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社区矫正立法的几点建议
关于社区矫正立法的几点建议
吴强军（浙江省司法厅副厅长 浙江杭州 310007）■文
一、现阶段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法律
依据不足状况下面临的相关“瓶颈”问题
（一）执法与执行事实上的分离状态弱化了刑罚执行的效力：
根据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目前适用社区矫正的“五种对象”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下发的《通知》中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具体承担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督管理和帮助、教育工作。由此，社区矫正从过去的公安机关单一管理改为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共同管理体制。从形式上说，社区矫正的管理和工作力量得到了制度意义上一定的强化。但是，《通知》中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管理和工作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比较原则，责权不够明确，实际操作性也不强。因而导致实际执行中产生了执法与执行相分离、责与权相脱节的问题。作为执法主体的公安机关不再是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的具体承担者，但仍然是“五种对象”监督管理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的责任单位。而从事社区矫正具体指导、管理、组织工作的司法行政机关在法律上却没有刑罚的执行权。这种状况既影响了社区矫正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也影响了刑罚执行工作的严肃性和实际效果。尽管司法部随后出台了《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但也只限于司法行政机关内部执行，对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没有约束力。实际工作中，作为社区矫正牵头单位的基层司法行政机关主要还是依靠当地党委、政府或政法委进行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沟通，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共管机制优势得不到充分体现。
（二）法律依据不足弱化了监督管理措施的效力：
法律依据不足是现阶段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面临的最大难题。当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缺乏应有的强制力和必要的工作手段，一些具体的监督管理措施和教育矫正手段难以落实到位等等实际问题，与法律依据不足有着很大的关联。主要表现在：一是奖惩考核缺乏力度。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五种对象”中能够获得减刑、假释奖励的实际上只有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对于其他对象，现行法律规定缓刑对象必须要有“重大立功表现”才可以获得减刑，假释对象“一般不得减刑”，剥夺政治权利的对象减刑奖励问题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而从我省“五种对象”的构成来看，缓刑对象和剥夺政治权利的分别占71％和21％；其他对象仅占8％。因此，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实施奖惩考核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对社区矫正对象也缺乏足够的激励。二是监督管理手段缺乏强制力。目前普遍反映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对象管理难度比较大，“不服管”现象增多。这其中既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对象在刑罚方面的特殊性，也反映了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及其所制定的措施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支撑的现状。三是监督管理措施缺乏针对性。社区矫正“五种对象”在刑罚执行方面的不同处遇，决定了社区矫正工作应当实行分类管理、分类教育，增强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但由于缺乏法律、法规依据，实际操作中往往侧重普遍性、一般性问题，个性化管理和教育程度不高。四是一些教育矫正手段如社区矫正对象参加公益劳动的合法性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撑。目前，《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和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服刑的五种罪犯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的相关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必须参加劳动的内容。同时，尽管《刑法》在第四十六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但在实际执行中，对该规定是否适用社区矫正对象以及目前适用社区矫正的部分罪犯如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对象是否属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等问题，还存有比较大的争议。
（三）司法所及其工作人员承担社区矫正日常管理工作任务的合法性、正当性缺乏法律支撑：
尽管两院两部的《通知》以及司法部《关于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都明确了司法所及其工作人员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上述文件或规定属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制度文件，不具备司法解释性质的法律效力。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司法所及其工作人员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合法性、正当性经常面临来自社会以及社区矫正对象及其亲属的质疑。同时，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作为一项执法活动，其工作主体代表国家履行职责的权利、承担的义务以及人身安全等问题，也必须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和保障。
（四）社区矫正的衔接缺乏法律制约：
实际工作中，由于缺乏程序性的法律规定，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法律文书的传递以及具体工作上的衔接等问题，经常出现不到位、不合拍、不重视等情况，影响了刑罚执行的效率与质量，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也常常比较被动。
二、关于社区矫正立法的几点建议
（一）关于社区矫正的立法方式问题：
尽管目前各试点省（市）结合工作需要，在社区矫正制度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有的还涉及到制定地方性法规问题，如上海市出台了《社区矫正工作管理条例》。我们认为制定地方性法规，只是解决现阶段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法律依据不足的一种暂时性的替代性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区矫正工作深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法律“瓶颈”制约问题。同时，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由国家专门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刑罚执行权的执法活动，应该由国家来立法。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我们认为社区矫正的立法有两种实现方式：
1、修改和完善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有关非监禁刑的规定，增加社区服务等社区矫正刑种，把现行的罚金刑提升为主刑，在立法上实现刑事处罚制度由以监禁刑为主体向监禁刑与非监禁刑合理配置转变。社区服务刑融教育刑思想与赔偿理论与一体，符合刑罚执行的社会化、开放化潮流，它不仅避免了监禁刑的负作用，也克服了罚金刑因被判刑人贫富不均而潜藏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同时，短期监禁刑易科罚金的做法在国外十分普遍，为了进一步优化行刑效果，我国应当建立刑罚易科制度，使我国的刑罚结构更为合理、科学。
2、制定《社区矫正法》或《刑事执行法》，在实体上、程序上规范社区矫正工作。主要包括社区矫正的原则、执行机关、适用对象、适用程序、被矫正人员的权利与义务及奖惩、执行程序、社区矫正管理系统等等内容，使社区矫正的每一项工作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关于社区矫正立法中需要明确的相关问题：
1、明确社区矫正执行机制，构建统一的行刑权。从本质上说，行刑权是一种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统一，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行使有利于解决目前行刑权主体过于分散及行刑权的非均衡性等问题，从而实现刑事司法权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从国外的情况看，刑罚执行也大都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和负责，一般是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因此，我们认为应当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将行刑权集中由司法行政部门行使，并在社区矫正立法中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提高行刑机关的法律地位，规范我国行刑权的运作，形成监禁刑措施与非监禁刑措施良性互动的、统一的刑罚执行机制，提高行刑效率，降低行刑成本，进而实现提高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在司法行政系统内部组建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即在司法部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司法厅（局）内设立社区矫正局、各市司法局内设立社区矫正处、各县（市、区）司法局内设立社区矫正科；乡镇（街道）由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的具体工作职能，逐步形成由各级社区矫正机构统一负责包括罚金、没收财产两种财产刑和管制、缓刑、假释、剥夺政治权利、监外执行五种社区刑罚措施具体执行的社区矫正组织执行机制。
2、明确司法所及工作人员的法律地位。与司法所承担的其他司法行政工作任务不同，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工作。根据两院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规定，社区矫正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利于他们顺利地适应社会生活。”由此可以看出，司法所及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社区矫正日常管理工作，其对象是经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以及监狱管理机关判决、裁定、决定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社区矫正相关规定，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奖惩考核以及帮助服务等工作；工作的性质实质上是代表国家行使非监禁刑罚执行权。因此，在社区矫正条件下，司法所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职能及其方式，应当从依法行政上升为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法相结合的高度。如果仍然单纯强调或突出司法所的依法行政职能，显然已不切合实际，而且也容易造成社会及社区矫正对象对司法所及其工作人员承担社区矫正日常管理工作职能以及实质上行使非监禁刑罚执行权的合法性、正当性产生质疑的被动局面。同时，由于工作对象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必须通过适当的形式为工作主体履行职责提供包括人身安全在内的制度保障措施。所以，应当通过社区矫正立法等形式赋予司法所及其工作人员刑罚执行的职能，明确其刑罚执行机关和执法者的法律地位，为司法所及其工作人员履行社区矫正工作职责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3、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社区矫正职责及工作程序。目前，社区矫正相关职能部门之间衔接配合质量不高、效率较低以及积极性、主动性不够等问题的出现，与社区矫正没有立法，特别是各职能部门的职责以及相互间的衔接工作程序等问题没有以法定的形式加以明确有着很大的关系。实际工作中，检察、公安机关就曾经提出“监督谁、考核谁”的问题。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社区矫正适用的“五种”对象是由公安机关监督管理的，按照现行的综治考核体系，“五种”对象的监督管理情况仍然是考核公安机关，一方面造成责、权、利相分离，司法行政机关有给人“打工”之嫌；另一方面，公安机关考虑到责任仍在自己身上，实际工作中又表现出些许“不放心”，因而产生许多重复劳动、增加司法所以及社区矫正对象负担的现象，如社区矫正对象的思想汇报要同时送公安派出所和司法所；考核时公安机关需要司法所提供监督考察方面的相关资料等。同时，在具体工作中，有时司法行政机关考虑到衔接的实效性以及工作的效率等原因，因而在制作相关文件时，对如相关法律文书的送达以及各类审批的时效、程序进行必要的明确和规定时，往往受到“师出无名”等因素的困扰以及质疑。因此，应当通过立法，对职能部门的职责以及社区矫正衔接等问题，作出实质性和程序性的规定。
4、明确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地位及其权利与义务。从世界各国的成功实践以及社区矫正的本质意义出发，我们认为，社区矫正工作应当更多地发挥社会力量尤其是非政府组织或机构的作用。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公务人员在社区矫正中的任务和职责主要是完善法律体系，为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行提供法律支撑；构建制度体系，规范社区矫正运作；制定和落实相关政策措施，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加强管理、监督、检查、指导等各方面职能，依法、规范、有序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但从现阶段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情况来看，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行带有非常明显的政府主导型改革倾向，国家及其专门的职能机关和工作人员在社区矫正的实施层面上处于主导地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的作用还非常有限。在社区矫正工作的起步阶段，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组织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以及保障机制等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工作精力，发挥主导作用，这对于夯实我国社区矫正的工作基础，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确保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确立和完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但是这种初始状态下的政府或部门主导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对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误导，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注重政府行为或者由政府公务人员大包大揽，而忽视了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作用。社区矫正不仅仅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更主要的还是一种特殊人群的生活状态、罪犯矫正的特定行为方式和文化模式。因此，简单地或过多地依赖政府行为，一方面不利于体现和发挥社区矫正相对监禁刑而言的长处和优势，也与国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降低行刑成本，提高行刑效率的初衷相违背。因此，我们认为，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积极探索和形成既与国际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工作模式，社区矫正立法应当发挥出它独特的作用，国家应当通过立法方式明确非政府组织或工作机构以及社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赋予其相应的职责和权利。同时，提倡或鼓励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通过为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或社区矫正对象提供教育、公益劳动场所或就业岗位等方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5、明确社区矫正工作保障措施问题。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经费问题。我们认为，可以参照《监狱法》，明确和建立社区矫正的财政保障机制。同时，考虑到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与监禁行刑有一定的区别，是否可以参照国外的做法，在立法中明确社区矫正可以接受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或人士对社区矫正事业的捐款、捐物，或者纳入慈善事业通盘考虑。二是社会保障机制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安置、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试学等问题，在立法上加以明确。
6、明确社区矫正对象分类管理、分级处遇问题。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公安部令第23号、第35号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目前社区矫正适用的“五种”对象在社区矫正执行期间，应当遵守的规定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要求也不同。因此，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对“五种”对象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以及奖惩考核等方面不能“一刀切”。否则，既影响执法活动的严肃性、准确性；也容易挫伤社区矫正对象的积极性，而且也会使社区矫正对象对社区矫正产生对立、抵触情绪。在实际工作中，剥夺政治权利对象这一群体中表现出来的“难管”情况，也说明了社区矫正工作中实施分类管理、分级处遇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们认为在社区矫正立法过程中，是否可以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规章中已经明确的社区矫正对象监督管理内容，并结合开展社区矫正的实际需要，在矫正对象的分类及其相应的监督考察方式、管理手段以及矫正处遇等方面设置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规定和要求，既体现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又便于实际执行。
7、明确社区矫正对象的奖惩问题。尽管目前有的试点省（市）出台了一些社区矫正对象的奖惩考核办法，包括我省出台的《浙江省社区矫正对象奖惩考核暂行办法》，但总体上还是有较大的局限性，实际效果也不够理想。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规章，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奖惩，存在着“惩处多、奖励难” 的现象。如对缓刑、假释人员在减刑奖励方面，既存在条件设置过高的情况；又有实际执行中对“立功表现”或“重大立功表现”的认定比较困难的问题。同时，社区矫正对象的奖惩还涉及到审判、检察、公安与司法行政机关的一些法定程序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在社区矫正立法中，应当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奖惩特别是涉及司法奖惩的原则、种类、考核、条件、办理及审批等内容和程序进行相应规定，而且应当有所突破。这里主要是指缓刑、假释以及剥夺政治权利社区矫正对象的奖惩问题。
第二篇：社区矫正立法调研问题
社区矫正立法调研问题：
1、社区矫正概念的内涵，社区矫正与监禁刑在制度安排上有哪些差异，如何保证两项制度的衔接？
2、社区矫正人员的称谓、权利、义务和管理方式，权利被侵犯的救济途径和程序？是否需要设立专门场所集中管理社区矫正人员？
3、社区矫正机构和工作人员的法律性质和职权？谁是处置违法和重新犯罪社区娇正人员的最适格执法主体？
4、协助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机构和人员享有什么权利、应当履行什么义务？有关机构和组织可以提供哪些服务以帮助被矫正人员顺利回归社会？
5、违反社区矫正法律制度承担法律责任的种类和方式？
第三篇：论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及机构和队伍建设（推荐）
论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及机构和队伍建设
摘要：社区矫正的试点和发展迫切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这是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法律保障；而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的科学设定和建设一支专业化的社区矫正队伍是我国社区矫正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社区矫正；地方性法规；管理机构；专业化队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1]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在进一步推进。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社区矫正的立法及机构和队伍建设的问题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特提出来加以探讨，希望引起有关部门和学者的重视。
一、尽快制定地方性法规是试点的重要保障
《通知》中指出：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既要依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履行职责，又要坚持与时俱进，积极探索，通过开展试点工作，不断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健全社区矫正组织体制，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措施，推动刑罚执行制度改革。在深化试点、总结经验的同时，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发展。”但现实的问题是：社区矫正的改革需要对现行的刑事法律有所突破，既不能也不应完全依据我国现行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如何解决这对矛盾？
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执法活动，强调依法办事是勿庸置疑的，但社区矫正又是刑罚制度的一项改革，这意味着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着与社区矫正发展不相适应的一面。目前我国现行法律与社区矫正的发展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现行法律中有的规定已明显不适应社区矫正发展的需要。如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对宣告缓刑、假释、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进行监督考察都由公安机关执行，但公安机关的职能本身决定了它并不适合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这一方面是由于公安机关担负着极其繁重的打击并制止犯罪的任务，基层派出所实际上很难分出必要的精力从事社区矫正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社区矫正的任务并非仅仅是对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而且包括了对服刑人员的矫治和改造以及服务，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这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因此，刑事法律中由公安机关管理的规定不仅为我国的执法实践证明是不妥的，而且被世界发达国家社区矫正的实践所否定。在两院两部的《通知》中，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确立“司法牵头、公安配合”的管理格局，这虽然加强了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力量，但在实践中，由于由两个部门共同管理，出现多头指挥、多头交办任务、多头检查、多头要数据材料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职责不清、界限不明、衔接不力、效率不高的问题。二是现行法律中虽对某些问题作出了规定，但实际上形同虚设。例如在当前社区矫正的实践中，普遍存在对失控、脱管服刑人员法律制约不力的问题。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对违反监管规定的缓刑假释人员可作出撤销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至今没有加以适用。主要是对违反监管规定撤销的界定标准不明确，在程序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作出进一步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三是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对罪犯在社区中进行监管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对罪犯进行必要的改造和矫正措施等。另外，社区矫正不仅需要明确对社区中罪犯的监管考察以及权利的限制和剥夺，而且应包括对罪犯合法权益的保护。我国现行刑法、刑诉法有关非监禁刑执行的法规是在若干年之前根据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状况制定的，对非监禁刑的规定比较原则、粗放，并带有阶级斗争的烙印，随着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完全适应目前的实际需要。因此，社区矫正的试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无法可依的问题。有鉴于此，对于当前在社区矫正试点过程中的“依法办事”是需要慎重对待的，既不能因为强调依法办事而束缚和捆绑自己的手脚，把社区矫正的试点变成在原有法律基础上的修修补补，也不能因强调社区矫正试点而忽视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导致在执法中的任意性，造成影响社区的稳定或者侵犯服刑人员权利的后果。
我认为妥善解决这一矛盾需注意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充分理解在我国进行社区矫正试点的重要意义。从世界范围来看，社区矫正的发展是刑罚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制度在我国的推进对于社会的稳定、公民权利包括犯罪人权利的保护，刑罚成本的降低以及执政党执政基础的增强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已进入了以非监禁刑(社区矫正)为中心的刑罚适用和执行阶段，而我国仍停留在以监禁刑为中心的阶段，这种差距不仅反映在理念上，而且在现行刑事法律上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二是充分认识到我们所强调的改革创新包括对现行刑事法律的改革和完善。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我国1997年刑法有关非监禁刑执行的相关规定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制定的，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由于改革开放加强了对国外的学习和了解，使我们进一步感到它在某些方面已不适应目前的实际需要，特别是不适应进一步改革、发展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需要。因此，进行社区矫正试点，无疑意味着将对我国现行相关法律的突破和完善。
如何解决现行刑事法律与社区矫正试点不相适应的矛盾？
在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议案，表明了用完善的法律来保障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强烈愿望。我认为，制定这一法律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社区矫正仅处于试点阶段，何时能在全国推开还很难说。另外，从我国立法的实践来看，由于城市、农村、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落后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区的发展状况有很大的差异，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社区矫正法》，不仅难度较大，而且在短期内难以制定通过，远水不解近渴。但社区矫正这一刑罚制度改革的试点运作又迫切需要有关法规的出台，如果没有相应法规或暂行法规，那么，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成为空话，社区矫正也易于出现偏差。目前，在社区矫正的试点中已出现了社区服刑人员不遵守管理规章，不参加社区劳动，甚至不经许可外出不归的问题，而我们却缺乏法律方面的应对，这些需引起我们的重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64条第2款的规定，“除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因此，加快制定地方性社区矫正法规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有观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指出了对于“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等，不属于地方性立法的范围，因此地方无权制定有关社区矫正的法规。我认为这样对《立法法》的理解是不妥的。地方性社区矫正立法的内容主要是对非监禁刑在执行中的有关法律关系作出更为详细的规定，并不涉及对犯罪和刑罚方法的增加或减少，也不涉及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和处罚措施的调整。因此，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地方有必要在试点中制定相关法规，以保证社区矫正的运作。当然，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因此，在地方性立法中可能会在执法制度方面对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条款有所突破，因此，需要全国人大授予全国试点省市在试点阶段的立法权。正如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等经济特区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那样。试想，在社区矫正的试点中，如果既没有全国立法机关对我国刑事法律作出的修改或补充规定，又没有地方性立法或全国人大授权的地方性立法，那么，社区矫正的试点显然缺乏法律依据，从立法角度来看，两院两部的通知中对刑法的修改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还有观点认为，我国的社区矫正从2002年开始试点，许多做法尚不成熟。因此，需要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进行地方性立法，现在似乎为时过早。我认为，虽然社区矫正的试点为时不长，但是作为非监禁刑的适用和执行从建国后到现在已有很长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通过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及对历史的和现实的研究，对一些问题的改进已取得共识；另外，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社区矫正和非监禁刑的执行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法制建设方面也比较完善。因此，总结实践的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尽快制定地方性的社区矫正法规，对于保障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健康发展是大有益处的。否则，社区矫正的试点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职责不清、权责不明，不能有效地相互制约，不能提高效率，对犯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能给予充分的保障。
二、社区矫正的机构和队伍建设
科学设定社区矫正的管理机构，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不仅对于我国社区矫正的有效运作，而且对于解决机构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责脱节、多头执法、效率低下等问题，都至关重要。
根据《通知》规定的要求，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是由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公安机关配合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依法履行有关法律程序。
但从目前社区矫正试点情况来看，这样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街道、乡镇基层司法所的人员不能完全到位。二是司法所专职人员大都身兼数职，导致不能集中精力投入到社区矫正工作，做到专职专人。目前，司法所已有工作职责包括：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安置帮教、司法信访等工作，非常时期往往还要参与地方政府随时交办的保持稳定工作任务。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推开，社区服刑人员势必会有所增加，如果司法行政力量配备不到位，将会导致服刑人员的失管、漏管和脱管，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三是基层司法所尚未明确为执法机关，许多干部的执法专业素质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工作中易于陷入被动局面。四是不少基层司法所归当地政府管理，因此，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对他们只具有业务指导的功能，而没有直接的管理和领导的功能。因此，对工作的管理缺乏直接的控制权。
在我国推进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应如何设置？这个问题目前尚未得到科学的解释和论证。而没有科学的解释和论证就不会有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推进。目前在我国能够达成共识的观点是：社区矫正应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而不应由公安机关管理。但是在司法行政机关中由谁来管理？主要代表性的观点为：一是在司法部下设刑事执行一局和刑事执行二局，一局负责监狱的管理，二局负责社区矫正的管理；[2](P7)二是在司法部下设国家刑事执行总局，统一主管和领导全国刑事执行工作，包括社区矫正。[3](P27)三是扩大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的职能，使其承担社区矫正的管理工作，在基层由街道和乡镇司法所承担对社区矫正的管理。[4](P120)前两种观点侧重于刑事一体化的原则，后一种观点倾向于将社区矫正与人民调解和安置帮教有机结合起来。以上各种观点都有其各自的理由，值得认真考虑。
我认为，在决定管理机构的设置时，至少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准确界定社区矫正工作的性质。社区矫正与街道、乡镇司法所承担的人民调解，对刑满、解教人员的帮教以及有关的预防犯罪工作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一项严肃的刑事执法工作，后者则是非执法的预防性工作。执法工作包括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严格的监督考察，依法进行行政奖惩和法律奖惩，同时还要对本辖区的犯罪嫌疑人的情况进行调查，为法院的判决提供依据等等。在美国，一些州还为社区矫正工作者配备了武器。根据国外的实践来看，对社区矫正均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作为刑事执法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区矫正工作开展较好的国家中，大多数是将监禁执行和非监禁执行统一由一个机关来管理。由于两者的管理有很多相通之处，遵循刑事执行一体化的原则，便于充分利用刑事执法部门的整体资源，提高工作效率。在美国，联邦法务部下设的监狱局分管联邦的监狱和联邦的社区矫正，大部分州均设有矫正局，负责各州的监狱和社区矫正的管理。加拿大社区矫正机构也是矫正局的一个组成部分，联邦矫正局负责对联邦监狱和联邦假释的管理，各省(地区)矫正机关负责对省级监狱和地方社区矫正的管理。交由专门的社区矫正机关管理，这并不否认公安机关与社区矫正机关的密切配合，及时沟通，共同维护社区的稳定。同时需要公安机关对违反监督、考察规定以及重新违法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
二是要考虑有利于专业化发展的方向。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形式比较单一，缺乏分层分类管理。而在发达国家的社区矫正管理中，有一般的管理、强化的管理和特别的管理。在管理形式上有中途训练所、日报告中心、小组之家、家中监禁、电子控制等。社区矫正工作者承担的任务和需要进行的矫正和服务项目包括：判决前的报告、假释前的报告、家庭的咨询和个人咨询、健康的关心，帮助服刑人员寻找工作、开展针对滥用毒品、酒精的矫治处遇项目，对服刑人员的干预性服务，对暴力性罪犯和性罪犯提供特别的服务，提供必要的文化课程、有关预防家庭暴力、如何当好家长、认知技能等课程并提供对有精神障碍、精神缺陷的服刑人员的特别项目，要求服刑人员参与赔偿和社区服务项目等。由此可见，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将社区矫正工作者又分为缓刑官和假释官，目的是针对缓刑和假释对象的不同特点更有效地进行工作。在有的州和城市，基层的社区矫正办公室又对工作者作进一步分工，如有的侧重写判决前的报告和假释前的报告，有的侧重对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和矫正服务；也有的按照罪犯的类别，将社区工作者分为对财产型犯罪、滥用毒品和酒精的犯罪以及性犯罪人员的管理。目前在试点阶段，我国的社区矫正尚未开发更多的内容，但是随着发展，社区矫正的内容和项目也会逐渐增多。由于社区矫正工作的特点，在聘用人员时往往有较高的要求。在美国，大多数州对警察的入门要求仅需要高中毕业学历，但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一般要求是本科学历，有的州还要求研究生学历。专业要求一般是刑事司法执法、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在美国，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工作负荷较重，根据2001年的统计，缓刑官平均每人负责133个一般管理的缓刑人员，或28个强化管理的缓刑人员；假释官每人平均负责73个一般管理的假释人员，25个强化管理的假释人员；对同时管理一般缓刑、假释人员的平均负荷为94人，强化管理对象为25人。[5](P195)以上情况表明，随着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任务也会加重。因此，让街道、乡镇司法所兼管社区矫正工作既不利于专业化的管理，也会出现顾此失彼、力不从心、重蹈公安派出所覆辙的老路。从这种意义上说，社区矫正必须建立一支专业化的高素质的队伍。以我之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社区矫正队伍的构成首先可从监狱选派少数优秀的干警，因为他们有较为丰富的刑事执法的经验；同时设定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准入门槛，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实行公开招聘。社区矫正工作需要社会工作者的参与，但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工作人员。前者是刑事执法人员而后者是以助人自助的理念，以平等的方式对服刑人员提供矫治和服务的工作者。美国、加拿大等许多国家的社区矫正工作也有社会工作者的参与，他们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对罪犯提供必要的矫治项目及服务。社会工作者服务的对象是面向整个社区，而非仅仅是社区矫正对象。
三是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的设定需要充分的调研论证。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制度领域一场重大改革，新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的设定对这项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因此，在管理机构的设定时，要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充分听取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不同观点和意见，切实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的要求，在主管部门拿出意见基础上，听取相关政法部门的意见，最后通过立法机关的立法程序来加以确认。如果不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不仅可能会影响这项新的试点工作的成功，而且可能会造成人财物等资源的浪费，与我们的初衷南辕北辙。
四是在试点阶段应允许不同的管理模式，不必强求统一。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各省、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不平衡，各地社区的成熟度也不尽相同。在试点阶段应该允许各省市采取不尽相同的管理模式，通过试点，总结经验，取长补短，以便在面上推开时有一个最佳的选择。如果在试点阶段采用完全一致的模式，就失去了试点的价值和意义。
五是妥善解决好条块管理的关系。社区矫正在省、直辖市一级究竟是以条为好还是以块为好，即实行垂直领导还是平行领导，这是我国社区矫正管理体制中又一个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从世界各国社区矫正的运作来看，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由省、直辖市一级来统一管理社区矫正的工作，有利于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指导和训练，有利于增加工作中的改进和创新的机会，有利于广泛适用新的技术，并可在省市一级的范围内进行专业人员的调动和调整，避免地方保护倾向的影响，通过专业人员的交流，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执法腐败的问题，保持工作中执法的一致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不利于充分运用地方的资源。赞成由区县(县级市)一级来管理社区矫正的人认为，由区、县(县级市)一级直接管理，由于工作范围小，具有较多的灵活性，能较好地适应自己社区的不同情况，能更好地利用当地的资源，为服刑人员提供更为适当的管理条件。但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加强工作的交流，不利于工作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我个人比较倾向在社区矫正试点阶段采取以条为主以块为辅的模式。理由是社区矫正是一项执法活动，专业性比较强，随着社区矫正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服刑人员将进入社区，出现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因此，省、直辖市一级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需要加强对社区矫正的直接业务指导和专业培训，根据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充实力量，并可统一进行工作效果的评估和奖惩。因此，社区矫正工作者宜采取由省、直辖市社区矫正机关直接派出的形式。但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根基是在社区，离不开社区的支持和协调，因此，社区矫正工作者应该积极与社区的政府和有关行政部门取得联系，及时沟通，最大限度地利用社区的资源做好对服刑人员的监管和改造。这种模式的设立，也不致于影响街道和乡镇司法所正常工作的运作。
另外，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工资待遇也需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有一个科学的设定。如果将社区矫正工作者放在街道和乡镇司法所，与司法所工作人员从事不同性质的工作却领取相同的报酬，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2003]12号).[2]储怀植，汪永乐.论刑事执行主体的合理配置[J].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10)：7.[3]邵名正，于同志.论刑事执行法的创制[J].犯罪与改革研究，2000，(10)：27.[4]吴宗宪.试论非监禁刑及其执行体制的改革[J].中国法学，2002，(6)：120.[5]Camp，C.andG.Camp(2002).TheCorrectionsYearbook，2001.SouthSalem，NY：TheCriminalJusticeInstitute，Inc.p.195.
第四篇：社区矫正的现状和建议
社区矫正的现状和建议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犯罪性质比较轻微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如今，社区矫正这种刑罚执行方式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2000年加拿大适用社区矫正刑的比例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达到77.48%，新西兰为76.15%，韩国、俄罗斯较低，但也分别达到45.9%和44.48%.社区矫正的内容包括对刑事犯罪当事人的监管，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以及对他们的服务。目前，我们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已开始了社区矫正的试点，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公安部，国家司法部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在试点工作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促进有关社区矫正方面的立法工作，为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从2003年7月开始，这种全新的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在北京开始启动，第一批东城、房山、密云三个试点区县47个街道、乡镇。2003年12月1日开始，第二批有六个试点区县：顺义，昌平，朝阳，通州，怀柔，大兴开始实行。
本市试点纳入社区矫正的罪犯，主要指具有北京市正式户口、长期居住在试点区（县）的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刑满释放后继续剥夺政治权利的非监禁刑的罪犯。这些人员在矫正期间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组织规定的汇报、请销假、迁居等制度，通过定期接受谈话、专家心理咨询、社会帮教、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等多种形式改正自己的恶习，认罪伏法，重新做人。
五类矫正对象确立的法律依据：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被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或有人民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批准监外执行的罪犯以及被单处剥夺政治权利或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且正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的5种人。根据目前的法律制度，对5种人实施社区矫正都是有法律依据的。法律规定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权的全部为公安机关。具体规定是：《刑法》第38条第2款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第58条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狱管理的规定，服从监督管理……”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有公安机关考验，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第82条规定：“犯罪分子的假释，依照本法第79条规定的程序进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假释。”第79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有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第85条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内，有公安机关予以监督。”
《监狱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对前款所列暂不收监的罪犯，应当有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暂于监外执行的罪犯，有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刑罚。前款所列暂不收监的情形消失后，原判刑尚未执行完毕的罪犯，有公安机关送交监狱收监。”第26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由监狱提出书面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机关批准。”
第27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第28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刑期未满的，负责执行的公安机关应即使通知监狱……收监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死亡的，公安机关应及时通知原关押监狱。”第33条第2款规定：“被假释的罪犯有公安机关予以监督。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期间，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撤消假释建议，法院裁定撤消假释的，有公安机关将罪犯送交监狱收监。”
矫正工作的目的和意义：
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旨在实现这样的目的：解决监狱的拥挤状况，降低行刑成本和加强实际的行刑效果。增进罪犯与社区的联系，避免监禁刑对犯人心理和行为的负面影响（监禁综合症）促使其最终有效的回归社会。促使犯人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公民觉悟，为社区做出实际意义的服务，为社会作出一点补偿。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刑罚制度，逐步实现我国行刑的人道主义。
矫正工作已经取得的成效：
1健全机构，建章立制。从全市层面上，成立由市委政法委和市政法部门的领导组成的社区矫正工作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司法局。在区和街道层面上成立了相应的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矫正的具体工作主要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监狱警察予以配合。同时《社区矫正工作细则》《社区矫正工作者手册》《社区矫正对象手册》《社区矫正对象的奖惩办法》等一系列的制度得到了初步的落实和建立。
2扎实开展社区矫正的基础工作，规范矫正对象本人和档案的同步接受，为每个矫正对象建立较完整的矫正档案，统一印章，并进行规范化管理。因人而异的制定矫正方案。定期家访和了解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在不影响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同时促使其完成社区义务劳动。同时给予矫正对象实际意义的生活帮助和尽可能的解决其就业的困难。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所面临的困难：
1，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矫正工作无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强制措施的保障。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和监狱法的相关规定，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针对的五类对象：“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和剥夺政治权利”的行刑机关都应当公安机关来具体执行。而实践上矫正工作成立了矫正小组，具体工作却是集中在司法局及下属的司法所。这些司法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的时候既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也没有政府发文，更没有可以为行使职权进行保障的强制措施。据了解，很多的矫正官员在进行工作，为帮助矫正对象的实际生活而需要与相关机关交涉的时候依靠的都是个人的社会资源，由于也没有专门矫正经费甚至有时候还动用个人的财物，试点工作进行了这短短时间，各项工作还很就绪，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它急需要政府相关的行政规章或者地方性立法的保障，以明确相关国家机关的职权。
2，社区群众的认同度不高。社区矫正是需要执法机关，矫正对象和社会群体的三方配合，由国家机关借助社会综合资源的帮助而对矫正对象进行的开放式行刑方式，在我国它还是一种新生事物，在调研过程中，据了解，矫正工作者认为在试点阶段，由于社区矫正还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如果工作得不到地方的政府领导的重视，工作就很难开展，但现在的状况是很多领导都不了解社区矫正究竟为何物，社会上的一般群众就更不用说了。由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宣传力度，大力挖掘各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进行推广，同时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新闻，讲座等多种形式向人民大众进行宣传。扩大社会影响面，增强社
会影响力，争取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
3，矫正对象本人的心理障碍。某些矫正对象对社区矫正方式存在一定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不愿意回到社区执行刑罚，不愿意让亲戚朋友知道自己犯事。对于集中的学习和义工劳动感到耻辱。同时希望司法机关不要做定期的家访，以免打扰自己正常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执行机关都尽量考虑到矫正对象的隐私权，向其工作单位做相关的保密，在保证有效的控制和强制的情况下让矫正对象自主选择义工劳动的时间，尽量避免从事有辱人格的集体性公开性劳动。
4，矫正经费的短缺和无着落。矫正经费短缺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公安机关是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但现在具体矫正工作主要由司法局极其下属的司法所进行。很多区县司法所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和教育设施。甚至在组织罪犯进行学习时的一些书面材料的准备因为资金的缺乏都成了负担。矫正工作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但它仍然是一种国家机关的行刑方式，缺乏国家专门的财政支援是不可能进行的。
5，解决实际问题的有限性。北京现行的试点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主要是有司法行政机关具体到各区县的司法所来进行。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在对矫正对象进行监管，教育的同时还要为他们做一些实际生活上的帮助。如消除矫正对象当地群众对其的排斥和歧视，安抚矫正对象的家庭和本人的某些有危害性的情绪，为某些家庭条件困难符合条件的矫正对象办理城市最底生活水平保障，甚至于为某些矫正对象推荐就业的机会等等。但任何工作都不能独立的存在，在我们这个大社会里，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和近年来失业情况也很严重，一些退伍军人也面临失业的问题，需要政府最大可能的在就业机会上给予照顾。所以在对待矫正对象的社会保障问题上也需要慎重，否则容易引起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出现鼓励犯罪的情形。
6，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的短缺从现在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情况来看，担任矫正工作的主要是我们的司法行政人员，我们的司法行政人员同时也需要培训，而且还面临人员短缺，工作强度太大的问题，这一定程度使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在社会资源的利用上大大不够，使得社区矫正的心理矫正难以完成，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可以聘请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方面的的专家和学者甚至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从事矫正的兼职工作，建立合理的薪酬和奖励机制，另一方面，加紧建立专门的社区学院，在有关的学校开设社区矫正的相关课程，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
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建议：
1立法上可以先实行地区立法。
从国外的社区矫正的立法来看，有的是由国家统一制定的法律，如俄罗斯联邦的〈刑事执行法〉，加拿大的〈矫正与有条件释放法〉，但也有许多法规是属于地方性法规，如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均有社区矫正和类似于社区矫正的法律规范，澳大利亚，英国，俄罗斯也均有地方性的社区矫正的法规。当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属于联邦制国家，各州均有独立的立法权。地方性立法的好处是：由于各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区状况的不同，因此，结合地方的特点制定地方性法规，对充分利用地方的资源，适用地方的特点，是大有好处的，它不仅使地方立法机关能更有主见的根据当地的特点制定法规，而且在修改法规时也
更加方便灵活，不必拖延很长的时间。就我国而言，地域广阔，各地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而且在我国农村地区多是山岭，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是很有区别的，如果社区的平台不存在，那么要在全国意义上推广这种开放式行刑方式可能还有困难。所以我国可以先考虑通过地区立法的方式对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进行规范。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建立成立如下的社区矫正的组织体系。
由市委政法委牵头，成立罪犯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矫正工作委员会由市高法和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监狱局联合组成，采取联合办公的形式，决定投入社区矫正的对象，研究和指导全市的社区矫正工作。
市公安局作为社区矫正执法主体的身份不变，起职责是：依法办理刑法，监狱法规定的相关法律手续。实施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对重新违法犯罪的矫正对象依法及时处理，对违反有关规定脱离监控范围的矫正对象进行抓捕。
市司法局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实施。各区县司法局社社区矫正工作协调办公室，各街道，乡镇成立以基层司法所为主，有当地公安民警参加的社区矫正工作组，具体负责社区矫正的执行工作。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职责是：具体实施对本社区内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工作，建立起相应的教育制度，对矫正对象适时进行谈话教育，组织社会志愿者对矫正对象进行帮教，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就业及生活等方面的困难。监狱局派人民警察协助司法所具体实施。监狱局派驻社区的监狱警察的职责是：“协助司法所长指导向司法助理员开展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教育工作，对矫正对象进行考核。对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但未构成重新违法犯罪的保外就医等监外执行人员，及时报请市监狱局收监，对违反规定但未构成重新违法犯罪的假释人员，会同当地公安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撤消假释的建议，对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构成重新犯罪的社区矫正对象，协助当地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理；对违反有关规定，故意逃脱监控的矫正对象，协助当地公安机关进行抓捕。派驻社区的监狱警察，行政上隶属于监狱局，业务上接受当地司法所的领导。
人民法院应依法加大对非监禁刑的适用力度，进一步规范罪犯假释，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和工作程序。
人民检察院应正确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加强执法监督，完善监督程序，发现社区矫正工作中不符合法律，政策规定的问题，及时提出检察建议。
3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间内应当遵守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规定。其义务主要是依照我国现行刑法，监狱法的有关规定，配合公安机关关于社区矫正内容的执行，如定期思想汇报，定期完成义工劳动，定期报到等。但我们在执行这种开放式行刑方式时，必须保证矫正对象的基本权利。在此，〈欧洲社区制裁与措施规则〉的有关规定值得我们立法的借鉴。
（1）知情权。及要告之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性质，目的，必须遵守的条件或义务，在此，〈欧洲社区制裁与措施规则〉中33条的规定：“不管是否发布关于判处社区制裁或者措施的决定的正式文书，在执行开始之前都应当用犯罪人理解的语言，清楚地告知犯罪人制裁或措施的性质与目的，必须遵守的条件或者义务；如有不要，应该用书面文字告知。
（2）基本人权的保障。首先隐私权的保护方面，〈欧洲规则〉第23条：“社区矫正和措施的执行活动的性质，内容和办法，不应当危害犯罪人极其家庭的隐私或者尊严，也不应当导致对他们的骚扰。不应当损害自尊，家庭关系，与社区懂得联系和在社会上生活的能力。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犯罪人免受侮辱，不适当好奇心的干扰或者宣传。”在试点中，有些区县在此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是有借鉴意义的。如为矫正对象制定记时卡片，在保证有效的控制得前提下让矫正对象自主的决定义工劳动的时间。
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上，第68条规定：“犯罪人从事社区工作的劳动条件和职业条件，应当符合所有现行的健康和安全法规。应当保证犯罪人不因为执行（社区制裁或者措施）而发生事故，受到损害和招致公共责任”
第69条：“执行费用原则上不能由犯罪人负担。”
4.社会的投入和参与
首先应当向一般公众宣传有关社区矫正的性质和内容，不同的执行方式的适当信息，以便使一般公众，包括个人，公私组织和涉及矫正执行的政府部门，能够了解它，把它看成是对犯罪行为的适宜和可靠的反应。
组织社区一切适当的资源，补充矫正执行机关的工作，这可以通过各区县的村委会，社区委员会选定一些合适的人员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具体的依据可以通过这些组织与矫正执行机关签定协议进行，协议中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社区中参与矫正工作的人员应当保证如下的权利义务：
（1）对矫正对象的监督权，监督其行使矫正期间内的一切应当遵守的相关规定。
（2）帮助权。帮助矫正对象发展在社区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关系，帮助犯罪人更多地认识到社区对他们的关注，帮助犯罪人扩大交往和获得更多支持。
（3）接受指导权。矫正工作的专门人员应当对从社区中选拔出来的个人进行必要的指导，使他们能够履行自己的，与其职责和能力相应的义务，应当尽可能地提供适当的培训。
（4）人身保障权。应当为从社区中选拔出来的个人投保，使他们在执行义务中发生事故，伤害和公共责任时，能够享受保险。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必要花费，应当得到补偿。
（5）从社区中选定的矫正参与人员，有义务保守专业秘密。矫正方式
社区矫正应当针对个案实行个别化的计划安排，如我国现在实行的社区矫正的五类对象就不应当统一划一的要求其执行所规定的内容，现就具体的几类矫正对象存在的问题作如下的说明：（1）被缓刑的。有的案件是由于经济犯罪，贪污贿赂情节较轻被判处缓刑的情形，从执行刑罚开始，犯罪人就被剥夺了从事这种工作的环境和条件，以后再从事原工作的机会由于其前科也大大减少，他本人很多主观恶性不大，在对其教育管理的时候可以采取较为宽
松的管理方式。（2）监外执行。根据我国的刑法的规定，实行监外执行的条件主要是：“一，如果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二，怀孕，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女犯；三，生活不能自理，不至于危害社会。”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和避免传染其他人犯，法律允许上述三类罪犯暂时不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关，而由公安机关委托罪犯原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执行，并由基层政府组织或原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由此可见，实行监外执行条件的犯罪人其本身的身体状况一般都不宜再安排其从事公益劳动，否则这与监外执行的初衷是相悖的。（3）剥夺政治权利。在我国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一般都是比较严重的犯罪。剥权的可以是单独执行也可以是附加执行。现在社区矫正中剥权是一类很难管理的矫正对象，他们普遍对矫正内容中的义工劳动存在异议。主要原因在于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都是在执行完毕一定自由刑后，再回到社区执行附加刑，执行自由刑期间，监狱劳动是执行刑罚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所以很多附加剥权的犯罪人对社区矫正工作还要求他们参加义工劳动不予理解。我国刑法58条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狱管理的规定，服从监督管理……”由此可见，把剥权的犯罪人列入矫正对象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6.矫正制度的运行和不遵从矫正规定的后果。
在开始执行社区矫正时，应当告知犯罪人社区矫正的内容以及对他的期望，也应当告知犯罪人不遵守决定中所确定的条件和义务的后果，并且告知犯罪人，如果不遵从这些规定，执行机关有权将其送回决定机关做出相应的处理。犯罪人在发生执行机关指示的轻微违规行为，执行机关应当有权使用自由决定的方法处理，必要时，应当根据行政程序迅速处理。如果发生了严重违反条件或者义务的行为时，执行机关应当迅速书面报告决定机关。只有在仔细审查执行机关所报告的事实，并给予矫正对象一定的辩解机会之后，决定机关才能作出变更，部分或者全部撤消社区矫正的决定文书。另一方面，在矫正期限届满之前，如果证实了犯罪人遵守了所要求懂得条件和义务，似乎没有必要继续限制犯罪人去实行社区矫正的目的时，决定机关应能够终止社区矫正的措施
第五篇：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和建议
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和建议
旺苍县司法局 杨晓东
自2009年8月东河镇启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紧紧围绕“实现„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率下降、收监执行率减少、社会贡献率上升‟ 三个目标不动摇，做实做强基础工作”这一工作理念，坚持边试点、边探讨、边总结的工作模式，不断完善措施，稳步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形成了独具东河特色的“科学化管理、多元化教育、人性化帮扶”社区矫正“三化”工作模式，使东河镇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得到了省、市、县各级领导的一致认可。据统计，东河镇社区矫正工作启动以来，共接收社区矫正对象66名，期满解矫37，无一矫正对象重新犯罪。但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进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
（一）宣传不到位，群众认知程度低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全新工作，由于传统观念的原因，群众对接受社区矫正的人员普遍存在防范心理，大多群众认为原来应该在监狱服刑的犯罪份子现在在自己身边服刑，或多或少存在着担忧与不安，认为他们会给自己正常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同样这也使一部分社区矫正对象对社区矫正工作心存疑虑，不与人接触，甚至有“破罐破摔”想法，因而阻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发展。
（二）立法滞后，缺乏有效的奖惩激励机制。
首先，目前社区矫正工作没有专门的立法，并且相关法律对社区矫正对象只有原则性的规定，只要没有新的违法犯罪，就不可能重新收监或加罚，只要没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不可能被提前解除矫治，由于缺乏有效的奖惩激励机制，极大的影响了社区矫正对象的改造积极性。
（三）工作人员严重不足问题。
东河镇是县城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镇幅员面积129.8平方公里，辖行政村12个。社区居委会10个，总人口十余万人。从旺苍县启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东河司法所先后共接管了66名社区矫正对象，除顺利解除矫正37人外，现在还有29名矫正对象正在接受矫正。而东河司法所工作人员却偏少，仅定期走访这一工作要完成都很困难，更别说走访工作只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基层性工作，而社区矫正工作也仅是司法所九项职能中的一项。人力的严重不足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是经费保障力度不大。
社区矫正做为新增加的工作内容，理应有相应的资金拨付作为实施的保障，如各类材料的制作、为经常性的走访配备交通工具，开展集中教育所需设施、设备的采购等。由于专项经费的缺失严重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比如，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定期和不定期的走访，而现阶段 “交通基本靠走”，东河镇幅员面积129.8平方公里，共12个行政村，10个社区。光凭对事业一腔热
情是不可能高质量完成社区矫正工作的。况且走访工作是一项常态化工作。另外，我们还应当理清两个财政关系。一是从理论上看，社区矫正比监禁矫正能节约很多的费用，那么就应当考虑将部分原来拨付给监狱的经费拿出一部分，留给社区矫正部门。毕竟，在监狱，罪犯改造经费是由国家供给这些罪犯不在监狱服刑，为什么还要把全部的经费留给监狱呢？二是社区矫正的对象以前归公安部门管理，现在这些人全由公安移交给司法部门，那么原先给公安的管理费用应当拿出部分拨款给司法部门。这样才能事责、事财相符。可悲惨的现状却是目前的经费仅能维持最基本运转，矫正工作仅仅能做到基本的“监控”形成了“管而不矫”的被动局面。能否为社区矫正提供充足的经费是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取得实效的根本前提条件。
（五）缺乏有效的强制管理手段，影响了刑罚执行的严肃性。现阶段司法所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时，缺乏有效的强制管理手段，造成了司法所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时没有有力的权利保障，且对矫正对象缺乏有效的管控措施和手段，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刑罚执行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在工作中，出现过个别矫正对象拒不到司法所报到，而已经报到的个别矫正人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得知司法部门没有执法权后，甚至对报到汇报等规定臵之不理，“知道你没权，反正管不了我，凭什么怕你。
（六）社区矫正工作中各相关部门协作不够。根据社区矫正工作有关规定，矫正工作的日常帮教、监督考察工作主要由司法
行政部门承担，公安部门配合监督考察，民政、财政、人事编制、劳动和社会保障、共青团、妇联等部门承担相应的职责，但由于旺苍县社区矫正工作刚刚起步，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有待加强。
四、对下一步社区矫正工作的建议
（一）加大社区矫正工作宣传力度，积极争取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通过广泛的宣传，使全社会认识到，社区矫正是国家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刑方式文明化、人道化的重要表现，对于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使其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动员社会各界理解、关心、支持和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二）修改相关法律。要对《刑法》中五种矫正对象的监管措施的规定进一步细化，明确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执行方式、经费保障以及执行机关的权利分工，尽早出台《社区矫正法》使社区矫正工作在真正早日法制轨道上运行。
（三）增加司法所人员编制，建立一支与矫正工作相适应的高素质矫正队伍。强化司法所的力量，大力增加司法所人员，安排专人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同时向社会招录一定数量的志愿者，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管理者。这样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才能提高。
（四）建立完善的社区矫正经费保障机制，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并落实到位，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有序开展。除此而外，应当采取一些办法鼓励和接受民间捐赠。如捐
赠数额达到一定数量的捐赠者，在税收方面享有一定的优惠。形成以政府主导，以千级财政为主体，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新局面。
（五）尽快出台具有强制力的奖惩制度，以计分考核为依据，做到既表扬先进、又打击消极改造的矫正对象。同时还应加强对司法行政机关立法授权，让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统一着装，以表法律的庄严性和执法的合法性。再者应赋予司法所工作人员必要的强制执行权，在矫正对象抗拒矫正时，可以行使有效的强制管理手段，让其受到法律的制裁，以维护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严肃性。
（六）要加强部门协调，形成强大工作合力。成立统一领导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这个机构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诸部门指定人员参加，便于社区矫正工作的衔接与协调，把社区矫正工作真正落实到实处。行部门紧密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矫正对象“收得下、管得住、矫得正”减少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间重新范罪。另外建立社区矫正工作问责机制，对社区矫正工作中出现的失职等问题加大惩罚力度。
五、对今后社区矫正工作的几点思考：
一、建议设立社区矫正管理股，因为社区矫正工作关系到刑罚的执行，它即代表法律的严肃性、可操作性和有关政策的具体落实，因此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机构。
二、建立社区矫正对象判前风险评估机制。法院判决、裁定
可能适用社区矫正之刑种或刑罚执行方式的，先由司法所了解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背景因素、是否具有再犯罪危险、是否可以适用非监禁刑进入社区服刑进行调查分析，出具评估意见、提出刑法裁量参考意见。
三、完善一系列法律文书如“三书一表”即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起诉意见书（副本）、结案登记表。便与司法所工作人员熟悉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便与制定矫正个案。
四、尽早制定《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的实施细侧，确保矫正工作的质量。
五、配备专业化的社区矫正队伍。因为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和连续性需要专职专业的工作队伍，同时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核实、监管、教育需要专业化的工作队伍，而对矫正工作效果的科学评估同样需要专业的工作队伍。
东河镇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启动以来，紧紧围绕重新犯罪率下降、收监执行率减少、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贡献率上升“三个目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工作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总结创新，探索社区矫正工作的新思路，切实做好旺苍县社区矫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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