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案的法理学分析（共5则）

第一篇：彭宇案的法理学分析

彭宇案的法理学分析

案例简介：

2006年11月20日，南京老太太徐寿兰在公交车站摔倒，彭宇自称上前搀扶、联系其家人并送其至医院诊治，属见义勇为，并非肇事者。随后，老太太咬定彭宇将其撞倒并向其索赔。双方对簿公堂。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彭宇给付老太太损失的40%，二审和解结案。此案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此后类似彭宇案的各种版本在各地出现，引起民众对跌倒老人是否可以搀扶的激烈讨论。

“彭宇案”已经过去将近7年了，可是有关“彭宇案”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平息过，一方面是从那以后类似事件频繁的发生，另一方面是此案俨然已成为人们掩饰自身道德缺失的武器，见死不救的事件也开始遍布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此案中蕴含的道德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一．对道德危机与法制建设的反思

彭宇案的发生使的法律与道德两个看似相同的概念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有关道德和法律关系的探讨也是不绝于耳，到底道德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当今的法律是否完善呢？首先我们先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入手来加以分析：

道德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向人们提出的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这一概念说明，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总是扬善抑恶的。

法律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法律和道德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二者的关系具体可以表现为：

第一，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第三，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但是我们从“彭宇案”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法律与道德之前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他们之间不同的评判标准，道德评价具有“扬善惩恶”的特点，其评价对象包括了“善行”与“恶行”，而法律评价所针对的主要是违法犯罪行为。在通常情况下，违反法律的行为必定违反道德，而违反道德行为未必都违反法律。因此在某些领域上道德和法律也会出现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对于本案，舆论普遍认为彭宇乐于助人是一种值得人们称赞的行为，从道德上讲是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但是从法理角度上讲，彭宇却是本案的最大嫌疑人，所以道德和法律在此的不一致性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解决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就成了先进迫切需要重视的问题，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首要任务，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加强道德和法制之间的一致性，互相调节，以减少二者之间的冲突。第二，在立法时要正确的处理道德和法之间的关系，在立法环节上，应当将道德规范作为指定法律的基础。第三，借助媒体来宣传和褒扬道德。第四，法律在内容上也应该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以保护守道德的行为。

二、人们对传媒伦理的思考

“彭宇案”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不仅因为从此案中所现出的道德和法律之间的矛盾，更多的还是因为该案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网上调查显示63%的网友认为以后不会再扶跌倒老人，33%的人认为会理性判断再做决定，仅仅4%的人认不论什么原因都该坚决搀扶老人。足以看出“彭宇案”对于社会道德准则的影响是何等之大。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细心的究其根源我们会发现媒体的宣传在引导大众上起着决定性作用，据悉，南京彭宇案是由一篇发在西祠胡同上的帖子而逐渐引起广大网友关注的，由于网友的一致声讨，更多的报纸、电视台&、网络也高度关注此事的进展。而且，从始至终，大部分的网友似乎都立场一致，认为彭宇是被冤枉的，做了好事却得不到好报，徐老太是“碰瓷儿者"，不以德报德，反以德报怨。各种媒体的报道似乎也倾向一致带着鲜明的倾向渲染做好事没好报。

然而，大家都知道“真实”是新闻媒体最起码的准则，但是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彭宇的清白，两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就做出如此具有倾向性的报道，严重违背了新闻媒体的本质，更有甚者在“彭宇案”之后，又不断以选择性的报道强化着社会对彭宇案的记忆，营造着所谓的“彭宇案后遗症”,隔段时间就会有媒体报道一些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等现象，甚至把这些新闻放在头版头条来吸引读者，但是恰恰是这些商业手段却严重的诱导了大众的倾向性思维。

现代社会发展至今，大众传媒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世界。不仅在空间上像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使世界形成“地球村”，而且在生存意义上使传统的现实社会成为了媒介社会。人们对于某一个事件、对于世界和不同国家的认识大多是通过新闻媒体来实现的。在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建构、文化的整合，无一不依赖它的帮助。新闻媒体在现代社会中主要有如下社会功能：

第一，传递信息。新闻媒体多向各地收集世界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信息，既包括正面报道，又有如实反映社会阴暗面的报道，并向整个社会发布，使大众从各个侧面了解社会环境及其动态。另外，媒体可以根据某些专家学者对可能或正在发生的危机进行合理推测，向社会发出警告，引起公众的关注与警惕，从而将危机的危害降到最小，甚至化解危机。

第二，协调社会，提供指导。在媒介未出现的年代，人类通过个人影响等传播手段，来达到协调社会的目的；而在新闻媒体普及的现代社会，新闻媒体参与了这种协调。人们通过新闻媒体获取各种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来调节自我，适应周围环境；各种社会力量借新闻媒体来树立权威和形象，或作出某种决定；民众也借新闻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影响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第三，传递文化，建设道德规范。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对知识的积累和对传统道德规范的继承。因此通过传播活动获知和储存过去的经验并将之传递给社会上的新成员，使人类可以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前进。

由此可见，新闻媒体在当今社会承载着重大的责任，一直以来媒体的本着“真实报道”的原则，但是近年来，随着媒体竞争的加剧，各大媒体盲目的追求经济效益，不惜一切地吸引大众的注意，“不实报道”和“选择性报道”屡见不鲜，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大众的价值取向，造成像“彭宇案”这样一致的舆论倾向性，这对法律的施行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也对社会道德的普及造成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还可能造成区域分裂，民族分裂等更加严重的后果。

所以，应该对新闻媒体加以严格的规范，保证传媒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地报道事实真相；并在传播信息过程当中引导积极的舆论，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还应该宣扬好人好事，在社会上树立榜样，引导我们的美德行为。这样才能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保证道德的传播，社会才能和谐地发展。

第二篇：彭宇案

本院认为，对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即2006 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准备乘车过程中倒地受伤，原、被告并无争议。但对于原告是否为被告撞倒致伤，双方意见不一。根据双方诉辩观点，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原、被告是否相撞；

二、被告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对此分别评述如下：

一、本院认定原告是否系被告撞倒属于事实真伪不明，理由如下：

1、本案发生的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且是人流量较大的上午时段。由于这样一个特殊环境，原告也有滑倒或自己绊倒的可能性。即使是被撞倒，也很难在人来人往的现场确认撞倒自己之人。所以有原告想当然的认为第一个来扶她的人就是撞倒她的人。并且原告人被撞的伤情严重，在被撞倒时，下意识的应该是顾着自己的伤情，而无暇去辨认撞倒自己的人。事实证明在此过程中，证人陈二春也协助被告人将原告人送往医院。原告提供的城中派出所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等相关证据系复制品，没有原件可供核对，无法确定真实性，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而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并不能证明原告倒地的原因。原告倒地原因无法确定，是否为被告所撞倒更加无法确定，因此不能认定是被告撞倒原告。

二、被告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

根据前述分析，该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应适用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原告无法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自己倒地是与被告相撞所致，因而原告不能证明其主张。应当由原告承担不利后果，被告不应承担原告的损失。

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先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寿兰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90元、其他诉讼费980元，合计1870元，由原告徐寿兰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三篇：彭宇案一审判决书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7）鼓民一初字第212号

原告徐XX，女，汉族，1942年8月9日生，住本市XXX12号。委托代理人唐X，南京XXX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彭X，男，汉族，1980年7月2日生，江苏XXX有限公司职工，住本市XXX2X3-1号。

委托代理人李X，女，汉族，198X年8月8日生，住本市XXX19号。

委托代理人高XX，江苏XXXXX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XX与被告彭X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XX及其委托代理人唐宁，被告彭X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舒、高式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XX 诉称，2006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等83路车。大约9点半左右，2辆83路公交车进站，原告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行至前 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从车内冲下的被告撞倒，导致原告左股骨颈骨折，住院手术治疗。因原、被告未能在公交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40460.7元、护理费4497元（住院期间护理费897元、出院后护理费3600元）、营养费3000元、伙食费 346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630元、残疾赔偿金71985.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鉴定费500元，共计人民币136419.3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彭X 辩称，被告当时是第一个下车的，在下车前，车内有人从后面碰了被告，但下车后原、被告之间没有碰撞。被告发现原告摔倒后做好事对其进行帮扶，而非被告将其撞伤。原告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被告客观上也没有侵犯原告的人身权利，不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如果由于做好事而承担赔偿责任，则不利于弘扬社会正气。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2006 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等候83路车，大约9时30分左右有2辆83路公交车同时进站。原告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行至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告第一个从公交车后门下车，原告摔倒致伤，被告发现后将原告扶至旁边，在原告的亲属到来后，被告便与原告亲属等人将原告送往医院治疗，原告后被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并住院治疗，施行髋关节置换术，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损失。

事故发生后，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接到报警后，依法对该起事故进行了处理并制作了讯问笔录。案件诉至本院后，该起事故的承办民警到法院对事件的主要经过作了陈述并制作了谈话笔录，谈话的主要内容为：原、被告之间发生了碰撞。原告对该份谈话笔录不持异议。被告认为谈话笔录是处理事故的民警对原、被告在事发当天和第二天所做询问笔录的转述，未与讯问笔录核对，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案件审理期间，处理事故的城中派出所 提交了当时对被告所做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电子文档的属性显示其制作时间为2006 年11月21日，即事发后第二天。讯问笔录电子文档的主要内容为：彭X称其没有撞到徐XX；但其本人被徐XX撞到了。原告对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不持异议，认为其内容明确了原、被告相撞的事实。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是复制品，没有原件可供核对，无法确定真实性，且很多内容都不是被告所言；本案是民事案件，公安机关没有权利收集证据，该电子文档和誊写材料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被告申请证人陈二春出庭作证，证人陈二春证言主要内容：2006 年11月20日其在21路公交车水西门车站等车，当时原告在其旁边等车，不久来了两辆车，原告想乘后面那辆车，从其面前跑过去，原告当时手上拿了包和保温瓶；后来其看到原告倒在地上，被告去扶原告，其也跑过去帮忙；但其当时没有看到原告倒地的那一瞬间，也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时候原告已 经倒在地上，被告已经在扶原告;当天下午，根据派出所通知其到派出所去做了笔录，是一个姓沈的民警接待的。对于证人证言，原告持有异议，并表示事发当时是有第三人在场，但不是被告申请的出庭证人。被告认可证人的证言，认为证人证言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另查明，在事发当天，被告曾给付原告二百多元钱，且此后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关于被告给付原告钱款的原因，双方陈述不一：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

审理中，对事故责任及原、被告是否发生碰撞的问题，双方也存在意见分歧。原告认为其是和第一个下车的被告碰撞倒地受伤的；被告认为其没有和原告发生碰撞，其搀扶原告是做好事。

因原、被告未能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原告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损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审理中，原告申请对其伤情的伤残等级 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南京鑫盾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徐XX损伤构成八级伤残。

因双方意见不一，致本案调解无效。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原告提供的住院记录、医疗费票据；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城中派出所提交的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本院委托鉴定的鉴定报告、本院谈话笔录以及本院开庭笔录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对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即2006 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准备乘车过程中倒地受伤，原、被告并无争议。但对于原告是否为被告撞倒致伤，双方意见不一。根据双方诉辩观点，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原、被告是否相撞；

二、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

三、被告应否承担原告的损失，对此分别评述如下：

一、原、被告是否相撞。

本院认定原告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理 由如下：

1、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本案事发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是公共场所，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城中派出所对有关当事人进行讯问、调查，是处理治安纠纷的基本方法，其在本案中提交的有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锁链，应予采信。被告虽对此持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城中派出所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等相关证据，被告当时并不否认与原告发生相撞，只不过被告认为是原告撞了被告。综合该证据内容并结合前述分析，可以认定原告是被撞倒后受伤，且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

2、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并不能证明原告倒地的原因，当然也不能排除原告和被告相撞的可能性。因证人未能当庭提供身份证等证件证明其身份，本院未能当庭核实其真实身份，导致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证人庭后第二天提交了身份证以证明其证人的真实身份，本院对证人的身份予以确认，对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的意见不予采纳。证人陈二春当庭陈述其 本人当时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其看到的只是原告已经倒地后的情形，所以其不能证明原告当时倒地的具体原因，当然也就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

3、从现有证据看，被告在本院庭审前及第一次庭审中均未提及其是见义勇为的情节，而是在二次庭审时方才陈述。如果真是见义勇为，在争议期间不可能不首先作为抗辩理由，陈述的时机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对其自称是见义勇为的主张不予采信。

4、被告在事发当天给付原告二百多元钱款且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原、被告一致认可上述给付钱款的事实，但关于给付原因陈述不一：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被告认为是借款。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等书面材料。但是被告在本案中并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 不大；而如果撞伤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被告证人证明原、被告双方到派出所处理本次事故，从该事实也可以推定出原告当时即以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在此情况下被告予以借款更不可能。综合以上事实及分析，可以认定该款并非借款，而应为赔偿款。

二、原告损失的范围和具体数额。

1、医疗费。根据原告提供的住院记录、伤残鉴定书等证据，原告主张的医疗费用均是治疗事故造成的有关疾病所必需，且有相应医疗票据加以证明，故原告主张医疗费40460.7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2、护理费。原告主张的护理费为4497元，包含住院期间护理费897元以及出院后护理费3600元。由于本案原告为六十多岁的老人，本次事故造成其左股骨颈骨折且构成八级伤残，其受伤后到康复前确需护理，原告主张该4497元护理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3、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共计35天，原告主张该费用为630元，符合法律规 定，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另主张伙食费346元，并提供了住院记录和票据予以证明。由于该费用在住院伙食补助费范围内，该346元与上述6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的主张重复，故本院不予支持。

4、鉴定费。原告主张伤残鉴定费为500元，有鉴定费发票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5、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71985.6元。但根据原告病历及伤残鉴定报告，原告伤病为八级伤残，根据相关规定，该费用应依法确定为67603.2元【14084×（20-4）×30%】。

6、营养费。结合原告伤情，本院酌定1000元。

综上，原告各项损失合计为114690.9元。

三、被告应否承担原告损失。

根据前述分析，原告系在与被告相撞后受伤且产生了损失，原、被告对于该损失应否承担责任，应根据侵权法诸原则确定。

本案中，原告赶车到达前一辆公交车后 门时和刚从该车第一个下车的被告瞬间相撞, 发生事故。原告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被告相撞；同时，被告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故对本次事故双方均不具有过错。因此，本案应根据公平责任合理分担损失。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损害均无过错，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补偿，由当事人合理地分担损失。根据本案案情，本院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较为适宜

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本次事故虽给原告的精神上造成了较大痛苦，因双方均无过错，故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彭X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徐XX人民币45876.36元。

被告彭X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890元、其他诉讼费980元，合计1870元由原告徐XX负担1170彭X负担700告已预交，故由被告在履行时一并将该款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XX 代理审判员 XXX 代理审判员 XX 二○○七年九月三日 见习书记员 XX

第四篇：法理学分析

大学生就业学历歧视现象的法理学分析

摘要：本文以法理学基本理论即法的价值取向、法的作用、法的实施等几个方面对大学生就业学历歧视现象进行了法理分析，并据此提出了纠正这种歧视性就业现象的对策建议，主要是从政府法律规制、企业招工模式和劳动者权利三方互动中努力。

关键词：学历歧视 法理学

一 案例导入

1、学历门槛下的就业难

2012年9月以来，汕头大学09届法学毕业生王飞通过网申投递简历，然而在他有意愿的十余家大型企业中，一半以上企业对毕业生的院校背景有硬性规定，非211的同学连投递简历的机会都没有，这让他感到“忍无可忍”：“好比参加一场跑步比赛，非211、985的同伴们被直接拦在了赛场外，失去了同时起跑一决高下的机会。”在经过酝酿后，王飞于11月29日通过网络发出呼吁：对用人单位“211”“985”生源要求的歧视说“不”！王飞说：“‘211歧视’是一件关乎大学生切身利益的事情，单纯的抱怨或一味的忍受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通过一件件小事去引起大家的思考，状况会越来越好的。”据了解，“211工程”和“985工程”是我国上世纪90年代先后在高等教育领域重点建设的项目。截至去年3月，全国一共有112所“211工程”，广东有4所，分别是：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最新的“985工程”院校一共有39所，广东有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2所入选。据统计，中大、华工、暨大、华师四所院校明年毕业生一共才36000人左右，本科毕业生为24000人，研究生1.2万人。而2013年广东省高校应届毕业生总数有42.3万人，四校毕业生只占我省毕业生总数的8.5%，如果用人单位只要“985”、“211”毕业生，那么90%的毕业生势必找不到“饭碗”。

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副处长谢向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将一些与岗位本身无关的要求列出来，是绝对不合理，也不允许的行为，限制了一部分毕业生的权利。但他表示，“这是个别单位的个别行为，要另案处理。”王飞认为，2008年1月1日正式实行的《就业促进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我们之所以要求这样的权利，是因为没人可以证明经过四年的再积蓄之后，非211、985的学生在就业能力方面就必然低于985、211学校的学生。”王飞告诉南方日报记者，目前他集中收集了几个企业的招聘广告等资料，已留有证据，同时也在联系国内著名法学教授帮忙出具法理分析，更好地佐证歧视的存在及其不合理，预计明年1月份诉讼。“毕业前，去一趟法院是我的心愿。”

2、学历歧视的含义及出现的原因

歧视作为一个概念基本含义人们能够予以感知，但是其内涵与外延人们尚存争议。劳动经济学的学者往往将歧视与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他们认为招聘歧视是指具有相同生产率特征的工人仅仅因为他们所属的人口群体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或者说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对工人与劳动生产率无关的个人特征的评价，即判断是否有歧视存在的一个关键标准就是区别对待是否有合理的职业要求，如果是基于个人优点和能力的区别不构成歧视，而如果是区别对待明显缺乏客观性及合理性，则构成歧视。案例中的学生王飞由于简历无法通过有学历这一硬性条件的网申，而不能获得一次去理想企业求职的机会的现象是一种典型的就业中的学历歧视现象。

在实际生活中，学历歧视现象普遍存在，以之为硬性条件的招聘需求，成为部分毕业生难以迈过的门槛。而对于招聘歧视现象普遍出现并趋于严重的原因，一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劳动力市场上，由于用人单位无法在雇佣劳动力之前辨别劳动力的生产率的大小，因而将文

凭视为应聘方向雇佣方传递的一种代表其生产率大小的市场信号,因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文凭歧视和院校歧视的行为。二是，随着高校扩招和毕业大学生人数的激增，就业岗位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就业供给与就业需求之间的不均衡日益严峻，激烈的竞争中，给了用人单位更多的选择权，而就业者日趋处于被动选择的地位。三是，法制的缺失和大学生个人的权利意识淡薄导致学历歧视大行其道。面对学历歧视，一方面，我国缺乏明确的反就业歧视的成文法，缺乏有力的制度和法律约束，另一方面，大多数受害者一般都或者不去追问其合理性，或者明知遭受歧视而忍气吞声，像案例中的王飞一样真正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权利的例子太少，这样的结果导致学历歧视等招聘歧视现象大行其道。

二 学历歧视的法理学分析

1、学历歧视有违社会正义的法治原则

正义是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罗尔斯说，公平是正义的基础，正义不外乎公平，而公平包括三个内容，一是权利的公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应保障我国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平等的权利，公民不得因民族、身份、职业等而受到歧视。二是机会公平，所谓机会平等，是指社会成员在如何解决拥有作为一种资源的机会问题时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即平等的应当予以平等的对待，不平等的应当予以不平等的对待。三是分配公平，每个人应当按照其对社会、对团体、对组织的贡献来分配其应得的东西。

就业机会的平等是每个人需要发展和追求幸福的条件，如果一个外人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却由于就业中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由于个人能力之外的、与工作无关的的因素导致无法获得平等就业的机会，这是很不公平的，且有违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的。这不仅仅是对社会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对就业者的人生和幸福是很大的打击，更是对人格尊严造成严重的伤害。案例中的学历歧视使得非重点高校大学生王飞不能获得与其他劳动者均等的求职机会，而使以他为代表的普通高校的学生群体不具有与“985”“211”院校学生平等的机会。案例中，他未经任何考核，仅因其学历背景而直接拒绝接受其简历严重损害了其平等就业的权利。

2、学历歧视是一种违法行为，相应企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按照行为与法律的要求是否一致，人们的行为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合法行为指行为人实施的符合法律规范要求的行为；违法行为指违反法律规范的要求、应受惩罚的行为。法律规定了行为人的权利和义务，法律责任要求法律范围内的组织和个人严格依法行动，对于违法行为，当事人或组织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后果。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对劳动平等权的保护，制定了大量规范性的文件。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针对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定主要由以下法律规范构成：《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成为我国劳动法的立法依据和重要渊源，是对我国劳动者平等权利保护的最高位阶的法律；《劳动法》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全国统一的综合性的劳动法律，其第12条、第13条分别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就业促进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此外，《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第11条规定：“用人单位在招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不适合从事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民族、种族、宗教信仰为由拒绝录用或者提高录用标准”等为有效地禁止、杜绝就业歧视行为和真正实现就业平等提供了法律武器。以上规定表明，以任何无关职业内在能力要求的外在因素剥夺劳动者平等就业机会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本案例中，这也是王飞能够利用的法律武器，他的证据如果能够证明相关企业确实违背了以上法律规定的要求和原则，是可以主张自己权利，并运用法律武器惩罚企业不合理行为的。

3、法律调节实现利益协调，助推就业公平的社会风气

认识和协调利益是立法的核心问题，法律通过设定权利和义务，通过自行调节和强制性

调节尤其是强制性调节，实现利益的再分配，达到纠正社会畸形的目标，使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在我国，因就业歧视引起的社会分配不公和人格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给目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造成极大威胁，甚至带来诉讼、自杀、暴力乃至凶杀等案件。《反就业歧视法》是落实宪法保障人权和公民平等的劳动权的重要成果，通过健全立法和法律的有效执行，有利于纠正社会用人歧视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公的现象。此案例中，当王飞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直接导致自己的就业利益受损时，选择收集证据，利用法律救济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为更公正分配社会的利益而争取，体现了法律的独特作用。相比于道德，它更能其道立竿见影的效果。

4、法律实施影响就业维权，导致学历歧视缺乏强制约束

法律实施是将法律规范的要求转化为人们的行为、将法律规范中的国家意志转化为现实关系的过程，是使法律规范的抽象规定具体化、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过程。由于执行主体、体制和法律方面的原因，会导致法的实施结果与立法目标不一致，难以产生纠正效果。就本案例来说，一是，我国现有关于劳动就业法律法规由于不完善、操作性不强导致针对就业歧视问题的法律决策无法得到有效实施，尤其是在原则性规定之外，缺乏其他法律方面的配套机制。二是，一些地区采取地方保护主义，制定了一些歧视性的就业政策，这就使得缺乏反就业歧视的有力执法机构。重点高校实际上地方政府为了本地人才战略而花巨额投资的教育高地，作为地方执法机构的地方政府并无意愿阻碍学生扎堆报考重点高校，且无动力防止求职中的学历歧视行为。基于以上原因，尽管有一定的关于就业歧视的立法原则，但其实施绩效不明显，导致教育不公及由此带来的求职歧视普遍存在于大学生就业中。

三 纠正学历歧视的对策建议

解决学历歧视问题，需要国家的公平规制，也需要企业的理性用工，更需要培育就业者权利意识，在三方的互动中才能使问题得到缓解。在工业化国家，三方的互动有不同的形式，大都取得了成效。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国家规制而言，一是需要填补立法和政策空白。“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的规定，应该增加社会身份、健康状况、年龄、身体特征等规定；二是加大现行法律对企业就业歧视的处罚力度，我国的就业法属于初级阶段，就业歧视问题长期以来不是国家劳动立法的关注点，我们当然不可能像欧美等国家一样建立非常完善的制度，但政府等部门有必要加大就业歧视的处罚力度，对就业歧视的法律责任、法律后果等进行明确的规定；三是逐渐改变行政主导的高效办学模式，放开教育公平，防止地方保护主义，以此带动实现求职公平。

其次，就企业用工而言，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招聘行为，充分尊重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一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自发杜绝歧视性的招聘模式，制定科学的人才识别模型，降低简历初始识别的门槛，这样更能够充分保护毕业生就业平等的权利，在选择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毕业生对于岗位的胜任力，而不是其院校、学历等外在因素。二是加强上岗后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提供就业援助，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再次，就培育就业者权利而言，要提高自己的维护权利的意识，自觉识别和发现歧视性的招聘行为，对于明显违法的差别对待用工行为，要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在美国，法律能够保障就业者受到歧视后进行诉讼，在德国，由于有工人运动的传统，就业者权利受到比较健全的法律保护，社会身份、性别、宗教信仰等形式的歧视很少发生。

此外，有些企业并不知道自己设置的招聘条件已经涉及就业歧视，只是根据自己以往的招聘经验设置条件因此需要政府、媒体加大引导和宣传力度，促使用工企业调节自己的招聘模式，逐步改变不公平的招聘模式，更科学合理地识别出适合企业发展的人才，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五篇：从南京彭宇案看司法证明问题

从南京彭宇案看司法证明问题

（刑事侦查学院本科2009级职务犯罪侦查专业石伟东学号2009051160）

一、案情综述

2006年11月20日上午九点半左右，彭宇与徐寿兰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的一个公交车站相遇，一个是在这一站下车的年轻乘客，一个是要赶着上另一辆车的老人，徐寿兰倒地，彭宇将其扶到路边，并有与此二者素皆不相识的陈二春上前帮忙，并打电话通知徐寿兰之子，待其达到后，陈二春离开，彭和徐及徐之子共同前往医院，并由彭先支付医药费200元，待徐拍片检查结果——胫骨骨折出来后，医生建议更换人造股骨头，需要数万元医药费，此时徐一口咬定是彭将其撞倒，要彭承担医药费。双方协商未果，徐之子报警，事件交由南京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处理，最终诉至法院。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经过3次庭审，本案主审法官王浩于2007年9月5日做出一审判决，通过“常理分析”，以公平责任原则，最终判处被告人彭宇承担徐寿兰损失的40%，共计4.5万多元。

不服一审判决的彭宇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在各方影响下，最终以庭外“和解”方式结案。

二、司法证明问题分析

司法证明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探讨的热点问题，不管是证明责任，还是证明规则，两个领域的人士都在进行着不断地探索和交流，以期中国司法体制能够更加完善。

司法证明问题涉及司法证明的对象、环节、方法、责任、标准及规则。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大讨论，其中也不断涉及司法证明问题，结合本案具体来看中国当代的司法证明问题。

本案的焦点在于碰撞事实的认定、本案中的“电子文档”——徐寿兰之子用手机拍摄的并称是彭宇在接受派出所民警询问时所做的笔录的照片是否真实、是否可以被法庭采用及法官能否凭借推理判案三个方面，从中可以看出，本案主要涉及司法证明中证明责任、标准、规则、方法这四个方面，也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探讨和论证的几个方面。

（一）证明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

1证据”。由此证明，中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贯彻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同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此表述同《民事诉讼法》第64条具有同质性，即提供证据者均为事实主张者，当事人未主张事实的则无提供证据的必要。

由于对本原则中“主张”的不同理解，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法官根据自身审理案子的需要，依据该原则，不论情形如何，即要求诉讼双方均提供相关证据对其认为之事实予以证明，本案中法院要求彭宇对未撞倒徐寿兰之事实予以证明即属此情形。此种情形最终将导致因诉讼当事人请求、抗辩、自认、否认等一系列与主张相联系的法言法语的存在，而使得该原则演变成为一条人人皆云，最终成为不知所云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因此，正确理解本原则中的“主张”显得尤为重要。若某人主动去扶摔倒在地的老人或小孩，难道还要先找一些证人来证明他是主动做此事而并非是其将倒地者撞倒，或者采取其他的固定证据的方法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必将导致很多人对此种好事想为而不敢为，影响社会风气导向。根据实践情况，应当将主张理解为积极主张、肯定性主张，即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某种事实声明后，若另一方当事人只是单纯否认，则不构成新的主张，即不需要提供证明，若做出积极抗辩，则又构成新的主张，即需要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放到本案中则应理解为若彭宇只是单纯的否认徐寿兰提出的彭将其撞倒的事实，则不需要提供证据，只要徐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即可；若彭宇承认有和他人相撞之事实，但撞击的并不是徐寿兰，而是其他人，则需要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因此，应当将此种“主张”之解释以立法的方式予以规定，让该原则更加适用，真正将证明责任分配清楚，做到让诉讼参与者有所云，有所不云，并于法有据。

（二）证明标准

本案中，原告方只有徐本人的陈述和那份存在诸多疑点的“电子文档”，除此之外，再无第三方证据能够对此事实予以证明。首先，徐本人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次，那份“电子文档”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受到质疑，但法官确对该证据予以采纳，并将其作为证明案件的重要证据，此举表现出我国现阶段的证明标准仍需改进。

我国现行诉讼法均没有关于证明标准的明确表述，但可归纳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显然，此标准极为概括，且案件事实清楚只能是

证明的目的，而不应该是证明的标准，另外，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又是什么，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确实和充分，均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定。我国现阶段采用的证明标准以客观真实说为基础，以一元化模式为基本模式，只是就事论事，并将事实同法律紧密的结合起来，且刑事、行政、民事诉讼中的证明采用同一标准，由此将造成证明标准混乱且适用无法所依的局面。

由上不难看出我国现阶段的司法证明标准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针对此种情形，首先，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证明标准予以规定，其次，应当由客观真实说向法律事实说演变，更多的依靠法律对事实予以证明，最后，应当结合每一类诉讼案件的不同情形对三大诉讼的证明表分别予以规定，应当由一元化模式向多元化模式发展，真正做到证明标准统一、具体、分别适用。

（三）证明规则

证明规则是司法证明的重要内容，是证据能否适用的标准，是司法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本案中“电子文档”等证据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现阶段证明规则的混乱和不完整，因此，应当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证明规则，对我国现行证据规则不断完善和充实，着重对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意见证据规则进行研究，研究如何在我国现有的政治、社会、司法体制中适用，如何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以立法的方式对相关规则及“毒树之果”的排除等予以规定，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于法有据。

（四）证明方法

司法证明的方法多种多样，推定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其属于司法中事实认定的范畴，是对未知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的认定，其包括基础事实、推定事实、联结纽带三个要素，此三要素缺一不可。其中，推定事实并不一定是客观事实，但两事实间必须具备伴生关系或者常态关系，即一事实存在便可确定另一事实的存在。推定以推理为基础，但同推断、推理、推论、拟制有着本质的不同。

本案主审法官的“常理分析”实质上是主观臆断或者是推理的过程，而并非此处的推定，此举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现阶段缺乏证明方法的规定和标准，加之部分法官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法官自身素质的限制，导致证明方法滥用，因此，应当对证明方法进行严格的界定和规范。

司法证明问题是困扰司法领域的重要问题，司法证明是司法程序的重要环节，是程序公正的基础，也是维护我国司法公信力的保证，面对我国现阶段司法证明中关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明规则、证明方法等方面的缺陷和空白，不断完善和规范我国的司法证明制度乃当务之急、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