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对比映衬等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其次,《史记》叙事和场面描写相当悲壮慷慨,其塑造的人物多具有悲壮之美,如屈原忠贞爱国、坚守节操,“上下求索”,却“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屡遭放逐,最后自沉汨罗江;荆轲反抗强暴,慷慨赴义,行刺秦王,壮烈牺牲„„在这些人身上体现着真理的价值,闪耀着正义的光辉,与此相应,其叙事场面多为具有悲壮色彩,总能引发人们的深思,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另外,《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太史公的不幸遭遇使其满怀愤慨,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的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画和论赞中都跳跃着自己愤慨之情。再次,《史记》的的叙事刚柔并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全书的阳刚之美主要表现在:气魄宏浑,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
最后,其结构和语言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史记》的整体结构宏伟。开创了一种新的传记体格式,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件事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自己意见。具体到每篇专辑的写作又有所不同,其人物传记分为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是太史公根据人物性格和事功的差异进行安排的,其结构对后世史书、传记文学及小说的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高度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之语、毛遂自荐之言,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太史公的叙述之言通俗、简练、质朴、生动、传神。太史公把许多古典文籍资料和民间材料提炼加工成符合汉代人语言习惯的书面语。最后,有些语言接近当时的口语,还引用大量的诗赋、民谣、谚语,语言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使作品激荡着诗的情韵,富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充溢着感人的魄力。《史记》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给我国后来的文学一深远的影响。
首先,开创了“纪传体”体例,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绩;“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这种撰史方法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为历代史家所采用,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影响十分深远。其次,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文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文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再次,《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史记》以她高度的文学性,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在文学方面,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多样性。《史记》所写的都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通过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以来的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模仿《史记》。此外,《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表现在古代文学的批判上,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或苦涩古奥文风的古文家,将《史记》作为他们的一面旗帜,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无论对史学还是文学来说,都是合适的。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太史公,把《史记》的文章看为成文的规范,他的《张中丞后序》、《毛颖传》等文,很显然是模仿《史记》的人物传记。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史记》的地位越来越高,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断扩大,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史记》在我国散文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而对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的影响非常大。《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绘声绘色,简练生动,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为广大平民百姓所熟悉,这都为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提供良好的借鉴。在后代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他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明清以来的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一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些都主要源于《史记》。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世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深受《史记》的影响。至于戏剧,《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系统清晰,生动活泼,文笔绚烂,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史记》的语言朴素简炼、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其中取材于《史记》人物的也很多,特别是它的一些艺术手法,如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达人物性格,避免冗长静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动人,语言简洁生动等,无疑为后来的优秀戏剧创作所吸收并加以发展。篇三: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演讲稿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史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曾说过:“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雨果也曾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便是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用一生的心血撰写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全书共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在《报任安书》中写到“亦予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翻阅沉甸甸的历史,蓦然看见,那一抹鲜艳,带着成熟稳重,披荆斩棘,正向我走来。我看到喑呜叱咤却不得不乌江自刎的项羽,听到汨罗江边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叹息,感受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刚猛暴戾的伍子胥,忍辱负重的韩信,礼贤下士的齐桓公,卧薪尝胆的勾践,长平之战的惨烈,赵氏孤儿的传奇??这些都深深吸引着我,让我熟悉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同时,《史记》作者司马迁为写此书经受的磨难也打动着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残酷的宫刑对司马迁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不仅催残了他的肉体,更在精神上给他极大打击。但他忍辱负重,用灵魂与命运作斗争,耗尽毕生心血,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内容浩繁的巨作。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阅读《史记》使我明白,在成功的过程中毅力与勇气必不可少,成功的路上并不挤,因为坚持的人并不多。读一书增一智,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爱上读书,让思考成为习惯,让阅读陪伴人生!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第三篇:史记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 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 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 ”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 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 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 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 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 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 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 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 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 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 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 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 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 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 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 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 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 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 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 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 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 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 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 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 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
整 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 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 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 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 ”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 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 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 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 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 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 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 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 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 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 》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 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 “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 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 》,《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 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 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 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 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 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 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 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 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 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 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 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 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 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 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 的国民党与延安 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 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 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 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 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 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 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 谢 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 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 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 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 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 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 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 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 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 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 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 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 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 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 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 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 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 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 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 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 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 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 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 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 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 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 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
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 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 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 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
第四篇:浅谈史记
浅谈《史记》的文学之美和文学史贡献
《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 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具有“史文学,双合璧,树正史,把典立。纪表书,有列传,纪传体,百卅篇。自黄帝,止汉武,三千载,祥记述”的文学特征。历来被奉为中国“古文”的最高成就。鲁迅先生称赞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为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史记》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一座丰碑,有着独特的文学成就和艺术之美。首先,它使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胆识过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见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血溅五步的刺客,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所塑造的人物都形神兼备,相当完整,能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且善于精心选材,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展示人物的生命遭际,突出人物的主要形象特征,善于通过矛盾描写、虚实相生、细节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对比映衬等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其次,《史记》叙事和场面描写相当悲壮慷慨,其塑造的人物多具有悲壮之美,如屈原忠贞爱国、坚守节操,“上下求索”,却“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屡遭放逐,最后自沉汨罗江;荆轲反抗强暴,慷慨赴义,行刺秦王,壮烈牺牲……在这些人身上体现着真理的价值,闪耀着正义的光辉,与此相应,其叙事场面多为具有悲壮色彩,总能引发人们的深思,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
另外,《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太史公的不幸遭遇使其满怀愤慨,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的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画和论赞中都跳跃着自己愤慨之情。
再次,《史记》的的叙事刚柔并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全书的阳刚之美主要表现在:气魄宏浑,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
最后,其结构和语言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史记》的整体结构宏伟。开创了一种新的传记体格式,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件事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自己意见。具体到每篇专辑的写作又有所不同,其人物传记分为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是太史公根据人物性格和事功的差异进行安排的,其结构对后世史书、传记文学及小说的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高度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之语、毛遂自荐之言,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太史公的叙述之言通俗、简练、质朴、生动、传神。太史公把许多古典文籍资料和民间材料提炼加工成符合汉代人语言习惯的书面语。最后,有些语言接近当时的口语,还引用大量的诗赋、民谣、谚语,语言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使作品激荡着诗的情韵,富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充溢着感人的魄力。
《史记》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给我国后来的文学一深远的影响。
首先,开创了“纪传体”体例,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绩;“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这种撰史方法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为历代史家所采用,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影响十分深远。
其次,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文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文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再次,《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史记》以她高度的文学性,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在文学方面,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多样性。《史记》所写的都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通过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以来的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模仿《史记》。
此外,《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表现在古代文学的批判上,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或苦涩古奥文风的古文家,将《史记》作为他们的一面旗帜,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无论对史学还是文学来说,都是合适的。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太史公,把《史记》的文章看为成文的规范,他的《张中丞后序》、《毛颖传》等文,很显然是模仿《史记》的人物传记。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史记》的地位越来越高,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断扩大,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史记》在我国散文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而对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的影响非常大。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绘声绘色,简练生动,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为广大平民百姓所熟悉,这都为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提供良好的借鉴。在后代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他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
《史记》的显著影响。明清以来的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一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些都主要源于《史记》。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世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深受《史记》的影响。
至于戏剧,《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系统清晰,生动活泼,文笔绚烂,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史记》的语言朴素简炼、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其中取材于《史记》人物的也很多,特别是它的一些艺术手法,如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达人物性格,避免冗长静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动人,语言简洁生动等,无疑为后来的优秀戏剧创作所吸收并加以发展。
第五篇:《史记》
《史记》读后感
很早就知道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史实的模式,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原名《太史公记》。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在阅读《史记》之前很激动,可是真正拿起书看的时候头却觉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看本纪和世家的时候,繁杂的家族谱和人物关系使我不得不经常把书来来回回地翻着看,虽然看书的过程中有点索然无味,但是在看完《史记》后,真的有了一种全新的收获。仿佛自己去过了书中记载的各个朝代,见过了形形色色的人,真实感受到了上千年的中国历史,深深地爱上了祖国这样厚实的历史积淀。《史记》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二本纪是对各朝代历史帝王活动的记录,十表是大事年表,八书是关于社会制度及天文水利等方面的记载,三十世家是周代各诸侯国的历史和汉代列侯的传记,七十列传是人物传记,是核心部分,开创了纪传文学的先河。
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说到《史记》就不得不提《报任安书》,在《报任安书》中我们就可以明白司马迁做《史记》的原因。司马迁作为史官地位低下,想要推贤进士而又不能,后因为李陵求情而身受极辱。作为史官世家的后代,他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忍辱偷生,最终做了《史记》这一开创性的伟大著作。
通过《史记》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华民族渊源历史,还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了解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懂得了一些历史典故,知道一些历史事件发生背景、过程以及对当时社会带来的深刻历史影响。而司马迁的博学、不屈不挠的精神值得我们中国人引以自豪,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今天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