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信仰问题上的四个模糊认识

第一篇：澄清信仰问题上的四个模糊认识

澄清信仰问题上的四个模糊认识

复旦大学哲学系 陈学明 文汇报/2005年/05月/16日

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就在于有崇高的信仰,也就是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上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模糊认识。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活动,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澄清模糊认识,使共产党人真正自觉地理解、信奉和遵循马克思主义。

1991年底,苏联解体。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讲了这样一段气吞山河的话:“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们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么回事!”

10多年过去了,历史证明邓小平的这一基本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不要说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胜利前进,就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后,又重新焕发出顽强生命力,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邓小平之所以能在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前景产生忧虑的关键时刻作出这一判断,主要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崇高的信仰。

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就在于有崇高的信仰,也就是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上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模糊认识。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活动,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澄清模糊认识,使共产党人真正自觉地理解、信奉和遵循马克思主义。

当前,究竟存在着哪些模糊认识阻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呢?笔者认为,这些模糊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苏东剧变是不是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 随着苏东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垮台,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究竟如何的问题一下子毫不留情地呈现出来。不要说那些西方的政要和右翼思想家,就是原先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也迫不及待地用苏东剧变来做出“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判决。弗兰西斯·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就是借用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来论证“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

这确实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苏东剧变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消身隐退便是顺理成章的;如果尚不能在苏东剧变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之间直接划等号,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则另当别论。面对这一重大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

造成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有一点确信无疑,即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致。苏东剧变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入探讨了苏东剧变的原因。我们非常赞赏他们所作出的如下基本判断:苏东剧变并没有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伤筋动骨的损害,而是使她变得更加纯洁、更有吸引力、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实际上,不仅是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西方的一些大思想家,只要他们具有“平静的心态”和“起码的良知”,也不会从苏东剧变直接得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业已死亡,只能把它们送到历史博物馆去供人们展览的结论。德国的Ｊ.哈贝马斯在苏东剧变后指出:东欧剧变和苏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官僚社会主义。在21世纪,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

确实,没有剥削、没有两极分化、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先人后己、先公后私等社会主义风尚和道德,与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两极分化、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相比,无论如何要崇高得多、持久得多。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剥削、贪婪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就不会过时,就具有感召力和吸引力。人们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就永远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西方资本主义是否已变得无限美好,从而可以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 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充满矛盾和危机的制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武器就不会失去力量。

对马克思主义是否还具有现实意义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通过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来说明我们这个世界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

美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Ｆ.詹明信就认为,以资本主义已发生变化为由,来宣扬马克思主义业已过时,是最常见的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现实意义的做法。他承认,资本主义进入后现代时期,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但他同时又强调:“这些变化并未超出伯恩斯坦时代的人们所想象的范围。”在詹明信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

法国思想家Ｊ.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一口气列举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大祸害,随后指出,面对这十大祸害,人们只有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正确认识。德里达指出,现代人要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激励。德里达认为,唯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才能使人们充分认识这一伎俩的实质。

最近几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西方许多其他学者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作出了深入研究。其最新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其一,当代资本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其体系是不公正的,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和压迫之上,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拦路抢劫”。它不仅没有消除或减轻、反而加剧了原有的两极分化,而且还产生了新的两极分化。其二,当代资本主义是“赌场资本主义”,这一巨大赌场,也把众多的普通居民卷入其中。尽管极少数普通居民在这一赌场中偶尔也有小赢,但从总体上说,普通大众照例都是牺牲者。其三,当代资本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信息化和网络化非但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性质,反而加剧了新的贫富两极分化,新的社会不公。其四,当代资本主义是“消费资本主义”,越来越被物所包围,大规模地对物进行消费,这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其五,当代资本主义是“涡轮资本主义”。在“涡轮资本主义”所提供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机会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就濒临犯罪的边缘甚至处于犯罪的中心了。

只要我们平心静气地了解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一些其他西方学者的这些最新研究成果,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当代资本主义绝不是一幅歌舞升平的画图。面对这样一幅画图,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大旗呢?有什么理由不通过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进一步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呢?

三、步入21世纪的人类是否可以离得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当今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反思人类在过去、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期走过的道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人类在过去、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期已步入了生活的严重误区,这就是以消费主义、享受主义、现实主义、科学主义、个人主义等作为生活准则,直接导致了人把明明是属于人的东西当作动物的东西加以体验和享用,与此同时却把明明是属于动物的东西当作人的东西加以体验和享用,于是出现了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人类不是越来越远离动物性、而是越来越返回动物性的悲剧。他们强烈要求以新的价值观念来指导21世纪的人类生活,在他们看来,这种新价值观念只能由马克思主义所提供。马克思所提出的价值观念在当今世界上仍是代表了人类的最高境界,它不仅崇高而且科学。

还是以德里达的有关论述为例加以说明。他认为,要规划人类的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他经过对20世纪后半期人类历程的深刻反思,领悟到,倘若人类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会走向野蛮、黑暗的境地,从而发出了“人类无论如何得需要一个马克思”,“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人类的将来”的呐喊。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与人类的生命融为一体。

确实,关键问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否认同。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成了打趣和讽刺的对象。这些人忘记了或根本不懂得这一条: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被人们向往和追求,不仅在于人们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不满,而且在于人们争取更高的社会价值理想的愿望。

要具体把握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路标,必须深入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所有学说中最有吸引力和生命力的部分。如果说在苏东剧变前,主要是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推崇马克思的这一理论,那么在苏东剧变后,这种推崇已遍及几乎所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了。

最近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越来越重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然界不仅仅是作为有机的或无机的物质出现,而且是作为独立的生命体,作为主体-客体而出现,对生命的追求是人与自然的共同本质。只要接受这一基本认识,也就必然会接受马克思所提出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即对自然进行“人道的占有”,“把自然界改造成符合人的本质的环境世界”;“按照美的法则来塑造对象性的自然界”,通过劳动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打破“多与好之间的联系”而确立“少与好之间的联系”,构造出注重质而不是片面追求量的新的生活方式;不是在消费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寻找满足。这是一条与目前人们的生活相违背的人生道路,但同时也是人类唯一正确的道路。

人们或许可以对马克思其他方面的理论提出这样那样的指责,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几乎是无可辩驳的。只要这两方面的理论能为人类未来指出一条正确道路,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胜利前进的旗帜,也有充分理由对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四、马克思主义能否仍然成为当今中国的唯一选择?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曾深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唯一的选择。那么,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是否仍坚持这一认识呢?不可否认,有相当一部分人已对此产生了动摇。而这一动摇,实际上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看来,从思想认识而言,有两个“结”必须解开: 其一,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成绩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大概很少会有人反对这样的说法:没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没有中国当今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关键在于,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我们把邓小平理论定义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现实结合,才提出了适合当代中国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以,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所结下的丰硕成果,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结下的丰硕成果。

其二,中国目前的一些做法,确实在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中找不到直接的根据,那么怎样来理解目前的一些做法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按照一些人的逻辑,只要承认目前的一些做法,那也就等于确认马克思主义已不为当代中国所必需。这些人在思想认识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目前的一些做法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观察。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当下只能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符的事情。我们在做眼前这一切的时候,是紧紧地把它们与马克思所指引的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最终奋斗目标联系在一起的。

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复兴要不要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就是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的问题。为了使中华民族大步进入现代文明的阶段,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和吸取西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中一切优秀的东西;但我们不能把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模式照搬到中国来,我们一定要创建一种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模式有别的新文明模式和新生活方式。一种文明样式总是建立在特定思想文化的基础上的。要建立新的文明样式,当务之急是构造一种与西方思想文化相异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西方思想文化是当下中国的三大思想资源。构建当代中国新的思想文化,离不开对这三大思想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必须明确,当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这三大思想资源时,不能把它们相提并论,尤其不能全盘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在构建中国新的思想文化的过程中有着特殊地位和功能,甚至可以把这种特殊性与轴心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的这种特殊地位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为之提供理论支撑的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当年的判断仍然十分正确:中华民族要实现真正的复兴,唯一的选择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如果这样来认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难道还不能确立和巩固起来吗?

第二篇：澄清模糊认识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

澄清模糊认识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

理想信念，是人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不同的理想信念，决定着一个人不同的人生追求和思想境界。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信仰，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坚

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关键是要弘扬科学的精神，自觉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在自然科学发展取得最先进的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考察和研究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后，得出的科学论断。否定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就会否定马克思主义。面对共产主义所遭受的严重曲折，有些同志对这一科学论断产生了怀疑，对社会主义能否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能否实现，在信念上发生了动摇，进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因此，有的党员干部包括少数领导干部，对共产主义理想公开言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主张改革要“像前苏联那样，一步到位”，走私有化的道路；有的讲，“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钞票是实的”，所以要“不想远的，抓拄硬的，捞到实的”；有的精神不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浑浑噩噩打以日子；有的意志消沉，思想空虚，求神算命，在封建迷信中寻求精神寄托，以致做出请“瞎子”算凶吉、向“巫婆”问前程的的蠢事来；有的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的“潇洒”。把奢侈生活当做“乐事”沉湎于花天酒地而不能自拔；有的千方百计为自己找后路。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谋取私利，这些问题都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带来的后果。再如：“法轮功”问题。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沉湎于李洪志编造的宣扬唯心主义、有神论和伪科学的歪理邪说之中，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没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对于一名共产党员说来，以科学思想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都是第一位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松。好范文版权所有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共产党员要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首先，从国内情况看，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时期。历史证明，每当社会处于重大转折关头，思想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往往异常激烈。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社会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复杂而又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形式与社会生活方式都呈现多样化。它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愈来愈活跃和丰富；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使一些人思想上产生迷惘，对个人命运、社会的前途感到难以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落后的甚至腐朽反动的思想影响还残存着，那些代表落后与愚味的唯心主义鬼神学说和封建迷信的东西，遇到适宜的气候，就会沉渣泛滥，侵蚀人们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党员不能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就难免受到锓蚀，甚至会被各种错误思潮俘虏过去。部分党员、干部参与“法轮功”邪教组织活动、修炼“法轮大法”，就是有力的证明。

其次，从国际局势看，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成为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要求建好范文版权所有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却极力维护其对世界的霸权统治，倚仗经济、技术和军事上的实力，通过政治施压、经济制裁、文化渗透甚至武力侵犯等手段，对他国的内政横加干涉，对他国的主权肆意践蹋。前不久，美国主导的北约集团对南联盟发动军事攻击，其实质就是美国为其控制欧洲进而称霸世界扫清障碍。在西方敌对势力眼里，社会主义的中国更是他们实现霸权的巨大障碍，因而从未放弃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特别是在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以后，他们加强对我国进行渗透的各种破坏活动，不断借口台湾问题或制造所谓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干涉我国内政，妄图通过支持台独势力、**集团和其他分裂分子，在我国的版图上打开一些缺口，进而全面分化我国，搞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也讲要与中国保持接触，却是为其推行“和平演变”策略服务的。在接触中，他们常常以“友好”的面目出现，但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极力宣传他们的价值观，标榜他们的民主、自由、人权。这种文化上的渗透、思想上的侵蚀，由于没有硝烟、看不到血腥，因而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往往使人们思想麻痹、放松警惕，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和侵蚀。这就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思想上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的形势面前，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从根本上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识破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图谋，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袭，做

到“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共产党员在理想信念上动摇，共产党内部就会出问题。前苏联和东欧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如果我们作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就可以明确，他们的变化，不是社会主义本身带来的，不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而是那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根本一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发生动摇。历史表明，任何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巩固和发展，必然是充满着牺牲和奋斗，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曲折过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是难免的，但这并不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失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不要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还有的同志简单地把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作比较，得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结论。应当承认，我国同西方国家在经济发达程度上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我国是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搞了几百年，而且在这几百年的发展中，充满了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和剥削，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在我国一经建立，就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令西方霸权主义者害怕，因而千方百计制造事端阻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实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没有理由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共产主义理想产生动摇，更没有理由放弃马克思主义根本信仰。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尤其要深入学习，真正掌握邓小平理论。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结晶，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作为党员和党的干部，只有真正掌握并坚持这一理论，才能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离不开党组织的严格教育。要看到，一些党员、干部思想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与我们一些党组织工作不力有着直接的关系。譬如，有的思想麻木，对明显错误的东西态度暖味，不反对、不制止、不斗争，听之任之；有的不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忽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放松对党员的教育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有的虽然也开展了一些教育活动，但不联系实际，不解决党员的思想问题，使教育多数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等等。这些，都为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在社会和党内的传播提供了空间，使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受到侵蚀。思想领域的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法轮功”问题的出现，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各级党组织要举一反三，从中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始终把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坚持不懈地抓好党员教育。教育要深入扎实，讲求实效，注意针对性，紧密联系党员的思想实际，不要搞劳民伤财、缺乏实效的形式主义。

《澄清模糊认识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

第三篇：做好罪犯的心理咨询工作需澄清几种模糊认识

关于做好

罪犯心理咨询工作要澄清的几种模糊认识

朱洪波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活节奏的明显加快，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整个社会群体的心理问题出现的越来越多。监狱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近年来押犯数量的日渐增多，成份的日趋复杂，罪犯这个特殊群体的心理问题也表现的越来越突出，并呈现出逐年增多的现象。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监狱已把心理咨询、心理矫治等方法运用于罪犯的改造之中，其对促进监狱和谐稳定方面的作用早已成为监狱民警和学术界人士的一种共识。然而，就这项工作的开展情况来看，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实际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素质不高、缺乏针对性的测验方法、硬件设施不到位等虽然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但部分民警理念上的认识模糊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下面笔者拟从实践的角度出发，谈一下要做好罪犯的心理咨询工作需澄清的几种模糊认识。

认识一：“心理咨询的工作要求、原则和态度不适合对罪犯开展这项工作。”

心理咨询工作要求心理咨询师要与求助者平等交流，咨询过程中要礼貌接待，采取保密性原则，并要保持中立性态度，即对罪犯出现的心理问题不能评价是非好坏。这样的要求、原则和态度导致很多基层民警感到不可接受。他们认为：民警的地位是法律所赋予的，与罪犯之间就是管教与被管教 1的关系，不能做到平等交流，礼貌接待。而罪犯出现了问题之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民警不能不做评价，更谈不上保密不保密的问题。另一方面，民警本身掌握着执法权，有权利根据罪犯的日常表现来进行奖惩考核，民警与罪犯的地位有着绝对的差别，这易使罪犯求助者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进而心理上产生不愿意主动去找民警进行心理咨询的顾虑，所以说监狱这个环境不适合对罪犯开展这项工作。这种想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能说明监狱就不适于开展这项工作。多年来全国各地监狱的实践和已经取得的成效本身就是很好证明，尤其是有的监狱在这方面所作的有益探索更说明了心理咨询在监狱管教工作中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如：在监狱医院设立专职的心理咨询师，相当于医院里的医生角色，专门负责罪犯的心理咨询、心理矫治等方面的工作，而不再去做管理、执法等具体工作。这样就避免了民警、咨询师双重身份对罪犯的影响，增加了罪犯主动求助的积极性，防止了他们将心理再次封闭，最终把咨询师又放到民警的立场上的想法。另外笔者认为可尝试以下两种渠道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一是通过教育改造帮教安臵一体化工程，采取邀请社会上的专职心理咨询师走进监狱，或在监狱建立社会心理咨询师实习基地等方式协助开展这项工作。因为对于罪犯而言，社会上的心理咨询师更有权威性、可信度，更具有说服力，因而更易向他们敞开心扉，接受心理治疗。二是通过加强对罪犯心理互助员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指导其更好地发挥心理互助的作用。因为求助者与互助员同为服刑人员，不存在地位不平等，不能进行平等交流的障碍，所以求助者没有那么多的心理顾虑，更

易向心理互助员进行倾诉，更有利于其心理问题的解决。

认识二：“心理咨询工作可有可无，不如传统的管教手段作用大。”

实践中，有的民警因为不注重对心理学方面知识的学习，在思想存在偏差，认为对罪犯的管理教育运用传统的狱政管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三大手段足够了，根本不再需要什么心理咨询、心理矫治等方法。一旦罪犯出现了问题，采取严厉批评，甚至使用电警棍等“短、平、快”的管教方式更易见效果。罪犯作为社会特殊群体，本身很多正是因为有心理方面的缺陷才犯罪入狱的，入狱后又因为高墙电网、集中关押、强制劳动等管教方式而进一步加大了产生心理问题的概率。山东省监狱管理局曾做过的一项调查表明，罪犯中约有30﹪－45﹪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或疾病，远高于社会上军人、学生等其他群体。罪犯心理问题的逐渐增多成为当前制约罪犯管教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心病还需心药医”，因此通过对罪犯进行心理咨询，帮助他们发现并消除其心理问题，让其拥有一个健康、阳光的心态面对服刑生活，面对出狱后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不仅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传统的狱政管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三大管教手段所无法替代的，绝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

认识三：“心理咨询工作与罪犯的个别教育方式大同小异，作用无明显差别。”

监狱在对罪犯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有的民警认为心理咨询就是个别教育，甚至有的民警建议转化危重罪犯直接交与心理咨询师完成即可。就罪犯心理咨询工作性质而

言，实际上应该类似于医院的医治工作，只不过治疗的对象不同，前者是罪犯的心理问题，而后者是罪犯的生理问题。没有良好的生理条件，罪犯的改造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样，罪犯若没有健康的心理，改造也会受到影响，甚至让改造不起作用，严重时还可能起反作用。因此，罪犯心理咨询工作是致力于发现并消除罪犯的一般心理问题、严重心理问题、可疑性神经症,并进行心理矫治,同时对于发现的心理障碍、确诊的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配合药物进行心理治疗或提出转诊的建议。由此来看，罪犯心理咨询工作具有相当的主动性和超前性。在方法上，心理咨询更强调人际关系的平等，着重于理解和支持、倾听和沟通。其目的是解决罪犯心理问题，提高罪犯健康水平，塑造罪犯的健康人格，让他们能以阳光的心态回归社会，迎接未来。而个别教育是指针对针对罪犯的不同情况和特点，对其单独进行思想转化工作的一种教育形式，过程中民警与罪犯之间是一种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其目的是改造罪犯思想，帮助罪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正确认识心理咨询与个别教育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让罪犯丢掉包袱，消除顾虑，自觉参与心理咨询，敞开自己的心扉，说出自己的心理话，重塑健康人格。实践证明，监狱民警通过心理咨询这一手段能更易获取罪犯内心的相关信息，更有利于对个别教育方案进行相应地调整和充实，促使个别教育工作取得实效。可见，心理咨询与个别教育工作相辅相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应将二者混为一谈。

认识四：“心理咨询是个简单的过程，不用花费太多的精力就能解决罪犯的心理问题。”

心理咨询过程具有渐进性。因为人的心理品质的形成与发展是渐进的。同样，不良心理品质的克服与消除也是渐进的，因此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一蹴而就。社会上有心理咨询师针对个别求助者的心理问题需要做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做好的个案。因此在思想上首先要树立心理咨询不是仅仅做一次两次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一项工作，应有长期的、逐步深入的思想准备。这样才能由浅入深、从简单到复杂、由量变到质变逐步地去做这项工作，进而更好地驾驭心理咨询活动的基本规律，有效地组织好心理咨询过程及其环节。

心理咨询过程又具有反复性。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呈螺旋式上升的，而并非是直线发展的。罪犯心理问题的解决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因此我们在做心理咨询工作时应抛弃一劳永逸的思想，做好会出现反复性的心理准备，以细心、耐心、真心、责任心对待来咨询的求助者，切忌表现出厌烦、冷漠，甚至横加指责的态度。对于做过的每一例咨询都要注重做好回访工作，做到善始善终，切实巩固咨询的效果。

第四篇：中日钓鱼岛问题上的争端

中日钓鱼岛问题上的争端

中方：主张钓鱼岛问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从法理的角度来看，钓鱼岛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坚决反对和遏制日本采取任何方式侵犯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定不移，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决心毫不动摇。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一直比较强硬，这也是日本政府所没有想到的。

日方：钓鱼岛是“无主地”，日本对钓鱼岛的“先占”构成所谓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政府称，《旧金山和约》未将“尖阁列岛”（钓鱼岛）包括在根据该条约第二条日本应放弃的领土之中，而是根据第三条置于美国行政管理之下，所以美国将托管地区交给日本后，自然是日本的领土，而且中国对此从未提出任何异议，日本通过所谓“时效取得”的说法获得钓鱼岛主权，日本右翼团体不断在钓鱼岛制造事端。

2012年9月7日，在钓鱼岛海域，日本巡逻艇以我们渔船（闽晋渔5179号）侵犯他领海之名，蛮横地阻挡冲撞我渔船，并最终抓人扣船。9月8日凌晨，日本以他的国家法律，宣布羁押我们的船长詹其雄10天。9月19日，日本宣布延长羁押10天。9月24日，日本宣布提前释放詹其雄，但保留处分。9月27日，日本要求中国赔偿修理巡逻艇的费用。

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迅速，中、日又是美国最大两个主国，人民币国.际化冲击美元地位，所以美国策动日本与中国闹矛盾，打破对美不利格局。

第五篇：在愚公移山还是搬家的问题上

在愚公移山还是搬家的问题上，我方的观点是：愚公是移山。我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愚公移山正视生活中的困难，对现实存在的矛盾不躲避，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而移人则是一种典型的逃避矛盾行为，是一种自私、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二、愚公选择移山，正视矛盾，不仅解决了“出入之迂”的问题，也为家乡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愚公移山所表现出来的持之以恒、奋斗不息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历史上，我们的祖国面临外敌入侵时，如果没有无数像愚公这样的人去奋斗和牺牲，我们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参加辩论赛吗？

四、愚公移山之后，交通方便，更有利于与外界在信息和物质上的交流。因为不解决交通问题就无法发展生产力。

五、愚公移山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改造自然、克服困难的一个缩影，“愚公移山精神”能使生产力得到不断的发展和进步。而愚公若不移山，不仅仅是向困难屈服，更重要的是丧失了在挑战中获得发展的机遇。

总之,无论在什么时代,愚公移山都是一种值得推广和发扬的精神,更体现了愚公一家人有坚定的信念,齐心协力、顾全大局的团队精神。我相信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对方辩友将和我们一道,无数次地用实践来证明这个真理,那就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愚公移山”。

愚公就是移山。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正视困难并与困难抗争所取得的。正如我们百江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样，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如果我们一遇到困难就回避、畏缩不前，百江就不可能发展到像今天这样的辉煌，更不可能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面对困难，愚公以负责的态度迎刃而上，反映了愚公朴素的人生观和价值追求。而我们百江人也只有具备了作为群体和个体的最基本的精神状态和负责任的内在品质，百江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燃气专家。愚公所处的年代，人类正处于蒙昧时期，在强大的自然面前，很少有人有勇气和信心去面对，愚公不仅正视生活中的现实，还阐明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那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尽”的精神。这样的胆识与勇气，已经远远超出了愚公所处的那个年代，极大地激励了人们的斗志。今天，我们就更应该继承愚公移山的精神，挖山不止，为人类创造更大的财富，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 《愚公移山》是我国古代寓言中的名篇，这个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从小老师就教育我们碰到困难千万不能气馁，要学习愚公不怕吃苦，不怕任何困难的精神；敢于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愚公移山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这是想前人不敢想之事，干别人不敢干之事。愚公家族拿着锄头、箩筐，不就是要移山吗？今天，我们不也是提倡这种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大胆实践的精神吗？百江文化不是也有“创造”二字吗？

一、60多年前毛泽东在中共七次大会上，正是以愚公移山的故事，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移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二、四川有名的都江堰,原来岷江上游水流湍急，进入灌县以后，地势突然低平，水势减缓，所挟带的大量沙石沉积下来，淤塞河道，时常泛滥成灾。在李冰父子的主持下，带领广大民工移开离堆，并在离堆上修筑了分水堤和湃水坝，将泯江的水流分散，既防止了水灾，又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至今，成都平原上的人民还享受着古人创造的美好生活。这说明当时李冰父子作出移山的决策是正确的，愚公移山这种做法是千百年来都值得推崇的。

三、我们今天称为天路的青藏铁路，不是移山最好的体现吗？如果没有当今的愚公移山，火车能自动穿山吗？正是我们的建设者们有愚公的精神才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建成了青藏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