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理疑罪案件之我见
李志兵
[关键词]疑罪案件 疑难案件 疑罪从无原则的适用 尊重和保障人权
[摘要]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疑罪案件是经常遇到的一大难题,首先是疑罪案件和疑难案件容易混淆,要注意区分,其次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要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顺应当今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活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趋势。
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疑罪案件是不可避免遇到的难题,如何处理疑罪案件?我国刑事司法的传统一向是重打击轻保护,这和当今世界刑事司法活动重保护轻打击的趋势不想顺随,建议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角度,进一步深入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
一、疑罪案件和疑难案件的概念区分
疑罪案件发生在刑事诉讼程序过程当中,是指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情节轻重、此罪与彼罪、一罪数罪与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等难以做出正确判断的情况。要想准确的界定疑罪案件,在刑事司法实务中首先要搞清疑罪案件不等同于疑难案件,然而有的则将疑罪案件和疑难案件相混淆,所以有必要先搞清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疑难案件是指法律适用上存在困难的案件,是对案件有疑问,只有把握好这两者的区别,才能提高办案质量。第一点区别是,二者产生的原因有所不同,疑罪案件的核心是证据不足,疑难案件的核心是法律适用出现难点。疑罪案件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存有疑问,核心是证据不足我国刑事诉讼法定罪量刑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疑难案件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人们的认识不同,对是否适用法律、如何适用法律产生异议。第二点区别是,疑罪案件源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疑难案件源于法律自身的缺陷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案件发生与案件审理是有一定时间差的,时间的流逝会导致证据灭失或者发生变化,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事实重现,这是一种正常的司法现象,而且人的认识能力也有局限性,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的差别也可能导致案件结果不同。加之,行为人犯罪后,经常会采取措施毁灭证据逃避追诉,种种因素决定了诉讼证明活动不可能还原案件事实,疑罪案件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而疑难案件是由于法律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原有的法律已与经济社会生活不相适应,导致大量的疑难案件涌入司法渠道;其次是由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和开放性造成的;再次,推理方法也具有局限性,不同的推理方法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司法者有自由裁量的空间,也给裁判活动带来了风险。最后,对于疑罪案件和疑难案件在司法实务中解决的方法一般也不同,疑罪案件遵循疑罪从无原则,疑难案件则需要进行法律解释现代司法实践中,现代刑事司法实践中,疑罪从无已成为刑事诉讼活动的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即对于根据现有的事实和证据无法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则不能使案件悬而不决,应做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刑诉法第195条第三项对此也有明确规定的。由此可见,疑罪案件和疑难案件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司法工作人员如果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二者的区别还是不难区分的。
二、疑罪从无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务中,有以下一些法条都体现了疑罪从无的原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是指在刑事诉讼的审判阶段,证据不足的,就应当对被告人作出无罪的判决,这是对疑罪从无原则的典型概括。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裁定驳回。这也是在审判阶段贯彻疑罪从无原则的表现。“从无”即是无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人民法院对认定犯罪具有专属的定罪权,反之,认定无罪也是人民法院应当享有的权利(但并非是专属权利,检察机关也享有无罪认定权)。疑罪从无原则在审判阶段得到彻底的贯彻毫无疑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的,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检察机关享有的不起诉即是适用无罪认定权,行使这项权利即是实用疑罪从无原则,必须注意的是,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这里使用的是“应当”而不是“可以”,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的法律发展对疑罪从无的原则的进一步肯定。这是疑罪从无原则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贯彻运用。在侦查阶段也同样有几个法条都体现了疑罪从无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七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对于发现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上述众多条文虽然没有明确赋予侦察机关对证据不足的疑罪案件可以直接使用疑罪从无原则的权利,但也未明文否定。侦察机管终结案件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若证据不足则不得终结,不得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由于不能启动下一步诉讼程序,则事实上适用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侦察机管撤销案件的理由是“发现对犯罪嫌疑人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是指查明案件不存在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符合刑诉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不存在犯罪事实”应该是指有确凿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没有触犯刑法的规定,不应该包括缺少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也就是说,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一般不得直接撤销案件,而应该在侦查期限届满后改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待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期限届满按自动撤销案件处理。最终结果是,证据不足的疑罪案件还是在侦察机关就已经终止。上述推理说明的是,疑罪从无原则在侦查阶段是可以适用的。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适用疑罪从无原则完全依赖于侦查或羁押的期限,故这种适用仅仅是被动使用,侦察机管不具有适用该原则的主动权。以上是刑事司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对疑罪从无原则的适用,所以说疑罪从无原则适用于刑事司法机关的各个阶段。
三、疑罪案件认定的标准
下面我再从疑罪案件认定的标准方面谈谈我的看法。时下中国,说及冤假错案的成因,人们几乎众口一词的归于未能做到“疑罪从无”,毋庸置疑,这是完全符合司法实际情况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对疑罪从无的认定研究还不够深入,对疑罪案件的判定不够准确,所以冤假错案仍难以避免。考察司法实际,不难发现,疑罪的判定应该是在穷尽司法手段之后,以审理查明的情况为基础,对案件是否符合疑罪成立的条件为基础,对案件是否成立的条件进行分析,并最终形成疑罪成立的内心确信,作出疑罪成立的裁断。具体而言,判定疑罪是否成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疑罪是否确实存在。“疑罪”之疑必须客观存在,疑罪才能成立。需要着重审查以下几个事项,其一,疑罪之疑涉及的事项是否具体化、有根据。疑罪之疑涉及的事项若不具体、无根据,疑即会因缺乏理由、无法论证而难以成立,难以令人相信。其二,疑罪之疑是否为一般判定者的共识。疑罪之疑,应当是具有法律共同体条件的一般判定者根据公众认同的判定标准对案件的“事疑”所持有的心理状态,仅仅只是判定者的个人之疑,若不符合公众的一般认定标准,不应该属于疑罪之疑。否则,案件是否存疑的判定即会因人而异。其三,疑罪之疑是否涉及罪的成立。实务中,不少案件都存在疑问,只有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作用的疑问,才是疑罪之疑,除了从实体事实中寻求答案外,还应该从程序上考量,把握这两个方面是否对定罪量刑有影响。第二,“疑罪之疑”是否属于合理怀疑。疑罪之疑只有合理,才能具有实际意义。缺乏合理性的疑问,必然缺乏自身成立的合理性。实务中,对何为合理怀疑的判定,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判断,其一,合理怀疑的判定者是否具有进行判定所需要的理性能力、道德修养和职业素质。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其作出的判断才有保证。其二,合理怀疑判定结论的作出是否给予常识、逻辑。简言之,合理怀疑判定结论的作出倘若不是基于常识逻辑,即属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成立的基础。其三,合理怀疑判定的心证过程合理。这个过程中思维的进行基于本案的实际情况,推理的过程符合逻辑法则、经验法则要求,和其他具有判定资质的人同样考量。第三,“疑罪”是否达到成立的标准。根据刑诉法的规定,我国确立的有罪成立的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据此,可以将我国的疑罪成立标准确定为“确信无疑”。,即主观上未能形成“内心确信”、未能“排除合理怀疑”。第四,“疑罪”之疑是否存在合理答案。疑罪之疑倘若存在合理答案,则疑对案件的认定、处理不会产生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其一,适用程序是否依法、合理。如果认定事实的程序合法、合理,判定者的内心确信即可形成;反之,判定者的内心之疑未被排除,“罪疑”可能成立。其二,办案制度是否完备、合理。而一旦因制度设计不尽完备、合理而导致出现“事疑”时,判定者即应考量制度设计的不完备性和不合理对“事疑”的影响。其三,有无其他“答疑”途径。通过材料比较、事项咨询、调查取证等方式予以弥补以排除疑点,帮助判定者形成内心确信,反之,罪疑之罪不成立。其四是否经过充分的论证,若经过充分的论证,诉讼各方及判定共同体仍未达成共识,疑罪之疑即可成立,反之,疑罪之疑不成立。
四、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对疑罪的处理
最后,我想再谈谈我国对疑罪的处理。先来了解一下世界上其他国家对疑罪的处理原则,英美法系国家对疑罪的处理原则是有利于被告人,判定时要排除合理怀疑;而大陆法系国家判定时采用内心确信或疑罪具有高度的盖然性,而我国采用的是排除合理怀疑原则或存在合理怀疑,这个原则在新刑诉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有所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采取疑罪从无疑罪从轻的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这与现在世界上通行的做法是相契合的,很久以来,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务中,一向都是重打击轻保护,打着宁可枉杀不可使一人漏网这样的口号,因此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与世界上通行的做法是背道而驰的,现在这样的状况有所改观,但冤假错案仍时有发生,主要是我们的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对疑罪从无的理论认识不足,判断力还有待于提高。那么疑罪从无在具体的各个阶段一般是应如何的规定,处理呢?我认为,在一审阶段可以适用刑诉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在二审阶段,应当适用刑诉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裁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对于死刑复核阶段,对于认定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疑罪案件,应当认定无罪,不予核准死刑,第二百四十条第一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可见我国的刑诉法对人权的重视和保护。在刑法执行阶段,重视对疑罪案件的纠错和申诉程序,疑罪案件如果被错误地执行了,被告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得到救济。
总之,我国对疑罪采取疑罪从无,疑罪从宽,疑罪从撤,疑罪从挂的处理原则,疑罪应当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体现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刑事理念,体现了我国法治的进步,并且疑罪从无的理念应当真正地贯穿于整个刑事阶段,而不仅仅只是审判阶段,在实务中得到落实,尽可能的避免和减少冤假错案,我想这才是疑罪从无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