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7江西公务员面试热点“官油子”
2017江西公务员面试热点“官油子”
【热点背景】
明代官员吕坤在任山西巡抚时著书《实政录》，书中将官员按好坏分为八类，其中，排名第七的为“巧宦”。这类官员实实在在的政事不办，只知粉饰太平，伪装出一副善良的样子;地方上军民的事情毫无作为，唯念念不忘自己的私利;对下颐指气使，对上却奴颜婢膝，极尽讨好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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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机关干部正是因为缺少担当，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久之成为“巧官”“官油子”。对此，你怎么看? 【参考解析】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一些机关干部正是因为缺少担当，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久之成为“巧官”“官油子”。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官僚主义，得治!“巧官”遇事“躲着走”，既浪费了行政资源，也败坏了单位名声，累及党和政府的形象。常年置身机关，有的干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待在同一个岗位、同一个部门，兜兜转转间，有的人让岁月磨平了棱角、带走了锐气，变得老气横秋、倨傲自负。
一直以来，党内是容不下“巧官”的。毛泽东同志曾告诫党员干部，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最可敬的。这样的正告，至今振聋发聩。
之所以出现“官油子”这种现象，原因在于：第一，这些官员思想上缺少为人民服务的意思，没有把群众的事放在自己的心上，缺少担当责任意识;第二，缺少有效地监管，让这些官油子现象得以出现，对于官油子现象没能给予及时的处理解决，缺少健全的考评机制，对于那些不作为，没有责任担当的“官油子”欠缺相应的监督管理。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让“巧官”在党内没有市场，既要立明规矩，加大追责力度，把混日子的赶下去，让无为者无位;同时，激励保障机制也得跟上，只有让担当者无忧、干事者有位，才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革浪潮中击楫勇进，在干事创业中实现人生价值。
随着公考面试程序的日臻成熟，考察形式也不断创新，这就要求考生在备考时紧跟“新形势”，走出“老误区”。这里，中公教育专家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关于面试备考的“三大误区”，帮助广大考生树立正确的备考理念，轻松应战。
误区一：严格划分面试题型
面试是对九大测评要素的考察。研究真题发现：一道题目往往不只考察一种测评要素，而是多种测评要素一起考察。比如安徽曾经出现这样一道题：你平时喜欢跟人聊天吗?你都是怎么跟别人聊天的?许多同学在看到这题时，瞬间就懵了，无从下手，因为无法划分题型，看起来像所谓的“人际关系题型”，但仔细一看，发现里面没有人际间的冲突要处理，之前学的人际关系题的答题思路也就用不上。其实，这道题同时考到了人际交往意识与技巧、语言表达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因此，在这里提醒广大考生，划分题型来答题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了，考生要做的便是真正理解并掌握九大测评要素，理解每个测评要素的每个层面的具体要求，方能应对多变的试题。
误区二：答题内容越多越好，一味求全
许多考生在备考的中期会出现另外一个误区，那就是渴望答题面面俱到，生怕不能将自己所了解的点滴告诉考官。当然，这种想法有一定道理，但随着考试对实际能力测查要求的增强，这种一味求全的想法并不可行。所以，在这里提醒各位考生，以往的那种“原因说两点、影响说两点、对策说两点”或者“事前说三点、事中说三点、事后说三点”的做法已经不适合当前的形势了。科学的做法是认真审题，判断题目及命题人的测查重点在哪里，把重点内容有条理地说出来，将那些次要的、不是亮点的舍弃，言简意赅便可。
误区三：一味追求官话套话，假大空
每个行业都有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公务员也不例外。基于此，许多同学答题时追求官话通话，以求引起考官的共鸣，但在实际操作时却经常使用不当结果适得其反。比如，考生无论说到什么问题最后都联系到“科学发展观”或“为人民服务“，甚至在一道题目里反复引用多个国家领导人的名言。这样的结果就是让考官感觉牵强、浮夸等。在这里，建议考生平时要多积累一些官话，但在面试中要慎用，遵循少而精的原则，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最主要的，还是要多说一些有用的话，实际的话。
除了以上常见的三大误区以外，个别考生可能还存在一些其他误区。比如个别考生非常渴望“模板”，特别依赖所谓的“参考答案”,习惯于死记硬背而忘了独立思考。在这里，中公教育希望广大考生从熟悉考官的选人标准开始备考面试，打造符合个人特质的亮点，避免陷入误区而不自知!
第二篇：2017云南省公务员面试热点：“官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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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云南省公务员面试热点：“官油子”
【热点背景】
明代官员吕坤在任山西巡抚时著书《实政录》，书中将官员按好坏分为八类，其中，排名第七的为“巧宦”。这类官员实实在在的政事不办，只知粉饰太平，伪装出一副善良的样子;地方上军民的事情毫无作为，唯念念不忘自己的私利;对下颐指气使，对上却奴颜婢膝，极尽讨好之能事。【预测题目】
一些机关干部正是因为缺少担当，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久之成为“巧官”“官油子”。对此，你怎么看? 【参考解析】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一些机关干部正是因为缺少担当，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久之成为“巧官”“官油子”。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官僚主义，得治!“巧官”遇事“躲着走”，既浪费了行政资源，也败坏了单位名声，累及党和政府的形象。常年置身机关，有的干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待在同一个岗位、同一个部门，兜兜转转间，有的人让岁月磨平了棱角、带走了锐气，变得老气横秋、倨傲自负。
一直以来，党内是容不下“巧官”的。毛泽东同志曾告诫党员干部，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最可敬的。这样的正告，至今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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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出现“官油子”这种现象，原因在于：第一，这些官员思想上缺少为人民服务的意思，没有把群众的事放在自己的心上，缺少担当责任意识;第二，缺少有效地监管，让这些官油子现象得以出现，对于官油子现象没能给予及时的处理解决，缺少健全的考评机制，对于那些不作为，没有责任担当的“官油子”欠缺相应的监督管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让“巧官”在党内没有市场，既要立明规矩，加大追责力度，把混日子的赶下去，让无为者无位;同时，激励保障机制也得跟上，只有让担当者无忧、干事者有位，才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革浪潮中击楫勇进，在干事创业中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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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4年江西公务员面试热点
2014年江西公务员面试热点：“城市病”缘何而生？ 北上广等特大城市“城市病”比发达国家严重，好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这样说。
然而，在当下中国的一些城市，品咂这句话却让人别有一番滋味。
早上一上班，北京的白领王梅就赶紧打开电脑查询空气质量，家里老人正等她回电话，看能否带孩子出去活动。看到PM2.5浓度在300微克/立方米以上，王梅不由地叹了口气。下午下班，广州的公务员龚翔一出单位就遇到了大堵车，10分钟的车程竟然开了1个多小时，踩刹车直踩到脚软。一看手机，拥堵级别为深橙色的“严重拥堵”。
晚上到家，上海的打工者李小柱推开出租屋房门，一股方便面的味道扑鼻而来。20平方米的小屋住了8个人，每张床铺每天租金19元。为了这19元，“蚁族”们省吃俭用，有人甚至一天三顿都吃方便面„„
日复一日，这样的场景正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城市上演。人口膨胀、住房紧张、就业困难、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公共安全事件频发，我们在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愈演愈烈的“城市病”。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城市病’问题已较为严重”，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坦言。
先看交通。资料显示，美国人上班平均单程花费25.1分钟，其中纽约34.6分钟，为全美最高。而北京通勤时间平均为1.32小时，单程约为40分钟，上海单程约为36分钟。再看环境。美国最出名的“污染城市”洛杉矶，其PM2.5年均浓度也仅20多;日本东京则在20以下。而去年我国北京、上海、广州PM2.5年均浓度分别高达89.5、62、53。“我国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的‘城市病’状况，比发达国家严重，比一些发展中国家则要好些”，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说，在泰国首都曼谷，由于车速过慢，甚至出现过3个月内有900名孕妇因堵车被迫在轿车中分娩的情况。曼谷的交通警察不但会指挥交通，还会替孕妇接生!
截至去年底，我国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有6个，超过400万人口的城市为21个，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已达127个。面对蔓延加剧的“城市病”，大城市的发展倍感纠结。
那么，我国的“城市病”究竟因何而起?城市“生病”就是因为太大吗?
“城市病”病因多元
规划布局不完善、功能定位不合理、管理方式不科学，深层次看有体制机制性原因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规律，当城镇化率在30%—50%时，“城市病”处于显性阶段;城镇化率为50%—70%时，“城市病”可能集中爆发。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阶段，又在短短30多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城市化进程，因此，我国的‘城市病’往往是‘急症、慢症、并发症’共现”，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
具体分析，我国“城市病”的成因是多元的。
——规划布局不完善。
以北京的交通为例，在一般人印象中，北京堵车似乎是因为人口大量涌入、机动车增长过快造成的，于是，北京出台了限牌、限行等措施，但收效不明显。
“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并不必然导致交通拥堵，东京市区汽车保有量早已突破800万辆，但因出行需求少、管理规范，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拥堵状况”，陆铭说，长期以来，北京将政府部门、商业中心、公共服务机构集中在市中心，人口到郊区居住，这种“职住分离”的规划布局导致城市建设“摊大饼”及居住点、工作点、活动点分离，使人们的出行需求倍增，必然会加大交通压力。
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距京30公里的河北燕郊，对于住在这里的30万人来说，家只是一张供晚上睡觉的床，他们工作在北京，每天都要“跨省上下班”。
曾几何时，我国城里人过的是“工作在前院，睡觉在后院，上学看病一个院”的生活，许多机关大院、企业大院成为人们最主要的活动范围，几乎不会给社会带来出行压力。如今，这种被我国大多数城市抛弃的生活模式，却被一些发达国家重新拾起。在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导“垂直城市”的规划理念。一个大的楼宇群，楼上居住，中间是商圈、服务加餐饮，底层是地铁和公交，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生活。要出门时，电梯坐到一楼，公交地铁就来了。——功能定位不合理。
时下，我国许多城市想追求的定位太高，想承担的功能太多，使城市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到2012年，全国有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金融中心，几乎涵盖了主要的省会城市，其中也包括金融基础薄弱的西部城市。有意思的是，东北三省省会和大连市都提出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西北的乌鲁木齐、兰州和西安也都提出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
——管理方式不科学。
“我国香港人口稠密，人均道路仅一尺左右，但在高峰期却不会大堵车，奥妙就在于精细化管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说，内地一些城市红绿灯时长固定不变，而在香港，政府经常调查每个路口在高峰期的车流量、每个灯放行的车辆数，进而灵活调整红绿灯时长;内地一些城市路面上很少见到交警，而在香港，不仅电子摄像设备密布，1700多名交警还骑着摩托车四处巡视;香港还提高汽车的牌照费、停车费、燃油税和环境税，只有不足10%的香港市民每天开着私家车出行。
从深层次看，我国的“城市病”有政绩考核体系、财税体制不完善等体制机制性原因。一段时间以来，在过于看重GDP指标的考核“指挥棒”下，一些城市重“项目”轻“承载”，争抢大型项目，拒绝产业外移;一些城市重“面子”轻“里子”，宏伟的摩天大楼与脆弱的下水道并存，一遇暴雨就会造成内涝和交通瘫痪;还有一些城市“亲商”有余“亲民”不足，商业地产开发往往超出规划强度，致使周边基础设施容量不足。城市华丽而羸弱，“城市病”也就不请自来了。
“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不合理财税体制，是一些城市房价高企的重要因素”，蔡继明说，一些地方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卖地收益，想方设法人为推高地价;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房地产税费，则对房价上涨听之任之，对中央政策消极敷衍。
由此可见，“城市病”的病因是多方面的，这些病因大城市有，很多中小城市也有，不能把“城市病”看成是大城市的“专属病”。
“城市病”与城市大小无关
发达国家的不少大城市已告别“城市病”，而国内一些二、三线城市正在“发病”“‘城市病’与城市大小没有必然联系。再大的城市，只要规划合理、管理有力，‘城市病’也会缓解;再小的城市，如果定位贪大求洋、管理混乱无序，也会爆发严重的‘城市病’”，陆铭说。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不少大城市已告别“城市病”。
1910年，美国纽约人口不足200万，却遭受着严重的空气污染，只有5%的人活到60岁，20%的幼儿活不到5岁。如今，纽约大都会区人口超过1800万，不仅治好了“城市病”，还获得美国最佳旅游城市桂冠。
上世纪50年代，英国伦敦人口不足800万，却发生了世界上最为严重的“烟雾”事件。警察大白天要打着火把才能指挥交通，伦敦城里到处都是咳嗽声，一次烟雾事件，仅4天时间就死亡4000多人。如今，伦敦大都会区人口超过1200万，却重现了蓝天白云。
与之相反，国内一些二、三线城市却正在爆发“城市病”。
——《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显示，北京因交通拥堵使人均上班出行比正常时间多耗时14分钟，位居全国最堵城市。然而，接下来的排名让人颇感意外，常住人口只有760万人的河北唐山市以人均上班出行多耗时13分钟位居第二。
——据环保部监测，2013年我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十大城市是：邢台、石家庄、邯郸、唐山、保定、济南、衡水、西安、廊坊和郑州。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均不在其列„„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
大城市特有的规模效应反而更有利于治理“城市病”
国内外实践已充分证明，不能将大城市与“城市病”画等号。实际上，大城市特有的规模效应反而更有利于治理“城市病”。
“打个比方，一个20名学生的班需要1个老师，一个40名学生的班也只需要1个老师。换句话说，同样的公共服务支出在大城市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不仅如此，有些公共服务的提供必须在大城市才可行”，陆铭说。
比如，只有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时，发展地铁才是经济上比较有效率的，而只有建成大规模的地铁网络，人们才可能摆脱对小汽车的依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从而缓解交通拥堵。
再如，服务业的发展有条“进门人口数量”法则：开店要装修、要租金，只有进门消费的人多到一定数量，才能抵消这些成本进而盈利。因此服务业往往更多集中在人口集聚的大城市。大城市通过提高服务业比重，不仅能吸纳大量就业，还能降低单位GDP的排污量。“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如此预言。大城市的出现是市场的选择，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模式，发展大城市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既然“城市病”不是因为大造成的，我们就不应因噎废食、因“病”废大，而应在发展中小城市的同时，重视大城市的发展，同时治理其“城市病”，使整个城市化进程科学健康，形成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合理结构。
第四篇：江西公务员面试热点：公车标识化
公车标识化
2017年以来，多个省份发文要求推行公车标识化。通过相关新闻报道，我们不难发现，截至目前，至少已有17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公车标识化。同时，多地为公车加装GPS、建立公车管理服务平台，公车改革正向深处推进。那么，针对“公车标识化”，多地为公车加装GPS等行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接下来我们就对这一热点现象进行全面分析。
公务用车是指由政府财政为各级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执行公务需要所配备的车辆，主要分为各级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固定用车和公务人员公务活动用车两大类。公车超标、公车私用、公车浪费等成为多地纪检监督部门和媒体曝光的热点。在这种情况下，近几年，全国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加大了惩治力度，公车改革已进入“深水区”。
全国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等举措首先可以强化公众对公务用车的监督，使得公车真正行驶在阳光下，真正为了公务而用，使得“公务用车”名副其实。其次，多地为公车加装GPS、建立公车管理服务平台等行为可以使政府相关公车管理部门加强对公务用车的管理，明确公车的去向和行程，提高公车的使用率，促进公车资源的合理利用，使得公务用车物尽其用，在为人民服务的路上发挥更大的价值。第三，“公车标识化”对公职人员以及其他有机会使用公车人员的心理也能形成震慑，有助于破除他们私用、乱用公车的侥幸心理，增强风险意识和自律意识，从而从源头减少公车私用、乱用行为，为公车改革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
当前，公车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车改的监管对于车改的成功至关重要，公车改革是一项好政策，如何将公车改革落实好、监管好，正是当前公车改革的关键点。那么为了使得公车改革取得更好的效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些制度进行完善。第一，除了标识“公务用车”，还应标明监督电话，方便群众监督。比如，浙江省规定，执法执勤用车按相关管理办法和规定喷涂统一标识图案，尚未规定统一标识图案的部门，先喷涂“执法”字样及监督电话“12345”作为过渡。第二，为了保证制度的实施效果，在加强监督的同时还要加大惩处力度，不按规定喷涂标识、故意遮挡擅自损毁标识的，将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按有关规定追责。第三，鉴于公车统一标识各地的做法有些不同，有的是喷涂、有的是张贴，所以要加强执行，提高执行力，防止被“有心”的官员钻空子。第四，在实行“公车标识化”的同时，还应该积极探索更为市场化的方式。比如，杭州市政府与滴滴签订协议，将滴滴作为公务员出行的网约车首选服务平台，为杭州市13个区县(市)公务员提供普通公务出行及上下班通勤服务，并给予一定优惠幅度。
“公车标识化”是公车的紧箍咒，是监督公车的法宝，通过以上措施，不断积极推进“公车标识化”工作，完善“公车标识化”的方案和措施，拓展“公车标识化”的宽度和深度，让“公车标识化”真正成为监督的标配。
第五篇：2014年江西公务员面试热点模拟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近日，南京秦淮警方正式推出“卡通警察”形象，将民警真人头像与卡通身体拼接在一起。首批17个“卡通警察”走进社区，它们宣传治安防范知识的同时，还提供社区民警的电话，随时接受市民报警、求助和业务预约。另外，居民只要用手机扫一下展板上的二维码，秦淮警方微博发布的网络电信诈骗信息等都会显示出来。对于这项便民服务创新举措，你怎么看？
【参考答案】
秦淮警方把一向严肃的警察设计成卡通形象，图案轻松活泼，且警示功能、报警功能一应俱全。这一做法不仅可以使百姓从卡通形象中获得便捷服务，同时还可以展现公安队伍的人文素质和中国警察亲民、爱民的形象，有效地拉近了警民之间距离，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可能有些人对警察的卡通形象提出质疑，认为卡通警察形象容易给人一种很随便的感觉，使警察缺乏了法律的严肃性。但是，我认为警察的管理实质上就是服务，它并不是警察对百姓的管理，而是法律对百姓行为的制约。因此，有了法律这个标准，警察也就没必要板着脸、端着架子“管”人了，警察形象也就可以卡通起来了。
在此之前，老百姓在社区内找民警不太容易，社区民警的服务也常被居民诟病，原因主要是：社区民警公示栏不够醒目，老百姓看不到；有的贴在社区公示栏中的民警照片很快就会被各类广告所“淹没”，让宣传效果大打折扣。而如今，“卡通民警”的出现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秦淮警方通过卡通艺术独有的夸张手法，借助卡通形象感染力、亲和力强的特点，来提高社区民警在辖区老百姓中的熟悉度和知晓率；第二，运用二维码新技术不但使民警服务更贴心，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而且有利于打击违法犯罪，真正为社区群众排忧解难；第三，秦淮警方推出“卡通警察”形象，能够树立热情、亲切、和蔼的服务性警察形象，展示警察的时代风貌，反映新时期警民关系的本质变化，即从过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转变到现在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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