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企改革心得体会（共5篇）

第一篇：关于国企改革心得体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企业改制浪潮，国家把许多亏损企业、微利企业、账务状况不好的国有、集体中小企业，象破铜烂铁一样，以低价或零转让的方式，卖给了企业负责人和职工，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和责任，同时也造就了数百万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为什么在国家看来象工业垃圾一样的企业，有那么多的企业负责人趋之若骛，争相购买，而且能成就那么多的富翁。

在这里，我们不探讨国家推卸责任的作法，也不探讨国家政策方面的失误以及政府官员管理国家的无能，只探讨这一轮大规模的企业改制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这就涉及到国家、企业负责人和职工三者的利益了。

首先，我们来看国家。国家卖掉了企业，收回了部分投资，减轻了负担，同时把职工推给了企业，也推掉了国家本应对职工所担负的责任。这时的职工成了企业的股东，作为股东就应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企业盈利还是亏损，能否发出工资，一概与国家无关。这样看来，国家似乎是企业改制的受益者。不知大家想过没有，九十年代是企业改制的商潮，也是工人大量下岗、失业的高潮。以至于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家还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物力、财力来搞就业、再就业工程，其花费远远大于国家收回的那点财力。另外，下岗、失业人员带来的不满情绪、家庭离异带来的社会问题，给国家利益带来的损害，就远远不是用金钱能够衡量的了，也远远不是用金钱就能够摆平的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经济衰退，社会矛盾突出，罢工、罢课现象此起彼伏，以至于美国军队把坦克都开进了大学校园。经过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经济衰退，企业大量辞退工人，造成了美国人民的不满。同时，美国人民生活状况的恶化，使离婚率上升，不良少年大量产生又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再加上越战的影响，使美国政府疲于奔命。有此教训，后来的美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就业问题。结合美国的经验教训，我国现在社会问题复杂，治安状况不好，与企业改制能没有关系吗?

因此，在我看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企业改制国家不但没有受益，反而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其次，我们来看职工。我接触过许多改制企业的职工，说实在话，他们对企业改制的热情并不高，只不过他们面对国家强力推行的改制和企业负责人的压力、劝诱毫无办法。既然国家都可以把作为主人翁的职工抛弃，改制后的企业主为什么就不能呢?事实证明了职工们的想法是正确的。

改制后，职工成为企业的股东，可是职工手中的那点可怜的股份就象股市上的散民一样，任凭大股东们的蹂躏，在企业发挥不了丝毫的作用，职工(股东)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升反降。改制前，企业负责人是由上级任命或由职工选举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企业负责人还有所顾忌;改制后，企业成为无主管上级的独立法人，企业主控制了大股，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他们，他们可以随意地决定企业和职工(股东)的命运。

有的企业可以长期不召开股东大会，可以长年不给职工长工资甚至拖欠职工的工资，可以以企业亏损的名义不给职工投保。职工在企业中只能唯唯诺诺，看企业主的脸色行事，职工的心理压力比改制前更大，关系更加紧张。

改制时，国家给了职工一个保护期，但保护期一过，企业主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用人观决定用谁不用谁，在这种情况下，那个职工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除非他做好了失业的准备。即使你再小心谨慎，保护期过后也不一定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几乎所有的企业在保护期满后都会大量的裁减职工或招用农民工以降低费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大量下岗失业工作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改制企业的职工要求退回到改制前的状况。也许本人孤陋寡闻，见识不多，没有发现改制后蒸蒸日上的企业和心情愉快的职工，遇到的都是些满腹心事、对企业改制不满的落后群众。不要忘记，这样的落后群众在全国有几千万呀。

既然国家没有受益，职工没有受益，但总得有受益的人吧?那就只有企业主了。

再次，我们来看企业主。企业改制后，企业主会通过各种办法增加自己的股份而挤压职工股东的股份以达到控股的目的，这样才能控制企业、控制职工，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每个职工的头上，才能把改制时国家给企业的优惠政策转化为个人利益。

改制前，作为企业的负责人，他们不满上级主管部门对自己的控制，因此在企业中才有“婆婆”一说。改制后，企业主从“媳妇”一跃而成为职工的“婆婆”，他们不仅继承了“婆婆”们的一贯作风和作派，更有变本加厉之势。十年媳妇熬成婆的企业主们，感到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快感和幸福。现在他们可以大胆地说：这个企业是我的，我就要说了算;我想给谁长工资就给谁长工资，想长多少就长多少;我想用谁就用谁，一切都要看我高兴不高兴。

这时的企业主可以把大量的资金抽调出去，为自己的儿子成立新的企业，可以把大量的业务转移到自己亲戚的企业中，可以人为的造成企业亏损而长期不给股东分红，可以多年不给职工长工资而让自己的工资高于职工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可以十几年不召开股东大会，可以随意地购买高档住宅和高档汽车，可以肆意地花天酒地、享受企业改制带来的美好生活，总之，一切都可以随心所欲。据我接触到的改制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党组织和工会只不过是陪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一切工作都要看企业主高不高兴，对他有没有利。

企业主们的幸福，有些政府官员都羡慕不已，因此才有了官员傍大款的现象出现。企业主没有上级的管辖，没有众多的限制，不用在官场上装出一付正人君子的假象，也不用年年进行考核，只要不被税务局抓住，他们的生活就象《智取威虎山》中扬子荣唱得那样：美好的日子万年长。

不难看出，企业改制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把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化为己有的企业主们，他们合理合法的得到了利益而把职工或问题依然推给了国家，他们和政府官员一样体会不到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关于国企改革心得体会

7月5日，中航工业召开党组扩大会，传达学习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精神。中航工业总经理、党组副书记谭瑞松出席会议并讲话，副总经理、党组成员顾惠忠、吴献东、高建设、李本正，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张希出席会议。

谭瑞松首先全文传达了的重要指示和的重要批示。他指出，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体现出党中央、国务院对国企改革问题的高度重视，对深化企业改革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随后，谭瑞松深入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马凯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部署，坚持市场取向，突出问题导向，服务发展大局，紧紧围绕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提高国有资本效率、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主动作为，因企施策，持续攻坚，不断把国企国资改革引向深入，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指示和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精神，谭瑞松代表中航工业党组对各单位深化改革提出几点要求。首先，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会议精神。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来认识国企改革，深刻领会中央推进国企改革的信心与决心，深刻领会中央对国企做强做优做大的期望与重托，进一步树立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危机感，增强改革创新意识，强大使命担当，自觉落实中央部署，坚定不移地深化企业改革。其次，要积极谋划和推动改革。要加强对中央文件的学习和研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制定推进改革的顶层规划、实施路径、阶段性重点任务。要进一步发挥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作用，加强政策研究、工作谋划和顶层推动，更好地牵引和推动深化改革。再次，要把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在目前发展阶段，很多经营层面的难题，也需要通过改革来破解。譬如“瘦身健体、提质增效”工作，各单位必须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精神，坚决抓好中航工业“瘦身健体”六项任务的落实，严格执行总经理7号令，善于用改革的办法、精神、魄力和韧劲去突破瓶颈和痼疾，开辟改革发展新局面。最后，在深化改革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要坚决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各项要求，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把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政治优势，更好地推进企业改革。

中航工业总部各部门负责人，在京各直属、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关于国企改革心得体会

7月4日电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4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坚定不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推进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要加强监管，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记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大责任，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领导，尽快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作出批示指出，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综合国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前，面对新常态、新形势，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不懈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遵循市场规律，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淘汰过剩落后产能，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紧抓住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发展新经济，依托“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不断创新技术、产品与服务，提高主业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按照突出重点、规范有序、量力而行、防范风险的要求，更加扎实有效地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各地区、各部门要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完善监管制度，积极为国有企业改革营造良好环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马凯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务委员、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勇宣读了重要指示和批示并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部署，坚持市场取向，突出问题导向，服务发展大局，紧紧围绕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提高国有资本效率、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主动作为，因企施策，持续攻坚，不断把国企国资改革引向深入，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二篇：国企改革

国企该不该改革，应该怎样改革，一直是国内经济学家争论的热点话题。面对2012年中国经济活动的收缩以及国有企业利润的同比下滑，经济学家指出新一轮国企改革可以给中国带来新的增长机会。如果能通过国企改革消除资源配置扭曲，仅此一项就可以获得2%的年均GDP增幅。那么，怎样的国企改革才能创造出新的增长机会呢？改革的关键是什么？该如何破除阻力？

我想首先从国有企业的需要改革的原因说起，为什么要进行国企改革，因为国企存在着一系列弊端，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的效率。具体来说，首先是国有产权的原始主体虚置，导致国有产权配置和运行低效率。国有产权无法真正明晰到每一个具体公民的名下，产权的数量和存在状态对于每一个具体公民即原始主体来说都是“虚置”的，他也就无法，也没有动力真正去行使、监督他的国有产权。第二，国有产权与政府的行政权力合一，导致产权运行行政化。国企国有产权是由国家的各级政府来管理运营的，即使是 2003 年以后逐步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也是政府的特设机构。国有产权被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所把持，形成“部门所有”和“地区所有”，导致条块分割。各地方、各部门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必然人为阻碍国有产权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流动，形成地区封锁、部门壁垒，由于国有产权几乎无法按照市场经济规则顺畅流动，必然造成国企产权结构凝固化、封闭化，进而导致国有资产运行的低效化。第三，国有产权异化为“官员产权”，政企很难真正分开，官员作为国有产权的真实代理人同时也是股东代表，追求的往往不是国有股权的经济效益，而是政绩指标，即其行为是扭曲的。这不仅增大了资源配置的盲目性、随意性进而低效性，而且，产权与政权的合一，使得政府官员手中的行政权力在国有产权原始主体（全国公民）监督缺位的情况下变成一种“权力资本”，这就为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提供了条件。国企运行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弊端，包括产权运行的委托—代理链条冗长且具行政性，代理成本高昂，运营效率低下，国有产权界定不清，缺乏产权激励与约束功能，一股独大’，对公司治理绩效的损害更为明显。它使产权多元化的股东制衡机制被极大削弱，导致公司无论从竞争力、灵活性、对中小股东的责任感以及公司的生命周期来看，均缺乏与国际企业竞争的实力。

所以，国企改革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迄今为止我国国有企业主要经历了两轮大的改革。第一轮从1978 年开始到1989 年，这一轮改革的特点是以效益为导向的改革。内容包括政府对企业的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制、利改税、厂长负责制及承包制等。第二轮改革是1992 年由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发起的，这一轮改革的特点是以产权为导向的改革，内容包括股份合作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股份制、抓大放小、“两转”改制(产权与身份转换)和兼并重组等。改革期间，一些做法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郎咸平2004年发表了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矛头直指格林柯尔掌门人顾雏军，对其近年来开展的一系列国企并购行动提出质疑，认为这些收购导致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并由此引发了学界和民间有关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讨论。指出顾雏军利用财务手段，把一些经营困难但生产条件较好的国有企业的账面亏损做大，然后再低价收购这些企业。一旦收购完成，再利用类似的财务手段，制造“收购后赢利”的假象，从而巧取豪夺了大量国有资产，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一些郎咸平的支持者认为，权力支配、暗箱操作、法规不全、国资流失、职工及债权人权益受损已经成为当前国企产权改革的拦路虎。在国退民进的改革浪潮中，公平丧失，效率失察，一场正在上演的民资合法侵占国资的狂欢盛宴应该叫停。他们甚至认为，俄罗斯私有化进程教训正在中国上演。当时很多民众是支持郎咸平的，认为国企改革应该停止。而我是比较支持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的观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一定要置于市场经济转轨的框架下来考虑，不能冒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国有资产流失等种种问题在个案上成立，但在总量上不成立，种种问题的出现固然有

损社会公平，但国有资产改革的滞后同样导致市场的不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的大背景下，国企产权改革不能因噎废食，改革方向不能简单否定。另一方面，鉴于上述的国有企业的种种低效率和弊病，国企的改革不能停止。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国企改革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负面现象：一是国资贱卖；二是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三是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新的控制人通过企业改制来套取银行资金和进行金融诈骗；四是新的控制人由于战略、能力、资金或管理方式、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把原来不错的国有企业反而给“整垮”了。因此，如何在改革中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效应，以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和被侵吞，确保职工的利益不受侵害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国企产权改革必须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涉及全民利益的根本问题时，决策者应该在充分尊重全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寻找到国有企业产权变革的最佳途径。通过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保证国有企业改革不会出现少数人控制的局面。在产权变动问题上，不能仅仅是通过少数人的内部交易方式剥夺绝大部分人长期积累的基本财产。

国企改革中，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改革动力不足。大多数国企都不愿意改革，而且不会主动改革，因为国有企业，尤其是一部分央企，已经成为特殊利益集团。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在今后仍然需要三个力量去推动。第一，用政策力量。我们是主张在中共“十八大”以后，应该就国有企业的改革、央企的改革以及央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中央政府尽快出台政策，用政策推动；第二，用行政力量去推动，就是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应该把央企的改革、央企产权多样化的改革作为一届政府任期内很重要的目标之一；第三，用市场力量去推动，现在国有企业一些独占经营，垄断的领域，允许民营及其他资本进入。民营资本和其他资本的进入，必然会形成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市场力量。

其次，关于垄断的问题。凡涉及资源垄断、行政垄断、国家安全、军工和具有公用性质的国企一律应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确立一套严格科学的国企管理模式和架构。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应逐步退出，让民营企业逐渐发挥其作用。

第三，应该解决产权不明晰，政企不分的问题。尽管2003 年国资委成立以后实际代理了国企产权人的角色，改善了国企的治理结构，并对其管理、激励和决策体制进行了规范。但是，这些并未彻底改变国有企业“产权人不清”的弊端。国资委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其实是扮演“股东代理人”的角色，而究竟国有企业的所有人、受益人和控制人是谁? 并不明朗。实际上在国有企业中实现的公司治理机制一直是一种内部人控制和党政机关行政干预的混合物。当前重要的是加强董事会建设和“政企分开”;而在管理层为防止“内部人控制”、国企高管薪酬失控等弊端，重点是多方加强对经营管理层的约束和监管，切实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管理层问责机制。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国资的出资人代表（国有股的股东代表），对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必须分离目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行政管理者与“出资人”的双重职能，消除其角色冲突，明确其角色定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宏观的行政管理者，而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作为出资人。国资委要破解当前存在的政企不分等难题的关键是设立监管的中间层———国资运营平台公司。国资运营平台公司是国有资本的运营机构，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它处于政府与市场的“界面”，是实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最重要的“节点” 国资运营平台公司一般有三大功能: 资产处置、整合重组和投资管理。这个平台可以贯彻国家对国有资本“进”和“退”、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政策，体现政府意志，而经营运作的操作应按市场方式，遵循市场规则。

最后，应该注意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由于改革的内外部条件是变化的，有关的政策也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调整，因此，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也是逐步深入的，其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在最初阶段或者说近期阶段，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是非公共领域和半公共领域企业、较小的企业、经营一般甚至较差的企业、地方企业、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孙公司及子公司；而在中长期阶段，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则是公共领域的企业主要是其非关键和非核心环节的企业、特大型或航母型企业、优势企业、央企、国家绝对和相对控股公司、集团（母）公司。

国企改革，需要打破垄断，给民营经济一片更广阔天地，并且实现利益再分配，让国企的股东——老百姓能够真正分享到其中的好处。改革的过程也许不会那么顺利，但重要的是社会形成共识，将改革继续向前推

第三篇：国企改革

中国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案例

有人问我，您认为中国大型国企改革中谁是比较成功的？

我说：中国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案例。

为什么说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

一、我们可以宏观的从铁路运输企业内部改革的情况讲一些主要原因：

1、在所有国家部属级大型国企中，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是真正把改革成本消化在本企业内部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铁路运输价格一直按照国务院要求，保持着行业的最低运输价格。为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尤其是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行业性“牺牲”和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2、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是以减少行业行政管理组织机构为中心开展的。过去由10个分局管理的一个铁路局，现在变成了由一个路局直接管理，一下子减少行政管理组织机构十分之九。同时极大的适应了铁路运输生产发展高度集成性的现代化要求。

3、铁路运输改革没有按照原定的市场化三分改革方案运作。而是按照适应铁路运输行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实行了行业高度现代化、集成性、整体性的路局直管站段模式。通过最大限度的减少企业成本和调整企业内部生产关系方式进行的国企改革。

所以说，中国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改革产生的社会效益最大。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也是最成功的国企改革。当然从各行业比较的角度讲，铁路运输行业职工吃了很多的“亏”。因为现在他们的职工平均收入比电力行业少近一半左右。

二、为什么说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我们可以从各行业国企改革状况上讲一些主要的参考性原因：

例

1、电力行业。电力行业是在原有的区域管理模式基础上按照产供销分离的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结果是不但没有有效的相对的降低电力成本，反而使我国电价超前持续走高。同属垄断企业，他们的改革的成本却主要是通过全社会消化。电力企业的各种管理机构不是相对大幅度的减少，而是大幅度上升。电价市场化极高。导致他们的职工平均收入比铁路运输行业多近一半左右。

例

2、电信行业。这个行业也是在原有行业的基础上按照引入竞争的三分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为了形成三分并把铁路电信系统拨离到电信行业。电信行业本来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集成性的整体性行业。现在我们教条的按照3分天下的模式，搞成了分立。（其实，欧美国家何尝不想搞统一啊，只是由于他们制度的原因现在还搞不了统一）。而我们有先天的统一条件却模仿分离。结果是造成我国电信机构重叠，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成本超高。一个简单的重复收费问题都不能实现。使电信改革的成本平摊到所有使用通信工具的用户。

例

3、金融行业。金融行业是在原有行业的基础上按照引入竞争的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结果是同行交叉，严重制肘，各家银行都到一个地方开，导致各行成本超高。腐败严重。中小企业贷款难上加难。而这个行业却在市场经济中成了“天然”的白领行业。使本来这个我们国家最管用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管理手段，常常是尴尬的失去控制宏观微观经济的金融作用。导致股市、楼市异常发展。极大的影响和威胁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安全。

所以我说，大型国企改革，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一个具有5千年文化的国家。说句笑话，如果让小布什到中国当总统可能一天都干不了。我们不要教条的学习西方制度。制度上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可比性的。实践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事实上，什么东西搞市场，什么东西搞计划，是依据这个东西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我们的大型、特大型国企，是我国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适应先进生产关系本来是正确科学合理的。现在美国人到处搞市场经济，是想把全世界成为他自己的市场。他们自己国家实质是很有计划性的经济。美国人为什么要搞军事那么大的军力，他要维护这个市场，所以他要养护一个巨大的军事力量。这是他们经营世界市场的成本，他要中东的石油，所以他需要中东的穆斯林人按照他们的制度建立国家。谁不听话他就用武力使你变成阿富汗、伊拉克。现在他们的国家成本太高啦，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有些养活不起他们啦，他们的内部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啦。注意这可能是世界更危险的时候。因此21世纪中国要走自己的路。

失败案例：浅谈国企改革案例：北京橡胶厂的困惑

1990年，当时的北京橡胶6厂和橡胶7厂合并，注册为目前的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橡塑厂）。由于生产有污染，1991年，根据北京市政府的指令，橡塑厂开始酝酿搬迁。新厂址在通县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搬迁于1994年基本完成。1995年，位于市内的北京橡胶5厂的三个车间并入橡胶塑料制品厂。1998年，北京乳胶厂也搬入现在的厂区。因此，目前在同一厂区内，有两个厂（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北京乳胶厂），还有两个合资企业。由于这些企业之间的重组工作尚未开始，因而这些企业仍都保留着独立法人地位，但法人代表则都由目前的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厂长担任，在行政上是一体。现任厂长和党委书记1995年底任职。

当时合资企业注册时，一香港人出资10万元，然后该厂给他发了两批货，算是还了钱，自己则保留了一个合资企业的壳。另一个中美合资企业是乳胶厂成立的，美方出资11万美元。当时美方100％包销产品。一年后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产品销路在美受到极大影响。但目前这两个合资企业都不亏损，每年能向厂里返还部分收益。合资企业的人员和母体厂分开。

橡塑厂的总资产为2亿元，负债1．4亿元，负债率64％。1998年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

经过几次合并，1990年橡塑厂的职工总数达到2000多人。搬迁过来时有1600多人。现有在编职工1300人。共有离退休人员1564人，其中离休者19人。橡塑厂的主要产品有再生胶、工业胶板、橡胶滚轴、橡胶粘剂、汽车配件、乳胶手套以及雨鞋和钓鱼裤。

合并搬迁中出现失误

1994年的迁厂，成为了橡塑厂经济效益出现逆转的一个关键时点。没搬迁前，橡胶6厂和7厂的经济效益都还可以，没有一家亏损企业。

但是，在合并、特别是搬迁过程中，企业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企业合并搬迁的指导思想上还是计划经济的思想。表现为：

第一，停产搬迁，在整个过程中丢掉了相当部分的市场。从1992年起开始逐步停产，随建随停，随停随搬，最长停产3－4年。在此期间产品没有发展，设备、技术没有更新。

第二，在当时搬迁时，缺乏对搬迁过来的企业如何发展的整体规划。目前的厂址不是按照未来的产品进行规划，而是按照工厂厂房搬迁进行设计，搬过来一个厂，就建起了一部分厂房，结果造成厂里厂房和设施布局严重不合理，厂区布局和厂房设计完全是作坊式的。

第三，搬迁时机不合适。当时搬迁的经费主要来自卖地的钱。这些厂子过去都在市区，并且都处于较好的地段。新厂房的最初预算是7000万元，其中包括了部分设备的改造和引进。原设想通过土地置换，可获得相当一部分设备和技术改造资金。但是，由于整个搬迁过程中市场环境的变化，原有的计划受到很大影响。1990年卖地时，北京市的房地产还没有变热，卖地仅卖了1个亿。而等到1991年9月开始动工建新厂房后，随着房地产热的迅速升温，建材价格又直线上升，卖地的钱连盖新厂房还不够，到最后工程决算时，总费用已高达1．5亿元。原来准备进行技术设备改造的钱不仅大部分都用在了工程建设上，而且，至今5000多万元的工程建设款尚未与承建公司结清。同时，橡塑厂在搬迁过程中也挤出了部分资金和使用贷款，进行了部分设备的技术引进。但在引进设备中也出现了重大失误，有些引进设备原本就是国内生产的，出口后又以国外设备进口，结果设备安装后根本就不能用。

橡塑厂从1993年起开始出现亏损，目前已累积亏损4000多万元。尽管如此，随着企业生产能力的逐步恢复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初期亏损迅速增长的势头看来现在已得到遏止。自1996年后，企业逐年减亏：1995年亏损1400万元，1996亏损1000万元，1997年亏损500万元，到1998年实际亏损已下降至400多万元。橡塑厂1999年制定的指标是力争不亏损。

橡塑厂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企业通常都准备好的一份正式的发展战略规划文本。这表现出企业领导人现在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处理现期的生产经营问题上，还难以顾及长远的发展问题。1995年新领导人上任后，连续3年未休息一个双休日，工作相当辛苦。目前生产经营上的主导思想，是“维持生存，再图发展”。工作的重点是在现有条件下加快产品结构的调整和高附加值新产品的开发。如再生胶过去只有一种，且年生产能力只有6000吨，现已有5种新产品投入生产，设计生产能力1万吨，并已逐步打开了市场。又如橡胶板过去只能生产窄板，不能适应用户的需要，现在正通过技术改造，提高多种规格和性能橡胶板的生产能力。

然而，即使是这些短期的努力和预期，似乎也因政策环境的变动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由于橡胶板生产所需的部分原料需要进口，但国家现已将这类原料列为严格控制进口的商品，结果因原料缺乏造成目前生产的困难。再如，1999年中国开展的打击走私，使海关的管制越来越严厉。橡塑厂很多原料需进口，一些产品也要扩大出口，但由于海关管制力度的加强在一些技术环节缺乏明确的标准，具体业务人员的处理又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使本来较顺畅的进出口渠道变得障碍很多。

广开融资渠道希图摆脱困境

为了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在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橡塑厂除了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和扩大生产能力外，一直在想办法开辟多种融资摆脱困境。一个主要的办法是进行对外合作，现在正在与多家外商，主要是台湾和澳大利亚的公司进行接触。如果谈判成功，橡塑厂将用部分优良资产与国外公司，或者国内其他企业合资进行重组。用厂方的话说，“就是使一部分资产和人员先突围出去。如果搞得好，再回过头来解救剩下的那部分。即使最终解救不了，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另一个可能会带来转机的情况是，现在北京市化学工业总公司也正在筹划，将下属的国有企业组建为轮胎、建材和胶塑制品三个集团。这可能会在组建过程中给橡塑厂的重组带来新的变数。

尽管我们的调查总在试图引导橡塑厂领导人更深入地谈及企业改革的话题，但他们似乎更多倾诉的是企业当前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和对现体制的怨气。部分原因是改革已说了不少，做了也很多，但企业背着如此沉重的包袱，几乎没有办法靠自身摆脱困境。例如，如果能够找到资金，或者由国家注入新的资本金，按所计划的方案进行设备和技术改造，不仅可以新的产品打开市场，而且，大约只需600名职工即可维持现有的生产能力，劳动生产率会有很大提高，人工成本大幅度下降。橡塑厂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国有企业制度方面的改革，国有企业不一定就搞不好。部分原因则是改革面临着各种实际困难和政策障碍，如重组改制难以引入外部资金，银行债务的清偿以及职工问题的处理都难以解决。又如，目前橡胶厂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各个方面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但是，对于富余人员、包括下岗人员的处理，已经远远超出了企业能够解决的范围。几乎所有规则都由上面制定，但几乎所有的责任都由企业来承担。另如退休职工问题，如果厂里现在不能按期缴纳各项保险费，原属于厂里的1500多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就会立刻受到影响。

成功案例

享誉中外的北京“王致和”3年前挺身南下，入资控股同样是中华老字号的“桂林花桥腐乳”。然而，收到麾下的在业内有着全国“白方腐乳”领头羊之称的桂林花桥腐乳厂，却是一个举步维艰的亏损企业。3年过去了，“王致和”在南方是水土不服，还是健康成长？日前，记者专程赶到桂林，实地探营有着“桂林三宝”之一美誉的桂林花桥腐乳的发展变化。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北京王致和食品集团总经理、王致和桂林腐乳厂董事长王家槐(右二)多次亲临桂林，与干部职工研究对策。王致和还从北京先后派去白振国、张子平、宋丰江三位同志担任北京(桂林腐乳)食品公司高管，他们与当地干部一起不断推广先进的管理理念，推行绩效考核和多劳多得的薪酬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程，使公司很快步入良性发展轨道。(领导班子正在研究企业发展战略)公司实行“向生产一线、向管理人员倾斜”的工资分配原则，根据不同岗位制订了三种工资分配形式，有效地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记者在厂里采访时恰巧是星期天，正赶上工人加班加点，厂内一片忙碌景象。

公司领导不仅重视产品的外包装，对公司内部的生活环境也同样十分关心，他们筹建了职工活动场所、职工书屋，开办职工之家。从北京来到桂林腐乳公司的总经理白振国坚信，实现桂林花桥腐乳的振兴，不仅靠历史悠久的品牌，更要靠现代人的人心。(图为花园式的厂区)

为确保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桂林花桥腐乳“形、色、香、味”特色依然纯正，改制后的企业强化产品质量，严格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产品实行可追溯控制程序，批批产品实行检验，件件产品放心出厂。

改制3年来，企业不仅实现了扭亏为盈，向地方政府上缴的税费比改制前增加了100多万元，而且企业员工的工资也得到提升。今年公司的利润又比去年同期增长4.34％，销售收入增长4.99％。公司还申请了产品新包装的版权登记5件，新包装外观设计专利3件，对老包装进行了版权登记保护。如今北京二商集团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公司已成为桂林市国资委引以为自豪的国企改制成功案例。该厂生产的“象山腐竹”，与桂林花桥腐乳齐名，在桂林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驰名商标。

第四篇：关于国企改革心得体会

国有企业改革心得体会

为进一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坚定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明确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必须以实际行动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各项工作。2016年，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四川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0年，我省将着力实现国有资本布局不断优化、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健全、产权多元化取得新突破、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进一步健全等四大目标。对于国有企业改革：

一是要进一步坚定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来认识国企改革，深刻领会中央推进国企改革的信心与决心，深刻领会中央对国企做强做优做大的期望与重托，进一步树立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危机感，增强改革创新意识，强大使命担当，自觉落实中央部署，坚定不移地深化企业改革。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在全国、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理直气壮抓改革、抓发展，坚定不移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最后，在深化改革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要坚决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各项要求，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把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政治优势，更好地推进企业改革。

二是要切实增强推动改革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国资监管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主动作为、加紧工作，毫不动摇、毫不懈怠、毫不松劲，坚定不移把改革往前推，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上当好先进、作出表率。要加强对中央文件的学习和研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制定推进改革的顶层规划、实施路径、阶段性重点任务。要进一步发挥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作用，加强政策研究、工作谋划和顶层推动，更好地牵引和推动深化改革。

三是要抢抓机遇、加快改革发展。要主动作为抓住机遇、创新作为用好机遇，把改革政策落实好、把改革难题破解掉，把重大机遇转化为发展成果，要把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努力开创我省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新局面。在目前发展阶段，很多经营层面的难题，也需要通过改革来破解。譬如“瘦身健体、提质增效”工作，各单位必须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精神，坚决抓好中航工业“瘦身健体”六项任务的落实，严格执行总经理7号令，善于用改革的办法、精神、魄力和韧劲去突破瓶颈和痼疾，开辟改革发展新局面。

四是要勇于担当、大胆突破。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任务重、挑战多、难度大。要增强改革的主动性，以攻坚破难、不胜不休的勇气锐气，盯住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企业不放松，打好主动仗、啃下硬骨头，确保改革取得新突破、发展迈上新水平。要尽快健全完善创新机制，加快推动企业改革创新，关键是完善有利于企业领导人不断创新的激励机制、形成有利于科技研发人员创新的利益分享机制、健全有利于企业开展研发创新的引导机制、建立有利于企业领导和科研人员创新的容错机制。不能以盲目自大的狭隘观念已经成为制约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羁绊，不改革或改革慢了都只会是死路一条，只有正视存在的问题，全面深化企业改革，才能取得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改革发展效果。深化改革关键在于推动传统行业与新科技产业融合发展，坚持开放合作、整合资源，创新发展思路和模式，在新的高点上走出一条有特色可持续的路子来。只有将战略引领与深化改革、要素创新相结合，用改革创新驱动企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才能落实好党中央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定位要求。国企改革要在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市场化经营管理体制、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等四方面下功夫。

五是要必须啃下市场化和去行政化的“硬骨头”。加快推进国企改革发展，一定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改革不是要把国有企业搞没，更不是要私有化，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化和去行政化。国企改革要牢牢把握市场取向，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国有企业打造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围绕“三降一去一补”五大任务，推动省属企业“瘦身健体”。本轮深化国企改革中，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市场化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家市场建设也有重要意义，应尽快制定实施细则，大胆推进。应该认真学习借鉴国企改革的探索市场化和去行政化的成功案例，国企市场化和去行政化步伐。国企改革重点是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国企管理体制机制、科学制定国企监管的权力边界。企业内部市场化机制的建立是企业发展可持续的内生动力，要在建立“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内部市场化机制上下功夫。国企诸多管理人员特别是经理层人员身份的“行政化”，诸多发展方式的“行政化”，承担的诸多社会事务的“行政化”，严重制约影响着国企市场主体地位和作用的增强与发挥。省属企业要深度融入国家战略和省发展战略，按照市场导向，通过上市、并购、整合等多种手段，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考虑优化配置资源，以实现优势互补、携手共进，进一步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

六是要稳抓混合所有制为推进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解决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不明确、国有经济布局过宽、效率低下等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已定，但还需要不断探索具体路线。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从国有企业内部运行机制、国资监管体制两个方面共同发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手段，国有企业改革是使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降低成本，提升利润。国有企业在微笑曲线的资源端制造端较强，而在研发创新和市场客户两端较弱，要发挥自身天然优势与实力，积极主动成为整合者，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造，才能真正实现有活力、影响力、竞争力与控制力。要淡化“商而优则仕”的激励导向，引导鼓励体制内优秀的企业领导干部转换身份，要不拘一格选聘混合所有制下的经营管理者，让更多非国有身份的经营管理者加盟、壮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家队伍。现在企业发的年终奖，基本和业绩无关，只和往年的奖金数有关，原则上还不能低于往年，花了钱，没有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效果不好，要改变发放规则，形成新的奖励制度，作为三项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有助于企业的良性循环发展。云南冶金集团总经理孙勇谈到，云南冶金集团旗下上市公司驰宏锌锗在今年6月启动了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员工超过5000人，认购金额2亿元，员工真正参与公司各项工作，极大提升了公司的凝聚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好处初步显现。

七是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终极动力在于企业，要通过改革来构建供给“新动力”，通过调整来设计供给“新结构”，通过创新来生产供给“新产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头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构建是当前国企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推进结构调整，培育新动能，与传统动能一并形成新的“双引擎”。去产能不是简单减少数量，不能为“去产能”而去产能，必须深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调整企业内部一切不适应市场的“结构”，闯出一条国企改革之路。

八是国企改革要“和而不同”注重特色。由于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情况存在差异，各个企业的情况也千差万别，国企改革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委部署要求的前提下，要因地制宜、因企施策，走特色发展道路。作为国企具体管理者，就深化国企国资改革进程中遇到的深层次问题要进行交流学习，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打开改革思路，要紧密结合企业自身实际，学以致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走出一条适合自身企业的改革路子。

第五篇：国企改革未来方向

国企改革未来方向

国企下一步，是在国有体制下直接进行市场化改革，依托资本市场改制为公众公司，成为一个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实现国有企业的多元化、市场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

国资委提出将中央企业调整至80～100户的目标，但是从国资委的角度来讲，减少户数并不是最终目的，这只是中央企业资源优化配置的一个开端，我们的目标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这既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要求，也是国资委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和调整，现在的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小企业层面基本没有国有企业了，主要靠民营企业，国有经济主要布局在大企业层面，所以下一阶段的改革是以国有大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向两大类国企集中

目前，我国国有大企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功能性国有大企业。主要是这样三种类型：

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如供水、供电、供油、供气、公共交通等。这个领域公益色彩很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有时候是冲突的。尤其在市场波动很剧烈的时候，为减少对社会的冲击，这样的企业在某种特定的阶段要承受亏损。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在成品油价格严重倒挂的情况下保证市场的供应，其他所有制企业可能很难接受，也很难承受这一点。

重要资源的开发。企业的经济利益和资源环境目标有时是不一致的，而中国现实情况是企业自律不足、政府监管能力不足。例如，全国煤炭回采率小型煤矿15%～20%，大型煤矿45%；国外发达国家是60%～80%；目前中央企业有两家，都在70%以上。很多小型煤矿基本上采一吨浪费两吨资源，造成非常大的资源浪费。如果企业缺乏自律、政府监管能力不足的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重要资源开发由国有企业来进行，可能会更好地平衡企业的经济利益和资源环境的目标。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比如军工企业、大飞机等战略性产业，带有特殊社会功能或者经济功能，需要承担特定的社会、产业目标，国有经济需要继续保持控制力。

对这类国有企业下一步怎样改革，我们认为主要是市场化的内部改革加上完善出资人管理，再加上行业性的社会监督。行业性的社会监督包括价格控制、服务标准、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的安排等，以保证这类企业服务好社会和公众。

第二种情况是竞争性国有大企业。

相比功能性国企，对竞争性国有大企业应该怎样改革有很大争议。很多人认为，应该继续退，退完国有中小企业之后，应该继续退国有大企业，最后使国有经济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这个概念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讲。

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美国、英国的模式，这些国家在竞争性领域确实没有国有企业。但是，在中国现实的国情条件下，国有竞争性大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充分的必要性。为什么？核心问题是你要退给谁。

第一个方向是退给国外的跨国公司，确实有不少跨国公司对优质国有大企业有兴趣，但前提是要控股。问题是这些国有大企业大都关系国民经济的命脉，如果都被国外公司控制了，由国外公司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不是好事情，对国民财富的分配也不是好事情。最近我国面临的铁矿石贸易问题很有代表性，一旦国外公司能够控制你了，一旦你手中无牌可打了，这些公司下手是一点不含糊的。这一点其实很正常，因为他们也是企业，也要利润最大化。

卖给国外公司不行，应该可以卖给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是我们自己的企业。问题是，这又受制于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民营企业也有一个发展阶段问题，也有一个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问题。我国民营企业目前总体上还处于一个创业者个人的、家族企业的阶段。这不是说家族企业不好，只是说明一种状态。

家族企业有长处，内部是血缘纽带，企业内部的忠诚度很高，内部的管理成本非常低，企业的决策效率非常高。但也有缺陷，内部的制度化建设比较差、随意性比较大；内部形不成制衡机制、决策风险大；企业文化是以家族关系为中心，外人难以受到信任等等。所以，家族企业的形态经营中小企业没有问题，效率非常高，但是不太适合于大企业的管理、治理和文化的要求。

改革大方向

下一步国有大企业怎样改革？退给国外企业不行，不能让国外企业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退给处于家族企业阶段的民营企业，不但有一个职工能不能接受的问题，而且企业的治理、管理、文化很可能出现剧烈摩擦，对大企业的健康发展不利。

所以，在中国现实的国情条件下、在国有大企业改革的现阶段上，已经不能够再简单地沿用前些年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办法，把这些大企业简单地退给别人。改革的方式需要一个转变，这就是在国有体制下，依托资本市场对这些企业直接进行市场化改造，通过上市实现公众公司改革。

具体地讲，直接依托资本市场对国有大企业进行公众公司改革，就是国资委这几年在积极推进的整体上市工作。整体上市工作的要点是：

其一，上市模式。这几年国有大企业上市的模式和前几年不一样。国资委成立之前，很多企业上市是拿出一块优良资产进行包装，是部分上市。现在的方向是整体上市，至少要做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所以，现在上市公司整体的业务链是完整的，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现在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集团公司，逐步将存续企业消化之后再实现整体上市。

其二，依托资本市场。这几年中央大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在境外上市，这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理解，企业的治理水平和所依托的资本市场是直接相关的：如果所依托的资本市场是成熟和规范的，企业的治理水平也必然是好的，否则资本市场会纠正你；如果所依托的资本市场不太成熟、不太规范，那么公司治理水平就主要靠自觉了。另一方面原因是，现在相当一批中央大企业有很大比重的境外业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有一席之地有利于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所以，推动中央企业到境外上市，就是希望把境外成熟、规范的资本市场机制直接引入到企业内部，保证上市之前的重组和上市之后的运作能够达到国际资本市场的要求。现在看，境外上市对企业规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不太可能再做假账，透明度明显提高，运作也比较规范，其他方面也很难干预。当然，我们也理解境内资本市场也需要有一批优质的、规范的上市公司，所以我们希望的市场选择是境外加境内，就是A+H的模式。

其三，最终的体制构造。我们预计，竞争性国有大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很可能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没有集团公司、不背存续企业，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进行运营。如果改到这样一个状态，还可以为下一步的改革和调整创造非常好的条件。

因为调整到这种状态就彻底实现了国有企业的多元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资产的流动性非常好，随时可以调整、也很容易调整。一旦国家需要钱，通过资本市场可以非常顺畅地变现。现在大家对国有经济在不同行业作用的认识还不太一致，以后也还会有变化，认为需要控制的国有股可以不动，需要减少一些控制的就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调整。

多元互补格局初现

基于前一段时间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和对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关于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我们大致有这样一种判断，即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的所有制格局应该能够稳定一段时间。

什么格局呢？就是在中小企业层面完全依靠民营经济，在这一领域民营企业竞争力非常强，国有经济不具备比较优势；那些特定功能的经济领域，可能是国有企业为主；竞争性领域中的大企业层面有国有、有民营，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

经过前一轮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目前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层次上逐步错开了，互补性已经出现。

以中央建筑施工企业为例，八九年之前中央建筑施工企业非常困难，因为拿不到工程。到地方拿工程，地方政府要照顾本地施工企业；到市场上拿工程，中央施工企业在竞争手段上不如民营企业。经过这几年的改革、调整、上市，目前这些企业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得益于国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企业发挥优势往高端发展，现在中央大型施工企业在水电站、高速公路、隧道、桥梁、港口、铁路、高端民用建筑等方面的设计、施工能力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

近几年，这些企业主动走出去，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有的企业境外实现的利润已经超过一半。这些大型央企作为国际市场开拓者，带领大量中小企业发展。这种互补性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以前这些企业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与民营企业重叠在一个市场层次里抢饭吃。现在错开层次，相互补充，各得其所。

从大的布局上，现在国有和民营已经逐步在分开，有互补的一面，也有相互竞争的一面。如何看待这种竞争，我们认为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最重要。这几年中央企业竞争不利而退出的案例不少。如纺织行业的华诚集团竞争不过其他企业，最后的结果是整体破产，还有大量经营不善被托管、被重组的案例。所以，进和退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完全是正常的，谁胜谁负看具体企业的竞争力，无论结果如何都不值得反应过度。

这几年经过改革，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有所提高，这在与国外公司的角力中看得很清楚。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是股份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形态，让这些经过改革的国有企业必须在其他民营企业面前表现出一触即溃的样子，似乎也是不够合理的。

所以，在当前争论谁进谁退没有意义，不如研究一下如何保持和改善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体制条件和市场环境。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可能更有意义，而且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善。比如，现在各类企业的税负一样吗？市场竞争手段得到规范了吗？如果这些基本规则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结果出现逆调节也不是不可能。

下一步主要措施

国有企业下一步改革要做的工作大概是两个方面：就全国国有企业而言，第一，做好前一阶段国企改革的扫尾工作；第二，继续推进和深化竞争性国有大企业的改革。

前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国有中小企业改制推出，二是国有困难企业的政策性破产，其扫尾工作大致是两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缩短战线。

目前国有经济还没有完全退到位，地方层面市县两级基本上退出了，省一级还没有完全退到位，主要是厅局机关办的一些中小型企业。在中央企业层面，一些不重要的行业和不重要的企业也没有完全退到位。通过从这些领域退出，可以进一步把资源集中到重要的行业和重要的大企业。但是，具体企业退出的进度受制于各个方面因素，有些企业该退但是可能不具备退出的条件，具体的操作必须根据现实的社会环境去安排工作的进度。

二是实现退出方式的有效转换。

政策性破产在2008年结束了，但今后还会有一些企业需要退出，包括国有的、也包括民营的，要依据新的《破产法》依法破产。依法破产和政策性破产的工作能不能衔接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优胜劣汰、困难企业退出市场是市场经济中的常态，如果政策性破产做完之后，国有企业又不能退出了，将带来很大的麻烦。

关于竞争性国有大企业改革，总体方向是进一步推进国有大企业的市场化。

其一，继续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核心问题，第一是透明度，第二是考核，第三是薪酬。要实现制度设计和具体政策科学化、合理化和个性化。

其二，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委托代理关系。这项工作就是目前推进的董事会试点。通过改变董事会结构，外部董事占到董事会成员的半数以上，解决重大决策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目前试点的效果很明显。

其三，进一步推进产权多元化，目标是通过整体上市，对国有企业进行公众公司改革。

其四，进一步推进企业重组。国有企业大都缺乏一个市场化的发展过程，资源配置不一定符合市场竞争的要求，所以结构调整的任务很重，需要通过企业的重组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包括企业之间的重组和企业内部的重组。

其五，持续不断地推进内部改革，改变“大锅饭”体制。内部体制僵化是国有企业最大的痼疾之一，内部三项制度改革需要持续不断地推进，以逐步实现人事、用工和分配制度与市场接轨。

其六，管理更加严格，更加科学化。大企业是靠完善的制度化体系运行的。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大企业的制度化建设有很大差距，需要进行大量的制度建设工作。

其七，进一步减轻企业的负担。□（作者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