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读后感（精选五篇）

第一篇：《白银资本》读后感

《白银资本》读后感

当认真看完一本名著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需要写一篇读后感好好地作记录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白银资本》读后感，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作者弗兰克是西方著名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29年生于德国柏林。1957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学位。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中用大量历史资料和大量篇幅说明了一个只要读过中学历史的人就知道的常识—中国在1400年到1800年间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人中国。不过，作者的用意并不在此，而是以此为依据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新颖见解，即在l400一1800年间，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想到据此来证明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而西方只是中国的边缘地带这么一个结论。弗兰克的这一独创推论既没有实证基础也没有逻辑依据。因为，从历史视角看，秦汉帝国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但秦汉时期恰恰却是大量白银外流的时期，从现实视角看，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外贸逆差国，而美国却是不容争议的世界经济中心。

提出与之完全相左的“中国中心论”：即在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是在中国而非欧洲，弗兰克这个新奇观点如同一颗，掀起了世界经济史学界、历史学界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

读完《白银资本》这本书，对于我的触动非常大，首先它使我认识到中国甚至是亚洲在全球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了解到欧洲并不是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从很久以前就主宰了亚洲甚至是世界。

弗兰克一直致力于世界体系史、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研究，特别关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欠发达状况，毕业后到拉丁美洲任教，在实地研究的同时还作为“本地人”加入了智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卷入拉美的政治斗争当中。在这一阶段他研究拉美欠发达原因，成为“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思想倾向还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想型”的分析，侧重考查现代世界如何围绕资本主义把各地区编织进一个世界体系之中的，是世界体系理论的一部分。

但后期随着他的政治立场转移，学术分歧加大，弗兰克的思想与前期发生了巨大的断裂，他开始怀疑自己一向认同并作出贡献的现代世界理论体系理论。他在本书的前言中就表达了他的疑惑。

弗兰克借用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所提出的长波周期理论来分析欧洲和中国数千年来的经济成长，认为在明朝以前的千多年里，中国一直处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阶段（即繁荣阶段），17世纪初期中国进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B阶段（即衰落阶段），这个阶段持续了二三十年后再次进人康氏周期的A阶段，1762一1790年中国进人危机和衰退时期，这正好对应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又一个B阶段，而欧洲却进人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阶段，这就是1800年之后中国衰退而欧洲兴起的原因。细细品究弗兰克的分析，不难发现，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存在争议的理论当成解释性证据。对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这种现象到底是否存在，经济学界存在很大的争议，晚近的主流看法是，康德拉季耶夫所描述的长达500年的周期根本就不存在。那么，依据被证伪的理论所推断出来的结论，恐怕不会是一个真命题。即使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确实存在，那也还存在一个适用性问题。康德拉季耶夫是在分析了有关法国、英国、德国等一些国家长期的时间序列资料，根据这些国家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和对外贸易、煤炭、生铁等产量和消费量的变动情况才得出的长周期理论。也就是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是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运行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理论并不适用，这一点康德拉季耶夫氏本人也承认。而弗兰克氏却用它来套沉浸在自然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中国古代经济，无异于张冠李戴，这是《白银资本》的一大硬伤。

尽管《白银资本》名噪一时，不过，从学者们的赞扬性书评看出，《白银资本》被引起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不是它本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因为它扮演了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旗手，在这一种充满火药味的氛围中，为打倒对方提高自己，忽略《白银资本》的硬伤而仅从史观的角度写点带有夸张性的书评就在所难免了弗兰克本人坦率地承认，他“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汉学家，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学的是经济学，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经济学理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世界体系史。非专业经济史学者写出的经济史著作中出现硬伤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看了一些关于评价白银资本的看法，许多都是挑剔或者反对，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经济史学家的学术心态。当非专业经济史学家写出了名噪学坛的经济史著作时，经济史学家的前后反应往往是矛盾的：第一反应就是充当评委，从自己视阂所能及的范围内作是非评判，挑一挑论著中的史料错误，然后把它当作罪证进行批判，最后以专家的身份说：不懂就不要写历史！第二反应是照搬套用，经济史学家在做完史实挑剔之后，发现非专业经济史学家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实胜过自己，于是又被它所折服，折服之后，不分青红皂白，拿来套用。由此看来，经济史学家在经济史学的最高舞台上首先是评判者然后是粉丝，但就不是表演者。要知道，只有一线的演员才能演出一台真正的好戏，经济史学家不以主动积极的学术心态去谋取经济史学舞台上一流演员席位，又怎能演出一台高水平的经济史好戏！

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总的来说还是写得比较成功的，它能够在许多方面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突出地使用了长时段的研究方法，他用这种长时段的分析来架构他的整体主义研究，并据此预言了亚洲将再次兴起。我认为，不论弗兰克所使用的周期理周期理论与长时段论是否科学和准确，单是这种长时段的研究视角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启发。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世界历史中最繁荣和发达的文明重心实际上也一直是在不断转移的。因此，未来发生西方再次衰落和东方或其他地区再次崛起的情况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进行的研究，对各种生产方式的意义及它们之间的所谓过渡。提出了质疑，这是《白银资本》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论点。弗兰克指明，正如我们指出的，不仅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更不用说整个世界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许多不同的生产关

系—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品。但是，从来不是哪一种生产关系，更不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某种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相反，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一直是更重要的因素，决定着生产关系的选择和调适。我认为弗兰克这一论断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近代西欧再版农奴制的出现，以及奴隶制种植园在美国早期的长期存在等历史现象，我认为都能够在弗兰克的这一视角下得到解释。

总之，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不仅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方面颇富启示性，它提出的许多观点也是发人深思的。

最近几年，一些西方学者对于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的评价，其中经典的代表就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出于对弗兰克此番评价的好奇以及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兴趣，我翻开了《白银资本》这本书。在阅读作者文字，认识作者思想的过程中，我发现《白银资本》确实是弗兰克向当今学术界扔下的一枚“重磅炸弹”。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理论假设，都是对主流的大胆颠覆。

《白银资本》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篇幅来阐述一个观点：中国在1400年—1800年期间，对外贸易大量出超，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入中国，并以此为依据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见解，即当时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西方只是中国的边缘地带。《白银资本》摒弃了被西方奉为圣经的“欧洲中心论”，提出来“亚洲中心论”，甚至是“中国中心论”。虽然弗兰克在书中极力避免出现诸如此类的名词，但仔细阅读可以发现，这种思想贯穿全书。

虽然弗兰克这一独创推论既没有实证基础也缺少逻辑依据，甚至对许多理论着作和历史资料断章取义用来支撑自己的理论框架，但在书中我还是看到了一些承袭传统理论的思想，并在有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比如，弗兰克借用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和大范围的研究方法、康德拉捷耶夫的经济周期分析法以及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来架构他的整体主义研究，将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方法应用于1400年—1800年以及大航海时代之前的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成为弗兰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突破。还把150年至300年的长周期继续扩大为500年的“特长周期”，并据此预言了亚洲的再次兴起。同时，弗兰克认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他认为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并不存在生产方式依次转换的线形图式，于是用“积累方式”这一概念取代了“生产方式”。因为在世界体系中，生产只是通向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就是消费和积累。再比如，弗兰克提出中国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曾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是传统农业时代世界许多地方（包括欧洲）都难以企及的程度；明清时期中国区域间的市场经济和对外贸易（特别是在亚洲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水平并不比当期欧洲低等论点，也具有一定合理性，这让我们看到在东方没落的时期还有些许光芒闪耀。

《白银资本》确实是一部具有争议的作品，抛开一切好与坏的评价，我们可以从中想到很多。研读历史不是为了争论到底是东方还是西方领导世界，而是要以史为镜、以史为鉴，寻求对当下、对未来有利的东西。任何国家、地区都不能代表整个人类的发展，作用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制度或规律也无法应用于全世界。我们必须看到自身的特点和优劣势，看清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才能不断调整我们的制度，找出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站在全局的高度分析问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真正实现中华复兴，中国崛起。

读完弗兰克《白银资本》使我收获颇丰。一方面拓展了自己的视野，也使得自己在思考的.问题上开始多视角的对其进行考察。

读这本书我最大的收获有三个：

一，重视数据的重要性和准确性，弗兰克在本书中大量的引用各种数据，用数据证明自己所掌握资料的可信性，可是这只能是相对可信性，因为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只能算个虚数，官府只是为了收税的需要才将人口做了大概的记录，而且多是对男丁的记录，对于家中的孩子和妇女一般不会有精确的记录，不会像西方人口在教会中都有明确的记录。所以我在想弗兰克中各种交易的交易数据是从哪里来的，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精确等账簿管理体制，更何况英文资料是怎么样来的。

二，治学思路上的联系性和开阔性。那时候的中国，结合其它的史料，我们知道18世纪的中国已经是日落西山暮了，如果有繁荣的话，或者仅仅是江南一隅的繁盛。1793年，可以说是18世纪末了，那一年是可以说是清朝的中国再次拒绝了世界向我们张开的邀请之手。大不列颠王国派出他们的代表马噶尔尼，随行的还有后来为英国入侵中国和拓展中国市场做煽风点火作用的斯当东（其作品《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在马噶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对打开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渴望，也可以看到马噶尔尼对当时清王朝的认识，用两个字做总结和形容就是：破败。运河的阻塞，创造性的低迷和百姓生活的窘迫。

让马噶尔尼做出了清政府日薄西山的预言。这种情况更是给年幼的斯当东诸多的启发再加上其在嘉庆年间作为大使再次来到中国后遭到的没有国家间大使级的礼节性接待，使他对当时的清王朝有几分的忿恨和不屑，或者对清王朝实力的怀疑，以至于使他成为后来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要推动者。

我们习惯了割裂开中国历史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从研究角度上讲，注重彼此的联系性是多么重要。再比如明朝万历年内的张居正改革实行的一条鞭法和康熙年间推行的地丁银，是不是和当时的货币供应有着一定的关联。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是在16世纪，其推行一条鞭法是为了增加明政府的收入，将劳役，租税，赋税都化成银两来征收，但是由于王朝末路，种种有效的规则只是昙花一现，而后便是种种加派的费用使人们苦不堪言。一条鞭法也形同虚设。到了北部的满族定鼎中原后再次将这条法令经过调整后执行。就是康熙皇帝的地丁银，雍正以后也予以继承。这一条例的推行对古代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这两次财政上的调整和当时世界货币流动是怎样一种关系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第三便是对全球体系文明，世界史的粗浅的看法。从完整意义上讲全球体系是在全球连为一体后才能进行探讨的话题。作为历史一部分的世界史来说不是这样。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一种结果”。吴于廑先生在其文章中对这句话进行了有效的解读。世界史有着地区和时间上的局限。所以其展现出来的部分也是不断发展和扩大的。正如文明圈的扩展，从点到片再到面的扩展。以点为单位的文明可以从亚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中看到。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等等。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文明虽然是有一定的地带性但还是点状的。而后出现的大帝国如汉帝国，罗马帝国和后来的隋唐帝国，萨珊波斯帝国以及随之而来的阿拉伯帝国等都是以面的形式呈现。其实那时候的亚欧大陆有着相应的联系，宁夏固原隋唐墓葬中出土的萨珊波斯的货币甚至人骨都引发人们对当时各文明圈交流深度的猜测和好奇。

在唐长安城内设有专门的西市供同来自西域商人商贸往来。这时候的世界间的交流从中国角度来讲从方豪的《中西交通史》和相关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可见一斑。但是具体从怎样的角度来探讨全球体系，个人认为大可加入诸多的中国因素。毕竟古代的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中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读此书，收获了一种敢于创新的志学精神和大胆怀疑的态度。当然这需要大量的史料做支撑。也促使我在治学的道路上更加踏实的前进。

第二篇：白银资本读后感

本书作者A.G.弗兰克，出版于1998年，白银资本读后感。英文名称《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大意是重新认识亚洲时代的全球贸易的意思。内容，按章节来说大致如下：

第一章）回顾前人理论。

这本书的很多篇幅用来描述1400年到1800年的、世界各地之间的国际贸易体系，剩下的篇幅则用来对这样一个体系的某些方面做具体分析。这个问题显然不会被之前的历史学研究者们给漏掉，于是第一章便用来回顾和分析早致斯密的大量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关于这个问题、或其中某个片段的理论。

按作者所说，之前的各种理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

以结果反推原因，作者在列举时注意比较了斯密等早期研究者的说法和之后的说法之间的差别；

“八卦”，比如各种依赖于人种优越性学说；

宗教因素决定一切，比如犹太教、新教伦理，神道教独特性，甚至还有儒教，本质上说也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

以满足意识形态需求为目的，“挑战与回应”似乎就是一例——而如作者所说，许多反驳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侧重于意识形态分析；

缺少跨地区分析，也就是说欧洲历史学家研究欧洲历史，却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叫做世界历史，；

...简单的说就是在研究世界历史时缺少“世界视野”。当然，这种“缺少”可能还有不少研究者以外的因素，在史料或前人的研究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前，只有好的研究态度仍然可能造出一栋空中楼阁。这一点可以从作者对自己之前研究成果的分析里看出点东西来。

此章还略为介绍了下之后章节的内容等。

第二章）全球贸易流程。

简单的说，就是按地区分章节介绍了1400-1800之间，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做什么生意，以及怎么做生意。这里的有些内容是老生常谈，有些则很有意思：

陆地与海洋贸易的一体性，也就是说海港城市有陆地城市作为其生产基地和地区市场，类似十九世纪时纽约之于美国东海岸的情况；

造船业本身是东方贸易的重要产业；

世界性的生产分工出现的很早，作者举的例子之一是美洲白银生产需要从中国进口部分水银；

历史上的“锁国”相当于现在的高关税等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事实上没有实现中断贸易的作用；

少数大国在选择海洋利益还是陆地利益方面政策有反复，如明朝中国，即当时的海禁与停止官方航海活动不是简单的自闭；

“朝贡”所指的活动，是各方默认的商业活动，当然官面上的说法有一些强调上下关系的政治味道，如作者所说这种做法自负但有部分的事实基础；

“生态帝国主义”，也就是说大规模蔓延的瘟疫的受害方，往往是相对封闭的一方；

古代的“城市化”，可能反映了当地社会手工业的发展状况，随之而来的至少包括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作为商品在地区内的流动；

等等。

作为总结，作者似乎把这个时期的贸易活动描述成同心圆结构。中国地区是一些广受欢迎的商品的生产中心，中国朝贡体系中的国家与中国直接进行贸易，南亚中亚等各有地区市场同时也做转口贸易，非洲的贸易相对简单和孤立些，欧洲则用美洲得来的贵金属参与上述的贸易圈。

这里，作者侧重的是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贸易，或者作为这些过程附属的对外口岸和内陆生产基地之间的贸易，各地区的内部贸易似乎很少提到，可能是因为和主题无关。此外，作者之所以把各地的贸易联系在一起，似乎是因为两点：各地的同类产品之间有竞争；各地进口出口的货物包括制成品，也有原材料。

第三章）白银推动贸易。

这里介绍了1400-1800年之间，贵金属产量，用途，及后果。

众所周知，一般等价物促进商品交换。作者在第二章中提到，1400年后的一百多年，是世界范围贸易快速货币化的时期。这和欧洲殖民者首次将美洲纳入世界贸易体系有关。之前的时代里，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如作者在最后所总结的，达到了某种平衡，欧洲对美洲的控制则是在这个平衡/饱和之后的一个持续的改变因素。其后果，包括各地通过贸易获得资本用于更大规模的商业生产，物价变化，人口增加，信贷发展等。简单的说，就是世界各地都开始“用钱做生意”。

第四章）经济体系的比较。

之前的章节不断重复的主题之一是东洲主导世界。从这一章开始，作者把论述内容从“怎么样”变成“为什么”，第一步便是比较东西方的各方面的情况以试图找出差别或反驳之前理论所推崇的、事实上按作者观点并不存在差别。

首先作者总结了一下1400年-1800年这个发展过程的结果，即十八世纪末世界各地的基本经济状况。结论是到此时为止，从各种史料看，东西方之间没有巨大差距。当然，这里说的是某个时间段的状态，而不是发展趋势。后者作者作为本书的结论写到了第六章。

经过上面的史料比较，作者引出了这样一个话题：东西方如果发展的结果无差别，那么是否说明其各种社会特征也无差别？这里作者比较了东西方的主要技术成果。

最后一节比较的是东西方金融制度。

当然，说是“比较”，作者实际上偏重于介绍东方各地区的情况。同时，这一节的目的是为了反驳“不存在”，所以作者有时只是简单的列举些说明“存在”的前人研究成果、数据、引文等。

第五章）应当横向整合。

感觉这一章是过渡性的。开篇引用了约瑟夫*弗来彻的观点“近代早期世界各地的平行现象，可能意味着其背后有共同的规律在起作用”。这里所说的平行现象似乎就是所谓的“十七世纪危机”。

具体的说，在十七世纪，我国发生了明、清交替，英国发生了革命，葡萄牙独立，一些欧洲和亚洲国家开始走下坡路，读后感《白银资本读后感》。但是也有很多例外。作者的结论是，不存在普遍的、长时间的十七世纪危机，但是当时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同时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作者所说的“一些事情”是白银供应的变化。作者引用了斯密的说法为左证之一：“矿山不断发现导致的贵金属供应量增长停止，白银等在1936年前后开始更加值钱”。同时作者也提到，贵金属货币供应问题只是导致各国不同状况的因素之一，其它如气候、政府财政状况、社会各界的对策等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六章）西方如何胜出。

首先，作为对之前章节的总结，作者说到，“东方衰落，然后西方兴起”。这之间谁先谁后会引出二种说法：西方打压了东方VS东方给西方让出了位置。作者应该是赞同后者的，但是他也说到二者同属于一个密切相关的世界经济体系里，二不是互相孤立的。

然后，作为对全书的总结，作者提出了一个基于人口VS土地关系的解释。这可以说是全书核心吧，下面仔细说一下：

机器化大工业是很晚的事情，大约在十九世纪开始才大行其道吧。也就是说，之前的时代，社会生产力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简单的说，就是能养活的人越多，国力便越强。——当然，古代不存在什么把汽车流水线改个摸组就能冲压出廉价步枪的情况，所以社会生产力从一种产品转到另一种产品上比今天困难得多。于是生产力强却打不起仗的情况也随时都是。

人力即国力，这个说法很粗糙。因为即使在古代，劳动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这个大约可以从我国的传统农业上看出点端倪：首先是种子几百年一变，然后是产量、耕作制度、水利工程设计建造技术，晚到近代早期还有商业作物混作制度和产品初级机械加工技术（哦...简单的说就是黄道婆等的技术革新）。此外，让所有的人力能够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制度也有不小的作用。

但是撇开这些零碎不谈，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力。这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来看：碰上天灾人祸，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力必定大打折扣。书中提到的例子是明清交替时中国地区外贸的国际地位的变化。

如果“人力重要”的说法成立，那么显然可由此搞出个评价社会生产力状况的指标。书中提出的是人口/土地比例。个人觉得这里的土地应该是在说可养活人口的土地，比如牧场、耕地、沙漠中的绿洲等等。同时这个说法似乎也有些可商榷之处，比如土地产出不同地区、时代是不同的——当然，按书中所说这也可以解释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内部对人口压力所表现出的适应过程，即人口/土地比例还是最基本的因素。此外，书中还提到了人口结构的问题，即在中国地区适龄劳动力的比例可能还要更小些。也就是说各种修正因素本身也相互抵消，合作用如何在下看不清楚。

按书中所表达的意思，人口/土地比例实际上反映了社会所能养活的生产力的规模。那么这样一个数据如何反映出生产力状况呢？由于老祖宗时的各种主观客观因素，我们有了养活一大家子人的实能力。这人一多，就有人可以不忙着土里刨食混日子；就不会动不动被天灾倾城、被人祸灭国；上一辈人的经验能更保险的传到下一辈而不断档。如是千年传承，人多一点、书多一点、地方多一点、点子多一点，就都是自然而然的。而如上所说，机器大工业时代之前，一个有大量人口能安稳生活并从事劳动的国家/地区，绝对能做出很多东西，尤其是当地能断断续续维持个几百上千年大致和平的社会环境的时候。

好的方面说完了，坏的方面也得说。机器大工业时代之前，最便宜的机器海战术用不了，一切靠人力，改造自然的能力自然弱。机器大工业时代以前，年代越早，生存权问题对于各地的人类社会来说就越严峻。其表现么，最平常的来说大约就是生了养不活，活着死的早，生病医不好，等等。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个社会是否成功，就在于它能养活多少人口密度。如上所说，前机器工业时代人力是根本——注意，人力不是牲口力，不单是体力。也就是说，在那样的“大环境下”成功的社会，会为其继续成功积累人力资本。——这说的或脱脱就是我们中国地区么。揭掉所有神秘的面纱之后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人在中国地区的成功，靠的其实不过是大量普通中国人普通地过日子的本事。——当然，要是有机会去古代“农家乐”一把，我们这些后人肯定会觉得古人的生活新鲜得不普通。

然后问题就来了。有一句话很经典，说的是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出来的东西超过以往总和云云。简单的说，就是工业革命一到来，世界大变样——冷水变开水，里面养的鱼就得从耐冷变得学会耐热；变得快得活，变得慢即熟。而这适应速度，从无到有者和积重难反者是不同的。这里的“大变”不神秘，简单的说，人力有时而穷，机器的生产能力却可以不断提高（其极限可能只受物理规律的限制吧，肯定远高于人力的情况）；而这“大变艰难”，大约就是说古代社会劳动密集型比技术密集型来的更容易上手吧。

道理很简单，结果很无奈。

然后是第七章，似乎和主题无关，属于关于论述的论述。就不废话了。

通观全书可以发现，作者所有的论述实际上都回到了几个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或者说曾经熟悉）的基础上。

生产力VS生产关系。全书大篇幅的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世界贸易的状况，这就是从产品流通状况反推各地的商品生产状况。而上面提到的人口/土地，说的实际上就是构成生产力的主体——劳动者，和为了保证一定规模的生产力的维续而产生或设计的社会制度——也就是生产关系，二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

一般等价物对于商品流通的意义。对于商品生产、流通开始初步壮大的的时代来说，一般等价物的有无或者说匮乏/充盈，可能意味着二种经济运行方式（类似的比如层流/湍流之类）。于是，从“有”变“无”或者反过来，意味着社会巨变，能否适应这种变化则和社会的具体特征有关——而这个特征显然是某个历史过程的结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不是“文明基因”之类事后诸葛亮的东西塑造文化，而是一群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具体的生活环境、生存方式、繁衍历史等，决定了她在什么时代有什么样的文化。

利益驱动，同时社会活动参与者里没有高瞻远瞩、胸怀全人类者，其活动都以短期预计为指导，目的都在于为不同的社会小团体牟利。

技术的传播是无法遏止的。这个...大约就是说古代也盗版横行吧。具体的例子很多，比如中国的丝绸、威尼斯的玻璃，等等。不过这似乎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第三篇：白银资本读后感

《白银资本》读后感

作者弗兰克是西方著名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29年生于德国柏林。1957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学位。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中用大量历史资料和大量篇幅说明了一个只要读过 中学历史的人就知道的常识—中国在1400年到1800 年间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人中国。不过, 作者的用意并不在此, 而是以此为依据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新颖见解, 即在l400 一1800 年间, 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 而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想到据此来证明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而西方只是中国的边缘地带这么一个结论。弗兰克的这一独创推论既没有实证基础也没有逻辑依据。因为, 从历史视角看, 秦汉帝国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 但秦汉时期恰恰却是大量白银外流的时期，从现实视角看, 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外贸逆差国, 而美国却是不容争议的世界经济中心。

《白银资本》从根本上否定了被西方学术界一度奉为圣经的“ 欧洲中心论” , 提出与之完全相左的“ 中国中心论” : 即在1800年以前, 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是在中国而非欧洲，弗兰克这个新奇观点如同一颗炸弹, 掀起了世界经济史学界、历史学界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

读完《白银资本》这本书，对于我的触动非常大，首先它使我认识到中国甚至是亚洲在全球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了解到欧洲并不是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从很久以前就主宰了亚洲甚至是世界。

弗兰克一直致力于世界体系史、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研究，特别关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欠发达状况，毕业后到拉丁美洲任教，在实地研究的同时还作为“本地人”加入了智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卷入拉美的政治斗争当中。在这一阶段他研究拉美欠发达原因，成为“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思想倾向还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想型”的分析，侧重考查现代世界如何围绕资本主义把各地区编织进一个世界体系之中的，是世界体系理论的一部分。

但后期随着他的政治立场转移，学术分歧加大，弗兰克的思想与前期发生了巨大的断裂，他开始怀疑自己一向认同并作出贡献的现代世界理论体系理论。他在本书的前言中就表达了他的疑惑。

弗兰克借用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所提出的长波周期理论来分析欧洲和中国数千年来的经济成长, 认为在明朝以前的千多年里, 中国一直处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 阶段(即繁荣阶段)，17 世纪初期中国进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B 阶段(即衰落阶段), 这个阶段持续了二三十年后再次进人康氏周期的A 阶段, 1762一1790 年中国进人危机和衰退时期, 这正好对应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又一个B 阶段, 而欧洲却进人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 阶段, 这就是1800 年之后中国衰退而欧洲兴起的原因。细细品究弗兰克的分析,不难发现, 他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把存在争议的理论当成解释性证据。对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这种现象到底是否存在, 经济学界存在很大的争议, 晚近的主流看法是, 康德拉季耶夫所描述的长达500年的周期根本就不存在。那么, 依据被证伪的理论所推断出来的结论, 恐怕不会是一个真命题。即使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确实存在, 那也还存在一个适用性问题。康德拉季耶夫是在分析了有关法国、英国、德国等一些国家长期的时间序列资料, 根据这些国家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和对外贸易、煤炭、生铁等产量和消费量的变动情况才得出的长周期理论。也就是说,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是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运行实际中抽象出来的, 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 这一理论并不适用,这一点康德拉季耶夫氏本人也承认。而弗兰克氏却用它来套沉浸在自然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中国古代经济, 无异于张冠李戴, 这是《白银资本》的一大硬伤。

尽管《白银资本》名噪一时, 不过, 从学者们的赞扬性书评看出, 《白银资本》被引起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不是它本身的学术价值, 而是因为它扮演了反对“ 欧洲中心论” 的旗手, 在这一种充满火药味的氛围中, 为打倒对方提高自己, 忽略《白银资本》的硬伤而仅从史观的角度写点带有夸张性的书评就在所难免了弗兰克本人坦率地承认, 他“ 既不是历史学家, 也不是汉学家, 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 , 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 学的是经济学, 研究领域广泛, 涉及经

济学理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世界体系史。非专业经济史学者写出的经济史著作中出现硬伤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看了一些关于评价白银资本的看法，许多都是挑剔或者反对，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经济史学家的学术心态。当非专业经济史学家写出了名噪学坛的经济史著作时, 经济史学家的前后反应往往是矛盾的: 第一反应就是充当评委, 从自己视阂所能及的范围内作是非评判, 挑一挑论著中的史料错误, 然后把它当作罪证进行批判, 最后以专家的身份说: 不懂就不要写历史!第二反应是照搬套用, 经济史学家在做完史实挑剔之后, 发现非专业经济史学家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实胜过自己, 于是又被它所折服, 折服之后, 不分青红皂白, 拿来套用。由此看来, 经济史学家在经济史学的最高舞台上首先是评判者然后是粉丝,但就不是表演者。要知道, 只有一线的演员才能演出一台真正的好戏, 经济史学家不以主动积极的学术心态去谋取经济史学舞台上一流演员席位, 又怎能演出一台高水平的经济史好戏!

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总的来说还是写得比较成功的, 它能够在许多方面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突出地使用了长时段的研究方法, 他用这种长时段的分析来架构他的整体主义研究,并据此预言了亚洲将再次兴起。我认为, 不论弗兰克所使用的周期理周期理论与长时段论是否科学和准确, 单是这种长时段的研究视角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启发。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不难发现, 世界历史中最繁荣和发达的文明重心实际上也一直是在不断转移的。因此, 未来发生西方再次衰落和东方 或其他地区 再次崛起的情况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进行的研究,对各种生产方式的意义及它们之间的所谓过渡.提出了质疑, 这是《白银资本》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论点。弗兰克指明,正如我们指出的, 不仅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 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里, 更不用说整个世界社会, 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许多不同的生产关

系-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品。但是, 从来不是哪一种生产关系, 更不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某种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相反, 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一直是更重要的因素, 决定着生产关系的选择和调适。我认为弗兰克这一论断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近代西欧再版农奴制的出现, 以及奴隶制种植园在美国早期的长期存在等历史现象, 我认为都能够在弗兰克的这一视角下得到解释。

总之,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不仅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方面颇富启示性, 它提出的许多观点也是发人深思的。

第四篇：《白银资本》读后感

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白银资本》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它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作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论述。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西方著名学者，为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他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与学术界多数人的通常看法不同，在他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评：《白银资本》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内核，也有基本的缺陷。这是一部优点与缺点同时存在且对比鲜明的著作。①我认为《白银资本》在理论方面合理的内核是对“欧洲中心史观”的批判，并试图在世界体系或全球历史的框架里重构世界历史。②在理论方面的缺陷是强调一个方面而对另一个方面缺少关注，从而有损理论的周延性。因此遭到中国学者广泛的批评。例如，对历史的联系性（“全球性”、“整体性”、“共通性”、“经济性”）的强调而遮盖了历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异性”、“制度性”、“文化性”）。不过，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他的思维方法还是具有辨证性的。例如他认为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③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内核是采用“全球学”（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的相加并不是整体，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融分析方法，并在历史哲学的层次上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予以思考。弗兰克强调，研究历史应该是总体史，应研究整个世界史④《白银资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资料为主，而且中文资料的利用尤其欠缺。

第五篇：《白银资本》读后感（范文模版）

《白银资本》读后感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银资本》 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白银资本》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内核，也有基本的缺陷。这是一部优点与缺点同时存在且对比鲜明的著作。我认为《白银资本》在理论方面合理的内核是对“欧洲中心史观”的批判，并试图在世界体系或全球历史的框架里重构世界历史。这一点，中外学者已经给予充分的肯定，在此不再赘述。在理论方面的缺陷是强调一个方面而对另一个方面缺少关注，从而有损理论的周延性。因此遭到中国学者广泛的批评。例如，对普遍历史的强调而忽视历史发展的非凡性；对历史的偶然的渲染而屏蔽了历史的必然；对历史的联系性（“全球性”、“整体性”、“共通性”、“经济性”）的强调而遮盖了历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异性”、“制度性”、“文化性”）；对历史的连续性（陷入“历史循环论”的陷阱）的偏爱而看不见历史发展的断裂性（“社会质变”、“社会进化”）等等。不过，弗兰克的理论框架可能使他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不可能根据历史材料炮制出一个万能的理论出来。弗兰克在强调一种研究取向的时候可能正是针对另一种研究取向的缺陷而设定的。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他的思维方法还是具有辨证性的。例如他认为：“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假如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

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内核是采用“全球学”（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的相加并不是整体，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融分析方法，并在历史哲学的层次上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予以思考。弗兰克强调，研究历史应该是总体史。世界史象一个三条腿的凳子，有经济、文化和社会。因此，应研究整个世界史。整体世界史影响部分以及部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世界每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不了解比较着的二者之间的联系，不可能真正比较。中国史不是各省历史的总和，即使部分的历史做得再好也不是整体的历史。弗兰克征引约瑟夫·弗莱彻在1985年曾说过一段话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事实上，大多数欧美大学所耕耘的史学领域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学、甚至一种地方眼界。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无论用各种专题研究所拼凑起来的历史‘学科’的马赛克是多么绚丽多采，假如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那么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的历史独特性的全部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

《白银资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资料为主，而且中文资料的利用尤其欠缺。但弗兰克辩解道：”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替代一个整体主义的涵盖整个世界的理论模式。我们正是需要（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模式来组织和解释现有的证据，而且使我们能够远远超出原有西方理论路灯所照射的范围，指导我们去寻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