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的感想

第一篇：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的感想

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的感想

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演变的过程何其艰难。数千年来，尽管有“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等亮点，但始终无法摆脱“君明臣贤”、“君昏臣庸”的治乱轮回，究其原因：在于“以法治国”。建国以来，更是付诸了几代人的心血，终于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那么，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到底有何不同呢？所谓“以法治国”，就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用法”的主体是统治阶级，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是治乱轮回的根源；而“依法治国”，就是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依法”的主体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但他的言行要“依法”，受“法”的约束，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人民群众集体意志的体现，是长治久安的保证。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依法治国成为人们热议的对象。延长油田作为陕西唯一的“世界500强”企业，为了“稳产20年，再创百年辉煌”的伟大目标，更是将“依法治国”的理念引申到企业管理上来，提出“依法治企”的口号。作为延长油田的一份子，要时时关注延长动态，事事感受延长脉搏，在此谈谈自己的感想。

“依法治企”关键在“依”，重点在“法”。“依”就是依据“法”来管理企业，在很多人眼中，“依法治企”是对各级主管领导权力的削弱，其实恰恰相反，因为领导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有“法”的保证，反而更加富有权威。只不过这种权威要建立在“依”的基础上，受“法”监督和约束，保证不走偏、不走样。“法”即延长油田、采油厂的各项管理制度。今年，我们在与毗邻的长庆采油一厂交流学习时发现：长庆的各项“法”制定的非常严格，而且上行下效，“依”的力度非常大，使我们受益匪浅。与长庆相比，我们“依”的力度确实有待加强，但我们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将党建文化和“六个一”油井文化融入到“法”的范畴，是更加人性化的管理，能从根本上提升企业内涵，铸造企业品质;“关爱员工、呵护油井”的理念、“爱人爱井、人井交融”的主题，既符合油田公司、采油厂长远发展需要，又能代表广大员工的意愿和利益，实现“双赢”。

作为油田公司、采油厂的一员，不仅要在“依”上下工夫，还要努力践行，遵守、维护我们的“法”。从而保证各项工作能够顺利的开展；也让“关爱员工、呵护油井”的理念深入到人心、融入到生产的方方面面，使油田公司、采油厂在依法治企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第二篇：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并把它们上升到国家管理的高度加以认识，丰富了治国方略的全局性、战略性思维内容。关于“依法治国”：1996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听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家富的《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讲座后，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对“依法治国”的内涵、基本要求、现实意义作了说明，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加强法学和法律知识的学习，掌握和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本领，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风气，为坚持依法治国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他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关于“以德治国”：1996年10月10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需要，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核心内容、主要手段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了道德建设的意义。他指出：“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

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阐述了法律和道德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他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

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再次强调：“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这两个理念的提出以及对两者互相关系的阐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国家管理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举，是对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创造。它对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中国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篇：浅析法家“以法治国”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浅析法家“以法治国”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段平2015级政治一班 201502020127 摘要：法家“以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虽然与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时间上相距两千年之遥远，但以史为镜，其历史经验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在政治变革实践中的重要借鉴。

关键词：法家思想；以法治国；现代意义

法家以推行法治而有名。在法家发展史上，管子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口号，商鞅则在实践中极力推行以法治国，韩非子最后对之作了理论上的总结。法家的法治思想对中国的政治、法律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现如今新旧体制、新旧观念更替的中国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法家“以法治国”之内容

（一）公平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关键在于公平。法家反对孔子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坚持同样的法适用于所有的人，不分高低贵贱。商鞅的“壹刑”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根据“壹刑”，所有的人犯同一种罪都要接受同样的处罚，不因身份不同而有异。对于执法人员，尤其不能例外，执法者犯法，最难容忍。

韩非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法不阿贵，绝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律绝不屈从、偏袒尊贵者，正如作为量直之具的绳不能缠曲的东西一样，对过错的刑法，不能避开大臣；对善行的奖赏，不能避开匹夫。

（二）重刑

重刑论，是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商鞅是重刑论的奠基者，他的重刑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重罚而轻赏，罚先而赏后，罚多而赏少；另一方面是轻罪重罚。关于前者，商鞅指出：“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在他看来，赏罚各占百分之五十的国家必定是弱国，赏占百分之三十而罚占百分之七十的国家必定是强国，做得最好的国家是赏占百分之十而罚占百分之九十。关于重刑说的第二方面，商鞅指出：“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故重轻，则刑去而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商鞅认为，在执行刑罚时，如果加重刑于轻罪，那么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无从出现。他强调轻罪重罚对人们的威吓作用，这种作用使人们连轻罪都不敢犯，至于重罪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所谓的“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

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重刑论，他持重刑论的依据与商鞅相同：轻罪重罚，则可以使那些有犯罪念头的人具有害怕心理而不敢犯罪。与商鞅有所不同的是，韩非子明确指出，重刑不“伤民”不“罪人”，重刑不是为了为难良民百姓，而是为了止奸。

（三）性恶

性恶论是法家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法家看来，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不可改变的。管子认为：“夫凡人之性，见利能勿扰，见害莫能勿避„„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万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商鞅同样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人性好利主要表现为人的生存欲望和生存需要。“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而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由于人有这种生存需要，因此，没一个人在利弊之间都要趋利避害。“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商鞅认为人的本性与生俱来，人的一生就是逐名逐利的一生，人的所有行为都受制于好利的本性。韩非子的人性论继承了商鞅的人性好利的观点。他认为，人的好利主要根源于人们的生存需要。每个人都有利欲之心，人的任何行为都受好利的本性支配，即使是父子、君臣之间，也是计利而行的。“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与臣市。君臣之间，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他还认为儒家所说的君臣之间以忠信仁义相待是不可靠的。

二、法家“以法治国”之简析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中的公平精神体现在它希望给不同等级、不同背景的人以公平的对待：同功同赏，同罪同罚。这种公平精神与西方政治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着相似之处，是对同时代儒家学说中注重等级、重视人治思想的反驳。法家不主张平均主义，他们对公平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对公平主义的追求。平均主义向往结果的平等，而法家的法治则向往机会的平等。但是，法家所主张的公平仍是在君主专制制度基础上的，皇帝的权力远远大于法律的效力，法律的制定在本质上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这个“平等”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法家把重刑论作为其“以法治国”学说的重要内容，但是，其重刑思想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法治的正轨。秦朝在大一统后，攻守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继承者继续对法家重刑思想不断继承和发挥，使得刑法已经成为赤裸裸的暴力，最终官逼民反，导致秦朝的灭亡。严明的法治，既不要求轻刑，也不要求重刑，而要求“当刑”。对于犯罪行为恰如其分的处罚，才符合罚的大公无私的本性。如果一味重刑，必然会导致韩非子所坚决反对的“释法术而任心意”。既然刑越重越好，判刑者便不是根据客观、公平的法，而是根据主观、偏私的心意作出判断。

性恶论最早由荀子提出并在先秦百家关于人性的论断中独树一帜。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则将人性恶的主张发挥的更加鲜明彻底，治恶手段也从礼治发展成为用刑。法家思想中的性恶论与西方性恶论存在很大差别，最突出的便是性恶的主体的不同。法家学者认为性恶的主体以普通的黎明百姓为主，而西方的“原罪说”引出的性恶论是对人性的普遍不信任。由此可见，法家“以法治国”思想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无法做到所有人的平等，实质上是统治者统治国家、稳固政权的工具。

三、法家“以法治国”之现代意义 法家“以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虽然与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时间上相距两千年之遥远，但以史为镜，其历史经验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在政治变革实践中的重要借鉴。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现代意义首先在于：推动公平正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公平正义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政治价值和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公平正义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四中全会又对建设法治国家和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这清楚地表明，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性，法家“以法治国”所追求的“同功同赏，同罪同罚”与此是相通的。

其次在于：促进当前中国“重重轻轻”“宽严相济”的刑法体系的完善。储魏植教授从罪与刑在哲学上是对立统一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刑罚的严厉程度与遏制犯罪之间的逻辑关系，即“罪与刑双方互相斗争，但又相互以对方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双方斗争的结果是有时候刑遏制罪，有时候又是罪与刑相抗衡。”法家重刑主义的失败，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单纯采用重刑是不能达到减少更不用说消除犯罪的目的，反而会导致弊端丛生。只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真正为人民的利益考虑的刑事政策才具有生命力。单纯重刑化的选择也与当今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格格不入。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经济的和谐发展、政治民主的稳步推进、重视人的价值、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更包含社会公正、安定秩序等基本的目标追求。而重刑思想则破坏了这种和谐秩序的构建，甚至使刑罚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最基本的功能即遏制犯罪、保障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的功能都无法发挥，人们看到的仅仅是无异于暴力的刑罚。单纯重刑化的失败为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最后在于：有利于我国依法治国这一基本国策的全面推进。因为人性本恶、人性好利，要采取赏罚的政策，而赏罚要依法进行，这是法家的基本主张。依法治国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国策，德治只是法治的补充和附属。依法治国包含着对人实行赏罚的前提，而依法则是赏罚的一个标准和治国的保证。因为人好利恶害，所以用赏罚，赏罚需要法律，这是法家的逻辑。法律是标准和准则，现代国家治理虽然少去了对赏罚的解读，但用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标准和准则，是有历史共同性的，或许这就是法治的普适性价值。但与专制社会不同，现代的法治是以民主为基础和前提的，它是民主制度的保障和体现，维系的手段是强制和自觉的有效结合，目的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意志和利益。

四、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原来单纯靠行政手段调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方法已经不适用，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加快了制法的步伐，制定出了一大批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适用性的法律法规。法家“以法治国”“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

在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价值观、道德观念碰撞的今天，重提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非常有必要。虽然我们处在不同的时代，但同属新旧观念、新旧体制更替之时，我们也必须把“法”放在首要位置，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我们的国家更具竞争力，保证国内的现代化建设稳步发展。

第四篇：论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

论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

摘要

管子是春秋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对法的内涵有着深层次的认识，并形成了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体系。管子主张以法治国，提出国家治理过程中要做到以法赏罚、赏罚分明、赏罚信必。

他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及法律监督等多个层面对其法治思想进行了具体阐释，以期实现王霸天下的治国理想。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本文从管子“法”的内涵，管子“以法治国”的原因，管子“以法治国”的实施，以及管子“以法治国”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四个层面，对管子的法思想展开论述，以期对我国当前的依法治国理念有所借鉴。关键词：管子

春秋

法家

以法治国

管仲（前719－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人物。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汉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在齐国改革，富国强兵，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后人评价“春秋第一相”。其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管子》一书中。

一、管子“法”的内涵

1、管子“法”的属性

法具有至上性。法是“道”在人间秩序建构中的规则体现，是“道”的德行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实践。道的超然性和绝对性赋予了法以至上性。法的至上性体现为法是社会全体成员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其效力是普遍的。“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其意为：有创制法度的，有执行法度的，有遵照法度行事的。创制法度的是君主，执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就叫作大治。

法具有公正性。法对社会行为的控制必须以其自身的公正性作为基础。而法的公正性的最为重要的关节点就是不能有所偏私。“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其意为：全凭法制办事，好象天地对万物那样没有私心。君主凭公正原则来考论政事，凭法制来裁断是非，所以担负治理天下的大任而不感到沉重。

法具有统一性。法的统一性首先要体现在国家立法权的集中统一。立法权是归属于君主的独享权力。欲维护君主的权威就必须首先将国家的立法权集中于君主之手。第二，国家法度的内涵必须准确而统一。“君一置其仪”，而“百官守其法”。若是国家法度的内涵不明确，各级官吏就有可能随意解释法令，势必造成法的运行状态的自相矛盾。国家法度的内涵模糊不清，就不容易形成治理规则的权威性。

法具有公开性原则。管子认为，国家法度是“一民使下”的重要治理规则。“一民”是指国家法度是统一规范全体国家成员的行为准

则。“使下”是指国家法度是各级官吏完成其治理工作的制度凭借。无论是“一民”还是“使下”，都要求国家法度的公开性。“ 明法而固守之。”其意为：君主要明确宣布制度而坚定地执行它。

法具有强制性。《管子》一书所论的法具有强制性，即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行的一种强制行为约束体系。

法具有适度性。管子主张刑赏适中，“刑足以惩罚犯罪”且“赏足以奖励功劳”。重赏与重刑皆是极端的社会控制手段，将会产生极端的社会效果。“致赏则遗，致罚则虐。„„夫赏重则上不给也，罚虐则下不信也。”其意为：行赏过多则导致国贫，行罚过重则导致暴虐。行赏过多了，上面就不能供应；刑罚太暴了，人民就不会信服。

法具有稳定性。管子提出“法制有常”的学说。《法禁》篇专门用“绝”、“静”、“安”、“不变”等术语强调法的稳定性。“绝而定，静而治，安而尊，举错而不变者，圣王之道也。”其意为：坚决而镇定，稳定而图治，安国而尊君，有所举措而不朝令夕改，这都是圣王的治世之道。

2、管子“法”的体系

《管子》中的法是一个等级效力的体系。在法的等级效力体系中，最高级别的是国家所设的宪律制度，即国家的法律制度。作为国家层面的沿袭相传的有关治理国家的法律制度的法被称为“宪”。国家根据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而因时因事所制定的法被称为“仪”、“法”、“制”、“度”。“君壹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 张连伟认为，这里的“仪”、“法”、“制”和“度”并列，就其所言的实质，都是指法。法经过国家的公布之后，就成为百姓所遵循的法。制度是君主制定的，上下共同遵守的社会规则，就是法制和法度。1

《管子》将君主发布的命令称为“令”。“令”的等级低于国家的宪律制度。“令”是法的具体实施和推行。因为“令”是国家宪律制度的下位概念，所以“令”必须符合宪律制度。“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其意为: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则政令不能贯彻。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

3、管子“法”的原则

管子认为，国家治理过程中要做到以法赏罚、赏罚分明、赏罚信必。

赏罚的依据是国家的法度。正所谓“以法诛罪”、“以法量功”。对于特定的行为“令未布而赏从之”或者“令未布而罚及之”，此种情形谓之“妄”。没有法源依据的赏罚是“妄赏”或“妄罚”。有法源依据而不执行的赏罚是“令已布而赏不从”或者“令已布而罚不及”。

管子主张刑赏适中，即“刑足以惩罚犯罪”且“赏足以奖励功劳”。重赏与重罚皆是极端的社会控制手段，将会产生极端的社会效果。重刑最大的危害是使国君失去民心。管子在反对刑罚严苛的同时，亦反对轻刑。轻刑使得罚不当罪，其实是对犯罪行为的姑息与纵容。因此，管子主张，刑罚与犯罪相适应且奖励与功劳相适应。

1参见张连伟:《管子哲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61-162页。

“信必”是《管子》中一个用以表达国家法度诚信坚定性的术语。赏罚的法源依据是国家法度。赏罚一旦做出就具有国家公信力与强制力。要做到赏罚信必就须对犯罪者“明必死之路”，对有功者“开必得之门”。’“必死”与“必得”正是为了彰显国家法度赏罚信必的坚定性与严肃性。对于有功之人的赏赐不可以克扣，对于犯罪之人的惩罚也不能疏忽。要做到“赏罚信于其所见”。

二、管子“以法治国”的原因

1、管子“以法治国”的目的

《管子》一书的主题在于经邦治国。管子“以法治国”是出于经邦治国的需要，是为了实现其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国富兵强”只是管子内在目的。管子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的外在目的，即为了在诸侯国争霸的过程中实现“王霸天下”。管子主张通过变法改革使得齐国国富兵强，并以此来实现其统一天下的“理想图景”。

2、管子 “以法治国”的功能

《管子》一书立足于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对法的功能进行了探讨。邱文山将《管子》一书对法的功能的认识归结为法以尊君、法以使官、法以御民、法以判断是非四个方面。2

《管子》认为，国家法度是君主统治国家治理国家的重要凭依，国家法度具有维护君主权威势位的功能。“朝有定度衡仪，以尊主位，衣服挥娩，尽有法度，则君体法而立矣。”其意为：朝廷有一定的制度和礼仪，以尊奉君主地位，君主的衣服—一衮衣和冠冕，也都有法 2参见邱文山:《齐文化与中华文明》，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343-345页。

度规定，君主就可以依法而临政了。

国家法度具有以法使官的功能。“布法出宪，而贤人列士尽归功能于上矣。”其意为：通过宣布法律和宪章，贤人列士都会尽心竭力于君主。

国家法度具有以法御民的治理功能。“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其意为：法立令行，人民听用的就多了。

国家法度具有判断是非的功能，即法是社会生活中辨理决狱的准绳与依据。“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狱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县命也。”其意为：法，是天下的仪表，是用来解除疑难而判明是非的，是与百姓生命攸关的。

三、管子“以法治国”的实施

1、立法要求

立法要坚持考察并顺应自然规律的原则。管子认为，天道是具有规律性的客观存在。“天有其常，地有其则”是国家立法活动的根据准则与限定条件。运用国家法度来实现对社会诸种行为的规范与约束，就须首先掌握并运用天地运行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法则。

立法还要坚持因时变顺民情的原则。“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物，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其意为：古时想要匡正当世调治天下的人，一定要先考察国家的政情，调查国家的事务，了解人民的习俗，查明治乱根源与得失所在，然后着手进行。这样，法制才能成立，政治措施才能贯彻。

国家法度要公开。国家法度由君主制定之后必须以成文的形式公布于众，以使各级官吏民众皆知何所避就。

2、执法要求

国家法度在执行施行的过程中要做到上行下效。“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 其意为：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都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国家法度的执行必须刚正不阿。“ 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古俱。” 其意为：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杀戮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

3、司法要求

《版法解》篇还具体直陈出，司法者在狱讼断案中如何保证司法的公正性的要求。“乘夏方长，审治刑赏，必明经纪;陈义设法，断事以理;虚气平心，乃去怒喜。”其意为：乘夏天白日方长，要审理刑赏大事。这必须宣明纲纪，公布仪法、制度，依理断事。这要求虚气平心，而排除个人喜怒。

4、守法环节

法的功能的发挥与实现还有赖于“贵贱共守”、“上下合同”的守法环节。在形式意义上，管子主张，国家法度一经国君制定出来就是全体国家成员一体严格遵守的统一的行为规范。“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其意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就叫作大治。

5、法律监督

管子主张，要使得民众懂法知法，这样就可以对各级官吏的执法活动产生监督作用。民众对于各级官吏的合法行为“予以从之”，但对于各级官吏的不合法行为“民以法与吏相距。”提倡民众运用国家法度监督并抵制官员的不法行为，是齐法家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之一。

四、管子“以法治国”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管子“以法治国”的思想，在当时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第一，管子对法的内涵作出了具有一定科学成分的阐述。比如，管子认为，法律应该是公平的、正直的，因而可以作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尺寸也、绳墨也、规矩应当也、衡石也、斗解也、角量也，谓之法。”又如，管子认为，法应当具有适度性。法律应坚持刑赏适中，“刑足以惩罚犯罪”且“赏足以奖励功劳”。重赏与重刑皆是极端的社会控制手段，会产生极端的社会效果，是不可取的。

第二，管子主张以公正、公开的法律来治理国家，主张“一断于法”。在中国古代，管子最先认识并强调了法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毕竟提出了“以法为本”、“令顺民心”、“缘法而治、论功行赏”、“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一系列进步的主张。

第三，在管子的法治思想中，“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等内容，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一思想，尽管在后来的法律实践中很难真正实施，但在春秋时期，这一主张对奴隶主贵族的“刑不上大夫”等旧体制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冲击。

第四，管子“以法治国”的思想，始终和当时齐国变法改革的实践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的理论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及应用价值，这一点在法哲学史上是必须充分肯定的。管子“以法治国”的思想帮助齐桓公成就了春秋霸业，而且他的法治思想，对于后来中国的统一、秦王朝的建立，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结语

管子是春秋时期的法家人物。他对法的内涵作出了具有一定科学成分的阐述。比如，管子认为，法律应该是公正的，因而可以作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管子主张以公正、公开的法律来治理国家，主张“一断于法”。在管子的法治思想中，“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以法治国”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及应用价值，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建及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著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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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浅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摘要】：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强调两者的结合，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两个治国方略的提出完全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现实，它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较快发展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要深刻理解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含义，正确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全面领会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并且要积极探索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提纲：

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含义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区别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联系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重要意义

（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二）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三）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四）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五）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四、积极探索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一）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法律对这一活动给予一定支持

（二）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三）必须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法律和讲究道德的表率

浅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从古至今，对一个国家来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更不能偏废。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它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目标，是新世纪新阶段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客观要求。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强调两者的结合，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两个治国方略的提出完全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现实，它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健康较快发展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要深刻理解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含义，正确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全面领会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并且要积极探索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含义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包括：第一，立法机关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制定法律，并形成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第二，政府和公职人员必须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依法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第三，司法机关必须严格司法，坚决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才究；第四，全体公民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使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成为全社会的良好风尚。

以德治国，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德治国通过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奠定坚实的伦理道德基础。道德强调人的自觉自律，具有非强制性的特点。道德对于维护社会经济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协调社会生活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以德治国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德治。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 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联系 1、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与德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二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法治与德治都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秩序是法治与德治存在的价值基础，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举的理论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治与德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为人们所认同并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治国理论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秩序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脱离了秩序这一前提，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 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可见，“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当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变革时期，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律和道德、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法律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求。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以至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现无序状态。因此，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做到“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并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兼用，在我国目前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二）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开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萌发并提出过治国不能没有法治又不能没有德治的思想，认为只有二者“并用”才是治国之大道。社会主义法制是自有法以来最能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法制，社会主义道德是比人类社会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尚、积极和健康的道德。

（三）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和行为规范，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首先，法律只对主体的行为进行调整和评价，虽然调整时也考虑其主观过错，但并不单纯地调整其内在的思想活动；道德不仅对主体的客观行为进行调整和规范，而且也对主体的主观思想进行调整和评价。其次，法律主要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道德则是依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再次，法律和道德调整的深度和广度不同。道德对社会关系的 调整更具有广泛性，一般来讲，法律不宜调整干预的，则需要道德来调整干预。

（四）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制和道德同属上层建筑范畴，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又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严格地讲，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党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是重视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法制在发展中也曾经历过曲折。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缺少甚至没有法治，最终酿成“十年**”的历史悲剧。这时期的实 践从正反两方面，为我党在新形式下探索治国之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江泽民同志关于“法制”和“德治”的辩证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在我党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最新把握，是我党对治国之道进行不断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真理性认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五）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行依法治国。因此，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

可见，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对执政治国经验的最新总结。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让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积极探索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一）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法律对这一活动给予一定支持

我国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政府应依法提供一定经费和指导。

（二）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一要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取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法律力。社会主义道德靠个人的良心和舆论来保障实施，然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条件下，良心和舆论尚不足以防止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道德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基本秩序能否存在，必须利用法律手段使之上升为法律义务，以法律制裁为后盾予以强制执行。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使之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我们还可通过立法，对见义勇为等先进行为，给予各种物质和精神奖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榜样，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二要通过公正执法、惩治不道德行为，增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例如政务公开、审判公开，既可增强公民监督意识，又可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的作用，遏制刑事犯罪高度势头；依法打击制假售假，可以促进职业道德，依法惩处虐待老人行为，可以促进家庭美德的培育。三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道德基础。

（三）必须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法律和 讲究道德的表率

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所以，必须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法律和讲究道德的表率。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此，坚持这一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党委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要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党员要成为道德楷模。

总之，积极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途径，是我党的一项长期任务，我们要立足本国实际，认真经验，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最终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