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论快乐》－－读后感】 钱钟书的论快乐是什么[推荐五篇]

第一篇：【钱钟书的《论快乐》－－读后感】 钱钟书的论快乐是什么

钱老的书中总是透露着幽默和睿智。记得高中时捧着《围城》，几个同学看的时候笑得抱成一团。《论快乐》是钱老《写在人生边上》小集中的一篇文章，我在中学的时候就读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到的，想到的跟以往是大不相同的。因此，现在再重读这篇文章时，感觉也是跟原来不同的，绝不是原来单纯地觉得好笑。现在则会静下心来细细地品味文章的深层次的涵义了。因为真正的智慧不是直白，它需要细细品味，像酒一样，越品越感受到它的真实。同时也能体会到智慧的深邃。《论快乐》就是这样一篇充满了智慧的文章。文中对“快乐”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诠释。首先说它是易逝的，“欢娱嫌夜短”；

再说“永远快乐不但是渺茫地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地不能成立”；

接下来又向读者阐明快乐是人生存下来的催化剂；

然后又说明快乐其实是精神层次上的感受；

最后作者坚定地认为“人生虽不快乐，但仍能乐观。”这里前面的“快乐”意味着物质上的享受，而后面的“乐观”这个精神意义上的涵义才是作者所认为的真正的快乐。而这句话也是文章的主旨。

掩卷沉思，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看到的、面对的、经历的、回想的大多数是拼搏时的艰辛，失败时的痛苦。而成功时的快乐则是奋斗过后的一个界碑，那只能是一瞬间的感受，进步的人在快乐瞬间过后，便会越过这个界碑，朝下一个目标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又将会面对艰辛和痛苦。而不求上进的人虽然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享受着“快乐”，但那也会是短暂的瞬间，因为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社会在进步的过程中就像一个筛，把落伍的给清理出去。这个时候，他还能快乐吗？

钱老在文章的末尾写到，“是的，这有点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人生观开得玩笑。”“矛盾”这个概念小而理解就是对不相容的事物的一种描述，大而解释则又是一个深奥的哲学命题。哲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它能将不管多大的问题给简而化之，用一个概念就概括了，但同时又神圣得让人不敢去触碰。由此可见，世间万物都处在矛盾之中，哲学也不例外。那与快乐相矛盾的事物是什么呢？痛苦、绝望似乎都不能很好地来概括，因为快乐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谁能给出快乐的具体概念呢？钱老在文章中也没有给快乐下定义，但是他说了这么一句，“一切快乐的享受都是属于精神的。”他反对将“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并且认为“这是最糊涂的分析”，由此就递进得到了“人生虽不快乐，但仍然乐观”这样一个论断。这与钱老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旧中国，内忧外患，人民生活水平极其低下。而像钱老这样的知识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空有一身的才能却不能得到施展。在当时，钱老等一大批的知识分高举民主救国的旗帜，传播先进的文化，用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救国的斗争中去，虽然生活上境遇很差，但他们是乐观的，在斗争中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希望。此时的他们一定是快乐的。

再想想我们当代的大学生，物质上的富裕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因为在大学生中流行着“郁闷“这样一个字眼。我想，接受着高等教育，生活上无忧无虑的天之骄们；

未来国家、民族的栋梁们，理应是这片土地上最富有激情、最富有活力的群体，何苦要天天发出“郁闷”这个听起来不快乐的词语呢？

仔细想想，恐怕是物质上的富足导致了精神上的空虚。那么这些是谁的责任呢？是社会，是家长，还是我们自己呢？都有。社会的大气候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家长望成龙的心态会让我们这些度过了高考独木桥的大学生有种优越感。但说到底还是我们自己，上了大学后没有了父母在身边，没有了中学时老师的管教，学业的轻松让我们不禁觉得飘飘然。有同学沉迷于花前月下，有同学沉迷于网络游戏，有同学沉迷于吃喝玩乐。虽然这些都是少数，但他们却让其余的多数在心态上发生了变化。他们会认为，“他们活得多潇洒，多快乐，我们这样可真是郁闷。”但是想想，他们那是真正的快乐吗？真的是永久的快乐吗？

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西方有句谚语“智慧是快乐的源泉”。要想拥有快乐，我们就要先拥有智慧。应该时刻保持刻苦努力地学习，书本中的知识被你掌握了就是智慧。智慧是快乐的源泉，要最终感受到快乐就要去用自己的力量去奋斗，在奋斗的过程中你也会遇到痛苦，但那是得到快乐的必经之路，因为寻找快乐，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事物是矛盾而统一的，在奋斗中慢慢地体会寻找快乐的激情，为了快乐，让我们去奋斗吧！

第二篇：胡河清《钱钟书论》

钱钟书论

胡河清

文艺理论不管怎么说，无非也就是谈文艺的而已。然而我认为最好的文艺，总是渗透着人生的感怀；如果谈文艺的理论文章一概都写得如同哲学家的着述，一点点汗臭或者酒香的味儿都嗅不出来，那也未必就算顶高明的理论境界。我先前特别喜欢的一篇文艺理论的大文章，便是柏拉图的《斐德若篇》。看那篇文章，不但领教了不少文艺理论方面的道理，且又能见识到如许希腊哲人高谈雄辩时的风采。当代戏剧讲究推倒“第四堵墙”及观众的参与意识。我读《斐德若篇》的时候，也觉得那“第四堵墙”荡然无存了似的，有时竟忍不住想开口狠狠刺一下那位自以为全知全能的苏格拉底。要是当初斗胆敢只身去“会饮”，恐怕十有八九会被苏格拉底大人的收发室赶出艺术的宝殿的。

知趣之余，还是谈谈咱们东方吧。咱们中国的钱钟书先生，也是以辩才着称的，且又写过艺术的大着作如《谈艺录》、《管锥编》及其它。不过到底是诗书礼义之邦的老先生，态度气象上是要比苏格拉底谦虚了许多。比如那《管锥编》的“管锥”也者，钱钟书在此书的一开场便解释：“锥指管窥”的意思。这样低调的题目对有着雄赳赳的希腊格斗士那般姿态的、专爱作总结发言的苏格拉底大概是不大会起的。但据说钱钟书先生是江苏无锡人氏，而老话则有“刁无锡”之说，意谓无锡人说话口气是很“刁”的。大凡“刁”者必喜“锥”人也。如此看来，钱钟书之谈艺，从书的标题上便露出自己的脾气来，也比不得新星们之高深抽象的。

为什么说到艺术理论，便单单先举出个钱钟书来呢？因为，中国历代的文论、诗论乃至画论极多，其中还有不少被后人当作“名山文章”，但我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尽管钱钟书称他着的也是“诗话”，却与传统的诗话大有异趣存焉。依我看来，传统的诗话文论类文章其中固然不乏警语佳句，但也有些不及钱钟书的地方。

传统诗学作品的品类之一，是一味地高玄。比如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文字就极狷洁明净。我原先颇欣赏他的《典雅》一品：“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想想做人若能永远如此悠哉游哉，消遣岁月，真是其乐无穷。由此之故，已能将此段文字倒背如流。但既熟诵之后，不满也就渐渐生了出来。人生在世，总有些七情六欲十二万枯槁奇想在此，而若是一生老坐在竹子丛里稳稳地“人淡如菊”，那岂不太辜负了那风起浪作，苦乐兼并的人间世？乃至于生死的大畛域亦难辩矣。对于此类雅得过分的文字，现代的人谈起来，若一味地咏叹其风雅，未免就不露出些遗少的迂曲可笑之处。我们现在若看梁楷的《八高僧故事图卷》之类，那一个个托钵老僧坐在松柏之间，左右修竹，双目似开还闭，真似蝉蜕凡骨超入梵天了。哪知道当时禅门中的斗心机，实在比得水火之难容。禅宗的祖师慧能就因为得了一件达摩的袈裟，而差些被同行拿了头颅去的。所以范文澜先生揭此辈雅人的老底说：“成佛的最初戒律是不杀不偷，而教人作佛的禅师却是杀偷兼备，甚至要杀死人的头。不管禅宗大师们口头上说得多么空、多么净，在争夺名利时，终究是禅师即强盗，无二无别。”

而钱钟书对这些假超脱的释子们似乎看得更透些。如韩愈扬儒宗而谤佛。释门中人南宋释志磐对此评曰：“今人有能少抑盛气，尽观此书，反覆详味，则知韩公之立言皆阳挤阴助之意也。”对此钱钟书议论道：“盖辟佛而名高望重者，如泰山之难摇，大树之徒撼，则释子往往不挥之为仇，而反引之为友；巧言曲解，称其于佛说貌离而神合，心是而口非焉。”手段心机至此，其奉“四大皆空”的诚心究为几何也昭然了吧。

为此之故，钱钟书对于那些仿佛不染人间烟火的道禅派诗人，并不像传统诗评家那样只知咏叹他们的诗境如何如何风流潇洒，而是“诗律面前人人平等”，也要考其真伪。如那位大名鼎鼎的神韵派始祖王士祯，钱钟书论曰：“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语，以自掩饰。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由此想到，当代的寻根派小说诸大家中，虽则阴阳八卦儒佛道禅念念有词，恐怕也未必就没有如王渔洋老先生毛病者的吧。凡神秘玄门，因其离众生世相也太远，故易与不近人情者近，而不近人情者则往往似真而实伪也。

古典诗论还有一类，以谈技巧作法为主。初入此门，总会认为此等文章作法切近实用，有裨后学者功德大哉。但看得多了，难免觉其雷同重复，令人生厌，而钱钟书虽然偶尔也讲些作文吟诗的甘苦经验，却不大落“义法”的旧套。他引孙子论兵语喻作诗：“始如处女，终如脱兔。”又引曾茶山诗：“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又如学仙子，辛苦终不遇；忽然毛骨换，改用口诀故。居仁说活法，大意欲人悟，岂惟如是说，实亦造佳处；其圆如金弹，所向如脱兔。”评曰：“„脱兔‟正与„金弹‟同归，而„活法‟复与„圆‟一致，圆言其体，譬如金弹；活言其用，譬如脱兔。”

用兵之道，通权达变，与迂腐酸痴绝缘。钱钟书的作文论诗之法，倒也说得上是一位深谙阴阳变化之术的“兵家”。他作文好似“脱兔”，像是想到那里说到哪里，又好用险笔，往往似乎说得走了火、离了题，说到别的地方去了。凡这种笔墨，便是他称之为“金弹”、“脱兔”的。在另一个地方，他又举出前人之言解释所谓“脱”的意思：“脱”者，“脱卸之意。凡山水融结，必于脱卸之后；谓分支擘脉，一起一伏，于散乱节脉直脱至平夷藏采处，乃是绝佳风水”。如果用心一点看，钱钟书文章中的这种“脱卸”之处，也正是他老人家伏着奇兵的所在，如《谈艺录》二三从朱熹喜学曹操书法写起，以后又断断续续转了好多的弯子，浅学而不求甚解如我辈，真不知他的用心何居。待看到后来“文人而有出位之思，依傍门户，不敢从心所欲，势必至于进退失据”才仿佛看出点意思来了。当然我也不敢断定这就是钱钟书的“中心旨意”所在。大抵对于已入神境的隐秀之文，而用所谓“中心旨意”等等肤浅的字眼求索之，必然弄巧成拙，自形浅陋。对此，钱钟书先生自己有过表白：“„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言作诗之法也。心之所思，情之所感，寓言假物，譬喻拟象；如庄生逸兴之见形于飞蝶，望帝之沉哀之结体为啼鹃，均词出此方，无取质言。举事寄意，故曰„托‟；深文隐旨，故曰„迷‟。”这说的虽为作诗之法，却也与钱氏文章的笔法同出一理。“迷”是说他的旨意是遥深的；“无取质言”，则提醒人们勿轻易作浅近的解释，以三家村学究言曲解其深文大义，亦即现代的文艺理论家之谓象征的多重含义也。

然而大概言之，钱钟书谈艺文章中的寄托，也还是可以如他自己说的，分之为“逸兴”与“沉哀”两类。

“逸兴”之“逸”在中国诗学中常指一种“超逸”、“高逸”的名士风度。如唐张怀瓘《书议》评王献之书曰：“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于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这一段文字移来评钱钟书的文章风格，也倒颇为切近。特别是他那种随随便便写到哪里是哪里的笔法，与晋人行草之“临事制宜，从意适便”的轻松态度很为相像。由此我也想到艺术批评中的一个奇怪现象，即评论一种艺术风格，往往在同一门类中难以找到确当的对应物，倒是隔山有知音，在“邻居体裁”中却可觅得更能说明问题的比较对象。张怀瓘谓晋人书法之“超逸优游”，亦颇能概括钱钟书的谈艺“逸兴”的一部分内涵。

“逸”的另一含义，则似以元倪瓒的“逸笔草草”最能代表。若说晋人的行草走笔尚有龙蛇飞动之气势，那么倪云林“逸笔草草”的艺风使意兴冷却了许多。石涛说他“一段空灵清润之气，泠泠逼人”，良有以也。此种“逸”风即“冷逸”也。石涛与倪瓒都领会过国破家亡的悲凉之雾，故能有此心照。“冷逸”之风表现在画格上，是笔墨用得简约，墨色下得萧疏；表现到文学上，则可讲可不讲的话，便省了不讲，笔法不带卑庸福近之态。钱钟书先生对倪瓒颇多首肯语。如他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引程正揆语：“画贵简不贵繁，乃论笔墨，非论境界也。宋人千丘万壑，无一笔不减，倪元镇疏林瘦石，无一笔不繁。”意思是说，画的境界之高深与否并不以笔黑的多少论定。倪瓒的画，着墨无多，境界却至深远。又引吴雯《题云林（秋山图）》并加评语曰：“岂但秾华谢桃李，空林黄叶亦无多，也是赞叹倪瓒的笔墨简净。”尤可玩味的，是钱钟书所引程正揆诗句：“铁干银钩老笔翻，力能从简意能繁；临风自许同倪瓒，入骨谁评到董源？”看钱钟书的文章，处处恰似有一“铁干银钩”的“老笔”在“翻”，而那种泠泠逼人，意在言外的“逸格”，则颇类似于倪瓒的疏林瘦石、空林黄叶之画法。“临风自许同倪瓒”，或者亦抑钱钟书先生之自

许乎？

但中国传统诗学之“逸兴”，无论如晋人行草之超逸或元人山水之冷逸，均多出世之致，而缺乏一种对现实人生的带有幽默感的介入态度。而钱钟书的人生襟怀却在这一方面似乎有些不大类似传统士人文化情趣的地方。

譬如他颇称赞林纾的翻译，特别指出林氏译笔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对此他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有详尽的评述。即以狄更斯小说《滑稽外史》第十七章为例，该章写时装店里女店员的领班那格女士听见顾客说她是“老妪”，勃然大怒，借故出气之事。钱氏特引出林译那格泼妇骂街之一节：

“那格……始笑而终哭，哭声似带讴歌。曰：„嗟乎！吾来十五年，楼中咸谓我如名花之鲜妍‟--歌时，顿其左足，曰：„嗟夫天！‟又顿其右足，曰：„嗟夫天！十五年中未被人轻贱，竟有骚狐奔我前，辱我令我肝肠颤！‟”

这段文字钱钟书称之：“真是带唱带做的小丑戏”。大概依他看来不仅道出了狄更斯原文的韵味，且有锦上添花之妙。好的文学批评往往相当具体地透露出批评者本人的趣味。在上述对林纾的评论中，也显出钱钟书那只幽默含笑调侃世情的眼。在此文的另一处，他又把这种幽默感由捕捉林译小说的妙笔推广到了评论林纾本人的为人行事上。比如他举出当年康有为想捧林纾翻译的一首诗，中有一句“译才并世数严林”，结果反而惹得林纾大怒。因为他感到翻译者，雕虫小技也，不足提；若要真心称赞他，就该称赞他的“古文”和旧诗。在这方面，林纾先生确是很狂的，狂到了说“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吾诗相较，特狗吠驴鸣！”而严复对这诗也是大不高兴的，因为他一向瞧不起林纾，看见那首诗，就说康有为胡闹，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也不认识的“译才”，自己真羞与为伍。对这一节公案，钱钟书评论道：“文人好名争名，历来是个笑话；只要不发展成为无情无耻的倾轧和陷害，这终还算得„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

这里钱钟书提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其实是很可以使研究者注意的。近年来称颂钱钟书的幽默者多矣，有说他继承了古老的“春秋笔法”的，有说他近似吴敬梓《儒林外史》式的冷嘲的，也有说他酷肖现代派的“黑色幽默”的；单单没有人想起钱老先生可能会与巴尔扎克、狄更斯的外国古典派者流有什么联系。在我看来，若是按照金圣叹评点《水浒》时称施耐庵用了太史公的笔法写小说的思路，则也很可以说在许多地方钱钟书也是在使用巴尔扎克做小说的手段在写他的艺论。且看《管锥编》、《谈艺录》中收集了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那么多声名赫赫的文人雅士的笑话，出尽了他们的洋相丑态，这难道就不可以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比一比么？钱钟书固然对此辈文人雅士有些“诛心之论”，但他到底赶不上当年孔老夫子恨“乱臣贼子”那般仇深地恨自己的同行，也不像吴敬梓先生那样除讥讽士林而外还能树立几个“贤人君子”的光辉形象作为后生之楷范！钱钟书的道德观念比此二公宽阔多矣。西方批评家有谓巴尔扎克“喜气洋洋写恶”者。其义盖在巴尔扎克能在写小说时将己身幻入恶人之身，设身处地为之撰出种种恶心思，此亦一物我两忘之境；而作为一有高深幽默之大小说家，置此“不知蝶之为我，抑我之为蝶”的一瞬间，岂不可能由洞察奸邪之怒变化为艺术观照之喜，而发意味至复杂之一怪笑乎？此种精神境界，就同钱钟书先生的风度颇为相近了。

至于英国的狄更斯先生的心肠似乎比巴尔扎克要软些。他特别欢喜写街头巷尾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也许就因此沾上了些顽皮孩子的精灵。他固然很会恶作剧地讥刺某个坏蛋或者老顽固，然而在他的孩子气颇浓的眼里又看到了这些坏蛋或老顽固也有些招人怜惹人爱的滑稽地方，这却是嫉恶如仇、仗义如山的道学先生正经人儿经常看不到的，故狄更斯之幽默，用我国文言形容之似当以“冷眼深情”为确，而这同钱钟书又特像。比如林纾老先生，当年曾写过攻击白话文的杀气腾腾的《荆生》、《妖梦》之类，煞是可恶。钱钟书却慧眼独具发现了林老先生的性格里似乎也有些可笑可爱之处。

言归正传，钱钟书之“逸兴”当也包括这方面的内容吧？由此之故，他老人家的文章之风味，可说是酸甜苦辣，一应俱全，而于酸咸外，又别有滋味存焉。

这滋味别无他，便是钱钟书自谓的“沉哀”是也。《谈艺录》开宗明义就讲：“余身丁劫乱，赋命不辰。国破堪依，家亡靡托。迷方着处，赁屋以居。先人敝庐，故家乔木，皆如意园神楼，望而莫接。少陵所谓：„我生无根蒂，配尔亦茫茫，每为感怆……立锥之处，盖头之茅，皆非吾有。知者识言外有哀江南在，而非自比„昭代婵娟子‟也。”一篇夫子道白，真是说得凄凄切切、苍苍凉凉，看不见尽头的一派白茫茫。如果仔细体味，又会发现这与传统文人的长恨之叹并不完全相同。关键在于“立锥之处，盖头之茅，皆非吾有”句。此是一种现代人由对于自身在宇宙人生中的真实价值的带有思辩色彩的重估而形成的悲观主义结论。非仅叹一己之穷愁失途，亦兼言宇宙本质的荒诞空幻。因此较之古人的典型情感，似乎具有更多的非个人性的形而上的哲学象征意味。

钱钟书在近代诗人学者之中，独与王国维特有心仪冥契之处。他引王氏《杂感》诗并评曰：“侧身天地苦拘挛，姑射神人未可攀。云若无心常淡淡，川如不竞岂潺潺。驰怀敷水条山里，托意开元武德间。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此非柏拉图之理想，而参以浪漫主义之企慕乎？”的确“苦求乐土向尘寰”乃是王国维身上伏着的最大的悲剧根子。他集诗人哲学家的痴气于一身，竟把柏拉图那冰清玉洁的理想国当作了人生的题中应有义，则哪能不失望？哪会不叹息？故钱钟书又称王氏“比兴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胜义，是治西方哲学人本色语”，而这“悲智”两字，同病相怜者读来真如子规夜啼字外有血也。王国维有西方理想主义者直面惨淡人生的严峻性格，却无其“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抗争勇气；又有东方佛学视尘世为悲苦心狱的阴冷，而无其既知善恶如形影之相随则淆是非于一体的圆滑。诚所谓聪明过头，自寻苦恼。此王国维之所以终于弃世者故也。陈寅恪先生当年曾哀王国维之自沉云：“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倘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钻味既深，神理相接……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其实陈先生大可不必担心，知王氏之奇哀遗恨者，并不乏人。钱钟书即其一也。

但较之王国维，钱钟书的“痴气”似乎要稍少一点。他对王国维关于《红楼梦》的评论，只称赏其“无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不过通常之境遇为之”一说。而于其他则颇有微词。如谓：“苟本叔本华之说，则宝黛良缘虽就，而好逮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偶，方是„悲剧之悲剧‟。然《红楼梦》现有收场，正亦切事人情，何劳削足适履。王氏附会叔本华以阐释《红楼梦》，不免作法自弊也。盖自叔本华哲学言之，《红楼梦》未能穷理窟而抉道根；而自《红楼梦》小说言之，叔本华空扫万象，敛归一律，尝滴水知大海味，而不屑观海之澜。”

以上言论其实正是钱钟书与王国维的人生哲学歧见之所在。王氏对人生持论过高，故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叹息，终于自沉以没，走了“空扫万象，敛归一律”的绝路，钱钟书在对人情的激忿与对宇宙之“悲智”上均不减于王氏，但幸而他似乎有一种将人生的丑恶、缺憾转化为审美的形相的特殊本领。故与王氏“侧身天地苦拘挛，姑射神人未可攀”的感愤不甚相近。钱钟书历来对《庄子》上“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的姑射神仙一流的完美无缺之人颇多调侃语。如《管锥编》十四释“艮”卦义时即见此意。钱氏引《镜花缘》为旁证：“《镜花缘》第二十五回写两面国人„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令人不觉可爱可亲‟，而唐敖揭起脑后浩然巾，只见„里面藏着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脸横肉‟，骇然下跪，大叫„吓杀我了‟！”此正写美人之实为鬼域，讥刺在乎言外耳。记得杨绛曾撰短文，忆及钱钟书青年时代，偶或趁她午睡之际画一墨团团的大鬼脸逗乐。想来钱钟书之做文章，大抵也经常是画鬼魅以自娱的。他的那支笔一旦放“刁”，简直就像是化身蝇子飞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看遍了她的五脏六腑，然后嗤嗤冷笑的孙猴子发出来的声响。这一种穷达世相、人鬼兽三界皆知的狂怪文章，亦为钱钟书旨趣在乎“观海之澜”的证据。所以他的美学观念似乎有一种否定悲剧存在的倾向，乃是意料中事。他首肯王氏：“不过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的评《红》之论，也无非因为此处以“人情”“境遇”两语代替了“悲剧”一词而已。

第三篇：钱钟书的《论快乐》－－读后感

钱老的书中总是透露着幽默和睿智。记得高中时捧着《围城》，几个同学看的时候笑得抱成一团。《论快乐》是钱老《写在人生边上》小集此文来源于xiexiebang.com中的一篇文章，我在中学的时候就读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到的，想到的跟以往是大不相同的。因此，现在再重读这篇文章时，感觉也是跟原来不同的，绝不是原来单纯地觉得好笑。现在则会静下

心来细细地品味文章的深层次的涵义了。因为真正的智慧不是直白，它需要细细品味，像酒一样，越品越感受到它的真实。同时也能体会到智慧的深邃。《论快乐》就是这样一篇充满了智慧的文章。文中对“快乐”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诠释。首先说它是易逝的，“欢娱嫌夜短”；再说“永远快乐不但是渺茫地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地不能成立”；接下来又向读者阐明快乐是人生存下来的催化剂；然后又说明快乐其实是精神层次上的感受；最后作者坚定地认为“人生虽不快乐，但仍能乐观。”这里前面的“快乐”意味着物质上的享受，而后面的“乐观”这个精神意义上的涵义才是作者所认为的真正的快乐。而这句话也是文章的主旨。掩卷沉思，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看到的、面对的、经历的、回想的大多数是拼搏时的艰辛，失败时的痛苦。而成功时的快乐则是奋斗过后的一个界碑，那只能是一瞬间的感受，进步的人在快乐瞬间过后，便会越过这个界碑，朝下一个目标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又将会面对艰辛和痛苦。而不求上进的人虽然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享受着“快乐”，但那也会是短暂的瞬间，因为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社会在进步的过程中就像一个筛此文来源于xiexiebang.com，把落伍的给清理出去。这个时候，他还能快乐吗？

钱老在文章的末尾写到，“是的，这有点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人生观开得玩笑。”“矛盾”这个概念小而理解就是对不相容的事物的一种描述，大而解释则又是一个深奥的哲学命题。哲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它能将不管多大的问题给简而化之，用一个概念就概括了，但同时又神圣得让人不敢去触碰。由此可见，世间万物都处在矛盾之中，哲学也不例外。那与快乐相矛盾的事物是什么呢？痛苦、绝望似乎都不能很好地来概括，因为快乐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谁能给出快乐的具体概念呢？钱老在文章中也没有给快乐下定义，但是他说了这么一句，“一切快乐的享受都是属于精神的。”他反对将“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并且认为“这是最糊涂的分析”，由此就递进得到了“人生虽不快乐，但仍然乐观”这样一个论断。这与钱老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旧中国，内忧外患，人民生活水平极其低下。而像钱老这样的知识分此文来源于xiexiebang.com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空有一身的才能却不能得到施展。在当时，钱老等一大批的知识分此文来源于xiexiebang.com高举民主救国的旗帜，传播先进的文化，用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救国的斗争中去，虽然生活上境遇很差，但他们是乐观的，在斗争中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希望。此时的他们一定是快乐的。

再想想我们当代的大学生，物质上的富裕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因为在大学生中流行着“郁闷“这样一个字眼。我想，接受着高等教育，生活上无忧无虑的天之骄此文来源于xiexiebang.com们；未来国家、民族的栋梁们，理应是这片土地上最富有激情、最富有活力的群体，何苦要天天发出“郁闷”这个听起来不快乐的词语呢？

仔细想想，恐怕是物质上的富足导致了精神上的空虚。那么这些是谁的责任呢？是社会，是家长，还是我们自己呢？都有。社会的大气候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家长望此文来源于xiexiebang.com成龙的心态会让我们这些度过了高考独木桥的大学生有种优越感。但说到底还是我们自己，上了大学后没有了父母在身边，没有了中学时老师的管教，学业的轻松让我们不禁觉得飘飘然。有同学沉迷于花前月下，有同学沉迷于网络游戏，有同学沉迷于吃喝玩乐。虽然这些都是少数，但他们却让其余的多数在心态上发生了变化。他们会认为，“他们活得多潇洒，多快乐，我们这样可真是郁闷。”但是想想，他们那是真正的快乐吗？真的是永久的快乐吗？

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西方有句谚语“智慧是快乐的源泉”。要想拥有快乐，我们就要先拥有智慧。应该时刻保持刻苦努力地学习，书本中的知识被你掌握了就是智慧。智慧是快乐的源泉，要最终感受到快乐就要去用自己的力量去奋斗，在奋斗的过程中你也会遇到痛苦，但那是得到快乐的必经之路，因为寻找快乐，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事物是矛盾而统一的，在奋斗中慢慢地体会寻找快乐的激情，为了快乐，让我们去奋斗吧！

第四篇：钱钟书的《论快乐》--读后感

钱老的书中总是透露着幽默和睿智。记得高中时捧着《围城》，几个同学看的时候笑得抱成一团。《论快乐》是钱老《写在人生边上》小集中的一篇文章，我在中学的时候就读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到的，想到的跟以往是大不相同的。因此，现在再重读这篇文章时，感觉也是跟原来不同的，绝不是原来单纯地觉得好笑。现在则会静下心来细细地品味文章的深层次的涵义了。因为真正的智慧不是直白，它需要细细品味，像酒一样，越品越感受到它的真实。同时也能体会到智慧的深邃。《论快乐》就是这样一篇充满了智慧的文章。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人生观开得玩笑。”“矛盾”这个概念小而理解就是对不相容的事物的一种描述，大而解释则又是一个深奥的哲学命题。哲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它能将不管多大的问题给简而化之，用一个概念就概括了，但同时又神圣得让人不敢去触碰。由此可见，世间万物都处在矛盾之中，哲学也不例外。那与快乐相矛盾的事物是什么呢？痛苦、绝望似乎都不能很好地来概括，因为快乐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谁能给出快乐的具体概念呢？钱老在文章中也没有给快乐下定义，但是他说了这么一句，“一切快乐的享受都是属于精神的。”他反对将“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并且认为“这是最糊涂的分析”，由此就递进得到了“人生虽不快乐，但仍然乐观”这样一个论断。这与钱老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旧中国，内忧外患，人民生活水平极其低下。而像钱老这样的知识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空有一身的才能却不能得到施展。在当时，钱老等一大批的知识分高举民主救国的旗帜，传播先进的文化，用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救国的斗争中去，虽然生活上境遇很差，但他们是乐观的，在斗争中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希望。此时的他们一定是快乐的。

再想想我们当代的大学生，物质上的富裕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因为在大学生中流行着“郁闷“这样一个字眼。我想，接受着高等教育，生活上无忧无虑的天之骄们；未来国家、民族的栋梁们，理应是这片土地上最富有激情、最富有活力的群体，何苦要天天发出“郁闷”这个听起来不快乐的词语呢？

仔细想想，恐怕是物质上的富足导致了精神上的空虚。那么这些是谁的责任呢？是社会，是家长，还是我们自己呢？都有。社会的大气候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家长望成龙的心态会让我们这些度过了高考独木桥的大学生有种优越感。但说到底还是我们自己，上了大学后没有了父母在身边，没有了中学时老师的管教，学业的轻松让我们不禁觉得飘飘然。

第五篇：钱钟书

中文名： 钱钟书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江苏无锡县 出生日期： 1910年11月21日 逝世日期： 1998年12月19日 职业： 作家，文学研究家，翻译家 毕业院校： 清华大学，牛津大学 主要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代表作品： 围城、管锥编、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人·兽

履历

钱锺书出生那天，曾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为他取名 “仰先”，取“仰慕先哲”之义，字“哲良”。至此周岁抓周，抓了一本 书，父亲为他正式取名“锺书”。1920年 十岁 入无锡东林小学。1923年 十三岁 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因出众的才华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人的欣赏，被看作特殊的学生。1932年，结识杨绛。1933年，与杨绛订婚。钱钟书和杨绛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 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结婚，同船赴英。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女儿钱瑗出生。1938年，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Ⅱ）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在湘西两年。其间于1940年暑假曾回家探亲，因道路不通，半途折回。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围城》 的布局、构思。有《中书君近诗》一册（非卖品）。有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1940）。此文后来收入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旧文四篇》（1979）和《七缀集》（1985）。1941年，暑假由广西乘船到上海，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写作《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围城》作者钱钟书先生诗文评《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是“晨光文学丛书”之一。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毛选翻译工作和《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1955—1957年 四十五—四十七岁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1957年因父病到湖北省亲，有《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寄寓了对当时形势的感受。此年父亲钱基博病逝。1958年 四十八岁 《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锺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锺书轻蔑领袖著作，钱锺书、杨绛用事实澄清了诬陷。1972年3月回京，开始写作《管锥编》。1976年 六十六岁由钱锺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诗作《老至》寄寓了对形势的感受。1980年 七十岁11月，赴日本访问。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围城》重印。1982年 七十二岁《管锥编增订》出版。本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3年 七十三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主持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致开幕词。《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被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 七十四岁《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此书上半部是1979年以后发表的三篇论文：《诗可以怨》（1981）、《汉译第一首英译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1982）、《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1983）；下半部从《谈艺录》补订本摘选。《谈艺录》补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1998年 八十八岁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锺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当晚，江泽民总书记

亲自给钱先生的夫人杨绛打电话，对钱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在翌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2.主要著作年表钱锺书先生字默存，曾用笔名中书君等。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一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得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三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钱先生的创作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而与世界文**流颇为合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四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