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的历史典范

第一篇：群众路线的历史典范

群众路线的历史典范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观后感

2014年5月4日下午，中心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在三楼会议室，观看了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影片以上世纪中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为背景，讲述了1962年周恩来总理深入革命老区调研与当地农民相处的四个昼夜发生的感人故事。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和求真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周总理深入革命老区一线，了解最真实的农村生存状态，是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在此过程中，有几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是认真听取群众呼声，工作不走过场。周总理像拉家常一样，就坐在门口外同张二廷对话，认真了解了大食堂及村干部存在的作风问题。总理折中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使得人们愿意讲真话，敢讲真话；二是态度诚恳，用于承担责任。三是廉洁自律，勤俭节约；四是解决群众问题从实际出发，落实纠正措施行动果断。

从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是多么的淳朴和真挚。周总理走街串巷，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村民生活的事实真相，真正做到了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观看电影时心中始终涌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影片中的周总理给出了答案：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们为了群众，我们依靠群众。群众冷漠，离心离德，党亡政失；群众支持，同心同德，国强民盛。在当今时代，这份党和群众的固有真情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发扬光大。

总书记指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让大家深刻地领悟到如何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去解决“四风”问题，去更好地实现为民务实清廉。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广大党员干部只有踏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让我们的党长盛不衰，才能让我们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真正实现！

第二篇：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浅析庆阳革命先驱走群众路线成为当代人的典范

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一大法宝。庆阳是甘肃革命老区，有着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以王孝锡、任鼎昌为代表的陇东革命先驱在传播红色火种、宣传革命思想、组织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发动群众，奏起了陕甘革命斗争的最强音，成为赤胆播火的先行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其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始终保持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一、以人为本，情为民所系，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谋福祉。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坚持情为民所系，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期待和要求。陇东早期共产党人大都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如王自治生于1888年、保至善生于1893年、贺凤梧生于1895年、王孝锡生于1903年……他们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剥削，亲历了城市和乡村小生产阶级日益走向破产没落的情景。而且这些有志青年都来自农村，家境比较贫穷，有的从事过劳动，知道稼穑之艰辛，他们从小同情劳苦大众，深知民间疾苦。王孝锡在平凉上学期间，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行为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人生有了更进一步的感悟，他曾在一次同学的集会上慷慨陈词：“一个没有知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要想救国救民，卫国安邦，首先就得用知识武装自己。要寻求真理才能谋求解放，要点燃自己，才能照亮别人。我要用知识来拯救民族危亡，造福穷苦大众。” 1925年夏，王孝锡借下乡收账之机，走遍四邻各村，对农民的生存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的思想收获虽然很大，可外欠的账款却收回很少。包里的借据和契约被他化为灰烬，乡邻说王孝锡要账是“见帐齐勾，见约齐抽。”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谢子长是一位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他热爱群众、关心群众，处处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有的同志说，子长是见面熟。连白军也说谢子长是个“擦子”，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擦”红。他在负伤牺牲之前还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毛泽东曾两次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写了碑文。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坚持利为民所谋，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27年久旱无雨，赤地千里，灾荒年馑初露端倪。正当“赤地千里，民不聊生”之际，宁县县长索呈祥，不顾民力凋弊，反而任意摊派捐税，搜刮民财，贪脏枉法，鱼肉乡里。王孝锡面对贪官的恶行，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领导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斗争，他们组织一些进步青年，广泛进行调查，归纳了索呈祥二十四条罪状，以“宁县绅民联合会”名义，写信向甘肃省政府等机关告状，并领导群众与反动政府开展斗争，逼迫当局撤去索呈祥的县长职务，并出资救济灾民。这次斗争的胜利，使革命群众更清楚的看到了联合起来的力量，培养了陇东人民向反动势力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掀起了陇东群众反对官僚、地主、劣绅的斗争浪潮。

驻防陇东的385旅旅长王维舟，与驻地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是亲民爱民、关心爱护群众的楷模。1939年6月的一天,王维舟与警卫员帮助旅部炊事班下河挑水，看到一位妇女带着小孩挖“白板土”充饥,他心痛不已,把母子俩带回自己家中,让夫人做饭给他们吃,又找出自己孩子的衣服,交给娘俩，亲自给专员马锡五写了一张纸条,建议政府给这位妇女解决五斗粮和一些救济款,以度粮荒。1942年的麦熟季节，王维舟听说离县城不远的一户老乡由于老婆正害病，顾不上收割麦子，他就和警卫班几名战士去帮忙。老乡激动地说：“还是八路军好”。后来，老乡强留战士们吃饭，被王维舟婉言谢绝了。正是因为王维舟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全心全意为百姓谋福利，他的故事被庆阳人民广为传颂，被群众誉为“王善人”。毛主席还为他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二、密切联系群众，求真务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党自建立所形成和坚持的工作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过程中正确运用的典范，是对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成功与挫折的经验总结，是党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三大法宝之一。习近平同志2012年5月16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作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要讲话，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学习和工作中，要注意深刻理解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和精神实质，正确掌握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始终按实事求是的要求办事。

联系群众如鱼得水,脱离群众如水覆舟。陇东早期的革命先驱王孝锡就是一位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着想的光辉典范。为了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王孝锡以行医为掩护，从1927年冬到1928年夏，王孝锡先后深入到宁县、庆阳、合水、长武、旬邑、彬县等地农村，通过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接触，特别是与广大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患难相依、祸福与共。对社会、对农村，对现实、对民生有了深入透彻的了解与认识，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各阶级的政治立场、经济状况及革命态度做出深刻的剖析，形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与《农村调查及农村级分析（草案）》两篇文章。正因为王孝锡能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得他对农村各阶级的分析以及对实行土地革命应施行的方针政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观点不谋而合，例如对地主、绅士的剖析：

“地主，其经济在这个社会上是占着最高地位。每年收入尽为不劳而获的地租……绅士阶级常取联合手段与之联结。无为利用，有可能时，对绅士起而代之，所以地主与绅士立于同等地位压迫贫农。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一样，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王孝锡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在分析了半耕农、佃户、雇工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生存条件后，一针见血的指出：半耕农、佃户、雇工才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一无所有，饱受剥削与压迫，他们才是推翻封建帝国主义统治最牢靠的社会基础。从而使人们分清了敌我，明确了斗争方向，坚定了革命信心。

在陕甘边南梁根据地，刘志丹、习仲勋是实践密切联系群众的楷模。刘志丹无限热爱人民群众，经常和群众打成一片，同志们和乡亲们都一直亲切的以“咱们的老刘”称呼他。他常常坐下来和大家谈心，或者讲故事，说笑话，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满屋大笑。每到一地，刘志丹就立即深入群众，了解当地的敌情、社情。他熟悉陕甘边区的每一座山岭，每一道水沟、每一个村庄，战士们都称他为 “活地图”。由于刘志丹平易近人，热爱群众，他在红军和人民群众心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深受战士们、人民群众的爱戴。在南梁平定川有个老杨村，只有几户人家，有一户贫苦农民老婆婆和儿媳妇为了招待刘志丹，瞒着他，连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荞麦，揉下颗粒，用锅炒干，用擀面杖碾烂，再用细箩过，才为刘志丹做了顿他最爱吃的荞麦面条。当刘志丹得知消息后表示歉意时，那位朴实的老妈妈真诚地对刘志丹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这件事曾经在陕甘宁边区广为流传，成为佳话。习仲勋在主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期间，不避寒暑，走村串户，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做群众工作，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当时流行于南梁一带的民歌唱到：“三月里来是春风，边区主席习仲勋，仲勋本是富平人，二十三岁逞英雄；打倒土豪分田地，领导农民翻了身。”毛泽东后来评价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并为其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在庆阳革命老区，面向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是广大党员干部的崇高宗旨。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工作之余，常常走村串户，到农民中间去，一边拾粪一边与群众谈天说地，掌握群众思想动态，解除群众疾苦，深受陇东人们的爱戴。毛主席为他题词： “一刻也离不开群众”，还为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题词：“密切联系群众”。

三、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清廉”是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和保障，也是我们党的政德根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建设廉洁政治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进行了艰辛实践和不懈探索。早在1941年，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里就明确提出要“厉行廉洁政治”。194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把“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作为党的一条重要政策。” 2005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第十六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重申，要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建设廉洁政治。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又把建设廉洁政治正式写进了工作报告，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的号召和要求。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推动陇东根据地的廉政建设工作，各级领导还身体力行，成为廉政亲民的典范。1940年盛夏，华池县政府通讯员小张骑马去边区送信，踏坏了路边老孙家的大西瓜。孙老汉看到瓜被踩踏的稀啪烂，啥也没说就去拾掇踩坏的烂瓜。小张连连向大爷赔不是，孙老汉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走吧。”小张谢过老人家便回到政府驻地，也就把这事没给县长报告。李培福县长闻知此事，谆谆教导小张：“你知道吗？人民群众养育了我们，我们就得为人民群众着想，只要是人民群众的事，小事也是大事，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损坏了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李县长领着小张来到了孙大爷的瓜地，拿出自己的津贴塞到孙老汉的手中：“这都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对小张教育和要求不够严格！”孙老汉再三推辞，硬是拗不过李县长，他紧紧地握住李县长的手说：“您真是我老汉一辈子见过最好的官哪！” 华池县长李培福“赔瓜”的故事，多年来在民间广为传颂，成就了一段革命史上的佳话。李培福以身作则，对党员干部言传身教的先进事迹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毛主席在其奖状上亲笔题写了“面向群众”，这是全国首位受毛主席题词表彰的县长。

透过庆阳革命先驱坚持走群众路线的一桩桩鲜活事例，映射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情怀，成为当代庆阳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探寻庆阳革命历史，使我们欣喜地看到：党忠实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深入到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最近在全市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以早期革命先驱王孝锡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陇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如何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今天我们学习他们、研究他们，必将使我们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起磅礴力量。

第三篇：组工干部要做走群众路线的典范

组工干部要做走群众路线的典范

组工干部自觉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走进群众，在服务基层中改进作风、锤炼党性，是进一步深化拓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的具体要求，更是组工干部创先争优的重要载体。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需要走近群众，更要走进群众。

一是要密切联系群众，求真务实，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只有在感情上贴近群众，身心装着群众，才能真正的走进群众，才能被群众所接受。走进群众，就是零距离接触群众，就意味着心灵相通，这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组工干部要深入田间地头，与群众“亲密接触”，知晓群众的喜怒哀乐、所思所盼，把握基层工作的状况特点、矛盾问题、发展的目标方向、重点难点，获取切身感受，得到准确信息，真实掌握第一手资料。要坚持谈心谈话机制，灵活运用座谈、约谈、访谈等谈话方式，不设条条框框，不设时间限制，凡是干部群众关心的问题、想谈的问题，都要与群众推心置腹的谈，直到谈通谈透为止。要通过谈心谈话，打消基层干部群众的思想顾虑，了解群众的愿望诉求，向群众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逐步解开干部群众的心里纠结。在与群众沟通交流中实现心灵相通，在以心交心中建立鱼水深情、血肉联系，当好基层干部群众的知心人。

二是要直面基层矛盾，勇于破难题，在行动上深入群众。群众之事无小事，要乐于为群众解决“小事”，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实实在在为群众办事。不能摆花架子，只有“真化解难题才是真行动”，群众才能赞许。然而，要坚持好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仅仅是走近群众还远远不够。近距离毕竟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而有距离就难以准确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难以与群众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组工干部下基层，需要调整好心态，适当自降身份，放下架子，以结亲交友的方式串家门、下地头，与群众面对面“零距离”接触。要围绕新形势下新农村建设这一中心，自带课题深入村组、社区进行蹲点式的调研，坚持住在农家、吃在农家、干在农家，将自己置身于群众当中，亲身体验农村生活、体察民间疾苦，逐步消除组织部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变走近群众为走进群众，甘为群众当中的一份子。

三是要为群众谋利益，主动介入，在工作上服务群众。广大组工干部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认真关注和及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要把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实现群众的期盼作为第一信号，把实现群众的期盼作为第一追求，时刻提醒自己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要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心，牢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利益无小事”，主动放弃一些不必要的应酬，努力挤出时间走进群众，自觉地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要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积极帮助群众解决诸如饮水、道路、医疗、教育、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帮助协调解决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等方面的实际问题，着眼长远惠民利民。同时，要将群众的所急所盼实行项目化管理，定目标任务、定责任主体、定时间要求，努力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通过办实事解难题凝聚民心，将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用真心赢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当好群众的贴心人。

组工干部走群众路线须坚持三个“一定”

日前，党内集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作风之弊进行一次大扫除。总书记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

作为组织工作者，组工干部更要首先积极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号召，密切联系群众。具体说来，应当做到三个“一定”：

一是一定要把群众满意作为标尺。组织部门是管干部的部门，肩负着选人用人、配优班子的重任，在干部提拔过程中，应当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一项重要衡量指标，把后备干部中的“好苗子”派往一线工作，用实绩和口碑为干部量化评分。

二是一定要把群众需求挂在心上。工作中应当更加重视调查研究的突出作用，通过明察暗访了解群众对干部的意见建议，为干部任用提供依据。在途径选择上，既可以采用传统的实地走访，也可以大力发挥政府网站、手机平台等新媒介作用，不拘一格搜集群众意见。

三是一定要把群众公认当做目标。组织工作做得好不好，是不是真正成为了“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人才之家”，最终取决于群众是否从内心认可。只有坚持公道正派，树立可亲、可信、可靠的良好形象，才能打造出让党放心、人民满意的放心部门。

第四篇：遵义会议召开是毛泽东群众路线运用的光辉典范

遵义会议召开是毛泽东群众路线运用的光辉典范

[摘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80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与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集中大家的智慧，最终战胜“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是分不开的。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关键词]遵义会议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我们党正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奋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并依次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胜利。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群众路线是我们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

80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与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大家的智慧，最终战胜“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是分不开的。可以说，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一、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促成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1934年秋天到来的时候，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更由于“左”倾军事路线领导者的瞎指挥，中央红军虽经顽强奋战，仍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最终被迫放弃经营多年的红色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从1934年10月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

在中央根据地时，虽然“左”倾路线领导者通过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撤销了毛泽东在苏区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仍然嫌他碍手碍脚，企图调虎离山，将毛泽东送往苏联养病，以达到完全消除其在中央苏区影响的目的，只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而作罢①。在长征前夕，博古（秦邦宪，临时中央负责人）和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又曾考虑将毛泽东与瞿秋白、何叔衡一起留在根据地，使中央趁机甩掉这个“包袱”。据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1]p1761934年10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于都接到了随中央机关转移的通知。病中的毛泽东坐着担架离开了他亲手创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长征开始后，红军在外线作战极为被动。1934年12月初，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国民党军队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湘江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2]p487

湘江惨败，促使指战员们开始思考问题的症结。对此，刘伯承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3]p4

看到红军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和广大指战员对“左”倾军事指挥者的不满情绪，毛泽东感觉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毛泽东认为，如果再让博古、李德继续指挥下去，那么红军将被搞个精光。如果自己再多沉默一天，就是对红军的不负责任。因此，毛泽东一改之前那种“清高、不合群”的姿态，决定找同志们好好地谈谈，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以纠正“左”倾错误领导。

毛泽东首先把目标瞄向王稼祥和张闻天。王稼祥，1931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中央苏区，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洛甫，即张闻天，1933年1月进入中央根据地，遵义会议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两人都在苏联留过学，与王明、博古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学，受“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影响较深。作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又是当时“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拥护者、执行者，眼看苏区丢了，红军处处被动挨打，损失惨重，他们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便开始真诚地进行反思。

据张闻天记述，长征开始以前，由于害怕毛泽东等人会串联起来反对他们，博古、李德等人曾打算把随军行动的政治局委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由于毛泽东的提议和坚持才未分散，王稼祥、张闻天也因此得以和毛泽东一道随中央纵队行动。这样他们接触的机会多了，也就极大地方便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无意之中给了毛泽东发动群众、启发群众觉悟的机会，于是毛泽东便不辞辛苦，边行军边做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的思想政治工作。

巧合的是，当时毛泽东因病从长征一开始就坐着担架行军，而王稼祥也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腹部受伤未愈而坐担架。如此一来，他们同行同住，昼夜畅谈，思想认识上逐渐趋于一致。首先，毛泽东同他们谈得最多的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本道理；其次，是谈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同他们的交流，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产生了只有推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才能挽救中国革命的念头。王稼祥首先提出占领遵义城之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博古、李德“轰”下台的主张。毛泽东深表赞同，并要王稼祥先同张闻天通通气。王稼祥找了张闻天，张闻天也同意，并说：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4]。

王稼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非常恳切地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5]张闻天在回忆中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两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对于我个人来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6]p69-70王稼祥、张闻天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和自己的亲身体会，毅然决然地抛弃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站到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一边。对此，毛泽东念念不忘。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曾指出：“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7]p231周恩来也指出：“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8]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

为了促使更多的人觉悟起来，也为了团结更多的同志，以尽快纠正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除了王稼祥、张闻天外，毛泽东又找了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谈，找朱德、刘伯承、彭德怀和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军委以及军团的领导同志谈，谈的结果是大多数同志表示支持毛泽东。总之，毛泽东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中央有关领导人和广大的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9]p113。因此，毛泽东发动群众，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争取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促成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二、毛泽东发动群众与“左”倾军事路线作坚决的斗争，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促使毛泽东等人开始考虑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问题。博古、李德等人面对湘江战役后的不利局面，感到责任重大，但又一筹莫展。正是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感到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必须公开站出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以迅速解决“左”倾错误领导和红军下一步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为此，毛泽东与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力主放弃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因为如果继续按原定计划行军，到湘鄂西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那无异于向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里钻，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中央红军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早已报告过王明与共产国际，所以博古、李德肯定会坚持原计划不变。这样，在遵义会议之前，为了拨正红军前进的战略方向，毛泽东联合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与博古、李德展开了三个回合的博弈。

第一回合，毛泽东发动群众，在通道会议上拨正了红军前进的战略方向。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就已判明中央红军主力要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并集结了近20万军队，设置了三四道防线，以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但是，博古、李德仍然准备坚持原定计划，率领红军主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里钻。

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最高“三人团”提出：红军主力应该放弃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城举行了临时紧急会议。会议由周恩来召集，主要是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上，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然坚持去湘西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并且说，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挺身而出，极力反驳李德的意见。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毛泽东建议红军应出其不意地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有机会适当休息，以摆脱被动局面。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赞同和支持。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红军西进贵州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毛泽东从此参加了军委的领导工作，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毛泽东发动群众、扭转危局的初步胜利。

第二回合，毛泽东争取多数，在黎平会议上做出了“西进”的战略决定。按照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中央红军连战连捷，于12月15日一举击溃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两个团，占领了黎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未出席会议，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则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10]p441-442聂荣臻后来指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11]p137

有关黎平会议《决定》的产生，周恩来在1943年政治局会议上曾这样讲过：“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度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12]p64

从以上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在中央不仅有了发言权，而且还参加了中央红军行动的战略决策。因此，黎平会议采纳毛泽东主张所做出的《决定》，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第一个决定而载入史册。这一胜利与毛泽东发动群众，争取多数人支持的斗争策略是分不开的。

黎平会议的《决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政治局以决定形式正式否定了中央红军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决定。之后，中央红军挥戈西进，以不可阻挡之势，连战连捷，打败了王家烈、侯之担所部4个团，并连克镇远、黄平、瓮安等城，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振奋人心的胜利，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于1937年以廉臣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被缴械，并速占黎平、黄平、镇远三镇，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捷，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多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13]p55-56

第三回合，政治局信赖和支持毛泽东，在猴场会议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4年12月底，毛泽东随军委纵队抵达瓮安县猴场。军事顾问李德忽然又过问起军事来。原来他一直主张逃跑，此时却提出在渡乌江前消灭国民党追击的两三个师。实际上，此时尾追在红军后面的国民党薛岳部吴奇伟纵队4个师，周浑元纵队4个师正向新老黄平逼近。如果听信李德这个脱离战场实际的建议，中央主力红军就不可能渡过乌江，后果将不堪设想。

1935年1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举行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一部，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10]p445-446这实际上强调了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打破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一统天下[14]p35。这个规定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给取消了，开始恢复由中央政治局领导中革军委指挥红军的正常体制了。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准备会议”。通过这三次会议，毛泽东坚持走群众路线，逐步争取和团结了政治局的多数成员，为顺利举行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依靠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拥护和支持，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打下了遵义城，并拥有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机会。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会议室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

会议由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并由他代表党中央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正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失利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敌强我弱等各种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接着由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代表军委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在报告中，他实事求是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一定的领导责任，并全力举荐由毛泽东指挥红军今后的行动。周恩来的发言对与会人员的震动很大，对会议产生了巨大影响。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错误。

接着，毛泽东作了重点发言，对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批判。毛泽东明确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的敌强我弱情况下红军和人民结合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李德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在批判“左”倾军事路线错误之后，毛泽东还比较系统地阐明了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上应采取的战略方针，使与会的大部分同志心悦诚服。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拥护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王稼祥发言之后，张闻天、朱德等相继发言，一致拥护毛泽东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批判，一致拥护由毛泽东来指挥今后红军的行动。一向谦虚稳重的朱德，这次发言却声色俱厉地批判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军事路线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弄得丢失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15]p113-114！朱德还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正是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关键时刻坚持了原则，维护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才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圆满成功[16]p65。

最后，经过3天的热烈讨论，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并做出如下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2]p42。

会议最后形成并通过了由张闻天根据大家的意见（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深刻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解决了军事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为确定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向，圆满结束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遵义会议后，在由遵义出发到云南威信的行军中，常委进行了重新分工，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为中央总负责人（实际上是总书记）。之后，当红军行军到贵州金沙县境内的苟坝村时，党中央又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组成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乎我军生死存亡的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权。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局面。遵义会议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与毛泽东有效地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争取和团结大多数人的领导策略是分不开的。所以，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注释：

①新近披露的史料和研究表明，共产国际并不像以往人们所认为的，一直在排斥毛泽东。事实上，除了反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外，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他创立的红色根据地还是非常欣赏和关注的。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复电临时中央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的如意算盘落空。

参考文献：

[1]伍修权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3]刘伯承回忆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4]王稼祥.回忆毛泽东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J].红旗飘飘，1958（8）.[5]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N].人民日报，1979-12-27.[6]张闻天.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8]遵义会议纪念馆.毛泽东与遵义会议[N].人民日报，1985-01-17.[9]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见：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12]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3]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袁伟、吴殿尧主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15]伍修权.往事苍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16]《回忆朱德》编辑组编.回忆朱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责任编辑张荣辉

第五篇：典范相关分析

讲稿

下面我们将一边分析文章，一边为大家讲解如何利用典型相关分析的原理分析两组变量之间的关系。

典型相关分析的研究焦点是，研究一组变量的线性组合和另一组变量的线性组合之间的相关关系。想法是这样的：首先求一对线性组合，它有最大相关系数，下一步则从最初挑选的这对线性组合不相关的线性组合配对中，选出有最大相关性的一对，如此继续下去，这些选出的线性组合配对成为典型变量，它们的相关系数称为典型相关系数。

而本文所研究的职业流动(Occupational mobility)，是指劳动者在不同职业之间的变动，是劳动者放弃又获得劳动角色的过程。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形式之一。

将典型相关分析应用到对职业流动的研究中是因为。Part1 在以往对代际间和代际内的职业流动的研究中，在为流动表中职业类别分配分数或权重的问题上，社会科学家在为流动表中职业类别分配分数或权重的问题的两大困难：（这里流动表中的职业类别指的是父亲的职业类别和儿子的职业类别）：1父亲的职业和他们的儿子的职业之间的相关性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分配给职业的分布上个月。2反映当前儿子职业中某些基础维度差异的分数可能不同于反映父亲在同一维度上的职业差异的分数。换句话说，尽管两代人的职业分类是相同的，但人们可能希望给父亲的职业分配不同的权重。

解决职业评分问题两个主要方向：1职业声望（occupational prestige scores）：要求人们对特定职业的“社会地位”进行排名或评分。但这种方法只能获得少数职业的声望得分，而无法得知所有职业或所有社会成员的声望位置，这不能满足社会学家进行社会声望分层的需要。2职业的社会经济指数（a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s）:邓肯：基于职业声望测量所获得的各类职业的声望得分，以及相应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建立一个回归方程，求出收入和教育对职业声望的回归系数（即权数），然后应用这一回归方程，求出所有职业的声望得分。彼特·布劳和邓肯后来在对美国职业结构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他们用45种职业声望调查取得的收入和教育权数，估计出446种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并根据各个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高低，把这些职业归为17个社会地位等级群体。

本文在职业流动研究中使用Duncan社会经济指数，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SES）是决定职业流动的最主要因素。

正如Blau和Duncan所做的那样，在职业流动研究中使用Duncan社会经济指数（后来称为Duncan SES指数），这就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SES）是决定职业流动的最主要因素。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两个假设：

1.职业之间的社会经济距离决定了流动表中两组职业之间的相关性。2.职业的相对地位依然存在。Part2 这些假设将通过为职业分配权重或者分数的标准来检验，这些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分析上是独立的（但不一定在经验上独立）。

这里的权重指的是，将两组职业各自分配到一个表格中，使得两组变量的线性组合之间产生最大相关系数时的权重。

通过这一程序获得的权重与职业类别的收入和教育等SES衡量因素相关联，以检验SES是否是代际内以及代际间职业流动的最重要变量（即变量产生了表格的最大相关性）。

此外，通过检验父亲和儿子的职业之间的最大相关性是否是通过对两组职业分配相似的权重而得到的，验证职业的相对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不变（就他们之间的流动的可预测性而言）。用于从职业类别的交叉分类中获得受访者之间的最大相关性的方法是典型相关性的方法，并且为了最大化相关性而分配给类别的权重或分数是典型相关系数。

与典型相关的通常用法不同，目前情况下的变量是“虚拟”或二元变量，其值代表每个职业类别中个体存在或者不存在，然后在交叉分类表中表示的两组虚拟变量之间获得典型相关性（例如，一组用于父亲职业类别和一个儿子职业类别）。

该技术在数学上等同于由Guttman和Hayashi独立开发并由Alker 描述的属性定量缩放技术。Part3 在讨论我们的数据和应用典型相关技术的结果之前，我们应该提及两个关于典型相关性的具体使用的技术要点。

其中之一是，为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职业设置的虚拟变量均包含线性依赖性（a linear dependency）。

为了消除这种依赖性，我们在每个集合中消除了一个类别（即农场劳动者）。所有系数（coefficients）都表示为与省略的类别的偏差（deviations），得到的权重为零。

第二点是系数全部以非标准化的形式呈现。

由于原始变量是虚拟变量或二元变量，每个原始变量的方差取决于属于该类别的案例的比例；因此，我们不会表达与其变异性相关的系数（通过标准化）。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系数在很大程度上由边际频率决定。

下面的结果是基于对Blau和Duncan提出的三个基本频率表的分析。这些表格是：

1、儿子1962年的职业和父亲的职业交叉分类

2、儿子的第一份工作和父亲的职业交叉分类

3、儿子1962年的职业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交叉分类

这些数据代表了美国人口普查局调查的20至64岁男性的全国样本，以研究“一代人的职业变化”。

Blau和Duncan提出的三个移动表的最大相关系数如下: 以下各项之间的最大相关性（第一个典型相关性）

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1962年职业= 0.447 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 0.577 儿子的第一份工作和儿子的1962年职业=.574 这些相关性与Blau和Duncan使用Duncan的SES指数[3，pp.117-281。Blau和Duncan在他们对上述变量的测量之间得到了.405,417和.541的相关性。他们与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的相关性与我们的相关性之间存在着最大的差异。由邓肯的SES指数分配给职业的分数产生了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之间的相关性，这大大低于可以使用不同分数获得的最大相关性，这表明：

1.最大相关性的一部分是由于职业SES以外的其他因素，以及（通过暗示），2.最大化这种相关性的分数是由一个变量产生的，它与最大化前面列出的其他两个相关性的变量略有不同

表1中给出了三种移动性表中每一种的非标准化典范系数或第一个典型变量。在每一组中，系数除以一个常数，因此最大系数等于1.0。没有必要仔细检查分数。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情况外，当人们从专业人员到农场劳动力职位的任何一栏中都可以看到稳定的单调下降趋势。如表2所示，当这些系数与中位收入，中位数教育和邓肯的相关职业类别的SES指数相关时，我们发现所有情况下的潜在变量似乎主要是社会经济地位。任何一组系数与任何SES变量之间的最低相关系数为0.646，最高为0.952。然而，相关性的模式总体上支持推论：SES（由这些变量衡量）在确定儿子第一份工作的系数时不足以从父亲的职业中预测，反之亦然，因为它是其他系数的系数。与其他相关性相比，涉及这些系数组的相关性相当弱。但是，它们足够强大，足以表明任何可能更充分地代表基础因素的变量都必须与SES高度相关（比赛，也许？）。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即对于决定他们之间流动性的职业的一个最重要的维度是他们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

在典范系数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决定职业间距离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在距离由最大化父亲和儿子的职业地位之间的相关性的分数决定的范围内）随时间推移保持不变？ 权重集合之间的差异表明，父亲职业分数的基础因素不同于儿子职业基础分数的基础因素，即职业地位模式在世代之间发生了变化。如下面的相关性所示，情况并非如此。

典范系数（第一典型变量）之间的关系为：

父亲的职业预测从儿子的1962年职业和儿子的1962年职业预测父亲的职业=.982 父亲的职业从儿子的第一份工作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预测的父亲的职业预测=.988 儿子的第一份工作预计从儿子的1962年的职业和儿子的1962年的职业预测从儿子的第一份工作=.995 当然，相关性是对称的，所以预测的方向可以颠倒。这些相关性的大小显着地表明，职业地位的基础连续统一体的位置在代际间或代际内都没有改变。作为父亲职业得分基础的变量实际上与儿子1962年职业得分的基础相同，因此通过另一种方法证实了Hodge，Siege1和Rossi [9]的结论，即职业声望结构随时间保持显着不变。

将典型相关方法获得的权重与另一种方法分配的分数进行比较也是有益的，该方法也不使用预先分配的职业分数。Blau和Duncan进行了Guttman-Lingoes最小空间分析-I关于职业目的地相对于起源的距离，反之亦然，用相异指数衡量（任意两类职业起源之间的正百分比差异的总和关于职业目的地，以及任何两类目的地之间的原产地）。在Guttman-Lingoes技术中，解决方案的标准是最小化一组点之间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的点是职业之间成对距离的三角矩阵，用不相似度的指数来度量。解决方案可以是obt。根据期望的多个维度排列，取决于解与原始数据矩阵之间所需的拟合优度。然而，Blau和Duncan决定采用二维解（在因子分析中使用前两个因子或前两组典型变量）。他们通过检查结果得出结论，第一维表现为SES。邓肯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了在本文讨论的三个表格上计算的二维解决方案中职业得分或价值观的差异指数。表3显示了第一维和我们的第一个典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如表3所示，在二维Guttman-Lingoes最小空间分析解中得到的第一维与我们的第一组典型变量非常相似，证实了再次相似的研究结果是以非常不同的方法得出的。

Part 4 除第一典型变量以外，我们还没有分析其他典型变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并不重要。因为特定移动性表格中的每个权重组在与个人相关时，与该表格的其他正交。

考虑到本研究中三个流动表的第二个典型相关系数，从父亲职业所预测的儿子1962年职业为0.80，从父亲职业所预测的儿子第一份职业为0.343，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预测的儿子1962年职业为0.413。从父亲职业所预测的儿子1962年职业为0.80为最大相关系数。接下来若要继续研究，第二组典型变量可以用与第一组相似的方式进行分析，以查看哪些其他因素决定了职业系统中流动性的可预测性。从权重本身来看，这些因素可能是不明显的。

Part 5 本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对这个假设的独立验证，即职业之间的距离是由最大化父亲与儿子职业地位之间相关性的因素所定义的一个连续体（事实证明，是沿着社会经济连续体的距离）对于两代人以及在一代人中的初始和后期职业阶段是相同的。

前面的分析还表明，与父亲的职业和儿子的第一份工作之间的关系相比，社会经济因素包括中位数收入，中等教育和邓肯SES指数更准确地反映了父亲职业与儿子目前职业之间以及儿子第一份工作与儿子目前职业之间关系的变量。

第三，典型相关性可用于研究种族和宗教通婚或城际和跨国移徙等现象，族裔群体，宗教团体，城市和国家可作为各职业类别的类比。典型相关也可以用更传统的方式开发基于连续变量的索引。

最后，本研究希望为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扩大使用典型相关技术提供基础。一个是将典型相关性应用于更详细的职业流动性表格，因此SES以外的因素作为流动性的决定因素将变得更加明显。如上所述，第二个用途是确定给出的第二个典型变量的基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