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史第二代导演总结

第一篇：中国电影史第二代导演总结

电影民族化的深入开掘： 影戏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探索电影与民族文化传统的结合的新途径，把中国传统中的审美意境渗透进影片创作中。尝试叙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结合的综合效果。

第二篇：中国电影史简答题总结

中国电影史

第一章 “影戏”——中国电影的奠基（1896年～1932年）

1、投机性的电影生产对中国电影初期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答：中国最早的一些电影企业大部分都是为了商业投机的目的而兴办的，缺乏坚实的经济技术基础，创作上低级趣味，粗制滥造，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生活。

但也有一批有志之士对中国电影事业和艺术基础的奠定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如商务印书馆成立活动影片部，坚持严肃的制片方针，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资产阶级认认真真地把电影作为一种事业来办的开端。

还有一些人虽然开始也是以投机为目的涉足电影，但最终致力于电影事业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如“明星”电影公司等一些影片公司，形成了一批比较稳定的电影生产队伍，成为左右中国电影市场的主要力量。这些电影公司对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功罪各有不同，但它们的出现为电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有了这种事业的基础，中国电影才有可能在艺术上逐渐进步。

2、郑正秋在中国电影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答：郑正秋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也是早期最主要的电影艺术家。他早年以“药风”为笔名从事戏剧评论，主张戏剧应是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工具，对提倡新剧、改良旧剧做了不少工作。郑正秋坚持主张以艺术形式进行社会教化的方针，把他丰富的戏剧经验运用到电影创作中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1923年由他编剧、张石川导演拍摄了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艺术形式上，《孤》没有像当时大多数中国电影那样盲目模仿西方电影，而是从中国传统的叙事艺术和舞台戏剧学习了许多表现方法运用到影片拍摄之中。《孤》是中国电影成为一种有民族特色的、独立的艺术形式的一个开端。它的成功不仅在经济上拯救了“明星”公司和初兴的中国电影事业、促进了对电影的投资，而且在艺术上奠定了郑正秋在当时电影创作界的领导地位，推动了他的艺术主张的传播。这部影片的成功在使“影戏”风格在中国电影发展中占据主流地位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电影编导，郑正秋在艺术创作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郑正秋作为中国电影的拓荒者，其主要的功绩并不是把某种电影语言的具体表现手段介绍到中国来了，除了在电影事业的开拓方面的功绩之外，最主要在于他开创了中国电影从现实社会生活和从戏剧舞台艺术方面吸取丰富的创作养料的优良传统，为中国电影艺术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3、如何看待田汉等人早期的电影主张？

答：在知识分子加入到电影行列之中，田汉早期的电影主张提得最明确，也最有代表性。田汉1926年组织了“南国电影社”，筹拍了《到民间去》和《断笛余音》两部带有明显民粹派色彩的影片。田汉把电影看作是“人类用机械造出来的梦”，强调电影是借胶片“宣泄现实世界被压榨之苦闷”。这种宣泄的主张强调的是作者的主观因素，这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电影在许多基本方面与“影戏”主流电影是相当接近的。他们都重视电影创作的社会功能，也很注重向戏剧经验的学习和借鉴。

4、初期“影戏”电影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答：（1）中国电影从无到有，奠定了事业发展的经济和技术基础。（2）初期的创作实践是中国电影艺术的开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拓了向姊妹艺术（特别是戏剧）学习的道路，初步形成了中国电影艺术的主流风格传统。二是初步探索和掌握了电影艺术的一些基本规律和表现技巧，为以后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3）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初期中国电影是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组成部分。（4）初期电影的强烈的商业投机性窒息和束缚着电影生产力的发展。

（5）初期中国电影在技术和艺术技巧方面都落后于同期世界电影的发展水平。

第二章 30年代电影（1932年～1937年）1、30年代电影变革出现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答：30年代电影是指从1932年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五六年中，中国电影出现的一段空前繁荣的局面，中国电影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其基本原因有两方面：首先是“九·一八”事变改变了国内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改变了人们的心理状态。这是对创作者和观众的全面影响。它不仅限于思想内容，而且涉及整个电影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是由于有声电影的出现等一系列技术进步和外国电影经验的大规模介绍，推动了电影艺术技巧的大幅度发展，使影片的外在形式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左翼电影运动出现起伏的主客观原因是什么？

答：1932年到1933年，在“一·二八”事变后人民抗日热情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左翼电影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批思想观点鲜明，艺术上也有一定成就的影片。如《姊妹花》、《渔光曲》轰动一时。这是左翼电影的第一个高潮。但是由于革命斗争和艺术经验的不足，左翼电影工作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斗争形势的严酷性估计不足，有的影片确实存在着艺术表现相对粗糙稚拙和革命内容表达得过于直露等问题，国民党反动当局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左翼电影出现了低潮。

但另一方面，严峻形势的压力也促进了左翼电影工作者的成长和成熟。他们开始尝试以更巧妙隐晦的题材选择、叙事方式和视听语言，曲折地宣传反帝抗日思想和隐约地揭示社会的黑暗。通过以同情的笔调深入描写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热情歌颂积极正直的人生态度的影片来坚持左翼电影阵地。《神女》、《桃李劫》等就是在这种形式下拍摄的。在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这段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期却成了30年代电影艺术探索最活跃、成果最辉煌的一个阶段。

1935年“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以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人民抗日要求的重新高涨，推动着左翼电影运动也重新转向高涨，出现了“国防电影”的新高潮。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更加成熟、风格样式也更加丰富多彩了。如《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达到了较高的成就。

3、中国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转变过程中声音探索有何特点？

答：中国的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的转变，起步比西方先进国家晚得多，也经历了更长得多的时间。它经过从蜡盘发音到片上发音，从部分段落有声，到只配音乐、音响、歌唱而无对白的配音片，最后再到完全的有声电影的过程，时间长达五六年。

中国初期有声电影探索主要表现在人们对声音的真实感和环境展现等方面并不十分重视和强调，而把较多注意力放在声音在创作中起的作用和表现性应用方面。在这里，声音首先是被作为一种蒙太奇因素来看待的。这与这些创作者在默片后期的视觉因素的探索在方向上是一致的。1936年以后，有声电影完全取代默片。从此对有声电影艺术的探索便更多地集中到了声画蒙太奇的结合方面。

4、如何看待夏衍和田汉30年代的不同创作风格？

答：30年代电影中的许多优秀作品的成功之处正在于通过电影艺术的手段，具体、细致地把时代生活真实地呈现在银幕上。在这方面，夏衍的电影剧作是反映30年代现实主义电影成就的典型代表。夏衍是中国革命电影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其拍摄的《狂流》是左翼电影运动的第一部影片，它标志着“中国电影新时代”的开始。在这部影片中，夏衍的电影剧作创作的那种质朴、严谨、简洁而视觉感鲜明，特别是对环境的视觉表现在剧作中地位的重视等特点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以夏衍为代表的这种带有比较明显的写实倾向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在他1933年根据茅盾的小说改编的《春蚕》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这部影片通过视觉化的细节和环境处理与蒙太奇电影思维的结合在一起，通过富于表现力的电影语言来体现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

与夏衍不同，另一部分左翼剧作家则更注重引进积极的浪漫主义，使之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结合。田汉从20年代开始从事电影创作，他最初的电影观念和电影创作都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从20年代末期他的艺术思想开始转变，他彻底清算了自己过去的艺术观点，转向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鲜明革命倾向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最能代表田汉创作特点的影片是《三个摩登女性》，这也是最早一批左翼电影之一。革命现实主义在他的创作中实际上更多地是表现为一种精神而不是具体方法。在艺术观上，他有直面人生的勇气，敢于揭露社会黑暗。但他更强调的是要反映时代前进的方向。所以，他的作品中更多地洋溢着一种充沛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情调。这与他早年注重主观表现的电影观是有一定联系的。这类影片都力图在时代和社会的尖锐冲突中直接展现主题，而不是着力于生活细节的真实描绘，因此其作品戏剧性因素强烈，富于波澜起伏。田汉的创作即兴性较强，主要关注的是内容的合理性而不是结构的严谨。5、30年代探索电影与民族文化传统结合方面有哪两种主要倾向？

答：一类是以蔡楚生的创作为代表的，反映了30年代电影对初期影戏传统继承的基本方向。即在创作中更多贯注鲜明的进步倾向和时代精神，在注重市民观众的欣赏趣味和剧作叙事经验方面继承影戏传统的主要方面，而在技巧表现的层次上则大量吸收蒙太奇的思维方法和艺术技巧，使创作更具电影的艺术特色。蔡楚生的代表作品有《都会的早晨》、《迷途的羔羊》、《渔光曲》等。

一类是以吴永刚为代表的创作者从另一角度探索电影与民族文化传统结合的途径。他们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宁静、幽远、恬淡的审美意境渗入到影片创作中来。这比之初期影戏只重于借鉴戏曲和说唱艺术的通俗文化传统就深入了一步，开始涉及到靠从叙事和造型的不同方面结合的综合效果尝试电影的民族文化意蕴的表现。代表作品是《神女》。《神女》无论是题材、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形式的表现方面，都渗透出浓郁的民族情趣，形成一种委婉、含蓄的艺术风格。影片能创造出这种不同于侧重传奇性的影戏传统的民族审美意境，一方面在于其善于适当地淡化外部冲突，另一方面在于追求再现与抒情的统一。《神女》在真实朴素的叙述风格的基础上，比较注意把画面、镜头和蒙太奇的表现功能、抒情功能与再现功能、叙述功能结合起来，提供一种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叙事层面本身的韵味，使影片渗透出一种诗情。

6、如何评价好莱坞电影经验对中国电影发展的影响？

答：在旧中国的电影市场中，好莱坞电影占着绝对的优势。它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尽管不少创作者也曾企图摆脱其影响，但实际上好莱坞的许多创作经验和原则早已渗入了许多创作者心灵的深处，并在他们的创作中顽强地表现出来。这种文化渗透在孙瑜的电影创作中明显地反映出来。他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受过专业电影教育的电影艺术家。他拍摄的《野草闲花》表现了他那充满好莱坞式梦幻色彩的社会理想。据他本人讲这部影片是直接受到《茶花女》和美国影片《七重天》的影响创作的，影片带有明显西方文明的影响。孙瑜作为30年代一位有影响的电影艺术家，更重要的还是在艺术风格方面。他是最早把好莱坞电影叙事和剪接技巧等经验较好地运用到自己电影创作中的一位中国导演。这对30年代中国电影艺术上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孙瑜影片中时空的段落感不像某些国产片那样突出，叙事的情节结构和剪接技巧都比较流畅。这在《小玩意》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同时他对镜头的造型美感及其表现作用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孙瑜是比较自觉地努力对好莱坞电影经验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态度的艺术家，其他更多的人中明显地把好莱坞电影中的商业性因素引入影片中，使之对中国电影产生了更多的负面影响。

3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左翼电影还是在其他商业电影中，好莱坞电影中的一套创作方法与经验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影片之中，成了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好莱坞电影经验与30年代电影探索的成果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此后几十年里中国“影戏”主流电影的发展道路与方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7、苏联电影经验对30年代电影变革的出现起了什么作用？

答：中国影人是在自己电影传统和对好莱坞电影经验理解的基础上接受苏联的蒙太奇理论的。爱森斯坦的理论介绍甚少，在中国译介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理论。在电影创作方面也是如此。大部分创作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蒙太奇思维方法的影响，但是创作上更多的是把它与好莱坞电影经验结合起来，注重叙事蒙太奇技巧的应用。在探索和借鉴苏联电影蒙太奇经验方面，沈西苓比他的同时代人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在《女性的呐喊》中不少部分的艺术处理巧妙地发挥了电影蒙太奇镜头间的对比和冲突的巨大表现力，不仅突出了工人生活那种紧张压抑的情绪气氛，而且也具有一定隐喻象征的意义。在《上海24小时》中把不同情节线索之间的冲突和对比，以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电影蒙太奇手段表现出来，取得了动人的艺术效果。在《十字街头》中，沈西苓较好地把对苏联蒙太奇经验和好莱坞叙事剪接技巧的借鉴溶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视觉效果流畅而又轻快、明朗的镜头节奏。

在30年代创作人员中，大多数人对叙事技巧都比较重视，对蒙太奇方法的运用也大多集中于与叙事有较紧密联系的方面，而像沈西苓那样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把蒙太奇作为电影思维和整体艺术构思的基本原则，特别重视对比、隐喻和象征等运用的现象却并不十分普遍。

第三章 战时与战后（1937年～1949年）

1、为什么说抗战时期中国电影呈现出复杂的局面？

答：抗战的爆发结束了30年代电影的繁荣局面。中国电影被战争分成了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孤岛”、沦陷区等不同部分。由于战争形势下各地区环境的不同，各部分电影在思想和艺术面貌上都很不相同，中国电影出现了空前错综复杂的局面。

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电影绝大部分是服务于民族战争的抗日宣传片。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的电影工作者共拍摄了十几部抗日宣传片，但其发展道路是十分曲折的。国民党反动派极力压制这些影片的创作，特别是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更加紧了迫害，使抗战影片的摄制几乎完全陷入了停滞状态。

“孤岛”电影工作者在艰难的条件下，经过艰苦的努力，创作出了少数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影片，如欧阳予倩编剧的《木兰从军》、于伶编剧的《花溅泪》、费穆编导的《孔夫子》等，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艺术家们的战斗精神、民族气节和思想艺术追求。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了租界，上海的电影创作也成了沦陷区电影的一部分。

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控制的电影事业完全是服务于帝国主义欺骗和奴役中国人民侵略目的的。沦陷区电影主要分为以长春和上海为中心的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它们的运行机制和创作面貌都有相当大的不同。总的来说，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无论在哪个地区，无论是战争宣传片还是商业电影，与30年代电影相比，在艺术上都显得粗糙得多。

2、如何认识人民电影事业建立的历史意义？

答：解放区人民电影事业的建立，预示着中国电影中一个新的历史传统的开创，极其深远地影响到新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1938年春陕甘宁边区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1938年夏天，袁牧之、吴印咸等人到延安，于1938年10月开始拍摄人民电影事业的第一部影片，反映根据地人民生活斗争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并成立了解放区的第一个电影制片组织“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即人们通常说的“延安电影团”。

在抗战八年中，电影工作者转战前线和后方，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拍摄了大量纪录革命领袖和人民斗争生活的珍贵历史资料。

抗战胜利后，人民的电影事业开始从延安向全国各地发展，先后成立了延安电影制片厂、西北电影工学队、华北电影队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等组织。拍摄了不少历史资料，还为未来的新中国电影事业培养和积聚了一批干部。

在党建立的电影组织机构中最重要的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东影”是解放区建立的第一个较正规的电影制片厂，新中国的第一批故事片，就是“东影”从解放前夕就开始制作的。“东影”为建立党领导下的正规电影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尝试，在这些工作的成果中，有许多都对解放后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3、“影戏”电影观念主要包括哪几方面的内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40年代进步电影的主流在对待电影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上都继承和发展着中国的“影戏”电影传统。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们都把电影作为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工具。这种明确的社会功利目的决定了中国电影创作的明显的理性主义色彩。这种功利目的也决定了电影创作题材内容上与当时社会政治思潮关注的具体热点之间大都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基于这种功能上的目的，影片创作便追求能让观众直接、明确地接受和理解作者意图的表现方法。叙事成为直接表现作品内含的最重要手段。在大部分影片中，故事的叙述是影片最基本的表意手段，在影片的结构构成中占有了核心的地位。到40年代后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各种叙事方式中，戏剧式的叙事方式是最能有效地吸引和引导观众。因此在战后的绝大多数影片中，各种大同小异的戏剧式叙事方式、结构和技巧被普遍地采用，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风格样式。

在电影语言的层面，中国20～40年代的电影发展中，具体的电影语言运用有着巨大的发展。但其运用的基本原则却一直被继承了下来，即所有电影语言的运用都是围绕着情节叙事展开的，是直接为情节叙事服务的。它丰富和发展了“影戏”叙事的技巧，但是并没有改变电影技巧服从并服务于叙事关系的基本原则，反而更强化了这一原则。

从政治社会的功能出发，以叙事（特别是戏剧性叙事）为核心，使电影视听构成服从和服务于叙事，成为一种叙事技巧，这是中国“影戏”传统的基本原则。到40年代后期的电影中，这些原则得到普遍的运用并达到了娴熟的程度。所以我们说这一时期是“影戏”电影在艺术上成熟，并确立了其主流电影的地位的时期。

4、《一江春水向东流》代表的战后电影的成就和不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艺术成就：影片采取的是典型的戏剧式叙事结构，情节完整曲折，发展脉络、层次都非常清晰。在这种戏剧结构框架中，它又浓缩了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人物关系，把戏剧式电影具有的以线性结构为核心的基本特点，与叙事过程中几条相对独立的情节线索的共同推进溶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有高度艺术概括力的结构方式。影片以张忠良为中心，把他和有关的3个女主人公各自在抗战以来的生活发展的线索交织在一起，体现出一些生活之间的历史联系，这正是影片结构的成功之处。影片没有时空的交叉跳跃，却并未忽视电影时空表现的巨大潜力。影片的人物刻画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尤其是张忠良这一人物，影片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堕落的社会是如何把他已向堕落的过程。《一江春水向东流》能够成为影戏传统成熟的标志，还在于它能把电影艺术技巧的运用与影片的内容表现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如不少视觉细节和蒙太奇结构原则的运用等都相当成功。它集中了当时中国电影艺术的丰富经验，运用富有表现力的银幕视听形象进行电影叙事。

不足：这部影片也反映了“影戏”电影某些带共同性的不足，即有时把注意力过于集中于影片的情节叙事，特别是关注于利用情节的突变煽动观众的情绪起伏，而对电影视听形象的更丰富的表现潜力的挖掘的注意力则显得不够注意，这使某些地方的表达受到影响。

5、战后讽刺喜剧发展有哪些主要成就？

答：战后中国的喜剧电影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政治讽刺喜剧的发展和喜剧题材样式的新开拓。

讽刺喜剧如张骏祥编导的《还乡日记》和《乘龙快婿》都是以带闹剧色彩的讽刺喜剧形式，辛辣地嘲讽了“惨胜”和“劫收”的腐败现象。陈白尘和陈鲤庭合作创作的《幸福狂想曲》以喜剧的形式描写了都市下层社会的普通市民的艰苦生活中的挣扎。根据著名连环画改编的儿童片《三毛流浪记》同样诙谐地再现了流浪儿的不幸命运，讽刺了旧社会的黑暗。在40年代后期喜剧电影的创作中，成就最突出的是《乌鸦与麻雀》，这是一部把讽刺与隐喻成功地结合起来的优秀影片。这部影片在艺术风格的完整统一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影片中的各个创作部门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并且能够做到互相协调，达到统一的艺术效果，尤其是影片的剧作和表演方面的成功更为突出。在电影镜头的语言构成方面，它又能较好地适应喜剧电影的要求，有所创新。

在讽刺喜剧发展的同时，文华公司的一些创作人员如桑弧、佐临、石挥等人创作了一批不同于直接表现社会政治现实的讽刺喜剧的风格喜剧影片。这些影片没有讽刺喜剧那样强烈的政治色彩，而是以喜剧的风格反映当时的日常生活，表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理想，歌颂善良、正直、互助、友爱等美德，同时也讽刺和揭露了一些社会上的恶风恶俗。如《假凤虚凰》、《太太万岁》等。这些影片情节结构巧妙，人物形象比较生动，对话也有风趣，在喜剧艺术方面也作了有益的探索。

喜剧电影的发展开辟了艺术与现实建立特殊联系的新角度，这对中国电影艺术的丰富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6、费穆创作的主要思想和艺术特色是什么？

答：费穆关心的不是社会政治的变动，而是人生哲理的思想内涵。他的作品都是从不同侧面对人的生存价值、人生的目的和意义进行哲理性探索。中国儒学传统中的“礼义”主张、内省哲学以及泛爱主义学说等基本上成为费穆作品的基本主题。在他30年代拍摄的《人生》、《天伦》、《香雪海》等影片中就可看到儒家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费穆常常从伦理的角度探讨人生，提出他对人生的意义价值及其具体实现途径的看法，即追求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费穆对人性探索的中心课题是情与理的关系，即个性人格与道德规范的关系。到了《小城之春》，这种情理关系成了影片表现的中心内容。影片提供的情境是一个互相理解的情境，费穆正是从这种情境中努力寻求情感与道德的统一。这种关于情理关系的理解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民族心理状态。费穆的一个重要的成就正在于通过高超的艺术手段真实可信地表现了这种民族的道德心态的多重含义。

费穆在艺术形式上的追求，也力求寻找符合中华民族的雅文化中的审美意识的表现手段来表现这种民族的社会心理和道德心理。他在创作中把写意与写实、主观与客观以虚实结合的方法统一起来，追求一种意境美的创造。在情节上，他基本摒弃了外在的强烈的戏剧冲突，但又不全靠写实性的细腻描写。他把冲突和情节的进展集中建立在人物的内心活动上，扣住人物间的情感冲突来展示情节。这种主客观的融合所创造的特殊的意境美通过一系列优美的视听语言表现出来。

《小城之春》中的情节结构、场景、人物设置等都被最大程度地加以简约化的处理了，从而得以腾出更大精力来细腻地揭示影片的思想内涵。在外部表现简约化的同时，费穆把主要精力放在表现人上。但他没太看重在人物性格的鲜明特征和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而是着意于人物心灵深处的剖析，特别是表达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当将电影言语运用于这一艺术目的时，费穆还非常注意其表现的含蓄性，由于成功地运用迂回的手法，给观众带来了丰富的艺术想象和审美体验。《小城之春》的影象风格在近代中国电影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它以其舒缓的节奏，富于变化的长镜头和空间表现直接传达出大量叙事难以表达的思想信息，因此使这部影片显得特别耐人寻味。

第四章 “十七年”中国电影（1949年～1966年）

1、“十七年”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

答：十七年中国电影的发展特点是：艰难曲折、大起大落。十七年中，出现过四个蓬勃发展时期：建国初期的第一次发展；1956年前后的第二次发展；1959年的第三次发展以及60年代初期的发展。

1951年3月8日在全国26个大城市同时举行“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标志着建国初期电影创作的第一次大发展。这一时期出了不少优秀影片，如《中华儿女》、《白毛女》、《钢铁战士》、《我这一辈子》等。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电影《武训传》提出严厉的批判，紧接着全国开展对《武训传》的批判及其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使建国初期电影第一次蓬勃发展的局面很快结束。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10月至11月，文化部电影局在北京召开各制片厂厂长会议，重点讨论贯彻“双百”方针，改革电影体制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舍饭寺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各电影厂开始试行以导演为中心，自由组合、自由选题、自负盈亏的“三自一中心”的改革方案。电影创作在逐步前进，到1956年前后产量赶上并超过50年的水平，艺术质量也有新的突破，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呈现一派勃勃生机。1957年的反右斗争及康生的“拔白旗”扼制了第二次电影创作发展的大好局面。

1959年中国电影进入第三次大发展，达到了50年代的最高峰。1959年新片展览月是第三次发展的标志。好影片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林则徐》、《林家铺子》、《风暴》、《青春之歌》等。

从1961年6月到1963年12月间，一个电影创新高潮正在形成。由于召开了新侨、广州两次会议，周总理和陈毅亲自出席讲话，宣传党的文艺政策，电影从1961年6月到1963年12月在稳步地前进，掀起了一场电影艺术创新的热潮。《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农奴》、《独立大队》、《阿诗玛》等正是这个潮流的产物。这一次的创新幅度较大，在学习我国文艺传统的基础上，提高了影片的艺术质量，使之接近或达到当时世界电影的先进水平，一个更高质量的电影创作高潮正在形成，可惜风云多变，半途夭折了。

2、“十七年”中国电影各时期的艺术特点？

答：建国初期第一次发展电影创作的艺术特点：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真实、朴素、充满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影片创作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大胆创造，“提倡从纪录片基础上来发展我们的故事片”，影片结构比较自由，不很戏剧化。

1956年前后中国电影第二次发展的艺术特点：大胆突破。具体是：（1）向生活的各个方面拓展；（2）艺术上大胆突破；（3）风格、样式上也比较丰富多彩。

1959年是50年代中国电影发展的最高峰，其艺术特点是：（1）反映历史真实，将时代精神溶入革命题材之中；（2）创作方法与时代相一致；（3）影片艺术质量普遍提高，新生力量迅速成长。

60年代初期电影创作的艺术特点是强烈地追求创新。当时夏衍提出反对电影中的“四多”（直、露、多、粗），周扬同志要求电影“四好”（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瞿白音的“创新独白”影响深远。

3、“十七年”中国电影的几种主要样式？

答：就风格样式而言，“十七年”的中国电影主要是戏剧式的电影，其中数量最多、成就最大、占主导地位的是革命的正剧如《林则徐》、《风暴》、《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革命的正剧这类影片的基本特点：（1）影片的题材、内容直接表现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不是一般的情节剧的儿女情长或爱情故事。（2）这类影片要正面塑造英雄形象，如林则徐、聂耳、吴琼花、洪常青、林道静等。（3）革命的抒情正剧多吸收和借鉴中国民间叙事艺术的传统，多是以戏剧冲突为基础的戏剧式电影。

除革命的抒情正剧之外，“十七年”的电影艺术家们在其它风格样式方面的追求和探索如：

喜剧样式的发展。1955年到1958年是喜剧电影探索的活跃时期，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是吕班导演拍摄的“讽刺喜剧”，如《新局长到来之前》、《不拘小节的人》、《未完成的喜剧》等。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喜剧样式——歌颂性喜剧。《五朵金花》和《今天我休息》是歌颂性喜剧的成功之作。60年代初，发展较快的是介于讽刺喜剧和歌颂性喜剧之间的——轻喜剧或生活喜剧，像《大李、小李和老李》、《锦上添花》、《女理发师》等。

散文式电影。十七年中国散文式电影代表性作品如《林家铺子》、《早春二月》。史诗式电影。代表性作品是《南征北战》。

惊险样式电影。在正面环境中表现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斗争的如《国庆十点钟》、《秘密图纸》等。反映边防线上斗争的如《冰山上的来客》、《神秘的伴侣》等。正面人物处于反面环境之中的如《英雄虎胆》、《虎穴追踪》、《羊城暗哨》等。

4、“十七年”电影创作有何可借鉴的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答：“十七年”电影创作中值得借鉴的方面：（1）现实感与时代感；（2）注重人物形象塑造；（3）造就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电影艺术家；（4）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民族文艺传统，创造出一批不同风格样式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影片。

“十七年”电影创作中存在的问题：（1）电影直接为政治服务；（2）没有深入挖掘人物内心世界；（3）很少借鉴国外电影的艺术成就；（4）对电影本体的研究基本没有展开。

5、“十七年”培养了哪些电影艺术家（导、表、摄、美等举例说明）？

答：电影剧作家有海默、林杉、于敏、李准、梁信、孙谦、马烽等。

摄影艺术家北影厂有朱今明、钱江、聂晶、高洪涛四位大师；上影厂有吴蔚云、黄绍芬、许琦、周达明、罗从周、陈震祥、沈西林等；长影厂有王启民、王春泉等。

电影美术艺术家有池宁、韩尚义、丁辰、秦咸等。

电影导演艺术家北影厂有成荫、崔嵬、水华、凌子风、谢添、谢铁骊等；上影厂有沈浮、吴永刚、孙瑜、黄佐临、张骏祥、汤晓丹、桑弧，郑君里、谢晋、鲁韧、白沉；八一厂有王苹、严寄洲、李俊；长影有沙蒙、吕班、郭维、王炎、王家乙、林农、苏里、武兆堤等。

第五章 “文革”时期的中国电影（1966年～1976年）

（不作考试要求）

第六章 “新时期”的中国电影（1976年～1989年）

1、“恢复时期”电影创作情况如何？

答：1977年和1978年共生产故事片50多部，大致可分为：

（1）揭批“四人帮”罪行，反映人民群众与“四人帮”斗争的影片。有《十月的风云＿＿＿》（第一部正面反映与“四人帮”斗争的影片）等10多部。

（2）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有《大河奔流》等10多部。（3）惊险样式影片，有《黑三角》、《猎字99号》等7部。

总之，从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三中全会前，全国处在新旧交替、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电影创作也受到政治的制约，处于徘徊状态，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突破。

2、“五代导演”的提法具体含义是什么？

答：一般认为第一代导演是中国电影的拓荒者，像郑正秋、张石川等，活跃于二、三十年代无声片时期；代与代之间往往是师承关系，第二代导演像蔡楚生、孙瑜、吴永刚、费穆、沈浮等，活跃于三、四十年代有声片时期；第三代导演像郑君里、谢晋、水华、成荫、崔嵬、凌子风等，他们最辉煌的时期是五、六十年代；第四代导演大多毕业于文前的北京电影学院，像谢飞、郑洞天、张暖忻、黄蜀芹等，他们长期给老导演们当助手，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有了独立拍片的机会；第五代大多在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像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张艺谋等，他们很快有了独立拍片的机会，展示了自己的才会。

3、第一次创新浪潮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答：1979年电影界的活跃，表现在一方面从理论上展开了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电影本性的讨论，出现了张暖忻、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这样有代表性的论文；另一方面，不少中青年电影工作者在创作实践中大胆创新，给中国影坛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形态、新面貌。

1979年拍摄的影片题材、体裁、风格、样式方面力求多样化，不少影片冲破“三突出”原则的束缚，恢复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在电影表现形式方面也力求突破旧的一套，学习和借鉴新的表现手法，出现了不少大胆创新的影片。1979年电影以新的艺术风貌出现的，当以《小花》、《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3部最为突出。

1980年共生产故事片82部，出现了《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今夜星光灿烂》等优秀影片。

从美学的角度看，1979年和1989年同属于新时期的第一个创新浪潮。这一时期在电影形态上的特点、电影美学上的追求，共同表现为首先从电影的外在形式上、电影的表现技巧上开始创新。按照谢飞导演的说法，电影观念的3个层次是：艺术思想、艺术内容、艺术技巧。一般创新首先是从艺术思想、艺术内容开始，然后艺术形式才跟上去。1979、1980年封闭多年的文艺界突然思想解放，接触到大量的外国文艺、外国电影，最容易借鉴的就是电影的外在形式、表现技巧，于是，时空交错的剧作结构，以人物心理活动为线索来结构全片，幻觉、梦境、黑白片交替、升格、降格、定格、无技巧剪辑、多画面„„充斥银幕。这一时期，内容与形式结合较好的影片有《小花》、《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等。同时，我国银幕上也出现了大批从形式上、技巧上模仿外国电影的影片，还有一些格调不高、趣味庸俗的影片等。

4、谢晋导演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答：谢晋艺术生命力旺盛，优秀影片一部接一部的涌现而且不断在国内外获奖。他的影片多取材于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社会内容，开掘深入；善于刻画人物，特别创造了一系列的妇女形象；善于表现人情人性，以情动人；熟悉观众的欣赏趣味，他拍的影片为国内外广大观众所喜爱。他继承了我国主流电影的传统并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

例如《天云山传奇》：（1）主题开掘深刻。《天云山传奇》第一次艺术地完整地在电影中反思从反右运动以来，我党工作中左的错误思想所带来的后果，造成一代人的历史悲剧。（2）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罗群、冯晴岚、宋薇、周瑜贞、吴遥，等等。（3）从文学到电影。结构：以人物的心理线索来结构影片，尤其以宋薇的内心独白来贯穿。电影表现手段的运用：导演在分镜头剧本中，加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增加了不少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闪回和幻觉，这大量地表现在宋薇的身上。充分发挥了电影多种表现手段的作用：灯光参与创作；主观镜头的运用；重视画面后景的作用；注意通过人物日常生活动作，表达人物特定的思想感情。

中年导演的创作特点是什么？

答：中年导演在1981年、1982年的重点是突破戏剧式构架，追求散文式的电影，特别注意追求意境，营造气氛，在追求纪实风格方面有其特殊的贡献。中年导演的不足：作品中容易表现出一种对过去美好生活的怀念，对个人苦难的慨叹。由于思想上、艺术上受传统的影响较深，作品往往显示出较深厚的艺术功底，成为承上启下的一代。

1984年后，中年导演认真研究青年导演们的新作，借鉴外国电影的先进经验，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与教训，以新的面貌重新在中国影坛亮相，代表性导演如颜学恕。代表作品如：颜学恕的《野山》、张暖忻的《青春祭》、丁荫楠的《孙中山》、吴天明的《老井》、黄蜀芹的《人·鬼·情》。

青年导演的创作特点是什么？

答：（1）现代意识和冷峻的眼光；（2）艺术上的标新立异；（3）强烈的主体意识；（4）从传统文艺中吸取营养。

5、“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

答：新时期中国电影，从美学追求的角度，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第一次创新浪潮，从1979年到1980年，这个阶段的重点是从电影形式上、技巧上进行创新；（2）纪实美学的追求，从1981年到1983年，其中包括老导演和中年导演的探索，特别是中年导演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贡献；（3）影象美学的崛起，从1983年到1986年，主要是第五代导演的异军突起，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震动；（4）多元化的探索，从1987年到1989年，这个时期，再没有一种美学能够领导电影新潮流，影坛呈现多元探索的局面。

第三篇：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群体研究

第四代电影导演艺术生命的起点与新时期的黎明同步来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迪了第四代的艺术灵感，又为第四代提供了前辈们所向往的可供驰骋的广阔银幕空间。中国电影的兴衰与政治风云的变幻从来就紧密联系，尤其在20世纪的后半叶。包括电影在内的中国文化，往往是政治的直接延续，电影打上的政治烙印更格外鲜明。此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的一种基本特性。

第四代导演踏上影坛时，许多第三代乃至第二代导演仍担纲中国影坛。这些越过了历史大灾难的前辈，大多被剥夺创作权达十多年之久。中断的银色之梦渴望延续，满腔愤懑和长久的积郁要在银幕上倾诉。他们重新焕发的艺术青春，为新时期银幕投射下燃烧的晚霞。《曙光》(沈浮)、《南昌起义》(汤晓丹)、《西安事变》(成荫)、《伤逝》(水华)、《骆驼祥子》(凌子风)、《黄山来的姑娘》(于彦夫)、《归心似箭》(李俊)、《从奴隶到将军》(王炎)、《红楼梦》(谢铁骊)„„谢晋的《天云山传奇》等一批作品，纸贵洛阳。

新时期迎来了中国电影艺术的春天。对第四代来说，第一次执掌导演话筒号令三军之际，已是人到中年。第四代导演中的主体，在电影学院、戏剧学院毕业后，尚未独当一面，青春岁月就蹉跎在“文化大革命”的**之中。

新时期百废待兴，第四代初显身手，崭露头角之际，第五代导演不期而至。这批1982年刚刚告别校园的群体，1983年、1984年提前推出了他们的处女作。第五代一出手，石破天惊。《一个和八个》《黄土地》以较第四代更新锐的历史视角、更绚丽的电影形态，令国际国内影坛刮目相看。

回顾近二十年来这个领域的状态，大体上呈现为两头热的格局。一头关注的是第一、二、三代的老一辈艺术家，从郑正秋、夏衍、蔡楚生、费穆到仍在影坛驰骋的谢晋等，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对历史缺失的补课。但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待拓展。另一头则关注第五代。张艺谋、陈凯歌等代表人物自出道以来，每有新作问世，尤其新作在重大国际电影节获奖，评论界便给予极大关注，有关的研究专著已出版多部。相对而言，对第四代导演的研究较沉寂。两峰之间，留下一片谷地。然而第四代导演的艺术生涯正处在中国电影史的一个重大历史转型期，在这个历史转型中，这一代人作出过不应忽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一

新时期伊始，中国电影的“拨乱反正”，面对两大历史性的任务。一是人的觉醒，让人从匍匐在神坛前站立起来，让异化的人性复归。二是电影意识的觉醒，让电影扬弃工具论的桎梏，让电影回归电影。在人的解放和电影的解放奔腾澎湃的历史潮流中，第四代导演挺立历史潮头。反思“文革”，是那个年代的最强音。刚刚经历过的人生体验首先进入第四代的艺术视野。《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枫》、《巴山夜雨》、《春雨潇潇》等联袂而至。或以庄严的笔触描述黎明前夜战斗之惨烈，或以悲愤心境纪实年轻生命成为政治歧途之祭品；或以辛辣嘲讽揭示历史的荒诞性，或以诗情画意点染生活的血泪斑斑。它们的共同主题，呼唤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价值；呼唤被神道主义亵渎的、扼杀的人道主义复归。这些作品容或对历史的把握尚停留在较浅层次，新的电影形态、新的电影语言尚显生硬；可在当年，却令人耳目一新。这批作品较彻底地扬弃了长期统治影坛的八股模式，标新立异，不拘一格。多年久违了的艺术个性、艺术风格这些对艺术不可或缺的美学素质，在第四代的处女作中已初显端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如意》、《小街》、《青春祭》、《小巷名流》在对社会生活艺术概括的力度和对人性把握的丰富性上，有新的开拓。这开拓的走向，从政治反思向文化反思延伸。《良家妇女》、《湘女潇潇》、《乡音》等，均属其中出类拔萃之作。

在摆脱古代和现代沉重传统重负之际，第四代也致力于将审美理想锤炼在新人的形象之中：《沙鸥》(张暖忻)和《红衣少女》(陆小雅)便是代表作。作为国家女排队队员，沙鸥富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但个人有权利自由发展个性，追求个人理想，而不应是被动的“驯服工具”。《红衣少女》中的花季少女安然，纯真坦诚，追求一种弃绝虚伪与谎言的理想人生。她力求排除各种外在观念的束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我就是我”。这些萌芽状态的新人形象，尽管显得稚拙，尚欠丰满；但都在矢志追寻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第四代导演群体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近代史和现代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20世纪中国几代仁人志士基本的精神素质。他们呼唤人的觉醒，乃我们时代中国文化的总主题，他们自觉地承担历史赋予的时代使命，满腔热情地进行文化的再启蒙。不少第四代导演，终身不渝地在这条道路上艰难跋涉。第三代某些导演对历史性灾难的体验更真切、更充实，他们的某些作品，对历史曲折中人生沉浮苦难历程的呈现，更具感染力。第五代的某些作品，在历史文化反思上，艺术概括的深邃和胆识上，更富创新意识。他们共同担当着中国电影界的共同课题。第四代的贡献是卓越和无可替代的。

《小花》(黄建中)表现一个中国电影中常见的题材，一场革命战斗。在立意上，一反以往战争片纪录一次辉煌战役或表现某一战略思想，而着力于战争中人的命运和人的情感波澜。为此而调动外国电影中所能用得上的各种新的表现手段和艺术技巧，兼容并收。这部影片在电影形式上的大胆探索，当年产生过爆炸性的效应。

《苦恼人的笑》(杨延晋)几乎同样使用过《小花》的全部的新技巧、新手法。它的特色在于运用新的电影语言深入到人的潜意识领域，表现人在异己力量支配下惊恐、苦涩、尴尬、愤懑、无奈中的感觉、臆想、幻觉„„大量使用时空交错、声画分立、声画对位、变焦矩镜头、扭曲镜头，直接表现人的深层心理，影片采用讽刺喜剧样式营造一种烘托主题的荒诞感。50年代之后，讽刺喜剧弃绝中国影坛，《苦恼人的笑》不仅让讽刺喜剧回归，而且注入更为狂放的闹剧和荒诞剧的因素，为后来的《小巷名流》等佳作开辟了道路。

在初敞国门文化引进中，这些影片大量运用的新手法、新技巧，诚然存在消化不良、饥不择食的问题。这是中国电影历史性突围难以跳越过的阶段。值得庆幸的是，第四代(包括第三代和第五代)迅速地走过了这个学步过程，很快地融会贯通，并显示出自己的艺术独创性。百花初放的季节，也是百家始鸣的年代。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富于实践理性，而弱于抽象思辨。中国传统的诗论、文论、画论总是与创作实践紧密结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既是中国电影创作的黄金时代，更是中国电影理论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时代。在这个短暂年代，中国影坛先后展开过电影与戏剧离婚、电影的文学性、电影语言现代化、电影观念、电影创新、电影民族化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学术性论争。这些讨论有别于以往的鲜明特点，不再环绕着政治轴心旋转，而关注电影本体。这是电影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许多第四代导演既用摄影机来表达美学追求，也用笔和舌来挑起理论战斗、参与理论战斗；如郑洞天、谢飞、黄健中等，均属电影论坛上的活跃人物。作为第四代美学旗帜的，当推张暖忻、李陀在1979年发表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这篇文章倾诉这一代人渴望电影回归本体的心声，要求“形成一种局面，一种风气，就是理直气壮地、大张旗鼓地大讲电影的艺术性，大讲电影的表现技巧，大讲电影美学，大讲电影语言。”(注：《电影艺术》1979年第3期。)在结构形式、镜头运用、造型手段和表现方法上学习西方电影的成果。文章还提出了一个对80年代中国电影创作和电影理论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理论观点，推崇在国际上已经退潮的巴赞纪实美学。认为巴赞的电影本体论“是人类对电影认识的重大成果和不可逾越的阶段”。诚然，如后来的评论者所言，中国开始引进巴赞纪实美学，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纠正“误读”，当然必要；然而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误读”与否，并非关键。“误读”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并非个别现象，尤其在中国与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体系开始碰撞和融汇之际。“误读”往往出现在本土文化正处在变革的躁动之中，需要汲取外来文化资源以为奥援，并根据自己的内在需求进行读解。巴赞纪实美学开始进入中国，即属这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纪实美学在80年代，对中国电影完成了一次重大的电影本体的补课。有力地扫荡了“文革”虚假矫饰的遗毒，回归电影本源的逼似性；改变中国电影重叙事而轻造型的偏颇，出现了一次空前的造型意识的自觉；突破了单一的蒙太奇理论的垄断格局，促进电影多元化的发展趋向。80年代初，《沙鸥》(张暖忻)、《邻居》(郑洞天)等追求纪实美学的作品令影坛刮目相看。这种纪实风格很快地渗透到其他第四代及第三代的作品之中，风靡一时；中国电影在艺术形态上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第五代横空出世震撼国际影坛的意象造型，也是在造型意识觉醒中，中国电影造型的一次升华。或者说第五代是站在第四代肩膀上完成的一次飞跃。回顾“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电影的状态，无论就社会思想、艺术内容、还是在表现形式上，中国电影与国际电影拉开不止一个档次。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或十七年电影相较，也是全面的大溃退。这种差距如果转换为时间，落后不下数十年。经过短短几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电影已无需自惭形秽，一些电影精品受到中国观众广泛欢迎，也令国际影坛瞩目。在中国电影史上，出现一次全面的质的飞跃。中国电影的历史性转折，凝聚着几代电影人的心血，第四代的贡献尤为显著。

二

追求个人风格的第四代导演，在广阔的题材、样式领域驰骋，其中三种类型片——诗电影、中国西部电影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最值得关注。关于诗电影。

从世界电影发展看，20世纪的20年代乃诗电影浪潮勃兴的年代。无论法国的先锋派或苏联的蒙太奇学派，均力图摆脱简单的物质现实的复制性，致力于形而上的开拓，向人的精神世界进军。

第四篇：中国电影史资料（范文模版）

传播文明的影戏(1905—1931)寻梦《定军山》

1896年8月2日，电影这个“新奇玩意”出现还不到8个月，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大张旗鼓地放映了最初的影像。虽然这次放映未必是中国电影放映的第一次，但至少在迄今为止发现的史料中，这是最早的记录。

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一天随着放映机的转动，投射在银幕上的影像都是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报章所登载的影戏广告，却告诉我们一百年前的中国人看到的是怎样的影像：1902年，上海著名的娱乐场所张园上映新片的广告，开列的影片目录中有：“花旗、法国大赛珍会”(即英法世界博览会)，“美国大战哑非利加”(即美西战争)，“中国拳匪大战大沽口”(即中国的义和团事件)。这些刚刚发生不久的世界大事，已经进入中国人的视线。当时的人们就“赞叹那做电影的人，搜索枯肠，想入非非，真是世界上无声的大教育家”。然而，这“无声的大教育家”在很多年里，始终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中国人所能看到的只是外国人摄影机里的中国。

正如洋火、洋油等许多舶来品一样，中国人最初把电影这一舶来品称作“西洋影戏”。就像许多西方文明总是首先在上海登陆，但真正拿起电影摄影机的中国人却是守着皇城根的北京人。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购买了一套法国制木壳手摇摄影机，并说服适逢60大寿的菊坛泰斗谭鑫培站在摄影机前，开演了京剧《定军山》“请缨”、“舞刀”和“交锋”等三个片段。开拍前，任庆泰对刘仲伦等年青技师说，“别让洋东西唬住，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活动照相吗?”

当《定军山》在任庆泰自己的产业——大观楼影戏院放映时，京城的戏迷奔走相告，京城的第一批专业影迷就此产生。“西洋影戏”与国人最主要的娱乐项目——听戏，恰到好处地融合了。中国人的夜生活由此悄然转变，电影院每天早晚各放一场，每张票一至二角，男女分座几乎是所有电影院的规矩。在天津，权仙影戏院为便于晚场的观众回家，还“特向电车公司定下电车数辆，每夜散戏，候于园左，以送抵城之客”，看电影已成为生活的时尚。

遗憾的是，关于《定军山》的记录，我们只见于文字。中国电影资料馆现存中外影片27200多部，1922年上海明星公司出品的三本短片《劳工之爱情》，是馆藏影片中年份最久的故事片。就是在这一年，郑正秋、周剑云、张石川等同道中人组成明星影片公司，同时，在拍摄现场开始使用由陆洁翻译的一个名词“导演”。

传播文明的影戏(1905—1931)第一个繁盛时期

1913年元旦，临近外滩的香港路一方空地上，一群文明戏演员出演了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影片。这是郑正秋根据家乡广东潮州婚姻旧俗而构思的故事短片，批判了在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虽然政府已明令小学男女同校，但在摄影机前表演的演员还是清一色的男性，片中的女角也由男性演员担任(同年，香港华美影片公司拍摄了《庄子试妻》，严珊珊扮演丫环，成为中国第一个女演员)。简陋的布景借用于文明戏班，挂衣钩、自鸣钟和新式桌椅等各式道具甚至是用笔画或用竹纸扎出来的。而摄影机后的“主创人员”——25岁的郑正秋和24岁的张石川，此时并不知道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影片的编剧和导演，甚至对摄影机机位的变换也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却明确地知道“创造生气勃勃的空气，来改造中国死气沉沉的现象……是文学家艺术家的责任。”因为外国人用影戏表现的中国人，“。不是污蔑的，就是隔膜的”。从美国学习戏剧归来的洪深教授，在为中国影片制造有限公司起草的《征求剧本启示》中称“影戏为传播文明之利器”，“能使教育普及，提高国民程度”。这一切都说明，这时的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教化作用已经有着十分明确的认知。

1923年，一辆客车在京汉铁路上缓慢前行，车厢内，张石川独自陷入电影梦的冥想。他此次汉口之行是为了《难夫难妻》的发行，却在旅途的寂寞中构想出一部对中国电影影响极大的影片——《孤儿救祖记》。在这部默片里，导演郑正秋“教化社会”的宗旨以及电影与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艺术主张得到很好的伸张，影片在各地公映时获得了超越好莱坞影片的票房业绩，上海影院首轮放映时票价高达一元，而当时的京剧名角梅兰芳的演出也不过如此。

《孤儿救祖记》票房的成功，吸引了民族企业家，他们纷纷投资开办电影公司。1922—1926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开办的电影公司有175家，仅上海一地就有140家。众多电影公司的出现，造就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繁盛时期”，从此扭转了以往将电影视为游戏业的观念，电影人普遍认为电影“将要成为一股普及全世界的”文化企业。

《孤儿救祖记》的另一项收获，就是影片的主演王汉伦，她扮演的沉默寡言、身世凄苦的年轻寡妇形象，在感动观众之余深深地印在观众的脑海。她成为女性职业电影演员第一人。此后一百年间，电影明星成为一个特殊的名号，引领着社会的审美取向。而与她共同演出的郑小秋(郑正秋之子)，也广泛收纳了观众的怜爱，成为驰骋20、30年代的灿烂童星。

1925年3月12日晨，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心脏停止跳动，追随他多年的黎民伟用镜头记录下了伟人逝世的旷世悲痛。此前，曾经在《庄子试妻》中饰演庄子之妻的黎民伟与摄影师罗永祥一起扛着笨重的器材奔赴前线，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并以《孙中山先生北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纪录片昭示民众。孙中山为他题写的“天下为公”，后被镌刻在南京中山陵，成为中国电影人永远的骄傲。

1927年，发生了“四·一二政变”。时局骤变，刚刚起步的中国电影业也陷入危机。市面上充斥着西方影片，有些甚至含有侮辱中国人的内容。1930年，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上映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当时在戏剧电影界具有很高威望的洪深教授愤然而起，高声抗议，要求把胶片烧掉，不许再放。巡捕来了，殴打了洪深，硬把他从电影院拉到巡捕房。但观众觉得他讲的对，都跟洪深一起到巡捕房表示抗议。洪深教授的壮举，震惊了上海滩乃至全中国。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洪深被释放了，主演此片的美国明星罗克公开道歉，大光明电影院也被罚款四千元。

但是，中国的电影市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依然由英美电影主宰。为了打破西片的垄断局面，20年代末的中国电影人在寻找着突围的方向。1928年5月，明星公司摄制的《火烧红莲寺》公映，光怪陆离的电影特技、离奇荒诞的故事情节，迎合了小市民的审美情趣，一时间，观众趋之若鹜，轰动远近。实力雄厚的明星公司一连拍了18集，“一把火”烧透了中国影坛，带动了大小电影公司蜂拥而上，形成追拍“火烧片”、“武侠片”、“封建伦理道德片”和“色情片”的狂潮。据统计：1928—1931年间，上海约50家电影公司共拍摄了近400部影片，其中武侠神怪片就占了250部。武侠神怪片的泛滥，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生活在苦闷和彷徨中的小市民阶层的心理状态，他们借身怀绝技锄暴安良的“侠客”，来排遣心中的苦闷和不满。#p#分页标题#e#

1931年，明星公司拍摄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公映，中国电影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然而脚下的路却十分迷茫。何去何从?中国电影正处在十字路口上……

民主意识与民族电影(1932—1949)新兴电影运动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爆发了淞沪战争。炮火直接摧毁了设在上海虹口、闸北、江湾地区的各影片公司和摄影场。而电影观众对于依然沉醉于“鸳鸯蝴蝶”中的电影人也发出了“猛醒救国”的劝告。当时的《影戏生活》杂志收到600多封读者来信，要求电影公司摄制抗日影片。大敌当前，反映战事唤醒民众，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人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

大敌当前，电影人纷纷开动手中的摄影机，反映战事，激励民众。一些电影公司的经营者也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深受欢迎的左翼作家，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之一周剑云通过安徽同乡阿英，约见了夏衍、郑伯奇，邀请他们加入明星公司。自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进入电影公司，或顾问，或策划，或编剧，或批评，卓有成效地将阶级对立与民族意识以及启蒙与救亡的时代命题带上银幕，影坛风气为之一变!

1933年，洪深对电影界的业绩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们知道在这中国电影年的11个月之内，在数量上只生产了66部影片”，“但是在素质上，中国电影已经很明显地从颓废的、色情的、浪漫的，乃至一切反进化的羁绊中挣脱出来，而勇敢地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洪深所说的这条道路，正是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同步的全新道路。

在这一年里，明星、联华、天一及各家电影公司先后开映了《三个摩登女性》、《狂流》、《天明》、《城市之夜》、《都会的早晨》、《母性之光》、《飞絮》、《春蚕》、《铁板红泪录》等多部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影片，给电影观众带来新的生活体验和情感冲击力。

1934年上海的夏天，郑正秋导演的影片《姊妹花》在大光明影院首映后，创下了连演63天的记录。主演胡蝶风头出尽，一时间“胡蝶霜”、“蝶来饭店”等以胡蝶为名号的商品行销于市，引领着社会衣食住行的风尚。而拍摄了大量新兴电影的联华影业公司更是蒸蒸日上，许多影迷不仅是联华影片的忠实观众，更是联华股票的持有者。联华“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理念深入人心。

但是，另一种声音也甚嚣尘上。1933年11月12日上午，一群身着蓝衣的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艺华公司摄影场，砸毁电影器材，并以“铲共同志会”的名义发出警告，不准放映田汉、夏衍、金焰等人的影片，也不许刊行鲁迅、茅盾、阿英等人的作品，制造了震惊上海的“捣毁艺华事件”。

恐吓、谩骂和法西斯暴力，并不能阻挡新兴电影运动的脚步，左翼电影人继续“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里潜行”，一部部批判现实主义影片《渔光曲》、《大路》、《新女性》、《神女》、《桃李劫》、《十字街头》顽强地诞生了。

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清晨，年仅25岁的阮玲玉服毒自杀。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万人空巷的送葬场面，使阮玲玉之死久久留存在中国影迷的心中。历史似乎在有意无意间选择了1935这个特殊的年份，在赋予中国电影傲人荣誉的同时，也让它承载着巨大的失落。这一年，郑正秋走了，年轻的天才作曲家聂耳也走了……随着一曲曲挽歌终了，默片的光辉逐渐淡出，有声电影成为中国银幕的主流。

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影片《狼山喋血记》属于查禁之列，中国人对之讳莫如深，因为它的主演之一是中国政坛红极一时的人物江青。但是，这并不能动摇这部国防电影在历史上的地位。一部《狼山喋血记》，饱含着抗日激情，虽然从头至尾没有一处提到抗日，但以黄狼隐喻日本侵略者，以白狼隐喻西方列强，在抗日字样不能公开的时局之下，电影人巧妙地借寓言论时世，在银幕上宣扬抗日主张。而在另一部由袁牧之编导的影片《马路天使》里，由“金嗓子”周璇演唱的《四季歌》，唱出了东北人民家乡沦陷流落他乡的痛苦和哀思，表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愿望，震撼着几代中国人的心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响的时候，中国电影人心中升腾起一份特别的骄傲。因为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正是电通影片公司1935年拍摄的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

民主意识与民族电影(1932—1949)在抗日的烽火中

“七七事变”，宣告了抗战的全面爆发。日寇将战火再次烧到了上海，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亲自部署，上海戏剧界、电影界组成了十多个救亡演剧队撤离上海，分散到内地继续抗日的宣传。

1937年底，南京失守，国民政府向西南内地迁移，武汉成为战时的临时中心。在这里，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阳翰笙任主任秘书，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抗战特辑》等一批抗战纪录片和卡通宣传片迅速完成，成为文化抗战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阳翰笙根据上海沦陷后，中国军队八百士兵坚守四行仓库的真实事件，写成了反映全民抗战的电影《八百壮士》。影片在法国和瑞士举行的反侵略大会上放映，赢得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中国的抗战引起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关注，1938年1月，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同两位助手，带着一架特勃里大摄影机、两架手提埃姆摄影机和两万米胶片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名为《四万万人民》纪录片。193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摄影师吴印咸乘坐周恩来的轿车，来到汉口中山公园大门西侧的僻静处。他此行的目的是前来接受伊文思赠送的一台埃姆手提摄影机和两千尺胶片。凭着这台摄影机和为数不多的胶片，延安电影团的袁牧之和吴印咸等人在延安拍摄了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最初的片段，适时地把一个真实的延安、真实的八路军介绍给了中国和世界。

与此同时，在大后方的进步电影人，在香港的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以及在上海“孤岛”的阿英、于伶等人，相继拍摄了《中华儿女》、《长空万里》、《好丈夫》、《塞上风云》、《白云故乡》、《孤岛天堂》、《前程万里》、《木兰从军》、《葛嫩娘》等电影，坚持着电影的抗战。

民主意识与民族电影(1932—1949)迎接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可是，中国人民盼望的“和平、民主”的社会并没有出现。物资短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朝不保夕。在电影界，国民党接收了上海、南京、北平、广州的所有电影机构和产业，垄断电影发行、放映和胶片器材。同时，根据《中美商约》，美国影片重新占领中国市场。从日本投降到上海解放的四年里，放映美国长短片1896部之多。1946年，在首轮上映的383部影片中，国产影片只有13部。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电影人用摄影机书写着自己的答案。战后复原返乡的人潮还未平息，一部部反映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的鸿篇巨制就开拍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等影片，将民族解放的历史洪流与中国大众的道德图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观众的心灵慰藉和民族的影像史诗。

解放战争的号角，让上海的电影人在白色恐怖中看到曙光，他们用电影表达着百姓的心声，影片常借人物之口说出类似“黑暗就要过去了，天就要亮了”这样的双关语，观众对此心领神会。昆仑影业公司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陆续推出了《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进步电影。同时，为了占住拍摄经费和摄影设备，阻止国民党政府戡乱电影的制作，孙瑜开始了影片《武训传》的拍摄工作。在香港，进步电影人也拍摄了《珠江泪》、《鸡鸣早看天》等影片。

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中国电影人在唤醒大众的同时，还创造了无愧于世界影坛的电影经典。文华影片公司的导演费穆，制作了一部为后人所称道的影片《小城之春》。这位学贯中西、才华卓著的学者型导演，在他的影片中始终浸润着传统文化意境与古典美学精神，追求着独具意趣的中华民族电影风范。

正当国统区电影人为迎接曙光奋力拍片的时候，从苏联归国的袁牧之和从延安来的吴印咸、田方、陈波儿、钱筱章等人来到长春，与当地地下党一起领导了第一批人民电影的生产。满映，曾经是日寇在东北建立的亚洲最大的电影制作基地，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后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短故事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译制片和第一部故事片纷纷告捷，东影成为新中国人民电影的摇篮。

与此同时，东影派遣了新闻摄影队跟随解放大军浴血奋战，记录下一幕幕胜利的凯歌。苏联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也派遣摄影队跟随解放的脚步，记录下可歌可泣的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五彩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在中国城乡受到广泛的欢迎。

上海解放了，在最短的时间里，国民党在上海的电影机构被接管，成立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并且联合长江、昆仑、文华、国泰等十多家民营电影公司，在新的天地里迈开新的脚步。

1949年7月2日，一个个衣着朴素的身影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中华全国文艺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大军终于会师了!

中国电影曲折执著的前行(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要求电影工作者努力创作“工农兵电影”，决定通过电影这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艺术，为创立崭新的国家形象服务。就这样，“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一直喊了20多年，也真切地实行20多年。

1949年4月，国家电影局在北平宣告成立，任命袁牧之为首任局长。同月，东影拍摄的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亦告摄竣。这两件大事共同构筑起了一块时代电影和电影时代的醒目标志。

一部创作于延安时期的歌剧《白毛女》，迅速被提上了拍摄日程。新中国刚刚建立，更加广泛的土地改革运动要在全国范围展开，而这个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为思想主题的戏剧，为土地改革起到了激励民心的作用。当喜儿的扮演者田华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时，这里已经聚集了615名由东影厂、华北电影队和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厂等三方面人员组成的电影专业人员。人力、物力的汇集，使这里成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

1951年3月，在全国20个城市举办了国产新片展览月，放映了《桥》、《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等26部新片，观映踊跃，盛况空前。周恩来总理题词：“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而《中华女儿》、《赵一曼》更是走出国门，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得奖。与此同时，民营电影公司也创作了《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武训传》、《我这一辈子》等一批优秀的电影作品。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脱下军装不久的新闻电影摄影师们，再次换上了军服。他们既是宣传员，又是战斗员。电影工作者多次赴朝慰问子弟兵，并以最大的激情在以后几年间，创作出《上甘岭》、《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等等银幕经典。

当新闻电影摄影师们还在朝鲜战场拍摄的时候，一批反映民族解放的影片开始出现在银幕上。《南征北战》以史诗性的画面语言，表现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成为后来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楷模。此后，《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铁道游击队》等一部又一部革命战争影片的出现，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对革命英雄的崇敬。

新社会的新生活，带给电影人新的创作激情。每一个从旧社会走出来的电影人在感受新生活气息的同时，都在寻求着投身革命和建设的创作表现。1954年，影片《南岛风云》在海南岛开拍。在旧社会擅长扮演“交际花”、“阔太太”的上官云珠，实现了凤凰涅槃式的演变，终于找到了扮演“工农兵”人物形象的感觉。在她的前后，张瑞芳、孙道临、冯喆、蓝马、刘琼、赵丹、白杨等诸多明星，也在经历着转型中的艰难和体会着“新生”后的欣喜。

1956年，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由桑弧导演的故事片《祝福》公映了。《祝福》不仅开创了新中国电影改编名著之风，引发了《家》、《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许多优秀电影的拍摄，同时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此前，桑弧完成了一部在中国外交史上常被提及的著名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1954年4月的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在招待电影大师卓别林时，用西方人能明白的比喻告诉他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新中国刚刚成立，东影就在简陋的录音棚里开始了对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电影的译制。1954年下半年，中国公开放映了一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1956年，又先后举办了“日本电影周”、“法国电影周”、“苏联电影周”、“埃及电影周”及“南斯拉夫电影周”。文化的交流增进了各国人们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为中国电影增加了一个特殊的片种——译制片，一批以声音塑造人物形象的电影人受到了观众的追捧。

1957年4月11日，文化部在北京工人俱乐部隆重举办了一次颁奖大会，奖励1949—1955年摄制的包括香港电影在内的69部优秀影片和481位电影工作者，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对电影的评奖。

沸腾的时代，迎来了1959年，全国上下都在以各种方式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电影工作者的创作激情再次被激发。1959年9月，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直接参与下，文化部从当年完成的82部故事片中选出35部参加国庆十周年的新片展览月，继而最终确定了国庆十周年18部献礼片，其中《林家铺子》、《青春之歌》、《五朵金花》、《万水千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林则徐》等影片，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时代精神与民族风采、现实内涵与艺术审美的结合，从而标志着新中国电影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中国电影风雨中的收获

1960年秋，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摄制组来到东北山沟元茂屯，拍摄影片《暴风骤雨》。正值困难时期，缺少足够的粮食，但拍摄工作在忍饥挨饿中进行着。时隔四十多年，导演谢铁骊依然记得当年小酒馆里唯一的下酒菜“伊拉克蜜枣”，还有每天一成不变的副食“黄豆炒咸菜”。这时的中国电影人不仅要承受粮食短缺造成的饥荒，还遭受着胶片进口急剧减少、电影生产物资匮乏的困难处境。然而，物质的匮乏并不能阻止精神的彰显，“一寸胶片一斤粮”成为电影人的口号，大家自觉地节约胶片和相关生产资料。

随着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施行，电影界也开始全面的调整。1961年6、7月间，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强调尊重艺术规律，坚持“双百”方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1962年初，“22大”电影明星的评选和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群众性评奖，使电影与观众更加贴近了。

人民需要艺术，农村需要电影。在一切为人民的思想指导下，电影发行放映网络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放映单位从1949年的400多个发展到1965年的20363个，其中农村放映队9835个，电影观众人次从1949年的4700万发展到1965年的46亿3千万。尤其是轻便的16毫米放映机，让偏远乡村的农民得以足不出户就看到电影，成为中国电影业的传奇。

与此同时，还建立起了规模较大、设备先进的洗印厂、胶片厂。电影工业也具备相当规模，可以生产洗印、录音、摄影、放映等设备。在电影创作、理论研究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方面，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1962年6月，艺术之都巴黎掀起了中国热，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在第4届法国安纳西国际美术电影节获得大奖。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色逐渐显露，富有民族特色的美术片在国际影坛一展风采，更增添了中国电影人的信心。

1963年前后，《甲午风云》、《李双双》、《农奴》、《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独立大队》、《舞台姐妹》等一大批优秀影片的出现，形成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二个创作高潮。但是，不久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大批优秀影片被迫停止上映。一时间，中国电影界万马齐喑，新片的摄制也被迫停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观众只能看到《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三部影片，出现了“八亿人民八个戏”的畸形的文化现象。

经历“文革”的人应该对这段话并不陌生：“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中国人的电影享受仅此而已。“文革”的混乱，也不可避免地波及香港，曾经拍摄出众多优秀影片，为华人电影在东南亚和世界影坛争得一席之位的“长、凤、新”电影公司，也少有佳作问世。

严格地说，十年“文革”也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空镜头”，《创业》和《海霞》“事件”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所体现的是广大电影工作者对“四人帮”文化专制的奋力抗争。当这两部影片的主创人员为影片向国家最高领导人申述的时候，艺术与政治之间的界线已经彻底消逝。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人们为敬爱的周总理送行的悲壮场面。但是，在“四人帮”的强压之下，影片不能公开放映。“四人帮”倒台之后，这部名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的纪录片在全国放映时，中华大地一片哀恸。

1977年新春的第1天，文化部电影局批准重新放映过去拍摄的国产故事片，解放前后“两个十七年”间拍摄的经典之作，逐渐从禁锢了十余年的牢笼里挣脱出来，重见天日。“复映片”的诞生和出台，让中国观众重新回归了对中国电影的认知和热爱。

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即将来临。

新时期新电影新产业(1979—2005)的反思与突破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拨乱反正的旗帜在中国社会张扬，电影事业也获得二次解放。20多年来，中国电影人努力奋斗，创作出一部部艺术精品，震动了中国，震撼了世界!

改革开放，解放思想，1979年春天的风，吹拂着艺术家们的脸，大家为走过了严冬而庆幸，也为新春的来临而歌唱。开放带来多元的认知，观众不再满足于电影里的假、大、空，电影创作者也在寻求突破之路。同样是革命战争题材，影片《小花》和《归心似箭》已摒弃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对人性的关照和情感的诉求。《婚礼》、《瞧这一家子》、《甜蜜的事业》、《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等电影，使中国观众从银幕上体验到久违了的亲情和爱情。这一年，全国电影观众达到293亿人次，成为后来难以逾越的高峰电影界喜称为“中国电影复兴之年!”

然而，十年的创伤岂可一日抚平，人们开始对历史进行着全面的反思。这时，一部名为《天云山传奇》的影片在浙江西部山区开拍了，曾经拍摄出《红色娘子军》的谢晋，在影片中将以往凸显的政治冲突，演变成在政治大背景下的个人命运和情感历程。与此同时，另一部相同主题的影片《巴山夜雨》也在三峡的客轮上演绎着。中国电影人在拨乱反正的旗帜下，用电影进行着可贵的思考。在1981年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奖中，这两部作品让评委们难以取舍，最终以并列的形式获得最佳故事片奖。

当广州青年摆起“雅马哈鱼档”的同时，伴随着游走街头的四喇叭收录机，飘来了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声。大多数中国内地观众被这歌声深情陶醉，但并不知道它是台湾影片《小城故事》的主题歌。海峡两岸多年的阻隔，使双方的了解严重不足。当台湾大导演李行的影片《汪洋中的一条船》在祖国大陆公开放映时，观众对台湾百姓的生活，有了具体的认知和真切的认同。

长期的禁锢造成了内心的郁结和创新的冲动，呼唤着电影观念的变革，一个多彩的电影表现时代即将来临。1980年4月5日，20多位中青年导演在北京的北海集结，他们立下誓言：“发扬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为我们的民族电影事业做出贡献，志在攀登世界电影高峰。”于是，这个后来被约定俗成地称作“第四代导演”的群体，开始了银幕上一系列的电影语言革新。《沙鸥》、《邻居》、《城南旧事》、《人到中年》、《小街》、《我们的田野》、《人生》、《老井》等影片，很快对第四代导演的承前启后做出了很好的诠释。

新时期新电影新产业(1979—2005)“第五代”力量

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四个毕业生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他们是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一年后，他们与同班同学陈凯歌一起，先后拍摄了“第五代”的宣言之作《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这两部在电影语言上与以往中国电影有着“断代”般的巨大差异的影片，震撼了中外影坛。

1984年，建国35周年，共和国中止多年的国庆大阅兵再度举行。在这重大历史时刻，一群“第五代”电影人，把他们的摄影机对准了阅兵仪式。一部《大阅兵》，表达了新一代电影人对一个时代的热忱。在山东高密，《黄土地》的摄影师张艺谋种下了300亩红高梁。高梁红了，一部充满生命力量的《红高梁》也收获了“金熊奖”。

一时间，“第五代”电影人将中国电影的影响力扩展到西方。尽管在一些影评家和中国观众看来，陈凯歌和张艺谋电影里的中国，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第五代导演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深刻展呈，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另一种现象也在第五代导演身上上演，《孩子王》不仅在戛纳电影节得到一个专门颁发给冗长乏味影片的金闹钟奖，还在国内遭遇了6个拷贝的惨绩。更加悲惨的是《晚钟》，竟然创下了零拷贝的纪录，即便是在获得“银熊奖”后，也只卖出一个拷贝。

这一切为中国电影敲响了警钟。怎样才能让影片叫好又叫座呢?中国电影面临市场难题。

1982年6月初，一部名为《少林寺》的影片公映。观众争先恐后，全国城乡电影院门庭若市，当代中国电影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商业娱乐片的力量。在市场的浪潮中，商业娱乐片如鱼得水。电影人触摸到中国观众的心理期待，也看到了大众化和市场的潜力。到1989年，娱乐片占国产电影的75%，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的概念开始形成。

新时期新电影新产业介绍 历史事件与个人生活

当1978年出品的《大河奔流》把毛泽东的形象搬上银幕时，虽然严重地存在着概念化的问题，但毕竟是领袖人物在银幕上出现的第一次，扮演他的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于是之。此后，北影“四大帅”之一的成荫以恢弘的气势为我们展示了“西安事变”的历史真实。但是，《西安事变》的创作依然无法完全摆脱对领袖人物塑造的概念化，显得十分拘谨。一些台词甚至来源于党史文献。

1989年元旦，广电部、财政部联合下文，对每部耗资200万以上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每部耗资150万以上的重大现实题材影片，提供重大故事片资助基金。明确的政策导向和相当的资金支持，使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影片《开国大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优秀作品，这部影片不仅在思想和历史观上颇具深度，在历史人物的描绘上更具突破性尝试。同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投拍了反映解放战争的历史巨片《大决战》。拍摄地点涉及13个省市自治区的50多个市县区，参加拍摄的群众达15万人次。人民解放军的五个军区和海空部队、陆军航空兵的20多个军级单位、30多个独立师团，共13万人参加，累计达330万人次。在《大决战》制作成功的基础上，《大进军》、《大转折》再次展开了解放战争的全景画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电影人并没有忘记曾经对中国民众产生重要影响的英雄们，《焦裕禄》、《蒋筑英》、《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张思德》等影片的拍摄，使英模的事迹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一个主要题材。虽然从新中国电影的草创以来，英雄始终是电影的主题，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时的叙事和表达方式更加人性化，也更加自觉地采用前期策划和市场运作。

1992年，张艺谋隐藏起他的摄影机偷拍的方式完成了影片《秋菊打官司》。把乡土社会中的习惯与现代法制社会的冲突，以极端执拗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每天清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时候，电影人也把《香魂女》、《被告山杠爷》、《警察故事》、《阳光灿烂的日子》搬上丁银幕，展现了各类小人物的真实生活。

据统计，1992年中国电影产量170部，现实题材的创作达到60%。现实主义题材成为这一时期银幕的主旋律。

新时期新电影新产业介绍 产业化的道路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以VCD为代表的影碟技术普遍流行，由此带来的资讯快速流通和个人化欣赏模式的转变，使得观众的欣赏需求变得难以捉摸。但是，电影放映始终寻求着市场的春天。

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各大电影厂在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同时，直面变化万千的电影市场。一个地区只有一家发行公司的垄断形式被打破了，一些个体放映员也把电影放映的市场化理念推广乡间。

1994年11月12日，美国影片《亡命天涯》在中国的6大城市率先公映，中国观众与世界同步看到了最新的国外大片。国外片商觊觎已久的中国电影市场，打开了紧闭多年的大门，社会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今，人们从惊呼“狼来了”到“与狼共舞”，从“万人空巷”到“波澜不惊”，进口分账大片的概念已为市场所接受。

1999年，当中国第一个专业电影频道以CCTV一6的呼号开播，并为电影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电视电影的同时，紫禁城公司与冯小刚合作，也在内地打出了贺岁片的招牌，《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大腕》在电影市场上连年取得超过进口大片的票房佳绩。一时间，贺岁片为中国观众增加了一项贺岁迎新的新内容，也为吸引观众重返影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近年来，在国内电影市场上，国产电影份额不断上升，好莱坞电影的神话不断破灭，国产电影屡屡获得国内市场的单片票房冠军。2002年，《英雄》2亿6千万;2003年，《手机》5600万;2004年，《十面埋伏》1亿5千3百万，《张思德》5000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确立，电影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业属性不断加强。从计划经济下的电影业衍生出了市场经济下的电影产业从封闭的电影系统，衍变为开放的电影行业。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已经在电影影片、电影企业、电影产业链三个层面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和探索，其目的就是要适应中国电影产业生态环境的变化，满足观众的需求，提高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产业化改革大潮冲卷着束缚中国电影发展的道道壁垒，2004年，海外资金参与国产影片制作的禁区被打破，一批具有科学的经营理念、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规范的管理措施的现代影城和技术公司脱颖而出。与此同时，在中央政府优惠政策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和电影资金进入内地，创作了《天下无贼》、《功夫》等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初步形成了“两岸三地”共同打造国产影片的新局面。数字技术日趋完善，数字化已经成为引领中国电影产业的火车头。

2005年，是中国电影的发展年。在中影集团和上海、长春、西安、潇湘等电影集团全面转制的基础上，新画面、世纪英雄、华谊、保利、横店、万达、博纳等一批新兴企业和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形成了国营、民营和海外资本共同投资国产电影的新格局，彻底改变了国营企业独撑国产电影生产的历史困境。多主体投资带来了国产电影的多品种选择和多样化发展。中国电影呈现出千山林立、百花齐放的崭新局面。

第五篇：中国电影史名词解释

中国电影史（部分名词解释）

左翼电影：指1933年到1935年底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在上海开展的左翼电影运动及拍摄的一批反帝反封建电影。早在1931年9月，左翼剧联就提出了电影要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国民党政权的压迫，描写工农群众的反抗斗争并指出知识分子的出路，1933年，由明星、联华、艺华等公司拍摄的约三十几部电影，都遵循了反帝反封建的制片路线，表现了工人、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斗争，代表作有：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春蚕》，沈西苓的《女性的呐喊》，孙瑜的《大路》，吴永刚的《神女》等等。

国防电影：指在“国防文学”号召下提出的在1936年提出的电影创作口号及摄制的电影，旨在发起“一个最大限度地动员文艺上的一切救亡力量的运动”，主张电影工作者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以电影为武器，更好地为抗敌斗争服务。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未能很好地解决理论和实践问题，但对电影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代表作费穆的《狼山喋血记》，沈西苓的《十字街头》，吴永刚的《壮志凌云》，袁牧之的《马路天使》等等。

十七年电影：指1949到1966年，中国电影在继承三、四十年代进步电影和解放军革命文艺两方面传统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传统与优势，开辟了中国电影的新阶段。在风格上，十七年电影主要的样式是戏剧式的，主要以革命的正剧为主，喜剧电影（如吕班的《新局长到来之前》、《未完成的喜剧》）、散文电影（如水华的《林家铺子》、谢铁骊的《早春二月》等）也有所发展，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民族文艺传统，体现了现实性和时代感，注重人物形象塑造，造就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电影艺术家，然而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电影直接为政治服务，导致作品缺乏艺术生命力，没有深入去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很少借鉴外国电影的艺术成就，对电影本体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展开。

新时期电影：指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中国电影，经过十年劫难，中国电影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最多表现的是揭露“四人帮”丑恶罪行的揭露，在艺术上却难以摆脱原有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模式，一直到1979年，影坛上出现了冲破“三突出”原则和陈旧创作观念束缚、带有艺术创作个性的影片，如李俊的《归心似箭》、《小花》、《瞧这一家子》、《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这些影片在题材上大胆拓展，艺术手法大胆创新，在人物形象塑造、艺术结构、电影语言上都有了明显的深化和发展，构成了中国电影第一次创作的浪潮。而在80年代初，更加出现了老中青三代导演各放异彩的壮观局面，第三代导演作品有谢晋的《天云山传奇》、水华的《伤逝》、汤晓丹《南昌起义》、成荫的《西安事变》等，第四代导演作品有张暖忻的《沙鸥》、吴永刚的《巴山夜雨》、吴贻弓的《城南旧事》等，第五代导演作品有张军钊的《一个与八个》、陈凯歌的《黄土地》、田壮壮的《猎场扎撒》、吴子牛的《喋血黑谷》、黄建新的《黑炮事件》、张艺谋的《红高粱》等。

文革电影：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中国电影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十七年电影取得的成就被全盘否定，整个电影事业几乎停滞不前，很多电影工作者遭到了迫害，甚至致死。对电影来说，文革意味着只剩下三部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文革电影最重要的特点是创作的“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美学方面，采用“敌远我近，敌小我大，敌暗我明，敌俯我仰”，色调对敌用冷，对我用暖，造成了极其虚假、公式化的套路，抹杀了电影作为艺术的个性美，用宏观的视角来掩盖艺术细节的不足，使影片空而无物，创作公式化，没有创新和原创性。出现了样板戏电影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样板戏是一次成功地对京剧进行改造得的实践，它主要选取现代题材，在很多方面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比如场次转化节奏明显加快，唱腔中加入了流行的短段，加入了西洋乐器和交响乐伴奏等等，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普及京剧的作用，但是由于总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和创作原则的单调，所以它的艺术成就不高。探索电影： 反思电影： 娱乐片大潮：

主旋律电影：一种有着类型电影倾向的主要表达国家主流意识、体现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秩序的电影类型，在90年代主要是主流电影,体现了转型期国家对于电影工业的扶植和对于体现意识形态国家意志的软性要求，是一种功能性较强而娱乐性稍弱的电影类型。目前有中心转化的趋势，教化兴趋向缓和，开始走向注重故事情节包装和商业化的叙事策略。主要类型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大决战》、《周恩来》、《重庆谈判》）、伦理道德片（《离开雷锋的日子》、《被告山杠爷》）、献礼片（《国歌》、《共和国之旗》）、商业化主旋律电影（《黄河绝恋》、《红河谷》）。

“影戏观”：19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在艺术上逐步形成了的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影戏”反映了当时电影创作的特点和电影观念，也反映了中国早期电影和戏剧的直接关系和深厚渊源。中国的第一代导演如郑正秋、张石川的影片创作，很多都是取材于以往成功的文明戏，演员也有很多就是戏剧演员出身，所以，文明戏作为初期中国电影的主要艺术来源，很大程度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创作面貌。早期的“影戏”理论不强调电影对现实的记录和复制功能，而强调教化功能，注重对情节和剧作水平的研究，认为“电影剧本是电影的灵魂”，以戏剧化冲突原则为基础，把情节的曲折生动作为衡量影片叙事成功的标准，常常在善恶冲突和撞击中展开故事情节，大多以正义的胜利告终。到30年代，电影创作在注重市民观众的欣赏趣味和剧作叙事经验方面，仍然继承、发展影戏电影的艺术传统，重视情节和戏剧冲突，但也有一定的发展，即在创作中更多地表现鲜明的进步倾向和时代精神。

40年代，进步电影的主流在对待电影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上都继承和发展“影戏”电影传统，进步的电影艺术家都把电影作为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对世界的认识的工具，揭露和抨击丑恶的社会现实，“教会人们仇恨”，基于这种功能，叙事成为直接表现作品内涵的基本表意手段，是影片结构的核心，从政治社会的功能出发，以叙事尤其是戏剧性叙事为核心，是电影视听构成服从和服务于叙事，成为“影戏”传统的基本原则。所以各种大同小异的戏剧式叙事方式、结构和技巧被普遍采用，占据了统治地位。1941年，陈鲤庭在《电影轨范》中，正式提出了“影戏”这一理论，是“影戏”在艺术上成熟的标志，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

两次电影大争论：指文革之后的关于电影戏剧性问题和文学性问题的论争。1979年，白景晟首先发表《丢掉戏剧拐杖》，向自20年代就开始确立的传统的戏剧电影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在电影成长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之后，就不应该永远依靠戏剧这条“拐杖”走路，继后，张暖忻和李陀联合发表《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认为应该尽快革新中国的电影语言，钟惦裴也发表文章要求“电影和戏剧离婚”，而另外一些人如邵牧君、张骏祥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电影戏剧性问题的争论。

稍后，随着对电影本体论的探索，针对那一时期创作时间过于追求新形式、新技巧的偏向，张骏祥提出了“文学价值说”，认为不应该忽视电影的文学价值，即作品的思想内容、典型形象的塑造、文学的表现手段等，与此相对，郑雪莱发表了《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对“文学价值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不可以脱离电影美学特性和特殊表现手段来谈电影的本质，从而又引发了一场关于电影文学性问题的争论。

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获国际奖影片《渔光曲》（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第一次提出系统提出影戏观侯濯，建国后第一部获奖影片吴贻弓《城南旧事》（马尼拉国际电影节）第五代： 第六代： 中国电影史 第一次：

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1905年《定军山》

产生于北京，真正兴盛在上海 第一部故事片

第一部国际上获奖影片 第一部彩色电影 第一部有声电影 重要电影节获奖影片 等（填空）重要导演：

第一代：明星公司

创作 郑正秋，张士川

文华公司

长城公司

第二代：30年代末40年代初

达到成熟

第三代：跨新中国成立前后，现代的导演与之相比

艺术热情不够 艺术成就不高

第四代：第一批专业导演 受到西方电影思想的影响相对比较大 不自觉地具有人文主义精神

伤痕电影、反思电影

第五代：开始有意识地摆脱影戏观的影响（重点）

第六代：第一批习惯用影像讲故事而不是用语言来讲故事（重点）

六代电影人的主要作品、代表人物，重点是第五代和第六代

重要的创作现象：

主旋律电影——是唯一一种形成的电影类型倾向

第六代电影——缺乏现实关怀精神，虽然使用现实主义手法，集中体现了影戏观不再统治之后，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失去了电影“叙事”艺术形式（陆川《寻枪》、孟京辉《像鸡毛一样飞》等）谢晋现象： 葛优现象： 贺岁片现象： 导演拍武侠片现象： 冯小刚现象： 英雄现象： 左翼电影： 样板戏电影 重要的思潮：

影戏观及其变化、社会改良主义作品（社会电影——《乌鸦与麻雀》）、软性电影论、两次电影大争论、巴赞纪实美学、国防电影

演员：

阮玲玉、胡蝶、赵丹、石挥、葛优等 影戏观及其变化 另外：

香港电影新浪潮：徐克、吴宇森、唐季礼、王家卫、许鞍华 台湾新电影：侯孝贤、杨德昌、李行《静观默查写台湾》（文章）

《电影的锣鼓》：钟惦斐1956年发表，主要就当时的电影事业现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间接精深、文笔洒脱。

蔡楚生：最初的电影经常带有浓厚的感伤主义情调，受到左联的善意批评，1933年《都会的早晨》是他的成名作，标志着着创作思想的重大转变，1934年《渔光曲》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轰动影坛，创造了当时中国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在1935年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1947年与郑君里合作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以抗战期间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为主线，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抗日时代的时代风貌，通过素芬的形象，表现了广大中国人民在抗日期间的艰苦奋斗精神，而张忠良则是由热血青年蜕变腐化分子的典型，影片以不同性格的人物，曲折变化的情节，抒情质朴的风格，反映出当时广大人民尤其是生活在沦陷区的群众的心绪与愿望，把揭露的矛头对准统治当局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为誉为“中国电影发展旅程上的一支指路标”。从30年代到60年代，他的电影创作，紧扣时代的脉搏，倾诉了人民的心声，他吸取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结构特点，影片的故事内容丰富、情节曲折、结构完整、层次分明，引人入胜，同时善于运用对比、呼应的艺术手法，把贫与富、美与丑、善与恶这些截然不同的人物和生活场景组接成有鲜明对照意义的镜头，使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以及细腻的细节刻画，使他的电影创作显出独特的个性。

谢晋：1948年起开始从事导演工作，《女篮5号》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是他前期的重要作品，以缜密的导演构思、娴熟的镜头技巧，描写30年代海南地区一个苦大仇深的女奴吴琼花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战斗历程，获得首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导演奖。《天云山传奇》是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通过三个女性的目光来表现罗群，内涵深厚，艺术感染力强，在形式上也有新突破。《高山下的花环》描写以梁三喜、赵蒙生为代表的当代军人，表现他们真实的思想感情和“位卑不敢忘忧国”的崇高精神。谢晋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应该通过他的影片对一些社会问题发言”。他注重运用多种电影语言刻画人物的性格，剖析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使人物真实动人。他重视五四以来中国进步电影的优良传统，对国外电影语言和技巧的新发展也很关心。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有意探索影片的民族风格。

【电影文学】

电影文学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概念。其艺术学的概念内涵，指在电影发展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与戏剧文学等传统文学类型并列的一种新兴文学类型。在电影艺术的发展道路上，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在汲取诸种艺术养料丰富自身综合特质方面，获得与文学的密切融合关系。文学各种样式对电影的渗透，电影对文学的叙事手法、抒情手法和塑造人物性格的丰富艺术手段的借鉴，使电影艺术在增强自身的表现能力，形成新的综合艺术特质方面，发挥作用。电影文学作为电影的文学基础构成，是以电影的独特视听思维方式来构思和写作的文学形式，兼有电影和文学的双重属性。电影文学，集中表现为电影的剧作基础，即电影剧本。电影剧本包括文学剧本、分镜头本和台本（工作台本、完成台本）三个部分。电影文学又指电影作品的文学性含义，包括电影剧作的文学价值、电影创作借鉴与融合的文学形式因素、电影剧作的文学个性等等。电影文学，还直接和经常反映在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方面。【电影剧作】

是创作者以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体验、认识和评价，运用电影思维方式及其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段所进行的涉及创作主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等方面的艺术构思及其实现形式。早期电影拍摄中，剧作构思存在于导演想象中，逐渐产生了比较简单的雏形状态——粗略的拍摄纲要等。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声音出现，对话成为剧作元素，电影艺术更加成熟，其标志之一就是电影剧本的出现。电影剧本不但包括作者所反映的生活内容，融入其中的还有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审美趣味。电影剧本所包含的剧作构思是由编剧和导演共同实现的，编剧阶段由编剧或编剧与导演一起完成剧本创作，拍摄阶段则以导演为核心按分镜头剧本（或工作台本）体现于影片摄制中。最终以完成台本记录之。

【电影文学剧本】

电影文学的一种具体形式。是运用电影思维、以文学的方式提供的未来影片的形象蓝图，是整部影片的文学基础，是导演再创作的重要依据。电影文学剧本一般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可阅读性，虽然能够被拍摄的是少数，但最终用途是供拍摄的。因此必须着眼银幕表现的综合性质，形成自身基于电影艺术本性的美学特性，即剧本描述的内容可以通过电影视听艺术手段展现于银幕；运用蒙太奇思维，着眼电影各种表现元素的艺术组接；体现电影的时空变换特性。电影文学剧本有着样式和风格的多样性以及结构形式的丰富性，剧本有喜剧、悲剧、正剧等等样式和小说电影、诗电影、哲理电影、传统戏剧电影等不同风格之分，不同的剧作内容则要求采用适宜的结构形式。

【电影编剧】

泛指电影剧本的创作者。电影编剧依据生活的积累，运用丰富的电影形象思维，用文字形式描绘未来影片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剧作结构和电影的表现形式等，提供影片摄制的剧作基础。电影编剧必须具有银幕意识和银幕感觉，所创作和描绘的应当是可供转化为银幕声画造型的形象总体的基础。电影编剧在我国有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别。

【电影编辑】

专门负责为电影生产而组织、审阅、扶植和完善电影文学剧本和联系剧本作者的编辑人员。我国电影制片厂的文学部门，设有专职电影剧本编辑。电影编辑要熟悉电影剧作的表现方法，并不断提高自身电影文化水平，积累较丰富的文艺知识，团结编剧人员，并对剧作的质量负责。

【电影改编】

运用电影思维，按照电影艺术表现的特点，将其他文艺形式的作品改编为电影剧作的艺术再创作。举凡戏剧、散文、小说、诗歌、故事、民间传说、神话等等都可以成为改编的对象。电影改编在相当程度上起到扩大电影题材如普及文艺名作、开拓自身艺术表现领域的作用。电影改编要求忠实原作的精髓，特别是对待各种中外名作；同时，应具有赋予原作以新的艺术生命的艺术创造性。这种忠实性与创造性的结合在艺术实践中产生了并将不断产生各种具体改编方式。常见的，如“节选式”改编、“移植式”改编、“浓缩式”改编、“取材式”改编等。

【故事梗概】

电影编剧为便于把握全剧写作而编写的、能够反映拟写剧本内容大致轮廓的故事概要。它以中心事件的内在连贯性为基础，勾勒事件过程和主要人物关系，扼要表述主要矛盾冲突，而对人物性格、环境状况与景物特征方面均不作详细描述。文字量通常在千字以上至数千字左右，为宣传发行需要编写的、概括介绍影片时代背景、主人公际遇、主要情节和戏剧冲突等内容的影片介绍。见诸报刊文字量通常为数百字至千字左右。

【电影说明书】

介绍影片内容的一种传统形式。通常包括：影片的摄制厂家、出品年代、风格样式、主要创作人员介绍、故事梗概等。一般为各地或各厂家自行印制，篇幅大小不一，印刷质量不一，设计水平不一，供电影院出售给观众或在一定场合散发。

【脚本】

属于电影剧作的一种形式。脚本原意特指尚待修订的书稿底本。因戏曲排演者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增删所使用的台本，后台本也称为脚本。早期电影拍摄使用的剧本内容简单，主要对叙事线索和人物行为、情感表现起提示作用。导演在拍摄过程中可以随意变动增删内容，所以也称做脚本。脚本现在仍是一些导演习惯使用的剧本方式，仍以实用为主而不强调文学的修饰与文学性，且在具体形式上不拘一格。但要求有较完整的艺术构思为基础，有时也对电影艺术诸元素提出要求。

【电影剧情】

从剧作角度说，指作者对生活观察、概括、提炼和加工后所形成的塑造人物和体现主题的故事情节框架。在具体剧作中，它总是依据事件的因果关系，将各部分组成一个整体。虽然也含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等几个剧情组成部分，但不展开描述人物性格发展，只是叙述故事进程。电影剧情也指影片中情节性内容的总体构成，但与电影的情节性要求不同。电影剧情在影片中必须依托故事而具体化，所谓剧情即影片的故事性。

【电影小说】

指采用小说体裁叙述影片故事内容的一种作品样式。它一般产生于影片上映后，对影片的故事情节等基本上是用文学语言做再现性描述，同时也考虑电影艺术的表现特点，使看过影片的读者从中产生回味，使未看过影片的读者被吸引。作品篇幅一般比电影故事梗概要长数倍。我国曾编写过《世界电影小说集》，是一种注重借鉴、融合电影艺术手法写作的文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