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读后感

第一篇：法理学读后感

读《法律的故事》有感

有关法律的书籍很多，但对于刚接触法律的我而言，面对浩如烟海的相关书籍，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一开始我便借了丹宁勋爵的《法律的界碑》、《法律的未来》等书，不过还没看到几十页便失了兴致。一是书过于深沉，大多是就案例分析，专有名词过多，多来枯燥。二是我毕竟性子不好，缺少耐心。于是我便拿着书目仔细找了起来，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法律的故事》一书成了我的目标。

《法律的故事》本书是美国约翰•麦•赞恩①写的，本书由美国前首席司法官：詹姆斯•贝克作序。他称赞道：“及执业律师和真正的哲学家于一身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在美国律师界为数不多。本人曾读到一些及博学与阐述清晰于一体的法律文章，一直不能忘怀。这些文章为芝加哥法律界的一位杰出人物所写，在法律刊物上发表，他就是本书的作者。”事实上，这毫不夸张，连我也着迷于该书。该书共十二章，从法律的诞生说起，介绍了雅利安人的法律，希腊人的法律智慧，罗马法，英国法，美国法，国际法等。由于篇幅有限，我就挑了我感兴趣的也是占本书篇幅最多的一章——第九章衡平法与普通法——英国的法律。

以上就是英国法律的法律体系，衡平法和普通法看上去相悖，但实际上是并行不悖。为什么呢？那就让我从英国的历史讲起吧。

公元1066年，由爱德华册封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登上英伦大地，并在黑斯廷斯战役中打败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军队，迅速占领了整个国家，从此开始了诺曼人的统治。正如中国一句古话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征服者威廉剥夺了每个人持有哈罗德纹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土地。这必然会导致那些被剥夺土地① 约翰•麦•赞恩（1863-1937），美国律师。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曾与犹他州法庭学习研究法律1年，之后在芝加哥从事法律行业，担任律师，还曾在西北法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地主、贵族的反抗。征服者为了成为最大的地主，即为了达到所有英国的土地要么直接隶属于国王，要么间接隶属于国王。于是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还列出了国民的土地及财产清单。想象一下，威廉可以凭着这份调查清册，尽情压榨着国民。不过，人们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牲畜，他们制定了“克努特御猎场法”，并把它强加给已死去的克努特国王。

征服者死去，亨利一世上台，他感到必须给他的撒克逊臣民实行一些法治了。他集聚了熟知法律的诺曼神父，将旧法中诺曼人接受的部分保留下来了，其余的按照他们认为最理想的方式修改，同时将各地所遵守的习惯加以统一，普通习惯成为法律，并作为判断案件的根据，制作判决，如果以后再发生同样案情的案件，前案的判决，就可以具有法律效力。普通法，正是由此而形成。其中，陪审团制度相当重要。

陪审团由12人组成，就案情以宣誓的方式作出裁判。如果陪审团决策有误，则选出更高层次的24位骑士组成有剥夺权利的巡回审讯团。本书的作者毫不客气的夸奖英国人的政治素质无疑归功于这种陪审团制度。

普通法主要是以“遵循前例”为原则的法律，那其实行时必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如随着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相关的新案例纷纷出现，假如找不到令状，也没有先例的话，那就不会有什么诉讼存在。其次，根据本书列举的大量案例可以看出普通法诉讼程序方面过于僵硬和残缺不全；如根据普通法的规定，当事人要向王室法院提起诉讼，必须先向大法官领取开审令状②，王室法院才能开始审判。由于，不同的诉讼请求就有不同类型的开审令状，分别规定着②开审令状是大法官以国王名义发出的一种诉讼文书，责令被告人履行令状中所明示的要求，否则即应出庭答辩。

不同的诉讼方式（到十二世纪来有各种令状75种，十三世纪末发展有上百种）。原告提起诉讼必须精心考虑适用哪一种令状。如果选错了。法院将拒绝接受受理他的控告，当事人的权益因此就得不到保证。

其次，普通法内容也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如普通法规定：债务人到期不能偿还债务，其抵押品全都归债权人所有，这就是说，不管抵押品的价值比所欠债款高多少，债权人都可以永久取得全部抵押品的所有权等等。再次，有些案件当事人的败诉，往往仅只由于技术上的错误，或因为证人受贿、诉讼程序的捉弄，及对手的个人政治影响和干涉，在这些情况下，如果这些案件判决生效后得到执行，必然会产生新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因素。并且，普通法存在的一点突出的问题是普通法的救济方法只有损害赔偿。比如下面这个案例：

一个地主有一个磨坊，有一些人是这个磨坊的扈从，当时法律规定，磨坊主依法占有有他们的服役。但他们已退出服役，并在其它磨坊工作。于是磨坊主向法院提出诉讼，可笑的是，法院对磨坊主说他不会胜诉，因为他无法显示服役被减损了。普通法院有说，可以酌情给他下一个令状：禁止任何人扰乱他磨坊的扈从。我想，这个令状对于该磨坊主没有实质的用处。普通法的因循守旧，不能给予磨坊主经济损失。

于是，大约在1300年，由于普通法庭对许多案件不能审判，另一个大法庭得到了他放弃的审判权以弥补此空隙。这个法庭就是大法官法庭，其运用的体系就是衡平法。衡平法，从它的字面上理解就是平衡公正的法律。它以罗马法为主，大法官处理案件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既不受普通法诉讼程序的约束，也不遵循普通法的成例，而只依据其个人良心所认为的“公平”“正义”原则独立处理，无须陪审团参加。少了陪审团，程序大大缩减。

最初，大法官是独任法官，但从1730年开始，他便由他的直接下属，即衡平法院“案卷主事官”相辅助。到18世纪，经过大法官们和法学家的不断总结、整理、编纂，衡平法也像普通法一样，采取了遵循先例主义原则，使衡平法的规则也逐渐实现了规范化和条理化，从而将衡平法变成了英国所特有的一种法律形式。这样，在英国法中，就形成了普通法和衡平法两种法律规则。

两种法院和两种诉讼程序并存的法律体制，分别适用不同的法院。当大法官发出的一个“禁令”，禁止某个当事人在普通法院提起或继续诉讼，或者停止执行当事人已经获得的普通法法院作出的升效判决时，就必然导致衡平法和普通法在适用上冲突，这就出现了（在17世纪）大法官埃尔斯米尔与王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的激烈冲突。

柯克法官认为，大法官无权粗暴地禁止在普通法法院管辖诉讼的继续进行、或禁止执行普通法院依合法方式作出的判决，借此对普通法法院的审判进行干预。埃尔斯米尔则答到：“如果普通法法院作出的一项判决是依靠压迫、错误和昧着良心取得的，大法官就要挫败它，并把它们搁到一边，这样做不是由于判决中的任何错误或缺陷，而是由于当事人一方昧着良心。”

当这场争论提交给国王詹姆斯二世进行仲裁时，他作出了有利于大法官的裁决。那时起，当衡平法与普通法发生冲突时，前者优于后者并使其成为定制。这样，在17世纪确定了衡平法效力优先原则。

在本书中我明显感受到了作者对衡平法的推崇，一、衡平法中，早在1435年，大法官法庭就将英语应用与诉讼及一切法律程序了，而普通法庭则可能需要三种语言：拉丁语、诺曼法语、英国方言。

二、衡平法可以对虚无的商品的案件进行审判。如伊利莎白时期的黄油案，甲方已承诺将一年内生产的黄油全买给乙

方，但黄油做好后，甲又卖给了丙，那黄油究竟该属于谁。普通法院的法官卜劳顿判属于丙，理由是“在黄油为生产时不存在所有权问题，也就未有关于所有权的契约”。而大法官法庭则承认出售尚未存在的货物。这明显维护了可能出现的欺诈案件而受害的原告。

三、衡平法的救济方法很多。关于上面提到的磨坊案件，按衡平法，大法官则会要求磨坊的扈从回到原磨坊服役。

不过，衡平法的实行与其大法官的个人素质密不可分。

英国的法律与其历史息息相关，如玫瑰战争，都铎王朝时的宗教战争都促进了它的变革发展，其中有两条十分重要，一是与普通法相关，陪审团从法庭的见证人演变成具有司法权的裁决人，从而培育了千百万公民的法律意识。二是与衡平法相关，大法官不可罢黜的制度使司法权真正脱离行政权与立法权而独立。这些都使英国的法律在当今世界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约翰•麦•赞恩的《法律的故事》一书比较详尽的介绍了英国的法律——衡平法与普通法，并将当时的政治格局，宗教斗争穿插讲述，并结合生动的例子，让我受益颇深，既了解了英国的法律，又了解了英国的历史，同时也明白了从事法律工作的神圣性。如律师一职，英国首席大法官考科伯恩曾言：“律师应像一位斗士那样使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武器，而不应像一个刺客，他应该知道如何调解委托人的利益同真理和正义的永久利益间的关系。”③他的话为我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点亮了指明灯。还有首席大法官布罗姆雷对安德森的劝诫，这些都是人生中拾到的宝贵的教导，我非常高兴能阅读该书并写上自己的读后感。③ 1869年，考科伯恩在英国法律界在卜劳顿的中殿城堡中为伟大的法国律师巴赫叶举行的盛宴中发言该句。

第二篇：法理学 读后感

法理学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初次阅读法学著作，都会觉得枯燥，尽是罗列堆砌，智慧的东西很少；而初次阅读文史哲的经典著作，其作品本身的思想魅力即能给人强烈的心理冲击。为什么法学著作没有这种冲击力？是因为中国法学只发展了二十余年，思想水准无法与其他绵延流长的学科相比，还是法学这门学科本身的限制？恐怕都有。

在现代社会里，法律是调整人的行为的最主要和最有力的方法，因此承载着越来越多的责任。而涉及到人的行为的研究，仅有法学的视角是不够的，还需要调动诸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才能确保法律能充分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分析法学派虽然使法学在形势上成为了自足的学科，但是法学和其他学科的内在联系仍是千丝万缕，无从割断，任何一个有志于从事法学研究的人认真思考之后都会认同这一点，因此我们必须坦诚面对本学科的局限，自觉地把其他学科的精华引进来充实法学本身。杨老师说：“文史哲永远是复旦的精华，政经法无法相比”，这启示了我们更应虚心地、努力地把法学这门学科扶植好。

回顾法学的历史发展，法学是逐步从伦理学、政治学里分立出来的，但我有种预感，随着法律与法治在国家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无法取代的作用，法学应该能反噬政治学伦理学，把它们的思想精华都吸收过来，成为真正的显学。但老师说法学在美国思想界只是二三流的学科，为什么这样？我想诸如人类存在的永恒困境，或社会发展前景等指向向前的问题，可能比法律更震撼人心吧。

第三篇：《法理学》读后感

读《法理学》有感

不少人说，在众多的法理学著作中，通俗程度和被引用程度最高的当属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了。由于自己的法理学基础较为薄弱，本校教材中也多处引用此书中的观点，因此，借着这个契机，我把这本书作为自己研习法理学的一个新起点。一段时间阅读之后，感觉很有收获。在此把阅读该书过程中的所想所得作个总结。

法律的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指面对互相敌对的双方主张, 法律必须作出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判决, 即作出二选一的判决。这是一种或黑或白、或是或非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正如博登海默所说“一般而言:, 法律可以采取一种黑白分明的方法并只用确认一方当事人的主张和否定另一方当事人的主张来对诉讼案中相互对立的请求作出答复。这是普通法传统所偏爱的方式。”法律的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

法律是法官判案的依据, 需要在复杂的层面上考虑既实现正义, 又解决问题。这是一个两难境地。例如: 公共安全与个人权利到底孰轻孰重? 应该说这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 很难抽象地加以回答。但在具体的法律规定上, 则必须有明确的界限。在精神病人问题上, 采取的就是个人权利优先的原则, 其犯罪甚至可以不负刑事责任。如果说公共安全与个人权利哪个优先是法律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的话, 那么紧接着的问题就是, 由此而忽略的其他价值如公共安全如何加以保护呢? 或者如何在公共安全与个人权利之间取得平衡? 只回答第一个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同时回答第二个问题。如果只回答第一个问题, 法律就暴露出僵化、武断的缺陷;如果只是回答第二个问题, 则看不到法律解决问题方式的特殊性, 就是“和稀泥”。只有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同时充分照顾到第二个问题, 才能较为理想地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冲突。

法律的二选一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如同其他任何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样, 具有自身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和不足, 如比较武断、呆板。博登海默在《法理学》中也看到了这一点, 并指出了产生这些弊端或缺陷的原因。

法律的确定性要求法律必须保持相对稳定性，如果法律朝令夕改，人们将无从预见自己的行为将发生怎样的法律后果，也无所适从，法律的权威性也受到挑战。因此博登海默说“一旦法律制度设定了一种权利和义务的方案，那么为了自由、安全和预见性，就应当尽可能地避免对该制度进行不断的修改和破坏”。但是法律制定于过去而适用于现在和未来，由此决定法律之发布之日起就与社会存在一定的矛盾。客观形式不断变化，必然使法律与社会现实间存在一定的间隙和不适应性。也正是由于法律保守倾向的存在，使得法律对社会变革的方向和改革的趋势无能为力，甚至在某些时候成为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实践证明，司法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正确行使这项权利，可以补偿法律规范的保守性、僵硬性和模糊性等一系列弱点，使法律充满生机和活力，从而不致于因应付社会变化的需要等情况束手无策而削弱司法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它也为法官以合乎需要为遁词，无视司法，任意裁量，损毁法制统一，进而为法律虚无主义打开方便之门，因此必须正确理解和行使这项权力，准确把握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准确内涵，以趋其利而避其害，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最后，我想用博登海默说过的名言来作为此篇读书笔记的结尾：“法律是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 ,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间房间、凹角和拐角是极为困难的 ,尤其是由于技术知识和经验的局限 ,照明系统不适当或至少不完备时 ,情形就更如此了”

经济法1341 潘因芝

36号

第四篇：法理学-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读后感

很惭愧，《乡土中国》我只读了前六章，分别是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

开篇的乡土本色，在我看来，是向我们简单描述了中国乡村的人们的“土”性，这个“土”性并非是贬义或褒义，它只是说明了人们的本性，因为人们靠着土地生存，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有着土地陪伴。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农民们也就一生都留守土地。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乡村的人特别安土重迁，特别的讲究落叶归根的原因吧。就像赵本山早年拍的那部电影《落叶归根》，乡村的土气的人，最终都要回到家乡的土地之中。比较和美国的不同，费先生指出我们是聚村而居，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同时村落里面大家都是特别熟习，就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大家重视是信用而不是法律。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处

处都成了陌生人的社会，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话，那些礼俗也逐渐被法律所代替。

第二章、第三章的内容都是文字下乡，主要观点我认为是论述文字下乡的困难，以及乡村人不需要文字，因为他们依靠的是语言。我对这个观点是很赞同的。文字在乡土并不适应，以我自己的家族为例，我父亲、叔伯一起兄弟四人，我父亲是最有文化的，其他的伯伯们都是农民，我似乎从未见过他们写字，文字在乡土的人们的生活之中的比例很小很小，语言是最主要的工具，他们对子女的教育，经验的传授，都是通过语言来完成。又想涉及法律谈谈，关于送法下乡的想法，这也是老师推荐的一本书。结合《乡土中国》中的文字下乡的内容，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送法下乡是有困难、有难度的。这乡土既然是以语言为主要工具的，那么以文字形式表现的法律下乡，是难以迅速为乡土人所接受的。关于这一点，我提不出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法，但是我觉得如果结合乡土的特点，也就是利用乡土人的工具：语言，进行这一工作也许会有效果。

第四章我觉得费先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以及后两章，都与这个概念息息相关，我觉得是对这个概念的补充，或者说是举实例。团体格局，就像一捆柴，个体就是一根柴，属于哪个团体一清二楚，这

是西方的社会；而中国的社会，不只局限于乡土，就连城市，这个格局都是差序格局，如费先生举例的一样，像一颗石子扔入水中，漾起了波纹，最中心的那一点是自己，其余就是按远近程度来划分，人们的社会关系是一个人自己为中心的。这就导致西方的社会是一个理性的、公私分明的社会，团体之间分的很清楚，而中国的社会则更趋近于人情社会，虽然也有理性，但比重不大。人们的社会关系有着极大的伸缩性，一个人得势，可以像古代宾朋满堂，而一旦失势，则可能就门前冷落鞍马稀。在中国，人情是所有债里面最难还的，基本上办事都要讲求人情关系，办点事走后门、托关系、送礼是家常便饭。而在西方人眼里，这一切是不可思议的。就连我们学习的法律领域，我好像都曾经对这种现象有所耳闻。就比如著名的李庄事件，律师在人们眼中本来是利用法律武器主持公道的，虽然是为涉黑分子们辩护，也应该做到公平公正，没想到暗地里却借机敛财，令人心寒。

第五篇：浅谈法理学

浅谈法理学

——论法治国家

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来讲,法律渗透于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角角落落，法律无处不在。每一个法律里面，都有法理问题。不管是一个制度，一个法令，一条规则，或者法官的一个判决，都有其背后的法理，否则，无以解释它成立和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可以说，法理问题可以由任何一个法律问题引起。目前，法律问题成为了现代人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法律问题的解说也就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道“风景线”。生活中存在的每一条法律，都有法理问题；生活中存在的法律问题，都是法理学涉及的的问题，甚至生活中没被法律涉及的问题，也是法理学研究的问题。

法理学是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法律的起源、发展和消亡、法律的本质和作用、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法律的创制和实现、法律的价值等。

美国法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说：“法理学的对象是非常广泛的，其中包括法理理论的哲学成分、社会成分、历史成分以及分析成分。”

对于一个正在走向法治的社会而言，就得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思想。

当然，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法治。纵观法的历史，我们认为法治至少具有以下五层涵义： 第一，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法治方略有多种多样，法律的治理是其中的一

种。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它是指一个国家在多种社会控制手段前面选择

以法律为主的手段进行控制，而不是选择其他作为主要控制手段，即我们今

天重新提倡的“依法治国”。

第二，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在制定法律之后，任何人和组织的社会性活动

均受既定法律规则的约束。即只要法律已经规定，任何人和组织不得以任何

正当或不正当的目地（理由）去违背法律规则，而只能遵照执行。之所以说

法治是理性的，是因为法律是人们事先设定的规则，具有稳定性、连续性、普遍性和一致性，它不受事发当时的人的情感和意志所左右。

第三，法治是一种民主的法制模式。法治是以民主为社会条件和制度基础的法制模

式。

第四，法治是一种文明的法律精神。法治的这些精神表现为一整套关于法律、权利

和权力问题的原则、观念、价值关系，它体现了人对法律的价值需要，成为

人们设计制度的价值标准和执行法律的指导思想。这种精神导源于文明的社

会条件和制度基础，是文明在法律上的转化形式，与人类精神文明一脉相承。

第五，法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法律与国家、政府之间，运用法律约束国家、政府的权力；法律与人民之间，运用法律合理地分配利益；法律与社会之间，运用法律确保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受权力和权利的侵犯。

要实现法治，就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必须有以宪法为核心的较为完备、协调配套的法律关系；（2）法律一旦颁布并生效，就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国家的一切活动（包括政府行为和公民个人行为）必须依法办事；（3）执法机关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必须严格执法，对于违反法律的现象和行为，必须依法追究；（4）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普通公民都必须自觉遵守法律，将法律作为其行为规范和守则，并运行法律来行使正当的合法的权利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实现法治国家不是无条件的，光靠领导人的宣布是不可能实现法治目标的。还应当注意到法律对于社会经济、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依赖关系。我们要寻找并利用本民族的法治建设的资源，必须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习惯、道德、非正式制度中去发现中国法治有用的东西。

1978年起，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等一系列关于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指出了方向。邓小平同志关于实行法治的主张集中体现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个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短短几十年内，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空前成就。这主要体现为这样一系列已经完成和正在完成的转变：（1）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2）从民主制度的不完善到完善，再向民主制度的真正落实转变。（3）从行政权力缺乏制约到行政执法制度的初步建成，再到行政法治的实现。（4）从司法制度不健全到初步建成，再走向健全而公正的司法制度。（5）从执法人员数量缺乏到建成一支基本适应社会需要的执法队伍，再到高素质养执法队伍的建成。（6）从公民法律意识淡薄到全民普及法律知识，再到走向全民法治观念的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最基本的内容是在我们国家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当遵循的法治治国、公平正义、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等这些具体理。前提就是必须坚持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下，不能脱离这个实际。我们各项工作要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树立大局意识，树立服务意识，树立责任意识。1996年，中央明确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代中国依法治国的方略已经选定，法治国家的目标已经明确，推行法治的条件也日臻成熟。在进行法治国家建设的同时，我们应当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法治建设与中国国情、本土资源结合起来。1997年，根据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现状与基本国情，“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载入宪法，成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明确以建设法治国家为目标，标志着我们党彻底抛弃了“人治”的执政理念，实现了执政治国理念的深刻转变。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近年来，我国的立法日益完善，执法逐步规范，广大社会成员参与立法、自觉守法的意识明显提高。

总之，“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保证人民群众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各项事业在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上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