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观点集成之婚姻家庭总结[5篇范文]

第一篇：最高法观点集成之婚姻家庭总结

2016年8月8日

民事卷1

一、婚姻家庭

1、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未办理结婚证，彩礼返还情况？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0条第1款：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1)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2)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 3)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其中第一款，不是针对双方已经共同生活的情况，如果确已共同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共同生活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风俗，确定返还数额。

2、结婚登记程序瑕疵处理，应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以一下规定之外的情形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判决驳回当事人申请。《婚姻法》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

(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龄的。

3、认定构成事实婚姻的截止时间：1994年2月1日。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之规定，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

4、妻子单方终止妊娠不构成对丈夫生育权的侵害。

5、附离婚条件财产分割协议在离婚关系解除时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处理离婚案件的直接依据。其生效条件为双方协议离婚，不是签字生效。如果根据协议已经履行了财产变更的手续，但因离婚的前提条件不成立而没有生效，已经变更权利人的财产仍属于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 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协议主要针对当事人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时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至于夫妻双方为了离婚自行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应具体分析。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 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1）对于离婚协议中的非财产分割条款效力，比如：夫妻各自财产处理条款、子女抚养权归属条款、抚养费给付条款、夫妻共同、个人债务承担条款等参照以上条款，在登记离婚或者到法院协议离婚不成就时，均不生效。

2）一方反悔以协议显示公平为由请求法院变更或撤销该财产分割协议，法院经查明未发现订立该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一般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6、离婚诉讼中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婚姻法第三十二条 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1）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确信啊及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2）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

3）婚前隐瞒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有精神病，或乙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

4）一方欺诈，骗取《结婚证》。

5）双方办理结婚证后，未共同居住，无和好可能的。

6）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3年，无和好可能，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一年的，互不履行夫妻义务。

分居是指夫妻双方之间不再共同居住，处于各自相互独立的状态。人民法院以缺席判决的方式准予当事人离婚较为谨慎。

7、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四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

（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8、对于离婚时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任何一方都有权诉请进行分割，而不受两年的诉讼时效的限制。

9、婚前个人财产在婚后发生形态变化不导致所有权发生变化。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五条 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共同所有：生产、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一方以婚前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孳息是指非投资性、非经营性的收益。股票非法定孳息。租金为经营性收益

人工孳息为生产、经营性孳息。

自然增值是指增值的发生因通货膨胀或市场行情的变化而导致，与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协作劳动、努力、管理无关。

10、夫妻共同出资购买的房屋登记在未成年子女的名下的，一是要审查夫妻双方购房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要考虑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公示效力，保护善意第三人。

11、夫妻间赠与行为的适用法条依据： 法定撤销权，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 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任意撤销权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12、离婚案件中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所有权归属问题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

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第七条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前提条件：

1、一方父母出全资

2、购买不动产目的是为子女。对于父母部分出资的情况要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跳的规定。婚姻法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13、夫妻双方离婚时协议将共有房产赠给子女的，但没有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一方反悔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房产条款，如何处理？

1）在民政部门离婚，签订协议将共有房产赠与子女的，不能单独行驶任意撤销权，反悔一方可以在登记离婚一年的除斥期间届满前提起诉讼。

2）法院协议离婚、领取民事调解书，自愿将房产赠与子女的。效力等同于或高于经过公正的赠与合同，原则上不可以予以撤销。

14、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条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15、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

16、夫妻一方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的行为应为全部无效。1）一方擅自赠与婚外情人大额夫妻共同财产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四条规定，即构成夫妻分割共同财产的重大理由，另一方可以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财产。

2）具体实践中，如果所赠之物为欠款，应返还相应的欠款，如果是赠与人将其名下的房屋。车辆等变更登记为受赠人，受赠人应该返还原房屋及车辆。

17、婚姻法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重婚是构成婚姻无效的条件，其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区别在于是否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重婚分为法律上和事实上的重婚。但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该请求，或者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一年后提出的，不予支持。

18、婚姻法第三十四条 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婚的，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此时只要起诉时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即可。

19、推定亲自关系纠纷的处理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 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

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其中一方私自带子女去做亲子鉴定的，不适宜以上规则。20、区分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

1）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2）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在涉及债权人及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时，债权人只要证明该借款是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可。3）对于假离婚真逃债的行为，债权人在胜诉后申请执行，对于被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的，可依法强制执行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有财产。

4）夫妻一方因侵权产生的债务，要具体分析侵权行为是为了家庭利益或者事实上使家庭受益，从而区分夫妻共同债务或个人债务。

5)对于夫妻共同债务分担的判决不免除双方的连带清偿责任。

6）当事人协议离婚或者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夫或妻不得以财产已经分割对抗其共同债权人，夫妻离婚后仍应对离婚关系存续期间所欠的用于共同生活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1、《民诉法意见》第12条：夫妻一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另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被告已经将户籍迁出并落户，应以被告的迁入的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篇：最高法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周强

各位代表：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五年，也是人民法院工作发生深刻变化、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五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认真落实十二届全国人大历次会议决议，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审判质量效率、队伍素质能力和司法公信力。2013至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82383件，审结79692件，分别比前五年上升60.6%和58.8%，制定司法解释119件，发布指导性案例80件，加强对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8896.7万件，审结、执结8598.4万件，结案标的额20.2万亿元，同比分别上升58.6%、55.6%和144.6%。通过发挥审判职能，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和保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推进平安中国建设 各级法院依法惩治刑事犯罪，审结一审刑事案件548.9万件，判处罪犯607万人，努力保障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

严惩危害国家安全、暴力恐怖等犯罪。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加大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力度，依法严惩煽动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等犯罪，切实维护国家安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意见，依法严惩天安门“10〃28”、昆明“3〃01”等暴恐犯罪，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严惩贪污贿赂犯罪。坚持“打虎拍蝇”不放松，对腐败犯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健全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机制，严厉打击和震慑腐败分子。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办理贪污贿赂案件司法解释，审结贪污贿赂等案件19.5万件26.3万人，其中，被告人原为省部级以上干部101人，厅局级干部810人。依法审理***、***、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在白恩培案中首次依法适用终身监禁，彰显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依法惩治行贿犯罪，判处罪犯1.3万人。依法审理贪污扶贫款、农资补贴等犯罪案件，严惩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依法审理任润厚等案件，决不 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得到好处。依法审理“红通1号”杨秀珠等案件，决不让腐败分子逃脱正义的审判。

严惩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犯罪。制定办理盗窃、敲诈勒索、抢夺、抢劫等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审结相关案件131.5万件，判处罪犯153.8万人。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依法审结刘汉、刘维等36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案件。严惩重大责任事故、危险驾驶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审结相关案件127.1万件。积极参与禁毒斗争，审结毒品犯罪案件57.1万件。会同有关部门出台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依法惩治暴力伤医犯罪，保护患者合法权益，推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会同有关部门发布办理传销案件等意见，审结传销、非法经营等经济犯罪案件28.2万件，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

严惩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犯罪。加大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力度，会同有关部门出台指导意见，坚决惩治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虐待、性侵害行为，审结相关案件13.1万件。制定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司法解释，对偷盗婴幼儿等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4685件。会同教育部等出台防治校园欺凌的意见，积极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推进平安校园建设。

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污染环境犯罪。加大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惩治力度，各级法院审结相关案件4.2万件，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和“舌尖上的安全”。制定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依法从严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审结相关案件8.8万件。

严惩电信网络犯罪。会同有关部门出台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的意见，依法惩治网上造谣、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依法审理“快播”公司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等案件，净化网络空间，决不让网络成为法外之地。坚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会同公安部等部门出台适用法律意见，审结徐玉玉被诈骗等案件1.1万件。出台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司法解释，严惩泄露个人信息、非法买卖信息等犯罪行为，维护公民信息安全。

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和发扬“枫桥经验”，大力推广陕西富县“群众说事、法官说法”、江西寻乌法院参与乡村治理等经验。针对审判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建议，促进社会风险防控。认真落实普法责任制，在审理于欢故意伤害案等社会关注案件中，加强以案释法，既体现法律尺度，又体现司法温度，实现法理情有机融合，让热点案件审判成为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

二、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坚决纠正和防范冤假错案。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加强审判监督，以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错案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再审改判刑事案件6747 件，其中依法纠正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重大冤错案件39件78人，并依法予以国家赔偿，让正义最终得以实现，以纠正错案推动法治进步。深刻汲取教训，出台防范刑事冤假错案指导意见，落实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原则，对2943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1931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措施。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特赦令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依法特赦罪犯31527人。落实公开审判、法庭辩论等诉讼制度，切实保障当事人各项诉讼权利。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把死刑案件质量关，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联合司法部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加强涉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完善社会调查、轻罪记录封存等机制，积极开展回访帮教工作，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连续5年下降，有力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出台加强司法救助意见，发放司法救助金26.7亿元，帮助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的受害人摆脱生活困境，加强权利救济，传递司法温暖。

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制定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司法解释，会同有关部门建成统一的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依法公开公正审理相关案件，让“暗箱操作”没 有空间。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进行全面核查，决定收监执行6470人，决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决不允许对任何人法外开恩。

三、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商事案件1643.8万件，同比上升53.9%。积极开展破产审判工作，开通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出台“执行转破产”意见，健全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依法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审结破产案件1.2万件，重庆钢铁、东北特钢等破产重整案取得良好效果。制定公司法司法解释，规范公司治理，加强股东权利保护。审结买卖合同案件410.6万件，促进公平交易。审结房地产纠纷案件132.1万件，促进房地产市场规范有序发展。

服务经济发展重大战略。出台为我国企业参与境外贸易、投资等提供司法保障16条措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北京、天津、河北法院建立协作机制，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辽宁、吉林、黑龙江法院围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司法服务。天津、上海、福建、广东等法院围绕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依法公正高效审理相关案件。

依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出台加强金融审判工作意见，审结借款、保险、证券等案件503万件，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审结全国首例证券支持诉讼等案件，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完善融资租赁案件法律适用规则，支持和保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审结民间借贷案件705.9万件，规范民间融资行为。审结互联网金融案件15.2万件，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严惩非法集资、内幕交易等金融犯罪，北京等法院审结“e租宝”非法集资案，山东法院审结徐翔等人操纵证券市场案，切实维护金融安全。

加强产权司法保护。产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出台加强产权司法保护17条意见，依法审理各类涉产权案件，从严惩治损害企业家、创业者合法权益和强买强卖、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坚决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再审3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其中直接提审张文中案、顾雏军案。发布7个保护产权典型案例。出台改善营商环境、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等意见，制定保障企业家创新创业10条具体措施，发布10个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典型案例，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着力营造保护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法治环境。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发布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作用，各级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68.3万件，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探索在知识产权审判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措施，着力解决侵权成本低、维 权成本高等问题。依法审理“乔丹”商标争议行政纠纷、华为诉美国交互数字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案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出台为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等意见，制定环境公益诉讼等司法解释，审结环境民事案件48.7万件，坚决维护生态环境安全。依法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1.1万件、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1383件、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252件。江苏、浙江、贵州等法院探索实施环境修复司法举措，促进生态保护。宁夏法院审结腾格里沙漠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系列案，督促8家企业投入5.69亿元修复受损生态环境。

服务全面开放新格局。审结涉外民商事案件7.5万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越来越多的外国当事人协议选择中国法院解决纠纷。完善仲裁司法审查程序，支持仲裁在涉外纠纷化解中发挥更大作用。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审结一审海事案件7.2万件，有力维护我国海洋安全和司法主权。加强国际司法交流与合作，办理国际司法协助案件1.5万件，举办中国-东盟大法官（南宁）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苏州）会议、丝绸之路司法合作（敦煌）论坛等国际司法会议，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中国法治声音。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

妥善审理涉民生案件。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3139.7万件，同比上升54.1%。制定关于劳动争议、食品药品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司法解释，审结相关案件232.5万件。明确工伤认定标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海南、云南、陕西等法院设立旅游法庭，就地化解旅游纠纷。推广河南、湖南、四川等法院破解农民工讨薪难经验，依法惩处恶意欠薪行为，为农民工追回“血汗钱”294.4亿元。妥善审理涉及承包地“三权分置”、征地补偿等案件126.1万件，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妥善审理涉及扶贫、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等案件，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和万事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全国妇联等14个单位建立家事审判改革联席会议制度，在山西、江苏、贵州、新疆等地118个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方式改革试点，探索建立家事案件冷静期、心理测评干预等制度。依法为老年人追索赡养费，审结相关案件12.6万件。制定审理夫妻债务纠纷司法解释，明确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全面实施反家庭暴力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2154份，在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筑起“隔离墙”，切实维护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审结婚姻家庭案件854.6万件，有效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维护中华民族重视家 庭的优良传统，让家庭成为人生的幸福港湾。

妥善化解行政争议。各级法院审结一审行政案件91.3万件，同比上升46.2%，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通过司法审查支持“放管服”改革，服务法治政府建设。妥善审理征地拆迁等案件，支持城中村、棚户区改造，维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配合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等工作，坚持依法裁判和协调化解并重，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

努力方便群众诉讼。推广安徽合肥“互联网+诉讼服务”经验，全国86%的法院建立信息化诉讼服务大厅，为当事人提供线上线下、方便快捷的“一站式”诉讼服务。开发“智慧法院导航系统”，实现诉讼服务精准化，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内蒙古、云南、西藏、青海等法院推广“车载法庭”，湖北、重庆、甘肃等法院在山区推广“背包法庭”，新疆和兵团法院深入农牧区开展巡回审判，广大法官深入田间地头、草场林区，就地化解纠纷，让司法更加便利人民、贴近群众。制定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建立律师服务平台，方便律师参与诉讼。充分运用全国法院远程视频接访系统和网上申诉信访平台，方便群众依法表达诉求。为当事人减免诉讼费19.9亿元，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加强法律援助，确保生活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

保护港澳台同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审结涉港澳台、涉侨案件8.1万件，办理涉港澳台司法协助互助案件5.8万 件。签署内地与香港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判决等两个安排，拓宽司法协助范围。出台办理在台湾地区服刑大陆居民回大陆服刑案件规定等4个司法解释和文件，推进两岸司法互助。

加强涉军维权工作。出台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意见，推广涉军维权“鄂豫皖模式”，军事法院和地方法院审理破坏军事设施、破坏军婚等案件6491件，妥善审理有关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等案件，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促进军政军民团结。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央宣传部联合开展“用公开促公正，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在审判工作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司法的教育、评价、指引、规范功能。出台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解释，明确医院实施紧急救治免责的具体情形，为医生救死扶伤提供司法保障。依法审理侵犯“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系列案件，坚决维护英雄形象。依法审理“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案”，让维护法律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受到鼓励，让见义勇为者敢为，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引领社会风尚。

五、攻坚克难，“基本解决执行难”取得重大进展 各级法院加大执行工作力度，着力破解执行难，受理执行案件2224.6万件，执结2100万件，执行到位金额7万亿 元，同比分别上升82.4%、74.4%和164.1%。

推动形成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2016年3月，在全国法院部署“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制定工作纲要和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高度重视执行工作，普遍将解决执行难纳入法治建设重点工作，有效形成解决执行难工作合力。在北京、河南等地多部门共同参与下，北京法院顺利执结全国首例万吨粮食异地执行案。

有效破解查人找物和财产变现难题。与公安部、银监会等10多个单位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通过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手段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财产，共查询案件3910万件次，冻结款项2020.7亿元，极大提高了执行效率。建立全国统一的网络司法拍卖平台，2017年3月上线以来，共进行网络拍卖36.9万次，成交额2545.3亿元，溢价率52%，为当事人节省佣金78亿元，在高风险的司法拍卖领域实现违纪违法零投诉。

不断健全执行管理体制机制。在浙江、广东、广西等地开展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改革试点。建立执行指挥中心，推行执行案件全程信息化管理，四级法院执行指挥体系基本建成，执行管理模式发生重大变革。制定财产保全等15个司法解释和规范执行行为“十个严禁”等33个指导性文件，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挂牌督办，切实解决消极执行、选择 性执行等问题。

强力实施联合信用惩戒。认真落实中央深改组部署，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联合国家发改委等60多个单位构建信用惩戒网络，形成多部门、多行业、多手段共同发力的信用惩戒体系。创新工作机制，江西法院建立“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河北、山西、内蒙古、青海等地法院开展专项行动，有效执结大量案件。全国法院累计公开失信被执行人信息996.1万人次，限制1014.8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391.2万人次乘坐动车和高铁，221.5万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义务；加大对抗拒执行行为惩治力度，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9824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格局初步形成，有力促进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的18项改革任务已经完成，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意见提出的65项改革举措全面推开，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

深化法院组织体系改革。按照党中央部署，最高人民法院设立6个巡回法庭。2017年，巡回法庭共审结案件1.2万件，占最高人民法院办案总数的47%，实现最高审判机关重 心下移，被群众称为“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发挥巡回法庭贴近基层一线、就近化解纠纷的优势，共接待群众来访4.6万人次，最高人民法院本部接待来访总量下降33.2%，助力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建设，着力解决诉讼“主客场”问题。设立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和天津、南京、武汉等15个知识产权法庭，有效提升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水平。

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从2015年5月1日起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变审查立案为登记立案，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当场登记立案率超过95%。加强监督，杜绝有案不立、拖延立案问题。依法制裁虚假诉讼，维护正常诉讼秩序。在福建、宁夏等法院开展跨域立案试点，构建当场立案、网上立案、自助立案、跨域立案相结合的立案新格局，让长期以来老百姓反映强烈的“告状难”问题真正成为历史。

全面推进司法责任制等基础性改革。全国法院从211990名法官中遴选产生120138名员额法官，其中最高人民法院遴选产生367名员额法官。积极开展法官助理、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充实审判辅助力量，实现85%以上人员向办案一线集中。完善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改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法官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充分激发广大法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坚持放权与监督相结合，构建全员全过程的监督管理机制。完善司法人员依法履职保障机制。推进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着力构建新型司法管理体制。

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会同有关部门出台改革意见，在全国法院试行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法庭调查三项规程，完善刑事诉讼制度。推广浙江温州、四川成都等地经验，推进庭审实质化，完善侦查人员、鉴定人、证人出庭作证机制，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上海、贵州高院制定常见犯罪证据标准指引，促进提高刑事案件办案质量。

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和案件繁简分流。推广四川“眉山经验”、山东“潍坊经验”、安徽“马鞍山经验”，强化诉调对接，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作用，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仲裁等方式化解矛盾。联合司法部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完善律师调解制度。坚持合法自愿原则，各级法院通过调解方式处理案件1396.1万件。建立全国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及时便捷化解纠纷。出台繁简分流指导意见，全国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审结案件3241.6万件。积极推进要素式庭审、令状式文书、示范性诉讼等机制创新，切实提高司法效率。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沈阳、长沙、西安等18个地区开展刑事速裁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缩短办案周期，让正义的实现进一步提速。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黑龙江、广西、重庆等地50个法院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提高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让人民参与司法、监督司法。完善陪审员参审机制，全国陪审员共参审案件1295.7万件。

七、深入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基本形成

司法公开取得重大进展。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将司法公开覆盖法院工作各领域、各环节。开通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在满足当事人知情权、参与权的同时，自觉接受监督，倒逼法官提升司法能力，让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方式感受公平正义，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截至今年2月底，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庭审64.6万件，观看量48.5亿人次；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文书4278.3万份，访问量133.4亿人次，用户覆盖2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资源库。加强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建设，主动公开司法信息，让司法公正看得见、能评价、受监督。

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发展。大力实施“天平工程”，以网络化、阳光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法院初步形成，实现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和智能化服务。全国3525个法院和10759个人民法庭全部接入专网，实现“一张网” 办公办案，全程留痕，全程接受监督。通过电子诉讼、12368诉讼服务热线等信息化手段，减少群众出行，节约诉讼成本，促进节能减排。

大数据应用持续推进。建成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实时汇集全国法院审判执行数据信息，为法官和群众提供智能服务，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参考。推进审判领域人工智能研发，“法信”“数字图书馆”“庭审语音识别”等智能辅助办案平台上线应用，为法官提供类案参照、文书纠错等服务。推进电子卷宗随案生成，提供电子卷宗网上调阅服务。在吉林、浙江、海南等14个省市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实现多部门一网办案，纠纷解决更加便捷。在浙江杭州设立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实现线上证据在线提取、线上纠纷快速审理，探索涉互联网案件审理新模式。

八、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人民法院队伍

以总书记提出的“五个过硬”要求为目标，大力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切实提升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加强政治建设。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做到维护核心、绝对忠诚、听党指挥、勇于担当。扎实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信”。加强人民法院党的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认真接受中央巡视，狠抓整改落实。认真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向邹碧华同志学习活动，涌现出以黄志丽、刘黎、郭兴利、方金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典型。各级法院共有1777个集体、2739名个人受到中央有关部门表彰奖励。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广大干警不辞辛劳，无私奉献，85名法官积劳成疾或遭受暴力伤害因公牺牲，他们是共和国审判事业的忠诚卫士，他们用奉献诠释了为民情怀，用生命捍卫了公平正义。

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坚持需求导向加强教育培训，各级法院共培训干警241.6万人次。着力培养高层次审判人才，评选209名“全国审判业务专家”。通过西藏拉萨、甘肃舟曲等培训基地，培养双语法官，保障少数民族群众诉讼权利。建立挂职学者、法律研修学者、法律实习生制度，推动完善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夯实基层基础，强化经费保障，基层工作条件明显改善。加大对西藏、新疆及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法院援助力度。加强对基层法院工作监督指导，帮助基层提高审判质效。

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司法腐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各级法 院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干警1011人，对1762名履职不力的法院领导干部严肃问责。严格执行司法巡查、审务督察、防止干预过问案件“两个规定”等制度，持续改进司法作风，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加强警示教育，从奚晓明等违纪违法案件中深刻汲取教训。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最高人民法院查处本院违纪违法干警53人，各级法院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3338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31人。

九、自觉接受监督，不断改进人民法院工作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落实十二届全国人大历次会议上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加强督查督办。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深化司法公开、规范司法行为等情况，根据审议意见改进工作。办理代表建议1381件，在加强环境资源审判、维护和谐劳动关系、维护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充分采纳代表意见，促进公正司法。邀请全国人大代表视察人民法院87批次，通过旁听庭审、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听取代表意见4530人次，不断拓宽监督渠道。

认真接受民主监督。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自觉接受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民主监督，积极参加全国政协专题协商等活动，广泛凝聚共识。走访接待全国政协委员620人次，办理政协提案539件，及时采纳各方 面提出的意见。

依法接受检察机关诉讼监督。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死刑复核、民事执行等方面法律监督规定，依法审理检察机关提起的抗诉案件，认真对待检察建议，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开展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调研座谈、列席审委会等活动360次。通过“院长信箱”等平台，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召开新闻发布会117场，主动接受舆论监督。

各位代表，五年来人民法院工作的发展进步，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法治中国前景无限光明。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根本在于总书记作为党中央核心和全党核心的掌舵领航。五年来成绩的取得，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国务院大力支持，全国政协民主监督，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以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各界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关心支持帮助的结果。在此，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清醒认识到，人民法院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一是司法理念、司法能力、工作机制等与新时代形势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二是司法体制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化，一些关联度高、相互配套的改革举措推进不 同步，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有待进一步增强。三是基层基础建设还存在薄弱环节，有的法院队伍断层、人才流失问题较为突出，基层司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最高人民法院对下监督指导机制还需完善。四是内部监督机制尚待进一步健全，司法作风不正、司法行为不规范问题仍然存在，司法廉洁风险较高，有的法官徇私枉法、以案谋私，严重损害司法公正。五是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呈逐年攀升态势，一些法院办案压力巨大。六是司法人员履职保障还需加强，司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对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将通过深化改革，努力加以解决。

2018年工作建议

2018年，人民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认真落实本次大会决议，切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国法院开展全员轮训，持续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切实增强“四个意识”，不断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紧密联系实际，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得到不折不扣贯彻执行。

二是依法惩治犯罪，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严厉打击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民族分裂等犯罪活动，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惩涉枪涉爆、黄赌毒、传销拐卖等犯罪，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依法惩治职务犯罪，严惩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犯罪，推动司法审判与国家监察有机衔接。依法惩治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犯罪，维护良好社会秩序。

三是依法审理经济领域各类案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围绕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完善司法政策，依法审理破产重整、金融纠纷、股权纠纷等案件，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保护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让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让财产更加安全，让权利更有保障。认真落实中央深改组通过的《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完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优化科技创新法治 环境。完善环境资源审判机制，促进绿色发展。认真落实中央深改组通过的《关于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加强涉外商事、海事审判，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审判庭，推进“一带一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加强涉港澳台、涉侨案件审判，积极办理司法协助互助案件。保障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服务雄安新区、自贸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四是坚持司法为民，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积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不断提高司法服务保障水平，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依法审理教育、就业、医疗、消费、婚姻、养老等案件，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依法审理各类涉农纠纷，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依法审理行政案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依法审理涉军案件，切实维护国防安全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为人民群众提供线上与线下结合、诉讼与调解对接的司法服务。尊重和保障律师依法履职，共同促进公正司法。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战之年，任务十分繁重，人民法院将全力以赴，整体联动，不畏艰难险阻，确保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坚决攻克这一妨碍公平正义、损害人民权益的顽瘴痼疾。

五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及时推广上海等先行改革试点地区经验。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快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坚定不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坚决同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作斗争，坚持严格公正司法，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改革已进入全面配套和纵深推进阶段，我们将不惧困难和挑战，坚持改革不停步，不断释放改革红利，让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有更多获得感。

六是持续深化司法公开，加快建设智慧法院。扩大庭审直播、文书上网、审判流程及各类司法信息公开范围，全面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信息化、人工智能与法院工作的深度融合，完善智能审判支持、庭审语音识别、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等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建设世界一流的司法大数据研究院，深度运用审判信息，促进社会治理。将社会主义司法体制优越性与现代科技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司法文明。

七是建设过硬队伍，确保公正廉洁司法。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向纵深发展。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加强法律适用研究，切实提高司法能力。加强基层建设，关心关爱干警，进一步提升基层司法水平。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和社会监督。坚持 反腐败无禁区，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司法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司法环境。

各位代表，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三篇：最高法指导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一批

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司法改革举措，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印发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初步确立。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规定》要求，积极向最高人民法院推荐报送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加强并协调有关方面对指导性案例的研究。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决定将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等4个案例作为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予以公布。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准确把握案例的指导精神

（一）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旨在解决二手房买卖活动中买方与中介公司因“跳单”引发的纠纷。该案例确认：居间合同中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撇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具有约束力，即买方不得“跳单”违约；但是同一房源信息经多个中介公司发布，买方通过上述正当途径获取该房源信息的，有权在多个中介公司中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交易，此行为不属于“跳单”违约。从而既保护中介公司合法权益，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维护市场交易诚信，又促进房屋买卖中介公司之间公平竞争，提高服务质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旨在正确处理诉讼外和解协议与判决的效力关系。该案例确认：对于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诉讼外和解协议后撤诉的，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一审生效判决。从而既尊重当事人对争议标的的自由处分权，强调了协议必须信守履行的规则，又维护了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

（三）潘玉梅、陈宁受贿案旨在解决新形式、新手段受贿罪的认定问题。该案例确认：国家工作人员以“合办”公司的名义或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未谋取利益而受贿的、以及为掩饰犯罪而退赃的，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从而对近年来以新的手段收受贿赂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明确指导。对于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有效查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类型受贿案件，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王志才故意杀人案旨在明确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的具体条件。该案例确认：刑法修正案

（八）规定的限制减刑制度，可以适用于2011年4月30日之前发生的犯罪行为；对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害方反应强烈，但被告人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依法决定限制减刑能够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可以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这有利于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又进一步严格限制死刑，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切实发挥好指导性案例作用

各级人民法院对于上述指导性案例，要组织广大法官认真学习研究，深刻领会和正确把握指导性案例的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要增强运用指导性案例的自觉性，以先进的司法理念、公平的裁判尺度、科学的裁判方法，严格参照指导性案例审理好类似案件，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确保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保障社会和谐稳定；要高度重视案例指导工作，精心编选、积极推荐、及时报送指导性案例，不断提高选报案例质量，推进案例指导工作扎实开展；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宣传案例指导制度的意义和成效，营造社会各界理解、关心和支持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良好氛围。

今后，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参考性案例等形式，对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的审判业务工作进行指导，但不得使用“指导性案例”或者“指导案例”的称谓，以避免与指导性案例相混淆。对于实施案例指导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改进案例指导工作的建议，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附：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等四个指导性案例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指导案例1号

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

居间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 居间合同 二手房买卖 违约

裁判要点

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关于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绕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合法有效。但是，当卖方将同一房屋通过多个中介公司挂牌出售时，买方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相同房源信息的，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其行为并没有利用先前与之签约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构成违约。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简称中原公司）诉称：被告陶德华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上海市虹口区株洲路某号房屋销售信息，故意跳过中介，私自与卖方直接签订购房合同，违反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的约定，属于恶意“跳单”行为，请求法院判令陶德华按约支付中原公司违约金1.65万元。

被告陶德华辩称：涉案房屋原产权人李某某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中原公司并非独家掌握该房源信息，也非独家代理销售。陶德华并没有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跳单”违约行为。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下半年，原产权人李某某到多家房屋中介公司挂牌销售涉案房屋。2008年10月22日，上海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带陶德华看了该房屋；11月23日，上海某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简称某房地产顾问公司)带陶德华之妻曹某某看了该房屋；11月27日，中原公司带陶德华看了该房屋，并于同日与陶德华签订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该《确认书》第2.4条约定，陶德华在验看过该房地产后六个月内，陶德华或其委托人、代理人、代表人、承办人等与陶德华有关联的人，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但未通过中原公司而与第三方达成买卖交易的，陶德华应按照与出卖方就该房地产买卖达成的实际成交价的1%，向中原公司支付违约金。当时中原公司对该房屋报价165万元，而某房地产顾问公司报价145万元，并积极与卖方协商价格。11月30日，在某房地产顾问公司居间下，陶德华与卖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成交价138万元。后买卖双方办理了过户手续，陶德华向某房地产顾问公司支付佣金1.38万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3日作出（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被告陶德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原公司支付违约金1.38万元。宣判后，陶德华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4日作出（2009）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508号民事判决：

一、撤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

二、中原公司要求陶德华支付违约金1.65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原公司与陶德华签订的《房地产求购确认书》属于居间合同性质，其中第2.4条的约定，属于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常有的禁止“跳单”格式条款，其本意是为防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跳”过中介公司购买房屋，从而使中介公司无法得到应得的佣金，该约定并不存在免除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应认定有效。根据该条约定，衡量买方是否“跳单”违约的关键，是看买方是否利用了该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机会等条件。如果买方并未利用该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而是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同一房源信息，则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而不构成“跳单”违约。本案中，原产权人通过多家中介公司挂牌出售同一房屋，陶德华及其家人分别通过不同的中介公司了解到同一房源信息，并通过其他中介公司促成了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因此，陶德华并没有利用中原公司的信息、机会，故不构成违约，对中原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指导案例2号

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诉讼 执行 和解 撤回上诉 不履行和解协议 申请执行一审判决

裁判要点

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该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

基本案情

原告吴梅系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吴梅收旧站业主，从事废品收购业务。约自2004年开始，吴梅出售废书给被告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简称西城纸业公司）。2009年4月14日双方通过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壹佰玖拾柒万元整（￥1970000.00）。同年6月11日，双方又对后期货款进行了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伍拾肆万捌仟元整（￥548000.00）。因经多次催收上述货款无果，吴梅向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西城纸业公司支付货款251.8万元及利息。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对欠吴梅货款251.8万元没有异议。

指导案例3号

潘玉梅、陈宁受贿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 受贿罪 “合办”公司受贿 低价购房受贿 承诺谋利 受贿数额计算 掩饰受贿退赃

裁判要点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以“合办”公司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经营管理的，以受贿论处。

2.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3.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等物品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4.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因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

基本案情

2003年8、9月间，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在迈皋桥创业园区低价获取100亩土地等提供帮助，并于9月3日分别以其亲属名义与陈某共同注册成立南京多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多贺公司），以“开发”上述土地。潘玉梅、陈宁既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2004年6月，陈某以多贺公司的名义将该公司及其土地转让给南京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潘玉梅、陈宁以参与利润分配名义，分别收受陈某给予的480万元。2007年3月，陈宁因潘玉梅被调查，在美国出差期间安排其驾驶员退给陈某80万元。案发后，潘玉梅、陈宁所得赃款及赃款收益均被依法追缴。

2004年2月至10月，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之便，为南京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迈皋桥创业园购买土地提供帮助，并先后4次各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吴某某给予的50万元。

2004年上半年，被告人潘玉梅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发展有限公司受让金桥大厦项目减免100万元费用提供帮助，并在购买对方开发的一处房产时接受该公司总经理许某某为其支付的房屋差价款和相关税费61万余元（房价含税费121.0817万元，潘支付60万元）。2006年4月，潘玉梅因检察机关从许某某的公司账上已掌握其购房仅支付部分款项的情况而补还给许某某55万元。

此外，2000年春节前至2006年12月，被告人潘玉梅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迈皋桥办事处一党支部书记兼南京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某某人民币201万元和美元49万元、浙江某房地产集团南京置业有限公司范某某美元1万元。2002年至2005年间，被告人陈宁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迈皋桥办事处一党支部书记高某某21万元、迈皋桥办事处副主任刘某8万元。

综上，被告人潘玉梅收受贿赂人民币792万余元、美元50万元（折合人民币398.1234万元），共计收受贿赂1190.2万余元；被告人陈宁收受贿赂559万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25日以（2008）宁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潘玉梅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陈宁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潘玉梅、陈宁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30日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作出（2009）苏刑二终字第002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核准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潘玉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及其辩护人提出二被告人与陈某共同开办多贺公司开发土地获取“利润”480万元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潘玉梅时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陈宁时任迈皋桥街道办事处主任，对迈皋桥创业园区的招商工作、土地转让负有领导或协调职责，二人分别利用各自职务便利，为陈某低价取得创业园区的土地等提供了帮助，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此期间，潘玉梅、陈宁与陈某商议合作成立多贺公司用于开发上述土地，公司注册资金全部来源于陈某，潘玉梅、陈宁既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潘玉梅、陈宁利用职务便利为陈某谋取利益，以与陈某合办公司开发该土地的名义而分别获取的480万元，并非所谓的公司利润，而是利用职务便利使陈某低价获取土地并转卖后获利的一部分，体现了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属于以合办公司为名的变相受贿，应以受贿论处。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没有为许某某实际谋取利益的辩护意见。经查，请托人许某某向潘玉梅行贿时，要求在受让金桥大厦项目中减免100万元的费用，潘玉梅明知许某某有请托事项而收受贿赂；虽然该请托事项没有实现，但“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不同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项，就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可以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表示予以认定。潘玉梅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应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至于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只是受贿的情节问题，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购买许某某的房产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潘玉梅购买的房产，市场价格含税费共计应为121万余元，潘玉梅仅支付60万元，明显低于该房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潘玉梅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产的行为，是以形式上支付一定数额的价款来掩盖其受贿权钱交易本质的一种手段，应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涉案房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购买许某某开发的房产，在案发前已将房产差价款给付了许某某，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2006年4月，潘玉梅在案发前将购买许某某开发房产的差价款中的55万元补给许某某，相距2004年上半年其低价购房有近两年时间，没有及时补还巨额差价；潘玉梅的补还行为，是由于许某某因其他案件被检察机关找去谈话，检察机关从许某某的公司账上已掌握潘玉梅购房仅支付部分款项的情况后，出于掩盖罪行目的而采取的退赃行为。因此，潘玉梅为掩饰犯罪而补还房屋差价款，不影响对其受贿罪的认定。

综上所述，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潘玉梅、陈宁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但同时鉴于二被告人均具有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认罪态度好，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余罪，案发前退出部分赃款，案发后配合追缴涉案全部赃款等从轻处罚情节，故一、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指导案例4号

王志才故意杀人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 故意杀人罪 婚恋纠纷引发 坦白悔罪 死刑缓期执行 限制减刑

裁判要点

因恋爱、婚姻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被告人具有坦白悔罪、积极赔偿等从轻处罚情节，同时被害人亲属要求严惩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可以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志才与被害人赵某某（女，殁年26岁）在山东省潍坊市科技职业学院同学期间建立恋爱关系。2005年，王志才毕业后参加工作，赵某某考入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继续专升本学习。2007年赵某某毕业参加工作后，王志才与赵某某商议结婚事宜，因赵某某家人不同意，赵某某多次提出分手，但在王志才的坚持下二人继续保持联系。2008年10月9日中午，王志才在赵某某的集体宿舍再次谈及婚恋问题，因赵某某明确表示二人不可能在一起，王志才感到绝望，愤而产生杀死赵某某然后自杀的念头，即持赵某某宿舍内的一把单刃尖刀，朝赵的颈部、胸腹部、背部连续捅刺，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次日8时30分许，王志才服农药自杀未遂，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王志才平时表现较好，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与其亲属积极赔偿，但未与被害人亲属达成赔偿协议。

裁判结果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14日以(2009)潍刑一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志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王志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8日以(2010)鲁刑四终字第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复核确认的事实，以（2010）刑三复22651920号刑事裁定，不核准被告人王志才死刑，发回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重新审理，于2011年5月3日作出（2010）鲁刑四终字第2－1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改判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裁判理由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志才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本案系因婚恋纠纷引发，王志才求婚不成，恼怒并起意杀人，归案后坦白悔罪，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且平时表现较好，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同时考虑到王志才故意杀人手段特别残忍，被害人亲属不予谅解，要求依法从严惩处，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等规定，判处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吴梅货款251.8万元及违约利息。宣判后，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审理期间，西城纸业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与吴梅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商定西城纸业公司的还款计划，吴梅则放弃了支付利息的请求。同年10月20日，西城纸业公司以自愿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回上诉。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后，因西城纸业公司未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吴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对吴梅申请执行一审判决予以支持。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主张不予执行原一审判决。

裁判结果

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7日作出（2010）眉执督字第4号复函认为：根据吴梅的申请，一审法院受理执行已生效法律文书并无不当，应当继续执行。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西城纸业公司对于撤诉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知，即一旦法院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即为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虽然二审期间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和解协议对相关权利义务做出约定，西城纸业公司因该协议的签订而放弃行使上诉权，吴梅则放弃了利息，但是该和解协议属于双方当事人诉讼外达成的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制作调解书，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西城纸业公司未按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违背了双方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其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主张不予执行原生效判决的请求不予支持。

第四篇：最高法指导性案例

指导案例5号：鲁潍（福建）盐业进出口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诉江苏省苏州市盐务管理局盐业行政处罚案

关键词： 行政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规章参照盐业管理

裁判要点：1.盐业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设定工业盐准运证的行政许可，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不能设定工业盐准运证这一新的行政许可。

2.盐业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对盐业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经营盐的批发业务没有设定行政处罚，地方政府规章不能对该行为设定行政处罚。

3.地方政府规章违反法律规定设定许可、处罚的，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不予适用。

相关法条：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三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九条

基本案情：原告鲁潍（福建）盐业进出口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简称鲁潍公司）诉称：被告江苏省苏州市盐务管理局（简称苏州盐务局）根据《江苏省〈盐业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简称《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的规定，认定鲁潍公司未经批准购买、运输工业盐违法，并对鲁潍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其具体行政行为执法主体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苏州盐务局无权管理工业盐，也无相应执法权。根据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经贸委《关于改进工业盐供销和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等规定，国家取消了工业盐准运证和准运章制度，工业盐也不属于国家限制买卖的物品。《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与上述规定精神不符，不仅违反了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而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简称《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简称《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属于违反上位法设定行政许可和处罚，故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苏州盐务局作出的（苏）盐政一般[2009]第001-B号处罚决定。被告苏州盐务局辩称：根据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四条和《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第四条的规定，苏州盐务局有作出盐务行政处罚的相应职权。《江苏盐业实施办法》是根据《盐业管理条例》的授权制定的，属于法规授权制定，整体合法有效。苏州盐务局根据《江苏盐业实施办法》设立准运证制度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并无不当。《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均在《江苏盐业实施办法》之后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简称《立法法》）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定，《江苏盐业实施办法》仍然应当适用。鲁潍公司未经省盐业公司或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而购买工业盐的行为，违反了《盐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苏州

盐务局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规、规范性文件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鲁潍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11月12日，鲁潍公司从江西等地购进360吨工业盐。苏州盐务局认为鲁潍公司进行工业盐购销和运输时，应当按照《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的规定办理工业盐准运证，鲁潍公司未办理工业盐准运证即从省外购进工业盐涉嫌违法。2009年2月26日，苏州盐务局经听证、集体讨论后认为，鲁潍公司未经江苏省盐业公司调拨或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从省外购进盐产品的行为，违反了《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并根据《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鲁潍公司作出了（苏）盐政一般[2009]第001-B号处罚决定书，决定没收鲁潍公司违法购进的精制工业盐121.7吨、粉盐93.1吨，并处罚款122363元。鲁潍公司不服该决定，于2月27日向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苏州市人民政府于4月24日作出了[2009]苏行复第8号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苏州盐务局作出的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9日以（2009）金行初字第002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苏州盐务局（苏）盐政一般[2009]第001-B号处罚决定书。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苏州盐务局系苏州市人民政府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盐业管理条例》第四条和《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第四条、第六条的规定，有权对苏州市范围内包括工业盐在内的盐业经营活动进行行政管理，具有合法执法主体资格。

苏州盐务局对盐业违法案件进行查处时，应适用合法有效的法律规范。《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苏州盐务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应依照《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实施。法不溯及既往是指法律的规定仅适用于法律生效以后的事件和行为，对于法律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不适用。《行政许可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施行前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制定机关应当依照本法规定予以清理；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停止执行。《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因此，苏州盐务局有关法不溯及既往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在已经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规章只能在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不能设定新的行政许可。法律及《盐业管理条例》没有设定工业盐准运证这一行政许可，地方政府规章不能设定工业盐准运证制度。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在已经制定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规章只能在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内作出具体规定，《盐业管理条例》对盐业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经营盐的批发业务没有设定行政处罚，地方政府规章不能对该行为设定行政处罚。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参照规章。苏州盐务局在依职权对鲁潍公司作出行政处罚时，虽然适用了《江苏盐业实施办法》，但是未遵循《立法法》第七十九条关于法律效力等级的规定，未依照《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指导案例6号：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关键词：行政诉讼行政处罚没收较大数额财产听证程序

裁判要点：行政机关作出没收较大数额涉案财产的行政处罚决定时，未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或者未依法举行听证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该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

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

基本案情：原告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称：被告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简称金堂工商局）行政处罚行为违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成工商金堂处字（2005）第0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返还电脑主机33台。被告金堂工商局辩称：原告违法经营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处罚适当；所扣留的电脑主机是32台而非33台。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12月20日，四川省金堂县图书馆与原告何伯琼之夫黄泽富联办多媒体电子阅览室。经双方协商，由黄泽富出资金和场地，每年向金堂县图书馆缴管理费2400元。2004年4月2日，黄泽富以其子何熠的名义开通了ADSL84992722（期限到2005年6月30日），在金堂县赵镇桔园路一门面房挂牌开业。4月中旬，金堂县文体广电局市场科以整顿网吧为由要求其停办。经金堂县图书馆与黄泽富协商，金堂县图书馆于5月中旬退还黄泽富2400元管理费，摘除了“金堂县图书馆多媒体电子阅览室”的牌子。2005年6月2日，金堂工商局会同金堂县文体广电局、金堂县公安局对原告金堂县赵镇桔园路门面房进行检查时发现，金堂实验中学初一学生叶某、杨某、郑某和数名成年人在上网游戏。原告未能出示《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金堂工商局按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擅自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或者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取缔，查封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场所，扣押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的规定，以成工商金堂扣字(2005)第02747号《扣留财物通知书》决定扣留原告的32台电脑主机。何伯琼对该扣押行为及扣押电脑主机数量有异议遂诉至法院，认为实际扣押了其33台电脑主机，并请求撤销该《扣留财物通知书》。2005年10月8日金堂县人民法院作出（2005）金堂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成工商金堂扣字(2005)第02747号《扣留财物通知书》，但同时确认金堂工商局扣押了何伯琼33台电脑主机。同年10月12日，金堂工商局以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作出了成工商金堂处字（2005）第02026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没收在何伯琼商业楼扣留的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电脑主机32台”。

裁判结果：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于2006年5月25日作出（2006)金堂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

一、撤销成工商金堂处字（2005）第0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金堂工商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三、金堂工商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履行超期扣留原告黄泽富、何伯琼、何熠的电脑主机33台所应履行的法定职责。宣判后，金堂工商局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9月28日以同样的事实作出（2006）成行终字第228号行政判决，撤销一审行政判决第三项，对其他判项予以维持。

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虽然该条规定没有明确列举“没收财产”，但是该条中的“等”系不完全列举，应当包括与明文列举的“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类似的其他对相对人权益产生较大影响的行政处罚。为了保证行政相对人充分行使陈述权和申辩权，保障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对没收较大数额财产的行政处罚，也应当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适用听证程序。关于没收较大数额的财产标准，应比照《四川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暂行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称较大数额的罚款，是指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上，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20000元以上罚款”中对罚款数额的规定。因此，金堂工商局没收黄泽富等三人32台电脑主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属没收较大数额的财产，对黄泽富等三人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金堂工商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被处罚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本案中，金堂工商局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只按照行政处罚一般程序告知黄泽富等三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而没有告知听证权利，违反了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

第五篇：【呕心整理】最高法刑事审判参考：35个贪污罪裁判案例观点(刑事实务干货)

【呕心整理】最高法刑事审判参考：35个贪污罪裁判案例观

点合集（刑事实务干货）

每天为你推送智豪团队呕心整理编辑的最高法及各地法院裁判要旨、观点集成。(记住！每天都有哦)【呕心整理】最高法刑事审判参考：35个贪污罪裁判案例观点合集（刑事实务干货）编者按：贪污罪因其特殊的犯罪构成使得其在实务中存在大量认识上的分歧。现笔者基于个案引发的争议，整理了最高法《刑事审判参考（1-102集）》裁判规则，以供阅者参考，不当之处敬请指正。1.银行临时工与外部人员勾结监守自盗应如何定罪关键词：临时工 监守自盗贪污罪 侵占罪规则：根据《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有关规定的精神，内外勾结伙同贪污的，应以贪污罪的共犯认定。本案被告人钟国华、卢欣阳均是计划内临时工，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不构成贪污罪的主体。1997年刑法施行以后，贪污罪的主体有所扩大，即不再以“干部身份”确定国家工作人员，而以其是否从事管理职责，即在国有企业中是否从事公务来判断。钟国华、卢欣阳在国有公司、企业中承担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职务，系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本案案发时为1995年，以侵占罪定罪量刑正确。案例索引：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陈贵杰等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期。2.具有两种不同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侵吞企业财产、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处罚关键词：共同犯罪特定身份职务便利规则：虽然本案为共同犯罪，但应当按照他们各自的职务便利和身份构成的不同犯罪定罪量刑。因为身份犯是刑法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构成犯罪所作出的特殊规定。由于身份的不同，直接影响到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既然法律对不同的身份所构成的犯罪都已经明确作出规定，就应当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来处罚。从司法实践来看，类似问题是较常见的。须特别指出的是，共同犯罪中同案犯具有不同的特定身份，不是一律依其不同身份分别定罪，关键是看各被告人是否分别利用了本人的职务便利实施犯罪。案例索引：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苟兴良等贪污、受贿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期。3.定额承包者占有或者支配本人上缴定额利润后营利部分是否构成贪污罪关键词：定额承包 集体所有制肖元华 无罪规则：上诉人肖元华兴办的经济实体，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营业执照，因抚顺市司法局没有投资、没有贷款和集资，也没有按集体所有制企业管理机制进行管理，完全由上诉人自筹资金、自聘人员、自主经营，对剩余的所创利润，按承包协议，应由承包人肖自主分配，其有权处分，原审法院对其占有上缴定额利润后的营利部分以贪污罪定罪处罚不当。二审改判上诉人肖元华无罪。案例索引：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肖元华贪污、挪用公款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期。4.对贪污、挪用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失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关键词：附带民事诉讼被害单位财产损失规则：对因犯罪分子贪污、挪用公款而使被害单位遭受财产损失的，不能通过附带民事诉讼途径解决。案例索引：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李平贪污、挪用公款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1期。5.律师事务所主任将名为国有实为个体的律师事务所的财产据为己有不构成贪污罪关键词：国办律师事务所

单位经济性质注册资金来源所有制形式规则：在审判实践中，认定单位经济性质，应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注册资金来源、人员管理、利润分配等情况。实事求是地确定所有制形式。因此，天元律师事务所在性质上名为“国办”，实为“个体”。也就是说，该律师事务所的财产不属于《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的“公共财物”。因此本案的“贪污罪”主体要件缺失。被告人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资格。案例索引：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陆建中被控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2集。6.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隐瞒资产真实情况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如何处理关键词：徇私舞弊 滥用职权股东 国有资产 私分国有资产罪规则：被告人的行为形式上属于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行为，也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但其最终目的是将这部分国有资产转入自己作为股东的公司，其行为在性质上应认定为非法占有国有资产，而不是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在逻辑上，徇私舞弊行为不排除以非法占有为表现形式。但是，当非法占有的数额已达到有关贪利型犯罪(如贪污罪)的处罚标准时，应以贪利型犯罪定罪处罚。二被告人非法占有国有资产的行为虽然表面上也经过职工大会的讨论，但结果恰恰足与原先在职工大上定下来的处理该笔资产的方案相违背的，不能反映单位的意志，而纯属于个人行为，不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构成特征。案例索引：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判决“徐华、罗永德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9集。7.集体私分国有资产行为与共同贪污行为如何区分关键词：单位犯罪 私分国有资产罪管理层 集体规则：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是私分国有资产罪最本质的特征。但是不能机械地将此处的“单位”理解为本单位的全体或者大多数职工。他们也可以是一个单位内部某一层次的所有人或者大多数人。由于单位的领导层、管理层的意志、行为所起的决定作用，单位领导集体作出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决定，违反国家规定给本单位集体或者一定层次以上的领导、管理层“发奖金”、“发红包”与共同贪污犯罪在犯意的形成、行为特征上有明显不同，并且决策者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因此，符合单位犯罪的特征。应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定罪处罚。案例索引：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刘忠伟私分国有资产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9集。8.如何认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成员为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关键词：村民委员会 村党支部成员村集体所有财产 规则：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成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村党支部成员在协助人民政府履行《解释》规定的七类行政管理工作时，也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成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的财物既包括国有财产也包括村集体所有财产的，应当分别定罪处罚。如果在处理具体案件时．难以区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成员是利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职务便利，还是利用管理村公共事物的职务便利的，即在对主体的认定存在难以确定的疑问时，一般应当认定为利用管理村公共事物的职务便利，因为他们本身毕竟是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成员，而并非政府公务人员。案例索引：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判决“宾四春等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21集。9.单位领导研究决定收受回扣款、并为少数领导私分行为的定性关键词：收受、私分回扣款 单位领导个人共同受贿规则：单位领导研究决定收受、私分回扣款的行为，属名为单位、实为单位领导个人谋取私利，不应认定为单位受贿，应对单位具体参与的人员以个人受贿罪定罪处罚。案例索引：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左佳等受贿、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27期。10.不动产能否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关键词：不动产 产权变更登记截留公有房屋 私有产权证 贪污既遂规则：贪污罪的对象不应仅仅限于动产，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欺骗手段非法占有公有房屋的行为，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对于非法侵占公有房产的贪污行为，即使客观上尚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也可以通过其所采取的欺骗手段等行为事实，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截留公有房屋并实际占有使用，虽未办理私有产权证，亦应认定为贪污既遂。案例索引：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于继红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29集。11.如何认定以挪用公款手段实施的贪污犯罪关键词：挪用公款 归还公款非法占有 侵吞公款规则：贪污罪是以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为目的，而挪用公款罪则是以非法使用公款为目的。两罪有本质区别，区别的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是否实施了侵吞公款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应当根据以下客观事实判定是否构成贪污：其一，行为人是否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使自己占有公款的事实在账目上难以发现。其二，行为人销毁有关账目的。其三，行为人截取收入不入账的。行为人案发前有归还公款的行为，一般被认为是其主观上有归还公款的意愿，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如果“归还”是为了使其犯罪行为不被发现的一种掩盖行为，实质上是掩盖其犯罪，不能据此认定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案例索引：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彭国军贪污、挪用公款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31期。12.截留并非法占有本单位利润款的贪污行为与收受回扣的贪污行为的区分关键词：利润款 收受回扣规则：被告人在受国家机关委派担任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侵吞本公司利润款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一审判决、二审裁定将该行为认定为向他人索取贿赂，构成受贿罪，定性不当，应予纠正。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胡启能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35期。13.贪污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关键词：行为人的处置 公款去向形式上的侵占规则：贪污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需结合公款的具体去向及行为人的处置意思来加以综合认定，实践中应注意区分形式上的“侵占”行为与贪污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吞行为，以免客观归罪。案例索引：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胡滋玮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37期。14.贪污罪犯罪对象的理解与认定关键词：犯罪对象

二次委派公务

准国家工作人员规则：委派的内涵及外延，可以从两个方面的特征来加以理解和把握：一是形式特征，委派在形式上可以不拘一格；二是实质特征，具有国有单位的直接代表性。实践中需要注意：第一，1997年刑法摒弃了过去长期沿用的身份论的观点，在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受委派等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从事公务即代表国有单位行使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务活动，而不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第二，是否代表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具体认定，应更多地关注于实际情况的考察，而不是只看有无委派手续。第三，代表国有单位从事公务活动具有直接性，通常所谓的“二次委派”不得视为委派。一些特殊行业的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中，其高层的管理决策层（比如董事会）往往由党政主管部门委派、批准并进行统一管理，但具体的执行人员（比如经理人员）则由该管理决策层自行任命。此种情形，只有前者属于委派，而对后者，即“二次委派”则不能认为是委派。案例索引：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江仲生等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39集15.学校违规收取的“点招费”能否视为公共财产关键词：点招费 公共财产商专规则：原商专招生工作中违反规定收取的“点招费”，在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处置之前应认定为公共财产，被告人尚荣多、李域明等截留、私分“点招费”的行为，具备贪污罪的对象要件。案例索引：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尚荣多等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39期。16.私分国有资产与共同贪污的区分关键词：共同贪污 私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 实际受益人规则：私分国有资产罪较之于贪污罪在以下几个构成方面的差别是明显的：第一，实施主体方面。私分国有资产罪是单位犯罪，贪污罪则是自然人犯罪。认定是否单位犯罪的关键在于行为的实施是否以单位的名义，代表单位的意志。第二，行为方式方面。私分国有资产罪一般表现为本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并由单位统一组织实施，尽管往往需要采取一定的欺骗手段以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管，但就本单位内部而言是相对公开的，因而具有较大程度和较大范围的公开性；贪污罪除了行为人或者共同行为人之外，其他人并不知情，因而具有相当的秘密性和隐蔽性。第三，受益人员的数量、构成方面。私分国有资产属于集体私分行为，表现为单位多数员工甚至所有员工均实际分取了财物，在受益人员的数量上具有多数性特征，构成上具有广泛性特征。在私分国有资产行为当中，决策和具体执行的人员可以不是实际受益人，但是，实际受益人员不能仅仅局限在决策和具体执行等少数人员。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分取赃物人仅限于参与决策、具体实施贪污行为以及为贪污行为提供帮助等共同犯罪人。实践中存在部分共同贪污犯罪人未分取赃物或者将赃物交给共同犯罪人之外的其他人的情形，但这属于赃物的事后分割和处理问题。案例索引：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杨代芳贪污、受贿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39集。17.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单位的名义向有关单位索要“赞助款”并占为己有的行为是索贿还是贪污

关键词：赞助费 索贿规则：具体的受贿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或索贿主体）与“他人”（行贿主体）间，应当具有主观认知上的对应性和客观行为上的互动性。既无对个人索贿的主观认知，亦无向个人行贿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不具有行为的违法性。在此情形下，如果认定索贿性质，势必相应地形成向个人行贿性质的法律评价，其结论显然与事实和法律不符。从出款人的主观认知度和行为人的权限以及该款项最终成为公款。行为人占有本单位财产的行为符合贪污罪的构成特征，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案例索引：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阎怀民、钱玉芳贪污、受贿案”，《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2集。18.租赁国有企业的人员盗卖国有资产的行为如何处理关键词：承包 租赁聘用人员 临时聘用人员 受委托管理、经营规则：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规定：“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是指因承包、租赁、临时聘用等管理、经营国有财产。可见，承包、租赁和聘用是“受委托”的主要方式，不同之处在于《纪要》对聘用的范围限制在“临时聘用”。因为长期受聘用的人员直接可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其利用职务上便利侵吞国有财产的，可以直接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而临时聘用人员由于尚未与国有单位形成固定的劳动关系，难以认定其为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将临时聘用的人员纳入刑法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受委托人员范畴，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和保护国有资产的价值取向。案例索引：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朱洪岩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5集。19.国家机关内部科室集体私分违法收入的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 关键词：内部科室 小金库私分对象规则：在对私分国有资产犯罪中的违反国家规定的具体判断上，要从资产的来源和私分的依据两个方面进行评价。第一，私分对象的来源。国有公司、企业在依法上交利税后，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利用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金获取的收入按规定上交后，将其所获利润部分用于发放奖金、福利的，是正当合法的行为。如果发放奖金、福利超过标准和范围的，则应认定为违反财经纪律行为，不构成犯罪。因为该资产来源有私分者的劳动报酬的成分在内，按劳取酬是合理合法的，虽然有超过标准和范围发放的违规行为，但属于行政法规调整的对象，不宜使用刑法调整，以避免刑事打击面过大。如果在单位没有经营赢利甚至亏损的情况下，变卖国有财产进行私分或者将应当上缴国家的国有资产予以隐匿并留存分配的，则可以认定为私分国有资产。第二，私分的法律、政策依据。即单位对所分财产是否具有自主支配权也是一个重要的评价要素。如果单位把能够自主支配的钱款违规分配给了单位职工，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可以作为财经违规行为处理。相反，单位将无权自主支配、分配的钱款通过巧立名目、违规做账等手段从财务上套出，或者将应依法上缴财务入账的收入予以截留，以奖金、福利等形式分配给单位个人，则严重背离了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使用权限，应认定为私分国有资产行为。案例索引：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李祖清等被控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47集20.证券营业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私分单位违规自营炒股盈利款的行为如何定性

关键词：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自营炒股 孳息规则：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是国有公司，中经信内蒙营业部系其分支机构，系国有公司。对其自营炒股盈利款的性质，从盈利款的来源看是中经信内蒙营业部违规自营炒股所得。虽然自营炒股违反了国家规定，但并不因此改变盈利款属于中经信内蒙营业部所有。二是从炒股所用的资金看，中经信内蒙营业部自营炒股所用的资金属于公共财产，其孳息即炒股盈利款显然属于公共财产。三是从最终归属看，该盈利款亦应认定为公共财产。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人属于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私下秘密商议，将公共财产予以私分构成贪污罪。案例索引：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郭如鳌、张俊琴、赵茹贪污、挪用公款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58集。21.由国有公司负责人口头提名、非国有公司聘任的管理人员能否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关键词：国有公司委派 口头提名股份有限公司 聘任规则：受国有公司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认定关键要把握好“受委派”和“从事公务”两个特征。对于“受委派”在形式上可以不拘一格，如任命、指派、提名、推荐、认可、同意、批准等均可，无论是书面委任文件还是口头提名，只要是有证据证明属上述委派形式之一即可。对于“从事公务”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实质特征，即必须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公务活动，亦即具有国有单位的直接代表性和从事工作内容的公务性。只要真正地代表国有单位行使了相关职务活动就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如在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中，即使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因各种原因未获得任何形式的委派手续，但仍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同样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人事制度的完善，股份制将成为国有资本的主要实现形式。除了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由相关部门直接委派外，股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总经理均需由股东大会选举或者董事会决定，而国有出资单位依法仅享有提名、推荐权，当然，这种提名、推荐往往实际影响着董事会的决定。本案中，虽然从形式上看，是由非国有公司董事会聘任为总经理的，但任总经理是由铁实公司董事长提名，非国有公司铁成公司董事会才决定聘任的，应当属于“受委派”；而事实上作为总经理，全面负责铁成公司的工作，享有对该公司的全面领导、管理、经营的权力，负有监督、管理国有财产并使之保值增值的职责，从其工作内容和职责考察显然应当认定为“从事公务”，即是代表铁实公司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案例索引：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顾荣忠挪用公款、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56集22.无法区分村民委员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款项性质的如何定罪处罚关键词：挪用款项性质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规则：无法区分被挪用的款项性质的，以挪用资金罪追究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的刑事责任。案例索引：潮安县人民法院判决“陈焕林等挪用资金、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57集。23.使用公款购买房屋构成贪污的，犯罪对象是公款还是房屋关键词：房改购买私房不动产规则：假借“房改”用公款购买私房，其犯罪对象是公款，并非房屋。案例索引：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高建华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58集。24.村民小组长在特定情形下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关键词：村民小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贪污规则：农村村民小组组长及其工作人员，如果是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应当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案例索引：金堂县人民法院审理“廖常伦贪污、受贿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71集。25.如何理解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关键词：村委会土管部门租地单位村务出租土地土地租金规则：村委会与土管部门之间存在隶属的土地管理关系，村委会与租地单位之间是平等的民事租赁关系，租地单位与土管部门之间无直接法律关系。本案被告人钱银元系村委党支部书记，判定其是否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其行为是否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工作。经分析，本案被告人钱银元的职务行为不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工作：第一本案被告人系以村委的名义，而非政府名义处理相关事务。第二出租土地事务性质属于村务，而非公务。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将集体收取的土地租金非法占为己有，构成职务侵占罪。案例索引：无锡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钱银元贪污、职务侵占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75集。26.利用受国家税务机关委托行使代收税款的便利侵吞税款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

关键词：税收征税委托代征税款协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则：征税权是国家权力的当然组成部分，税收征管活动也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一种公务执行活动。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税务机关根据有利于税收控管和方便纳税的原则，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委托有关单位和人员代征零星分散和异地缴纳的税收，并发给委托代征证书。受委托代征税款的单位和人员应当按照代征证书的要求，以税务机关的名义依法征收税款，纳税人不得拒绝；纳税人拒绝的，受委托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报告税务机关。由该规定不难分析，受国家税务机关委托代征税款的单位和人员代为征收相关税款的行为，实质上就是代表国家税务机关征收税款，是一种依照《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从事公务的行为。在与税务机关签订《委托代征税款协议》、接受税务机关依法作出的代征税款的委托之后，以税务机关的名义进行的代征行为，属于在特定条件下行使国家税收征管权，符合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依照法律从事公务活动”。在从事代征税款时，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在受委托代征税款期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代征税款的职务便利，私自截留、侵吞代征的税款，不但侵犯了国有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了代征税款职务的廉洁性，应构成贪污罪。案例索引：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判决“黄明惠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79集。27.余罪自首的证据要求与证据审查关键词：余罪自首纪检监察机关证明材料规则：人民法院审查被告人是否构成自首，不能仅凭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还应审查被告人相关罪行的立案调查、侦破经过、被告人的供述、相关证人的证明及其他能够证明其自首情况的材料。在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自首情节的审查中，还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案件往往是先经过纪检监察机关的立案调查，再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因此，人民法院在审查被告人是否构成自首时，应当注意审查纪检监察机关在立案、调查过程中形成的相关证据，而不能仅以侦查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为准。案例索引：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王志勤贪污、受贿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0集。28.被羁押期间将他人串供字条交给监管人员，对进一步查证他人犯罪起了一定的协助作用，虽不认定为立功，但可酌情从轻处罚关键词：检举揭发串供立功查证他人犯罪规则：向监管人员提供他人串供字条的行为，不属于《解释》第五条规定的第一、二种情形，即不属于“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情形；不属于《解释》第五条规定的第三种情形，即不属于“阻止他人犯罪活动”的情形；不属于《解释》第五条规定的第四种情形，即不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情形。本案中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但未达到“突出表现”的程度，故不属于《解释》第五条规定的第五种情形，即不属于“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情形。但鉴于其有利于社会，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案例索引：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石敬伟偷税、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0集。29.对国有公司改制中利用职务便利隐匿并实际控制国有资产的行为，如何认定关键词：国有公司改制隐匿国有资产实际控制国有资产 规则：本案利用职务便利隐匿国有资产的行为虽然也是一种滥用职权的具体表现，但因其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该国有资产的直接故意和目的，客观上已经实际控制和掌握了该国有资产，这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中主客观特征不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国家出资企业改制过程中故意通过低估资产、隐瞒债权、虚设债务、虚构产权交易等方式隐匿公司、企业财产，转为本人持有股份的改制后公司、企业所有，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以贪污罪定罪处罚”。案例索引：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王妙兴贪污、受贿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2集。30.社保工作人员骗取企业为非企业人员参保并私自收取养老保险费的行为，如何定性关键词：社保基金公共财物虚增参保人员 规则：利用职务便利骗取的参保费属社保基金，以公共财物论，该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为构成贪污案例索引：瑞安市人民法院判决“李成兴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5集31.适用减轻处罚情节能否减至免予刑事处罚关键词：减轻处罚免予刑事处罚法定刑最低刑种规则：如果与具体罪行对应的法定量刑幅度中最低的法定刑已是最低刑种，即没有再适用减轻处罚的空间的，则可以直接适用刑法第三十七条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不必以适用减轻处罚情节的方式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当案件没有法定免除处罚情节时，原则上不应适用减轻处罚情节对被告人减至免予刑事处罚。案例索引：“刘某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6集。32.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虽然在事后收取对方财物，但难以证实借款当时具有谋取个人利益目的的，如何定罪处罚关键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谋取个人利益想象竞合犯 规则：要认定构成挪用公款罪，必须是主观上具有谋取个人利益的目的。借款当时谋取个人利益的意图并不明显，在案证据也难以证实具有事后收受贿赂的合意或者默契，故该以个人名义借款的行为，不属于《挪用公款立法解释》第三项所规定的“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情形，其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挪用公款立法解释》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含义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二是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三是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如果挪用公款的行为属于前述第一、二种情形，则挪用公款罪的构成不以行为人谋取个人利益为要件，即无论是否收受他人财物，均不影响挪用公款罪的成立。如果在此过程中，行为人又趁机索要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则行为人已超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故意，即产生新的受贿罪的犯意，根据《挪用公款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构成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如果行为人挪用公款的行为属于前述第三种情形，则挪用公款罪的构成必须以行为人谋取个人利益为要件，该情形下收受贿赂的行为，可能同时被认定为谋取个人利益，即一行为同时构成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应当按照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断原则，以受贿罪定罪处罚。如果在此种情况下仍然机械照搬适用《挪用公款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行为人以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实行并罚，则实质上是对谋取个人利益的事实（包括挪用公款的事实）进行了双重评价，违反了刑法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案例索引：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姚太文贪污、受贿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7集。33.在不同证据所证内容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如何判断案件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关键词：经验法则证据能力证明力审查证据排除合理怀疑规则：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根据该条规定，法官审查、判断证据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一是审查证据的证据能力。二是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其次实践中在应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时，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其一，强调怀疑的合理性。所谓合理怀疑，是指一个正常人凭借理性、生活经验、常识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产生的怀疑。这种怀疑不是毫无根据的推测或者幻想。其二，排除合理怀疑要求法官内心确信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其三，排除合理怀疑并非要求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最后案件审判过程中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经验法则。案例索引：广饶县人民法院判决“黄友强贪污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92期。34.如何审查认定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关键词：公司改制国家出资企业技术服务合同聘任规则：被告人参加工作时其身份是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公司改制后属于国家出资企业。被告人和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是长期技术服务合同，案发前为国有资本控股公司聘任的某项目部财务会计部部长。根据现有证据，被告人是由公司人力资源部根据岗位缺员情况提名，经主管领导总会计师同意，报公司总经理决定并签发聘任书，没有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即没有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上级或者本级国有出资企业内部的党委、党政联席会批准或者研究决定其任职。目前亦无证据证实被告人属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情况。综上，不应认定被告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案例索引：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李培光贪污、挪用公款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99集。35.国家工作人员套取的公款中用于支付原单位业务回扣费用的部分，是否应当计入贪污数额关键词：回扣行业惯例赃款处置行为规则：通说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套取公款后，再将部分钱款用于原单位公务支出，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均应全额计入贪污数额，理由是该行为属于犯罪既遂后的赃款处置行为。然而，本案中各被告人对第三方公司替原单位支付的业务回扣费用，在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在客观上也未实际控制和占有；同时，该部分业务费用支出客观上有利于原单位开展业务，各被告人实施的贪污犯罪未造成原单位的财产损失。鉴于此，第三方公司代原单位支出的上述违规业务费用不属贪污对象，不应计入相关被告人的贪污数额。支付回扣费用的做法在相关被告人原单位由来已久，各被告人也确是出于单位利益的考虑而决定继续沿用惯例。这种支付业务回扣费用的做法固然应予取缔，但从行业惯例和现实的角度评判，不能将全部责任归于相关被告人。如将该部分费用计入各被告人的贪污数额，将会导致罪刑不相适应。从贪污数额中扣除该部分费用，只是表明相关被告人对该部分钱款不用承担贪污罪的责任，并不意味着放纵或默许业务回扣的行为。至于业务回扣行为是属于违法违规还是构成行贿犯罪、是个人行贿还是单位行贿等，均需另行评判。案例索引：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陈强等贪污、受贿案”，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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