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心得体会

第一篇：读《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心得体会

读《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心得体会

2011年9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全面阐释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框架体系。这是中国政府继2005年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之后，再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郑重阐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性。新版白皮书有关和平发展的内容更加充实、体系更加完整。

白皮书从道路、目标、方针政策、必然选择和对世界的意义上对中国和平发展进行了全面、翔实、深入的阐述，为我们临摹了一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画卷，描绘了一张中国未来坚定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美好蓝图。学完白皮书，心潮澎湃与心平气和兼而有之，民族自信与民族自省兼而有之，现实认识与未来期待兼而有之。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发表,是中国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以新的视角来阐释自己对和平发展道路新认识的体现。正如白皮书所说,走和平发展之路,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发展的内生需求。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和庄严承诺。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和重大战略机遇期新十年的开启之年，又值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发布这一统领内政和外交的战略性文件，对外宣示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内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实属必要。

从国际视角看，中国持续高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更加关注中国走向，担心中国走上“国强必霸”的老路，有的大国怀有战略疑虑，一些周边国家心存畏惧。中国需要向外界进一步宣示自己的战略意图与方针政策，用以增信释疑，排除干扰。

我国作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有诸多因素。

从内因上讲，首先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治制度不允许搞对外侵略和掠夺。另外，我国人民历来是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和为贵”的道德传统。再者，我国曾长期遭受外来入侵和压榨掠夺之苦，一向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绝不能把自己曾遭受过的苦难加到他国人民身上，这是我们的基本道德观念。

从外因讲，国际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朝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现实，一方面不允许包括我国在内的任何新兴国家重走西方列强靠武力征服而崛起的道路，另一方面也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始终沿着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主要是依靠党的正确决策和全体我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但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国领导集体始终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特别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中国走平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意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的中心任务。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中国人民最需要、最珍爱和平的国际环境，愿尽自己所能，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加广阔的市场。事实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成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已成为中国的国家意志。

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13亿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无疑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增添了极其重要的积极因素。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也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中国今天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来强大了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始终是中国政府谋求发展的宗旨和原则。

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也需要和平，我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随着我国力量的发展壮大，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以国际维和为例，我国从1990年才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最初只派少数军事观察员，而这些年来参加了17项联合国维和项目，共八千多人次。由此可见中国走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忍辱负重、以德报怨——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世界之福。自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门户到建国的100年间，旧中国备受欺辱，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毫无尊严可言，甚是凄惨。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在中华民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建国以后，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宰相肚里能撑船，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毅然选择了和平发展的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的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模式，没有走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的老路。不仅如此，中国还秉持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和减轻人道主义灾难做出了突出贡献。没有中国的支撑，世界经济很难走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没有中国的支撑，美欧债务问题很可能更加棘手，世界经济金融将“万劫不复”。此外，中国还累计向外提供了2563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这在我们面临建设小康社会繁重任务背景下实属不易。中国和，世界和，中国霸，世界霸,中国强，世界福。

科学发展、自主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世界之宝。在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惠及13亿人口的小康社会，难度之大，任务之重，可想而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众志成城，团结一心，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开辟了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新型道路。科学发展指引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在最高层统领着中国的发展。自主发展强调自力更生，不把问题和矛盾转移给别国，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内核。开放、和平、合作、共同发展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共同发展的意愿和能力。中国创造的发展理念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指引和参考。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理念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认可，一些国家开始学习借鉴这些发展经验。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模式确实是世界的宝贵经验财富。

宣示宝典、调研瑰宝——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的实用价值很高。白皮书全面阐述了我和平发展道路和对外方针政策，是我对外宣示发展理念和外交战略宝贵材料和重要依据。相信以白皮书为依托的对外宣示将更富有特色、富有成效，为我赢得更好外部发展环境发挥更大作用。白皮书观点鲜明，内容丰富，数据翔实，是我们开展调研不可多得的参考材料。比如白皮书首次提出要将和平发展上升为国家意志，更加明确了和平发展的国家属性。白皮书对中国自身发展和对世界贡献从数据角度进行了概括分析，非常清晰有力。此外，我们也要学习白皮书的写作风格，学习其言简意赅、语言朴实与生动有机结合但等特点。比如白皮书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既形象生动也干脆有力，值得我们学习。

总而言之，白皮书向全世界表明了心意，中国以前、现在、将来都将一如既往地实施和平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中国和平发展决不会再象以往一样忍辱负重，而是有坚强后盾作保障的发展。任何干扰阻碍中国和平发展的做法都将受到中国强有力的反击。

第二篇：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

开篇语

中国警方捣毁河北省唐山市一个黑社会集团，令人震惊的是该集团与军警人员相互勾结，利用装甲车、军用吉普车等军用车辆及大批枪支弹药作武器，先后敲诈当地企业及个人钱财八亿多元，又霸占数座矿山，打伤多名警察。尽管中国黑社会与警察、官员勾结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像该集团明目张胆地与军队勾结被曝光的案例还是第一次，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政府打击黑社会的决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黑社会已经成型，并出现初期繁荣。这种繁荣的时代背景是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和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此时，中国结束了普遍贫困的平均主义时代，一些人使用非法手段致富，城乡差距及行业差距日益扩大，人们心理上有了贫富悬殊的巨大落差。这样的时代背景，为处在底层的人们结成犯罪帮派，牟取非法利益提供了动因。

而比这种劣势犯罪更危险的倾向是，中国黑社会背后出现了更隐形更强大的支撑力：“官匪一家”、“官匪勾结”。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和核心成员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身上的“光环”越来越耀眼，成为没有执照的“政府”。

中国法律一直对“黑社会组织”讳莫如深，而是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一直以来，在中国人和中国当局的认识，中国黑社会无论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党离中国社会还十分遥远。但事实上，中国黑社会早已完成了“国产化”组装过程，并且在各地大规模流水线作业。有分析称，中国的黑社会正不断进化，大体每十年就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目前来看，经过长期的积累，中国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政商人脉保护伞也成为中国黑社会不同于其它国家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黑社会十年一次升级

有研究黑社会问题多年的专家称，跨区域、跨省联合、向内地渗透，内部形成精英层是中国黑社会组织近年的变化，黑社会的新变化所带来的危害更大，打击更麻烦。

广东警官学院的周心捷表示：“现在中国各地都滋生了一定数量的黑社会，但中国到底有多少个黑社会组织，人数有多少，恐怕公安部也说不清楚。”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估计，目前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为一百万。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九说：“理论上，中国不承认存在黑社会，而称为‘黑社会性质’，但实际上是存在的。”直到2000年12月4日，中国部署首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后，最高法院规定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具备四项特征，简单说就是：组织结构紧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国家工作人员提供非法保护，以暴力为后盾。

自政府消灭旧的帮会以后，深圳首次在1982年在正式政府文件中使用“黑社会”一词，时间过去二十多年，黑社会组织在不断“进化”。法律界一般认为，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大体上每十年一个阶段，2000年以后的十年，是黑社会(性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主要特点是：黑社会组织数量由少而逐渐增多，组织化的程度和规模也逐步发展，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严重。

周心捷表示：“1990年代，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主要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现在的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黑社会就是一个非法产业，以暴力为投资并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则如同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所说：“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后，黑社会组织往往不惜重金向政府机构渗透，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建立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寻求非法保护。”广东的黑帮老大陈毅锋就是原广东省政协委员，还是全国十大扶贫状元，光捐赠的钱就多达七千万。

黑社会的另一个变化也引起更多担忧，那就是黑社会组织的跨区域﹑省联合，境外黑社会组织加紧向内地的渗透。曲新久说：“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联盟，但正在朝这方面发展。”沈阳黑社会成员刘涌曾因被通缉而逃到广州，得到了当地黑社会组织的庇护。周心捷分析：“实际上，这就像一个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就有向外扩张的内在冲动，而且黑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合对他们也是双赢的结果。”

同时，经过长期的积累，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

曲新久认为，中国的黑社会还处在初期阶段，解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加强打击。从根本上来看，政府要更透明，司法要公正，民主要发展，社会要整合，才能消灭黑社会的生存土壤。

社会转型的必然：黑社会膨胀

中国公安部公开承认，部份地区存在警匪勾结的现像。中国黑社会势力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日益扩大的现像引起了中国问题专家的普遍关注。观察人士说，中国黑社会势力近年来恶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急剧的社会转型。

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

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作家高新认为，黑社会势力渗透政治、经济生活的现像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他说，台湾在其转型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警匪勾结、黑社会老大利用选举进入政府等种种官黑勾结的现像。高新说，中国正处在从一个完全不透明到半透明、从完全不讲法律到讲一点法律的阶段，当局现在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调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来镇压抗议民众了。

高新说：“整个中国大陆司法界方面从无到有、从不健全到相对健全的过程决定了政府不可能象过去使用共产党传统的直接用专政力量来镇压老百姓的反抗。”

高新说，现在之所以屡屡出现当局被指控雇用黑社会成员镇压民众抗议正是他们为了避免在镇压过程中留下证据。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不论是法庭、律师、还是媒体都无计可施。

国家主导市场转型导致钱权勾结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夏明教授目前研究的课题是中国官黑勾结，他正撰写《国家、市场与黑社会》一书。

夏明教授认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以国家主导的模式推进的，中央控制很多资源，比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比如信贷、出口政策，往往权力插足的地方就可以给地方经济带来活力，这就成为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

同时，夏明教授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做出很多退让，丧失很多功能。

他说：“中国国家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在战略转移和退让过程中、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不断放弃它的功能，使得国家出现很大的功能的丧失和能力的丧失，引发了国家结构的削弱。”

夏明解释说，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形成了黑市场，从事毒品、卖淫、人口贩卖、武器走私等非法活动，而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没有起到该起的政府职能作用。比如，虽然中国的色情行业兴旺，但中国政府固守宣传，坚持其非法性，不肯象其它许多国家那样对色情行业合法化，从而加以管理，结果让色情行业落入黑社会手中，垄断其高额利润。

他表示，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面前部分功能的丧失还表现在没有能力管理调控市场，无力进行产权的保护、合同的执行、债务的追讨等。政府在经济层面的各种缺位都造成黑社会的卷入。

走投无路：弱势群体成黑帮中坚分子

中国社会发展不公平的副作用日渐涌现，有人发财，但也有许多下阶层民众生活困苦，最后铤而走险加入黑社会，使黑帮不断壮大。中国官方媒体警告，中国已进入黑社会犯罪高发期。

《瞭望》周刊最近报道称，在黑恶势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弱势社群由“弱”转“黑”的现象。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化，带来城乡差别、失业、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弱势社群愈来愈多，矛盾日渐激化，同时又缺乏社会援助及关注，为黑恶势力的发展提供空间。

报道说，黑社会问题专家、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曾估计，中国黑社会成员至少有一百万人。河北省先前拘捕林润良黑社会集团二十多名涉案疑犯中，近一半为无业人员，还有下岗工人、农民等，大多来自社会的低下层。数据显示，无业或劳教释放等人员是当前黑社会集团的中坚分子。

中国法学专家何秉松表示，社会最底层的共同特点是贫困、社会地位低、缺乏谋生技能。因此，他们一般悲观消沉、愤世嫉俗，对现实强烈不满。由于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排斥，犯罪便成为他们对社会不公的病态矫正方式。

报道并表示，当前中国黑社会多活跃于市场、矿山等资源集中、管理不善的地方，官员违法乱发开采证，令矿井之间矛盾丛生，矿主只好找黑社会摆平矛盾。其次是歌舞厅、洗浴中心、按摩中心需要黑恶势力保护，让黑社会有了经济来源，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当局打击犯罪不力，亦是黑社会坐大的原因之一。

扫灭黑社会的鸵鸟式立法

电影《大腕》里，几个黑衣人凶神恶煞要砸葛优的场子，葛优一拍桌子大喝道：“别跟我装黑社会，中国压根儿就没有黑社会！”观众哄堂大笑。

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巨大毒瘤，却从没有中国人因为加入黑社会组织而获罪——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上，只能看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字眼。

中国法律一直对“黑社会组织”讳莫如深，而是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顾名思义，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意思就是不够格成为黑社会组织。既然如此，两者的性质无法相提并论，量刑自然也应该更轻。因此，很多黑社会组织变成了打家劫舍、制定帮规、非法结社、持枪作案的小混混，和流氓集团差不多。无论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党离中国社会还十分遥远。但事实上，中国黑社会早已完成了“国产化”组装过程，并且在各地大规模流水线作业。

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据说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民国时代，由于蒋介石和青红帮的渊源，黑社会势力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中共1949年建政后，大举镇压黑社会，仅不到两年，黑社会便基本上一扫而空，绝迹三十年。消灭妓院和黑社会一直以来是中共引以为荣的功绩。

也因为如此，昔日的荣耀成为巨大的包袱。就像长期不愿意正视娼妓回潮一样，当今法律始终不愿正视黑社会的真实存在。理由很简单，如果把黑社会的定罪写入刑法，就等于承认中国存在黑社会，这将使当局甚为尴尬。因此，法律只能以“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取代“黑社会”，这样的文字游戏使得立法远远滞后于现实。

中国不愿提起黑社会，也因为法律界始终强调规模、控制手段、渗入各阶层能力等等，并始终参照西方的定义（比如黑手党），从而对于涉黑组织往往归于疑似或者类似的定义。但是在黑手党发展初期，它的社会危害远不及中国当今的黑社会，而经过数百年发展，当今黑手党在量和质上自然强于中国的这些小字辈。

在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法学界依然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形态。因此对于以暴力、威胁或其它不正常手段，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暴力犯罪，称霸一方，为非作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在294 条中定罪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组织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不是“黑社会组织”。对于境外黑社会组织入境犯罪则称“黑社会组织”。立法者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以深圳两宗大案的审判为例。深圳中级法院2000年9 月第一次以“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对邓群等八名香港公民判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上的第一次。而2001年9 月17日，深圳首例“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结，首犯李成录被判以“领导、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并没有在字面上承认中国有黑社会，充其量仅承认存在黑社会的雏形或外围组织。

然而，2000年的张君犯罪集团以残暴和组织严密令中国社会大为吃惊，各地频繁发生的“黑社会性质”案也证明了中国的黑恶势力组织早已完全达到黑社会的标准。中国存在黑社会，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中国刑法不但没有对黑社会组织的准确定性，甚至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标准也有争议。最高法院2000年12月5日为刑法第294 条作司法解释，给出四条基本判断标准：组织能力、经济实力、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破坏公共秩序。

正是因为这个司法解释，在深圳李成录案庭审期间，控辩双方争论激烈。辩方认为，李成录案根本没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不符合高院司法解释，所以李成录的非法组织“深圳市永兴摩托车出租公司”不能定义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最后，法庭不得不抛下这条基本判断标准，认为李成录等人已形成固定的犯罪集团，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相当的经济实力，并且对社会危害极大，才得以判决“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成立。

此外，现行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既没有规定财产刑，也没有规定对其它涉黑财产的处置办法，达不到釜底抽薪的惩治效果。

显而易见，我国在反黑立法上采取了鸵鸟政策，不能正视真实存在的黑社会，法律就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调查报告，中）

中国黑社会的发展模式

河南商丘市“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李铁良公开给公安局长写信，声称中国有三李，一是李登辉，二是李洪志，第三个就是李铁良。如果公安局敢在商丘打黑，李铁良就要在十天内取下公安局长的人头。

刘志高自号“狂龙”，是湖南邵阳“中国枭雄会”头目。枭雄会在邵阳市中心广场公开枪杀警察后，用毛笔写出一份布告贴到市区法制宣传栏里——中国枭雄会处决公安人员一名！特此布告。会长：狂龙。

在黑社会盛行的同时，中国社会也越来越流行一种炫耀人脉的时尚，从平民百姓到高级官员或企业老板，在谈及自己的社会关系时，往往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黑白两道都有人！”

中国公安部2006年2月公开对外承认黑社会已渗入政界。三个月后，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已不再说“渗入”，而是说“黑社会组织已经成功地控制了主要经济命脉，把一些新兴的行业，暴利垄断行业，黄、赌、毒等行业牢牢控制，一些基层政权已经伦为黑社会的打手，黑社会组织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

近代上海黑社会的破灭

事实上，不管是美国、日本、意大利还是香港都有黑社会组织。公认最早的黑社会是发端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Mafiya意即黑手党，原意为“勇敢”、“出众”、“完美”。在19世纪中叶，Mafiya不同于土匪，其成员有自己的生活哲理和道德规范，其内心具有自豪感，他们藐视政府和法律，即使同党没有任何道理，但也要袒护同党而反对敌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黑手党开始进入贩毒、色情、赌博、走私等行当，成为黑社会组织。1960年代后黑手党经营大规模贩毒，带来滚滚财源，最终通过洗钱而将势力插进经济和政治领域。

近代中国是黑社会普遍发育、泛滥的时代，分布之广、成员之众、活动之烈都为中国史上所罕见，其中上海黑社会更具典型性。

与意大利黑手党辛苦坐大后再将势力插进政治领域的发展模式不同，上海黑社会从上海开埠、租界诞生起酝酿，至1920年代成型，短短十年就达到顶峰。在政治风雨的漩涡里、华洋杂处的空隙间，上海黑社会成为亦官亦匪、亦隐秘亦公开的特殊社会阶层，并且从始至终与官府勾结。上自总统、总理，下至督军、省长、市长，无不以结识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人为荣。不过，经过中共短短两年多的强力镇压，黑社会就已烟消云散。但改革以后黑社会何以卷土重来呢？

中国的“红顶子”黑帮

其实不光是黑社会，嫖娼、吸毒、赌博、走私等现象多是最近二十年卷土重来的。

中共建立政权初期，中央政府权力强大，事权高度统一，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除了庞大的政权组织外和党团组织外，还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社团组织、治保组织和群众组织密布社会。由于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生活上实行了严密而强有力的控制，黑社会组织实在难以寻找到发展的任何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系崩溃，政府权力因应新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需要而逐步收缩，在社会的激烈转型中，没有新的合法而有效的民间权力组织填补政府收缩权力留下的空间，遂使黑社会找到了崛起的空间。众所周知，黑社会就是没有“营业执照”的“政府”，在政府权力所不及之地，黑社会就会起而代理权力统治，建立一套秩序。

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在中国社会基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中国目前的黑社会，与外国和港台黑社会在发展模式上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即其他黑社会是在发展壮大后开始寻求得到政界对其利益的庇护，例如推举议员、竞选行政官员、行贿官员等。而在中国，黑社会就是在政商人脉保护伞的庇护下才得以壮大的，官匪勾结，从一开始就是黑社会崛起的法宝。

虽然国内的色情行业兴旺，但政府固守宣传，坚持色情行业的非法性，不肯效法许多国家的先例甚至不愿台湾对色情行业合法化，从而取得有效管理，结果让色情行业落入黑社会手中，得以垄断高额利润。

同时，政府控制很多资源（例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例如信贷、出口政策），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就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在金钱的驱动下，地方官员与黑社会迅速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利益结合体。

因此，黑社会势力渗透政治、经济生活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但是，如果官僚体系继续出现黑社会化的话，那么就会政令难行，出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对政权的基础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毒瘤。

中港台黑社会的发展脉络

中国的黑社会自古有之，但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真正大行其道。黑社会1930至1940年代在中国大陆形成了高峰期，但中共建政后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主要活动被迫转移到了港澳台以至海外，在大陆上至少绝迹三十年。不过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港澳台黑社会势力迅速回流，与大陆当地黑社会勾结，使得黑社会在两岸三地遍地开花，并且向海外延伸。

香港黑帮：胶片记忆辉煌

港澳台黑帮中，香港黑帮因为港产黑帮电影而声名远扬，最为人熟知。香港将黑帮社团统称为“三合会（英译Triad）”，据称是著名的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洪门）的异变。由于很多华人黑社会组织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清朝的三合会，所以现在，尤其在香港，一般用来泛指华人黑社会组织。

现今香港约有五十七个三合会组织，大部分属于小型街头帮派。大型的三合会组织包括新义安、和胜和、14K等，人数达几千人，像美国、意大利的黑手党一样，都是久经世故的犯罪集团。有说法称香港现在正式的黑社会成员大约有二三十万，如果包括非正式成员则高达四五十万。

和胜和是香港现时最大的三合会组织，会众三万人。和胜和又名和字头，1930年成立于深水埗，早期根据地为九龙仔。十多年前已显衰退迹象，但看准了盗版光碟的庞大市场，几年内即起死回生，加上极力进攻中港软性毒品市场，摇身成为香港最具实力的社团。近年则以发展黄、毒事业开辟财源，并大肆“晒马（械斗）”增强势力。

新义安由向前在1919年创立，成员估计约有两万五千人。除香港外，新义安还活跃于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以及广东省。新义安前身为1866年成立的“万安”黑社会组织，又称“台湾帮”，早年以潮州鹤佬人为主，又称“潮洲帮”。由于社团骨干为潮汕人士，龙头职位又属向氏世袭，加上是香港第一个将会员资料电脑化、社团企业化的帮会，故内部凝聚力一向较强。1990年代中，香港警方一度估计新义安已发展到八至十万会员，成为全港最大的黑帮组织。

14K成员介乎十二至二十万人，在1990年代一度是全球最大黑帮。它在1940年代国共内战后出现，原名为“洪发山忠义堂”，至香港发展后改称14K，名称源于在广州时的总部地址：西关宝华路14号。有称14 K组织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是蒋介石用以对抗中国大陆和扰乱其社会民生的工具。“14K”的“K”就是国民党（Kuomintang）的首字母。

台湾黑帮无处不在

国民党退守台湾时，也改变了台湾的黑社会生态，使之出现多元化发展。在今天台湾，黑社会势力无处不在。不论是黑道争斗、商场利益纠纷，甚至政治人物与黑道之间的冲突，常常需由隐身幕后的黑道老大来调解处理。竹联帮大哥詹龙栏与国民党关系良好，詹龙栏与李登辉、詹龙栏与连战都有合照作证。

台湾黑社会帮派虽多，但多是地方型小帮派。横跨全岛、甚至走向国际的仅竹联帮、四海帮与天道盟三大黑帮。其势力不仅遍布全岛主要县市，而且早已国际化，伸至美洲、欧洲、日本、东南亚、非洲及港澳与大陆地区。一个庞大的华人黑社会网络已形成，并与外国黑社会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竹联帮始于台湾，前身为“中和帮”。竹联帮从1960年代开始不断扩充，有“天下第一帮”之称。线报指出竹联帮在台湾成员近十万人，而在世界各地华人社会中发展的成员亦将近三万人，竹联帮势力之大，早已经深入台湾的党、政、军、经济等各界，与香港新义安、日本山口组齐名成为亚洲著名帮会。

天道盟是台湾三大黑社会组职中地缘关系最强的角头联盟。相较于竹联帮、四海帮、松联帮等成立于1950、1960年代的帮派，天道盟历史虽短，但势力相当可观，与前述帮派并列。就其成员出身来看，属于台湾挂帮派。除了台湾本土外，天道盟在海外均有活动，包括亚洲其他国家及美国等。

大陆黑社会出口转内销

在绝迹三十后，最近二十年中国黑社会走了一条“出口转内销”的路子，又重返大陆江湖，形成了大陆版的黑社会。

港澳黑社会组织对大陆的渗透始于1980年代初期。香港黑社会组织是最早潜入大陆的黑帮之一。早在1981年，深圳就发现有香港的14K、水房、和胜和、新义安和老东等组织的成员活动。在珠海，1982年在拱北口岸发现有澳门黑社会组织渗透活动，之后逐步扩大至香洲、湾仔、前山、南屏、唐家和斗门等地。

进入1990年代，港澳黑社会基本熟悉了大陆市场。不少黑社会组织都把内地视为“新大陆”，纷纷建立固定据点，许多大哥级人物也忙着考察大陆市场，而且被渗透区域也变得多元化。南北城市逐一渗透，海南的海口、三亚，浙江的宁波、温州，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等沿海城市先后成为渗透重点。同时，长沙、南昌等大批内陆城市也成为其垂涎之地。

北京：黑社会聘请法律顾问

天子脚下，亦有黑帮？北京2006年7月开审的“二胡”集团案就是一例。这是建国以来北京首例开审的黑社会案，而未被审判的谁又知道有多少？

“二胡”集团老大是胡亚东、胡亚风兄弟。胡亚东生于1961年，身高一米八多，高高瘦瘦，与小一岁的胡亚风在北京市顺义区极尽威风，据称没有办不成的事。

初中文化的胡氏兄弟靠开设汽车修理厂和大面积非法挖砂起家，召集了大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失业者为其打工并充当打手。在经营汽车修理厂期间，胡亚东替别人将盗窃来的汽车倒卖到外地，前后销赃八十多辆，直到1999年10月东窗事发，被判入狱三年。待到2001年胡亚东出狱时，已俨然是黑帮大佬的气派，据称顺义区所有的地痞流氓倾巢而出，大摆接风宴席。有人当场送他一辆奔驰S600轿车，“二胡”黑帮自此真正进入“有所为”阶段。2006年7月检察部门指控的53起案件，几乎都发生在2001年后。

2006年7月的庭审中，检方对“二胡”的首宗指控，就是张国立事件。张国立是一家企业汽修班的班长，在1996年胡亚东还在开设汽车修理厂时是他的客户。因为张国立送来修理的车辆减少，因而开罪了胡亚东，被割去半个右耳。在胡亚东报复张国立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两名警察刘海英和郑葛以及律师张秋成，此三人均在“二胡”黑帮中起了重要作用，张秋成更被“二胡”聘为法律顾问。

经常以钱开道的胡亚东手眼通天，赢得了“讲义气”的江湖名声。张国立说：“胡亚东曾扬言，宁可把钱花到公检法的败类身上，也不赔偿给我。”“二胡”的资金来源，主要出自敲诈勒索和销赃，以及非法采矿。顺义区北小营镇附近地表下全是砂石，“二胡”自2004年4月起不顾政府禁令，大举开采，甚至打伤了前来制止的防暴警察。从此，即使有村官报警，也无人来管。村民说，只要挂着“古月”的牌子，车队就能畅通无阻。最壮观的时候，“二胡”的采砂车队上行下行，首尾相接九公里，其他车辆无法通行。

“二胡”势力如日中天，因此无人敢出头指证，许多被伤害的人都三缄其口。顺义北小营镇派出所周姓警察遭胡亚东殴打，在当地尽人皆知。胡亚东2003年11月25日因此还被判入狱十个月，于2004年5月24日刑满释放。后来周姓警察调离北小营派出所，到别处任职，有媒体记者找到他，但他却拒绝采访。另外一位被访者则心有余悸地说：“这一次，胡亚东也许出不来了，谁知道胡亚风会不会出来？”

“二胡”集团案已经于2006年7月开审，共有三十四人被控涉及五十三宗罪案，胡氏兄弟如果罪名成立，将为十三宗案件负责。

内蒙：警察黑帮横行十年

十几年来，苏和的名字，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简称“土左旗”）一带令人闻风色变。这个曾任土左旗公安局政委的人，操控着一个以警察为骨干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横行乡里。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去年5月22日，公安部高层在一封举报苏和黑恶势力的民众来信上批示：“要督查此案”。同年5月29日，中国“打黑办”以第164号《民众举报线索督办通知》将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政委苏和等人涉嫌黑恶犯罪线索督办。自治区主要党政高官先后多次作批示。同年6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成立专案组，采取秘密调查、异地用警、异地审讯、异地羁押的方法，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取证，一个以苏和为首的横行乡里十余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被一举摧毁。

今年4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对“苏和涉黑组织”作出终审宣判，主犯苏和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两万元。其余九名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五年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各种手段要挟当地官员

2001年，一位新任局长到土左旗公安局上任不久，就看到了奇特的一幕：一天半夜，时任旗公安局副局长的苏和给一位旗委副书记和一位副旗长打电话，让他们跑步到公安局长办公室。这两位官员果真跑步前来，进了办公室也不敢坐，站着被苏和辱骂了半个钟头不敢吭声。

新局长明白，苏和这出戏是演给他看的：“旗领导尚且如此，你敢不服？”这位新局长不甘示弱，反复抗争，最终败下阵来。2001年，局长责令经侦大队和巡警大队上缴罚没款物，苏和指使手下砸了他的办公室。局长无法正常工作，只好调离。

苏和恶名昭著，为何在十多年里，这样一个警霸非但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步步高升？关键的一条是他利用各种手段控制了当地一批官员。苏和最阴损的招数是对官员的子女下手，撺掇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赌博或吸毒。办案人员说：“这些孩子大都阅历很浅，文化不高，欠下巨额赌债苏和给摆平，吸毒被抓苏和给放了。结果，不少旗领导欠下苏和的‘人情’。”一位姓丁的官员不买苏和的账，苏和就引诱其子吸毒，尔后又把孩子抓进戒毒所。

苏和善于“泼脏水”。想收拾谁，就将其邀请到酒店吃饭，找来一些“三陪女”侍酒，包间外面埋伏上警察打手。席间，苏和逼人大杯饮酒，对方不服就叫打手进来暴打，再安上调戏妇女的罪名把他拘留。

确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官员在苏和手里落下了把柄。苏和给他们送钱，偷偷录音，再把录音放给对方听。土左旗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说：“我刚调来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不要用办公室电话，苏和能窃听，窃听设备比市公安局的还先进。”一位办案人员说：“那些被苏和降服了的官员，苏和就是当众扇他们嘴巴子，他们都不敢吱声。”

排斥异己

苏和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更多的时候，他对有不同意见的官员大打出手。199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苏和在土左旗察素齐镇天义城饭店喝酒，碰见土左旗人大代表、交通局副局长朱满收。他说朱满收“不给面子”，让手下上去就打。朱满收侥幸从后门逃掉了，但是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苏和带人闯入朱家，让手下把一支双筒猎枪架在朱满收的背后，一脚把朱踹得面向苏和跪下，苏和当着朱妻的面对朱破口大骂。

即使这样，苏和还是觉得朱满收没有彻底服气。第二年，他又找到一个机会，让手下先用凳子打朱满收，然后再用绳子把朱绑回巡警大队，戴上手铐继续打。最后借口朱参加赌博，作了笔录才将其放回。朱满收多处受伤，在家治疗一个多月。

1994年2月3日21时许，因不满旗委常委会的一项处理决定，苏和带领手下王生平、孔繁军，闯进土左旗旗委一位高官的住宅。苏和让两个人在院里放哨，自己走进屋子，打开一只装满猎枪子弹的箱子威胁领导。这位官员赶紧给苏和的大哥打电话，苏和见状退回院子，从孔繁军手里拿过一杆猎枪，冲这位官员瞄准。王生平怕闹出人命，抢上去挡住了枪口。这时苏和的大哥赶到，苏和才带人离开。

打骂同事，是苏和在公安局内排除异己的主要手段。为了让自己的亲信担任刑警大队长，他多次殴打原来的刑警大队长，辱骂教导员，克扣经费、直接插手刑事案件，干扰刑警队正常办案。金山开发区派出所所长张永强拒绝购买苏和搞来的走私车，苏和就派人去打他，打到尿血还不算，后又借故将其开除。

家庭庇护

苏和生于1965年，自幼就以打架出名。上世纪80年代，苏和还只是个凶狠的小混混。听说白天有人跟他妻子开玩笑，夜里就拎着菜刀把人家叫出来，照头便砍。听说二哥因旷工被农业银行处分，晚上就去农行找行长滋事，门卫只说了一句“现在已经下班了”，苏和就把匕首刺进了门卫屁股。

由于家庭势力庇护，苏和不仅没有为这些恣意行凶案件承担任何刑事、民事责任，反而于1982年被调入土左旗法院，披上了法警制服。1986年，他涉嫌轮奸妇女，奇怪的是非但未被深入追究，还被调进了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公安局的治安科，成了一名警察！

从此，苏和的羽翼逐渐丰满。1991年他纠集了一批人，以开公司作掩护，有组织地进行违法活动。他们到天津、山东、河北等地进货，以货到付款为由，先把货物拉回来，然后就没了下文。对方来讨债，讨到的只有殴打、威胁和恐吓。这样，他们先后非法占有价值50余万元的货物。

1994年，苏和进入土左旗公安局巡警大队。此后六年，他不断招兵买马，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渐具雏形。1999年，他当上土左旗公安局副局长，2002年又升任政委。他的党羽逐渐占据了局内重要位置：纪委书记、经侦大队长、巡警大队长、巡警大队教导员、毕克齐派出所所长、察素齐派出所所长都是他的黑帮成员。至此，苏和等人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警霸”。

这个黑帮的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型，骨干成员分工明确。苏和为首，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三，被黑帮成员尊称为“三哥”或“三掌柜”；何长伟利用土左旗公安局纪委书记的身份，经常替苏和发号施令；于新江、聂子龙打着执法的幌子违法办案、以罚代刑，为黑帮组织大肆敛财，是苏和的“左膀右臂”；孔繁军负责经营管理苏和的“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管家”；其他五人充当爪牙和打手。

巧取豪夺

经一审法院认定，苏和等人共涉案61起，非法敛财三百多万元，犯有非法拘禁、受贿、强奸、寻衅滋事、非法狩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赌博、抢劫、滥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销赃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13项罪名。

披着“警察”的合法外衣，这伙人简直是一群肆无忌惮的强盗。苏和经常指使手下违法查办经济案件。2002年，对当地二十多家民营企业进行涉税大检查，没查出问题，就以限制人身自由为要挟，收取企业“保证金”28万元。他们从当地信用社违规贷款近千万元，用来放高利贷、倒卖汽车、开酒店，至今尚有贷款本金232万元、结欠利息114万元不能收回。他们多次购买二手车、走私车，然后高价卖给公安局及各队所，或是抵顶工程款、贷款，或是强迫他人购买废旧车，赚取巨额差价。

“抓赌”“抓嫖”，更是这个黑帮的惯用伎俩，他们频繁开展这类“行动”，借机对无辜民众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乱收罚款，然后私自截留非法收入。

如果有人在1996年9月的一个午夜路过土左旗的哈素海牌楼，必定会看到一幕奇景。当时，苏和带领二十多人前去“抓卖淫小姐”，他命令所有饭店老板和服务人员约三四十人，全部集中到一片空地上下跪，谁不愿意跪或跪得慢一点，就遭到殴打。苏和等人则坐在饭店屋里，轮番把人传进来审问，对不从命的拳打脚踢。这样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2003年，苏和指使巡警队“抓赌”，在讨尔号庙营子村一次抓回五十人，谁家拿钱来才能赎人。还殴打这些人，逼他们招出还有哪些村民参与过“赌博”，根据这份“黑名单”，持续两个多月到村里抓人。当时正值农忙季节，很多村民怕被抓，有家不敢回，回家也只敢睡仓库，有的甚至睡在河槽里。

办案人员说：“有的村子为了逃避苏和的滥抓滥捕，专门在村头设了‘瞭望哨’，只要望远镜看到苏和一伙的车队过来，就上演全村集体大逃亡，如同应对鬼子进村。”

民众告倒黑帮老大

横行无忌的“老大”终究要付出代价。让其受到严惩的，正是那些他平时根本不放在眼里的百姓。2006年初，一封民众举报信寄到公安部，揭发了以苏和为首的警察黑帮的种种罪行。公安部领导指示：严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赵黎平亲任专案组长，从全区抽调了五十名警察，在苏和盘踞十几年的土左旗展开调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组成的专案组，经过半年调查取证，苏和团伙终于被送上了法律的审判台。呼和浩特：涉黑案十人中有九名是警察

中国公安部督办的呼和浩特市“6·06”警方涉黑案件日前侦查终结，并移送至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这个涉黑案件中，主要有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公安分局原政委苏和为头目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十名，其中九人原为警察。

据新华网报道，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黑社会组织以苏和自己经营的“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为活动据点，以苏和分管的土默特左旗公安局一些部门为依托，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大肆聚敛钱财，非法控制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党委，干预旗委、政府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称霸一方。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2005年6月6日成立专案组，查明这个黑社会组织共涉案67起，涉案金额808万余元，涉嫌16项罪名，分别是非法拘禁、受贿、强奸、寻衅滋事、非法狩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诈骗、赌博、抢劫、滥用职权、强迫交易、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销赃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专案组还依法收缴了四支猎枪和338发猎枪子弹。

除了苏和，其它九名主要犯罪嫌疑人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纪委书记何长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全胜路派出所原所长于新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经侦大队原大队长聂子龙、土默特左旗“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孔繁军、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察素齐镇派出所原所长恒巴图、土默特左旗公安局毕克齐派出所原所长张俊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毕克齐派出所原民警陈吉平、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民警高永刚、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巡警大队原民警任红彪。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调查报告，下）

山西：205名官员涉保护黑势力被捕

在山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205名官员因涉嫌与黑恶势力勾结、充当黑势力的“幕后指挥者”和“保护伞”被批捕，其中官员和煤霸勾结的情况非常严重。

据山西省检察长座谈会上透露，在山西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今年上半年共批捕涉嫌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的公务人员205名，涉黑涉恶案件51件。

据介绍，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是此次山西“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行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严重侵蚀矿产、能源行业的煤霸非常猖狂，被列为山西“扫黑除恶”首要打击对象。

此外还有六类黑恶势力：扰乱建筑市场秩序，强行承包工程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运输秩序，强占客源、货源，垄断运输线路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歌舞娱乐场所管理秩序，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的黑恶势力组织；横行乡里、寻衅滋事或把持基层政权、欺压群众、为所欲为的黑恶势力组织；外来人员中受雇于人充当打手，护场助威，组织械斗的黑恶势力组织；设赌抽头，牟取暴利的黑恶势力组织。

中央将今年定为“扫黑除恶”年，而“扫黑除恶”的重点是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此前，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也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据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此前透露，黑恶势力正日益向政治和经济领域渗透，黑社会势力已渗入政府部门，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同时，他们盘踞了建筑、能源等行业，而且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

江西：打黑打出白吃黑

被称为江西打黑第一案的熊新兴案2006年12月28日终审判决。此案中多名公安民警充当了犯罪分子的保护伞，其中包括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案件终审但丑闻未结，2007年元旦刚过，又有举报称审理该案的九江市中级法院在一审时让被告人家属选派代表进行“谈话”并要求交钱，仅熊新兴的家属交的钱就超过六十万元。

《中国青年报》报道，熊新兴2005年2月28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江西省公安厅刑事拘留。2006年7月17日，熊新兴案在九江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2006年9月26日，一审法院判处熊新兴死刑。公诉机关指控，熊新兴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为其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编织“保护伞”。

判决书称，熊新兴为了给其犯罪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寻求保护、逃避打击，利用金钱大肆拉拢、贿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织“保护伞”。已查明充当“保护伞”的人员有，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原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光，原临川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操宜荣、民警祝金发等多人。

据了解，2002年至2004年间，熊新兴多次被举报涉嫌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组织黑社会等犯罪情况，许晓刚向熊新兴透露举报的内容，并多次去抚州与当地党、政、公安机关领导用餐时选择熊新兴的山庄或叫熊新兴陪同。2004年9月，许晓刚得知省公安厅要抓捕熊新兴，便通过章新明、李雅将此消息透露给熊新兴，熊新兴得知此消息后潜逃。

熊新兴为感谢原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光在公安机关查处其违法犯罪活动时给予的关照以及以后能继续得到他的关照，于2002年夏天在珠海海湾酒店送给尹光现金五万元；如2003年年初在自己家里送给尹光现金十万元；2003年夏天在广州市的中国城大酒店送给尹光观金两万元；2003年秋天在尹光家送给尹光现金十万元。

就在案件“真相大白”之际，2007年元旦刚过，又有举报称“江西涉黑第一案中，九江市中级法院向被告人家属索取黑钱，仅第一被告人熊新兴的家属交的钱就超过六十万元。”

有律师称，法院在一审开庭之后，判决之前，让被告人家属选派代表进行“谈话”并要求交钱，说对量刑有意义，这种做法，在全国都罕见。还有的被告人家属被要求交“理财金”。被告人家属缴纳的钱大多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并不是被告人的赃款。更为重要的是，在法院庭审前被告人财产早已被查封和冻结。

据调查，熊新兴涉黑案中，九江中院在一审判决前，向被告人熊新兴家属分三次收取六十万元现金，向被告人许辉家属收取五万元现金，向被告人熊建祥家属收取三万元现金，向被告人张新军家属收取三万元现金，向被告人张文锋家属收取两万元现金，向被告人李华家属收取一万元现金。

上述款项都是九江中院以“暂存”的名义收取的。目前能调查收集到的收据和银行单据显示：在熊新兴涉黑案中，九江市中级法院至少向六名被告人的家属收取了74万元“暂存”款。

李肖霖律师就熊新兴家属向法院交钱的证据分析说，收据是由九江市法院财务部门统一出具的，收据中的“刑一”，指的是九江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这个标志显示的是这笔款项是在属于刑一庭审判的案件当中收取的，以便和其他法庭加以区别。

六名被告人家属和律师表示无法理解收据中的“暂存”是何含义，但九江中院却表示，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这么做。九江市中院院长陈坚表示，法院收这个钱一是判决生效后要没收被告人财产的，要予以没收，全部集中起来交给国库，案子在审理过程中，就可以这么做；一是有的案件附带有民事诉讼，比如杀人的，对他人财产有侵害的，如果对被害人有所补偿，求得被害人的谅解，这样的话在量刑上可以考虑。

而九江市审计局一名工作人员则透露，九江中院向几名被告人家属出具的收据实质上相当于“打白条”。这名工作人名还拿出一张“江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样张，这张票据上有江西省财政厅票据监制专用章。这名工作人员称，这种收据才是江西省真正的行政事业性收据。

此外，对于九江市中级法院的这一做法，刑法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当地审计局的工作人员均表示，现行《刑法》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法院可以向被告人家属收取“暂存款”或“理财金”。假如法院以减轻判刑为由，向家属收这笔钱（“暂存”款），应该引起上级法院的高度重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阴建峰博士表示，如果是赃款，则是被告人的犯罪所得，家属的合法财产不能当作赃款追缴；如果是对被告人的罚金，那么应该在判决生效以后才能执行。

黑恶势力向中国经济领域渗透

据中国公安部刑侦局负责人透露，当前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已经开始向经济领域渗透。其突出表现是称霸一方，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此外，他们充还当打手、杀手。有的专门看护地下赌场、色情娱乐场所，充当保镖；有的插手经济纠纷，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替人催款讨债；有的干扰司法公正，充当“地下法庭”，替人摆平事端。

前不久，河北省曲阳县警方打掉了一个以村支书李建设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这个团伙与多名当地干部沆瀣一气，网罗地痞恶棍称霸作恶，自1998年以来，以追债为名先后绑架人质八名，其中三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人们把这伙歹徒称作“绑架专业户”。涿州少女黄某被他们非法拘禁达六十多天，屡遭轮奸，并被这伙歹徒用大钢针沿指甲缝钉满十指，受尽折磨。

欺行霸市，是黑恶势力向经济领域渗透比较多见的类型。即称“行霸”，是目前最普遍的黑恶势力类型。其主要特点是垄断、独霸某一种或几种行业的经营权，并以收取“保护费”名义对其他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他们在某一地域或某一行业里，往往还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村霸”、“市霸”、“街霸”、“厂霸”、“矿霸”、“棉霸”、“路霸”们称霸一方，鱼肉百姓，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河南汝州市以唐利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召集打手成立“讨账队”，专门为非法金融活动收贷，动辄打、砸、抢、砍、绑，闹得鸡犬不宁。在汝州，哪家酒店、哪家企业搞得好，哪里开有娱乐场所，他们就到哪里收取“保护费”，不交就踢场子、砸摊子。

浙江省是全国商品市场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该省路桥、义乌、温州等地综合市场的托运行业基本上被黑恶势力所垄断，其中最典型的是路桥的“二林集团”，以林才红、林才勇兄弟为首，骨干成员有23人，还培养了一批未满16周岁、刚出校门的学生作后备打手。该团伙自1995年以来采用威胁、恐吓、破坏其他客货运经营户的交通工具等手段，在国道沿线作案28起，造成22人受伤，他们的“天龙公司”垄断了台州往返杭州的业务，长达五年，聚敛了几千万不义之财。

在一些地方，如果没有黑恶势力的允许，建筑工地无法开工，娱乐场所无法开业，集贸市场无法经营。黑恶势力在进行行业垄断的同时，暴敛钱财就成为了另一个“孪生兄弟”。以郑卫国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在西安市长安县采取暴力恐吓等手段，垄断了长安县的土方工程，如有人敢于同其竞争，就会遭到残酷迫害。2000年5月，郑卫国一伙将竞争对手张某绑架，进行恐吓、殴打，并残忍地用开水将张某浇烫成重伤。走私贩毒是黑恶势力在经济领域的又一表现。黑恶势力一般来说是个综合性的犯罪组织，但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专干某一种犯罪，或着重于某一种犯罪，走私贩毒型即如此。此类黑恶势力并不只指走私、贩毒，还包括制造假币、假货，组织、强迫妇女卖淫，拐卖人口，赌博等犯罪。这种类型的黑恶势力与一般走私贩毒人员的区别是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以暴力作为犯罪的主要手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毒品泛滥，贩毒分子与大陆黑社会勾结，贩卖毒品。辽宁省原来毒品甚少，现在沈阳、鞍山、丹东、营口、阜新等城市已形成“地下毒品一条街”。

高利放债也是一些黑恶势力暴敛财物的手段之一。这类黑恶势力目前主要出现在江、浙、闽及两广等地。广西梧州的张树林自称“宋江”，开了一家“及时雨典当行”，其实就是地下钱庄，张树林兄弟以此为据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黑帮组织，主要成员有29人，放债追债，高利盘剥。从这里借钱月息达10%，超期不还罚息50%，而且利加利、利滚利。雇用打手追讨、打杀，在梧州横行、作恶长达六年之久。有证据可查的就至少作案34起，砍伤16人，致残两人，重伤一人。直到1998年，张氏黑帮将一名没有袒护他们的袁姓法官的妻儿砍成重伤，惊动了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作出“严惩不贷”的批示后，公安机关将其“一网打尽”。在法院决定公开审理之前，才有八名受害人敢来报案，庭审期间有五人报案。庭审结束后几乎天天有人报案。在此之前，梧州百姓对张氏黑帮畏之如虎，一直不敢报案，甚至一些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受了张氏的欺压也不敢报案。

重庆警方此前打掉了伤害、敲诈勒索等作案70起，非法敛财6500多万元，涉案犯罪嫌疑人114名的封曼黑社会性质组织。

吉林警方查获了梅河口市号称“地下黑市长”田波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犯罪集团通过杀人、绑架、敲诈勒索、偷税漏税等作案手段，共掠夺财物价值2000万元。

有些黑恶势力通过非法手段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2001年3月初，浙江省警方历时5年、转战21省市，最终破获了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涉嫌黑社会性质的张畏犯罪团伙。号称浙江温岭“首富”的张畏，一面以合法经营为掩护，一面网罗150多名社会渣滓，巧立名目非法集资，侵占挪用客户资金，共骗取近五亿元资金。调查结果显示，此案涉及党政机关干部42人，司法机关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十人，其中包括前温岭市公安局局长杨卫中和温岭市前市长周建国。他们对张畏的关怀“无微不至”。张畏在温岭的别墅围墙上甚至有一块写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

为了控制一方经济，向经济领域渗透。黑恶势力往往不择手段暴敛财物，疯狂攫取经济利益，以“黑”护商，以商养“黑”，严重扰乱了中国的经济秩序。爆炸、杀人、抢劫、敲诈勒索、强奸、绑架、恐怖手段等严重暴力犯罪，成为犯罪团伙非法聚敛巨额财富，支持其所属经营组织洗钱的惯用手段，这也是黑恶势力最基本的、最初始的特征。

黑势力左右地方政治：盘踞建筑等行业

虽然公安部门不愿意承认国内黑社会势力坐大，但是现在愈益恶化的治安已经不容回避。据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透露，黑恶势力正日益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他们盘踞了建筑、能源等行业，而且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

盘踞建筑、能源行业

该负责人称，黑恶势力仍在不断滋生蔓延，并且日益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目前，黑恶势力主要盘踞在建筑、运输、商品批发等各类市场，歌舞、洗浴等娱乐休闲场所和餐饮业，有的还渗透到有色金属、煤矿等能源领域。

同时，黑恶势力的犯罪手段更加隐蔽，一些“黑老大”不再直接实施暴力犯罪，有的临时雇佣社会闲散人员作案，还有所谓的“黑衣帮”、“光头帮”，专门受雇打架、撑场子、追款讨债，吃霸王饭、看霸王戏，横行街头，为害一方。

黑社会势力已渗入中共和政府部门，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此前，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也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黑社会公司化趋势

据介绍，中国黑恶势力正处于滋生、发展时期，而且黑恶势力形成快、发展快，某个行业、区域的黑恶势力被打掉后，很快就有新的不法分子企图取而代之，甚至又发展为新的黑恶势力。黑恶势力的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他们往往以公司、企业掩盖黑恶组织，用经营活动掩盖非法手段，用公司利润掩盖非法获利。境外黑社会组织也在向中国内渗透。

在近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召开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曾强调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是加强政权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

地方政府“黑社会化”

5月23日有两条新闻，让人心里感到格外不安：一条是安徽南陵县公安局招录11名干警，但其中竟有8人是在局领导的安排下，通过突击编造假工作简历蒙混过关的，他们大部分是有关领导的亲朋好友（5月23日；另一条是陕西潼关县工商局多次对入境的货车强行拦截，任意罚款，河南司机张建勋在被逼交罚款2.7万元后服毒自尽。)

这两件事都预示了一种触目惊心的趋势，即我们一些地方的社会生活和部分政府机构，正在走向“西西里化”（即“黑社会化”，因被黑社会对政府与社会生活高度渗透的意大利西西里岛而得名）。“西西里化”通常包括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政府黑社会化”和“黑社会政府化”。

“政府黑社会化”的主要特征是权力范围的私产化和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掌权者把自己的治理区域视为私产或封建领地，任意使用其权力，不受任何制度与规则的约束，权力者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

这一特征在潼关县工商局那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尽管司机张建勋的各种手续都十分齐全，并主动表示要出示商品合格证，但该局经检大队队长支忠民却说：“要是叫我看你们商品合格证书，我就罚你们5万元；如果我不看，就罚你们3万元”——这完全是黑社会老大的作派和口气，哪里还有一点点对法律的敬畏？在这个特定的时空和情境中，支忠民俨然成了法律本身。

而“黑社会政府化”的主要特征就是私人关系的网络统治，“家族”成员掌握着重要部门。表现为权力者任用官员并不是根据正常的制度程序规则或标准，而是任用私人朋党、亲族纽带、甚至是黑社会式的团伙。在权力者与其任用的官员之间就形成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网统治。

在这一点上，南陵县公安局这次招录干警，可以说正是一个典型。我们不难设想，如果不是被举报并被招致媒体曝光，那么这8个冒牌货顺利地变身为“公安干警”之后，他们会把法律放在心上吗？他们会把社会公众的利益防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吗？一旦遇到问题，他们是服从法律还服从让他们穿上警服的“恩主”，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而如果警察不服从法律而只服从自己的“恩主”，那这样的公安局和黑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

行政执法部门的“西西里化”所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社会的冲突和断裂，而绝不可能是社会和谐。因为他们依靠赤裸裸的、冷酷无情的暴力来获取利益，只能在受害者（主要是无权、无势、无钱的底层民众）心中播下仇恨的种子，同时又因为他们穿着行政执法人员的制服，占据着合法的政府机构，这就使得受害者丧失了对国家公权力和法律的信心而陷于绝望。张建勋的自杀就是绝望的一种表现，但绝望的表现却并不仅仅是自杀，更大可能的却是以暴制暴，鱼死网破！

潼关县和南陵县，相距千里，却发生了性质同样严重的事件，让我们无法回避“西西里化”现象的普遍性。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继续犹豫，到了破釜沉舟，痛下决心的时候了。

“红帽子”黑帮

中国的黑社会势力已渗入中共和政府部门，它们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甚至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此前会见记者时也坦然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据德国之声引述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说，“一些人买了官位，成了人大或其它机构的代表，这种情况不仅省市地方有，北京也有。有人甚至把自己的心腹送到警校学习。”

低工资﹑教育程度低下的官员﹑警察和政界人士往往都愿意为黑帮效劳。另一方面，官员们把黑帮团伙拉到自己一边，作为他们逼迫农民交税交粮的帮手。这些操纵犯罪的组织都有一些很形象的名称，如‘北霸天’﹑‘静国’或‘信美’等，他们的武器从腐败警察那里买来。与传统的犯罪集团相比，他们内部等级森严，大多听从一个称为‘大哥大’头领指挥，头领四周是一个由上层匪徒组成的顾问班子。想入伙的人必须先接受考验，团伙内部有严格的行为准则。作为考验，一些团伙甚至要求入伙者至少杀死一个人。”

分析说，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巨大社会变迁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纽带和村庄集体破裂，失业和失去生活根基的人数不断上升，这一切促成了黑社会死灰复燃。

目前中国黑社会会利用党政部门的官员充当保护伞，通常黑社会首脑在掌握黑道势力和经济实力后，再行贿党政要员，甚至得到显赫名誉。

福州黑帮头目陈凯，用数千万元行贿当地官员，包括六名厅级、十七名处级、十二名科级官员，使他们成自己的保护伞，并成功垄断福州的赌博业，又经营酒店、电动游戏机、夜总会、房地产等行业，涉及资金超过一亿六千万元。

称霸山西的“燕子帮”不但与当地政法官员勾结，编织关系网和保护伞，还用“无间道”的方式，将大批成员送入警校，有十五名卧底成功进入警队，并先后多次通风报信，协助其他成员逃脱。

被称为“中国涉黑第一案”的主角刘涌，背后更有极庞大的保护伞。有报道指，沈阳市检察院前检察长刘实是他的“干爹”，和平区劳动局前副局长高明贤是他的“干妈”，市中级法院前副院长、市政协前副主席焦玫瑰与他关系密切，更用十万美元的贿款令沈阳市长慕绥新为他提供强大的保护。

近年一些政府征地或拆迁事件中，发现有“不明分子”参与其中，使用类似黑社会的暴力威吓手段逼迁。抗议征地者被群殴，甚至被殴致死；抗议拆迁者被群殴或被暴力驱赶，类似事件已发生多起。去年6月11日，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村民因征地问题与当局爆发流血冲突，导致六人死亡。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11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会议发表工作报告，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各地法院去年严惩包括黑社会组织等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结案近二十四万宗，判处罪犯逾三十二万人，情况令人担忧。

不打击基层政权的官黑勾结将跟“执政为民”的口号背道而驰，而打击了官黑勾结镇压民众抗争，又担心会被视为是高层在鼓励维权运动。中央政府往往希望地方政府，不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而不要引爆成殃及中央的重大事件。温总理就曾警告地方当局在处理农村骚乱事件的问题上不要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

中国一些乡镇领导容忍甚至纵使黑恶势力施行“合法的管治”，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媒体的调查中发现，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级基层政权，与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最基层的乡镇党政存在某些关联。有些是由于乡镇党政治理不当和打击不力，导致辖区内黑恶势力猖獗，而这些黑恶势力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自然而然地将黑手伸向了村级政权组织，而乡镇党政则采取容忍的态度。有些则是乡镇党政领导有意识地扶持或纵使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他们不仅为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提供各种的途径，有时甚至还亲自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使其行为“合法”化。

报道说，农村基层政府“以黑治黑”或“以毒攻毒”，企图用黑恶势力来整治已经混乱的社会治安。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县市交界地，有些乡镇党政面对已经存在的黑恶势力，不是主动地依法进行整治，而企图采取扶持其中的一些黑恶势力来对付另一些黑恶势力。

比如，某镇属于县与县的结合部，历来比较乱，这个镇领导就启用了三个在当地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分别当任该地的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些人掌握了村级政权后，更加有持无恐，购置枪支，组织当地的黑恶势力与外县的黑恶势力进行多次械斗。其中某村的村主任阳某在村委会之外还成立了以其为首的非法组织“村理事会”，直接组织社会黑恶势力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某村村支书兼村主任的杨某更是当地黑社会的老大，在他控制下，利用村委会的名义，强迫村民出钱，非法购置枪支、制造了土炮等进攻性武器，将村政权组织变成了杨某及黑恶势力的根据地。

另外是“以黑治良”。有些乡镇党政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就企图借助外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某镇领导为了征收农民欠交的税费，就启用了当地“狠人”尹某做村支书，对村民动不动就是打骂，镇领导不仅不对他进行惩治，反而大力扶持利用他来对付村民。由于他能采取非法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不合理的税费，就多次被镇里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而对村民的各种控诉不仅置之不理，还将这些告状村民视为刁民予以打击。

报道说，黑恶势力通过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控制农村基层政权，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另一个特征。

在湘南某市集中整治的四十个黑恶势力控制的村中，有近二十名村主任因涉黑而被法查处。这些村主任都是在实行第四次村委会选举中，通过“民主选举”而窃取权力的。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使社区内的“黑恶势力”合法化、政权化，是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的问题。

第三篇：《中国的和平发展》学习心得体会

2011年9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全面阐释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框架体系。这是中国政府继2005年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之后，再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郑重阐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性。新版白皮书有关和平发展的内容更加充实、体系更加完整。

白皮书从道路、目标、方针政策、必然选择和对世界的意义上对中国和平发展进行了全面、翔实、深入的阐述，为我们临摹了一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画卷，描绘了一张中国未来坚定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美好蓝图。学完白皮书，心潮澎湃与心平气和兼而有之，民族自信与民族自省兼而有之，现实认识与未来期待兼而有之。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发表,是中国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以新的视角来阐释自己对和平发展道路新认识的体现。正如白皮书所说,走和平发展之路,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发展的内生需求。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和庄严承诺。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和重大战略机遇期新十年的开启之年，又值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发布这一统领内政和外交的战略性文件，对外宣示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内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实属必要。

从国际视角看，中国持续高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更加关注中国走向，担心中国走上“国强必霸”的老路，有的大国怀有战略疑虑，一些周边国家心存畏惧。中国需要向外界进一步宣示自己的战略意图与方针政策，用以增信释疑，排除干扰。

我国作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有诸多因素。

从内因上讲，首先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治制度不允许搞对外侵略和掠夺。另外，我国人民历来是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和为贵”的道德传统。再者，我国曾长期遭受外来入侵和压榨掠夺之苦，一向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绝不能把自己曾遭受过的苦难加到他国人民身上，这是我们的基本道德观念。

从外因讲，国际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朝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现实，一方面不允许包括我国在内的任何新兴国家重走西方列强靠武力征服而崛起的道路，另一方面也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始终沿着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主要是依靠党的正确决策和全体我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但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国领导集体始终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特别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中国走平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意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的中心任务。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中国人民最需要、最珍爱和平的国际环境，愿尽自己所能，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加广阔的市场。事实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成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已成为中国的国家意志。

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13亿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无疑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增添了极其重要的积极因素。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也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中国今天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来强大了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始终是中国政府谋求发展的宗旨和原则。

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也需要和平，我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随着我国力量的发展壮大，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以国际维和为例，我国从1990年才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最初只派少数军事观察员，而这些年来参加了17项联合国维和项目，共八千多人次。由此可见中国走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忍辱负重、以德报怨——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世界之福。自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门户到建国的100年间，旧中国备受欺辱，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毫无尊严可言，甚是凄惨。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在中华民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建国以后，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宰相肚里能撑船，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毅然选择了和平发展的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的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模式，没有走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的老路。不仅如此，中国还秉持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和减轻人道主义灾难做出了突出贡献。没有中国的支撑，世界经济很难走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没有中国的支撑，美欧债务问题很可能更加棘手，世界经济金融将“万劫不复”。此外，中国还累计向外提供了2563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这在我们面临建设小康社会繁重任务背景下实属不易。中国和，世界和，中国霸，世界霸,中国强，世界福。

科学发展、自主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世界之宝。在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惠及13亿人口的小康社会，难度之大，任务之重，可想而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众志成城，团结一心，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开辟了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新型道路。科学发展指引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在最高层统领着中国的发展。自主发展强调自力更生，不把问题和矛盾转移给别国，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内核。开放、和平、合作、共同发展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共同发展的意愿和能力。中国创造的发展理念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指引和参考。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理念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认可，一些国家开始学习借鉴这些发展经验。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模式确实是世界的宝贵经验财富。

宣示宝典、调研瑰宝——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的实用价值很高。白皮书全面阐述了我和平发展道路和对外方针政策，是我对外宣示发展理念和外交战略宝贵材料和重要依据。相信以白皮书为依托的对外宣示将更富有特色、富有成效，为我赢得更好外部发展环境发挥更大作用。白皮书观点鲜明，内容丰富，数据翔实，是我们开展调研不可多得的参考材料。比如白皮书首次提出要将和平发展上升为国家意志，更加明确了和平发展的国家属性。白皮书对中国自身发展和对世界贡献从数据角度进行了概括分析，非常清晰有力。此外，我们也要学习白皮书的写作风格，学习其言简意赅、语言朴实与生动有机结合但等特点。比如白皮书提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既形象生动也干脆有力，值得我们学习。

总而言之，白皮书向全世界表明了心意，中国以前、现在、将来都将一如既往地实施和平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中国和平发展决不会再象以往一样忍辱负重，而是有坚强后盾作保障的发展。任何干扰阻碍中国和平发展的做法都将受到中国强有力的反击。

第四篇：中国对外贸易白皮书(全文)

中国对外贸易白皮书(全文)中国的对外贸易

(2011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性进步

二、中国外贸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三、中国外贸发展对世界的贡献

四、促进对外贸易基本平衡增长

五、构建全方位互利合作经贸关系

六、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前言

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世界潮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同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经过多年发展，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最为活跃、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中国也成为跻身世界前列的贸易大国。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将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力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促进了世界的繁荣与进步。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来，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加快，中国对外贸易的活力进一步增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情况作一系统介绍。

一、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性进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逐步开展对外经济贸易交流，但受到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计划经济体制等因素制约，对外贸易发展相对缓慢。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成为中国加快现代化建设、改变落后面貌、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30多年来，中国利用世界经济较长时期繁荣、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利用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改造提升国内产业，在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中，实现了对外贸易的跨越式发展。

--货物贸易总量跻身世界前列。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排名第32位，所占比重不足1%。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9740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143倍，年均增长16.8%。其中，出口总额15778亿美元，年均增长17.2%；进口总额13962亿美元，年均增长16.4%。中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占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到10.4%和9.1%，连续两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

--货物贸易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由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到90年代实现了由轻纺产品为主向机电产品为主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电子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扩大。外贸经营主体除了国有企业外，还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等，后二者的进出口总额目前均已超过国有企业。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加工贸易蓬勃发展，成为外贸的半壁江山。在中国外贸发展中，外商投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形成全方位和多元化进出口市场格局。改革开放后，中国全方位发展对外贸易，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贸易伙伴已经由1978年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到目前的231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美国、东盟、日本、金砖国家等成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新世纪以来，中国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持续较快增长。2005年至2010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占中国货物贸易比重由9.2%提高到9.8%，与其他金砖国家货物贸易所占比重由4.9%提高到6.9%，与拉丁美洲和非洲货物贸易所占比重分别由3.5%和2.8%提高到6.2%和4.3%。

--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服务贸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规模迅速扩大，结构逐步优化，排名也进入世界前列。旅游、运输等领域的服务贸易增势平稳，建筑、通讯、保险、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等领域的跨境服务以及承接服务外包快速增长。2001年至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不含政府服务)从719亿美元增加到3624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比重从2.4%提高到4.6%，2010年达1702亿美元，从世界第12位上升到第4位；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从2.6%提高到5.5%，2010年达1922亿美元，从世界第10位上升到第3位。

对外贸易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成长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引进先进

技术、设备和管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极大促进了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壮大使中国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外贸易直接带动就业人口超过8000万，其中60%以上来自农村，就业者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对外贸易与国内投资、消费一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

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性进步是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80年代前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资金、技术、产品、市场、资源、劳动力等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更加活跃。以信息、通讯为主导的科学技术进步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国际产业转移不断深化和发展。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进步、国际产业转移和各国之间加强合作等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国政府顺应时代潮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了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深化，为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个进程中，外国企业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获得大量投资机会，其拥有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销售渠道等要素实现增值，分享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得益于坚持走互利合作共赢道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世界贸易强国相比，中国出口产业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资源、能源等要素投入和环境成本还比较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些行业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等。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进程，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二、中国外贸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贸易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和国家统负盈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体制经历了由指令性计划管理到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由经营权高度垄断到全面放开、由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到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转变。在中国争取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地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中，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外贸体制逐步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建立起统一、开放、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的对外贸易制度。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主要是改革单一计划管理体制，下放外贸管理权和经营权，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并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使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新的经营主体进入外贸领域，打破了国有外贸企业的垄断。此后，中国推行了外贸经营承包制，用指导性计划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按照国际贸易通行规则，建立了出口退税制度。1992年10月，中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根据这一目标，对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和外汇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1994年1月，中国政府取消对出口的所有财政补贴，进出口企业转变为完全自负盈亏。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调剂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外贸经营领域进行了企业股份化和进出口代理制试点。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正式颁布实施，确立了维护公平、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等原则，奠定了对外贸易的基本法律制度。1996年12月，中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与此同时，中国多次大幅度自主降低关税，减少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这些改革使中国初步建立起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充分发挥汇率、税收、关税、金融等经济杠杆作用的外贸管理体制和调控体系。

2001年12月11日，历经16年谈判，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中国扩大了在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加快推进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在履行承诺过程中，中国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完善外贸法律法规体系，减少贸易壁垒和行政干预，理顺政府在外贸管理中的职责，促进政府行为更加公开、公正和透明，推动开放型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加快对外经济贸易法制化建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集中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其中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分别予以废止或修订。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减少和规范了行政许可程序，建立健全了贸易促进、贸易救济法律体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国对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进行了修改，基本形成了体系完整、符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

--进一步降低关税，削减非关税措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总水平从2001年的15.3%逐步降低到2005年的9.9%。到2005年1月，中国绝大多数关税削减承诺执行完毕。根据承诺，中国自2005年1月起全部取消对424个税号产品的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施，仅仅保留了依据国际公约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为保证生命安全、保护环境实施进口管制产品的许可证管理。2010年，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经降至9.8%，其中农产品平均税率降至15.2%，工业品平均税率降至8.9%。关税约束率自2005年起一直维持在100%。

--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根据200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自2004年7月起，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所有对外贸易经营者均可以依法从事对外贸易。取消外贸经营权审批促进了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多元化外贸经营格局的形成。在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市场份额持续扩大，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经营主体。2010年，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出口分别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0.9%、53.8%和25.3%。

--进一步扩大服务市场开放。中国认真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为境外服务商提供了包括金融、电信、建筑、分销、物流、旅游、教育等在内的广泛的市场准入机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分类的160个分部门中，中国开放了100个，开放范围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10年，中国服务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905家，实际利用外资487亿美元，占全国非金融领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和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分别为50.7%和46.1%。

--营造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国通过建立、完善公平贸易法律制度和执法、监督机制，遏制与打击对外贸易经营中的侵权、倾销、走私、扰乱市场秩序等不公平贸易行为，努力为境内外企业提供一个宽松、公平、稳定的市场环境。中国政府依据国内法律和国际贸易规则，加强预警监测，同时利用贸易救济和反垄断调查等措施，对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予以纠正，维护国内产业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与国际社会一起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严格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定，在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时平等地对待境内外产品，促进了境内外企业的公平竞争。

截至201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承诺全部履行完毕。中国认真履行承诺的实际行动得到世界贸易组织大多数成员的肯定。2006年、2008年和2010年，中国政府接受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三次贸易政策审议。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非歧视、透明度、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已经融入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市场意识、开放意识、公平竞争意识、法治精神和知识产权观念等在中国更加深入人心，推动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

三、中国外贸发展对世界的贡献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提高了13亿多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使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一部分，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向有利于世界各国和地区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最近10多年来，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力量。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01年增长4.6万亿美元，占同期世界经济总值增量的14.7%。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值的比重增加至9.3%。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9年，中国出口量和进口量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和15%，远远高于同期世界贸易总量3%的年均增长速度。

中国对外贸易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趋稳，促进了全球经济复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政府及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稳定进出口规模。2009年，世界货物贸易进口量下降12.8%，中国进口量增长2.9%，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增长的国家。中国因素支撑了许多受危机冲击国家的出口，刺激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需求，提振了人们的信心，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起到巨大拉动作用。世界贸易组织在对中国进行第三次贸易政策审议时指出，应对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刺激全球需求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高了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国民福利。随着加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中国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较强的产业配套和加工制造能力、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满足了国际市场多种多样的需求。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环节的规模经济优势和加工成本优势，部分地消化了上游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起到了抑制全球通货膨胀、提高贸易伙伴消费者实际购买力的作用。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市场。2001年以来，中国货物进口总额扩大了约5倍，年均增长约20%，中国迅速扩张的进口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为贸易伙伴扩大出口创造了巨大市场空间。目前中国已经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巴西、南非等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是欧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是美国和印度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正在快速推进，内需持续增长，不断扩大和开放的市场将为贸易伙伴提供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

中国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程度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截至2010年7月，中国已经对36个已建交最不发达国家原产的4700多个税目商品实施进口零关税，约占全部税则税目的60%。中国已承诺将继续扩大对已建交最不发达国家的给惠范围，使实施零关税商品达到全部税则税目的97%。零关税措施促进了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最不发达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2010年，中国自最不发达国家的货物进口总额比上年增长58%，约占这些国家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

中国全面参与并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中国政府积极倡导以“均衡、普惠、共赢”作为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努力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贸易新秩序。作为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参与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多哈回合谈判等国际对话和合作机制，努力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及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中国不断加强与新兴国家在经济、金融、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共赢的方向发展。

中国严格履行有关出口管制的国际义务。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坚决反对此类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中国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对裂变、聚变物质或者衍生此类物质的货物、技术进出口，以及与武器、弹药或者其他军用物资有关的进出口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中国认真遵守有关出口管制的国际公约，履行防扩散承诺，为国际和平与地区稳定作出了积极努力。近年来，中国政府广泛采纳国际通行规范和做法，形成了一整套涵盖核、生物、化学和导弹等敏感物项和技术的完备的出口管制体系，为更好地实现防扩散目标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四、促进对外贸易基本平衡增长

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主要由其经济结构以及产品或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决定。中国并不刻意追求对外贸易的顺差。中国服务贸易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定逆差。中国货物贸易在1990年以前多数年份都是逆差。1990年以后，随着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工业制成品竞争力增强，出口增长速度超过进口，中国的货物贸易由总体逆差转变为总体顺差。200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并持续4年大幅攀升。2008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2981亿美元历史高点，此后逐渐收窄。2009年和2010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分别为1957亿美元和1816亿美元，比上年分别下降34.4%和7.2%。2010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占进出口总额的6.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在全球贸易差额(顺差或逆差)最大的9个国家中，中国的这两个比值并不处在偏高水平。

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反映了现阶段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中国目前在工业制成品加工组装环节具有较大优势，是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欧盟等是最主要的终端消费市场。由于大量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由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转移到中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来对美、欧的顺差也转移到中国。其结果是，目前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主要存在于中美贸易、中欧贸易之间，而中国与日本、韩国、东盟等工业中间品主要生产国则长期存在贸易逆差。2010年，中国对美国、欧盟的货物贸易顺差分别为1813亿美元和1428亿美元，对日本、韩国及东盟的货物贸易逆差共计1416亿美元；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货物贸易逆差860亿美元。中国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需要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因此与一些初级产品出口国的货物贸易呈现逆差。正是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和地位不同，所以中国货物贸易存在着大量顺差，而服务贸易则长期逆差。

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过程中，由于分工的细化和规模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由跨国公司主导，是基于价值链分工的产业内贸易或加工贸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和主要由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的加工贸易在中国货物贸易中的比重都保持在50%左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和加工贸易是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2009年和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贸易顺差分别为1270亿美元和1243亿美元，占同期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总额的64.8%和68.4%，加工贸易顺差分别高达2646亿美元和3229亿美元，大大高于同期中国顺差总额。在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和加工贸易存在大量顺差的同时，国有企业进出口、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则存在逆差。

发达国家对部分高新技术贸易设限也影响中国与一些贸易伙伴的贸易平衡。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对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高新技术有着较大的进口需求。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却仍然坚持旧有思维，对向中国出口高端装备和高新技术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导致其相关产品对中国出口增长缓慢。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自这些国家的进口，不利于双边贸易的平衡。

中国货物贸易由逆差转变为顺差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增强了中国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但是顺差急剧扩大也给中国经济带来困扰。出口结汇人民币大量投放增加了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和复杂性。货物贸易顺差急剧扩大还使得中国与一些贸易伙伴摩擦增多，对人民币形成了持续和较大的升值压力。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抑制顺差过快增长。第一，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努力扩大内需，尤其是增加改善民生投资，刺激居民消费增长。第二，出台一系列扩大进口政策，简化进口管理和进口付汇手续，降低部分商品进口暂定税率，完善进口促进体系，提高进口便利化程度。第三，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先后降低或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商品的出口退税。第四，修改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目录，扩大禁止类的范围，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第五，改变自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人民币兑美元变动区间收窄的状况，从2005年7月21日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2005年7月汇率机制改革至2011年8月末，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升值了约30%。

中国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增长的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货物贸易顺差自2009年以来持续减少，顺差与进出口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自2008年起逐渐下降，对外贸易正在趋于平衡。中国的这些努力既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再平衡的具体行动。

五、构建全方位互利合作经贸关系

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全方位发展的对外贸易。中国坚持不分大小、贫富，与所有贸易伙伴发展务实合作和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

中国与发达国家贸易持续稳定增长，实现了优势互补和互惠互利。中国与欧盟贸易近年来稳步发展。欧盟对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其中技术领先的机械、电子产品、运输车辆、成套设备、核心零部件和精密元器件等在中国市场颇具竞争力。中国与美国贸易有着坚实的发展基础。中国出口丰富多样的消费品适应了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不断扩大自美国的电子、航空、生物、医药、农产品以及服务贸易进口，也满足了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与日本贸易具有地缘相近的有利条件。中日贸易促进了两国产业的持续合作和进步，也带动了东亚区域经济分工与合作的深入发展。中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贸易及投资合作均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中国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贸易增长强劲，发展潜力巨大。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全面实施，90%的商品实现零关税，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迅速增长。中国与东盟各自有特色和竞争力的商品自由进入对方市场，适应了双方多方面的需求。中国与韩国贸易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两国相互投资和经济合作领域十分宽广。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近年来快速增长，带动了各自优势产业的强劲发展，显示了新兴经济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近年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也以较快速度增长，与阿拉伯国家源远流长的贸易进一步发展，与拉美国家经济贸易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充分发挥双方资源条件和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优势，促进了各自发展。

中国十分重视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的机制化建设。目前与中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或经济合作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150个。中国与美、欧、日、英、俄等主要经济体均建立和保持着经济高层对话机制。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大图们倡议”等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多种形式的边境经济贸易合作。

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经与五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15个自由贸易安排或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谈判，签订和实施了10个自由贸易协定或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正在进行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5个。中国倡议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2010年，中国与10个自由贸易协定或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伙伴(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加坡、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的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达到7826亿美元，超过了中国进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

中国深入参与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努力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中国强调谈判要有利于贯彻落实多边贸易体制的公平、公正原则，体现多哈回合作为发展回合的目标。中国全面参与了多哈回合的农业、非农产品、服务、规则等议题的谈判，独立提交谈判案文40多份，联合其他成员提交案文100多份。为推进多哈回合谈判，中国多次表示愿意为谈判作出建设性的、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贡献。

中国在解决与贸易伙伴的争议时兼顾各方利益，求同存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随着进出口持续增长，中国与贸易伙伴的争端和摩擦有所增多。涉案产品主要集中在纺织品、鞋类、轮胎、汽车零部件、钢铁和化工产品，争议问题主要涉及知识产权、贸易平衡、公平贸易、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中国始终认为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施压好，应当努力通过协商谈判解决贸易伙伴之间的争议。中国坚持兼顾和平衡各方利益，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体制内，利用多双边渠道，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来解决争议。近年来，中国在扩大市场开放、保护知识产权、促进贸易平衡、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规范进出口经营秩序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充分照顾到贸易伙伴的关切。在协商不能解决争端的情况下，中国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与贸易伙伴的贸易争端，维护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

六、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还存在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出口增长主要依赖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和环境等要素投入及耗费，科技、管理、创新等要素投入不足，外贸发展与资源能源供给和环境承载力的矛盾日益突出；企业研发、设计、营销和服务等方面的竞争力还不强，自有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出口产品所占比重不大；外贸发展对三次产业的贡献还不够均衡；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规模和水平还相对落后；外贸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等。中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采取积极措施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实现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努力培育外贸发展的综合竞争优势。面对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和能源等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出口产业传统的低成本优势大大弱化的新情况，中国政府提出了外贸由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的战略目标。“十一五”规划期间(2006－2010年)，中国政府调整进出口税收政策，深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开展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改进对进出口企业的融资保险服务，推动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优化，增强了外贸的综合竞争优势。大部分进出口企业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进出口贸易在危机后实现了较快复苏。“十二五”规划期间(2011－2015年)，中国将努力保持现有出口竞争优势，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新优势，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延长加工贸易增值链，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继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动服务外包发展，努力扩大新兴服务出口。财政税收、金融保险、外汇管理、海关通关、检验检疫、物流和运输等领域都将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加快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努力推动对外贸易的稳定健康发展。

加快推进外贸发展中的节能减排。早在1994年，中国政府就制定并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节能减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都把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2004年以来，中国多次下调甚至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商品出口退税，禁止和限制部分此类产品的加工贸易，鼓励进出口企业向国际上先进的环保标准看齐。近年来，中国出口商品中“两高一资”商品的比重大幅下降，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品出口大幅增长。大部分达到一定规模的进出口生产企业都已经获得ISO14000等与环保有关的标准认证。中国将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先进节能环保技术的应用，促进对外贸易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更加协调发展。

加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中国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多年来，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立法、执法、宣传、培训及提高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08年，中国制定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把保护知识产权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推进。2006年至2011年，中国连续6年颁布《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实施了包括立法、执法、教育培训、文化宣传和对外交流等多个领域的1000多项具体措施。2010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12295件，比2009年增长55.6%，增速居各国之首，世界排名从第五位上升至第四位。当前，加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加强对话与合作成为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的潮流。中国政府将在有关国际公约和各自法律框架下，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加强知识产权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知识产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安全要求。中国出口商品质量总体上不断提高，受到全球消费者欢迎和认可。2009年和2010年，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检疫的中国出口货物分别为1103.2万批和1305.4万批，不合格率分别为0.15%和0.14%；出口货值分别为4292.7亿美元和5521.8亿美元，不合格率分别为0.12%和0.13%。2010年，中国出口美国的食品为12.7万批，合格率99.53%；出口欧盟的食品13.8万批，合格率99.78%。日本厚生省进口食品监控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日本对自中国进口的食品以20%的高比例进行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9.74%，高于同期对自美国和欧盟进口食品的抽检合格率。但是，中国国内仍有少数企业为降低成本而忽视商品质量和安全，也有一些外国进口商不讲质量和诚信，压低商品价格甚至直接授意中国生产商使用不合格原料。这些行为损害了“中国制造”的信誉。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完善商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加强了各环节监管，严厉查处少数违法违规造成质量问题的企业。2011年3月，中国启动“外贸商品质量提升年”活动，进一步健全外贸商品质量和安全的许可、认证和监督机制，提高了对出口商品质量与安全保障的效率。

增强进出口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认识到，企业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不仅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各级政府正通过倡导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推动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尊重劳工权益，维护消费者权利，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接受有关的社会责任标准，争取获得必要的社会责任认证。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施行以来，进出口企业普遍建立了“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中国政府把增强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后将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和培训，建立和健全进出口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完善全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培育和管理的国际合作，推动进出口企业不断提高承担社会责任的水平。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合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外贸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工业体系逐步完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了坚实基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新兴产业仍然处在初步发展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在加速发展新兴产业，中国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产业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推动重点领域的发展，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中国政府加强政策引导，规范市场秩序，改善投资环境，鼓励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中国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本政策符合国际贸易规则，愿加强与世界各国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交流，为开创新兴产业国际合作和发展的新局面共同努力。

结束语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露，世界经济复苏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更加凸显，全球经济结构和贸易格局面临着深刻调整。中国对外贸易也将进行新的调整，努力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和效益提高转变，从主要依赖低成本优势向增强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仍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会遇到新的困难和压力。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促创新，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全方位国际合作，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融入世界经济。中国愿意与贸易伙伴一起，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推动对外贸易实现更平衡、更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与贸易伙伴共享繁荣，实现共赢。

第五篇：《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白皮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１１日发表《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白皮书。全文如下：

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西藏和平解放的实现

二、和平解放６０年的发展历程

三、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结束语

前言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

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伟大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是西藏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点，是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起点。

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经历了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这是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伟大成果，也是中国实行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的生动体现。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周年。回顾总结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全面展示新西藏发展的巨大成就，进一步推动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用事实揭穿**集团散布的种种谎言，有助于国际社会正确了解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的历史真相，让世人真实感受和认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一、西藏和平解放的实现

（一）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国的疆域和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作为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缔造与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大量考古、学术研究表明，藏族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自古就有血缘、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西藏地方与中国内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始终没有中断过。１３世纪，元朝中央政府设立释教总制院和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事务，正式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行政管辖之下。此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其中包括直接掌握西藏地方行政机构及任命西藏地方官吏的权力，驻军戍边，并多次在西藏清查人口户籍等。明袭元制，实施多封众建，贡市羁縻。清朝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清朝皇帝于１６５３年、１７１３年分别册封五世**喇嘛、五世**喇嘛，自此正式确定**喇嘛、**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１７２７年，清廷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１７５１年，清王朝正式任命七世**喇嘛掌管西藏地方政府，废除郡王掌政制度，设立由四位噶伦组成的噶厦地方政府。１７９３年，清廷在驱除廓尔喀入侵势力之后，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完善了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多项制度，明确规定**喇嘛等大**转世须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请中央批准。清朝此后的五位**喇嘛有三位经由“金瓶掣签”认定，有两位由清朝皇帝批准免于金瓶掣签。清朝皇帝还曾于１７０６年革除六世**仓央嘉措的名号，并于１９０４年和１９１０年先后两次革除十三世**土登嘉措的名号。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１日，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央对西藏的主权，宣布“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实行五族共和”。７月１７日，民国政府设蒙藏事务局，隶属国务院，管理蒙藏事务。１９２９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行使对西藏的行政管辖。１９４０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常设机构。历史事实表明，虽然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内乱频仍，但中央政府仍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维护了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十四世**喇嘛丹增嘉措就是经当时国民政府批准免于金瓶掣签继位的。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承认过西藏独立。

（二）所谓的“西藏独立”问题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瓜分中国图谋的一部分

１８４０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１９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侵略势力趁机染指西藏。英军先后于１８８８年、１９０３年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因遭到西藏军民的抵抗而失败。在靠武装侵略没能达到将西藏变为殖民地的目的后，帝国主义开始在西藏培植亲帝分裂势力，策划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活动，煽动“西藏独立”。１９０７年８月３１日，英俄帝国签订《西藏协定》，第一次在国际文件中把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１９１３年，英帝国策划召开西姆拉会议，唆使西藏代表首次提出“西藏独立”的口号，当即遭到中国政府代表的拒绝。英国代表于是提出所谓“折衷”方案，企图将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使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１９１４年７月，中国政府代表奉命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并发表声明概不承认任何此类条约或文件，同时将立场照会英国政府，西姆拉会议遂以破产而告终。１９４２年，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代表的支持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公开进行“西藏独立”活动，因遭到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的反对而不得不改变原议。

１９４７年，英帝国主义幕后策划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泛亚洲会议”，在会场上悬挂的亚洲地图和万国旗中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来对待，经中国代表团严正交涉，会议组织者不得不改正。１９４９年７月８日，西藏地方政府以“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为借口，下令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及相关人员驱赶出西藏，制造了“驱汉事件”。１９４９年１１月，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派所谓的“亲善使团”赴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等国，寻求对“西藏独立”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加紧分裂国家的活动。１９４９年底，美国人劳尔·汤姆斯以“无线评论员”名义在西藏探索“华盛顿给西藏以可能的援助”，并在美国报刊上宣称“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１９５０年上半年，一批美国枪支弹药经由加尔各答进入西藏，用以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

历史事实清楚地证明，所谓“西藏独立”完全是新老帝国主义侵略者炮制出来的，是西方侵略势力瓜分中国领土阴谋的一部分。

（三）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为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不惜流血牺牲，进行了长达１００多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才取得了完全胜利。１９４９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提上了议事日程。

针对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势力紧锣密鼓策划“西藏独立”的活动，１９４９年９月２日，中国共产党授权新华社发表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在概述列强百年来侵略西藏的过程后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社论发表后，西藏各界纷纷响应和拥护，盼望解放军早日进藏。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十世**致电中央政府“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１１月２３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十世**说：“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１２月２日，原西藏摄政五世热振**的近侍热振·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者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１９５０年初，藏族农牧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刚刚解放的兰州集会，要求解放西藏。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康北玉隆地区头人夏格刀登和康南巨商邦达多吉派出的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致敬，倾诉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热望。

为了应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和西藏地方的严峻局势，满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的愿望，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毛泽东主席在前往苏联访问、途经满洲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

在酝酿和探索解放西藏的过程中，考虑到西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地区，为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军，有利于维护西藏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和平解放的方式。１９４９年３月，毛泽东主席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的形势指出，待解放的地方按照“北平方式”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在增加。之后，湖南、宁夏以及与西藏相邻的新疆、云南、西康等省相继以和平方式解放，为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了借鉴。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０日，针对西藏地方政府派出所谓“亲善使团”一事，毛泽东主席授权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西藏人民的要求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

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１９５０年间，西南局和西北局先后四次派出代表或代表团赴西藏进行劝和，以争取十四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２月１日，西北局派出藏族干部张竞成携带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十四世**喇嘛和摄政达扎·阿旺松饶的书信等赴藏联络。３月底，在中共中央批准和西南局组织下，与西藏政教界有着良好关系的汉族高僧志清法师由成都启程赴藏。７月间，以塔尔寺当才**为团长的青海寺院赴藏劝和团从西宁出发。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藏族学者喜饶嘉措向**喇嘛和藏族同胞发表广播讲话，呼吁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遣全权代表赴京进行和平协商”。７月１０日，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一行十人从白利寺出发，踏上赴藏劝和征程。然而，这一系列劝和促谈活动，却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西藏亲帝分裂分子的重重阻挠，劝和人员被驱赶或软禁，有的代表团被分解，格达**在昌都被投毒致死。

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怂恿和西藏上层亲帝分裂势力的把持下，极力扩充藏军，并以其主力７个代本（相当于团）沿金沙江西岸陈兵于以昌都为中心的周围地区，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解放西藏。昌都为从西南入藏的必经之地。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３日，毛泽东指出占领昌都“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１０月６日起，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从南北两线分别渡过金沙江执行解放昌都的作战任务。１０月１９日，昌都解放。在此基础上，昌都地区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了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昌都战役打开了和平谈判的大门，为促进西藏和平解放创造了必要条件。

（四）签订《十七条协议》，实现西藏和平解放

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在昌都战役进行中，仍催促西藏“代表团应速来京”。昌都战役促使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发生分化，爱国进步力量占据上风，主张亲帝分裂的摄政达扎·阿旺松饶被迫下台，十四世**喇嘛于１１月１７日提前亲政，西藏地方政局朝着有利于和平解放的趋势发展。

１９５１年１月２日，十四世**喇嘛移居西藏亚东，一面对我进行观望，一面向英、美、印、尼等国求援，伺机逃往国外，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公开支持“西藏独立”。西藏地方政府也相应地分为留守的“拉萨噶厦”和临时性的“亚东噶厦”两部分。随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会议”决定正式派出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和谈。**喇嘛在致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愿意和平谈判的信中说：“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关系屡遭破坏，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去北京。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两位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平等政策和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感召下，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与中央人民政府和谈的全权代表团，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代表团分作两路启程，于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７日齐聚北京，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欢迎。随即，中央人民政府组成谈判代表团，李维汉为首席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经过友好协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于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签订《十七条协议》，需要强调以下几点基本历史事实：

第一，和平谈判是在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前提下进行的。十四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派出谈判代表团时，给每位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证书外面注明了西藏全权代表五人的姓名和身份，里面写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等内容。谈判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增强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问题。正如阿沛回忆指出的，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代表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第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十大政策”是谈判的基础。“十大政策”主要内容是：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发展西藏经济和文化教育，西藏各项改革事宜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等。在谈判之初，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强调不能接受“十大政策”中的“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并没有勉强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而是建议休会两天，安排他们参观，同时耐心劝说，提出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就没有理由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同时，充分考虑到西藏代表提出的西藏经济落后、资源贫瘠，供给人民解放军有很大困难的问题，中央政府作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切开支由中央负责”的保证。双方最终协商确定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第三，**喇嘛和**额尔德尼之间的团结问题，是谈判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挑唆，九世**喇嘛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与十三世**喇嘛发生不和，被迫从西藏出走内地，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返回西藏途中圆寂于青海玉树。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０日，经国民政府批准，十世**在青海塔尔寺坐床继位。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在谈判之初，并不承认十世**的合法地位。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团向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展示了原国民党政府批准认定十世**为九世**转世灵童的全部公文，以及由**喇嘛方面代表参加的十世**在塔尔寺坐床继位时的照片。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最终承认了十世**的合法地位。谈判期间正值“五一”劳动节，中央人民政府邀请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和十世**在天安门城楼上共同观礼，阿沛·阿旺晋美与十世**进行了友好会面，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第四，协议在相互尊重和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大部分条款是关于西藏内部关系和内部事宜的处理。在这些问题上，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依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也提出了若干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对正确的部分加以采纳和研究综合，并对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了耐心的解释。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土丹旦达根据切身经历谈道：“我作为译仓派出的僧官，在谈判过程中对宗教信仰、寺庙收入等提的建议较多，中央大都采纳了。”谈判一开始就搞了汉、藏两种协议文本，每一次修改两种文本都同步进行，并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同意。谈判结束后，汉、藏两个文本同时产生，并在签订后予以一并公布。

西藏地方政府全体谈判代表作为全权代表，在正式谈判前协商立下如下工作原则：“能做主的问题就立即定下来，不能解决的，向亚东报告”；来不及请示时，“作为全权代表可以先定下来，再向**喇嘛报告”。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向**喇嘛和噶厦的请示渠道始终通畅，就哪些问题请示由他们内部协商确定。谈判开始不久，关于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问题，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通过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带来的密码机向在亚东的**喇嘛和噶厦发了电报，说明谈判中其他方面问题都不大，就是如不承认人民解放军进藏守卫国家边疆，谈判恐怕谈不成。其间，他们还在与**的关系问题上，同“亚东噶厦”联系过两次。在２０多天的谈判中，虽然双方代表在一些问题上有争论和不同意见，但始终是在友好真诚、充分协商的气氛中进行的，最终就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所有问题达成协议。在协议签订仪式上，双方代表在协议文本上签名，并加盖了个人图章，以示郑重。

为了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谈判中签订了两个协议附件。其一是《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若干事项的规定》。在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问题上，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谈判中提出了进藏部队的具体数量、驻军部署及供给等有关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具体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属于军事机密，因而不能写在需要公布的协议中，于是就有了签订这一附件的必要。其二是《关于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声明》。对于协议，如果**喇嘛予以承认，并返回拉萨，则和平解放西藏顺理成章。如果**喇嘛因某种情况暂不返回拉萨，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提出，希望中央人民政府允许**喇嘛在执行协议的第一年内，因某种需要可以自行选择住地，在此期间内返职时，其地位与职权不予变更。对此，中央人民政府表示同意，但如果将这一内容写在协议里，则可能引起各种议论。双方就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提前作出预防性规定，签订了该附件。这两个附件是属于协议实施细则和对协议未尽事宜的补充。

第五，协议得到**喇嘛和西藏僧俗人民的一致拥护。阿沛·阿旺晋美从北京回到拉萨后，西藏地方政府于９月２６至２９日召开了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藏军甲本以上军官等３００多人的“官员大会”，通过了向**喇嘛的呈文：“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以伦比，理当遵照执行。”１０月２４日，**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协议。该电文全文为：“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五人于１９５１年４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１０月２６日，毛泽东主席复电**喇嘛，感谢他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社会发展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和平解放使西藏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政治、经济羁绊，维护了中国的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为西藏与全国一起共同进步和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

二、和平解放60年的发展历程

和平解放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后的60年里，西藏历经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阶段，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一)落实《十七条协议》，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开启西藏现代化发展的崭新征程

——进军西藏，巩固边防。按照《十七条协议》及附件一的规定，从1951年9月到1952年6月，以十八军为主的各路进藏部队先后到达拉萨，进驻(抵)太昭、江孜、日喀则、山南隆子宗、亚东、察隅、改则等国防重镇，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结束了西藏4000多公里边境线上长期有边无防的历史。

——统一处理西藏一切涉外事务。1952年9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成立，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领导下，具体办理西藏地方的一切涉外事宜。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互换照会，取消印度继承的英国侵略西藏遗留下来的特权。1955年中国和尼泊尔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于1956年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取消了尼泊尔在西藏的特权，中尼友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巩固和发展。至此，完全实现了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

——实行生产自给，解决军需民用。中央政府作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及“精打细算，生产自给”等指示，提出“保障军需，兼顾民用”，“统一采购，紧缩开支”等一系列财经政策。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后，首先从羊毛出口贸易着手，解决军需民用问题。中央政府拨款400亿元(旧币)，以高于出口印度市场的价格，收购西藏积压的羊毛，打击了上层反动集团囤积居奇，挑拨、破坏藏汉关系的图谋，上层人士为此获得丰厚的利润，也体会到中央政府是切实维护藏族人民利益的，在经济上逐渐减少了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依赖和联系，积极向中央政府靠拢。

——开展统战工作，促进民族团结和进步。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推动下，1952年4月，十世**额尔德尼及**行辕人员自青海返回拉萨，实现了**与**的友好会晤。西藏工委不间断地进行工作，解决了**与**相互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1953年，十四世**和十世**被选为全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功德林**被选为副会长。1956年9月，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1954年9月，十四世**、十世**联袂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体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利。与此同时，组织参观团或观礼团到内地参观、访问，自1952年至1957年间组织了13批1000多人次到内地参观、访问，其成员不断扩大，包括从拉萨直至西藏各地区的上层僧俗官员、寺庙喇嘛、青年和妇女，增进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和各民族的团结。

——积极开展现代化建设，推动西藏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坚决执行《十七条协议》和中央的政策，修建康藏、青藏公路和当雄机场，兴修水利，建设现代工厂、银行、贸易公司、邮局、农场和学校等，采取多种措施帮助农牧民发展生产，开展社会救济，救灾活动，免费为群众防疫治病，推动了西藏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展示了一种现代文明和进步的新气象，在西藏各阶层和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打破了西藏社会长期封闭、停滞的局面，开启了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为西藏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为西藏与全国共同前进创造了必要条件。

(二)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度，解放百万农奴和社会生产力，完成西藏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民主改革之前的旧西藏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落后、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5％的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和大部分牲畜，而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广大农奴和奴隶不仅遭受着沉重的赋税、乌拉差役和高利贷的剥削，而且遭受着世所罕见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刑罚，挣扎在死亡线上。改革西藏社会制度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西藏人民的根本愿望。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十七条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社会制度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极为宽容的政策，耐心等待和劝说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并给予充分的时间。但是，西藏反动上层为了维护农奴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特权，根本反对改革，企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为此，他们蓄意违反《十七条协议》，策划了一系列分裂祖国的活动，直至1959年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与西藏人民一道坚决平息了叛乱，解散了西藏地方政府，并在西藏进行了一场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运动。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实现了政教分离；废除了生产资料的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废除了对“三大领主”的人身依附，使农奴和奴隶获得人身自由。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进步和人权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变革，使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多方面实现了翻身解放，有效地促进了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西藏的现代化发展开辟了道路。据统计，在民主改革中，农奴和奴隶共分得土地280多万克(15克相当于1公顷)，到1960年西藏民主改革完成时，西藏的粮食生产量比1959年增长12.6％，比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增长17.7％，牲畜存栏头数1960年比1959年增长9.9％。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西藏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西藏民主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民主建政的过程。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后，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决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此后，相继撤销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结束了几种不同性质政权并存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昔日的农奴和奴隶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了西藏各级权力机关和政权，一大批翻身农奴和奴隶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开幕，西藏自治区及其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此后，西藏通过对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行，从制度上保障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政策在西藏的实现，保障了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的权利，为西藏在国家的特殊支持和资助下，根据本地区特点实现与全国共同发展进步提供了制度保证。

(四)实行改革开放，推动西藏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供给型经济走向经营型经济

20世纪80年代，西藏与全国一样掀起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热潮。1980年和1984年，中央先后召开第一次和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西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式经济转变为开放式经济，从供给型经济转变为经营性经济的指导方针。中央政府制订了“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等一系列有利于西藏经济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推进了西藏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并从1984年起，由国家投资、全国九省(市)援建西藏43项工程等一批项目。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国家的支援，壮大和繁荣了西藏经济，提高了西藏产业的整体水平和经济活动的商品化水平，使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五)根据新的形势，在实践中探索和形成新时期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不断加快西藏发展，维护局势稳定

**集团叛逃国外后，始终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和分裂国家的活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在印度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在印度、尼泊尔建立了叛乱武装基地，长期对我边境实施武装袭扰。1964年，国务院第151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职务的决定》，指出“**在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往国外以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逃往国外的残余叛乱武装骚扰祖国边境。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工具的叛国分子。”西藏实行改革开放后，**集团更是加紧进行渗透破坏，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末组织策划拉萨骚乱。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平息了骚乱，并于1989年提出了指导西藏工作的十条意见，对统一思想、促进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转折点。1994年，中央政府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加快发展，确保社会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方针；作出了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制定了一系列加快西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形成了国家直接投资西藏建设项目、中央实行财政补贴、全国进行对口支援的全方位支援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格局。2001年，中央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采取更加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大对西藏的支持力度，全面推进西藏的发展，促进西藏的稳定。1994年以来，中央政府先后安排60个中央国家机关、全国18个省市和17户中央企业，从人力、财物、技术、管理等方面对口支援西藏，对口援藏范围覆盖到西藏所有地市和73个县(市、区)。特别是1994年确定的62项援藏工程和2001年确定的117项援藏工程的全面完成，极大地改善了西藏的生产生活条件，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与此同时，排除**集团的干扰破坏，圆满完成十世**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批准认定坚赞诺布继任第十一世**额尔德尼，坚决开展对**分裂集团的斗争，维护了西藏的局势稳定。

(六)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推动西藏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

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央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明确提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保障和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推动西藏经济社会更好更快更大发展，使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央政府于2006年制定了加快西藏发展、维护西藏稳定的40条优惠政策，确定了西藏“十一五”建设项目180个(实际完成188个)，推动西藏发展稳定工作取得了新的显著成绩。西藏经济快速发展，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成效明显，青藏铁路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建成并发挥良好效益，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西藏自我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依法平息拉萨“3·14”事件，坚决防范和打击**集团分裂西藏活动，深入开展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反分裂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民族团结不断加强。2010年1月，中央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西藏工作指导思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民族团结为保障，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抓住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生态良好的指导思想，对西藏的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西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现了蓬勃发展的崭新态势。

三、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和平解放60年来，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经过西藏各族人民艰苦奋斗，西藏实现了由封建农奴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由封闭贫穷落后到开放富裕文明的两大“历史性跨越”，在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一)政治建设成就斐然，社会制度实现历史跨越

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昔日的农奴和奴隶从此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不仅享有了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而且享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的政治权利。在2007年举行的西藏自治区、地(市)、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中，参选率达到96.4％。经过直接和间接选举产生的34000多名四级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94％以上。在全国人大代表中，西藏自治区有20名代表，其中藏族公民12名，门巴族、珞巴族公民各1名。西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还通过参与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政议政，行使民主权利。现有多名西藏民族、宗教界人士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委员会于1959年成立以来，历届委员中的绝大多数是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

民族区域自治在法制化的轨道上不断推进。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先后制定了279件地方性法规和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内容涉及民主政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语言文字、人民司法、医疗卫生、文物保护、野生动植物和自然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已建立起以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骨干的地方性自治法规体系，为维护西藏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权益，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这些法制建设成果具有鲜明的西藏地方特点，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区立法条例》、《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决定》、《关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分裂活动的决议》、《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和《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等等。

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是西藏自治区干部的主体，是建设西藏、发展西藏的骨干力量。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历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均是藏族公民。全区干部队伍中，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占70.3％，其中县乡两级主要领导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81.6％。目前，西藏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达到5.4万人，少数民族技术人员占76.8％左右。

(二)经济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大幅改善

和平解放前，西藏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和平解放以来，西藏走上了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央政府根据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制定了许多特殊优惠政策，涉及金融、财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农牧业和农牧区、环保、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并在财力、物力、人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央财政没有从西藏拿走一分钱，反而不断加大对西藏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1952－2010年中央对西藏的财力补助达3000亿元，年均增长22.4％。60年来，中央对西藏的直接投资超过1600多亿元，在不同时期相继安排了43项、62项、117项、188项等一大批关系西藏长远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大工程项目，相继建成了公路、铁路、机场、通信、能源等一批重点基础设施，极大地改善了西藏的基础设施和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据统计，1994－2010年，对口援藏省市、中央国家机关及中央企业分6批共支援西藏经济社会建设项目4393个，总投资133亿元，共选派4742名优秀干部支援西藏。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全国各地支援下，西藏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据统计，1959－2010年，西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751亿元，年均增幅达到15％以上，其中1994－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2643亿元，年均增幅达到20％以上。1951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仅有1.29亿元，2010年达到507.4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11.8倍，年均增长8.3％。其中，1994年以来，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连续18年达到两位数增长，年均增速达12％。“十一五”期间(2006年－2010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先后跨上300亿元、400亿元、500亿元三大台阶。2010年，西藏自治区人均生产总值为17319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36.65亿元，连续8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

现代工业从无到有，现已建立起一个包括能源、轻工、纺织、机械、采矿、建材、化工、制药、食品加工、民族手工业、藏医药等20多个门类、富有西藏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从1956年的0.014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75.61亿元，年均增长14.1％。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甲玛铜多金属矿正式投产并在香港成功上市，拉萨青稞啤酒、5100矿泉水、甘露藏药等一批特色产品打入国内外市场。旅游业持续快速增长，2010年接待游客685.14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71.4亿元，正向着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发展。

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蓬勃兴起。和平解放前，西藏仅有一座125千瓦、只供少数上层贵族享受的小电站，而今已形成以水电为主，地热、风能、太阳能等多能互补的新兴能源体系。2010年，西藏电力装机总容量达到97.4万千瓦，用电人口覆盖率达到82％以上。青藏直流联网工程开工建设，即将结束西藏电力孤网运行的历史。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一条公路，现在已初步建立起以公路、铁路、航空、管道为主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西藏所有乡镇和80％以上的行政村通公路，通车里程达到5.82万公里。墨脱公路嘎隆拉隧道胜利贯通，即将结束全国唯一不通公路县的历史。青藏铁路建成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拉萨贡嘎机场助航灯光工程投入使用，林芝米林机场、阿里昆莎机场、日喀则和平机场建成通航，结束了西藏无夜航和支线航空单一的历史。目前，西藏已初步形成了以拉萨贡嘎机场为干线，以昌都邦达、林芝米林、阿里昆莎、日喀则和平机场为支线的机场布局，开通了22条国际国内航线。旧西藏通讯是人背畜驮、驿站式传递，今天，西藏已迈入信息化时代，建立起以光缆、卫星、网络为骨干的现代通讯网络体系，基本实现乡乡通宽带、村村通电话。

旧西藏农牧业基本靠天吃饭、靠天养畜，如今农牧业现代化程度大幅提高。西藏第一产业增加值由1959年的1.2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68.13亿元，年均增长4.8％。粮食产量由1959年的18.29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92万吨；粮食平均亩产量由1959年的91公斤提高到2008年的357.4公斤；年末牲畜存栏数由1959年的956万头(只、匹)增加到2010年的2321万头(只、匹)。

和平解放前，西藏90％以上的人没有自己的住房，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60年来，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51年，西藏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不到3平方米；2010年末，西藏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34.72平方米。2006年开始，西藏实施以安居工程为突破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后使27.48万户、140.21万农牧民住上了安全适用的新房，人均居住面积增加到24平方米，实现了让全区所有住房条件较差的农牧民住上安居新房的目标。同时，西藏整体推进农牧区水、电、路、讯、气、广播电视、邮政和优美环境综合建设，农牧区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目前，乡镇通邮率、乡镇通公路率和行政村通公路率分别达到85.7％、99.7％、81.2％，累计解决153.2万农牧民的安全饮水问题，农牧区碘盐覆盖率达91.2％。2010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38.7元，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4980元。随着人民生活逐步富裕，消费结构开始多样化，冰箱、彩电、电脑、洗衣机、摩托车、手机等消费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西藏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73.45台、移动电话52.64部、生活用汽车3.98辆，其中拉萨市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家用电脑63台、移动电话182部、家用轿车32辆。广播、电视、通信、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递手段，与全国乃至世界同步发展，已经进入到人民群

(三)社会建设全面进步，各项事业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

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寺院垄断着教育，仅有极少数僧官学校，绝大多数学生是贵族子弟，广大农奴和奴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2％，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现代科技更是一片空白。1951年至2010年，国家累计投入西藏教育经费407.3亿元，有力地推动西藏教育事业发展。如今，西藏已经建立起一个涵盖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的现代教育体系。2010年，西藏拥有普通高等教育院校6所，各级中学122所，小学872所，各类在校学生达50多万人。内地西藏班在校生总数2万余人；在内地12省市42所学校开办中职班。目前，西藏适龄儿童入学率、初中入学率、高中入学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9.2％、98.2％、60.1％和23.4％，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1.2％，15周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3年。国家对农牧民子女和城镇困难家庭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涵盖学前、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目前，“三包”经费年补助标准达到2000元。科技事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2010年，西藏共有各类独立科研院所34所、民营科研机构9所、农牧技术推广机构140个，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2107人，完成国家及自治区重点科技项目3253项。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明显提高，其中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对农牧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

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健全。和平解放前，西藏只有3所设备简陋、规模很小的官办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从医人员不足百人。2010年末，西藏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1352个，床位8838张，卫生技术人员9983人。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家庭账户、大病统筹和医疗救助相结合的农牧区医疗制度全面建立，以拉萨为中心、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网建立起来，实现了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人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孕产妇死亡率由1959年的5000／10万人下降到174.78／10万人，婴幼儿死亡率由和平解放前的430‰下降到20.69‰，人均预期寿命从35.5岁提高到67岁。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人口由和平解放前100万增加到现在的300.22万人，其中藏族人口271.64万人，占90.48％。

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大保险为主体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建立。自2009年11月开展新农保工作以来，截至2010年底，73个县(市、区)全部纳入新农保试点范围，累计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农牧区居民发放基础养老金7631.55万元；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养老保险待遇达到每月2439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75.1％。2010年医疗费最高报销额度达到13万元，是西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980元的8.7倍。参加社会保险总人数达到166.23万人，兑现各项社会保险待遇17.32亿元。城镇就业总人数达到52.7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1％。

(四)文化建设空前繁荣发展，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尊重和保护

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保护和发展。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受到法律保障，藏文已成为国家第一个具有信息技术信息交换用文字编码国际标准的少数民族文字。国家累计投入14.5亿元对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文物古迹进行维修保护。西藏的传统手工技艺、民间美术、藏戏等76个文化项目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53位传承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藏戏和“格萨尔”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独具特色的藏医藏药走向世界，藏学研究事业空前繁荣。

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事业快速发展。2010年，西藏已有广播电台4座、电视台5座，中波广播转播台27座，县级广播电视转播台68座，乡(镇)村级广播电视收转站9371座。西藏建成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语广播影视节目译制中心——中国西藏藏语广播影视节目译制中心。38万多户农牧民群众通过直播卫星可以收听收看到55套数字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90.28％和91.4％。目前，西藏公开发行的报刊种类已达58种，已累计出版各类藏汉文图书1.2万多种、2.5亿多册。

西藏现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10个，业余文艺演出队和藏戏表演队500多个，县级民间艺术团19个。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艺术节、那曲恰青赛马节等一大批群众性文化传统节庆得到继承和创新。西藏大力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县乡村文化馆(站)等文化惠民工程，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和县级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实现全覆盖，创作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鲜明时代特点、突出时代特征的文化精品，文艺作品的产量和质量大幅提升。

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和保护。在西藏，各宗教、各教派一律平等。藏传佛教特有的**转世的传承方式得到充分尊重，寺庙学经、辩经、受戒、灌顶、修行等传统宗教活动和寺庙学经考核晋升学位活动正常进行。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将西藏的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哲蚌寺、色拉寺、萨迦寺等著名宗教活动场所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西藏共有1700多处宗教活动场所，僧尼约4.6万人，僧俗信教群众每年都组织和参加萨噶达瓦节等各种各样的宗教和传统活动，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教群众达百万人次以上。

(五)生态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环境保护全面加强

西藏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安全屏障。和平解放前，西藏根本谈不上宏观生态建设和综合环境保护。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特别是2002年中央决定建设160个重点生态保护建设项目。“十五”期间，国家投入西藏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资金达32.43亿元，“十一五”期间达到101.62亿元，是“十五”期间的3倍多。西藏自治区人大和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类法规、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30余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如《土地管理法》、《水法》、《草原法》等。同时，积极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工程，大力开展水土流失治理、防沙治沙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西藏在全国率先启动草原生态保护奖励机制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农村薪柴替代工程，15万户农牧民用上清洁的沼气能源。目前，西藏已建立21个生态功能保护区、7个国家森林公园、3个地质公园、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47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面积占西藏土地面积的34.5％，居全国之首。森林覆盖率由和平解放时的不足1％提升到11.91％，保护湿地600余万公顷。据最新环境公报显示，西藏的水环境、大气环境基本没有受到污染，西藏基本保持了较为自然的原生状态，是世界自然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西藏已经初步走上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齐头并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2009年3月2日，中央政府批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计划投入资金155亿元，到2030年基本建成西藏生态安全屏障。

结束语

6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创造了短短60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和平解放60年的历史证明，西藏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历来与祖国同命运、共发展。西藏的发展进步与祖国息息相关，祖国的命运直接影响到西藏的前途。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政府腐败无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领土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面临被瓜分肢解的厄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强有力领导和特殊关怀下，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并通过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由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跨入了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一步步地向现代化迈进。可以说，西藏60年的发展进步是与祖国的统一、发展和中央的关心、全国的支援分不开的。没有祖国的独立、统一和富强，就没有西藏社会的新生和发展。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西藏才有繁荣进步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央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国家发展和西藏的实际出发，确立了西藏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作出了全面的部署。西藏的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呈现出喜人的局面。我们相信，有过去60年发展奠定的良好基础，有中央的关心、全国的支援和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西藏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