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读书笔记

第一篇：白银资本读书笔记

《白银资本》一书为贡德•弗兰克的代表作，集中对欧洲学者所持的“欧洲中心论”提出了质疑。

在一开始的导论中，作者就对“欧洲中心论者”提出了措辞严厉的批评。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因为自身实力的强大而产生的自大情绪只不过是个人情感在学术上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不能认为是学术上的谬误。当然，广泛的自满情绪会对学术界产生不好的影响，甚至影响学术的公正性。

作者在一开始就强调欧洲对亚洲的依赖：“由此得出的一个推论是，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性”（例外论）。”“欧洲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整个非洲一欧亚。另外，正如本书将要证明的，在19世纪发明和传播“欧洲中心观念”以前的近代早期，欧洲依然依赖于亚洲。”然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内因是事物前进和发展的决定因素。欧洲必然受到了亚洲的影响，客观上，正是欧洲的殖民扩张大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因为通过欧洲人的坚船利炮，拥有庞大人口的古老中国才重新睁开她朦胧的眼睛看向世界。而只有包含了中国的经济体系，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世界的。尽管从中国的角度上来将可能是非自愿的。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中国与欧洲，尽管也有贸易往来，但却是极其受清政府限制的，那是的中国不能说是包含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作者一直强调整体研究的重要性。然而由远而近的历史事件中，近期发生的事件无疑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有着更大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因素并不是“基本因素”。从朝鲜和韩国来看，二者的基本条件在60年前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因为当时本来就是一个整体）。而要了解当代的朝鲜，势必要更多的分析其60年来的特殊性而不是与韩国的整体性。因为“基本因素”似乎解释不了为什么朝鲜北方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而朝鲜南方却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如今的朝鲜和韩国在经济、政治上所体现的巨大差异性。

尽管作者一再宣称“不仅亚洲各个部分在世界经济中的经济地位远比整个欧洲重要得多，而且正如历史资料无可辩驳地显示的，至少在1750年以前，亚洲在这些方面的发展速度比欧洲更快，总量更大，而且一直保持着领先于欧洲的经济优势”，然而我们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整个亚洲在18、19世界的欧洲殖民侵略中几无还手之力的迅速失败，先后走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无论是奥斯曼帝国还是清帝国，尽管，当时的两大帝国或许在经济总量上依然占据着对欧洲的优势。但是如果固守这种优势，以中国为例，清帝国的失败就成为不可理喻的事情。因此，我们在看待经济时，不能只关注其“发展速度”与“总量”，还应该关注其经济生产的方式即制度结构。正如一台发动机，尽管它在一开始保持着飞快的转速，但一旦有一颗石子进入它的内部，它就将不可避免的走向停滞。

在考虑世界一体化的推动力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国家首脑在这其中所持的态度和所起的作用。仅从这一点上来看，相比于欧洲，中国即使在1750年之前依然占据着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辐射源的地位，却失去了在推动世界一体化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机会。

在113页，从作者描述的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欧洲在整个世界的贸易中起着主动的作用，因为显然，非洲和美洲控制在欧洲人的手里，而不是“经济实力”强大的中国。

P119 贸易的赤字与否与此国在国际间贸易中的地位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还要考虑到贸易品的类型。我们有必要对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做个界定。正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我们不能仅凭两个人之间说过一句话，就把他们定义为朋友的关系。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国家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就把其归为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体系之中。因为此时的贸易同后世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贸易并没有直接推动贸易双方制度、文化上的巨大变革，这是与1800年之后的贸易活动最大的区别。在工业革命后的世界贸易中，欧洲（准确的说是英国）不仅向外输出了以机器设备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输出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而这是的今后的世界真正的从观念上成为一个整体。而在制度输出上，领导者自然只能是欧洲，而不可能是已经迟暮的亚洲强国。

在第162页作者提到“中国的生产和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领先的地位”。然而我们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出口品，自汉朝以来，就一直是丝绸、瓷器、茶叶等，而四大发明等科学技术上的传播，在此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甚至欧洲在此时已经超越了中国。

P167 作者提到“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以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然而这样的一个令人羡慕的贸易地位，并没有使中国在之后的任何一次与西方的对抗中占得上风，此时通过正当贸易获取的白银又通过屈辱的方式回到欧洲人的手中。这在一次证明了，我们考虑世界贸易时，不能仅仅从贸易量和顺差地位上来考虑，而更应该考虑谁在贸易中具有主动性。这种主动性充分体现在政府在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上。而贸易品的性质也值得我们注意，单纯的生活消费品，如瓷器、丝绸不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贸易对方，是的中国的文化影响进一步的加深。以如今中美之间的贸易为例作比，尽管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美贸易是顺差，美元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贸易中起主动性的依旧是美国，因为是我们改革开放求人家来中国投资的。直到现在，大多数地方领导依旧热衷于吸引外资，并且其吸引资金的数额成为衡量其政绩的重要指标。在贸易品构成上，我们也不能忽略，相比于中国的衬衫、裤子，美国的电影和科技产品显然更能在思想上影响我们。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中国有很多人鼓吹美国式的民主，而在美国，却鲜有人公开支持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

P169 作者总结到，“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从量上看，我们自然可以称中国为中心。然而就像笔者之前提到过的，量大不一定起的作用就大。这是量与质之间的区别。每一次社会革命，起主动作用的必然是量上处于劣势的新兴阶级。而我们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同样是因为从本质上来说社会主义是优越的，而不能因为中国的GDP少于美国，我们就否认社会主义。因此，作者如果想通过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来论证中国在世界一体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其说服力是有待质疑的。

作者认为“事实上，近来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世界经济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全球化’。”然而在笔者看来，作者无疑把“全球化”的时间提的太前了。或者说，作者把表面化的世界贸易认为是“全球化”。然而如果把这认为是全球化，那为什么在全球化了几百年之后，处于全球化核心地位的中国皇帝在听到英国时，还会问：“英国有多大，英国在哪里？”这样一点没有全球化意识的问题呢？为什么在全球化了数百年之后，作为中国知识最丰富的士大夫阶层，才开始正眼看世界呢？如果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了几百年，而处于全球化核心地位的国家政府和百姓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否有点说不过去呢？

在第192、193页，作者举例说明了世界各地黄金白银比价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有着巨额利润的套利行为。虽然这一行为无疑对推进货币在世界的流转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从侧面讲，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的世界市场尚没有产生紧密的联系，因为显而易见，在一个成熟的世界市场是不可能出现如此巨大的汇差。

通过作者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欧洲人从美洲获取大量的白银，然后通过贸易的形式流向中国。笔者一再强调，考虑一个地区在推进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要看其是否具有主动性。正如我们评价一个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地位时，要看其革命纲领和理想。农民阶级在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们依旧不能称之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因为农民阶级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不具有革命主动性。欧洲尽管在对亚洲的贸易中处于逆差的地位，然而从推动白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中的作用来看，是欧洲而不是亚洲充当着主要的推动力。亚洲对于白银的吸引，更大程度上是由其贸易优势的延续性产生的客观上的吸力而不是亚洲主动地通过贸易的扩大来吸收白银。作为在中国起绝对统治地位的朝廷，对海外贸易产生的利润并没有太过于关心，否则也不会一而再的颁布禁海令。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拥有统一而广阔的区域，国内贸易即可以满足巨大的需求和供给，因此无需依赖海外贸易。这与偏安东南一隅的南宋王朝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南宋，路上的贸易通道均被异族阻隔，不得已依靠海外贸易，因此促进了泉州等港口的繁荣。总而言之，欧洲不仅在发现新大陆上具有主动性，在推动货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上也具有主动性。这种主动性的延续无疑使欧洲在真正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处在了领导地位。

在第四章，“全球经济：比较与联系”的前半部分，作者又一次的通过贸易规模、人均收入、消费等方面来证明“欧洲中心论”的谬误。由于科学技术在改革开放后被冠以非常崇高的地位，因此作者从第257页开始论述的“质量：科学与技术”引起了笔者的特别关注。

作者从一开始就对“欧洲中心论者”所持的惯常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提出了四个问题：“(1)总体上看，当时究竟是欧洲的科技还是亚洲的科技更先进，这种情况延续到什么时候？

（2）在从中国引进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等之后，是否只有欧洲的技术在发展，而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的技术就不再发展了？（3）多少年后技术是否沿着从欧洲到亚洲的方向扩散？

（4）技术的发展仅仅是欧洲或中国或其他地方的一种当地的和地区性的进程，还是世界经济的力量影响当地而造成的一种全球进程？”作者用一系列学者的研究成果，论证了当时的欧洲在科技上并没有处于支配地位，以及亚洲的科技先进性和对欧洲的影响。然而在笔者看来，作者的论述又未免落入了表面化的窠臼，作者所举的一些亚洲科技先进的例子，无论是四大发明，还是钢铁冶炼技术、造船技术、纺织技术、火炮等，都属于技术的范畴而并非科学理论的范畴。即，在这一时期，尽管亚洲的工业技术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依然进行了创新甚至保持了领先地位，然而却并没有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化学、物理学等科学基础。与之相反，或许欧洲的技术水平在这一时期并未领先亚洲，然而却通过实验科学的发展一步一步的整理出成体系的科学理论。而这些科学理论，才是推动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一点，却被作者有意无意的忽视了，详谈表面的种种技术而不谈其背后的科学基础，不得不说是非常片面和肤浅的。

现在把目光转向第六章：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地）胜出。学习一个人的优点远比只是批评一个人的缺点更有价值。国家之间也是如此。作者在一开始就给出了两个答案：即，亚洲人变得衰弱了，欧洲人变得强大了。其实在第一章的导论中，作者就曾经提到：“我的观点是，导致亚洲在1750年以后衰落的原因，不是所谓近代早期亚洲的孱弱和欧洲的强大，而是亚洲本身强大所引起的后果。同样，正是欧洲原先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缘地位和孱弱才使得它在1800年以后蒸蒸日上，如日中天。”作者以上的回答，更像是回答一个哲学问题，暗合中国古语“物极必反”。同欧洲中心论者相反，作者试图通过描述“亚洲的衰落”来进行一种对比，试图说明欧洲的崛起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引以为傲。笔者认为，把欧洲的强盛说成是亚洲衰落的结果似乎有失偏颇，毕竟，内因是一个事物前进和发展的决定力量。而如果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的话，欧洲的崛起和亚洲的衰落反映的是矛盾主要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其性质决定的。这一强一弱的变化，反映的是代表世界经济的体制已经从亚洲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变为欧洲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作者在400页提到，“亚洲更高的人口增长阻碍了由于和基于对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机械的供求而发生的技术进步，欧洲较低的人口增长产生了这一刺激。”作者的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人口的过量增长无疑是阻碍经济进步的一大阻力。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巨大的人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转变为促进科技进步的优势。其区别在于所在地区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把未产生科技革命的原因简单的归于人口的增长未免不太具有说服力。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涉及的要素过多，且是从历史上一层层的继承发展而来，着实不好解释。

作者在第七章里总结了自己的结论。笔者也在行文末尾做自己的总结：

1.1800年之前的世界贸易是浅层次的，不能被冠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称谓。在当时的贸易体系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处于中心地位。

2.在1400-1800年的世界贸易中，尽管中国占有中心的地位。然而占据贸易主动性的一直是欧洲。

3.在1400-1800年，欧洲处于兴起期，亚洲处于衰落期。这种对比不仅仅是量上的，更重要的是质上的。

4.在1800年之后，准确的说是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经济全球化才真正的展开。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欧洲。

第二篇：白银资本读后感

《白银资本》读后感

作者弗兰克是西方著名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29年生于德国柏林。1957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学位。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中用大量历史资料和大量篇幅说明了一个只要读过 中学历史的人就知道的常识—中国在1400年到1800 年间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人中国。不过, 作者的用意并不在此, 而是以此为依据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新颖见解, 即在l400 一1800 年间, 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 而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想到据此来证明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而西方只是中国的边缘地带这么一个结论。弗兰克的这一独创推论既没有实证基础也没有逻辑依据。因为, 从历史视角看, 秦汉帝国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 但秦汉时期恰恰却是大量白银外流的时期，从现实视角看, 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外贸逆差国, 而美国却是不容争议的世界经济中心。

《白银资本》从根本上否定了被西方学术界一度奉为圣经的“ 欧洲中心论” , 提出与之完全相左的“ 中国中心论” : 即在1800年以前, 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是在中国而非欧洲，弗兰克这个新奇观点如同一颗炸弹, 掀起了世界经济史学界、历史学界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

读完《白银资本》这本书，对于我的触动非常大，首先它使我认识到中国甚至是亚洲在全球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了解到欧洲并不是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从很久以前就主宰了亚洲甚至是世界。

弗兰克一直致力于世界体系史、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研究，特别关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欠发达状况，毕业后到拉丁美洲任教，在实地研究的同时还作为“本地人”加入了智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卷入拉美的政治斗争当中。在这一阶段他研究拉美欠发达原因，成为“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思想倾向还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想型”的分析，侧重考查现代世界如何围绕资本主义把各地区编织进一个世界体系之中的，是世界体系理论的一部分。

但后期随着他的政治立场转移，学术分歧加大，弗兰克的思想与前期发生了巨大的断裂，他开始怀疑自己一向认同并作出贡献的现代世界理论体系理论。他在本书的前言中就表达了他的疑惑。

弗兰克借用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所提出的长波周期理论来分析欧洲和中国数千年来的经济成长, 认为在明朝以前的千多年里, 中国一直处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 阶段(即繁荣阶段)，17 世纪初期中国进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B 阶段(即衰落阶段), 这个阶段持续了二三十年后再次进人康氏周期的A 阶段, 1762一1790 年中国进人危机和衰退时期, 这正好对应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又一个B 阶段, 而欧洲却进人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 阶段, 这就是1800 年之后中国衰退而欧洲兴起的原因。细细品究弗兰克的分析,不难发现, 他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把存在争议的理论当成解释性证据。对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这种现象到底是否存在, 经济学界存在很大的争议, 晚近的主流看法是, 康德拉季耶夫所描述的长达500年的周期根本就不存在。那么, 依据被证伪的理论所推断出来的结论, 恐怕不会是一个真命题。即使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确实存在, 那也还存在一个适用性问题。康德拉季耶夫是在分析了有关法国、英国、德国等一些国家长期的时间序列资料, 根据这些国家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和对外贸易、煤炭、生铁等产量和消费量的变动情况才得出的长周期理论。也就是说,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是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运行实际中抽象出来的, 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 这一理论并不适用,这一点康德拉季耶夫氏本人也承认。而弗兰克氏却用它来套沉浸在自然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中国古代经济, 无异于张冠李戴, 这是《白银资本》的一大硬伤。

尽管《白银资本》名噪一时, 不过, 从学者们的赞扬性书评看出, 《白银资本》被引起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不是它本身的学术价值, 而是因为它扮演了反对“ 欧洲中心论” 的旗手, 在这一种充满火药味的氛围中, 为打倒对方提高自己, 忽略《白银资本》的硬伤而仅从史观的角度写点带有夸张性的书评就在所难免了弗兰克本人坦率地承认, 他“ 既不是历史学家, 也不是汉学家, 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 , 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 学的是经济学, 研究领域广泛, 涉及经

济学理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世界体系史。非专业经济史学者写出的经济史著作中出现硬伤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看了一些关于评价白银资本的看法，许多都是挑剔或者反对，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经济史学家的学术心态。当非专业经济史学家写出了名噪学坛的经济史著作时, 经济史学家的前后反应往往是矛盾的: 第一反应就是充当评委, 从自己视阂所能及的范围内作是非评判, 挑一挑论著中的史料错误, 然后把它当作罪证进行批判, 最后以专家的身份说: 不懂就不要写历史!第二反应是照搬套用, 经济史学家在做完史实挑剔之后, 发现非专业经济史学家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实胜过自己, 于是又被它所折服, 折服之后, 不分青红皂白, 拿来套用。由此看来, 经济史学家在经济史学的最高舞台上首先是评判者然后是粉丝,但就不是表演者。要知道, 只有一线的演员才能演出一台真正的好戏, 经济史学家不以主动积极的学术心态去谋取经济史学舞台上一流演员席位, 又怎能演出一台高水平的经济史好戏!

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总的来说还是写得比较成功的, 它能够在许多方面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突出地使用了长时段的研究方法, 他用这种长时段的分析来架构他的整体主义研究,并据此预言了亚洲将再次兴起。我认为, 不论弗兰克所使用的周期理周期理论与长时段论是否科学和准确, 单是这种长时段的研究视角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启发。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不难发现, 世界历史中最繁荣和发达的文明重心实际上也一直是在不断转移的。因此, 未来发生西方再次衰落和东方 或其他地区 再次崛起的情况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进行的研究,对各种生产方式的意义及它们之间的所谓过渡.提出了质疑, 这是《白银资本》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论点。弗兰克指明,正如我们指出的, 不仅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 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里, 更不用说整个世界社会, 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许多不同的生产关

系-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品。但是, 从来不是哪一种生产关系, 更不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某种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相反, 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一直是更重要的因素, 决定着生产关系的选择和调适。我认为弗兰克这一论断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近代西欧再版农奴制的出现, 以及奴隶制种植园在美国早期的长期存在等历史现象, 我认为都能够在弗兰克的这一视角下得到解释。

总之,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不仅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方面颇富启示性, 它提出的许多观点也是发人深思的。

第三篇：《白银资本》读后感

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白银资本》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它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作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论述。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西方著名学者，为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他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与学术界多数人的通常看法不同，在他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评：《白银资本》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内核，也有基本的缺陷。这是一部优点与缺点同时存在且对比鲜明的著作。①我认为《白银资本》在理论方面合理的内核是对“欧洲中心史观”的批判，并试图在世界体系或全球历史的框架里重构世界历史。②在理论方面的缺陷是强调一个方面而对另一个方面缺少关注，从而有损理论的周延性。因此遭到中国学者广泛的批评。例如，对历史的联系性（“全球性”、“整体性”、“共通性”、“经济性”）的强调而遮盖了历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异性”、“制度性”、“文化性”）。不过，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他的思维方法还是具有辨证性的。例如他认为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③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内核是采用“全球学”（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的相加并不是整体，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融分析方法，并在历史哲学的层次上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予以思考。弗兰克强调，研究历史应该是总体史，应研究整个世界史④《白银资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资料为主，而且中文资料的利用尤其欠缺。

第四篇：白银资本读后感

本书作者A.G.弗兰克，出版于1998年，白银资本读后感。英文名称《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大意是重新认识亚洲时代的全球贸易的意思。内容，按章节来说大致如下：

第一章）回顾前人理论。

这本书的很多篇幅用来描述1400年到1800年的、世界各地之间的国际贸易体系，剩下的篇幅则用来对这样一个体系的某些方面做具体分析。这个问题显然不会被之前的历史学研究者们给漏掉，于是第一章便用来回顾和分析早致斯密的大量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关于这个问题、或其中某个片段的理论。

按作者所说，之前的各种理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

以结果反推原因，作者在列举时注意比较了斯密等早期研究者的说法和之后的说法之间的差别；

“八卦”，比如各种依赖于人种优越性学说；

宗教因素决定一切，比如犹太教、新教伦理，神道教独特性，甚至还有儒教，本质上说也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

以满足意识形态需求为目的，“挑战与回应”似乎就是一例——而如作者所说，许多反驳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侧重于意识形态分析；

缺少跨地区分析，也就是说欧洲历史学家研究欧洲历史，却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叫做世界历史，；

...简单的说就是在研究世界历史时缺少“世界视野”。当然，这种“缺少”可能还有不少研究者以外的因素，在史料或前人的研究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前，只有好的研究态度仍然可能造出一栋空中楼阁。这一点可以从作者对自己之前研究成果的分析里看出点东西来。

此章还略为介绍了下之后章节的内容等。

第二章）全球贸易流程。

简单的说，就是按地区分章节介绍了1400-1800之间，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做什么生意，以及怎么做生意。这里的有些内容是老生常谈，有些则很有意思：

陆地与海洋贸易的一体性，也就是说海港城市有陆地城市作为其生产基地和地区市场，类似十九世纪时纽约之于美国东海岸的情况；

造船业本身是东方贸易的重要产业；

世界性的生产分工出现的很早，作者举的例子之一是美洲白银生产需要从中国进口部分水银；

历史上的“锁国”相当于现在的高关税等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事实上没有实现中断贸易的作用；

少数大国在选择海洋利益还是陆地利益方面政策有反复，如明朝中国，即当时的海禁与停止官方航海活动不是简单的自闭；

“朝贡”所指的活动，是各方默认的商业活动，当然官面上的说法有一些强调上下关系的政治味道，如作者所说这种做法自负但有部分的事实基础；

“生态帝国主义”，也就是说大规模蔓延的瘟疫的受害方，往往是相对封闭的一方；

古代的“城市化”，可能反映了当地社会手工业的发展状况，随之而来的至少包括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作为商品在地区内的流动；

等等。

作为总结，作者似乎把这个时期的贸易活动描述成同心圆结构。中国地区是一些广受欢迎的商品的生产中心，中国朝贡体系中的国家与中国直接进行贸易，南亚中亚等各有地区市场同时也做转口贸易，非洲的贸易相对简单和孤立些，欧洲则用美洲得来的贵金属参与上述的贸易圈。

这里，作者侧重的是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贸易，或者作为这些过程附属的对外口岸和内陆生产基地之间的贸易，各地区的内部贸易似乎很少提到，可能是因为和主题无关。此外，作者之所以把各地的贸易联系在一起，似乎是因为两点：各地的同类产品之间有竞争；各地进口出口的货物包括制成品，也有原材料。

第三章）白银推动贸易。

这里介绍了1400-1800年之间，贵金属产量，用途，及后果。

众所周知，一般等价物促进商品交换。作者在第二章中提到，1400年后的一百多年，是世界范围贸易快速货币化的时期。这和欧洲殖民者首次将美洲纳入世界贸易体系有关。之前的时代里，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如作者在最后所总结的，达到了某种平衡，欧洲对美洲的控制则是在这个平衡/饱和之后的一个持续的改变因素。其后果，包括各地通过贸易获得资本用于更大规模的商业生产，物价变化，人口增加，信贷发展等。简单的说，就是世界各地都开始“用钱做生意”。

第四章）经济体系的比较。

之前的章节不断重复的主题之一是东洲主导世界。从这一章开始，作者把论述内容从“怎么样”变成“为什么”，第一步便是比较东西方的各方面的情况以试图找出差别或反驳之前理论所推崇的、事实上按作者观点并不存在差别。

首先作者总结了一下1400年-1800年这个发展过程的结果，即十八世纪末世界各地的基本经济状况。结论是到此时为止，从各种史料看，东西方之间没有巨大差距。当然，这里说的是某个时间段的状态，而不是发展趋势。后者作者作为本书的结论写到了第六章。

经过上面的史料比较，作者引出了这样一个话题：东西方如果发展的结果无差别，那么是否说明其各种社会特征也无差别？这里作者比较了东西方的主要技术成果。

最后一节比较的是东西方金融制度。

当然，说是“比较”，作者实际上偏重于介绍东方各地区的情况。同时，这一节的目的是为了反驳“不存在”，所以作者有时只是简单的列举些说明“存在”的前人研究成果、数据、引文等。

第五章）应当横向整合。

感觉这一章是过渡性的。开篇引用了约瑟夫*弗来彻的观点“近代早期世界各地的平行现象，可能意味着其背后有共同的规律在起作用”。这里所说的平行现象似乎就是所谓的“十七世纪危机”。

具体的说，在十七世纪，我国发生了明、清交替，英国发生了革命，葡萄牙独立，一些欧洲和亚洲国家开始走下坡路，读后感《白银资本读后感》。但是也有很多例外。作者的结论是，不存在普遍的、长时间的十七世纪危机，但是当时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同时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作者所说的“一些事情”是白银供应的变化。作者引用了斯密的说法为左证之一：“矿山不断发现导致的贵金属供应量增长停止，白银等在1936年前后开始更加值钱”。同时作者也提到，贵金属货币供应问题只是导致各国不同状况的因素之一，其它如气候、政府财政状况、社会各界的对策等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六章）西方如何胜出。

首先，作为对之前章节的总结，作者说到，“东方衰落，然后西方兴起”。这之间谁先谁后会引出二种说法：西方打压了东方VS东方给西方让出了位置。作者应该是赞同后者的，但是他也说到二者同属于一个密切相关的世界经济体系里，二不是互相孤立的。

然后，作为对全书的总结，作者提出了一个基于人口VS土地关系的解释。这可以说是全书核心吧，下面仔细说一下：

机器化大工业是很晚的事情，大约在十九世纪开始才大行其道吧。也就是说，之前的时代，社会生产力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简单的说，就是能养活的人越多，国力便越强。——当然，古代不存在什么把汽车流水线改个摸组就能冲压出廉价步枪的情况，所以社会生产力从一种产品转到另一种产品上比今天困难得多。于是生产力强却打不起仗的情况也随时都是。

人力即国力，这个说法很粗糙。因为即使在古代，劳动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这个大约可以从我国的传统农业上看出点端倪：首先是种子几百年一变，然后是产量、耕作制度、水利工程设计建造技术，晚到近代早期还有商业作物混作制度和产品初级机械加工技术（哦...简单的说就是黄道婆等的技术革新）。此外，让所有的人力能够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制度也有不小的作用。

但是撇开这些零碎不谈，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力。这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来看：碰上天灾人祸，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力必定大打折扣。书中提到的例子是明清交替时中国地区外贸的国际地位的变化。

如果“人力重要”的说法成立，那么显然可由此搞出个评价社会生产力状况的指标。书中提出的是人口/土地比例。个人觉得这里的土地应该是在说可养活人口的土地，比如牧场、耕地、沙漠中的绿洲等等。同时这个说法似乎也有些可商榷之处，比如土地产出不同地区、时代是不同的——当然，按书中所说这也可以解释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内部对人口压力所表现出的适应过程，即人口/土地比例还是最基本的因素。此外，书中还提到了人口结构的问题，即在中国地区适龄劳动力的比例可能还要更小些。也就是说各种修正因素本身也相互抵消，合作用如何在下看不清楚。

按书中所表达的意思，人口/土地比例实际上反映了社会所能养活的生产力的规模。那么这样一个数据如何反映出生产力状况呢？由于老祖宗时的各种主观客观因素，我们有了养活一大家子人的实能力。这人一多，就有人可以不忙着土里刨食混日子；就不会动不动被天灾倾城、被人祸灭国；上一辈人的经验能更保险的传到下一辈而不断档。如是千年传承，人多一点、书多一点、地方多一点、点子多一点，就都是自然而然的。而如上所说，机器大工业时代之前，一个有大量人口能安稳生活并从事劳动的国家/地区，绝对能做出很多东西，尤其是当地能断断续续维持个几百上千年大致和平的社会环境的时候。

好的方面说完了，坏的方面也得说。机器大工业时代之前，最便宜的机器海战术用不了，一切靠人力，改造自然的能力自然弱。机器大工业时代以前，年代越早，生存权问题对于各地的人类社会来说就越严峻。其表现么，最平常的来说大约就是生了养不活，活着死的早，生病医不好，等等。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个社会是否成功，就在于它能养活多少人口密度。如上所说，前机器工业时代人力是根本——注意，人力不是牲口力，不单是体力。也就是说，在那样的“大环境下”成功的社会，会为其继续成功积累人力资本。——这说的或脱脱就是我们中国地区么。揭掉所有神秘的面纱之后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人在中国地区的成功，靠的其实不过是大量普通中国人普通地过日子的本事。——当然，要是有机会去古代“农家乐”一把，我们这些后人肯定会觉得古人的生活新鲜得不普通。

然后问题就来了。有一句话很经典，说的是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出来的东西超过以往总和云云。简单的说，就是工业革命一到来，世界大变样——冷水变开水，里面养的鱼就得从耐冷变得学会耐热；变得快得活，变得慢即熟。而这适应速度，从无到有者和积重难反者是不同的。这里的“大变”不神秘，简单的说，人力有时而穷，机器的生产能力却可以不断提高（其极限可能只受物理规律的限制吧，肯定远高于人力的情况）；而这“大变艰难”，大约就是说古代社会劳动密集型比技术密集型来的更容易上手吧。

道理很简单，结果很无奈。

然后是第七章，似乎和主题无关，属于关于论述的论述。就不废话了。

通观全书可以发现，作者所有的论述实际上都回到了几个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或者说曾经熟悉）的基础上。

生产力VS生产关系。全书大篇幅的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世界贸易的状况，这就是从产品流通状况反推各地的商品生产状况。而上面提到的人口/土地，说的实际上就是构成生产力的主体——劳动者，和为了保证一定规模的生产力的维续而产生或设计的社会制度——也就是生产关系，二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

一般等价物对于商品流通的意义。对于商品生产、流通开始初步壮大的的时代来说，一般等价物的有无或者说匮乏/充盈，可能意味着二种经济运行方式（类似的比如层流/湍流之类）。于是，从“有”变“无”或者反过来，意味着社会巨变，能否适应这种变化则和社会的具体特征有关——而这个特征显然是某个历史过程的结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不是“文明基因”之类事后诸葛亮的东西塑造文化，而是一群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具体的生活环境、生存方式、繁衍历史等，决定了她在什么时代有什么样的文化。

利益驱动，同时社会活动参与者里没有高瞻远瞩、胸怀全人类者，其活动都以短期预计为指导，目的都在于为不同的社会小团体牟利。

技术的传播是无法遏止的。这个...大约就是说古代也盗版横行吧。具体的例子很多，比如中国的丝绸、威尼斯的玻璃，等等。不过这似乎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第五篇：《白银资本》读后感（范文模版）

《白银资本》读后感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银资本》 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白银资本》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内核，也有基本的缺陷。这是一部优点与缺点同时存在且对比鲜明的著作。我认为《白银资本》在理论方面合理的内核是对“欧洲中心史观”的批判，并试图在世界体系或全球历史的框架里重构世界历史。这一点，中外学者已经给予充分的肯定，在此不再赘述。在理论方面的缺陷是强调一个方面而对另一个方面缺少关注，从而有损理论的周延性。因此遭到中国学者广泛的批评。例如，对普遍历史的强调而忽视历史发展的非凡性；对历史的偶然的渲染而屏蔽了历史的必然；对历史的联系性（“全球性”、“整体性”、“共通性”、“经济性”）的强调而遮盖了历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异性”、“制度性”、“文化性”）；对历史的连续性（陷入“历史循环论”的陷阱）的偏爱而看不见历史发展的断裂性（“社会质变”、“社会进化”）等等。不过，弗兰克的理论框架可能使他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不可能根据历史材料炮制出一个万能的理论出来。弗兰克在强调一种研究取向的时候可能正是针对另一种研究取向的缺陷而设定的。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他的思维方法还是具有辨证性的。例如他认为：“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假如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

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内核是采用“全球学”（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的相加并不是整体，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融分析方法，并在历史哲学的层次上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予以思考。弗兰克强调，研究历史应该是总体史。世界史象一个三条腿的凳子，有经济、文化和社会。因此，应研究整个世界史。整体世界史影响部分以及部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世界每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不了解比较着的二者之间的联系，不可能真正比较。中国史不是各省历史的总和，即使部分的历史做得再好也不是整体的历史。弗兰克征引约瑟夫·弗莱彻在1985年曾说过一段话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事实上，大多数欧美大学所耕耘的史学领域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学、甚至一种地方眼界。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无论用各种专题研究所拼凑起来的历史‘学科’的马赛克是多么绚丽多采，假如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那么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的历史独特性的全部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

《白银资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资料为主，而且中文资料的利用尤其欠缺。但弗兰克辩解道：”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替代一个整体主义的涵盖整个世界的理论模式。我们正是需要（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模式来组织和解释现有的证据，而且使我们能够远远超出原有西方理论路灯所照射的范围，指导我们去寻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