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四史心得体会最新（5篇材料）

第一篇：学习四史心得体会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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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四史”可以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激发斗争精神，肩负起责任和担当。进入新时代面对新挑战，我们在“四史”学习中反思自己，把工作摆进去、把责任摆进去，从而推动党员干部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从而把学习着重落实到解决群众实际问题，推动事业发展，不断提高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学“四史”以守初心。通过学习“四史”，在学习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巩固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使之入脑入心，深植于骨血。只有深入学习“四史”才能认识到为什么中国要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是无数有信仰的共产党人站了出来，在斗争中成长，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创造了非凡而伟大的历史。只有通过重温那段血泪史，奋斗史才能更深层次的思考共产党一直以来的初心，共产党人永远守护的信仰，从而给自己的补足精神之钙，筑牢党性之魂。现在的我们面对新时代的挑战，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形势，更要强化党性修养，不忘历史，砥砺前行。

学“四史”以激斗志。在那个无比动荡的年代，在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国。我们党为了救中国而成立，自成立以来，一路艰辛，充满着血雨腥风，但是无数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为了信念为了人民不懈的奋斗和拼搏，最终成立了新中国使人民站了起来。之后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探索，不怕失败，终于摸索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让人民富了起来。伴随着深化改革，“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的飞速发展，带领中国人民强起来。这一条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道路上从来都不是康庄大道，前面充满着未知，只有要一步步的探索才能前行，前方充满着荆棘，只有靠坚定的斗争精神才能使我们社会主义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通过学习“四史”来激发自己的斗争精神，无论将来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都绝不做软骨头，坚持奋战，勇于斗争。始终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为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坚持奋斗。

学“四史”以勇担责。“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历史际遇。”在动荡的年代，无数有理想的青年人先醒悟过来，并扛起了救中国的重担，在改革开放中，无数的青年人挥洒着自己的热血和汗水，建设新中国。进入新时代，更是要靠无数的青年人肩负起强国圆梦的使命。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迅速席卷全球，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无数的有责任、有担当的共产党人站了出来，挡在群众的前面，为人民利益舍生忘死的逆行，保护群众的人身安全。在学习“四史”的过程中，通过回顾革命先辈的伟大事迹，从而反思自己所应肩负起的责任和使命，将个人才华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有机结合，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和担当。

第二篇：新疆四史学习心得体会

新疆四史学习心得体会

强边防,从东北陆续抽调满、锡伯、索伦等族官兵驻防新疆。经过世代繁衍,这些民族也成为新疆当地少数民族之一。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国力开始衰弱,位于天山西麓的浩罕王国派大将阿古柏率大军侵入新疆,清朝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力主收复西北失地。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1876年,左宗棠的西征大军收复天山北部大片地区。次年(1877年)又越过天山南下,一举收复南疆。天山南北再次回到中国版图。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并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寓意“故土新归”,这就是今天“新疆”这一名称的由来。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掀开了新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新疆,国民经济是以农牧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工业十分落后,没有一寸铁路,没有像样的工厂和矿山,一些地方粮荒不断,人民生活贫困不堪。五十年来,新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2001年,新疆国内生产总值达1485.48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166元提高到2001年的7913元。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到2001年,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量、农村用电量、全疆总播种面积,比1955年扩大1倍;粮食、棉花、甜菜总产量比1955年分别增长4.4倍、61.5倍和4550.2倍。2001年,牲畜年末存栏4603.78万头,比1955年增长1.8倍。新疆已成为全国最大商品棉、啤酒花和番茄酱生产基地,全国重要的畜牧业和甜菜糖生产基地。

工业实力迅速增强。新中国成立初,新疆仅有工业企业363个,年产值0.98亿元。2001年,全区已有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6287个,工业增加值为450亿元;原油、原煤、棉纱、发电量分别比1955年增长590.78倍、42.68倍、80.8倍和358.3倍;机制糖41.98万吨、钢131.83万吨、水泥981.29万吨、化肥72.9万吨。形成以农副产品深加工为主导力量,包括石油、石油化工、钢铁、煤炭、电力、纺织、建材、化工、医药、轻工、食品等资源工业为主体的门类基本齐全,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工业体系。

交通运输业突飞猛进。新中国成立前的新疆,人们远行、运物主要借助畜力,现代交通基本空白。1962年底兰新铁路的建成结束了新疆没有铁路的历史;1984年全长476公里的南疆铁路吐鲁番至库尔勒西段建成通车,1990年全长460公里从乌鲁木齐至阿拉山口的兰新铁路西线顺利建成通车,贯通第二亚欧大陆桥;1994年兰新铁路复线建成通车,1999年全长975公里的南疆铁路库尔勒西至喀什段建成通车;到2001年,正线营运里程已达3010.4公里。1949年新疆只有几条简易公路,通车里程仅3361公里,到2001年底,全区公路通车里程已达8.09万公里;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沙漠公路,是世界上首次在流动性大沙漠上修筑的长距离等级公路;新疆民航现已新建扩建了11座机场,开通了乌鲁木齐至阿拉木图、塔什干、莫斯科、伊斯兰堡的国际航线,至香港的包机航线和跨省(区)航线及自治区区内航线92条,形成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连接国内外65个大中城市和区内12个地、州、市的空运网,通航里程已达16.18万公里。旅游业蓬勃兴起。2001年,新疆接待国际旅游人数27.3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9856万美元;国内旅游人数达到839.3万人次,旅游收入71.8亿元。

教育事业稳步发展。2001年与1949年相比,全区小学由1335所增加到6221所,中学由9所增加到1929所,中等专业学校由11所增加到99所,普通高校由1所增加到21所,高校在校学生数由0.04万人增加到11万人,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县(市、区)已达65个;全区受教育人口比例显著增大,青壮年文盲率已降至2%以下。

卫生事业快速发展。1949年,新疆只有54个医疗机构、696张病床,每万人只有1.6张病床、0.19名医生, 2001年,已有各类卫生机构7309个,其中各类医院1357所,三级以上医院11所,病床位7.1万张,平均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35.1张;专业卫生技术人员9.7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卫生技术人员3.36万人,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每千农业人口拥有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乡镇卫生人员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710.44元,实现温饱有余;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0278元,城镇居民已经整体上实现小康。

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宗教信仰自由,截至2000年底,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119件,法规性决议、决定71件,批准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31件,单行条例3件;自治区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173件。少数民族使用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和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自治区政府于1988年和1993年相继颁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使用管理暂行规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进一步从法律上保障了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和权利。无论在司法、行政、教育等领域还是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都得到广泛使用。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五种语言广播,新疆电视台有维吾尔、汉、哈萨克等三种语言的频道节目,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等各民族都有本民族文字的报纸和书刊。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受到充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和保护。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大多信仰宗教,有的民族群众性信仰某种宗教,如维吾尔、哈萨克、回等民族群众性信仰伊斯兰教,蒙古、锡伯、达斡尔等民族群众性信仰佛教。各民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正常的宗教活动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新疆现有宗教活动场所2.4万余座,其中伊斯兰教清真寺23753座;宗教教职人员2.68万人,其中伊斯兰教教职人员2.65万人。政府每年还拨专款用于维修重点寺院教堂,仅1999年中央政府就拨款760万元人民币用于重修乌鲁木齐的洋行大寺、伊宁拜图拉清真寺、和田加麦大寺。

国家对新疆发展的战略支持。加大在新疆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央政府制定实施的十个“五年计划”中,始终把新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业基础发展项目、现代工业体系建设项目等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出台一系列优惠和特殊的政策,保障计划的顺利实施。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新疆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建设,1950年至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5015.15亿元,其中中央投资2662.23亿元,占同期全社会投资的53.1%;累计建成投产项目9万多个,其中包括178个大中型项目和一大批对新疆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为支持新疆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给新疆以巨大财力支持。据初步统计,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1955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给新疆的财政补助累计达877.41亿元。通过石油天然气开发造福新疆。中央政府逐年加大了新疆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的投资力度,1995年为181.96亿元, 2000年为292.23亿元。已经开工建设的以新疆为主要气源的“西气东输”工程,计划投资额达1200多亿元。制定优惠政策,促进新疆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央政府在经济发展及各项政策上给予新疆以倾斜。颁布实施沿边开放战略的有关法规提出搞好新疆的粮棉生产基地建设,建设“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防护林以及防沙治沙工程;执行扶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建设边境公路,完善配套边境口岸公路设施;加快塔里木河生态和水资源综合治理,优先在新疆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财政支持,提高国家政策性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的比重。2001年,中央政府在《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中,规定和提出了十八个方面的68条具体优惠政策。

全国其他省区市大力支持新疆。几十年来,各省区市向新疆提供了大量的技术和人才支援。在新疆工业企业发展落后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把东南沿海较发达地区的一些企业、工厂全部搬迁至新疆,从内地调进工程技术人员充实到新疆初建的骨干企业中去,并选送一大批少数民族工人到内地先进企业进修实习,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新疆培养起一支工程技术骨干队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新疆与内地各兄弟省区市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人才的互相流动日益兴起和扩大,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以“物流”、“人才流”为特征,以优势互补为原则的新的支援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式已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是近年来,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浙江等20多个较发达的省市对口支援新疆的各地州市,取得了明显成效。

回顾一段段历史,细数一个个数字,新疆的命运,各民族人民的幸福,无不与祖国的兴衰息息相关,国家强盛,则新疆安泰,人民康乐,自由、民主、宗教、民族,这一个个音符,只有融入到祖国发展、强大,屹立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篇章中,才会变成动听的协奏曲。

新疆的潜力是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我们相信,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央和自治区各级政府的支持和领导下,通过艰苦努力,一定会把新疆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第三篇：学习“四史”的意义

学习“四史”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不忘初心才能更加自觉，担当使命才能更加坚定，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并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下称“四史”)结合起来。“四史”内容各有侧重，但整体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四史”的主线。

上海市委“四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学历史的基本方法，是了解历史事实、理清历史脉络、把握历史规律、得出历史结论。要通过学习‘四史’，在思想上弄清楚、理解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学习“四史”的意义

1、“四史”学习教育是坚定理想信念的需要。

“四史”学习教育是坚定理想信念的需要。当今年代的党员大多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洗礼，没有遇到过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艰难险阻，只有通过学习“四史”，才能身临其境地了解我党走过的峥嵘岁月，体会我党在革命和奋斗中的艰难历程。学习“四史”要紧扣时代特征。要充分利用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强教育引导，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定力。例如，上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要牢牢把握这一特征，激励上海的党员干部在新时代担起新使命、实现新作为。

2、“四史”学习教育是提升党性修养的需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道路从来不是一马平川，而如今有一些党员对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缺乏深入了解，他们贪图安逸，坐享其成。学习“四史”要紧扣实际。例如，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有许许多多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英雄人物。当今，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同样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秀人物。以“四史”开展党性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从历史人物和现代人物中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要在现实中自觉提升党性修养和政治觉悟。

3、“四史”学习教育是提高干部工作能力的需要

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进程中，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过程。当前，有一些领导干部意识到自己本领恐慌、能力不足，对如何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又无从下手。其实，通过学习“四史”便可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再加以综合分析、科学判断、灵活运用，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以理论指导实践，最终达到提升自我能力的目的。

第四篇：学习新疆四史发生亮剑--

学习新疆四史发声亮剑表态发言

近期，学校组织全体教师在认真学习新疆四史。通过学习，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了三股势力的真实面目和严重危害，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推动各项事业前进的必然要求，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职责。教育系统肩负着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大使命，在教育系统开展集中学习教育，对于抵御和防范渗透，打赢意识形态领域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维护新疆稳定和国家安全，意义十分重大。在此，我作为受党培养多年的教育工作者，庄严承诺：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忠诚担当的人民教师，坚定坚决地向三股势力和两面人宣战。作为教育战线的工作者，我将按照中央治疆方略和自治区党委总目标组合拳工作要求，聚焦总目标，落实总目标，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强化一岗双责意识，扎实深入开展好集中学习教育，切实落实和学习相关知识。新疆自古就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正确认识新疆四史，旗帜鲜明地批判双泛等错误思潮，揭露三股势力利用历史问题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险恶用心，深挖错误思潮的根子，肃清错误思潮流毒，增强五个认同，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我作为一名教师，要正确认识新疆的现状，辩证分析新疆的维稳形势，是挑战，更是机遇。狭路相逢勇者胜，不退缩不回避，充分把握新疆面临的历史机遇，把党中央的关怀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懈动力。

三股势力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的敌人，“三股势力”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社会和谐稳定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维护社会稳定关系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每个人都要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坚决向“三股势力”宣战，与“三股势力”作坚决斗争，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更要冲在前、作表率，团结各族群众，共同维护社会稳定。

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也是国家的生命线。认同是团结的前提，没有认同就没有团结;认同是团结的根基，没有认同，团结就是无本之木。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源泉。只有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牢三个离不开思想，才能促进各民族同舟共济。

第五篇：史记前四史

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二十五史中的精华。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 “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

“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

“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

“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

《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本纪

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 第一

史记卷二 夏本纪 第二

史记卷三 殷本纪 第三

史记卷四 周本纪 第四 史记卷五 秦本纪 第五 史记卷六 秦始皇本纪 第六

史记卷七 项羽本纪 第七（虽非皇帝，司马迁以“在权不在位”之名将之编入。）史记卷八 高祖本纪 第八

史记卷九 吕太后本纪 第九（不列名义上的天子汉惠帝本纪，理由与项羽同）史记卷十 孝文本纪 第十（原篇己阙，从《汉书》补）史记卷十一 孝景本纪 第十一（原篇己阙，从《汉书》补）史记卷十二 孝武本纪 第十二（原篇名为‘今上本纪’，原文己阙，褚少孙据《封禅书》补并改篇名）三皇本纪（司马贞补，有些版本收录此篇）

表

史记卷十三 三代世表 第一 史记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 第二 史记卷十五 六国年表 第三 史记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 第四

史记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第五 史记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第六 史记卷十九 惠景闲侯者年表 第七 史记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第八

史记卷二十一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 第九 史记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第十 书

史记卷二十三 礼书 第一（已残，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取荀子的《礼论》及《议兵》来代替正文）史记卷二十四 乐书 第二（已残，仅存篇首“太史公曰”以下的引言。取《礼记》《乐记》来代替正文）

史记卷二十五 律书 第三（原“兵书”篇散佚，后人把原“律历书”拆分成“律书”和“历书”两篇）史记卷二十六 历书 第四 史记卷二十七 天官书 第五 史记卷二十八 封禅书 第六 史记卷二十九 河渠书 第七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第八

世家

史记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 第一 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 第二 史记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 第三 史记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 第四 史记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 第五 史记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 第六 史记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 第七 史记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 第八 史记卷三十九 晋世家 第九 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 第十

史记卷四十一 越王勾践世家 第十一 史记卷四十二 郑世家 第十二 史记卷四十三 赵世家 第十三 史记卷四十四 魏世家 第十四 史记卷四十五 韩世家 第十五

史记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 第十六 史记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第十七 史记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 第十八 史记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 第十九 史记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 第二十 史记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 第二十一 史记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 第二十二 史记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 第二十三 史记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 第二十四 史记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第二十五 史记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 第二十六 史记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 第二十七 史记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 第二十八 史记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 第二十九 史记卷六十 三王世家 第三十 列传

史记卷六十一 伯夷叔齐列传 第一 史记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 第二 史记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 第三 史记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 第四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 第五 史记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 第六 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 第七 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 第八 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第九 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第十

史记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 第十一 史记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 第十二 史记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 第十三 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 第十四 史记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 第十五 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 第十六 史记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 第十七 史记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 第十八 史记卷七十九 范睢蔡泽列传 第十九 史记卷八十 乐毅列传 第二十

史记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 第二十一 史记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 第二十二

史记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 第二十三 史记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 第二十四 史记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 第二十五 史记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 第二十六 史记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 第二十七 史记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 第二十八 史记卷八十九 张耳陈余列传 第二十九 史记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 第三十 史记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 第三十一 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 第三十二 史记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 第三十三 史记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 第三十四 史记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 第三十五 史记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 第三十六 史记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 第三十七 史记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 第三十八 史记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 第三十九 史记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 第四十 史记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 第四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 第四十二 史记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 第四十三 史记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 第四十四 史记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 第四十五 史记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 第四十六 史记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 第四十七 史记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 第四十八 史记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 第四十九 史记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 第五十

史记卷一百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 第五十一 史记卷一百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 第五十二 史记卷一百十三 南越列传 第五十三 史记卷一百十四 东越列传 第五十四 史记卷一百十五 朝鲜列传 第五十五 史记卷一百十六 西南夷列传 第五十六 史记卷一百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 第五十七 史记卷一百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 第五十八 史记卷一百十九 循吏列传 第五十九 史记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 第六十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 第六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 第六十二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 第六十三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 第六十四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 第六十五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 第六十六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 第六十七（未阐述诸侯国之俗，仅记司马季主之事。）史记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 第六十八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第六十九 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第七十

《汉书》又名《前汉书》

中国古代历史著作。东汉班固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列传”为“传”，改“本纪”为“纪”，删去“世家”。全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记载了上自汉高祖六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历史。《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遣辞造句典雅远奥，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纪史的方式自《汉书》以后，都仿照它的体例，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自班彪起即以著《汉书》为己任，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班固完成了《汉书》的主要部分。汉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随从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命班昭（曹大家）入东观藏书阁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故汉书前后历经四人之手完成，历时四十多年。注疏汉书者有唐颜师古注、清王先谦补注。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地。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后汉书》中华书局版《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后汉书》再现了东汉的历史，保存了东汉一代的诸多史料。东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朝代兴衰历变，历史大事件等等，诸如党宦之争、党锢之祸、图谶盛行等史实，皆赖其保存记录。《后汉书》还学习了班固的《汉书》，保存了东汉学者大量有价值的论著，于人物传记中附载，如《崔寔传》中载其《政论》一篇，《桓谭传》中载其《陈时政》一篇，《张衡传》中载其《客问》、《上陈事疏》和《请禁图谶》等三篇，《蔡邕传》载其《释诲》一篇，等等。这些论著，都是研究东汉社会的珍贵史料，且对后代社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若不是范晔附录书中，恐怕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了。

《后汉书》继承了前代的纪传体制，但又有所创建。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史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范晔在《后汉书》中亦继承了前人的纪传体制（保留“纪”、“传”、“志”的体例，在人物传记中亦采用独传、合传、类传的形式），但又有所创建：凭着自己对史学的领悟，他在《后汉书》中取消了“表”，以后史家竞相效法；在人物类传方面，除承袭《汉书》的《循吏》、《酷吏》、《儒林》等类传外，凭着对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剖析与理解，结合东汉社会的特点，他又创制了前代史书中所没有的《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7种新的类传，而后6种类传为后世大多数纪传体史书承袭，“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消”（邵晋涵：《江南书录》），使缘乎东汉历史的体例获得了超越时序的永恒的史学价值；在合传方面，范晔受类传编纂的影响，不拘时序把有相似点的人物放在一起撰写（但又不同于类传），这使编者更易于编写，而读者更易于理解把握所传人物，对后世史学编纂亦有很大影响。范晔新增类传对后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了。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范晔所新设置的七个类传，除《党锢列传》以外，对后世史家影响是比较大的。多数类传都为后来的史家所沿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虽比不上司马迁所著《史记》那样，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宏规，也没有如班固撰《汉书》那样，建立纪传体断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纪传体断代史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类传的设置。《史》、《汉》类传比较少，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现实反映还没有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还没有顾及到这些方面。例如刘向在西汉末写了《列女传》，《汉书》为设置这一类传是完全有条件的，而班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如儒林、文学的分别立传也是有必要的，《汉书》没有分立，到范晔才实现了这一客观需要。从《后汉书》新增了七个类传以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名目，大体上就齐备了。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只在个别传目有所增减外，基本固定下来了。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做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本传中说他“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而尤以“善为文章”著称。他修撰的《后汉书》被列为“四史”之一，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举世公认。至于他的诗文，范晔自言所作不多。其临死前于狱中所作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内中包括他的自我总结、写作的甘苦感受、关于写作的心得体会及对《后汉书》的自序等内容，内容丰富，曲折详尽。关于作文，文中论曰：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时虽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趋，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

可见范晔正确地认识到了写作中“文”与“意”的关系及声韵运用的重要性，这可作为理解其文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范晔还富有音乐才华。他长于弹奏，犹擅长演奏琵琶，且能谱制新曲。文帝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为自己弹奏。另外，又据其本传载：“（晔）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撰《和香方》„„”可见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

《三国志》

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陈寿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

二十四史

序号

｜书名

｜作者

｜卷数

史记

西汉司马迁

130

汉书

东汉班固

后汉书

南朝宋范哗

120

三国志

西晋陈寿

晋书

唐朝房玄龄等

130

宋书

南朝梁沈约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

梁书

唐朝姚思廉

陈书

唐朝姚思廉

魏书

北齐魏收

114

北齐书

唐朝李百药

周书

唐 令狐德棻等

隋书

唐 魏征等

南史

唐 李延寿

北史

唐 李延寿

旧唐书

后晋刘昫等

200

新唐书

宋朝欧阳修、宋祁

225

旧五代史

宋 薛居正等

150

新五代史

宋 欧阳修

宋史

元朝 脱脱等

496

辽史

元 脱脱等

116

金史

元 脱脱等

135

元史

明朝 宋濂等

210

明史

清朝 张廷玉等

332

二十四史，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

1921年，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二十四史的历史

三国时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二十四史”。并刊“武英殿本”。

在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被称为“正史”。“正史”这个名称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当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以后，“正史”一称就被“二十四史”所专有，取得了“正统”史书的地位。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