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的宗法思想

第一篇：白鹿原中的宗法思想

论《白鹿原》的宗法制度

中国文学经典《白鹿原》以素有“仁义之村”的白鹿村为背景，描写了白鹿两家三代人的恩怨，展现了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面貌，被称为关于农村发展的诗史。而旧中国的农村，就是封建传统思想的一个缩影，不管是在社会、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等方面都有所反应。所以，我就《白鹿原》所体现出的，中国旧农村以宗法制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思想来展开我的论述。

宗法制在中国由来已久，包括长幼有序、继承、婚嫁、祭祀、伦理、道德等内容；其不仅是周天子为巩固统治而设立的一系列政治法律制度，更是中国封建社会所延续的基本思想观念。宗法制影响着中国历史千百年的发展，几乎涉及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起着规范人民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白鹿原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宗法思想：无论是白鹿两家从出生到祭祀，白鹿村的婚丧嫁娶，甚至是到了抗战时期白鹿两家面临着国仇家恨时的抉择，无一不是渗透着传统宗法制度。

一、白鹿两家的恩怨及争斗，是宗法思想中嫡长子继承制度引起的。

如小说写道：白鹿两家原是一家,但族长一直由大房白家继承，但二房鹿家一直不服，所以总是暗中与白家争斗；到了白嘉轩与鹿子霖这代，白家衰落、买田产，鹿子霖与白嘉轩的争斗白热化，鹿家为取代白家成为族长的明争暗斗日益加剧等等。

这种种的原因就是宗法制嫡长子与庶出子地位不平等、待遇不公平的引起的。家族由始祖的开始传宗继统并且世代均由承继，每个人的命运、地位、权利仅靠出身决定而非个人平等努力得来，以此来维护家国稳定的落后思想必将在社会的发展中毁灭。

二、白嘉轩求子的曲折历程，是宗法思想中男尊女卑家庭观的反映。

小说写道：白嘉轩娶了六房太太，但都因命薄而死，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子嗣；六门婚事使得原本家门已衰的白家家资殆尽，但白嘉轩及其母还是坚持买田产买祖业也得再娶以生子不使白家无后等等。

在这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法制观念可谓根深蒂固，对男嗣的偏执追求使妇女地位低下，沦为了传宗接代的生殖工具。“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道德伦理深深禁锢着妇女的人权，也扭曲了对繁衍后代的理解。

三、白鹿原年轻人对族规的反抗，是宗法思想中宗权礼教束缚的体现。

小说中白鹿两家的年轻人：白灵的思想先进、具有反叛精神，她追求自由爱情反对传统封建包办婚姻；她不顾族长、家规的禁止，与初恋情人鹿兆海因为理想相同而相爱、后又因为信仰不同而依然决绝等都体现了白鹿两家的年青人以自己的不同方式与家庭抗争的过程。这里百灵、鹿兆海对宗权礼教的反抗就是新进思想与宗法制积弊碰撞的过程。在反抗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宗法制中所谓“仁义”的虚伪，以及封建规章礼教的愚昧落后和对人性自由的束缚。

纵观《白鹿原》，无论是行文的线索还是社会现象的描述，都是极大地针砭了旧中国农村以宗法制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思想并进行了深刻地反思。但不可否认的是，宗法制度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宗法制乡土社会有着美好的一面，其恬静有序、德义礼仁乃至文化传统，都能通过书中的族长白嘉轩、文人朱先生等表现出来。白嘉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遵循儒家教义、维护社会秩序的长者，在他身上一方面体现着刚强、坚毅的硬汉精神和正直、仁义的做人态度；另一方面也体现着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反动与保守。

白嘉轩身上所存在的矛盾也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矛盾，而最终，宗法制乡村社会仍在革命历程中一步步风雨飘摇直至土崩瓦解，这也象征着落后的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终将被更先进民主的法律思想、制度所取代。

第二篇：白鹿原中的传统文化（模版）

《白鹿原》作为清末民初至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以政治文化角度看,其社会结构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以鹿兆鹏、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革命力量,以鹿兆谦(黑娃)、大姆指为代表的农民土匪武装。以民间文化角度看,有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团体,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的精神领袖。阶级矛盾、家族纷争、利欲情欲的角逐,相互融汇交织,构成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与它之前的历史题材小说相比，在叙事上有其独特之处。论对文化的反思，作者真切而细腻地展现了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对白鹿原人的影响: 从日常生活到人生信念, 从思维方式到处事原则无不打上深深的旧的文化的烙印。

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弘扬。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根据历史所提供的条件,创造、改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宝藏,不同时代的人们,可以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时代发展的要求,从中发现新的意义、做出新的阐释、添加新的成份。

宗法观念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沉积于民间构成的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其主要内涵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内核的行为规范。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明禁忌。其不仅在长期的民族文化生活中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而且久而久之对社会心理也产生一种威压与禁锢。小说虽然客观地展示出这一观念的文化意义,但实际上的民族秘史除依循于这一观念之外,现实状况仍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于“客观”的反讽。朱先生以《乡约》呈给白嘉轩,与鹿子霖一起带乡民诵读,是期待一种稳定安宁的生存平衡。朱先生、徐先生及白嘉轩等人的这一善良愿望,每每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碰壁。平衡是暂时的,这一文化环境中所固有的阶级矛盾、政治冲突并非能由“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的《乡约》的实施而避免。阶级利益之间的争斗也非“能御童仆”的宽仁忍耐所能消弥的。白灵、鹿兆鹏等人的革命意愿也非“能敬长上”的约束所能放弃的。白嘉轩隐瞒动机,对冷先生不讲诚信,迁坟换地;鹿子霖霸占小娥,当许多有姿色女人子女的“干大”,似乎都在嘲笑乡约的堂皇存在。尤其是在阶级斗争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搏斗中更显出《乡约》的苍白与虚伪。宗法观念随封建制度的灭亡,其稳定的作用也就愈来愈弱。（对封建社会宗法观念的揭露）

虽然白嘉轩作为一家之长、一族之长,自身有着许多传统美德和优良品质,有着巨大的人格魅力,但是,他为了维护他所顶礼膜拜的封建传统文化精神,又不惜充当了恶人的角色。他不准黑娃、小娥进祠堂,逼迫他们搬到村外的破窑中;他下令杖责小娥;又是他狠心不再承认投奔革命的爱女白灵⋯⋯这些都使我们看到了他铁石心肠的残酷一面,同时,封建道德精神中宗法观念的凶残暴虐也在这里体现得酣畅淋漓。（对封建社会宗法观念的揭露）

作者主要通过对鹿子霖政治追求的描写,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思想的批判。按照道德主义观点,政治的本质就是道德,政治是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体现。在《白鹿原》中鹿马勺的思想是:“无论你将来成龙或是成虫,无论是居官还是为民,无论你是做庄稼还是经商以至学艺,只要居于人下就不可避免要受制于人,就要受欺,你必须忍受,哪怕是辱践也要忍受;但是,你如果只是忍受而不思报复永远忍受下去,那你注定是个没出息的软蛋狗熊窝囊废;你在心里忍着,又必须在心里记着,有朝一日一定要跷到他头上,让他也尝尝辱践的味道。”总结起来就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而白家老二与他的不同却是“以德报怨”。他们这两位先人的处世哲学也正是以后鹿子霖与白嘉轩所信奉的根本理念。鹿马勺唯一遗憾的是尽管他可以出入官府和上流社会的各种场合,但他只能在灶锅前舞蹈。所以他一直希望他的子孙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流社会坐一把椅子占一个席位。要说白家与鹿家最根本的区别笔者以为还是对待当官的不同态度:白家信奉的是“耕读持家”,远离官场,但鹿家却崇尚官场,认为当官才是真正的荣耀。后来的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鹿子霖与白嘉轩搭手修建祠堂,创立学堂,修补堡子围墙,他以为结果只是增加了族长白嘉轩的功德,而他自己什么也得不到,所以他心里是不平衡的。当他出任白鹿镇第一保障所乡约的时候,他想起了老太爷鹿马勺,当三声铳响之后,他想老太爷在天之灵该得到慰藉了。后来他的大儿子鹿兆鹏做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国共合作失败之后共产党遭到血腥镇压,他也因此报复了农协时的共党分子,但随着共产党的再次发展,县上的人对他不大信任了,他当时就感到很不安,于是就进城找到在部队里当连长的二儿子鹿兆海,结果鹿兆海请他的团长开着汽车挎着枪向岳维山示威,之后用汽车把鹿子霖送到白鹿镇保障所。有了二儿子在背后撑腰,他就更加威风,更加不可一世了,到处吃喝,到处认干儿子。后来他的儿子鹿兆海死了,他被抓起来关了一年零八个月,在监狱里他像是把什么都看开想开了,但出来轻闲了没几天又跑到保障所去了,但田福贤并没有给他官职,而是充分的授权(当然是有奉禄的),开始他对没有官职是很不适应的,后来他就尝到甜头了,认为自己是一个“钦差大臣”,关键是不用对县上的人负责任,在那些保长面前他就是“太上皇”了。他依然威风,依然觉得荣耀,在他看来,掌握权力就代表着胜利。难怪他的亲家冷先生也说:“他的官瘾比烟瘾还大。”官本位作为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是指以官为本,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目的是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同时又用做官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在封建社会,当官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要想摆脱贫困、丢弃低下的社会地位,除了入仕,别无它途。官本位意识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维护和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然而,官本位这种思想意识已流毒千年,亦深深地植入鹿子霖的心中。（、对官本位思想的批判）

在孔子看来,社会关系的本质是人伦,即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人的道德关系。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不过是道德关系在政治领域的表现。而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教导学生如何进行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将来按照道德原则进行工作,即学习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张锡勤等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通史》就说:“中华民族在4000 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形成了足可引以自豪的优秀文化传统。传统思想文化的重心,是伦理道德的学说。传统思想文化的突出特点和优点之一就是它的道德精神。故我国素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几千年的漫长时间里把道德看作文化的核心,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仁义”在他的一生中,着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为人方面,他可以做到以德报怨,始终认为人学好了,就应该被容得下。黑娃嫌他的腰挺得太硬太直,叫人打断,他没有大悲。黑娃被抓,他却积极去营救,不能不说就算是木头人,也会感动地流泪,这从后来黑娃跪倒在他脚下认错得到验证。大儿子白孝文堕落,他事后弄清是鹿子霖捣的鬼,他不说什么。鹿子霖入狱,他没有大喜,在鹿贺氏来托情之前,他早已对二儿子交待过,去县上找他哥,让二儿子把鹿子霖救出狱。白嘉轩就是这样,不仅仅是家风因素,绝大部分得益于朱先生的言传身教。其次在处事方面,李寡妇两头卖地,引起白家鹿家群殴。冷先生及时赶来,才制止事态扩大,可并没消解他的仇气,直到朱先生给他留言四句:“倚势侍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他才正式开始他仁义的一生。白鹿村也凭借这件事的解决获得“仁义庄”的美称,县令古德茂甚至亲自送上一块刻有“仁义白鹿村”的石碑,让其立在祠堂院子里,永训后人。祠堂最终成就了他在村民心中的仁义形象,成为一位当之无愧的族长。修复祠堂和兴办学堂,连朱先生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大赞此举是无量功德的善事,村民的表达方式是把一条红绸披到他肩上。随后修补破残围墙以抵御白狼的动议,一提出就得到大家的响应。接着先后扶持两个儿子主持隆重的祭奠仪式和补续宗谱的举措,很大程度上给村民们带来一丝精神慰藉,帮助他们走出大瘟疫的阴影。而贯彻镶在祠堂正门两边的《乡约》过程中,他更是遵循儒家传统要求,只要违背它,不管是谁,都得受到严惩,儿子白孝文被鞭打就是最好例子,且处罚更苛刻。因为他不能容忍未来的族长都会做下如此龌龊事。、（对“仁义”道德精神的弘扬）

通过对书中一些人物奋斗过程的刻画,表现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刚健自强的精神。《周易大传》中提出了“刚健”的学说,赞扬刚健精神,主张“自强不息”“, 刚健而文明”“, 刚健笃实辉兴”。孔子重视“刚”,他的生活态度是“为之不厌”“,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天体运行,永无巳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孔子还提出“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究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一种积极有为的态度。孔子的这些思想,在《周易大传》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孔子倡导的“自强不息”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古往今来许多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奋勇前进。正是刚健笃实,自强不息的精神,造就了中国人民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白家的衰落基于那个继任的家主儿,他在三年守孝期间变成了一个五毒俱全的败家子,孝期未满就把土地牲畜房屋净尽了(因为族人的干预留下来一间灶房,后来成为老二的容身之所),还把两个妹妹的聘礼挥霍光净,母亲被气死了,请不起乐人买不起棺材穿不了三件寿衣,只凑合着买了两张苇席埋了,之后这个败家子就领着老婆孩子出门要饭去了。亲自经历了这个拨锅倒灶痛苦全过程的老二,只能默默地去给村里一些家道殷实的人家割草挑水混饭吃,没有事做的时候就接受村人乡邻一碗粥一个馍的施舍。他长大的时候就弄下一个木模一只石锤去打土坯,之后他搜罗到一块槐木板,借来锯子刨子和凿子,割制成了一个只有进口无出口的木匣子,他每天晚上把打土坯挣下的铜子麻钱塞进缝口,然后枕着匣子睡觉。三年之后他拆开匣底,用那些钱一下子买来一亩一分二厘最好的水地,第二年用那些地上收获的第一料新麦蒸成雪白的馍馍,给白鹿村每一家每一户都送去两个,回报他们在他身处绝境的幼年时期的馈赠之恩,虽然他记下了赐舍者的姓名,但他回报时却冲出了那个限制,给每一家乡党不管当时给予还是未给予他施舍的人家一律送上两个馍馍,结果使那些未施舍过他的人更加感动以至羞愧。之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娶了一房媳妇,并在他死之前使家道恢复到了他哥哥败家之前的景况。尽管他后来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但他依然穿着他那身条条缕缕的破衫烂裤和踏断了后跟的烂鞋,他叫它们“金不换”。这一切后来成为白鹿原上无可企及的乡土教材。我们从白家由衰落走向辉煌的奋斗过程中完全可以看出刚健自强的精神孕育其中,催人奋进。（、对刚健自强精神的颂扬）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根据历史所提供的条件,创造、改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五千年泱泱大国孕育出的传统文化,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是国家统一、人民团结的精神纽带。但就像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她的两重性一样,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是糟粕与精华的并存。正因为如此,她对于社会的作用和价值也是双重的,既有消极影响又有积极影响。在《白鹿原》这部文学作品中,处处充斥着两股不同的气息,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弘扬,陈忠实选择了一种富有内蕴的人物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在对历史的亦真亦幻的描绘中,尽情地展现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同时也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实产生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弘扬,）

第三篇：《白鹿原》中的“复仇情结”

复仇之路何去何从？

——《白鹿原》中的“复仇情结”

摘要：“复仇情结”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承，通过历史积淀，它存在于每一个人心底，然而对于这种观念的理解，个人却大有不同。陈忠实的名作《白鹿原》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复仇”事件构成了自己的体系，并且创造了自己的特色。本文通过分析，探究了大众的“复仇情结”是如何形成的，并且通过对《白鹿原》中种种复仇的阐释，说明了陈忠实所要阐明的“复仇观”是怎样的一种意义。

关键词：《白鹿原》；复仇情结；集体无意识

复仇，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它在历史中循环发生着，故而为许多作家所看重，使得“复仇”这个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文学作品之中。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以“复仇”为核心来推进文学作品的进程，已经成为了当代的一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的一种无意识行为。然而这种无意识恰恰正是一种最大的有意识行为，“复仇”这个观念实际上早已一层一层积淀在了整个大众的内心深处。

作为一部史诗性的作品，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整个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唤起了对于“复仇”这个概念的集体回忆，从而将“复仇”推到了整部作品的最为关键的地点。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从显意和隐意两个方面表现出了大众所熟知的“复仇观”，可以说，每个人心底都潜藏着“复仇情结”。通过对这种情结的个人认识，陈忠实运用了各种形式的复仇让作品成为了一个整体。本文对大众的“复仇情结”形成的文化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且对“复仇情结”在《白鹿原》中显，隐两方面的体现展开了说明。通过对《白鹿原》中复仇的梳理，笔者认为“复仇”这个概念对大众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影响，而这种沉淀有利还是有弊，该如何面对，是所有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历史积淀下的“复仇情结”

如果要追溯中国的复仇故事，首先就要回到神话中去，中国神话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精卫填海本质上就是一种复仇。在历史的进程中，许多作品中都在反复论述着这一主题，它们虽未必都直接的对后世产生了影响，但某种不变的传承却是已经扎根在了大众的内心深处，在不断积淀下最终形成了“复仇情结”。这种积淀就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所提出的“集体无意识”，他认为“每个个人的心理底层积淀着整个人类自史前时代以来的所有内容。”①

中国的历朝历代作品中，不论是历史文献还是文学作品，都不乏与“复仇”相关的案例。据《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中记载：“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馀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吴王谢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②在这个故事中，勾践的行为是典型的“失去——夺回”模式，在读者看来，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对勾践一开始为什么会失败的反思，而是在于对勾践最终灭吴，复仇成功这一既定事实的认同。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孔子是宣扬有差别的爱人的，孟子更是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说明了首先应当照顾好自己的亲人，而后才能推及他人。这些其实就体现了国人对于自身利益的重视，体现了自身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一旦失去，则千方百计要夺回的决心。正是因为如此，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复仇才能如此地深入人心，在国人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勾践的这种复仇，虽然也包含了复国以及其他许多复杂的事件，但给人的印象总是个人复仇的层面会大一些。同勾践不同，陈胜，项羽以及刘邦的反秦，更像是众多为秦所灭的国家的民众合力的一次集体复仇，在华丽的瓜分背后，体现着大众对“复仇”的崇拜。《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中讲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忘秦必矣。”③在这个事件中，项羽和楚有关，而陈胜则未必和楚有什么联系，但他们纷纷亮出楚的名号，则正是对大众希冀复仇的一种照应，大众需要的才是可以畅销的，他们集中体现了混杂的民众心理，但核心却是未曾变的，这就是复仇。

历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将某一种理念不断地不自觉地填入一代代人心底，从而不断地传承着。正是因为“复仇”这个理念有其历史积淀下来的根据，从而，在许多的文学作品中，“复仇”有时就构成了其核心概念，这里面尤为典型的，是《三国志平话》。

按照《三国志平话》的叙述，三国的历史实际上本不该存在，但是它确实出现了，其出现的方式是以“后秦末”的形式出现的。书中讲到：“玉皇敕道：‘与仲相记，汉高祖负其功巨，却交三人分其汉朝天下：交韩信分中原为曹操，交彭越为蜀川刘备，交英布分江东长沙吴王为孙权，交汉高祖生许昌为献帝，吕后为伏皇后。交曹操占得天时，囚其献帝，杀伏皇后报仇。江东孙权占得地利，十山九水。蜀川刘备占得人和。刘备索取关、张之勇，却无谋略之人，交蒯通生济州，为琅玡郡，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于南阳邓州卧龙冈上建庵居住，此处是君臣聚会之处；共立天下，往西川益州建都为皇帝，约五十余年。交仲相生在阳间，复姓司马，字仲达，三国并收，独霸天下。’”。④在这里，秦末与三国成功的融合了，在中国文化的视野中，人们普遍同情失败的英雄。所以，刘邦尽管成功了，项羽却更为人们所敬仰。韩信无疑是一个英雄，一个同项羽一般的悲剧英雄，他人生历程中所获巨大的成功同他失落的结局形成了巨大反差，大众往往喜欢从自身出发来考虑一件事，因此，他们从韩信身上或多或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没有谁的生活是绝对完美的，大众在这种失落中又一次地唤醒了自身的“复仇”因子，他们相信通过“复仇”可以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结果就在大众的共同愿望之下，被吕后杀掉的韩信，通过转世为曹操成功杀了吕后转世的伏皇后，这只是一个看似简单的民间复仇论调，大众的“复仇”意识共同书写了这一段历史循环下的“复仇”，而在作品中出现的这种“复仇”倾向又不断地反作用于大众，他们共同将“复仇”这一理念在大众的思想中不断积淀。这部《三国志平话》正是完全由“复仇”来组建的，其中所描写之事大多可看作楚汉事迹的另一个版本。

其实，并不仅仅一部《三国志平话》是以“复仇”为核心在说明问题的，在中国有许多作品都没有摆脱“复仇”这个概念，只不过有些则是比较难以发觉的。比如《水浒传》中，关于武松的复仇构成，就是比较明显的，而他的人生历程也确实由一个个复仇联系起来。杀西门庆，潘金莲是为武大郎复仇，醉打蒋门神是为施恩复仇，血溅鸳鸯楼则是为自己复仇，通过复仇，通过大众对武松的普遍认同，有些看似并非道义的事情也就在这种肯定下被故意忽视了，尽管施恩与蒋门神乃是江湖所谓的黑吃黑，尽管武松在鸳鸯楼也滥杀了无辜之人，然而大众认可的并不在此，而仅在于那种“复仇”的快感，或许这种快感是无意的。

这种明显的复仇模式在作品中是常见的，而有些作品却是通过另外的一些主题将复仇掩盖在了表层之下，但却表现出了真实的复仇。在唐小兵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中，就提到了关于《林海雪原》的深层问题，分析之后确实可以看到，少剑波小组的行动从表面而言，是清除土匪的一次行动，但深藏其内的核心依旧是“复仇”。故而，评论家也因为曲波过于看重武侠式的“复仇”主题，而认为其已经落后于那个时代了。

作为一个作家，他能够接触到的文本终究是有限的，但共处于同一个文化圈的大众拥有的某些文化传承却有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一般大众未必清楚《静静的顿河》或者《一个王朝的背影》的内容，但处于中国这个文化圈的大众必然的会了解诸如温酒斩华雄，黛玉葬花之类的故事，在这种文化下，在这些作品中体现的“复仇”就一代代地积淀了下来，陈忠实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必然地会接受中国文化的这一特质，“复仇情结”自然也就为其所继承了。

在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中，陈忠实就运用“复仇”这个概念将整部故事贯穿成了一体，并且，在小说中，他从显意和隐意两个方面来构成了故事的线索，作者对于“复仇”的运用，也从另一个角度又一次的验证了大众对于复仇的钟情。不过陈忠实所表现出的“复仇”包含了更多的意味，有他自身更多的思考和愿望。

二.《白鹿原》中的“复仇”显意

《白鹿原》用“复仇”构成了整部小说的脉络，而这种“复仇”在陈忠实的笔下，通过显意和隐意两个方面来体现。显意体现在很多方面，它们使《白鹿原》富有很强烈的层次感。1.黑娃的复仇循环

黑娃虽不是《白鹿原》中最为核心的人物，但围绕着他发生的几次“复仇”与“被报复”对陈忠实宣扬自己的主题起了重要作用。首先就是黑娃与田福贤的“复仇”事件。在《白鹿原》中陈忠实写到“把田福贤推上白鹿村的戏楼是白鹿原农民运动发展的最高峰。”⑤其实这一事件，从本质上而言，黑娃与田福贤是不存在个人恩怨的，问题在于田福贤参与了了分赃，然而不论怎样讲，这些都不能构成田福贤归来复仇的重点，在第十四章中，田福贤归来时，表明了“这回我们在白鹿原一定要把共产党斩草除根。”⑥这中间存在的“复仇”未必可以讲是针对任何一个人的，黑娃，田福贤并没有独立的个人恩怨，但仅仅因为是不同的势力才导致了双方的复仇。因此，陈忠实有可能想借此表明自己的“复仇观”，并非出于个人内心意志的“复仇”多是不彻底的，陈忠实所肯定的是彻底的“复仇情结”，也就是真实的复仇必须是完全的复仇，黑娃，田福贤几乎不存在必须致对方于死地的理由，所以，二人都没有完成最终的“复仇”。

但在之后，陈忠实就表明了“真实复仇”的形式，这种形式通过黑娃体现了出来。当黑娃真正的是为了自己回来复仇时，“复仇”就成为了“彻底的复仇”。这一次，黑娃是为了田小娥而归来。在第十五章中，鹿子霖设计害狗蛋儿之时，顺带使得小娥被打。这就使得黑娃的复仇带有巨大的感情色彩，小娥作为黑娃的妻子，在外则是代表了黑娃，此次白，鹿二家合力打伤小娥，也就严重打击了黑娃的自尊，最终，可以看到黑娃的复仇是很重的，鹿家的掌门鹿泰桓被打死，而白家掌门白嘉轩则被打折了腰。在第十六章中，陈忠实表明洗劫白鹿村白嘉轩和鹿子霖两家的具体行动方案是黑娃一手设计的，这次行动纯粹是为了报复白嘉轩在祠堂里用刺刷惩治小娥的事情。黑娃与小娥是有感情的，而这一次的复仇也的确改变了白，鹿的格局。紧接着黑娃的二次复仇，则更为凶险。

因为这一次小娥死了。如果将黑娃视为重感情的血性男人，是不为过的。但是这一次复仇是失败的，这和黑娃的性格有关，也和陈忠实的用意有关。杀小娥的是自己的父亲，按照传统的“复仇观”，因当是“父债子还”，中国人很讲究所谓的“为父报仇”。因而鹿三杀了小娥，就等于是黑娃杀了小娥，既然是自己杀了小娥，那么这该如何“复仇”？因此，黑娃的二次复仇是不能称之为仇的，复仇的要素都已经消失了。正如二十章所言：“直至黑娃掐着白嘉轩的脖子要抵命，鹿三把那窝藏在炕洞里的淤血干涸的梭镖钢刃掷到儿子脚下，心中的忧郁才得以爽脱……”黑娃的复仇，最终因为不存在复仇而消解了。

但是关于黑娃的复仇并没有结束，这一点也符合陈忠实的“彻底复仇观”，这一次，白孝文杀了黑娃。在许多的评论中都认为白孝文对小娥不存在感情，但从白孝文最终杀黑娃可以表明这种推断难以立足。白孝文在人生中最失意的阶段，是田小娥一直陪伴在其身边，白孝文对小娥的感情是真实的，杀黑娃原因众多，但基本可看作是为小娥的一次复仇。既然可以认为是黑娃杀了小娥，那么白⑦孝文对黑娃的复仇就合情合理了。《白鹿原》第三十四章写到，“镇压黑娃的集会是白鹿原上乡民现存记忆中最浩大的一次。”⑧从之前镇压田福贤，至此白孝文杀黑娃，经过了一个复仇的大循环之后，黑娃最终被杀。而陈忠实也正是通过黑娃这个循环系统，构成了自己小说的第一个层面：为感情而生的彻底复仇。当黑娃，田福贤并不存在感情的问题时，谁也没有对谁产生致命伤害，而一旦因为感情，黑娃可以杀鹿泰桓，白孝文也可以杀黑娃。2.田小娥，真假复仇

小娥和《白鹿原》中许多重要人物有关，其中有许多复杂的问题暂不考虑，笔者只就其中同小娥有关的复仇问题加以阐明。小娥和黑娃的感情自然是真实的，但白嘉轩是拒绝其入祠堂的，而白孝文则是当众打过她的，白家对于小娥所为，应当属于是“正确”，这个应当是站在儒家角度，白家应当是不存在对小娥的危害，但小娥自己对于这种惩罚是否认可？虽然无法确定小娥的心理，但从陈忠实所写可以得出，陈忠实对于小娥的复仇，认为是错误的。自然，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白嘉轩的正确。这里面首先从小娥和鹿三写起。

田小娥的复仇，让白鹿原死了很多人。这个可以表明是一种制度的迫害，从小娥之死也可以明白她为整个原所不容，孤单存活，而终于还是一死。鹿三的行为也是一次复仇，小娥先害了黑娃，之后又害了孝文，白嘉轩和鹿三几乎就是一体，小娥等于伤害到了鹿三的两个亲人，加之鹿三实为嘉轩的义仆，鹿三所反应的实际上就是嘉轩的意志，故而，是白嘉轩杀了小娥。但为什么小娥的复仇仅是杀了鹿三，而放弃嘉轩呢？这一切似乎也只能证明陈忠实认为白嘉轩是正确的，这就是陈忠实复仇的第二个层面：违反正统价值观的复仇是难以实行的。

鹿三所完成的，是陈忠实认可的，符合白鹿原普遍的道德价值观念的一次复仇，小娥被杀，是白嘉轩所认同的，这次复仇也确然是成功的，而后期，小娥的复仇则是明显不彻底的，而且最终小娥的复仇被白嘉轩给镇压了下去。小娥尽管使得瘟疫夺取了许多人的性命，但丝毫没有伤害到小娥的最大敌人，白嘉轩。为何小娥可以随意复仇却终究动不了白嘉轩？因为陈忠实所认可的复仇应当是合乎整个社会规范的复仇，鹿三可以杀田小娥，但小娥是没有资格向白嘉轩寻求复仇的。

陈忠实所塑造的田小娥复仇事件，实质上是无法彻底的，因为它和陈忠实的复仇观是冲突的，因此，尽管在小娥身上可以看到某些反抗性，但在整个儒家的观念之下，她的复仇是无论如何也会失败的。

三.《白鹿原》中的“复仇”隐意

陈忠实用“复仇”构成了自己小说的主干，尽管有复仇成功和失败，但终究没有脱离“复仇”这个概念。《白鹿原》中实际上还有一层“复仇”隐意，这些隐意对于陈忠实“复仇情结”的体现更有突出作用。

在《白鹿原》中，白，鹿两家是一种世仇的关系，因为人格品质的关系，整个情节所展现的一直是鹿子霖对白嘉轩的陷害与攻击，而在后一辈中，这种争斗依旧持续着。从表明上看，是鹿子霖人格方面的失败，导致了这许多的事件。这种攻击在鹿子霖通过小娥陷害白孝文达到了顶峰。但是，最终，在鹿子霖被陪斗，看见主持镇压反革命集会的白孝文时，心里只言：“天爷爷，鹿家还是弄不过白家！”⑨鹿子霖几乎是失败了，但如果研究陈忠实的“复仇”隐意，却可以了解，鹿子霖的这一切行为，都是命中注定的一场“复仇”。

“子霖，我对不住你，我一辈子就做下这一件见不人的事。我来生再世给你还债补心。”⑩这是小说结尾白嘉轩的自白，却点明了陈忠实真实的意图。按陈忠实的说法，鹿家从开始到结尾都不知道白家换地的真实目的，自然也就并不存在“复仇”的说法，然而，天道是循环的，陈忠实想要表明的，是一种符合天理循环的宿命论。

在此之前，先来看一下鹿家的发家史，鹿家祖上因为忍辱而终得复仇，而且是很坚决，干脆地完成了复仇。可以讲，鹿家是有复仇传统的，如果有人侵犯了自家利益，一开始可以忍辱，但终究是要偿还的。那么，白嘉轩换地之后，这种宿命观就在鹿子霖身上开始展现了。如果白鹿出现的地方根本不构成好地，白，鹿二家未必就有生死过节，陈忠实认为，白嘉轩确然得到了一块儿好地，因为风水的关系，从而家运上升。但在陈忠实看来，天命是不可逆转的，而白嘉轩却用人力对抗上天之意，那上天自然有必要扭转这种局势，所以，鹿子霖出现了。这一点，在《三国演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依天意，魏必灭蜀，然而诸葛亮的力量已经明显超越了其他对手，如此，则蜀将逆天意而灭魏，这是绝不可行的，故而天命循环之下，司马懿及时出现，遏制了诸葛亮，正是“孔明虽得其主，却未得其时。”几乎逆天而行者，皆败。

顺天而行，这是陈忠实表达的又一个主题，白嘉轩的逆天行为，也相应得到了一些报复。他自己的腰被打弯，白孝文被鹿子霖陷害而被赶出家，仙草得瘟疫而死，白灵被杀，但可以看到，陈忠实实际上却是焦虑的，白嘉轩有好的土地保护，自然是不能失败的，但这地本是鹿家的，白家是违背天理，因此，鹿子霖的抗争是合乎天意的，不应受到指责。

在文末，陈忠实以白家胜而鹿家败为结，但实质上并没有完全言尽，陈忠实认同的“复仇情结”不能允许逆天之行最终胜利，这种潜在的复仇是必须继续的，所以，故事在这里是结束的，但历史是需要继续的，在《白鹿原》中，白家的后人与鹿家后人的争斗依然在继续。陈忠实留下了一点伏笔，鹿兆鹏在共产党胜利后，似乎是神秘失踪了，而白孝武则明显是成为了白嘉轩的接班人，而依1949之后的社会历程，陈忠实所要点明的，或许正是鹿兆鹏对于白孝武的家族复仇，而且，一定是彻底且致命的复仇。

四.结语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充分显示了“复仇情结”，显，隐两个方面都对整部作品的内容和结构起到了重大作用，这其中，由古至今积淀下来的中国人特别钟爱的“复仇”观念对其影响是很深的，但每个人所富有的“复仇”理念是不同的，陈忠实在文中就点明了自己对复仇的三个观念，就是为感情复仇，为顺应道德而复仇，为合乎天意而复仇。

在陈忠实的观念下，只有符合其“复仇情结”的复仇才可以成功，而逆向而行动的，最终都失败了。大众是比较认同将复仇作为作品核心的，陈忠实也通过自己的探索，表明了复仇的合理性问题。复仇未必可以言明就是一种机械式的行为，但确实在众多的复仇事件中，可以体会到模式化的东西。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史诗，而这史诗又是由众多的“复仇”构成，在“复仇”中，作者向大众展开了历史，人物，语言等等，再进一步，这些“复仇”的实质，正是我们内心拥有的保守，也就是对于远古的无力忘怀。

中国人不愿意开拓，喜欢固守，15世纪上半叶，中国有过郑和七下西洋的事件。“近代社会的开端是人类的活动领域从陆地转向海洋开始的，为什么中国有能力转向海洋但不愿或不想转向海洋，而当时看来更为落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却转向了海洋。”⑪按书中分析，自然有众多原因，但国人特有的自守却阻止了发展的步伐。陈忠实的“复仇情结”是对国人自守的一种担忧，国人往往计较于自己的得失，一旦失去，必须以“复仇”来挽回自己的利益，这样，一代一代的流传，使得我们太过于重视独立的个体，计较得失，而终究止步不前，固步自封。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体现的复仇绝不仅此而已，还有许多的复仇也从各个方面在为主体服务，像鹿兆鹏，白灵用羊肉泡馍毒杀叛徒之类，也是值得去分析的，“复仇”观念是一种积淀的文化，在很长时间内依旧会留存于后人心下，这种观念的利弊以及如何运用，也会一直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

注释：

①朱刚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②，③司马迁著：《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21页，第1425页，第211页。

④《三国志平话》，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上卷。

⑤，⑥，⑦，⑧，⑨，⑩陈忠实著：《白鹿原》，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第155页，第237页，第460页，第463页，第463页。

⑪王加丰，陈勇，高岱，高毅，李工真著：《强国之鉴(八位央视大国崛起专家之深度解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参考文献：

[1]朱刚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2]司马迁著.《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3]《三国志平话》[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2011，3.[4]陈忠实著.《白鹿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12.[5]王加丰，陈勇，高岱，高毅，李工真等著.《强国之鉴(八位央视大国崛起专家之深度解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

第四篇：《白鹿原》

摘 要：《白鹿原》是一部以悲剧艺术在新时期长篇小说领域见长的文学作品。其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众多生命在传统礼教文化的压抑下的人性扭曲、痛苦与毁灭，构成了白鹿原这个“鏊子”上人物命运的悲惨景象，显示出巨大的悲剧精神，本文就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悲剧

一、白嘉轩与鹿子霖的悲剧比较——封建卫道士封建伪道士之间的悲剧；悲剧

二、黑娃与白灵的悲剧比较——盲目革命者与清醒革命者之间的悲剧；悲剧

三、田小娥与鹿冷氏的悲剧比较——主动反抗者与被动适应者之间的悲剧。关键词：人物悲剧;白鹿原;命运;

《白鹿原》中人物悲剧比较分析

——晨曦

从西方文学中的《俄狄蒲斯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安提戈涅》、《哈姆雷特》、《安娜卡那尼娜》以及《百年孤独》到中国文学中的《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琵琶记》、《长生殿》、《桃花扇》等等，都以悲剧艺术见长，不可否认，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人与外在环境相互冲突的悲剧性，人自身的解放也成为人类文化的最强音。这种文化精神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现当代文学中得到了同样的反映，从文学革命时期的忧愤的启蒙主题，到左联时期的革命与暴露，从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对于悲剧命运消退的欣喜，到十七年时期对于“新生”主题的各种阐释，从文革时期地下文学里所潜藏的郁愤与思索，到新时期文学中对于民族与个人的存在的多可能性探索与文学的多样性实践，现实生活的悲剧性应该是文学历史背后的巨大推动力之一。《白鹿原》就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塑造了一批令人悲哀而又同情的人物，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痛苦、失望、压抑、孤寂，啃噬着他们的心灵和肉体。在痛苦的磨砺下，他们失去了反抗和生存的能力，一步步被所谓的正义、仁义的传统文化所吞噬，最后在无奈与痛苦之中挣扎着渐渐走向生命灭亡的终点，演绎出悲剧的人生。

悲剧

一、白嘉轩与鹿子霖的悲剧比较——封建卫道士封建伪道士之间悲剧

在白鹿原这块传统文化丰厚的沃土上跃着一位族长——白嘉轩。他是作品中塑造的最成功，最丰厚，最有艺术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但是，历史把沉重的文化内容沉淀在白嘉轩这个人物身上，沉重的历史负累化为他痛苦的一生。他既是白姓一家的家长，又是原上白、鹿两姓的族长；既是一位正直宽厚的长者，又是一个封建家庭的顽固代表；他既是白鹿原上传统文化延续和传播的主要文化载体，又是一个传统文化的执行者。他是一个勇敢而又怯弱者；又是一个仁义而又残酷者，是一个崇高而又虚伪的矛盾悲剧结合体。黑格尔称：“谁如果要求一切事物都不带有对立面的统一，那种矛盾，谁就是要求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不应该存在，因为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本身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①因此，我们很难对他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价。巧换宝地、种植鸦片，显示他狡猾虚伪的一面；交农运动、祭神取水又体现他勇敢和崇高；善待鹿三一家，制定《乡约》，说明他仁义；严惩田小娥、白兴儿、白孝文，又显示他的残酷。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人格在他身上的显现。面对命运，他泰然处之，百折不挠。他宽厚仁慈、不计前嫌，这一切构成了他的个性魅力。他的为人，他的处事无不散发着传统人格的魅力。在白嘉轩心目中，他想建立一个所谓的和谐社会，即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礼教仁义的道德来维持这个社会的安定。但是这个和谐乌托邦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证明）。因此，理想的美好与现实的无奈，必然使白嘉轩的生命历程中充满矛盾和悲剧。先是自己最疼爱的女儿的叛逆，接着就是自己最器重的儿子的堕落，乌鸦兵，风卷雪，旱灾等等一系列的天灾人祸使的这个原本表面很太平的白鹿原陷入了巨大的灾难。这种灾难，与其说是白鹿原的灾难，还不如说是白嘉轩的灾难，是他理想的破灭，是他人生的灾难。“当人在追求不

可企及的东西时，他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他的成功是在奋斗中，在追求中，当人向自己提出崇高的使命，当个人为了未来和未来的崇高价值而同自己内心的和外在的一切敌对势力搏斗时，人才是生活所要达到的精神上的重大意义的范例。”②矛盾的爆发使他一次又一次陷入痛苦的绝境，这些灾难使这个坚强的生命体不断的受到打击，以至几乎失去生活的勇气，但是白嘉轩依然痛苦的活在白鹿原上。总之，白嘉轩这个封建卫道士，就是想以儒家的仁义道德和封建礼教武装自己，并以此来实现他在白鹿原的统治。然而几千年传统封建文化秩序一贯制的时代已经结束,传统文化的天空已经开始坍塌（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等）,他妄想做这历史激流中一隅顽石,于是他被冲垮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了。

与白嘉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奸诈、阴毒、淫乱而又懦弱的鹿子霖。鹿子霖是鹿家在白鹿原上的代表，他同样上一家之长，同样受到了封建文化的毒害。但是，与白嘉轩坚决维护不同，他对待封建文化的态度不是那么的坚决，而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道士。一方面他也和白嘉轩一样主持正义公道，维护仁义白鹿原的美誉；另一方面，他又干的尽是些见不的人的勾当。他想巧取豪夺李寡妇的土地，他粗暴干涉儿子的婚姻，诱奸田小娥，设计害死了白兴儿，又把白孝文拖入了罪恶的深渊，他整死了贺老大，为谋得一官半职，他又残酷的报复了农协运动，极尽摇尾乞怜之能事。用白嘉轩的话说：“人行事不在旁人知不知道，而在自家知不知道；自家做下好事刻在自家心里，做下瞎事也刻在自家心里，都抹不掉的；其实天知道地也知道，记在天上刻在地上，也是抹不掉的”。③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作者描写的这一个人虽然敲榨剥削乡民，私饱中囊嗜私舞弊，但他们在人格上也并非一无是处也有其重义轻利的闪光点。修建祠堂、办学校，首先支持两个孩子到城里上学，鹿子霖不但表现出他非常的组织才能，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英明和大度，他同样是白鹿原上受人尊敬的乡约。这就是在中国悲剧中，“恶”的势力往往以“伪善”的正义面孔出现，这就必然地在行动上不可能剑拔弩张，反倒是温情脉脉或道貌岸然。”④

《白鹿原》中，白、鹿两家的明争暗斗一直贯穿全书的始终，这样一对正义与邪恶的矛盾对立体，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又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为自己的儿女而痛苦，鹿兆鹏的拒婚，参加共产党；白孝文的堕落，白玲的叛逆，使这两位家长在精神上都受到巨大的打击，正是因为他们子女的反叛，使他们在白鹿原上演绎着悲剧的人生。当然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看，从深层次分析，白嘉轩的悲剧源于对传统文化的盲目信仰与残酷执行而鹿子霖的悲剧源于一种非理性文化。所以作者把白嘉轩的道德人格与鹿子霖的功利人格对照着写，目的是在思考为什么作为正义和邪恶的双方在社会的大动荡时期经历着同样的悲剧。一味地摇摆不定，亵渎传统文化，固然也很可悲；但是，一味地固执维护，积极推崇，同样也会给人带来灾难。白嘉轩是社会的宠儿，他维护了社会文化而鹿子霖是社会的弃儿，他玩弄了社会文化。但是，在一个制度和思想到了末路的时候，他们的这两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是都要受到打击和毁灭的，都要经历悲剧的人生。悲剧的解决就是使代表片面理想的人物遭受痛苦和毁灭。就个人来讲，他的牺牲是无辜的，但是就整个世界来看，却是罪有应得，足以伸张“永恒正义”的。⑤当白嘉轩看到疯癫的鹿子霖的时候而老泪纵横的时候，他既是为鹿子霖的悲剧命运，同样也是为自己的悲剧命运流泪。至此，这两个生命都完成了他们悲剧人生的历程。

悲剧

二、黑娃与白灵的悲剧比较——盲目革命者与清醒革命者之间的悲剧

黑娃可以说是《白鹿原》中人生起伏最大而又最令人惋惜的悲剧人物。他一生集土匪、国、共、儒家信徒等等身份于一身，从不安分的雇农到农协运领袖到红军战士到聚众山林的土匪二头目，国民党保安团营长，共产党副县长，新政权的死囚被处决。走完了他悲剧性的人生历程。

黑娃是长工鹿三的儿子，一方面他继承了父亲的善良、勤劳、质朴的性格；另一方面他却与

父亲鹿三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从小倔强、执着、反叛、生性好动而不安分守己。这一切，就决定了他必然与白鹿原上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宗法社会格格不入，并且不断发生摩擦、碰撞，以至最后走向反抗。他参加“风搅雪”式的农民运动，遥遥地与他企求美好生活与向往平等自由的心理目标相联系。大革命浪潮席卷而来，黑娃本性中受压抑的能量找到了渲泻的突破口，他把婚姻上的反叛和政治的、阶级的反抗不良觉地结合起来，怀着对富人和祠堂的憎恨，投身大革命，打土豪、办农协，砸宗祠里的石碑。然而，可悲的是，他虽然在毁族规、砸招牌，却一点也有跳出宗法文化的樊篱，有革命的果敢性但缺乏革命的目的性，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思索造成自己不平等地位的社会根源以及革命的意义，只简单地把革命理解为铡人和毁乡约砸石碑。这种缺乏理性的盲目做法，不可能带给他理想中的结果，最后只有落荒而逃。

然而，在黑娃的命运中还存在着更大的悲剧性。在白鹿原，作为反抗者的黑娃一方面想逃出白鹿原那个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环境却又逃不出而被它牢牢的束缚在原上；另一方面他又想容入那个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环境而白鹿原又容不下他而把他拒之原外。这就使这个充满了反抗精神的矛盾体在白鹿原上的悲剧命运。外出打工（逃离）——田小娥回原（回归）——禁止入祠堂安家窑洞（拒绝）——“风搅雪”失败出逃（逃离）——回乡参拜祠堂、求教于朱先生（回归）——毙命白鹿原（拒绝）。这就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在白鹿原上巨大的力量的表现。同时也表现他的人生理想的无目的性，盲目性，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参加“风搅雪”，加入习旅，落草为寇，受降招安，起义反正，都是他在无目的性心理支配的模糊的人生观所导致。大起大落的动荡生活，既增加了他的仿徨与苦闷，也消磨了他的人生意志。受降招安后的黑娃似乎热衷于什么，又在己方，不在明处而在暗处。这正也应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如对自己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如没有生活的目的，人就不能生存，可能会在他存在于世上更短的时间内毁掉自己，即使他的周围堆满了面包。”最发人深思的是，黑娃与白嘉轩原本势不两立，最后却跪回到白鹿原的宗祠里，原本拒绝接受传统文化的“教化”，最终又自觉地皈依传统，他虽然不断地变换身份，却始终找不到自己自位置。他的命运走向了与其本义相偏离、相悖谬的方向，他强大的生命活力，始终挣脱不了传统文化心理的羁绊。这一切都表明这个盲目反抗者在没有先进思想指导下矛盾的悲剧人生。

可以看出，由于缺乏丰厚的知识与理性作为个人对于现实认识的支撑，黑娃的反抗还只是在外在力量的影响下才发生的，还属于一种自发的反抗，因而这种反抗的动机也是盲目的，反抗力量也是有限的。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缺乏先进思想的作为行动的指导，另一方面他本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也使他无法摆脱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思想的影响。这也就注定了他的反抗是要失败的，他的人生也会成为悲惨的。

作为“五四”新文化影响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女性形象，确切的说应该是叛逆的女性形象白灵的反抗就是已经上升到自觉阶段的反抗。与黑娃的反抗相比，白灵接受了新式教育，主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具有了先进思想的指导，具有了更加坚决的反抗精神和更多的同仁志士，因而她是最坚定的反抗者，最彻底的革命者。但是就是这样她也没逃脱悲剧的命运。她从小机智聪明活泼可爱，深得白嘉轩喜爱，她首先打破了白鹿原上女子不能上学堂的规定，也打破了几千年中国社会中的规矩；她追求自由恋爱；她参加革命活动等等。她的一切都与传统文化相背离。她作为一个先觉者，勇敢地与他父亲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作斗争，勇敢地和一切阻碍国民革命的人斗争。她对事业非常执著坚定，在革命工作中白灵显示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在地下工作的时候，在白色恐怖之下，毅然承担了许多情报的接送工作。在自己的同伴一个又一个被扔进城市的某一处枯井的时候，她没有退缩，没有背叛，反而更加勇敢更加坚定。但是这样给她带来许多痛苦。首先是与最疼爱自己的父亲反目，接着是与兆海爱情的破灭，再就是革命运动的失败，被迫转移，身怀六甲却要四处逃难，有家不能归，过着流浪的生活，到最后到了根据地，以自己最大的热情的才华给根据地带来欢乐和笑容的时候，等待他的不是光明的前途，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被自己的同志活埋。她的死是令人悲痛的，一切的言语都无法形容这种悲痛，这与鲁迅先生所写的《药》里面的夏瑜相比，两者惊人的相似。夏瑜作为先觉者，却死在不觉醒的同胞面前，然后还遭人诬蔑和嘲弄。白灵的死再次说明了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的残酷和巨大的牺牲。白灵死亡的悲剧原因是很值得深思的，甚至她的死亡悲剧比鹿兆鹏媳妇、田小娥的死亡更令人深思.白鹿原上的两个反抗者，却都死在了自己的同志之手，我们不得不反思他们的共同的原因。从表现上来讲，他们一个是地主阶级的千金，一个是长工的儿子；一个是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一个大字不识；一个对待革命坚定不移，一个摇摆不定；一个盲目反抗一个清醒反抗，但是他们却有着相同的地方，一方面都反抗家庭反抗社会，另一方面都经历着悲剧的人生，最后都是被自己的同伴所杀。如果说白鹿原是一个鏊子，“不走出去就永远没有出息”那么黑娃和白灵都逃出了白鹿原，但是他们还是没有逃出人生的悲剧。这就说明在当时的社会里，不单是白鹿原上是一个鏊子，而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大鏊子，不管身在何处，不管你的地位，名誉，性别，思想信仰都要被这个动荡的社会蹂躏，都要经历无奈和痛苦。

悲剧

三、田小娥与鹿冷氏的悲剧比较—--主动反抗者与被动适应者之间的悲剧

在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的时候，对待传统文化和思想在外部表现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被动的适应，即在无法改变自身实际的行为的时候，以被动忍耐的方式适应被压迫、被蹂躏的悲惨处境。二是主动反抗，即在与现实相违背的时候起来反抗，但是这种反抗缺乏理论指导和明确的目标，因而反抗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说《白鹿原》中鹿冷氏是被动适应的话，那么田小娥就是主动反抗者。但是这两种态度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即被动适应和主动反抗都是以失败告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二难矛盾”，即：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在强大的男性社会文化观的束缚与压制下，反抗与不反抗，结果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在男权制度下,女人的身体被物化，成为契约对象。但是一个充满了鲜活生命力的女人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欲望,却不会因为某种观念被压抑。田小娥被嫁给郭举人的做小妾，在郭家过着非人的生活。她是郭举人实行延年益寿的秘方的工具（泡枣），同时在郭举人大老婆的限制下，一月只有三次性生活，对于一个年青女来说，是绝对不够的。以致在她见到黑娃的时候，心中便“燃”起了的火花，本能的要需求，使她勾引了不暗世事的黑娃。但是，在她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逃出那个围城后，并没有得到理想中的生活。在白鹿原上人们的眼里，同样没有把田小娥看成人，不是灾星，就是烂女人。族长白嘉轩说：“这个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叔真的不忍眼睁睁看着你把一个灾星招进屋„„”。父亲鹿三说：“搭眼一瞅那货就不是家屋里养的东西„„这号烂女人死了到干净„„”⑥。不但不让他们进祠堂拜祖宗，更得不到公公婆婆的认同被赶出了家门。以致只能容身窑洞。正是她所处的那个社会,给予她太多的厄运,才使她和黑娃在远离村庄的一孔破窑,开始了不平凡的人生辛酸岁月。小蛾是不幸的,一方面她要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作斗争;另一方面,她还要和传统的思想文化作斗争。先是农协运动失败，黑娃被迫出逃，打散了这个幸福的小家，到后来被鹿子霖占有，再到设计整死狗蛋，勾引白孝文报复白嘉轩，最后吸食鸦片成天与白孝文鬼混。从而完成了烂女人、荡妇、婊子，灾星的形象塑造。在这个过程中，她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与无奈，使她不但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一次又一次受到打击。她并没有害人之心，却成了处处害人的灾星。她想追求幸福生活，却处处充满苦难。一个充满春青活力的年轻女性，一次又一次的被生活打击折磨，以致于最后被吞噬。当一个个所谓的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生命体被吞噬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在中国的几千年的吃人的封建礼教。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祝福》等等一系列的作品中都深刻都批判了吃人的封建礼教，狂人从封建统治者张扬“仁义道德”的正史字里行间发现了“满本都是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用清醒的狂言，抨击整个传统文

化的历史，祥林嫂被看作是不祥的身分，她不但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同情，鲁四老爷还骂她是‘谬种’。她是在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威压下死去的，直到最后她也不明白世界为什么容不下她。”田小娥同样也是我们认为的所谓招祸的灾星，但是她自己却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招谁惹谁了，我在白鹿原没有偷过人家一缕棉花、瓜果，我怎么就不能活呢？”乃至于到最后被自己的公公杀害时还是发出“大„„大„„”奔射出惊异的眼光。其实她不明白使她痛苦无奈的是几千年中国得吃人的封建礼教和所谓的社会道德。

她在反抗、报复那个万恶社会的同时,也为那个社会扼杀她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以至于在死后都要被镇压在塔下，永世不得翻身。在强大的社会文化面前，她这个勇敢的复仇女神,注定要在弱小、孤独和痛苦的复仇中,招致更大的社会报复和文化惩罚,直到最后酿成她人生命运的悲剧和灾难。

与田小娥主动反抗相反，鹿兆鹏媳妇在对待命运的时候更多的是被动的适应。冷先生女儿与鹿兆鹏的婚姻走了中国社会最普遍的方式之一——父母之命。鹿冷氏是一个深受三从四德，夫为妻纲传统思想影响的弱女子，她在思想上完全接受了传统的观念，女人要贞节又要正派。所以在鹿兆鹏媳妇被冷落的情形下，她只能任由名存实亡的婚姻而不敢反抗。不幸婚姻侵吞她的青春和灵魂，但她毕竟是个有血有肉、青春年盛的女子，不管她有没有对任何一个男人产生过真正的爱情，但是她仍然渴望异性的抚慰，特别是随着她性意识的觉醒不断觉醒之后，渴望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她在理念与欲望之间痛苦地挣扎着，以至在看见风骚的田小娥时呈现出矛盾的心态，“她原先看见觉得恶心现在竟然嫉妒起那个婊子来了，她大概和黑娃在那孔破窑里夜夜都在发羊癫风似的颤抖”。从理性上她看不起淫荡的田小娥，但是从情感欲念上她又非常羡慕田小娥能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可悲的是她也已明确知道鹿兆鹏是不会回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她就只有把这种欲望只能寄希望在梦中与丈夫欢会，以此来支撑自己打发漫漫寂寞的岁月。但在后来鹿子霖醉酒失态后捏她的胸脯后进一步激化了她内心理与欲的矛盾冲突叫致她最终鼓起勇气试一试却被公公污之以“吃草的畜生"这样她就陷入更深的理与欲的矛盾漩涡中，在欲念世界里赎也渴望得到男性的爱抚。哪怕是得到伦理世界所绝对排斥的公公的爱抚也在所不惜。但在伦理上这个现实世界里她又明确地知道自己的那些想法与欲念是无法实现的她是极端可耻的，她所接受的良家女子式的教育只会不断否定和鄙视自己的欲望和梦想，无法消除和扼杀她越燃越炽的欲望和梦想。而她越燃越炽的欲望与梦想又不断动摇着她所接受的传统理念，无力完全冲破传统理念的束缚将自己的欲望与梦想转化现实。当这种欲望与理念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致超越她的理性闸门她的承受能力时她自然就发疯了，碍了令周围整个社会都羞于启齿的淫疯病。在那个“万恶淫为首”的宗法社会里，这无疑是给她判了死罪。最后还是父亲冷先生为了一张人脸亲自下药毒杀了自己的女儿。从一个循规蹈矩，三从四德的良家女子到一个无法见人的淫疯子，再一次体揭示那种“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文化的对人性的扼杀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中进展。反而经常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进。

白鹿原上一个烂女人、荡妇、婊子，灾星和一个始终如一坚守三从四德的女人都死了，而她们的死却惊人相似，一个被善良、忠厚、勤劳、质朴的，自己的公公刺死；一个被德高望重的，自己的父亲毒死。惊人的相似，惊人的残忍，惊人的悲惨，这就出现在那个挂者县长亲自送来的所谓“仁义白鹿原”。在这里，主动反抗者和被动适应者的命运都是这么的悲惨，我们不禁要问，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仁义白鹿原吗？封建思想文化的落后愚昧，吃人的本性再一次血淋淋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小娥和鹿冷氏是被传统的封建礼教所残酷地杀害的，《白鹿原》深刻地反映了人的本质追求与残酷的文化环境间悲剧性的矛盾冲突。

总之，在白鹿原上，不管是仁义者还上邪恶者，不管是有文化的还是没文化的，不管是坚定勇敢者还上犹豫怯弱者，不管是积极入世还是消极避世的都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我们

再一次看到《白鹿原》这部厚重的历史题载小说，反映着一个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在社会前进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作者通过一系列的人物的描写，把中国传统文化在走近它末路的时期，依然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也使人们看到，要改变一个落后的社会的艰难和代价。使读者再一次从中领略到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在古老的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种种压抑与迫害，这无疑是现代文学史上对悲剧精神的一次深刻的体验，它把痛苦和挣扎展示给每一位读者，揭示出他们的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这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仅以浅陋之笔，抒个人之见，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作品，以发现它更丰富伟大之处。

注释：

①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303.②、⑥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571；148.③、④熊元义.《回到中国悲剧》[M].华文出版社，1998.27；259.⑤奥尼尔.《论悲剧》见《美国作家论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4.参考书目：

[1]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2]赵园.《艰难的选择》[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3]熊元义.《回到中国悲剧》[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4]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5]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6]易新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7]傅其山.《西方文论》[M].北京：中国文艺出版社，2001.[8] 张亚斌.生命的苦难与悲凉[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22（3）[9]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0]楼昔勇.《美学导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易新鼎.《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史》[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136.

第五篇：中国古代的礼制和宗法

中国古代的礼制和宗法

一、礼的概念和内容

礼是古人为社会活动而制定的一系列制度、规定以及贯穿其间的思想概念和他们共同遵循的礼节仪式。

各个时代或地区的礼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跟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演变有密切的关系。

目前能够研究的礼制，最早只能上溯到周代。周人的礼是后代礼制的渊源。传统的观点认为礼分“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见《周礼·大宗伯》章）

后代研究《周礼》且比较著名的著作有：

①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将“春秋”经传所记事迹分属五礼。②元·吴澄《春秋纂言》，体例同上。

③明·石光霁《春秋钩玄》，体例同上。

④清·姚彦渠《春秋会要》，体例同上。

⑤清·秦蕙田《五礼通考》，以五礼通论古代礼制，内容最为详赡（shàn）。

五礼分述如下：

①吉礼，就是祭祀的典礼。祭祀是国之大事，所以列为五礼之首。祭祀的对象可以是上帝祖先，也可以是日月星辰、山川林泽、风雨雷电、神鬼怪魔等等。②凶礼，一般理解是指丧葬。除此之外，还应包括对饥馑、战乱等天灾人祸的哀吊。

③军礼，指战事和与战事有关的活动，如校阅、田猎、出师、献捷、献俘、筑城等需要大量人力的活动。

④宾礼，指诸侯对王朝的朝见、各诸侯之间的聘问和会盟等。

⑤嘉礼，内容较为复杂，婚礼、冠礼、飨宴、立储、庆贺、交游等都在此列。早期的礼与法律、官制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许多政治、法律方面的规定都见于礼的内容。到了秦、汉以后，官制、法律等与礼的界限才逐渐分明起来，而礼就专指“仪式”了，与现代的观念趋于一致。

在阶级社会中，礼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礼规定了社会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区分，规定了社会各个等级的尊卑贵贱，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如《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庶人贫苦，整日从事农业劳动，不能依照当时的礼制举行或参加各种典礼，所以礼制的内容就不能把他们包括在内。大夫是统治者，是贵族，如果有罪，有特殊的规定对待，刑法就不能把他们包括在内。所以，古代的礼是公开的不平等的。

礼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即礼是维护当时社会等级和统治阶级利益的有力工具。《礼记·坊记》：“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分封的诸侯国不可以有超过千乘的军力，城墙不可以有超过高一丈、长三百丈的规模，卿大夫之家不可以有超过百乘的财力。类似这样的许多规定，就是维护君主利益的等级堤防。

在《礼记·礼运篇》中，记载了孔子论礼的话：

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通

效）于

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

国家可得而正之也。

只有遵循礼才能治理天下，这便体现了礼的重要性。

二、礼学与礼书

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礼制非常繁复，同时又十分重要，各朝都设有专门的管理礼制的官职。周代叫大宗伯。周礼的宗伯一职，后来就演变为礼部。

《周礼》记录的古代礼官有：

大宗伯主管礼制。

小宗伯副职。

肆师管理祭祀庙宇。

冢人管理丧葬冢墓。

大司乐管理乐舞。

巾车管理车舆旗帜。

司常同上。

大卜管理占卜（甲骨和蓍（shì）草）。

大祝管理祷祝祈禳（ráng）、从事盟诅。

司巫有男觋女巫。

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管理文字天象等。

礼官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中有大量的迷信成分，但是也包含有某些科学的因素。礼官人员众多，说明礼的繁复，需要有很多人共同从事这项工作，甚至这些工作要经受专门的训练，具有家族世袭性。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说的就含有这样的意思。

作为教育的内容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居于首位。礼由朝廷管理，有关礼的知识由指定的官吏掌握，此所谓“学在官府”。

到了东周，奴隶制社会解体，礼制的崩坏成了社会变革的标志。有关礼的知识被某些知识分子专门传授和掌握，与礼官逐渐分离，礼学于是产生。礼学的主要倡导者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家。

孔子想要恢复的是西周的礼制，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礼在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

《论语·泰伯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季氏篇》：不学礼无以立。

《论语·尧曰篇》：不知礼无以立也。

《礼记·礼运篇》：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通摈）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

现存《十三经》中，有三部书和礼有关：《周礼》，《仪礼》，《礼记》。人称“三礼”。

《周礼》是西汉前期发现的古书。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得《周礼》五篇，但原书有六篇，于是千金悬赏，终不可得，便以内容类似的书《考工记》权作第六篇。后献于朝廷，藏于秘府，至刘歆整理书籍，将其收入《七略》后，方加以提

倡。今人多数以为此书是先秦的著作。《周礼》六篇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和《冬官考工记》，详细地叙述了职官与各种典章制度。清人孙诒让所作《周礼正义》86卷内容丰赡，是研究《周礼》最好的本子。

《仪礼》是一部残书。汉初高堂伯在鲁地教礼学，他所传的只有十七篇，主要是关于士这一阶层的礼制内容，所以又叫《士礼》。这部书的内容成形也相当早。清人胡培翚（huī）所作的《仪礼正义》40卷，是研究《仪礼》较好的本子。

《礼记》是儒家礼学的论文集。文章早的属于战国时期，晚的可到西汉前期。《礼记》在汉代有三家之学，即大戴（德）、小戴（圣）和庆氏。《大戴礼记》有85篇，戴圣加以删节，成《小戴礼记》46篇，汉代马融增补3篇，共49篇，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礼记》。清人孙希旦《礼记集解》61卷是研究《礼记》比较好的本子。

三、宗法和姓氏

所谓宗法是中国古代社会血缘关系的一种原则，其主要精神是嫡长继承制。关于宗法制度的系统叙述，最早见于《礼记》的“大传”和“丧服小记”。从《礼记》上看，宗法的实行范围主要在大夫和士的阶层。

宗法最基本的特点是大宗、小宗的区分。

君主世袭制，常理是嫡长子继承国君之位，嫡长子以下的次子及各子，（嫡长子的弟弟）就是别子。别子不能与长子（继位的哥哥）同祖，所以必须分出去自立一家。别子是国公（君）之子，所以又叫公子。

别子自立一家，成为这一家始祖，这叫别子为祖。别子的长子、长孙、长曾孙等也按嫡长子继承的制度传家，世世以作为本家始祖的别子为祖，就称为大宗，大宗就不再会改变，所以说大宗百世不迁。

别子的次子与以下各子称为庶子，同样，别子的长子、孙子等也都有庶子，所有的庶子都称为小宗。小宗的血缘关系超过五世，就脱离了亲戚的关系，这叫做小宗五世则迁。如血缘关系在五世之内的亲属丧葬，要遵守丧服规则，表示哀悼，如果超出五世，就没有丧服的规定。

在由大小宗构成的整个家族中，继别的大宗居族长的地位，享有一定的特权，称为宗子。别子作为公子，一般有卿大夫的爵位，贵族的身份，即有宗子承袭。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宗法制与古代的等级制度有不可分的关系。

先秦的宗法制度，在秦汉以后一直有遗迹存在。汉至唐时，社会崇尚门阀谱系，与此有关。南宋以后，家谱之学又盛行起来，成为封建时代维系家族的重要纽带。

四、礼制举例

1.婚礼

周代结婚的年龄是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

《仪礼·士昏礼》记载了士阶层的婚礼过程：

①纳采：男方请媒人向女方请求联婚，以雁为礼物。

②问名：请问女子之名。

③纳吉：男方知女子之名，便要占卜，如获得吉兆，要反馈女家，并再用雁作为礼物。

④纳徵：双方定下婚约，男家要送礼，礼物为玄薰、束帛、俪皮（两张鹿皮）。

⑤请期：男家再用雁为礼物，问女家合婚日期。

⑥迎亲：新郎乘车亲往，后跟两辆从车，为新娘准备的车也是如此。

⑦送亲：新娘之父迎于门外，新郎再以雁为礼，行礼而出，新娘随行，父母不送出门。

⑧合卺：新郎迎新娘进家门，设宴共食，其礼节大致如孔颖达《礼记》疏：“以一瓢分为二瓢谓之卺（jǐn），婿之与妇各执一片以酳(yìn用酒漱口)，故云合卺曰酳。”

⑨完婚：宴后，新人入房，由新郎摘去新娘的装饰，撤出室内之烛，婚礼完成。

⑩晨谒：第二天早晨，新娘要谒见公婆，献枣栗给公公，献干肉给婆婆，（有象征意义）最后献食给公婆。

2.冠礼

冠礼是一种成年礼。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女子十五岁行笄（jì）礼，表示已经成年，可以被承认为氏族的真正成员。

《仪礼》记录士冠礼的过程是：

①占卜：父亲筮（shì）来分别确定行冠礼的日期和给儿子加冠的来宾，然后将冠礼日子通知加冠来宾。

②行礼：冠礼日早晨，父亲将来宾迎入庙，儿子出房就位，然后行礼；来宾将规定的服饰给青年披上，反复三次，称为始加、再加、三加，并用酒祝祷青年。

③拜母：儿子由西阶下，去拜见母亲，然后再回到西阶以东。

④取字：来宾给青年取一个字，其父送来宾出庙门，青年会见兄弟姑姊，再拜见君主、乡大夫、乡先生等；其父用酒款待来宾，并赠束帛和俪皮。冠礼完成。

有没有字，是一个人是否成年的标志。

3.姓名

先秦的姓与后世的姓不一样。先秦的姓与母系氏族的制度有关，即那时的姓是一个氏族部落的标志，它说明了一个人是由那个氏族生出，所以称为“生”；由于当时只知道母，不知道父，所以加上女字旁作“姓”。当时的姓有姚、姒（sì）、姬、嬴、妫（guī）、妘（yún）、姺（shēn）、娀（sōng）、姞（jí）、孋（lì）、姜等。也可以说，姓是一种族号。后来由于子孙繁衍，一族分为若干分支散居各地，每支都有一个特殊的称号作为标志，这就是氏。氏可以看作是姓的分支。《通鉴·外纪》曰：“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 古代姓的数量不是很多，且有些姓在商、周时就已经灭绝了。

周代的姓氏制度和封建制度、宗法制度有密切的关系。贵族有姓氏，而一般平民没有姓氏。在贵族中，女子称姓，男子称氏，这是因为姓是用来“别婚姻”的，而氏是用来“明贵贱”的，两者作用不同。

周王室与同姓封国（鲁、晋、郑、卫、虞、燕、吴、虢）等国都是姬姓，异姓封国齐是姜姓，秦是赢姓，楚是芈（mǐ）姓，宋是子姓，越是姒姓等。古代礼制规定同姓不婚是不可违反的原则，因此，贵族妇女的姓比名更为重要，未嫁之时在姓之前加孟（伯）、仲、叔、季表示排行，如：孟姜，叔姬等。出嫁以后在姓前或加以国名或氏名，如：齐姜、秦赢、陈妫等，或加上配偶（国君）受封的国名，如：秦姬、息妫等，或加上配偶（卿大夫）的氏名或邑名，如：赵姬、孔姬等，或加上配偶或本人的谥（shì）号，如：武姜、敬赢等。

氏的情况比较复杂，一般诸侯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如：郑捷（郑文公）、齐环（齐灵公）等；卿大夫及其后裔以受封的邑名为氏，如：屈完、知罂、解狐等；或以所居的地名为氏，如：北郭佐、百里术等；或以官名为氏，如：卜偃、司马牛、乐正克等；或以祖先的字或谥号为氏，如：孔丘（宋公孙嘉之后，嘉字孔父）、庄辛（楚庄王之后）、西乞氏（秦将百里术字西乞，其孙以字为氏）、高氏（齐文公之子字子高，其孙以高为氏）等；列国公族多以“孙”系氏，如鲁国的孟孙、叔孙、季孙氏等，有的因出于公室，就称公孙氏，有的出于王室，就称王孙氏。只要分立家支，就要命氏。男子以氏与名字联称，如孔子为孔氏，名丘，故称孔丘。

战国以后，人们普遍以氏为姓，姓氏逐渐合而为一，汉代则通谓之姓，并且从天子到庶人都可以有姓了。后世所说的姓，就是先秦所说的氏。后世的许多复姓，如长孙、宇文、慕容、独孤、拓拔、尉迟、呼延、哥舒等，不是汉族的姓。古人有名有字，字还要包括表示排行的伯、仲、叔、季。长子称伯（庶长子另称为孟），次子称仲、以下称叔、幼子称季，男女都一样。男子的字，下面常系一“父”字，如：仲尼父、仲山甫等；女子的字，下面常系一“母”或“女”字，如：孟妊车母、帛女等，一来表示业已成人，可以作为父母，二来可以表示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