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死不救”入罪之我见

第一篇：“见死不救”入罪之我见

论“见死不救罪”的设立

2009年4月，广州花都区发生一起特大车祸，一辆大货车疑拐弯车速过快与一辆摩托车相撞，摩托车被撞出十多米远，一女子拼死用身体护住怀里的孩子，路人为救伤者连拦五辆车，其中包括一辆巡逻治安车尽皆不顾而去，事故导致3死3伤；

2010年12月，福州六一北路与湖东路交叉路口附近，一位8旬老伯摔倒在人行道上。围观的五六人，没人出手。就在两名女子试图将其搀扶起来时，旁人的一句“善意提醒”，又让她们缩回了手。老人孤独地躺在冰冷的马路上，直到生命的终结；

2011年10月11日，66岁的老人龚维裘在距安徽省红十字会医院门口仅20米的地方摔倒，路人向医院求救后，医院却不予施救。半小时后，老人被120急救车送至合肥市105医院抢救，但最终还是不治身亡；

2011年10月13日，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路人，竟然对此不闻不问。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小悦悦经医院7天的全力抢救后医治无效离世。

以上几个案例是近几年发生的，这些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也引发了大家对于“见死不救”这一现象的讨论，其中讨论最激烈的问题就是在于是否应该在刑法中增设“见死不救罪”来遏制“见死不救”的行为。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绝大部分民众都支持设立“见死不救罪”，而我认为不应该设立“见死不救罪”。

第一从理论上出发，不该设立“见死不救罪”

（一），设立“见死不救罪”模糊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

对于见死不救的行为，我认为这始终属于道德问题，针对那些见死不救的人，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谴责和道德批判，同时也应该对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进行反思，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时代里，我们的道德传统和价值体系是否有所缺失，我们此时需要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和人性，在这里法律的“他治性”无法替代道德“自治性”的作用，这种道德的“自治性”是诱导性的，不在于外在的强制，而在于内心的感化，其作用于每个人的良心，当每个人的良心接受了，道德就发挥了自己的效力。

如果要说清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界限，我想引用一下富勒提出的相关理念。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将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是指“一种善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而义务的道德

是一种最低的标准，是指“那些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并不是对立的，愿望的道德是义务道德的一种折射，义务道德的不断上升达到了愿望道德的高度后，义务道德便在此刻消失了，正如人们在满足了吃饱穿暖的前提下才会追求艺术、美丽和享受，我们如果将道德想象成一个标尺，那么在这个标尺上会有一个看不见的指针，它标志着一条分割线，在这里，义务的压力消失，追求卓越的挑战开始发挥作用，而这个看不见的分割线就是—法律。若将“法律”二字标在这个标尺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法律所追求仅仅是义务的道德，只有义务的道德与法律发生直接的联系，即法律只是这个社会对每个人的行为提出的最低要求。在义务的道德中，我们往往使用的是“不得”、“不应该”或“禁止”等这样的否定词，同样在法律中，我们会列举出一条条事项，告诫人们不得这样做，如果这样做了会有什么样的惩罚，而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法律将“做什么”的自由留给了每个人，让每个人自己去探索社会和生活的价值，法律只在必要的时刻告诉人们什么不能做，这样就足够了。而在愿望的道德中我们往往会使用“应该”、“应当”等这样的肯定词，鼓励和引导人们达到人生的目标，实现生命的价值，服务社会和人民。法律不应去关心人们是否为善，法律没有办法去奖励善者，更不能惩罚不为善者；法律只应关心那些为恶的人，法律不能像宣传口号一般，号召人们要去干什么，法律的目的只在于给恶行带来惩罚。

如果将人生比作一条条宽敞平整的大道，每个人只需走好自己的路便可达到人生的终点，法律只应是大道两旁湍急的河流，只有当你故意或者不小心时才会掉落水中；法律不能成为生命中不可避免的障碍，不应成为横在生命道路中央的鸿沟，只有你跳的够远才能跨越这道槛，这样的法律鸿沟不应该存在，法律不能强迫一个人做到他才智所允许的最好程度，法律只是法律，只是一种义务的道德，而不能成为愿望的道德，成为每个人头上悬着的一把剑。

（二），设立“见死不救罪”违反刑法中罪行法定原则

按照我国刑法学通说，刑法中的行为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刑法中的“作为”简单的讲指的是积极的行为，“不作为”是指在能够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的情况下而不履行该义务。见死不救从字面意义和深层含义上来看都是属于一种不作为的行为，但是这种不作为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中的犯罪呢？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和有关刑法理论的通说，不作为只有在四种义务前提下才构成犯罪：第一，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义务；第二，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义务；第三，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第四，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而见死不救显然均不符合以上四种义务前提，因此也就没有履行救助行为的义务，即使这里我们将见死不救者作为负有特殊职责的警察、消防队员或者武警官兵，在面对职务和业务的要求时，如果未能履行

职责，按照法条竞合的原则，特殊法优于普通法，那么这种行为应该受到渎职罪或滥用职权罪的处罚，所以设立一个“见死不救罪”纯属多余，在法律上难以找到落脚点，违反了罪行法定的原则。

（三）设立“见死不救罪”违反了创设刑法和刑罚的本意

刑法和刑罚的设置目的是为了打击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刑法其特定性、广泛性、严厉性的特点使得刑法和刑罚的使用必须慎重，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在“但书”部分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针对见死不救的行为，见死不救者首先在主观上不存在罪过，只是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怕惹上麻烦，而没有提供救助；同时在社会危害性上，见死不救者的行为没有刑法所要求的那种社会危害性，不足以用刑罚来加以规制。

二从实践上出发，设立“见死不救罪”后无法实施

假设一旦真的设立了此罪，犯罪主体无疑是指那些在发现他人生命、财产安全处于危险情况下，自己有能力救助但却不给予救助的个人，我们就仅仅考虑一下见死不救罪的犯罪主体，就能发现很多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无法确定到底的谁是“犯罪分子”。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一条人潮涌动的马路上，一辆超速行驶的汽车将一位正在过马路的妇女撞飞，汽车驾驶员在撞飞人后立刻加速逃跑，被撞飞的妇女躺在马路上，已经不能动弹了，嘴里不时发出一两声“救命”，马路两旁的人群看到了交通事故的全过程，听到了躺在马路上哪位妇女的呼救，此时大家想到了“见死不救罪”已经生效，但同时又想到了“彭宇案”，害怕自己被那名妇女当成是肇事者，大家此时都在内心中挣扎，不过虽然会受到内心的谴责，甚至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在看到现场也没有其他人去救助时，内心的谴责就会小很多，而且看到现场有这么多人，自己受到法律惩罚的概率非常的低，因此袖手旁观才是最好的选择，这也就是“旁观者效应”，如果这个躺在地上的妇女最后因为没有得到及时地救助而死去，检察机关在调阅现场的监控录像时发现有数百人在围观，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时，检察机关如何去确定每个围观人员的身份，如何将每个围观者予以起诉，如果只起诉部分围观人员，势必会造成更大程度上的不公平，那些被起诉的围观者在以后遇到类似事件时首先想到是逃避事发现场，不在场是不被起诉的最好保障。这样的一项法律，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提高公民的道德，反而会在民众中引起截然相反的效果，民众们会更多的逃避这样的情况，以期免于法律的惩罚，像“见死不救罪”这样的法律，纵然有着种种良好和高尚的目的，但是企图通过法律手段甚至刑罚来拯救道德，最后结果只会把道德推向更加危险的边缘。

第二篇：见死不救的故事

见死不救的故事

【成语故事】春秋时期，孔子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在蔡国的日子里，孔子给弟子们讲仁，讲见义勇为，发现宰予在课堂上睡觉，叫醒宰予，宰予问孔子有人落井，跳下去救死了是仁和见义勇为，不救是见死不救是不仁。孔子说可以用其他办法救。

【典故】你做的今见死不救，羞见这桃园中杀马宰乌牛。元·关汉卿《救风尘》第二折

【释义】看见人家有急难而不去救援。

第三篇：论“婚内q####j”的入罪思考

内容摘要：婚内q####j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截至目前，在我国的《刑法》及其解释中均没有出现这个词，婚内q####j似乎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上，虽然近几年有个别案例在实际中得到了判决，但因其特殊性而对于现在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并无大的影响。本文从社会学、法理学、刑法学等角度对婚内q####j可以构成q####j罪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以判例的形式，将婚内q####j纳入q####j罪的范畴；在诉讼法上规定婚内q####j案件的起诉方式为自诉，并从法律上对妻子的这种诉权加以限制，防止该权利的滥用。

关键词：q####j罪 婚内q####j 丈夫豁免 自诉

Summary: The rape in marriage means a kind of action of which the husband has a sex with his wife by means of violation and force or other ways, which are against the willing of his wif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rriage.Until now, the phrases of the rape in marriage doesn't come up in The Criminal Law and its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a today and it seems that only here of theory research is the rape in marriage stay.Some precedents of the rape in marriage have been decided by some courts in several years, in light of their peculiars, they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research of the problem at present.The article i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rape in marri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logy, jurisprudence and criminology puts forward views of the writer, i.e.the rape in marriage should be stipulated in the form of precedent.private indictment should be stipulated as the means of cases of the rape in marriage in our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pursuant to laws, restrict the right of litigation owned by the wife so that the right will not be abused.Key words: the rape crime the rape in marriage immunity of husband private indictment

1999年12月24日，上海市青浦区法院审理并判决了一起妻子状告丈夫q####j的案件。判决内容为：被告人与被害人虽为夫妻关系，但已分居达16个月之久，且被告人先后两次提出离婚诉讼请求，夫妻感情已破裂。在一审已判决离婚，但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特殊情况下，被告人王卫明违背妇女意志，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依法应予处罚。鉴于案情的特殊情况，可对被告酌情从轻处罚。判决被告人王卫明犯q####j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1]这是我国法院认定婚内q####j构成犯罪的第一例。王卫明被判q####j罪后，在中国司法理论界和实践界引起很大的轰动，很多法律界人士对此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由于针对婚内是否存在q####j的问题，我国的刑法及其解释并无明确的规定，因此，各家对此存在争议也是情理所在。

目前，对婚内q####j是否构成q####j罪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完全否定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同居为夫妻生活的重要内容，夫妻双方自愿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义务所作的肯定性承诺，同居即是双方的权利，也是双方的义务。在我国，法律和主流道德均认可夫妻之间的性行为。既然性行为是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则行使权利的行为自然不能对其定罪。

第二，完全肯定说。持此观点的人大多是根据《刑法》中对q####j罪的界定来认定的，他们认为《刑法》中规定q####j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既然丈夫为男性，妻子为妇女，就应当适合刑法之规定。再者，否定说所提的同居义务在《婚姻法》中也未明文规定为法定义务，所以，丈夫强迫妻子性行为应当定性为q####j罪。

第三，折衷说。即持该观点的人们承认婚内q####j构成q####j罪，但由于犯罪主体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即夫妻关系，使这种定性受到一定的限制，他们认为婚内q####j构成q####j罪是有条件的。当前比较集中的观点就是将婚姻分为正常持续阶段和非正常持续阶段，只有在婚姻非正常持续阶段发生丈夫强迫妻子的性行为才构成q####j罪。

那么，在婚姻存续期内，丈夫强迫妻子性行为到底构不构成q####j罪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下面，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

一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来看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旨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女权运动。[2]我国的广大妇女也纷纷参于其中，她们积极参与到社会各项活动中去，强烈要求妇女应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权利和自由。随着这项运动的开展，传统的立法模式和立法观念也有所改变。在目前的中国，旨在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也纷纷出台。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谈性色变的国度，性文化的发展受到传统思想的制约而发展缓慢。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妇女地位的提高，广大妇女的性意识也在逐渐的得到开化和增强，在婚姻家庭中，妇女不再是丈夫的附属品，以强暴和征服为特征的野蛮“性关系”与现代社会文明格格不入，加大对妇女人格独立和人身自由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现代法制的重要价值取向。联合国在2000年6月专门以“21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为主题召开的特别联大会议，[3]说明加强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已经在全球达成共识，如果在这种背景下，法律仍然对在婚内遭丈夫强暴的妻子的合法权利不管不顾，则会从另一种意义上纵容丈夫更加有恃无恐地对妻子性权利进行侵犯。

再者，随着妇女性意识的增强，其有自由选择是否同丈夫进行性生活的权利。[4]即应该赋予女性在同丈夫性生活上的拒绝权，其理由如下：第一，婚姻的自然性质决定了婚内性暴力的非法性。现代婚姻是双方自愿的结合，这种自愿不仅指婚姻的缔结是双方自由意思的表示，而且指婚姻存续期间的性行为是性爱，而不是单纯的肉欲。因此，既然婚姻是自由的，那么缔结婚姻本身表明双方做出了在性行为上相互尊重的承诺，“婚约并不能据此而成为一种专横意志的契约”。[5]第二，法律面前人人的平等原则排除了婚内性暴力的合法性。人格平等是现代法律的元价值之一，男女平等是婚姻关系的原则，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性权利排斥任何一方使用暴力以实现性权利的可能，因为在婚姻关系中，既然夫妻双方的性权利是平等的，那么任何一方被迫屈从对方的意志都违反了平等的原则。第三，免受性暴力的自由不因婚姻的缔结而丧失，免受性暴力压迫，是人的自然和绝对的权利，是无条件的，它不因婚姻的缔结而丧失。因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不会把自己永远的出卖给他人，即使一个人与他人签订了此类契约，现代法律也不予认可。如果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与其性交，不仅会对妻子自身的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且社会危害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 从法理学角度来看：

（一）传统法律体系下的丈夫不可能成为q####j妻子的q####j犯，即在传统法律体系下，丈夫享有豁免权。[6]其实，单从这一点来看，“丈夫豁免”并不难理解，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毕竟植根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而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男性几乎统治着整个世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处于附属地位的妇女所享有的权利少之又少，而此刻的妇女要想拥有性自主权则更无从谈起。因此，在那种历史背景下，“丈夫豁免”也就无可厚非。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大妇女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其社会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国家也从法律上肯定了妇女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权利，如果此刻仍然坚持丈夫豁免论，则无疑是对现代法制的漠视。

（二）从比较法的层面上来看：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的西方，广大妇女的地位并不比我国高，她们一样处于男性的压迫之下，是男性的附庸，那一时刻的西方国家无不或明或暗的实行丈夫豁免的原则。

但是，进入20世纪后半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广大妇女的抗争，西方主流国家已成功走出了“丈夫豁免”这一最后维持野蛮“性行为”的黑暗阶段。例如，属英美法系的美国，到1993年，北卡洛莱纳州成为最后一个废除丈夫豁免的法律的州。[7]还有同属英美法系的英国，目前其判例法认为：“只要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与任何女子进行性交都是违法的。”这其中，妻子也成为受保护的对象。另外，作为大陆法系下的法国，在1994年，新刑法第222—223条规定的q####j罪定义为：“以暴力、强制、威胁或趁人不备，对他人施以任何性进入行为，无论其为何种性质，均为q####j罪。”[8]由此不难看出，丈夫对妻子也可构成q####j罪。虽然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我们也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法律为我所用，但可以相信，在一定程度它们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发：废除“丈夫豁免”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只有将丈夫纳入q####j罪的主体中来，才能更好的保护妻子的性权利少受或不受侵犯。

（三）夫妻间性权利的实现应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体现的应该是一种双方的自愿。很多人认为婚姻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双方的自愿，婚姻关系一旦确立，夫妻之间就产生了一系列权利与义务关系，而夫妻双方同居过性生活，即是双方享有的权利，也是双方应尽的义务。[9]也就是说，夫妻任何一方都有要求另一方与己过性生活的权利，同时，夫妻任何一方也有与另一方过性生活的义务。笔者对此持反对意见。不错，婚姻关系的确立的确体现的是一种双方的自愿，夫妻关系的确立使夫妻间产生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关系，如，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互相尊重（《婚姻法》第四条），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婚姻法》第十三条），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婚姻法》第二十条），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婚姻法》第二十四条）等。然而，所谓的夫妻同居义务并没有作为一种法定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

三 从刑法学角度来看

（一）我国传统理论关于q####j罪的界定

刑法理论认为，q####j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其特征是：1，侵犯的客体是妇女的性自由权利。妇女的性权利是指妇女生命存续期间根据自己的意志发生性行为的权利。2，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与之性交的行为，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之性交，是q####j罪的本质特征。这里的暴力是指以殴打、伤害、捆绑、按倒、强拉硬拽等使被害妇女不敢、不能反抗，对其人身实行强制的手段。胁迫是指以伤害、杀害或利用职权优势对妇女相威胁，使妇女不敢反抗。3，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年满十四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男性。[10]4，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交的故意内容。[11]

（二）提到婚内q####j，其主体必然少不了丈夫的角色。那么丈夫到底能不能成为q####j妻子的犯罪主体呢？笔者认为完全可以，理由如下：

1，从刑法236条的规定可以看出，q####j罪的主体为年满14周岁的男性，该规定并没有将丈夫排除在外，因而，q####j罪的主体自然包括丈夫。另一方面从q####j罪的犯罪要件来看，立法机关并没有将丈夫明确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也就是说丈夫是特殊的q####j主体，即“婚内q####j”主体。

2，q####j罪侵犯的客体为妇女性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刑法》规定中并没有将妻子的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而排除在外，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是所有妇女的一种人身权利，侵犯这种权利违背了妇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正当性交行为的权利。有人认为婚内强迫性行为并不构成对妻子性权利的侵犯，他们认为《刑法》设定q####j罪的目的在于保护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该q####j罪条款所保护的对象是妇女拒绝男子对其实施奸污的权利。夫妻间关于性的权利与义务，因为双法合法婚姻关系的确立而产生相互之间的专属性质，这种性质决定了婚姻关系的一方不能随意拒绝另一方的性交要求，与妻子发生性交行为是丈夫的法定权利。据此丈夫虽然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也不能构成对妻子性权利的侵犯。上述观点完全抛开妻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所拥有的自主权利，其根本上还是将妻子置于丈夫的附属地位，而这恰恰与我国当前的法律价值取向相悖。

男女之间缔结婚姻关系，只能是表明他们相互承诺负有配偶在法律上的义务，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情感和性关系上承担了任何义务，即使在婚姻的关系

下，妻子也首先是人，然后才是配偶。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妻子享有任何妇女所享有的权利，如人格权，性的自主权，人身自由权等。如果丈夫不尊重妻子的人格，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与其性交，则是对妻子性的自主权的一种粗暴的侵犯，其非法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即使具有婚姻关系，如果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进行性行为，也符合了q####j罪的客体要件，即该行为侵犯了妇女性自主的权利。

3，另外，除了分析丈夫强迫妻子性行为构成q####j罪必须符合犯罪要件外，还要考虑到该行为是否具有应受刑罚的社会危害性。婚内强迫性行为除了给妻子造成一定的生理损伤外，给妻子造成的心理伤害也是难以估量的，在那些感情已经破裂毫无爱情可言的婚姻关系中，这种伤害更为严重。当妻子的性权利遭到丈夫的侵犯而又无法找到相应的法律规定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时，不仅会使她们感到绝望，而且还会助长丈夫更加肆无忌惮的对妻子施以侵害，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

从以上论证不难看出，婚内q####j不管是从其犯罪主体，还是客体，以及社会危害性等方面都符合了《刑法》对q####j罪的规定，即使犯罪主体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一层合法的婚姻关系，其犯罪的实质也是不容抹煞的。

四 那么，除了针对“婚内q####j”是否构成q####j罪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观点呢？

有人认为婚内q####j构成犯罪，但并非q####j罪，而是构成虐待罪。[12]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婚姻关系的存在使夫妻间的性权利相互吸收，丈夫通过暴力手段强迫妻子性行为，并没有侵犯妻子的性权利，如果在强迫性行为的过程中，给妻子造成其他伤害或有虐待行为，则只能用伤害罪或虐待罪条款来认定。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失偏颇，首先，任何法律中都没有规定夫妻间的性权利因婚姻关系的存在而相互吸收。其次，丈夫强迫性行为虽然对妻子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但丈夫行为的根本目的是强迫妻子性交，至于对妻子造成的各种伤害，则是在对妻子q####j的过程中的附属伤害，坚持婚内q####j构成虐待罪的观点只是看到了q####j行为造成的表面伤害，否认了该行为最终侵犯的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的犯罪实质。

五 婚内q####j的恰当规范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观念上的进步反映在立法上就是修改q####j罪的规定。目前，针对“婚内q####j”立法，在英美德等西方国家都有了不同程度规定。而在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中广大的妇女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最大限度的保障她们的合法权益，才能从更大程度上调动起她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此，从立法上明确丈夫可以成为q####j罪的主体，对于那些长期遭受丈夫性侵犯的妇女来说，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对其他妇女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所以说，当前的中国到了为“婚内q####j”立法的时候了。

（一）那么，是不是在刑法条款中明确规定丈夫可以成为q####j罪的主体就可以了呢？其实事情并非想象中这样简单。相反，如果在刑法条文中明确规定丈夫可以成为q####j罪的主体，它将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1，这种做法势必会造成一定的法律危机。这是因为，法律作为思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的存在形式之一，即是对不依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即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人们维护自身生存活动的形式，属于社会发展的主观方面。法律运作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因而不可避免的要受到该社会法律文化观念及法律意识的制约和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识领域，婚内丈夫不可能对妻子构成q####j，即使有此种行为发生，人们也不会对丈夫的行为给与过多的指责。如果将婚内q####j以成文法的形式写入刑法，这将和传统的法律文化、道德观念不相适应，如果强行实施，必将遭到人们的议论和抵制。另外，如果将婚内q####j规定在刑法中，也将给婚姻关系内的丈夫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进而进一步危及到婚姻家庭的稳定，这是任何一个法律制定者所不愿看到的后果。那么这种法律的在实施过程中所潜藏的危机也是显而易见的。

2，如果将婚内q####j写入刑法，也会导致一定的道德危机。在社会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基本的共同的道德规范，也产生和发展了一个民族固有的伦理体系和道德准则，如果法律的制定背离了传统的道德规范，那么其在现实中的实行也将举步维艰，更甚至会走上被人们抛弃的道路。在人们普遍的道德观念中，婚姻关系必然包括了性关系。正如前面所言，如果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与其性交，人们也许不会对丈夫进行过多的指责，反而会对拒绝丈夫要求的妻子进行谴责，所以说，如果将婚内q####j规定在刑法中，不仅背离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而且实际上是对妻子这种拒绝权的一种立法肯定，此种做法给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所带来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从另一层意义上讲，刑法肯定了婚内q####j，也就是肯定了妇女性权利的绝对自由，即妻子有权利决定同谁发生性关系，别人干涉不着。而这本身也就与传统的伦理道德相违背，所以说，一旦将婚内q####j用刑法来规范，将会在伦理道德领域造成严重的混乱与危机。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将婚内q####j规范在刑法当中并不是一种明智之举。

（二）那么，我们将以何种形式来规范这类特殊的q####j罪呢?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的现实，可以以判例的形式来对此类案件进行规范。虽然我国并没有将判例作为法律渊源的一种，但是，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判例所发挥的指导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规定不完善时，以判例弥补法律的这一漏洞，将有利于同类案件的判决大体一致，充分实现法的安全性，而且可以针对此类特殊案件给法官以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从而真正实现法与道德的相互融通，避免成文法所带来的弊端与不足。

（三）任何一个行为构成犯罪，都必须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对其进行制约和规范，婚内q####j作为q####j罪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司法实践中也必须有一套特殊的原则对其进行规范。

1，“婚内q####j” 认定为q####j罪并不是随意的，要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说，并非丈夫只要违反妻子的意志进行性行为就构成q####j罪，因为该罪的发生是在披着婚姻这件合法的外衣下进行的。只有丈夫的q####j行为达到一定的程度，造成一定的严重后果才能对其定罪，否则，就不能将丈夫判定为q####j罪。

2，承认婚内q####j构成q####j罪的同时，丈夫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呢？笔者对此有两点建议可供参考：一是如果妻子诬告丈夫q####j，在法院查明真相的情况下，可以将妻子入以诬告罪。另一则是虽然夫妻关系不能等同于单纯的性关系，但可以说性关系在维系夫妻关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妻子长期拒绝丈夫性交的要求时，丈夫可以据此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请求。

3，关于婚内q####j案件是作为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的问题。笔者认为理应定为自诉案件的范畴。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对于一般的刑事q####j犯罪规定以公诉形式由公诉机关侦察搜集证据来提起诉讼。但是由于婚内q####j是发生在合法的婚姻关系内，犯罪主体和被害人存在合法的夫妻关系，这就决定了该类案件与一般的q####j案不同，如果公诉机关完全抛开这一层关系而进行公诉的话，其中必然会侵犯到公民一些隐私。再者，婚姻关系持续期间，虽然妻子一时不同意同丈夫性交而遭丈夫强迫为之，但她们对丈夫的这种行为并非到了无法接受的地步，也不想利用法律手段来惩罚丈夫。如果此刻公诉机关强行介入其中，势必会破坏婚姻关系的稳定。我想这一后果也并非是人们所乐意接受的。所以说应当将婚内q####j案件定为自诉案件的范围，实行不告不理。这样就避免了公诉机关强行介入而带来的不利后果，因为此刻如果妻子选择了起诉丈夫，其婚姻本身也就无稳定性可言。

4，如果将婚内q####j定位自诉案件，那么如何来规定案件取证问题？由于婚内性行为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外界很难确定丈夫与妻子的性行为哪一次是属合意性质，哪一次是属非合意性质，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婚内q####j案件可以采取 “谁主张谁举证”作为举证原则，即应当以原告举证为主，被告举证为辅。这是因为该类案件的原告和被告为合法夫妻，双方以前基本上都是基于一定的感情基础才走到一起来的，但是随着婚姻关系的持续和双方感情的变化，不排除哪一方为了自己的私利来陷害对方的可能。所以通过这种举证责任方式，可以有效防止妻子为达到某目的而要挟、诬告丈夫，进而有效遏制妻子该诉权的滥用，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得案件的数量减少，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5，在惩罚机制上，由于婚内q####j自身的特殊性使其与一般的q####j犯罪有所区别，如果完全依照刑法规定对丈夫量刑，则显得过于严酷，在处罚丈夫时，应当比照q####j罪之规定酌情减轻处罚。

可以肯定的是当代中国是需要判例制度的。这是因为随着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根本无法解决，而立法活动或现行法律的修正工作无法及时跟进造成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无所适从，从而造成不同的法院在审理案情相近或相同的案件时，做出迥然相异的判决结果。运用判例来规范婚内q####j案件，可以说是目前我国规范此类特殊案件的最佳形式，它不仅为今后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能够把一些相对模糊的法律概念具体化，明确表达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便于人民大众的理解和遵行。

如果真能实现这一变化，那么这将是法律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它不仅从另一层意义上肯定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可以有效抑制丈夫的野蛮性行为，从而提高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质量，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参考文献：

[1]欧阳涛主编：《性犯罪》，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曹子丹、储怀植等主编：《最新中国刑法实物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3]李三宝、祖铁军主编：《罪名适用新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刘光显：《试论q####j罪》载2001年《法学研究》第8期

[5]（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淑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6]（美）哈里格劳斯：《家庭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7]王文生：《关于q####j罪本质特征的思考》，《法学研究》2001年第四期

[8]《德国刑法典》徐文生、庄敬华译，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9]周华山：《婚内q####j的本土化研究》，《浙江学刊》1999年第二期。

第四篇：见死不救的反义词

见死不救是一个连动式结构的成语，是指看见人家有急难而不去救援，主要形容冷酷无情，属于贬义成语。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见死不救的反义词，欢迎大家阅读。

见死不救的反义词

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侠肝义胆、助人为乐、打抱不平、济困扶危、抱打不平

见死不救

【拼音】： jiàn sǐ bù jiù

【解释】： 看见人家有急难而不去救援。

成语典故

【出处】： 元·关汉卿《救风尘》第二折：“你做的今见死不救，羞见这桃园中杀马宰乌牛。”

词语辨析

【用法】： 作谓语、宾语、定语;形容冷酷无情

造句

(1)对那些孤苦无依之人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2)见死不救，临阵脱逃，谁听了这事能不气愤。

(3)这个人见死不救,应该受到人们的指责。

(4)我们正处于涸辙之鱼的坏境里，没想到他不但见死不救，而且还把我们最后一丝希望给弄没了。真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

(5)人家诚心诚意地找上门请你帮忙，你怎能见死不救?

(6)他过去虽见死不救,但我不念旧恶,决定帮他的忙。

(7)看到一位老大爷昏倒在路边，我岂有见死不救之理?

(8)凡是有良心的人,都不会见死不救的。

(9)要我见死不救、隔岸观火?我做不到!

(10)见死不救的不是好兄弟，就算有理由也不行。娘的失恋了，老子就不奉陪。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闷油瓶。线性木头

(11)中国一幼童遭两车连撞，路人见死不救,幼童已死亡。

(12)这是神马!那些见死不救的人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去死!

(13)叶大哥说的是什么话啊,我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吗?到时候看吧,如果我能应付,那两名修仙者就由我来对付吧。

(14)见死不救是畜生,我跟他们不一样!

(15)这就是说,见义不为或者见死不救,不但要受到道德谴责,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16)良臣,不是咱们见死不救,实在是众寡不敌,要怪也只能怪那朱治大意中了埋伏,走吧!

(17)你明知道他那么喜欢你,你为什么见死不救!

(18)高咏认为,法律是反映大众意志的,对于见死不救这种行为,目前的法律可能确实存在漏洞,但应该运用法律对这种行为进行规范。

(19)还不过来帮忙?难道想见死不救吗?

(20)其实有这种考虑到不一定是因为国安局多不仗义,见死不救。

(21)你抚心自问,师尊可有半点待薄你的地方?你岂可见死不救?

(22)如果现在逃走就不是冯克雷了!如果对以生命为赌注去迎接朋友地好友见死不救，你们明天的饭会吃得香吗?

(23)杨杰失望的离开了，但是他在心里大骂道，果然是heishe会，见死不救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

(24)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杀的人不该是我!送你去远军帐的人不是我!收买你的人也不是我!见死不救的人更不是我!怪只怪你自不量力，始终没看透有些人的心!只怕你到死……也是看不透的。

(25)在理想世界里我们总感性地认为人人都是道德君子，不会高尚到见义勇为，却不会见死不救;可现实又残酷地告诉我们人情冷漠。

(26)他们在呼号：“别扔下我们自生自灭，我们被困在这里动弹不得。为什么他们不派救援巴士来?难道他们真的要见死不救吗?”。

(27)我也不知道我这辈子不是啥字，可我知道一个理儿，人，不能见死不救。

(28)我的心都凉了，我和他好象都在放弃，眼看着我们过去的七年就象个小孩子一样在我们面前淹死，我们就站在那见死不救。张一白

(29)你想死是你的自由，重点是我绝对不会让你死在我的面前，这样就好象是我见死不救似的，明天起来的时候，我会不爽的。高桥留美子

(30)唉,关老爷忠孝双全,是人人可敬的正人君子,况且,您与我家胡老爷是何等的交情!我们焉有见死不救之理?

第五篇：醉驾入刑之我见

醉驾入刑之我见

关键词：醉驾 法律 交通事故

据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报道，9日晚上，知名音乐人高晓松驾车在北京发生交通事故，致四车连撞，四人受伤，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经酒精检测，高晓松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243.04毫克，已构成醉酒驾车，按照《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他将面临拘役的刑事处罚。（中新网5月10日）

自5月1日醉驾入刑以来，各地交警部门纷纷设岗，查获醉酒驾驶者，他们将以“危险驾驶罪”提起诉讼，使酒后驾车者受到刑事处罚。近年来，一起起血淋淋的交通事故，引发人们对酒后驾车、飙车的空前关注。为此，国家有关部门曾掀起过几次治酒驾风暴，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酒后驾车行为，而什么原因导致醉酒驾车有禁不止呢？据《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显示，有97%的人承认身边存在酒后驾驶现象，有81%的人认为我国对酒后驾驶处罚过轻，有70%的人认为“违法成本过低”是酒后驾驶现象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可见，人民群众认为，之前的法律对酒后驾驶和飙车行为处罚太轻、量刑标准过低，缺乏震慑和惩戒作用。然而《刑法修正案八》公布以后，我国加大对醉酒驾车行为的处罚力度，将之从行政处罚上升到更加严厉的刑事处罚，惩处力度明显加大，但仍有部分人漠视法律规定，顶风作案，甚至有些司机心存侥幸心理，醉驾入刑后仍酒后驾车。

我国将醉驾入刑，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对民意的呼应，是司法为民的具体表现，但我认为“醉驾”是一种复杂且顽固的社会弊病，并不是“入刑”就可以消除的。毕竟法律是约束人们行为的最后手段，强调的是事后惩治，而先期预防也十分重要，如提高国民素质，增强自律、社会责任感以及对生命的敬畏感等等，在这种社会道德和文化的熏陶之下，人民群众会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抵制酒后驾车行为，惟有两者相结合，才是解决醉酒驾车问题的根本之策。

这些天，各地公安交警部门，正依据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醉驾入刑正式开始实施。醉驾入刑的执法关键，在于让每一个醉驾者都能受到一视同仁的处罚。毫无疑问，这对遏制酒驾、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深远的意义。长期以来，由于深受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和社会风气的影响，许多机动车驾驶人面对酒杯无法抗拒，讲究“喝酒不喝醉，感情不到位”，以致“前脚喝完酒、后脚驾车走”几乎成为醉猫们的习惯。由此带来的危害自然是显而易见的，大量马路上的人间悲剧层出不穷，因酒后驾车发生事故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以百分之七点三的速度增长。故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设立“危险驾驶罪”顺应了公众“平安出行”的诉求，是民意所需，众望所归。

根据媒体的报道，今年“五一”以来，全国各地警方相继查获了多名醉驾人员，当事人面临的将是严厉的刑事处罚。但因现实条件所限，有关部门对醉驾入刑的宣传力度还远远不够，以至于有些醉驾者直到落网后才知道醉驾将面临刑事处罚。所以，建议有关部门对酒驾、醉驾行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调动各方面的警力、警务资源，从查获、取证等各个环节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严打置法律和他人安危于不顾、顶风作案的酒驾者。另一方面，也要切实加大醉驾入刑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坚持长时期、大密度地进行宣传教育，最大限度地做好普法工作，让广大老百姓切实认识到酒驾、醉驾的严重危害，认识到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当然，对千千万万的普通驾驶人而言，更要从自身作起，绷紧远离酒驾这根弦，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这根红线，做一个文明驾驶、理性驾驶的模范。

2011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将开始实施，醉驾正式入罪。与之相衔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也作了相应改变。刑法修正案

（八）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自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起施行。该修正案第二十二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为了打好“酒后禁驾”战役，公安部先后出台了“四个一律”，对酒后驾驶行为一律实行上限处罚；2010年3月又出台了111号令，规定对饮酒驾车的违法行为一次性记12分，如今醉酒驾驶以“危险驾驶罪”定罪量刑，与之相衔接、并同时于5月1日起实施的《新道路交通安全法》也加大了对此类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对醉驾行为一律吊销驾照，并在5年之内不得重新取得。对酒后驾驶行为的罚款从200-500元提高至1000-2000元，暂扣驾照的期限从1-3个月提高为6个月。这对当前交通管理工作的影响更为深远。

据记者调查，尽管公安部门在不断大力整治酒后驾车，但是酒后驾车行为依然屡禁不止。陆在春认为，即将于下个月一号生效的刑法修正案

（八）增设“危险驾驶罪”，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社会大众对安全出行的诉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也体现了我国刑法的与时俱进。从处罚力度上看，增设“危险驾驶罪”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肇事者的违法成本，能强化对以身试法者的震慑作用；从立法技术上看，增设“危险驾驶罪”将入罪形态界定为低门槛的“危险犯”，不苛求“交通肇事罪”的“严重后果”，而且比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更有利于实现“罚当其罪”。从处罚性质上看，增设“危险驾驶罪”对于公务员和参公人员面临了更加严格的处罚，因为根据2007年6月1日起施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17条第二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近年来，我国成都、南京、杭州等城市接连发生酒后驾车导致的恶性交通事故，其中一些酒后驾车者以“交通肇事罪”被处罚，一些酒后驾车者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刑。此次“醉驾入罪”，意味着凡醉酒驾驶者，已不是违法嫌疑人，而是犯罪嫌疑人，即便不发生严重后果，也可能被判处刑罚。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昨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定》，规定因醉驾行为吊销驾照的人还将在5年之内不得重新考证。这也意味着，酒后驾驶不仅仅是扣分吊销驾驶证，还将面临着开除公职的行政处罚。

酒驾肇事终身禁驾。自今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将开始实施。为与其相衔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删去了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人拘留的规定。醉酒驾车将被拘役。更严重的是，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酒后驾车肇事者会被终身禁驾。两次酒驾吊销驾照。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将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罚款从200元以上500元以下提高至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期限从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改为6个月；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拘留和2000元罚款，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醉驾吊销驾照五年。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改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还增加了15日拘留的处罚，将罚款从500元提高至5000元；对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将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改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醉驾可能被解除合同。“醉驾”正式定为刑事犯罪，可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届时醉酒驾驶要承担刑事责任，最长可处6个月拘役。“醉驾”入刑，醉酒司机就是犯罪，无疑会影响当事人一生。《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17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这就意味着，如果公务员醉驾被判拘役，就面临被开除公职。《劳动法》第25条规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据此，凡因醉驾构成刑事犯罪的，可能会被企事业单位开除公职或解除劳动合同。《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学生醉驾终身禁考公务员。醉驾者若为在校学生，那么他将永久失去报考公务员的资格。在公务员招考中也明确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不得报考。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之规定：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处《刑法》规定的主刑(含宣告缓刑)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根据刑法修正案(八)规定，醉驾应属故意犯罪，这也意味着，党员如果醉驾被判刑也将被开除党籍。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京华时报》等。公务员醉驾或被开除。刑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提出，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醉驾”是否犯罪？又该如何处罚？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21日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时，围绕这些问题再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委员认为，醉驾即入罪，而国家公职人员在犯罪后一般都会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这样对公务员来说“后果很严重”。也有人认为，公职人员更应模范遵守法律。

观点一醉驾入罪易造成打击面过宽。“目前对于醉驾入罪的问题有点情绪化倾向，大家对醉酒驾车、在路上飙车现象非常气愤，但实际上这种行为已经有法律来管了，在入罪方面，要十分慎重。”李连宁委员提出，草案二次审议稿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容易造成打击面过宽。他建议根据情节的轻重给予一些空间，可单处拘役、或单处罚金、或两者并处，建议在“醉驾”和追逐竞驶后都加上“情节严重的”限制条件。

观点二醉驾即处以拘役仍偏轻。但也有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对“醉驾”的处罚还应加重。任茂东委员认为，仅处以拘役偏轻，建议改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而且他认为，仅是拘役实际中的操作性不强，难以执行，且行政成本较大。郎胜委员指出，对于“醉驾”当前的实际做法是行政拘留，但目前看来作用不大。达到“醉驾”程度就追究刑事责任，可能对社会的震慑效果会好一些。“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醉驾’还是严一些好”。

观点三公务员在醉驾上更应率先垂范。也有委员建议对醉驾入罪能否给予一定的过渡规定，目前醉驾即入罪，而国家公职人员在犯罪后一般都会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后果很严重。国务院2007年通过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国家公务员招考时，也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报名。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认为，国家公职人员应率先垂范，其行为才有公信力，对他们的道义要求高于一般人是没有问题的。他分析，中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而转型社会也意味着风险社会，运用刑罚手段对一些严重的突出的社会问题给予严厉的压制，也是可以接受的。

观点四醉驾状态其实很难判断。根据现行的标准，驾车者血液酒精浓度在每百毫升20毫克至80毫克属酒后驾驶，浓度超过每百毫升80毫克就算醉酒驾驶。丛斌委员认为，从科学角度界定“醉酒”很难。不同的人对酒的耐受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酒精含量超过200毫克也不一定有事，有的人可能只有20毫克却意识不清。郎胜委员也指出，醉酒程度各国都有不同标准。针对这一问题，丛斌提出了完善该规定的两个方式，一是单纯规定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多少毫克，用定量的方式确定犯罪主体。二是将醉酒改为酒后，只要饮酒后驾车上路，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失的，就要承担刑事责任。“酒驾入刑”的前提是严格执法。翻开刑法的发展史来看，危害性原则始终是决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最基本的原则，即一个行为，只有在其对社会造成足够危害的情况下才会被纳入刑法的视野，进而作为犯罪受到刑罚的处罚。因此，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这在刑法中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如果醉驾入刑与否要视情节、后果而定,那么在现实的国情下,所谓情节和后果极可能异化成权力和关系,视情节、后果而定极有可能异化成视权力大不大、关系铁不铁而定,甚至视执法者的脾气、性格以及当时心情好不好而定，如此,那些有权的、有钱的以及社会名流们很可能成为受益者,不知会滋生多少弄虚作假、徇私舞弊,“醉驾入刑”的公正性将大打折扣。公正是法律和司法的第一要义,公正性丧失显然比耗费更大司法成本的后果严重得多。给“醉驾入刑”开口子,忽视了重人情关系的现实国情,忘记了“醉驾入刑”的立法初衷,这显然与立法初衷相违背、与法律条文的原意不相符。所以,我以为“醉驾入刑”还是一刀切为好。

事物发展的规律是由量变决定质变，我们相信，随着醉驾入刑观念日益得到理解和普及，当刑罚力度与“酒文化”进行反复较量并不断取得战果之后，酒后驾驶的行为必然会大大地减少，我国在道路交通安全这一块将会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这将是人民群众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