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为什么依法治国要依宪法治国
为什么“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2015年 1月12日下午，法学院2014-2015学年度冬季小学期课程正式开始，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熊文钊教授在城西校区C201教室，为我们们讲授了 “宪法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课程。使我深深地认识到了宪法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明白了宪法是治国之本，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好国家，怎么样更好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是党的领导集体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此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国真正的法治之路由此开始，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载入宪法，从而使“依法治国”从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
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确保宪法得到严格、一体遵循，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重大意义。抓好宪法实施工作，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宪法乃一国之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规定全面的、重大的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是全国人民根本的行为准则，一般法律的制定皆以宪法为依据和基础，宪法表征了执政者执政的合法性。因此，法治的首要之义就是宪法之治，如果治国不依宪，那就等于废弃了立国的根本，背离了最根本的国家共识，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是无从谈起。
有宪法，就要落实和实施宪法，就要依照宪法关于保护公民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的规定，确保人民通过民意代表机关行使国家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从而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总书记讲得好，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邓小平同志也多次提到，还是法律靠得住些。只有依宪治国才能引领中国的法治春天。
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依据宪法规范公权力的运行，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规定了国家公权力的组织体系、职责权限和行为标准，确立了国家权力的分工和相互监督机制。只有严格依据宪法规范公权力，才能够落实习总书记提出的“依据宪法治国理政”的要求。
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依据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确立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是各个部门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的源泉。保障民权，首先应当从宪法中寻找依据。部门法规定的公民的各种权利，都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展开。依据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才能够落实习总书记提出的让宪法“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的要求，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推进依法治国，必须牢固树立宪法意识。宪法意识是法律意识的重要内容。法律思维就是要在工作中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理念和思考问题的习惯。这些都是和现代法治精神不符的。只有树立宪法意识，才能落实总书记所提出的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要求。
宪法的至上地位，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从宪法出发，我们就会走上建设法治国家的通衢大道；以宪法为基石，我们就能获得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蓬勃伟力。
第二篇：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
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
内容摘要：中共十五大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一直到党的十八大的再次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本文就依法治国的涵义、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依宪治国为什么是依宪治国的核心、如何在实施依宪治国的过程中树立宪法的至上权威、以及现实社会中，实施宪法的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与障碍，还有实现依宪治国的途径与措施。关键词： 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宪法、权威
正文
一． 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我国，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保证国家的一切工作都依法进行。它要求国家公职人员依法办事，公民要严格遵守法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二。依宪治国：法治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本身就是以宪法为中心构建起来的，宪法作为中国法治之根本，在宪法的周围，衍生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法律条文，正是由于宪法所具有的根本法属性，决定了宪法不仅为法律体系创立了统一的基础和价值目标，还规定了内部的冲突的基本机制，也为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后续依据。①
我国宪法对于我国法律体系党的建设与完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为形式上对于一般性法律的统帅作用，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其自身蕴含的保障人民利益的核心价值，同时也融入了整个法律体系达成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所以，依宪治国就是将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范畴，紧紧围绕先发的基本精神精髓构建国家体制，通过实施宪法为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制度化、法律化保障。
从中共十五大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一直到中共十八大再次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近年来的法制建设与实践大幅度提升了我国的法制化水平，从“法制”到“法治”的升级，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中国社会的法制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必须要紧紧地靠得住宪法，遵守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始终坚持依宪行政、依宪治国，构建法制政府。②
三．树立宪法的至上权威，保证宪法的实施
1.宪法权威与政治权威 政治权威是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即对政治权力正当性的认同。政治权威通常以政治权力为后盾，以政治权力为最具效能的体现。在法治国家，政治权威需要依据法治方式来体现和实现。宪法就是确认和维持这种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基本制度装置。宪法基本功能在于约束政治权力，但权力往往通过各种可能的漏洞突破法治的框架，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对此，必须强调宪法权威性，在理念上确立权力绝对服从宪法和法律的价值选择，要求政治权力只能在法治范围内运作，以保障政治权威的持续正当性。
2.宪法权威与党的权威
党的权威首先以宪法权威来体现，政党行为是否具有合宪性，是判断该政党是否具有法治理念的基本标准，也是判断一个国家法治成熟程度的基本指标。党的权威服从并服务于宪法权威，只有尊崇宪法权威，才能保证党的权威。只有认真落实宪法，才能真正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效力。
在我国，处理好宪法权威与党的权威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在实践中，有些党组织或者党员干部不重视宪法的学习，以非法治的思路与方法行使职权，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既违反宪法和法律，又严重损害执政党的合法性。要树立宪法权威，必须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严格按照宪法设定的权力范围、确立的原则行使权力，切实提高运用宪法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保证党的决策内容与决策程序的法治化。
3.宪法权威与个人权威
在国家生活中，个人权威突出地体现为行使公权力的公务人员的权威，特别是领导干部以及领袖的权威。推崇宪法权威还是推崇个人权威，决定了法治与人治的不同道路选择。历史经验表明，无论个人有多大的魅力，无论有多高的权威，任何人不能超越宪法权威。个人服膺宪法，这也是中共十八大报告所体现的重要思想:“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在国家统治过程中，基于统治效率的要求，领导人自然具有一定的权威，这在客观上是允许存在的。但在法治目标下实现个人权威，只能通过合宪的途径才能获得。而在法治目标下体现个人权威的基本方式是以宪法思维处理现实问题。宪法思维是执政者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它以合宪性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合理地处理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树立宪法权威，有助于全面实施宪法。“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法实施对于宪法权威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宪法实施是维护社会共同体价值的基础与过程，宪法实施状况的好坏决定了转型时期能否在根本价值层面上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好发展。只有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坚持和完善宪法确立的各项制度和体制，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实现。③
四．依宪治国实施过程中的困难障碍及途径与措施
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全会公报的这一重要表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一．进一步明确了依法治国与依宪法治国的关系，强调了依宪治国在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
二。其次，明确了党的领导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系，强调了依宪治国在战略布局中的根本。
三。再次，强调了依宪治国在全局部署中的优先性。④
结论
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只有首先确立宪法权威，才能确立法治权威。全会公报对于“首先要”的强调，突出了依宪治国在全局部署中的优先性；公报还对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进行了具体部署，这让我们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伟大实践更加充满信。
① 刘茂林、王从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第9页
② 刘茂林、杨春磊《依宪治国：法治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7期
③ 韩大元《树立宪法权威、推进依宪治国》载《政策建言》中国人民大学亚太法学研究院
④ 周汉华《四中全会公报解读:依宪治国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石》载《搜狐评论时政评论》2014年10月24日
政治学与行政学1441 学号：1420907106
姓名：王煜栋
第三篇：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_高见_凤凰网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网友评论(0)2014.10.20 第01期 作者：朱恒顺
中央将于10月20日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早在十七年前，1997年党的十五大就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任务，而此次则是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将“依法治国”作为主要讨论议题。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可见，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进“依法治国”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为此，凤凰网评论频道邀请了10位国内知名法学家，从国家治理的层面，对“依法治国”进行解读、阐释及建议。
访谈嘉宾：朱恒顺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内务室一处处长 凤凰时事访谈员：高明勇
凤凰评论：十八届四中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作为法学学者，你认为此次突出强调依法治国的意义是什么？
朱恒顺：十八届四中全会突出强调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面对复杂的治理难题和多发的社会矛盾，强调和遵循法治可以说是现代国家的不二选择，只有强化法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有可能。同时，突出强调依法治国，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了系列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全面落实这些措施，都需要依法而行，都离不开法治的保障。这次会议实际上也是对法治和改革关系的再次强调，就是所有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改革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展开。相信这次会议对于中国法治进程的推动，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动，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和价值都将是史无前例的。
凤凰评论：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进“依法治国”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那么，你认为认为法治政府的核心是什么？
朱恒顺：对于我们中国，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法治政府的核心就在于强调两点：一是依法而治，就是政府行使权力，特别是影响到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二是良法之治，就是政府治理所依据的法律，必须是“良法”，也这是说，法律应当能够反映社会发展规律，能够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能够体现人权保障、程序正义，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目前，立法的科学性问题已显得越来越重要。
凤凰评论：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我们又该如何转变政府职能？ 朱恒顺：关于转变政府职能，这些年我们反复强调，但收效总体上还不够明显。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强调转变政府职能，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改变现行的对政府和官员的考核评价机制。多年来，在相当多的地方，对政府和官员的考核评价机制是唯GDP挂帅，经济发展是第一指标，法治和民众的幸福指数没有被真正重视，结果是，在一些地方，经济越发展，环境越来越恶化，房价越来越升高，食品安全形势越来越严峻，民众的幸福指数也始终没有提高多少。今后，我们最需要做的，一是要确立科学的对政府和官员的考核评价机制，把法治建设、遵循法治情况，把依法治理环境污染、依法监管食品安全、依法打击违法犯罪等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同时，要改变考核机制，要让人民群众成为最主要的评价主体，至少要让上级机关的评价和群众的感受能够高度一致。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去讨论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的转变才能与民众的愿望相契合。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要依法确定和厘清政府需要做什么，应当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二是政府职能如何转变、如何发挥、发挥如何，不能自己说了算，而应由人大和人民来决定、评价。
凤凰评论：其实，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法治领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你如何评价？
朱恒顺：十八大以来，法治领域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我个人对以下几个方面印象深刻：一是权力受到了较好的制约，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措施以及其他相关措施，虽然不是法律，但现实中却给各级政府和官员套上了一个“紧箍”，很好地发挥了限制权力滥用的作用。可以说，这是执政党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举措，其作用可能超出了许多在原来的预期。前一段时间，中央对山西省领导班子的调整，也是“有权必有责”的重要体现。二是反腐败持续深入推进，大批贪腐官员受到惩处，一些渎职行为也被追究，增强了民众对法治的信心。三是政府简政放权力度前所未有，有限政府正在形成。四是信访改革扎实推进，信访正在回归其本来面目，行政纠纷和其他社会纠纷的解决也因此开始回归法治的轨道。但是，法治领域的一些改革，也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推敲。比如，对于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一改革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时，却需要审慎论证。多年来，为了破除地方保护，我们曾在多个领域推行垂直管理。但实际效果如何？实际上在多数领域，垂直管理并没能有效解决地方保护问题。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垂直管理，这一改革对破除地方保护的作用有多大，是需要实践检验的。但有一点我们不得不关注，即这一改革与人大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关系。比如，法官、检察官由设在省一级的遴选委员会提名，但其任免权仍在地方人大，如果地方人大对遴选委员会的提名人选“有异议”，应该如何处理？人大本级对法院检察院工作如何进行科学有效地监督也值得深入研究。
凤凰评论：当依法治国成为政治生活的一个主题词，你有何具体建议？
朱恒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在当下中国，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宪法的生命力在实施，宪法如果得不到全面有效实施，依法治国的目标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宪法实施情况如何，可以视作是检验法治情况的“晴雨表”和“标尺”。推进宪法的全面实施，今后需要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建立健全宪法监督机制，通过科学有效的宪法监督机制，督促各级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员能够恪守宪法，对于所有违宪行为，能够及时地给予追究。十八届三中全会曾提出，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但在我们的体制之下应当如何建立宪法实施监督和程序，期待四中全会上能够给出一个初步的方案。可以说，没有能够有效运作的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宪法就难以全面实施，依法治国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其次是要按照宪法和法律要求，切实加强人大工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权力来自人民、权力服务人民的集中体现，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60年的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能够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好制度。但我们也需要承认，人大制度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各级人大发挥作用的情况与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要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比如，人大立法的科学性还不够强，人大的监督作用没有能够很好地发挥，许多地方人大重大事项的决定权虚置，人大代表的作用也没有真正发挥好，等等。今后一段时间，应当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切实加强人大工作：一是，要加强立法，着力提高立法的科学化水平。通过加强立法，以立法引领改革，推动改革，使改革始终处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内，与法治相契合，从而实现改革和法治的良性互动。二是加强人大代表工作。人大制度的优势就是可以通过法定机制传递反映民众的诉求。如果我们民选的人大代表都能够积极地深入选民，通过法定渠道传递、反映群众地诉求，帮助群众解决难题，督促“一府两院”认真对待民众的诉求，相信我们的信访压力就会轻许多，社会就会更加和谐稳定。三是要加强人大监督工作，各级人大应当依据宪法和监督法的规定，对法院和检察院开展卓有成效地监督，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问题，还可以开展特定问题调查，对于渎职法官和检察官，还可以通过免职、撤职等方式予以监督。如果人大依法监督到位，法院依法审判，检察院依法行使法律监督权，司法公正也就会逐步实现，人民群众就可以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另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直是我们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顽疾之一。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通过备案监督、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方式，及时发现与宪法和法律相冲突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文件，并依法予以纠正甚至撤销。可以说，解决了一些地方人大“权力虚置、形式上有权实质上不用”的问题，法治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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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恒顺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内务室一处处长
第四篇：为什么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
为什么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
2014-09-26 为权利而斗争
9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此前的2012年12月，习近平也曾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实际上，“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并非新提法，十年前的2004年9月，这一表述即被正式列入执政党的话语体系，但习总此次讲话中两次以强调的语气提及“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依然显得不同寻常。联想到过去一年多年来围绕宪政的激烈争辩，以及“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在官媒中若隐若现的命运沉浮，本次习总代表执政党对治国理政基本方略和基本方式的重复宣示，则更显得耐人寻味。法治的精义在于宪法之治 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这一理论主张和治国纲领在当下已取得基本社会共识，而这一共识的取得却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然而这部被视为“记录了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长期革命斗争而取得的胜利成果”的宪法很快就被束之高阁，人治替代了法治，这不仅导致了领导人个人的悲剧，更使整个国家陷入“无法无天”的**与浩劫。即便是国家主席，在遭受批斗时试图以手持宪法文本的方式捍卫其作为一名公民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也得不到半点回响。走出“文革”劫难的人们深刻认识到，没有法制就不可能有国家的长治久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1982年，“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被写入宪法序言，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两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载入宪法。由此可以说，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是执政党对建国之后的前30年治国经验与教训的深刻总结使然。
如果仅仅将“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局限于实证法体系的理解，亦即宪法是根本法，其他普通法律都依据宪法制定，不得违反宪法。此种理解固然正确，但有失肤浅。宪法共识是最根本的国家共识。在当下中国这样阶层众多、利益多元的社会环境里，人们的观念、见解必然形形色色。如何避免因观念的歧见造成行动的冲突，如何防止因利益的纷争引发彼此的对抗，如何消弭各人自以为是而带来的社会混沌无序，意识形态、宗教信仰、道德、法律无疑都是重要调节手段。但只有通过理性协商、全民讨论并借由一套缜密的立宪程序外化而成的宪法，才能凝聚全民最大的共识，并具有最强的稳定性、权威性。在意识形态极化的年代，人们的思想定于一尊。权力体制的高覆盖强渗透造成“行政吸纳社会”的畸形政治生态，人们的思想和言论空间被极端窄缩。在此种情况下，行政控制、运动式社会动员、口号文件治国成为可依赖的社会管控路径。领袖和其他掌握高权者的决断便代替了一切商谈和妥协，专断的意志吞没了共识存在的可能。宪法乃一国之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规定全面的、重大的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是全国人民根本的行为准则，一般法律的制定皆以宪法为依据和基础，宪法表征了执政者执政的合法性。因此，法治的首要之义就是宪法之治，如果治国不依宪，那就等于废弃了立国的根本，背离了最根本的国家共识，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是无从谈起。依宪治国可以限缩国家权力和增进公民权利 从特征层面而言，宪法以对国家权力的构造和限制为核心内容，以保障并增进公民权利为终极追求。国家和公民作为最主要的宪法主体，实行依宪治国对二者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正面效应。
依宪治国能够制约权力专横，防止权力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过的普适性真理。法治能够规约权力，民主能够让权力谦卑，这亦是政治文明的一条重要规律。作为民主制度产物的宪法能够借由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与监督制度、公民言论自由制度、真实的选举制度，来保证权力源于民、属于民、依于民、归于民，从而展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真谛;宪法规定的预算决算制度、审计制度、财政税收制度，如能严格恪守，则可以打造一个廉能政府，防止政府权力无限地扩张;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制度构成政府权力的边界和政府施政的目的，而司法机关严格依照宪法、法律行使职权，则能有效防范公权侵犯公民利益，形塑公平、正义的保护者的高大形象。依宪治国能给予人民对于未来的良好预期，并能为人民提供梦想成真的机会。尽管关于幸福的理解有着强烈的主观向度，但人格有尊严、权利有保障、发展有机会、未来有预期，却是构成最大公约数的幸福衡量标准。中国有着由法律、法规、条例、政策构成的多种行为准则体系，但只有以宪法为根本的行为准则，才能力避准则林立造成人们行为选择的无所适从，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统一，实质是引领人民生活的行为判断标准的统一;宪法能够把人民当家做主、自由自主支配生活的诉求制度化、法治化，使其“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以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从而避免因权力的恣意带来社会生活的彷徨无措;对宪法的忠诚集中表征了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宪法被尊重和恪守，是人民对国家、民族抱有信心的力量源泉。依宪治国使依宪执政成为逻辑必然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西方政党的运行是以选举为中心来展开的，选举是政党获取、执掌权力的“合法性”方式，政党一旦进入权力体制之中，它自身就成为一个被监视和控制的对象，在严格的法治主义背景下，执政党的权力边界颇为清晰;中国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并不依靠周期性的选举“授权”，而是来自于“革命成功的事实”和“改革开放的实效”，党缔造军队、创立国家的事实即使党成为国家、军队的当然领导者。执政党的组织和执政党的领导人的权力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可以依凭，其权力的边界是极为模糊的，所以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都可以最终归结到执政党的领导权这一元中，执政党对所有国家权力的干预似乎也成为当然之义。然而，倘若执政党的角色与国家机关的角色并无区隔，那么，通过法治建立权力运行秩序几无可能，依宪治国自然也就成为空谈。因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执政党治国理政的行为也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亦即依法执政、依宪执政。
恪守依宪执政，可为执政党提供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打江山、坐江山，改革开放的政绩实效曾是执政党执政的重要依据，但依宪执政则是执政党未来长期执政的最重要前提。宪法能把执政党的意志转化为人民的根本意志，实现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根本统一;宪法确立党的民主与人民民主发展的轻重缓急秩序，避免中国民主发展陷于民粹和僵滞;宪法确立了执政党的宪法地位，使执政党的领导有了宪法和法律的支撑与保障;宪法要求“一切政党和社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从而能够厘清党的行为与国家行为的边界，确保宪法和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在依宪治国作为治国纲领得以确定后，依宪执政这一治国的基本方式也得到最高层的肯定，并在各类场合加以宣示。习近平曾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执政党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总体任务时也特别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对现代民主和法治规律的认知和深刻把握，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基础性条件之一。习总在纪念讲话中提到了评价一个政治体制是否良善的8条标准，包括国家领导层是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个方面人才能否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这些都是关乎一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性宪制指标。***、***事件曾使执政党遭受前所未有的执政危机，也暴露了中国宪政体制的孱弱，因此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能力建设，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作者：秦前红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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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1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的关系
1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的关系
依宪治国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从内涵来看，宪法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思想基础和活动准则，也就是说，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都在宪法中得到确认和体现。依法治国的过程，首先就是贯彻落实宪法中所确立的制度和原则的过程。
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基础。从效力上看，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统帅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根据和基础，所有法律都是依据宪法制定的，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宪法是母法，普通法律是子法。依法治国所依之法，首先就是宪法。
依宪治国为依法治国确定了最高准则。从权威上看，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不得超越宪法，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可以说，法治的权威，首先体现为宪法的权威；对法律的遵守，首先是对宪法的遵守。
因此，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表明了我们党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确立了宪法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中的核心地位。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中国百年宪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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