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蜂蜜产业现状与发展(白皮书)

第一篇：中国蜂蜜产业现状与发展(白皮书)

中国蜂蜜产业现状与发展(白皮书)

前言

蜂蜜是深受人类喜爱的传统营养食品，自古以来一直作为养生祛病、健体强身的上品被推崇。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蜂蜜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青睐，日益受到广大公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但中国蜂蜜产业的现状是什么，中国蜂蜜在国内外市场上的认知度如何，中国蜂蜜标准体系是如何建立的，有什么措施保障中国蜂蜜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以及中国蜂蜜产业未来发展前景怎么样等等，这些问题并不为很多人所知晓。

我们深刻地感觉到，在我国虽然蜂蜜不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社会的关注度很高，常常成为社会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也常常有人对中国的蜂蜜产业做出不负责任的评价，给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中国蜂产品协会经过一年多的认真工作，首次发布《中国蜂蜜产业的现状与发展》的白皮书就是把中国蜂蜜产业的情况比较全面、客观、真实地呈现给社会公众，希望社会对中国蜂蜜产业现状、问题和发展有更多的了解，也希望广大公众更加关心、理解、支持和帮助中国蜂蜜产业的健康发展。

一、中国政府对蜜蜂产业十分重视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关注和重视我国蜂产业的发展。

朱德委员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题词：“蜜蜂是一宝，加强科学研究和普及养蜂，可以大大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和获得多种收益”。[1]他还写信给毛主席，就蜜蜂对农业的增产增收作用、蜂产品对人类健康的贡献等进行阐述并提出了发展蜂业的建议。

周恩来总理1965年在五四青年节前夕，对北京从事养蜂工作的王孟林同志说：“蜜蜂是一宝，是人类的朋友，很值得研究，我也很爱蜜蜂。朱老总（朱德委员长）也十分重视养蜂，曾致信给毛主席，建议发展养蜂业，促进农业丰收。蜂产品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研究蜜蜂，搭起蜂产品与人类健康的桥梁意义重大”[1]。

2009年12月2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同志批示：蜜蜂的作用非常重要。建议交通运输部认真研究运输绿色通道问题。建议由农业部认真研究养蜂扶持政策。[2]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2007年给中国蜂产品协会题词：“发挥蜂业优势 服务和谐社会”[3]并多次听取中国蜂产品协会的汇报，对蜂业发展和中国蜂产品协会工作给予指导。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供销总社理事会主任白立忱一直关注中国蜂业的发展，在参加“2004中国北京国际合作社贸易洽谈会”期间专门到蜂产品展台参观、了解情况并要求：要生产优质蜂产品，让老百姓吃得安全放心。[4] 国家及相关部委也十分重视蜂业发展。

2005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首次将蜂业纳入了畜牧业产业体系中。

2006年3月和2010年3月经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批准，中国蜂产品协会先后发布了《全国蜂产品行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和《全国蜂产品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2010年初，国家发改委和交通部十分重视蜂业生产，联合发出通知将转地放蜂运输纳入绿色通道管理，免费通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蜂业发展。

2010年12月29日农业部发布了《全国养蜂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这是建国以来首次发布的养蜂业规划。

2011年12月，农业部以公告形式发布了《养蜂管理办法（试行）》。这个办法的实施对维护蜂农合法权益、保持生态平衡、促进蜂业健康持续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2012年12月，农业部、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明确将养蜂专用平台（含蜂箱保湿装置、蜜蜂饲喂装置、电动摇蜜机等）列入补贴范围。

中国蜂产品协会的主管部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高度重视蜂业工作，李成玉、杨传堂、王侠等历届理事会主要领导都十分重视蜂产品的加工、销售和推进标准化建设等工作，经常到中国蜂产品协会检查指导，听取汇报，从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近几年来，各级地方政府也非常重视和支持养蜂业发展。从地方财政中划拨专款补贴蜂农，支持养蜂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积极协调养蜂合作社与龙头企业的对接，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中国蜜蜂产业的现状

中国养蜂，历史悠久。

早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出现“蜜”字。东汉后期（公元2世纪）就出现了人工饲养蜜蜂，可以说中国的养蜂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饲养蜜蜂的国家之一[5]。20世纪初，第一批意大利蜂被引入中国后，西方蜜蜂和现代养蜂技术也逐渐进入中国。

养蜂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集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于一体的产业。养蜂业不与种植业争土地和肥料，也不与养殖业争饲料，更不会污染环境。因此，完全可以说养蜂是一项有百益而无一害的生态产业。

我国是世界上的养蜂大国。蜂群数量、蜂蜜产量、养蜂从业人员和蜂蜜出口四个指标均居世界前列。

发展养蜂业是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在中国广大农村，特别是在改变贫困山区落后面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养蜂主要采取定地养蜂和转地养蜂两种形式。定地养蜂生产时间短且较易受自然灾害影响，也需要更多的饲料来喂养蜜蜂，养蜂成本较高；转地养蜂可以有效利用各地不同的蜜源资源，也有利于蜜蜂繁殖，减少蜂病发生。按照一个家庭蜂场饲养200群蜂，正常年份每群蜂纯收入300元计算，每户养蜂年收益可达6万元，带动农民增收效果显著。

发展养蜂业也是促进农业增产、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据统计，在人类所利用的1330种作物中，有1100多种需要蜜蜂授粉（约占82.7%）。实践证明，蜜蜂授粉可使棉花、油菜、荞麦、苹果、柑桔、向日葵、苕子等农产品增产，并显著改善品质、提高效益，对于保护植物的多样性和改善生态环境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专家测算，蜜蜂授粉为农业创造的价值是蜜蜂自身蜂产品价值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近几年，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逐渐增强，蜜蜂授粉技术已在蔬菜、水果、油料和保护地栽培作物等方面大力推广与普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养蜂事业发展迅猛，全国现有蜂农30余万人，饲养蜂群由1949年的50万群发展到2011年的894.7万群[6]，拥有世界约1/8以上的蜂群。

蜂群数量的增加，带动了蜂产品产量的快速增长和产品种类的不断丰富，中国蜂蜜年产量从1958年的1.23万吨发展到2012年的44.8万吨[7]，占世界蜂蜜总产量的1/4以上。

全国现有蜂产品加工企业2000余家，遍及全国。蜂产品的生产、加工企业主要集中于浙江、江苏、北京、湖北、安徽、上海、山东、四川等省、直辖市。

中国蜂蜜出口量居世界首位，每年蜂蜜出口都在10万吨左右，年创汇约2亿美元。

近年来，随着国家支持蜂农专业合作社政策的出台以及科学养蜂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养蜂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规模化水平有了突破性的转变和提高。

自2007年7月1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养蜂合作社得到了较快发展。据中国蜂产品协会调查统计，2008年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蜂农合作社为122个；到2011年底已超过700个，增长5倍多。其中广西、安徽、新疆、江苏、江西、陕西、浙江7个重点省区是蜂农合作社较集中、规范化程度较高、经济效益较好的地区，获得工商登记注册的蜂农合作社数量达到276家，占到全国的40%左右。

三、中国主要蜜源种类及分布

我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资源丰富，蜜源植物丰富多彩。我国的主要蜜源分布情况是：

油菜蜜：油菜蜜源植物在我国种植面积最大、分布最广、花期最长、产量最多。全国共有600多万公顷[8]。分布于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洋槐蜜：洋槐蜜源植物在全国的分布广泛，种植面积大，泌蜜丰富，蜜质优良，是夏季的主要蜜源之一。集中生长区为山东、河北、河南、陕西、辽宁、北京等6省、市；其次为江苏、安徽、甘肃、天津等省、市及湖北西北部。始花期由南向北推迟，始花期在长江流域为3月下旬，黄河流域为5月上旬，西北地区约5月中旬。

枣花蜜：枣花蜜源植物除东北和青藏高原之外，大部分省区均有栽培，以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省最为集中。主产区的枣树始花为5月下旬或6月上旬，花期长25~30天，为高温型泌蜜植物。

荆花蜜：荆花蜜源植物在华北、东北南部、西南及长江以南各省均有分布，集中在河北、北京、山西、山东、河南及辽宁西部。多数地区的荆条花期从6月上、中旬到7月中下旬。

椴树蜜：椴树蜜源植物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的长白山区、小兴安岭和完达山区，是我国东北地区最具特色的蜂蜜品种。花期最早6月下旬，最晚7月上旬，花期一般在20天左右。

紫云英蜜：紫云英蜜源植物集中分布于长江中下游流域，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等省为最多。紫云英花期按照所属地点不同从3月上中旬到5月上旬。

荔枝蜜：荔枝蜜源植物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海南等省、自治区。早熟品种的花期在2月上旬至3月中旬，中熟品种3月上旬至4月上旬，晚熟品种3月下旬至4月中旬。

另外，南方地区的枇杷、龙眼、柑桔、野桂花，西北地区的枸杞、党参，新疆地区的葵花、棉花和内蒙地区的荞麦、老瓜头等都是具有一定产量、很有特色的蜂蜜品种。

四、中国蜂蜜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一）中国蜂蜜出口量世界第一

每年全世界生产的蜂蜜约150万吨，其中的30%左右即40-50万吨用于国家及地区之间的贸易。每年欧洲进口蜂蜜数量为20多万吨，约占世界蜂蜜贸易量的1/2，美国进口量在10万吨左右，日本进口量在4万吨左右，欧、美、日的蜂蜜进口量占到了世界蜂蜜贸易量的85%。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蜂蜜出口大国，每年的蜂蜜出口量基本上保持在10万吨左右，占世界蜂蜜贸易总量的1/4[9]。

在蜂蜜的国际贸易中，以蜂蜜原料出口为主的国家主要有：中国、阿根廷、墨西哥、巴西、越南等。

以蜂蜜成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有：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等。这些国家出口的蜂蜜产品以成品小包装为主，凭借其国内完善的生产支持体系、雄厚的财政补贴和贷款以及比较完善的机械化、信息化配套设施，使他们的出口价格远远高于世界蜂蜜出口平均价，有时甚至是世界蜂蜜出口平均价的几倍，其目标为高端市场。

从出口对象看，中国蜂蜜出口市场相对集中，目前主要出口市场为日本、欧盟。2009年由于美国对中国蜂蜜征收反倾销税，迫使中国蜂蜜退出美国市场。此外，还有少量蜂蜜出口到东南亚和中东国家。

从市场份额来看，蜂蜜原料出口国中国、阿根廷和墨西哥排前三甲。

长期以来，中国蜂蜜的一些出口企业以“数量扩展，低价竞销”的方式扩展国际市场。中国是世界蜂蜜出口大国，但不是蜂蜜出口创效强国，在对外贸易中实际收益的利润比较微薄。

（二）我国的蜂蜜进口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国际蜂蜜厂商越来越重视庞大的中国市场。他们充分挖掘我国高收入人群和年轻一代追求洋品牌的心理，以高价位迅速抢占我国蜂蜜产品的高端市场，使我国蜂蜜进口数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2012年我国进口蜂蜜数量达到3300多吨[9]，较2011年增长36.6%。预计未来中国进口蜂蜜数量还会不断上升。

我国进口蜂蜜产品有两种方式：一是原料进口，加工分装后贴国内品牌进行销售；二是直接进口国外小包装成品蜂蜜。进口蜂蜜的市场零售价格一般比国产蜂蜜高3-10倍，有的甚至更高。

进口蜂蜜质量良莠不齐，根据2012年、2013年国家出入境检疫检验局公布的数据来看，进口蜂蜜不合格的情况时有发生，主要不合格原因为：菌落超标、药残超标和掺假等。

五、中国蜂蜜内销市场迅速发展

（一）中国蜂蜜国内消费总量已跃居世界首位

我国是世界养蜂大国、蜂蜜生产大国、蜂蜜出口大国，同时也是蜂蜜消费大国。我国地域广阔，蜜源丰富，人口众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蜂蜜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蜂蜜产量10多年来逐年增加，为扩大国内市场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内销市场占有份额越来越大。（见下表）

2001-2012年我国蜂蜜出口与内销比例变化情况[10] [11]

单位：万吨时间（年）

我国蜂蜜 总产量

出口数量

所占比例%

内销蜂蜜 数量

所占比例%2001 25.2 10.7 42.4 14.5 57.5

2002 26.5 7.6 28.67 18.9 71.33

2003 29.9 8.4 28.1 21.5 71.9 2004 29.3 8.2 28.0 21.1 72.0

2005 29.32 8.8 30.0 20.5 70.0

2006 33.3 8.1 24.3 25.2 75.7

2007 35.4 6.4 18.1 29.0 81.9

2008 40.0 8.5 21.25 31.5 78.75 2009 40.2 7.2 17.91 33.0 82.09

2010 40.1 10.1 25.1 30.0 74.9

2011 43.1 9.98 23.15 33.12 76.85

2012 44.8 11.0 24.55 33.8 75.45

第二篇：中国蜂蜜产业发展报告

中国蜂蜜产业发展报告

前言：

许多人可能已经忘记，蜂中国蜂产业品牌营销发展报告产品（包括蜂蜜、蜂胶、蜂王浆等）是最古老的保健品，即便在今天看来，它仍然是最好的保健品之一。无论用怎样挑剔的标准衡量，蜂产品都是最安全、最绿色、作用广泛、效果明显、价格相对低廉优质保健品，可是在很长时间里，它几乎被人遗忘了。

金融危机来临，蜂产业外销受挫，恰逢内需开始增长，表现出强劲市场潜力。但是，就在这样强劲的需求下，蜂行业依然固步自封，四平八稳。

一、行业散乱，群蜂无首

不成熟行业一定处于“两低一无”的状态。“两低”，即市场准入的门槛低，市场集中度低。“一无”，即没有强势领军品牌。这正是当前蜂行业的写照。

目前的蜂产业，企业多而散，规模普遍较小，产值过亿元的企业凤毛麟角；行业中虽有品牌但都不强势，全国品牌稀少，绝大多数品牌散落在各个区域市场中，行业缺乏老大；行业标准不健全，伪劣产品不断出现，竞争混乱。

老字号品牌如冠生园、老蜂农、百花等，市场信任基础不错，但在品牌营销上大多墨守陈规，无论是产品品类、包装设计，还是在品牌价值的挖掘和传播上，都没有突破。

老品牌江河日下，新品牌却未能及时补上。悦活蜂产品的市场认知度和终端覆盖面都不高，市场影响力有限。江苏、云南等产区的蜂产品品牌都未能走出地域。

二、蜂拥而出又蜂拥而入，竞争加剧

在2002年前，中国蜂产品出口量全球第一，谓之“蜂拥而出”。之后，中国蜂蜜出口量由第一降至第二。近年来，除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外，贸易摩擦、国外标准加严、反倾销等也一直困扰着蜂产品出口，尤其是在不利汇率，生产成本增加，长期存在药物残留等内忧外患之下，蜂产业外销之路越来越艰难。

相反，国内市场却随着养生热的高涨持续升温，中国蜂产品的消费总量已经跃居全球首位。其中蜂蜜销售量从1979年的不足4万吨上升到现在的近20万吨，增长率近500%；各种蜂产品均呈上升趋势。

国内市场需求的利好，使原来的外销企业“蜂拥而入”，国内市场竞争加剧。首先，积压的库存给企业生存和蜂产品收购带来巨大压力。其次，市场混乱，假冒伪劣严重，出口企业的产品质优价高，在没有品牌的情况下又没有价格优势，销售困难。第三，出口企业极缺国内市场营销组织和经验，企业组织结构简单，缺乏有战斗力的销售团队。第四，外销转内销企业缺少品牌，无法依靠品牌竞争获得品牌溢价；没有渠道终端，国内市场影响力弱，进入商超困难重重，分销环节增多，成本压力增大。

三、蜂产品，中国消费者既熟悉又陌生

从消费者的认知上看蜂产业，蜂产品是中国消费者熟悉的陌生人。

1、有常识无知识

中国消费者对蜂蜜认知度高，但是认知深度非常不够，在消费时几乎不曾想起。对蜂蜜功效的了解长期停留在润肠通便和养颜上。消费者对蜂产品有常识无知识，只知蜂蜜好，却不知更多，对蜂产品需求的迫切性不强。

2、有认知缺信任

对蜂产品有较深认知的潜在消费者，却对蜂产业缺乏信任。行业中假冒伪劣现象、功效夸大宣传令他们不安。2008年4月，国家工商总局公布蜂蜜产品食品监测情况，合格率只有54%。

3、细分不够，产品严重同质

蜂产业“产品没核，品牌没芯，消费没准”，消费以初级产品为主。需求没有深挖，市场没有细分，产品趋同一致。

以蜂蜜为例，就蜂蜜卖蜂蜜，而且绝大多数是纯蜂蜜，没有独特的诉求和特点，而国外蜂蜜产品消费形态多样，固体蜂蜜、蜂蜜膏、便携蜂蜜、蜂蜜饮料、蜂蜜啤酒、蜂蜜面包、蜂蜜蛋糕、蜂蜜奶酪„„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

我国蜂蜜市场长期在初级产品、低端消费上徘徊，利润不断受到挤压。

四、“蜂”起云涌，乱世变局

蜂产业是个古老的产业，可能正因为古老，所以一直守旧。目前的蜂行业就像改革初期的中国，整个行业的品牌营销水平滞后，消费者对天然营养保健品的需求走在了蜂行业前面。

在需求的拉动下，蜂产业“蜂”起云涌，乱世中出现了变局。

从单纯做产品到做功效。不少蜂产品品牌都是在单纯地卖产品，比如百花，其品牌价值只是单纯的蜂产品，近乎在卖白糖。蜂产品对营养健康的优势根本无法从品牌中体现出来。现在，消费需求的升级，反拉企业，促使新生代品牌知蜂堂等诉求产品功能功效，为蜂产业带来了新意。

从泛品牌到专属品牌。目前蜂产品品牌多为一个品牌下包括所有产品，品牌个性不鲜明，品牌价值难以突出。颐生园的“仰妍”系列开始打破这一局限，走入女性养颜美容的专属系列。蜂产品功效众多，开发具有针对性诉求点的专属品牌，将蜂产品所蕴含的功能功效一一释放，将市场放大。这是未来蜂产业做大做强的一个重要方向。

从专一化到多元化。蜂产品应用领域广阔，随着品牌的发展提升，蜂产品将突破蜂蜜、蜂胶、花粉、王浆四大传统品类，将蜂产品延伸到更多领域，多品类发展。今后将诞生形态多样的蜂蜜产品，比如饮品、休闲食品、保健品，以及日化用品，形成综合性、多元化大品牌。

当前，消费者的保健意识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人崇尚天然绿色，人参、阿胶、虫草，乃至大蒜、绿豆陆续进入消费者乃至投资家的视野，下一个为什么不能是蜂产品？

福来认为，蜂产品是天生的营养保健佳品，是下一个不能让巴菲特发现的潜力股。未来，如果蜂行业群策群力，加强市场教育，蜂产品必将成为消费者广泛认同并接受的天然营养品！消费需求和行业发展必将迎来井喷式释放！

行业不成熟，霸王品牌未出现，竞争未形成清晰格局但是市场需求旺盛增长，这个时期是蜂产品企业做大做强，甚至抢做“蜂王”的最佳战略机遇期！这样的行业这样机遇越来越少，蜂产品企业要倍加珍惜。

有志在蜂产业做大做强、谋求霸主地位的企业，要坚持一个中心，四个基本点，打好五张王牌。

一个中心

不成熟的蜂产业正是大企业崛起、诞生行业老大的良机！

30年前，我国的食用油和牛奶市场没有品牌，市场高度分散着。30年后，市场高度集中，食用油品牌集中在金龙鱼、胡姬花、福临门、鲁花等几个品牌上，牛奶市场高度集中在伊利、蒙牛、光明、三元等有数的几个品牌上。市场集中后，市场中的前三大品牌占据市场80%以上的市场份额。仅金龙鱼一个品牌，年销售额高达200多亿人民币，伊利2009年实现全年销售240亿。

做大做强，抢做蜂产业的“金龙鱼”，应该成为有志企业的战略中心！

抢做老大之所以必须成为有志企业的战略中心，是因为“先者生存，优势富集”。

历史上每次大的商业机遇来临的时候可以称为历史节点。最初进入历史节点者，只要比别人多付出一点点成本，就能形成优势，用同济大学王健教授的话来说，叫做“先者生存”。

90年代中国家电市场爆发，接着饮料、电脑、保健品、服装、牛奶市场接二连三地爆发，一个个“新”行业形成，可以说，当今中国各行各业数得出来的大品牌，几乎都是在90年代发现行业做大行业奠定其江湖地位的。

到了20世纪头几年，房地产、汽车、网络、游戏、新媒体等等行业再次爆炸开来，又形成无数的新兴行业和行业老大。

成为老大，就会在品牌、资源、资本、成本、市场、消费者心智等方面形成全方位的优势。事情没有停止，因为有优势，就会得到更多的信任和支持，如此循环，更多的优势向这里聚焦，不断累加，优势集富起来，形成更大的优势。这是不讲理的老大逻辑！

“先者生存，优势富集”的老大逻辑！是许多老大成功的最大秘密！做企业，谁率先领会和运用这个规律，谁就犹如得到上帝的帮助，谁就能率先获得成功！

四个基本点:

要抢做行业老大，就要打破心智屏障 实行创新营销，从品牌上天、渠道下沉、模式杂交、产品功效四个基本点上实施突破。

品牌上天

老大，一定是品牌的，这个品牌一定要有大形象、大信任、大价值。蜂产品虽有品牌但都不强势，保健品行业只做销量不做品牌也已成惯例。在消费者品牌意识越来越强，行业信任度较低的情况下，谁能够树立具有强大形象、高度信任、内涵丰富的大品牌，谁就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渠道下沉

对许多企业，尤其是出口转内销的企业来说，商超渠道难以进入，可以考虑渠道下沉，首先在三四级市场，在便利店、食杂店甚至农贸市场打开市场。

在三四级市场的，蜂产品是高价保健品的极好替代，容易建立品牌影响。企业可以先挖掘农村市场潜力，形成“农村包围城市”之势，再进入城市市场，完成品牌树立和市场积累。华龙集团在农村市场做大做强后，以“今麦郎”品牌进城的成功值得借鉴。

模式杂交

杂交出创新！模式杂交就是借鉴、融合、嫁接其他行业的资源、思路、模式、技术和方法，为我所用，获得突破，从而取得适合自己的创新基因和竞争优势。

蜂产品具有营养食品和保健品的双重属性，能够融合多种元素，具有营销创新的广阔空间。很多行业的成功经验都可为蜂产品所用，比如，在形象和传播上，学习快消品，在营销传播中娱乐化、时尚化，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在宣传功效和促销活动上，学习保健品行业、家电行业，不断推出新概念，将促销和公关、新闻相结合等。

石药集团的果维康维c含片，在产品和推广方式上杂交，让产品糖果化、娱乐化，彻底摆脱“药味”；在渠道上杂交，药店和商超双线作战，在药店显示专业，在超市让消费者更方便。蜂产品无论在休闲糖果领域或者在医药保健市场，都在广泛的杂交创新空间。

产品功效

因为产品功效没有深入人心，消费者对蜂产品没有形成迫切需求。所以蜂产品必须洞悉消费需求，提炼产品概念，培育明星产品。

创可贴怎样加强功效？云南白药说，“有药好得更开快些”。蜂产品的产品功效要深入挖掘，要创新升级。比如蜂蜜与其它食品药材配搭会出现新的功效。与菊花、枸杞搭配，可以养肝明目，与梨或银耳搭配，可以润肺止咳。这些方面需要营销者潜心研究，下点真功夫。

五张王牌:

标准牌

标准是竞争的制高点。蜂产业缺乏标准，领军企业要自己设立标准，同时在行业中牵头，积极做标准的引领和普及工作，同时促进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把行业标准建立起来，占领制高点，让全行业跟着自己跑。阿胶产业中的东阿阿胶，炊具行业中的苏泊尔，鸡蛋行业中的德青源，都是不等不靠，率先制定标准，成为行业标杆的。

市场向来都是先有企业标准，后有行业标准的。如果优秀企业也想坐享其成，恐怕最后只有失去商机了。

产地牌

对食品来说，产地往往是品质的标签。乌江榨菜来自涪陵，华圣脆苹果来自黄土高原。蜂产品也有不少生产之地，如广东从化荔枝蜜，黑龙江饶河县黑蜂自然保护区黑蜂椴树蜜，云南的紫云英蜂蜜等都有较高的知名度。蜂企业要善于把产地优势转化，投射到品牌上，形成品牌优势。

健康牌

健康是趋势，更是消费者购买蜂产品的最主要动因。蜂产品以健康为卖点，极易引起消费者共鸣。鲁花花生油的“不含胆固醇”贴合了当下人们的饮食诉求；“真香真营养”的仲景香菇酱以“300粒香菇21种营养”将营养健康诉求量化，给消费者最直接的感受；汇源的“每天两杯果汁，享受健康生活”更是直接引导健康消费的概念。值得借鉴。

出口牌

长期以来，出口产品在国人心中留下了高品质、好产品的印象，消费者对之有高度的信任，这是出口企业的优势。华圣就以“有护照，好苹果”引领优质苹果概念，蜂产业中众多出口企业也可以深挖出口优势，塑造质量优、信得过的产品和品牌价值。

文化牌

产品越是同质，竞争越是激烈，核心竞争力就越在品牌价值上体现，竞争从产品向着品牌价值上升级。

文化，是品牌价值的重要内容。哪一个悠久的蜂产地没有几个动人故事？哪一个著名品牌没有几个传奇人物？这源于产品高于产品的文化是树立大品牌必不可缺的要素，是最具差异而对手无法模仿的东西。

蜂行业正面临着全面扩张的战略机遇，是诞生行业老大、超级品牌的关键历史时刻。财富大门正在开启，谁先行一步，谁就能够增加未来的胜算，谁就有可能成为未来的蜂王！

第三篇：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

开篇语

中国警方捣毁河北省唐山市一个黑社会集团，令人震惊的是该集团与军警人员相互勾结，利用装甲车、军用吉普车等军用车辆及大批枪支弹药作武器，先后敲诈当地企业及个人钱财八亿多元，又霸占数座矿山，打伤多名警察。尽管中国黑社会与警察、官员勾结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像该集团明目张胆地与军队勾结被曝光的案例还是第一次，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政府打击黑社会的决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黑社会已经成型，并出现初期繁荣。这种繁荣的时代背景是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和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此时，中国结束了普遍贫困的平均主义时代，一些人使用非法手段致富，城乡差距及行业差距日益扩大，人们心理上有了贫富悬殊的巨大落差。这样的时代背景，为处在底层的人们结成犯罪帮派，牟取非法利益提供了动因。

而比这种劣势犯罪更危险的倾向是，中国黑社会背后出现了更隐形更强大的支撑力：“官匪一家”、“官匪勾结”。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和核心成员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身上的“光环”越来越耀眼，成为没有执照的“政府”。

中国法律一直对“黑社会组织”讳莫如深，而是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一直以来，在中国人和中国当局的认识，中国黑社会无论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党离中国社会还十分遥远。但事实上，中国黑社会早已完成了“国产化”组装过程，并且在各地大规模流水线作业。有分析称，中国的黑社会正不断进化，大体每十年就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目前来看，经过长期的积累，中国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政商人脉保护伞也成为中国黑社会不同于其它国家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黑社会十年一次升级

有研究黑社会问题多年的专家称，跨区域、跨省联合、向内地渗透，内部形成精英层是中国黑社会组织近年的变化，黑社会的新变化所带来的危害更大，打击更麻烦。

广东警官学院的周心捷表示：“现在中国各地都滋生了一定数量的黑社会，但中国到底有多少个黑社会组织，人数有多少，恐怕公安部也说不清楚。”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估计，目前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为一百万。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九说：“理论上，中国不承认存在黑社会，而称为‘黑社会性质’，但实际上是存在的。”直到2000年12月4日，中国部署首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后，最高法院规定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具备四项特征，简单说就是：组织结构紧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国家工作人员提供非法保护，以暴力为后盾。

自政府消灭旧的帮会以后，深圳首次在1982年在正式政府文件中使用“黑社会”一词，时间过去二十多年，黑社会组织在不断“进化”。法律界一般认为，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大体上每十年一个阶段，2000年以后的十年，是黑社会(性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主要特点是：黑社会组织数量由少而逐渐增多，组织化的程度和规模也逐步发展，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严重。

周心捷表示：“1990年代，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主要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现在的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黑社会就是一个非法产业，以暴力为投资并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则如同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所说：“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后，黑社会组织往往不惜重金向政府机构渗透，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建立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寻求非法保护。”广东的黑帮老大陈毅锋就是原广东省政协委员，还是全国十大扶贫状元，光捐赠的钱就多达七千万。

黑社会的另一个变化也引起更多担忧，那就是黑社会组织的跨区域﹑省联合，境外黑社会组织加紧向内地的渗透。曲新久说：“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联盟，但正在朝这方面发展。”沈阳黑社会成员刘涌曾因被通缉而逃到广州，得到了当地黑社会组织的庇护。周心捷分析：“实际上，这就像一个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就有向外扩张的内在冲动，而且黑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合对他们也是双赢的结果。”

同时，经过长期的积累，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

曲新久认为，中国的黑社会还处在初期阶段，解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加强打击。从根本上来看，政府要更透明，司法要公正，民主要发展，社会要整合，才能消灭黑社会的生存土壤。

社会转型的必然：黑社会膨胀

中国公安部公开承认，部份地区存在警匪勾结的现像。中国黑社会势力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日益扩大的现像引起了中国问题专家的普遍关注。观察人士说，中国黑社会势力近年来恶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急剧的社会转型。

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

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作家高新认为，黑社会势力渗透政治、经济生活的现像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他说，台湾在其转型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警匪勾结、黑社会老大利用选举进入政府等种种官黑勾结的现像。高新说，中国正处在从一个完全不透明到半透明、从完全不讲法律到讲一点法律的阶段，当局现在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调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来镇压抗议民众了。

高新说：“整个中国大陆司法界方面从无到有、从不健全到相对健全的过程决定了政府不可能象过去使用共产党传统的直接用专政力量来镇压老百姓的反抗。”

高新说，现在之所以屡屡出现当局被指控雇用黑社会成员镇压民众抗议正是他们为了避免在镇压过程中留下证据。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不论是法庭、律师、还是媒体都无计可施。

国家主导市场转型导致钱权勾结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夏明教授目前研究的课题是中国官黑勾结，他正撰写《国家、市场与黑社会》一书。

夏明教授认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以国家主导的模式推进的，中央控制很多资源，比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比如信贷、出口政策，往往权力插足的地方就可以给地方经济带来活力，这就成为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

同时，夏明教授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做出很多退让，丧失很多功能。

他说：“中国国家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在战略转移和退让过程中、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不断放弃它的功能，使得国家出现很大的功能的丧失和能力的丧失，引发了国家结构的削弱。”

夏明解释说，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形成了黑市场，从事毒品、卖淫、人口贩卖、武器走私等非法活动，而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没有起到该起的政府职能作用。比如，虽然中国的色情行业兴旺，但中国政府固守宣传，坚持其非法性，不肯象其它许多国家那样对色情行业合法化，从而加以管理，结果让色情行业落入黑社会手中，垄断其高额利润。

他表示，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面前部分功能的丧失还表现在没有能力管理调控市场，无力进行产权的保护、合同的执行、债务的追讨等。政府在经济层面的各种缺位都造成黑社会的卷入。

走投无路：弱势群体成黑帮中坚分子

中国社会发展不公平的副作用日渐涌现，有人发财，但也有许多下阶层民众生活困苦，最后铤而走险加入黑社会，使黑帮不断壮大。中国官方媒体警告，中国已进入黑社会犯罪高发期。

《瞭望》周刊最近报道称，在黑恶势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弱势社群由“弱”转“黑”的现象。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化，带来城乡差别、失业、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弱势社群愈来愈多，矛盾日渐激化，同时又缺乏社会援助及关注，为黑恶势力的发展提供空间。

报道说，黑社会问题专家、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曾估计，中国黑社会成员至少有一百万人。河北省先前拘捕林润良黑社会集团二十多名涉案疑犯中，近一半为无业人员，还有下岗工人、农民等，大多来自社会的低下层。数据显示，无业或劳教释放等人员是当前黑社会集团的中坚分子。

中国法学专家何秉松表示，社会最底层的共同特点是贫困、社会地位低、缺乏谋生技能。因此，他们一般悲观消沉、愤世嫉俗，对现实强烈不满。由于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排斥，犯罪便成为他们对社会不公的病态矫正方式。

报道并表示，当前中国黑社会多活跃于市场、矿山等资源集中、管理不善的地方，官员违法乱发开采证，令矿井之间矛盾丛生，矿主只好找黑社会摆平矛盾。其次是歌舞厅、洗浴中心、按摩中心需要黑恶势力保护，让黑社会有了经济来源，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当局打击犯罪不力，亦是黑社会坐大的原因之一。

扫灭黑社会的鸵鸟式立法

电影《大腕》里，几个黑衣人凶神恶煞要砸葛优的场子，葛优一拍桌子大喝道：“别跟我装黑社会，中国压根儿就没有黑社会！”观众哄堂大笑。

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巨大毒瘤，却从没有中国人因为加入黑社会组织而获罪——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上，只能看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字眼。

中国法律一直对“黑社会组织”讳莫如深，而是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顾名思义，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意思就是不够格成为黑社会组织。既然如此，两者的性质无法相提并论，量刑自然也应该更轻。因此，很多黑社会组织变成了打家劫舍、制定帮规、非法结社、持枪作案的小混混，和流氓集团差不多。无论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党离中国社会还十分遥远。但事实上，中国黑社会早已完成了“国产化”组装过程，并且在各地大规模流水线作业。

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据说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民国时代，由于蒋介石和青红帮的渊源，黑社会势力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中共1949年建政后，大举镇压黑社会，仅不到两年，黑社会便基本上一扫而空，绝迹三十年。消灭妓院和黑社会一直以来是中共引以为荣的功绩。

也因为如此，昔日的荣耀成为巨大的包袱。就像长期不愿意正视娼妓回潮一样，当今法律始终不愿正视黑社会的真实存在。理由很简单，如果把黑社会的定罪写入刑法，就等于承认中国存在黑社会，这将使当局甚为尴尬。因此，法律只能以“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取代“黑社会”，这样的文字游戏使得立法远远滞后于现实。

中国不愿提起黑社会，也因为法律界始终强调规模、控制手段、渗入各阶层能力等等，并始终参照西方的定义（比如黑手党），从而对于涉黑组织往往归于疑似或者类似的定义。但是在黑手党发展初期，它的社会危害远不及中国当今的黑社会，而经过数百年发展，当今黑手党在量和质上自然强于中国的这些小字辈。

在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法学界依然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形态。因此对于以暴力、威胁或其它不正常手段，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暴力犯罪，称霸一方，为非作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在294 条中定罪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组织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不是“黑社会组织”。对于境外黑社会组织入境犯罪则称“黑社会组织”。立法者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以深圳两宗大案的审判为例。深圳中级法院2000年9 月第一次以“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对邓群等八名香港公民判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上的第一次。而2001年9 月17日，深圳首例“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结，首犯李成录被判以“领导、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并没有在字面上承认中国有黑社会，充其量仅承认存在黑社会的雏形或外围组织。

然而，2000年的张君犯罪集团以残暴和组织严密令中国社会大为吃惊，各地频繁发生的“黑社会性质”案也证明了中国的黑恶势力组织早已完全达到黑社会的标准。中国存在黑社会，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中国刑法不但没有对黑社会组织的准确定性，甚至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标准也有争议。最高法院2000年12月5日为刑法第294 条作司法解释，给出四条基本判断标准：组织能力、经济实力、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破坏公共秩序。

正是因为这个司法解释，在深圳李成录案庭审期间，控辩双方争论激烈。辩方认为，李成录案根本没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不符合高院司法解释，所以李成录的非法组织“深圳市永兴摩托车出租公司”不能定义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最后，法庭不得不抛下这条基本判断标准，认为李成录等人已形成固定的犯罪集团，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相当的经济实力，并且对社会危害极大，才得以判决“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成立。

此外，现行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既没有规定财产刑，也没有规定对其它涉黑财产的处置办法，达不到釜底抽薪的惩治效果。

显而易见，我国在反黑立法上采取了鸵鸟政策，不能正视真实存在的黑社会，法律就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调查报告，中）

中国黑社会的发展模式

河南商丘市“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李铁良公开给公安局长写信，声称中国有三李，一是李登辉，二是李洪志，第三个就是李铁良。如果公安局敢在商丘打黑，李铁良就要在十天内取下公安局长的人头。

刘志高自号“狂龙”，是湖南邵阳“中国枭雄会”头目。枭雄会在邵阳市中心广场公开枪杀警察后，用毛笔写出一份布告贴到市区法制宣传栏里——中国枭雄会处决公安人员一名！特此布告。会长：狂龙。

在黑社会盛行的同时，中国社会也越来越流行一种炫耀人脉的时尚，从平民百姓到高级官员或企业老板，在谈及自己的社会关系时，往往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黑白两道都有人！”

中国公安部2006年2月公开对外承认黑社会已渗入政界。三个月后，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已不再说“渗入”，而是说“黑社会组织已经成功地控制了主要经济命脉，把一些新兴的行业，暴利垄断行业，黄、赌、毒等行业牢牢控制，一些基层政权已经伦为黑社会的打手，黑社会组织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

近代上海黑社会的破灭

事实上，不管是美国、日本、意大利还是香港都有黑社会组织。公认最早的黑社会是发端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Mafiya意即黑手党，原意为“勇敢”、“出众”、“完美”。在19世纪中叶，Mafiya不同于土匪，其成员有自己的生活哲理和道德规范，其内心具有自豪感，他们藐视政府和法律，即使同党没有任何道理，但也要袒护同党而反对敌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黑手党开始进入贩毒、色情、赌博、走私等行当，成为黑社会组织。1960年代后黑手党经营大规模贩毒，带来滚滚财源，最终通过洗钱而将势力插进经济和政治领域。

近代中国是黑社会普遍发育、泛滥的时代，分布之广、成员之众、活动之烈都为中国史上所罕见，其中上海黑社会更具典型性。

与意大利黑手党辛苦坐大后再将势力插进政治领域的发展模式不同，上海黑社会从上海开埠、租界诞生起酝酿，至1920年代成型，短短十年就达到顶峰。在政治风雨的漩涡里、华洋杂处的空隙间，上海黑社会成为亦官亦匪、亦隐秘亦公开的特殊社会阶层，并且从始至终与官府勾结。上自总统、总理，下至督军、省长、市长，无不以结识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人为荣。不过，经过中共短短两年多的强力镇压，黑社会就已烟消云散。但改革以后黑社会何以卷土重来呢？

中国的“红顶子”黑帮

其实不光是黑社会，嫖娼、吸毒、赌博、走私等现象多是最近二十年卷土重来的。

中共建立政权初期，中央政府权力强大，事权高度统一，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除了庞大的政权组织外和党团组织外，还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社团组织、治保组织和群众组织密布社会。由于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生活上实行了严密而强有力的控制，黑社会组织实在难以寻找到发展的任何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系崩溃，政府权力因应新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需要而逐步收缩，在社会的激烈转型中，没有新的合法而有效的民间权力组织填补政府收缩权力留下的空间，遂使黑社会找到了崛起的空间。众所周知，黑社会就是没有“营业执照”的“政府”，在政府权力所不及之地，黑社会就会起而代理权力统治，建立一套秩序。

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在中国社会基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中国目前的黑社会，与外国和港台黑社会在发展模式上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即其他黑社会是在发展壮大后开始寻求得到政界对其利益的庇护，例如推举议员、竞选行政官员、行贿官员等。而在中国，黑社会就是在政商人脉保护伞的庇护下才得以壮大的，官匪勾结，从一开始就是黑社会崛起的法宝。

虽然国内的色情行业兴旺，但政府固守宣传，坚持色情行业的非法性，不肯效法许多国家的先例甚至不愿台湾对色情行业合法化，从而取得有效管理，结果让色情行业落入黑社会手中，得以垄断高额利润。

同时，政府控制很多资源（例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例如信贷、出口政策），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就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在金钱的驱动下，地方官员与黑社会迅速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利益结合体。

因此，黑社会势力渗透政治、经济生活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但是，如果官僚体系继续出现黑社会化的话，那么就会政令难行，出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对政权的基础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毒瘤。

中港台黑社会的发展脉络

中国的黑社会自古有之，但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真正大行其道。黑社会1930至1940年代在中国大陆形成了高峰期，但中共建政后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主要活动被迫转移到了港澳台以至海外，在大陆上至少绝迹三十年。不过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港澳台黑社会势力迅速回流，与大陆当地黑社会勾结，使得黑社会在两岸三地遍地开花，并且向海外延伸。

香港黑帮：胶片记忆辉煌

港澳台黑帮中，香港黑帮因为港产黑帮电影而声名远扬，最为人熟知。香港将黑帮社团统称为“三合会（英译Triad）”，据称是著名的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洪门）的异变。由于很多华人黑社会组织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清朝的三合会，所以现在，尤其在香港，一般用来泛指华人黑社会组织。

现今香港约有五十七个三合会组织，大部分属于小型街头帮派。大型的三合会组织包括新义安、和胜和、14K等，人数达几千人，像美国、意大利的黑手党一样，都是久经世故的犯罪集团。有说法称香港现在正式的黑社会成员大约有二三十万，如果包括非正式成员则高达四五十万。

和胜和是香港现时最大的三合会组织，会众三万人。和胜和又名和字头，1930年成立于深水埗，早期根据地为九龙仔。十多年前已显衰退迹象，但看准了盗版光碟的庞大市场，几年内即起死回生，加上极力进攻中港软性毒品市场，摇身成为香港最具实力的社团。近年则以发展黄、毒事业开辟财源，并大肆“晒马（械斗）”增强势力。

新义安由向前在1919年创立，成员估计约有两万五千人。除香港外，新义安还活跃于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以及广东省。新义安前身为1866年成立的“万安”黑社会组织，又称“台湾帮”，早年以潮州鹤佬人为主，又称“潮洲帮”。由于社团骨干为潮汕人士，龙头职位又属向氏世袭，加上是香港第一个将会员资料电脑化、社团企业化的帮会，故内部凝聚力一向较强。1990年代中，香港警方一度估计新义安已发展到八至十万会员，成为全港最大的黑帮组织。

14K成员介乎十二至二十万人，在1990年代一度是全球最大黑帮。它在1940年代国共内战后出现，原名为“洪发山忠义堂”，至香港发展后改称14K，名称源于在广州时的总部地址：西关宝华路14号。有称14 K组织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是蒋介石用以对抗中国大陆和扰乱其社会民生的工具。“14K”的“K”就是国民党（Kuomintang）的首字母。

台湾黑帮无处不在

国民党退守台湾时，也改变了台湾的黑社会生态，使之出现多元化发展。在今天台湾，黑社会势力无处不在。不论是黑道争斗、商场利益纠纷，甚至政治人物与黑道之间的冲突，常常需由隐身幕后的黑道老大来调解处理。竹联帮大哥詹龙栏与国民党关系良好，詹龙栏与李登辉、詹龙栏与连战都有合照作证。

台湾黑社会帮派虽多，但多是地方型小帮派。横跨全岛、甚至走向国际的仅竹联帮、四海帮与天道盟三大黑帮。其势力不仅遍布全岛主要县市，而且早已国际化，伸至美洲、欧洲、日本、东南亚、非洲及港澳与大陆地区。一个庞大的华人黑社会网络已形成，并与外国黑社会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竹联帮始于台湾，前身为“中和帮”。竹联帮从1960年代开始不断扩充，有“天下第一帮”之称。线报指出竹联帮在台湾成员近十万人，而在世界各地华人社会中发展的成员亦将近三万人，竹联帮势力之大，早已经深入台湾的党、政、军、经济等各界，与香港新义安、日本山口组齐名成为亚洲著名帮会。

天道盟是台湾三大黑社会组职中地缘关系最强的角头联盟。相较于竹联帮、四海帮、松联帮等成立于1950、1960年代的帮派，天道盟历史虽短，但势力相当可观，与前述帮派并列。就其成员出身来看，属于台湾挂帮派。除了台湾本土外，天道盟在海外均有活动，包括亚洲其他国家及美国等。

大陆黑社会出口转内销

在绝迹三十后，最近二十年中国黑社会走了一条“出口转内销”的路子，又重返大陆江湖，形成了大陆版的黑社会。

港澳黑社会组织对大陆的渗透始于1980年代初期。香港黑社会组织是最早潜入大陆的黑帮之一。早在1981年，深圳就发现有香港的14K、水房、和胜和、新义安和老东等组织的成员活动。在珠海，1982年在拱北口岸发现有澳门黑社会组织渗透活动，之后逐步扩大至香洲、湾仔、前山、南屏、唐家和斗门等地。

进入1990年代，港澳黑社会基本熟悉了大陆市场。不少黑社会组织都把内地视为“新大陆”，纷纷建立固定据点，许多大哥级人物也忙着考察大陆市场，而且被渗透区域也变得多元化。南北城市逐一渗透，海南的海口、三亚，浙江的宁波、温州，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等沿海城市先后成为渗透重点。同时，长沙、南昌等大批内陆城市也成为其垂涎之地。

北京：黑社会聘请法律顾问

天子脚下，亦有黑帮？北京2006年7月开审的“二胡”集团案就是一例。这是建国以来北京首例开审的黑社会案，而未被审判的谁又知道有多少？

“二胡”集团老大是胡亚东、胡亚风兄弟。胡亚东生于1961年，身高一米八多，高高瘦瘦，与小一岁的胡亚风在北京市顺义区极尽威风，据称没有办不成的事。

初中文化的胡氏兄弟靠开设汽车修理厂和大面积非法挖砂起家，召集了大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失业者为其打工并充当打手。在经营汽车修理厂期间，胡亚东替别人将盗窃来的汽车倒卖到外地，前后销赃八十多辆，直到1999年10月东窗事发，被判入狱三年。待到2001年胡亚东出狱时，已俨然是黑帮大佬的气派，据称顺义区所有的地痞流氓倾巢而出，大摆接风宴席。有人当场送他一辆奔驰S600轿车，“二胡”黑帮自此真正进入“有所为”阶段。2006年7月检察部门指控的53起案件，几乎都发生在2001年后。

2006年7月的庭审中，检方对“二胡”的首宗指控，就是张国立事件。张国立是一家企业汽修班的班长，在1996年胡亚东还在开设汽车修理厂时是他的客户。因为张国立送来修理的车辆减少，因而开罪了胡亚东，被割去半个右耳。在胡亚东报复张国立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两名警察刘海英和郑葛以及律师张秋成，此三人均在“二胡”黑帮中起了重要作用，张秋成更被“二胡”聘为法律顾问。

经常以钱开道的胡亚东手眼通天，赢得了“讲义气”的江湖名声。张国立说：“胡亚东曾扬言，宁可把钱花到公检法的败类身上，也不赔偿给我。”“二胡”的资金来源，主要出自敲诈勒索和销赃，以及非法采矿。顺义区北小营镇附近地表下全是砂石，“二胡”自2004年4月起不顾政府禁令，大举开采，甚至打伤了前来制止的防暴警察。从此，即使有村官报警，也无人来管。村民说，只要挂着“古月”的牌子，车队就能畅通无阻。最壮观的时候，“二胡”的采砂车队上行下行，首尾相接九公里，其他车辆无法通行。

“二胡”势力如日中天，因此无人敢出头指证，许多被伤害的人都三缄其口。顺义北小营镇派出所周姓警察遭胡亚东殴打，在当地尽人皆知。胡亚东2003年11月25日因此还被判入狱十个月，于2004年5月24日刑满释放。后来周姓警察调离北小营派出所，到别处任职，有媒体记者找到他，但他却拒绝采访。另外一位被访者则心有余悸地说：“这一次，胡亚东也许出不来了，谁知道胡亚风会不会出来？”

“二胡”集团案已经于2006年7月开审，共有三十四人被控涉及五十三宗罪案，胡氏兄弟如果罪名成立，将为十三宗案件负责。

内蒙：警察黑帮横行十年

十几年来，苏和的名字，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简称“土左旗”）一带令人闻风色变。这个曾任土左旗公安局政委的人，操控着一个以警察为骨干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横行乡里。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去年5月22日，公安部高层在一封举报苏和黑恶势力的民众来信上批示：“要督查此案”。同年5月29日，中国“打黑办”以第164号《民众举报线索督办通知》将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政委苏和等人涉嫌黑恶犯罪线索督办。自治区主要党政高官先后多次作批示。同年6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成立专案组，采取秘密调查、异地用警、异地审讯、异地羁押的方法，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取证，一个以苏和为首的横行乡里十余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被一举摧毁。

今年4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对“苏和涉黑组织”作出终审宣判，主犯苏和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两万元。其余九名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五年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各种手段要挟当地官员

2001年，一位新任局长到土左旗公安局上任不久，就看到了奇特的一幕：一天半夜，时任旗公安局副局长的苏和给一位旗委副书记和一位副旗长打电话，让他们跑步到公安局长办公室。这两位官员果真跑步前来，进了办公室也不敢坐，站着被苏和辱骂了半个钟头不敢吭声。

新局长明白，苏和这出戏是演给他看的：“旗领导尚且如此，你敢不服？”这位新局长不甘示弱，反复抗争，最终败下阵来。2001年，局长责令经侦大队和巡警大队上缴罚没款物，苏和指使手下砸了他的办公室。局长无法正常工作，只好调离。

苏和恶名昭著，为何在十多年里，这样一个警霸非但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步步高升？关键的一条是他利用各种手段控制了当地一批官员。苏和最阴损的招数是对官员的子女下手，撺掇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赌博或吸毒。办案人员说：“这些孩子大都阅历很浅，文化不高，欠下巨额赌债苏和给摆平，吸毒被抓苏和给放了。结果，不少旗领导欠下苏和的‘人情’。”一位姓丁的官员不买苏和的账，苏和就引诱其子吸毒，尔后又把孩子抓进戒毒所。

苏和善于“泼脏水”。想收拾谁，就将其邀请到酒店吃饭，找来一些“三陪女”侍酒，包间外面埋伏上警察打手。席间，苏和逼人大杯饮酒，对方不服就叫打手进来暴打，再安上调戏妇女的罪名把他拘留。

确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官员在苏和手里落下了把柄。苏和给他们送钱，偷偷录音，再把录音放给对方听。土左旗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说：“我刚调来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不要用办公室电话，苏和能窃听，窃听设备比市公安局的还先进。”一位办案人员说：“那些被苏和降服了的官员，苏和就是当众扇他们嘴巴子，他们都不敢吱声。”

排斥异己

苏和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更多的时候，他对有不同意见的官员大打出手。199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苏和在土左旗察素齐镇天义城饭店喝酒，碰见土左旗人大代表、交通局副局长朱满收。他说朱满收“不给面子”，让手下上去就打。朱满收侥幸从后门逃掉了，但是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苏和带人闯入朱家，让手下把一支双筒猎枪架在朱满收的背后，一脚把朱踹得面向苏和跪下，苏和当着朱妻的面对朱破口大骂。

即使这样，苏和还是觉得朱满收没有彻底服气。第二年，他又找到一个机会，让手下先用凳子打朱满收，然后再用绳子把朱绑回巡警大队，戴上手铐继续打。最后借口朱参加赌博，作了笔录才将其放回。朱满收多处受伤，在家治疗一个多月。

1994年2月3日21时许，因不满旗委常委会的一项处理决定，苏和带领手下王生平、孔繁军，闯进土左旗旗委一位高官的住宅。苏和让两个人在院里放哨，自己走进屋子，打开一只装满猎枪子弹的箱子威胁领导。这位官员赶紧给苏和的大哥打电话，苏和见状退回院子，从孔繁军手里拿过一杆猎枪，冲这位官员瞄准。王生平怕闹出人命，抢上去挡住了枪口。这时苏和的大哥赶到，苏和才带人离开。

打骂同事，是苏和在公安局内排除异己的主要手段。为了让自己的亲信担任刑警大队长，他多次殴打原来的刑警大队长，辱骂教导员，克扣经费、直接插手刑事案件，干扰刑警队正常办案。金山开发区派出所所长张永强拒绝购买苏和搞来的走私车，苏和就派人去打他，打到尿血还不算，后又借故将其开除。

家庭庇护

苏和生于1965年，自幼就以打架出名。上世纪80年代，苏和还只是个凶狠的小混混。听说白天有人跟他妻子开玩笑，夜里就拎着菜刀把人家叫出来，照头便砍。听说二哥因旷工被农业银行处分，晚上就去农行找行长滋事，门卫只说了一句“现在已经下班了”，苏和就把匕首刺进了门卫屁股。

由于家庭势力庇护，苏和不仅没有为这些恣意行凶案件承担任何刑事、民事责任，反而于1982年被调入土左旗法院，披上了法警制服。1986年，他涉嫌轮奸妇女，奇怪的是非但未被深入追究，还被调进了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公安局的治安科，成了一名警察！

从此，苏和的羽翼逐渐丰满。1991年他纠集了一批人，以开公司作掩护，有组织地进行违法活动。他们到天津、山东、河北等地进货，以货到付款为由，先把货物拉回来，然后就没了下文。对方来讨债，讨到的只有殴打、威胁和恐吓。这样，他们先后非法占有价值50余万元的货物。

1994年，苏和进入土左旗公安局巡警大队。此后六年，他不断招兵买马，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渐具雏形。1999年，他当上土左旗公安局副局长，2002年又升任政委。他的党羽逐渐占据了局内重要位置：纪委书记、经侦大队长、巡警大队长、巡警大队教导员、毕克齐派出所所长、察素齐派出所所长都是他的黑帮成员。至此，苏和等人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警霸”。

这个黑帮的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型，骨干成员分工明确。苏和为首，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三，被黑帮成员尊称为“三哥”或“三掌柜”；何长伟利用土左旗公安局纪委书记的身份，经常替苏和发号施令；于新江、聂子龙打着执法的幌子违法办案、以罚代刑，为黑帮组织大肆敛财，是苏和的“左膀右臂”；孔繁军负责经营管理苏和的“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管家”；其他五人充当爪牙和打手。

巧取豪夺

经一审法院认定，苏和等人共涉案61起，非法敛财三百多万元，犯有非法拘禁、受贿、强奸、寻衅滋事、非法狩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赌博、抢劫、滥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销赃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13项罪名。

披着“警察”的合法外衣，这伙人简直是一群肆无忌惮的强盗。苏和经常指使手下违法查办经济案件。2002年，对当地二十多家民营企业进行涉税大检查，没查出问题，就以限制人身自由为要挟，收取企业“保证金”28万元。他们从当地信用社违规贷款近千万元，用来放高利贷、倒卖汽车、开酒店，至今尚有贷款本金232万元、结欠利息114万元不能收回。他们多次购买二手车、走私车，然后高价卖给公安局及各队所，或是抵顶工程款、贷款，或是强迫他人购买废旧车，赚取巨额差价。

“抓赌”“抓嫖”，更是这个黑帮的惯用伎俩，他们频繁开展这类“行动”，借机对无辜民众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乱收罚款，然后私自截留非法收入。

如果有人在1996年9月的一个午夜路过土左旗的哈素海牌楼，必定会看到一幕奇景。当时，苏和带领二十多人前去“抓卖淫小姐”，他命令所有饭店老板和服务人员约三四十人，全部集中到一片空地上下跪，谁不愿意跪或跪得慢一点，就遭到殴打。苏和等人则坐在饭店屋里，轮番把人传进来审问，对不从命的拳打脚踢。这样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2003年，苏和指使巡警队“抓赌”，在讨尔号庙营子村一次抓回五十人，谁家拿钱来才能赎人。还殴打这些人，逼他们招出还有哪些村民参与过“赌博”，根据这份“黑名单”，持续两个多月到村里抓人。当时正值农忙季节，很多村民怕被抓，有家不敢回，回家也只敢睡仓库，有的甚至睡在河槽里。

办案人员说：“有的村子为了逃避苏和的滥抓滥捕，专门在村头设了‘瞭望哨’，只要望远镜看到苏和一伙的车队过来，就上演全村集体大逃亡，如同应对鬼子进村。”

民众告倒黑帮老大

横行无忌的“老大”终究要付出代价。让其受到严惩的，正是那些他平时根本不放在眼里的百姓。2006年初，一封民众举报信寄到公安部，揭发了以苏和为首的警察黑帮的种种罪行。公安部领导指示：严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赵黎平亲任专案组长，从全区抽调了五十名警察，在苏和盘踞十几年的土左旗展开调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组成的专案组，经过半年调查取证，苏和团伙终于被送上了法律的审判台。呼和浩特：涉黑案十人中有九名是警察

中国公安部督办的呼和浩特市“6·06”警方涉黑案件日前侦查终结，并移送至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这个涉黑案件中，主要有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公安分局原政委苏和为头目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十名，其中九人原为警察。

据新华网报道，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黑社会组织以苏和自己经营的“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为活动据点，以苏和分管的土默特左旗公安局一些部门为依托，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大肆聚敛钱财，非法控制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党委，干预旗委、政府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称霸一方。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2005年6月6日成立专案组，查明这个黑社会组织共涉案67起，涉案金额808万余元，涉嫌16项罪名，分别是非法拘禁、受贿、强奸、寻衅滋事、非法狩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诈骗、赌博、抢劫、滥用职权、强迫交易、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销赃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专案组还依法收缴了四支猎枪和338发猎枪子弹。

除了苏和，其它九名主要犯罪嫌疑人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纪委书记何长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全胜路派出所原所长于新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经侦大队原大队长聂子龙、土默特左旗“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孔繁军、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察素齐镇派出所原所长恒巴图、土默特左旗公安局毕克齐派出所原所长张俊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毕克齐派出所原民警陈吉平、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民警高永刚、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巡警大队原民警任红彪。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调查报告，下）

山西：205名官员涉保护黑势力被捕

在山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205名官员因涉嫌与黑恶势力勾结、充当黑势力的“幕后指挥者”和“保护伞”被批捕，其中官员和煤霸勾结的情况非常严重。

据山西省检察长座谈会上透露，在山西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今年上半年共批捕涉嫌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的公务人员205名，涉黑涉恶案件51件。

据介绍，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是此次山西“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行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严重侵蚀矿产、能源行业的煤霸非常猖狂，被列为山西“扫黑除恶”首要打击对象。

此外还有六类黑恶势力：扰乱建筑市场秩序，强行承包工程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运输秩序，强占客源、货源，垄断运输线路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歌舞娱乐场所管理秩序，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的黑恶势力组织；横行乡里、寻衅滋事或把持基层政权、欺压群众、为所欲为的黑恶势力组织；外来人员中受雇于人充当打手，护场助威，组织械斗的黑恶势力组织；设赌抽头，牟取暴利的黑恶势力组织。

中央将今年定为“扫黑除恶”年，而“扫黑除恶”的重点是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此前，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也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据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此前透露，黑恶势力正日益向政治和经济领域渗透，黑社会势力已渗入政府部门，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同时，他们盘踞了建筑、能源等行业，而且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

江西：打黑打出白吃黑

被称为江西打黑第一案的熊新兴案2006年12月28日终审判决。此案中多名公安民警充当了犯罪分子的保护伞，其中包括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案件终审但丑闻未结，2007年元旦刚过，又有举报称审理该案的九江市中级法院在一审时让被告人家属选派代表进行“谈话”并要求交钱，仅熊新兴的家属交的钱就超过六十万元。

《中国青年报》报道，熊新兴2005年2月28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江西省公安厅刑事拘留。2006年7月17日，熊新兴案在九江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2006年9月26日，一审法院判处熊新兴死刑。公诉机关指控，熊新兴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为其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编织“保护伞”。

判决书称，熊新兴为了给其犯罪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寻求保护、逃避打击，利用金钱大肆拉拢、贿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织“保护伞”。已查明充当“保护伞”的人员有，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原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光，原临川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操宜荣、民警祝金发等多人。

据了解，2002年至2004年间，熊新兴多次被举报涉嫌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组织黑社会等犯罪情况，许晓刚向熊新兴透露举报的内容，并多次去抚州与当地党、政、公安机关领导用餐时选择熊新兴的山庄或叫熊新兴陪同。2004年9月，许晓刚得知省公安厅要抓捕熊新兴，便通过章新明、李雅将此消息透露给熊新兴，熊新兴得知此消息后潜逃。

熊新兴为感谢原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光在公安机关查处其违法犯罪活动时给予的关照以及以后能继续得到他的关照，于2002年夏天在珠海海湾酒店送给尹光现金五万元；如2003年年初在自己家里送给尹光现金十万元；2003年夏天在广州市的中国城大酒店送给尹光观金两万元；2003年秋天在尹光家送给尹光现金十万元。

就在案件“真相大白”之际，2007年元旦刚过，又有举报称“江西涉黑第一案中，九江市中级法院向被告人家属索取黑钱，仅第一被告人熊新兴的家属交的钱就超过六十万元。”

有律师称，法院在一审开庭之后，判决之前，让被告人家属选派代表进行“谈话”并要求交钱，说对量刑有意义，这种做法，在全国都罕见。还有的被告人家属被要求交“理财金”。被告人家属缴纳的钱大多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并不是被告人的赃款。更为重要的是，在法院庭审前被告人财产早已被查封和冻结。

据调查，熊新兴涉黑案中，九江中院在一审判决前，向被告人熊新兴家属分三次收取六十万元现金，向被告人许辉家属收取五万元现金，向被告人熊建祥家属收取三万元现金，向被告人张新军家属收取三万元现金，向被告人张文锋家属收取两万元现金，向被告人李华家属收取一万元现金。

上述款项都是九江中院以“暂存”的名义收取的。目前能调查收集到的收据和银行单据显示：在熊新兴涉黑案中，九江市中级法院至少向六名被告人的家属收取了74万元“暂存”款。

李肖霖律师就熊新兴家属向法院交钱的证据分析说，收据是由九江市法院财务部门统一出具的，收据中的“刑一”，指的是九江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这个标志显示的是这笔款项是在属于刑一庭审判的案件当中收取的，以便和其他法庭加以区别。

六名被告人家属和律师表示无法理解收据中的“暂存”是何含义，但九江中院却表示，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这么做。九江市中院院长陈坚表示，法院收这个钱一是判决生效后要没收被告人财产的，要予以没收，全部集中起来交给国库，案子在审理过程中，就可以这么做；一是有的案件附带有民事诉讼，比如杀人的，对他人财产有侵害的，如果对被害人有所补偿，求得被害人的谅解，这样的话在量刑上可以考虑。

而九江市审计局一名工作人员则透露，九江中院向几名被告人家属出具的收据实质上相当于“打白条”。这名工作人名还拿出一张“江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样张，这张票据上有江西省财政厅票据监制专用章。这名工作人员称，这种收据才是江西省真正的行政事业性收据。

此外，对于九江市中级法院的这一做法，刑法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当地审计局的工作人员均表示，现行《刑法》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法院可以向被告人家属收取“暂存款”或“理财金”。假如法院以减轻判刑为由，向家属收这笔钱（“暂存”款），应该引起上级法院的高度重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阴建峰博士表示，如果是赃款，则是被告人的犯罪所得，家属的合法财产不能当作赃款追缴；如果是对被告人的罚金，那么应该在判决生效以后才能执行。

黑恶势力向中国经济领域渗透

据中国公安部刑侦局负责人透露，当前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已经开始向经济领域渗透。其突出表现是称霸一方，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此外，他们充还当打手、杀手。有的专门看护地下赌场、色情娱乐场所，充当保镖；有的插手经济纠纷，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替人催款讨债；有的干扰司法公正，充当“地下法庭”，替人摆平事端。

前不久，河北省曲阳县警方打掉了一个以村支书李建设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这个团伙与多名当地干部沆瀣一气，网罗地痞恶棍称霸作恶，自1998年以来，以追债为名先后绑架人质八名，其中三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人们把这伙歹徒称作“绑架专业户”。涿州少女黄某被他们非法拘禁达六十多天，屡遭轮奸，并被这伙歹徒用大钢针沿指甲缝钉满十指，受尽折磨。

欺行霸市，是黑恶势力向经济领域渗透比较多见的类型。即称“行霸”，是目前最普遍的黑恶势力类型。其主要特点是垄断、独霸某一种或几种行业的经营权，并以收取“保护费”名义对其他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他们在某一地域或某一行业里，往往还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村霸”、“市霸”、“街霸”、“厂霸”、“矿霸”、“棉霸”、“路霸”们称霸一方，鱼肉百姓，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河南汝州市以唐利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召集打手成立“讨账队”，专门为非法金融活动收贷，动辄打、砸、抢、砍、绑，闹得鸡犬不宁。在汝州，哪家酒店、哪家企业搞得好，哪里开有娱乐场所，他们就到哪里收取“保护费”，不交就踢场子、砸摊子。

浙江省是全国商品市场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该省路桥、义乌、温州等地综合市场的托运行业基本上被黑恶势力所垄断，其中最典型的是路桥的“二林集团”，以林才红、林才勇兄弟为首，骨干成员有23人，还培养了一批未满16周岁、刚出校门的学生作后备打手。该团伙自1995年以来采用威胁、恐吓、破坏其他客货运经营户的交通工具等手段，在国道沿线作案28起，造成22人受伤，他们的“天龙公司”垄断了台州往返杭州的业务，长达五年，聚敛了几千万不义之财。

在一些地方，如果没有黑恶势力的允许，建筑工地无法开工，娱乐场所无法开业，集贸市场无法经营。黑恶势力在进行行业垄断的同时，暴敛钱财就成为了另一个“孪生兄弟”。以郑卫国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在西安市长安县采取暴力恐吓等手段，垄断了长安县的土方工程，如有人敢于同其竞争，就会遭到残酷迫害。2000年5月，郑卫国一伙将竞争对手张某绑架，进行恐吓、殴打，并残忍地用开水将张某浇烫成重伤。走私贩毒是黑恶势力在经济领域的又一表现。黑恶势力一般来说是个综合性的犯罪组织，但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专干某一种犯罪，或着重于某一种犯罪，走私贩毒型即如此。此类黑恶势力并不只指走私、贩毒，还包括制造假币、假货，组织、强迫妇女卖淫，拐卖人口，赌博等犯罪。这种类型的黑恶势力与一般走私贩毒人员的区别是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以暴力作为犯罪的主要手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毒品泛滥，贩毒分子与大陆黑社会勾结，贩卖毒品。辽宁省原来毒品甚少，现在沈阳、鞍山、丹东、营口、阜新等城市已形成“地下毒品一条街”。

高利放债也是一些黑恶势力暴敛财物的手段之一。这类黑恶势力目前主要出现在江、浙、闽及两广等地。广西梧州的张树林自称“宋江”，开了一家“及时雨典当行”，其实就是地下钱庄，张树林兄弟以此为据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黑帮组织，主要成员有29人，放债追债，高利盘剥。从这里借钱月息达10%，超期不还罚息50%，而且利加利、利滚利。雇用打手追讨、打杀，在梧州横行、作恶长达六年之久。有证据可查的就至少作案34起，砍伤16人，致残两人，重伤一人。直到1998年，张氏黑帮将一名没有袒护他们的袁姓法官的妻儿砍成重伤，惊动了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作出“严惩不贷”的批示后，公安机关将其“一网打尽”。在法院决定公开审理之前，才有八名受害人敢来报案，庭审期间有五人报案。庭审结束后几乎天天有人报案。在此之前，梧州百姓对张氏黑帮畏之如虎，一直不敢报案，甚至一些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受了张氏的欺压也不敢报案。

重庆警方此前打掉了伤害、敲诈勒索等作案70起，非法敛财6500多万元，涉案犯罪嫌疑人114名的封曼黑社会性质组织。

吉林警方查获了梅河口市号称“地下黑市长”田波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犯罪集团通过杀人、绑架、敲诈勒索、偷税漏税等作案手段，共掠夺财物价值2000万元。

有些黑恶势力通过非法手段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2001年3月初，浙江省警方历时5年、转战21省市，最终破获了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涉嫌黑社会性质的张畏犯罪团伙。号称浙江温岭“首富”的张畏，一面以合法经营为掩护，一面网罗150多名社会渣滓，巧立名目非法集资，侵占挪用客户资金，共骗取近五亿元资金。调查结果显示，此案涉及党政机关干部42人，司法机关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十人，其中包括前温岭市公安局局长杨卫中和温岭市前市长周建国。他们对张畏的关怀“无微不至”。张畏在温岭的别墅围墙上甚至有一块写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

为了控制一方经济，向经济领域渗透。黑恶势力往往不择手段暴敛财物，疯狂攫取经济利益，以“黑”护商，以商养“黑”，严重扰乱了中国的经济秩序。爆炸、杀人、抢劫、敲诈勒索、强奸、绑架、恐怖手段等严重暴力犯罪，成为犯罪团伙非法聚敛巨额财富，支持其所属经营组织洗钱的惯用手段，这也是黑恶势力最基本的、最初始的特征。

黑势力左右地方政治：盘踞建筑等行业

虽然公安部门不愿意承认国内黑社会势力坐大，但是现在愈益恶化的治安已经不容回避。据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透露，黑恶势力正日益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他们盘踞了建筑、能源等行业，而且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

盘踞建筑、能源行业

该负责人称，黑恶势力仍在不断滋生蔓延，并且日益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目前，黑恶势力主要盘踞在建筑、运输、商品批发等各类市场，歌舞、洗浴等娱乐休闲场所和餐饮业，有的还渗透到有色金属、煤矿等能源领域。

同时，黑恶势力的犯罪手段更加隐蔽，一些“黑老大”不再直接实施暴力犯罪，有的临时雇佣社会闲散人员作案，还有所谓的“黑衣帮”、“光头帮”，专门受雇打架、撑场子、追款讨债，吃霸王饭、看霸王戏，横行街头，为害一方。

黑社会势力已渗入中共和政府部门，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此前，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也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黑社会公司化趋势

据介绍，中国黑恶势力正处于滋生、发展时期，而且黑恶势力形成快、发展快，某个行业、区域的黑恶势力被打掉后，很快就有新的不法分子企图取而代之，甚至又发展为新的黑恶势力。黑恶势力的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他们往往以公司、企业掩盖黑恶组织，用经营活动掩盖非法手段，用公司利润掩盖非法获利。境外黑社会组织也在向中国内渗透。

在近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召开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曾强调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是加强政权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

地方政府“黑社会化”

5月23日有两条新闻，让人心里感到格外不安：一条是安徽南陵县公安局招录11名干警，但其中竟有8人是在局领导的安排下，通过突击编造假工作简历蒙混过关的，他们大部分是有关领导的亲朋好友（5月23日；另一条是陕西潼关县工商局多次对入境的货车强行拦截，任意罚款，河南司机张建勋在被逼交罚款2.7万元后服毒自尽。)

这两件事都预示了一种触目惊心的趋势，即我们一些地方的社会生活和部分政府机构，正在走向“西西里化”（即“黑社会化”，因被黑社会对政府与社会生活高度渗透的意大利西西里岛而得名）。“西西里化”通常包括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政府黑社会化”和“黑社会政府化”。

“政府黑社会化”的主要特征是权力范围的私产化和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掌权者把自己的治理区域视为私产或封建领地，任意使用其权力，不受任何制度与规则的约束，权力者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

这一特征在潼关县工商局那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尽管司机张建勋的各种手续都十分齐全，并主动表示要出示商品合格证，但该局经检大队队长支忠民却说：“要是叫我看你们商品合格证书，我就罚你们5万元；如果我不看，就罚你们3万元”——这完全是黑社会老大的作派和口气，哪里还有一点点对法律的敬畏？在这个特定的时空和情境中，支忠民俨然成了法律本身。

而“黑社会政府化”的主要特征就是私人关系的网络统治，“家族”成员掌握着重要部门。表现为权力者任用官员并不是根据正常的制度程序规则或标准，而是任用私人朋党、亲族纽带、甚至是黑社会式的团伙。在权力者与其任用的官员之间就形成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网统治。

在这一点上，南陵县公安局这次招录干警，可以说正是一个典型。我们不难设想，如果不是被举报并被招致媒体曝光，那么这8个冒牌货顺利地变身为“公安干警”之后，他们会把法律放在心上吗？他们会把社会公众的利益防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吗？一旦遇到问题，他们是服从法律还服从让他们穿上警服的“恩主”，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而如果警察不服从法律而只服从自己的“恩主”，那这样的公安局和黑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

行政执法部门的“西西里化”所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社会的冲突和断裂，而绝不可能是社会和谐。因为他们依靠赤裸裸的、冷酷无情的暴力来获取利益，只能在受害者（主要是无权、无势、无钱的底层民众）心中播下仇恨的种子，同时又因为他们穿着行政执法人员的制服，占据着合法的政府机构，这就使得受害者丧失了对国家公权力和法律的信心而陷于绝望。张建勋的自杀就是绝望的一种表现，但绝望的表现却并不仅仅是自杀，更大可能的却是以暴制暴，鱼死网破！

潼关县和南陵县，相距千里，却发生了性质同样严重的事件，让我们无法回避“西西里化”现象的普遍性。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继续犹豫，到了破釜沉舟，痛下决心的时候了。

“红帽子”黑帮

中国的黑社会势力已渗入中共和政府部门，它们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甚至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此前会见记者时也坦然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据德国之声引述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说，“一些人买了官位，成了人大或其它机构的代表，这种情况不仅省市地方有，北京也有。有人甚至把自己的心腹送到警校学习。”

低工资﹑教育程度低下的官员﹑警察和政界人士往往都愿意为黑帮效劳。另一方面，官员们把黑帮团伙拉到自己一边，作为他们逼迫农民交税交粮的帮手。这些操纵犯罪的组织都有一些很形象的名称，如‘北霸天’﹑‘静国’或‘信美’等，他们的武器从腐败警察那里买来。与传统的犯罪集团相比，他们内部等级森严，大多听从一个称为‘大哥大’头领指挥，头领四周是一个由上层匪徒组成的顾问班子。想入伙的人必须先接受考验，团伙内部有严格的行为准则。作为考验，一些团伙甚至要求入伙者至少杀死一个人。”

分析说，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巨大社会变迁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纽带和村庄集体破裂，失业和失去生活根基的人数不断上升，这一切促成了黑社会死灰复燃。

目前中国黑社会会利用党政部门的官员充当保护伞，通常黑社会首脑在掌握黑道势力和经济实力后，再行贿党政要员，甚至得到显赫名誉。

福州黑帮头目陈凯，用数千万元行贿当地官员，包括六名厅级、十七名处级、十二名科级官员，使他们成自己的保护伞，并成功垄断福州的赌博业，又经营酒店、电动游戏机、夜总会、房地产等行业，涉及资金超过一亿六千万元。

称霸山西的“燕子帮”不但与当地政法官员勾结，编织关系网和保护伞，还用“无间道”的方式，将大批成员送入警校，有十五名卧底成功进入警队，并先后多次通风报信，协助其他成员逃脱。

被称为“中国涉黑第一案”的主角刘涌，背后更有极庞大的保护伞。有报道指，沈阳市检察院前检察长刘实是他的“干爹”，和平区劳动局前副局长高明贤是他的“干妈”，市中级法院前副院长、市政协前副主席焦玫瑰与他关系密切，更用十万美元的贿款令沈阳市长慕绥新为他提供强大的保护。

近年一些政府征地或拆迁事件中，发现有“不明分子”参与其中，使用类似黑社会的暴力威吓手段逼迁。抗议征地者被群殴，甚至被殴致死；抗议拆迁者被群殴或被暴力驱赶，类似事件已发生多起。去年6月11日，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村民因征地问题与当局爆发流血冲突，导致六人死亡。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11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会议发表工作报告，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各地法院去年严惩包括黑社会组织等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结案近二十四万宗，判处罪犯逾三十二万人，情况令人担忧。

不打击基层政权的官黑勾结将跟“执政为民”的口号背道而驰，而打击了官黑勾结镇压民众抗争，又担心会被视为是高层在鼓励维权运动。中央政府往往希望地方政府，不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而不要引爆成殃及中央的重大事件。温总理就曾警告地方当局在处理农村骚乱事件的问题上不要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

中国一些乡镇领导容忍甚至纵使黑恶势力施行“合法的管治”，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媒体的调查中发现，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级基层政权，与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最基层的乡镇党政存在某些关联。有些是由于乡镇党政治理不当和打击不力，导致辖区内黑恶势力猖獗，而这些黑恶势力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自然而然地将黑手伸向了村级政权组织，而乡镇党政则采取容忍的态度。有些则是乡镇党政领导有意识地扶持或纵使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他们不仅为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提供各种的途径，有时甚至还亲自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使其行为“合法”化。

报道说，农村基层政府“以黑治黑”或“以毒攻毒”，企图用黑恶势力来整治已经混乱的社会治安。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县市交界地，有些乡镇党政面对已经存在的黑恶势力，不是主动地依法进行整治，而企图采取扶持其中的一些黑恶势力来对付另一些黑恶势力。

比如，某镇属于县与县的结合部，历来比较乱，这个镇领导就启用了三个在当地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分别当任该地的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些人掌握了村级政权后，更加有持无恐，购置枪支，组织当地的黑恶势力与外县的黑恶势力进行多次械斗。其中某村的村主任阳某在村委会之外还成立了以其为首的非法组织“村理事会”，直接组织社会黑恶势力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某村村支书兼村主任的杨某更是当地黑社会的老大，在他控制下，利用村委会的名义，强迫村民出钱，非法购置枪支、制造了土炮等进攻性武器，将村政权组织变成了杨某及黑恶势力的根据地。

另外是“以黑治良”。有些乡镇党政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就企图借助外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某镇领导为了征收农民欠交的税费，就启用了当地“狠人”尹某做村支书，对村民动不动就是打骂，镇领导不仅不对他进行惩治，反而大力扶持利用他来对付村民。由于他能采取非法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不合理的税费，就多次被镇里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而对村民的各种控诉不仅置之不理，还将这些告状村民视为刁民予以打击。

报道说，黑恶势力通过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控制农村基层政权，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另一个特征。

在湘南某市集中整治的四十个黑恶势力控制的村中，有近二十名村主任因涉黑而被法查处。这些村主任都是在实行第四次村委会选举中，通过“民主选举”而窃取权力的。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使社区内的“黑恶势力”合法化、政权化，是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的问题。

第四篇：中国家政服务业现状白皮书中国家政服务业现状白皮书

中国家政服务业现状白皮书

中国家政服务业现状白皮书

2013-05-14 13:53:55 来源：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 作者：商贸服务管理处 浏览次数：337 前 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不断加大。在我国大中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家庭要求社会提供形式多样，质量满意的家政服务。发展家政服务业，对改善人民生活具有重要作用，对开发就业岗位，特别是解决妇女就业问题，也具有积极作用。目前在城市中，大力发展家政服务业，并通过发展扩大就业，已具备相应条件。

从劳动力供给情况看，家政服务人员的供方市场是源源不断的。目前，我国城镇有下岗职工650万人，失业人员570万人，加上每年新增长劳动力800万人，还有农村富余劳动力1.4亿人，形成我国就业工作的巨大压力。但经济发展所能容纳的就业机会则很有限，以经济增长速度为8%计算，每年可新增就业机会700万个，因此，大批劳动者急需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

从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看，城市服务业是具有巨大潜力的就业新领域。农业的调整带来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促使一部分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而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只占全部从业人员的26％，与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40%、发达国家60%以上的比例尚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是吸收就业的潜力。劳动保障部对沈阳、青岛、长沙、成都四个城市1600户居民需求的调查，需要社会提供服务的家庭占到40%，以此推算，四个城市约有115万个家庭可以提供200万个就业岗位（目前尚有空缺100万个）。再推算全国32个特大城市和43个大城市，可提供的就业机会至少在1500万个以上。

从家政服务的需求来看，在城市中，可以说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就业大市场。中国社会正在步入家庭的小型化，人口的老龄化，生活的现代化和劳动的社会化，这些都可以直接促使人们产生家政服务的需求。我国超过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这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志；我国10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25%，两者之和为35%，按城乡人口3：7的比例计算，城市的老人和儿童有1.2亿人，他们首先是需要得到社会、家庭或他人照顾的群体，这其中，隐含着对家政服务的巨大需求，同时不少现代的家庭已经具备接受社会提供家政服务的能力和条件。在上述四城市调查中，家政服务占全部社区服务需求的30%以上，也就是说，在社区1500万个可能的就业机会中，有500多万个家政服务的岗位。另据我们对九个城市家政服务的调查数据显示，沈阳市对家政服务员的需求量为9.6万人，目前还有4万个空缺；武汉市需求量10万人，尚有9万个空缺；南京市需求量36万人，目前有24万个空缺；天津市的需求量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这些数据均反映了城市居民对家政服务的实际需求。

由于家政服务的需求产生于家庭的消费，因此，它可以在经济增长所容纳的就业岗位之外，再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它的发展，还具有拉动有效需求，刺激消费的作用。因此，家政服务可以看作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城市开发就业岗位的主要增长点。

为促进家政服务领域就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在天津、上海、重庆、沈阳、南京、厦门、南昌、青岛、武汉等九个城市，对发展家政服务业扩大就业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研究，提出推动这方面工作的意见。

一、家政服务业现状

（一）人员基本状况

九城市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共23.96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占总数的56.1%（下岗人员63.7%、退休人员36.3%）；农村富余劳动力占43.9%。此抽样调查数据反映的情况，在全国具有一定代表性。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构成：性别比例－－男性占14.9%，女性占85.1%。年龄－－一般在18－55岁之间，其中，全日制为18-25岁；小时工为30-45岁；其他类型家政服务人员为30-55岁。文化程度－－高中以下占83.9%；大专以上占16.1%。上岗前接受过家政服务业务培训的占30%。

家政服务的项目：主要有操持家务、照料老人、看护婴幼儿、看护病人、护理孕妇与产妇、制作家庭餐、家务管理、家庭教育、家庭休闲娱乐等。

家政服务的用工形式：分为全日工、半日工、小时工等，也有以完成一项服务任务为计费单位的形式。全日制工作的家政服务员主要来自农村，小时工和其他类型家政服务人员多来自城市企业下岗职工、失业人员、退休人员，也有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

工资水平：小时工一般在每小时5元上下浮动；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工资，按地区经济水平和提供的服务不等，一般在300-500元之间，涉外服务工资较高，有的月收入超过千元。

（二）中介机构有关情况

目前,从事家政服务职业介绍的机构分为劳动保障部门开办和社会（非劳动保障部门）开办两种。劳动保障部门开办，主要是由省、市、县、区四级劳动保障部门所属就业服务机构管理，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承担。社会开办的形式较多，主要是社会团体开办，企业自办，集体和个人开办等多种形式。

1、劳动保障部门开展的家政服务

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在职业介绍机构开设专门的家政服务窗口，进行家政服务业务介绍，成交后由供求双方签订劳务合同；二是建立专门的公益性家政服务中介机构，对下岗职工实行免费培训，免费介绍工作；三是直接指导社会开办的以下岗职工为主要介绍对象的中介机构，劳动保障部门主要提供相关政策指导和、培训资金的支持等。

2、企业办的家政服务机构

主要是安置本企业下岗职工，其服务既面向企业，又面向社会。这种机构一般为经营实体，既搞家政服务的中介，又兼有组织、管理下岗职工的功能。企业办家政服务机构的特点：一是将下岗职工组织起来，帮助寻找新的就业岗位，并负责为其交纳社会保险金，这样，没有把职工直接推向社会，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二是由于介绍对象是本企业职工，知根知底，便于管理，用户也放心；三是通过家政服务的渠道，推销企业的产品，获得安置下岗职工和产品促销双丰收。

3、街道、居委会开办的社区家政服务机构

街道、居委会作为基层组织，与城市居民的生活有着直接联系，能准确了解居民的需求，能较好掌握家政服务员的工作状况，还能结合社区管理进行家政用工介绍，具有方便居民家庭，服务可靠、信誉度一般的特点。

4、社会团体和民营、个体开办家政服务机构

主要形式是成立家政服务公司。规模较大的家政服务公司在管理上一般比较正规，有严格的服务规范、工作标准和收费标准，能够较好地按照市场的需求开展各项服务业务，并注意跟进服务。为了提高服务信誉，有些机构还对服务员进行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一般做法是，招收和组织家政服务人员，并与其签订聘用协议；按用户要求派出工作，并由公司与客户签订用人协议。用户将服务费用支付给公司，公司将工资付给服务员。

（三）技能培训有关情况

目前，劳动保障部门对家政服务人员的培训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劳动保障部门所属职业培训学校、技工学校、就业训练中心、再就业培训基地和家政服务公司直接开设各种家政服务培训班，开展家政服务技能培训；二是指导再就业培训基地和其他部门开办的职业培训机构开展家政服务培训。以上两种形式的培训，招收的对象都是企业下岗职工。凡是下岗职工培训率和就业率达到劳动保障部门要求的，都可得到部分再就业培训经费的支持；凡使用劳动保障部门指定教材进行培训并经过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合格的，均可获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社会上其他方面开展的家政服务培训。一部分是由社会力量开办的，以收取学员的培训费支持，培训的对象来源不限；一部分是由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自筹资金开办的，培训对象以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为主，也包括社会上其他人员。

目前，家政服务培训方法主要是由教师面授职业知识、指导实际操作，有些地区还运用了电化教育手段，开展了专门电视讲座。培训内容主要有职业道德、礼仪礼节、采买记账、居室保洁、家电使用、菜肴加工、烹调技术、服装洗烫、老幼看护、孕产护理、儿童启蒙等。培训课程的设置，通常以劳动力市场需求设定，培训时间多以短期培训为主，最短的一周，长的有三个月至半年不等。

二、各地开展家政服务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上海市从1995年就将家政服务作为再就业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规划和规范家政服务的发展，积极做好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建立了劳动、工商、民政、公安联合会议制度。原则上规定一个街道批准设立一个家政劳务介绍机构。由劳动保障部门统一归口审批，发给中介许可证后，属营利性机构向工商部门申办营业执照，非营利性机构向民政部门申办社区服务证。各部门分工合作，劳动保障部门负责中介行为的管理；工商部门负责企业管理；民政部门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形成各有侧重、互补协作的格局。上海市还在街道成立公益性服务社，组织就业条件差，缺乏市场竞争能力的下岗、失业人员从事社会公益劳动，其每月收入除服务收费外，由市里出资给予低收入者部分补贴，区县政府给予一定支持。社会保险关系方面，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险费由原企业缴纳或双方分担，失业人员中的特困人员，由政府给予社会保险费补贴。

大连市为广开再就业渠道，鼓励下岗、失业人员积极从事社区家政服务业，在56个街道劳动管理服务站各配2人负责开发社区家政服务岗位，并由市政府拨款扶持。今年3月，根据市政府有关规定，在49个街道建立了以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为主的劳动就业互助组织，统一名称为“社区就业服务中心；实行严格的家政服务员上岗程序，要求先培训、先体检，后上岗；由中心指导家政服务员和用户双方签订统一格式的劳务协议；并对家政服务员实行跟进服务。目前已吸收1600名下岗、失业人员。大连市为这种组织制定了减免税和免征行政性收费等优惠政策。当出现家政服务的纠纷时，由市劳动保障局负责调解或仲裁。

沈阳市政府将原居委会改组为社区服务委员会，编制中专门设立了1名劳动保障干事，负责家政服务工作管理。市劳动保障局于1998年成立市再就业劳务中心，吸收300名下岗职工为会员，组织家政服务队，承担社区家政服务，承包市政府工程和物业管理项目。由于信誉度较高，管理规范，员工工作安心踏实。为加强对家政服务中介机构的管理，沈阳市实行了证书审批和管理制度，并统一印制了社区家政服务协议书，提出家政服务收费指导价位；编写了家政服务教材，对下岗职工实行免费培训，培训后就业率达70%以上。沈阳市社会家政劳动服务公司是经政府部门批准的民办家政服务组织，也被指定为再就业培训基地，实行培训就业一体化运作，现有员工3000多名。公司内部实行企业化管理，制定10多种相关的就业培训管理制度。为提高员工的职业技能，公司自办家政服务培训，研制考核题库，实行培训后上岗制。目前已向社会和家庭提供家政服务两万余次，安置下岗职工1.6万人次。

开封百帮家政服务公司隶属于开封龙亭区再就业服务中心，其职能集家政服务、职业介绍、婚姻介绍为一体。创立仅一年多，拥有网络用工单位2000余个，安排再就业15万余人次，直接帮助5000余名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公司从挨门挨户发放宣传单起步，发展到应用电脑建立了求职、用工双向网络，并以“10元入网，终身服务”吸引下岗职工入网，通过电话将用人信息通知下岗职工，双方达成协议后，公司代表服务员与用户签订用工合同书。对派出去的人员，请用户对其工作进行考核，写出评语反馈公司，以便及时提供跟进服务。公司还实行“临时职工制”，规定凡进入求职网的人员即成为公司临时职工，并通过内部规章对其提出要求，对3次被客户投诉违规并经核实者，予以除名。公司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依据合同调解纠纷。免费培训求职者，通过提高服务水平提高收入水平。公司还向社会发行“百帮卡”，以此扩展服务对象，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烟台巾帼乐帮家政服务公司和南京江海家政公司均是国有企业为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创办的家政服务公司。巾帼乐帮家政服务公司隶属于烟台婴儿乐集团，是集职业介绍和员工管理为一体的家政服务实体，公司吸纳了婴儿乐集团66名下岗职工，为其保留劳动关系并负责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面向社会，恪守“优质服务、用户至上”和“9+1=0”原则（即员工一个月内工作有9件用户满意，1件投诉，当月成绩为0）。由于管理规范，其开展的“月子保姆”、“家庭烹调”、“计时保洁”等14项家政服务项目，业务供不应求，受到用户和社会的好评。南京江海家政公司隶属于南京江海集团，公司成立伊始就把实行岗前培训，提高家政服务员素质作为开拓市场的基础，很快赢得了“要家政，找江海”的市场信誉，为了进一步规范服务，提高质量，公司在市技术监督局的协助下，制定了“江海家政”企业标准体系，在全公司推行全面服务质量管理，目前已发布了20个家政服务员的质量规范和管理标准。如在安全保证标准中，规定了对用户进行安全投保，对家政服务员严格录用的要求。从而提高了双方的信任程度，创立“江海家政”的服务品牌。

南京市为转变供求双方对家政服务就业的传统观念，大力加强宣传，与10 多家新闻媒体策划报导120多篇家政服务宣传文章，与省、市电视台联合录制了家政服务专题片，在电视节目黄金时间反复播出，通过典型事例宣传，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为家政服务发展营造了较好的社会氛围。

吉林省支持各类职业培训中心开展家政服务业务培训，确定长春市妇联开办的培训中心为再就业培训基地，参与并指导其开展家政服务员业务培训。省妇联还与省劳动保障厅等七部门联合下发“巾帼社区服务工程”文件，建立社区服务骨干队伍，面向家政服务业，实行企业化经营，加强对家政服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积极推行家政服务员持证上岗制度。

浙江宁波美乐门社区服务公司的做法，目前在家政业界应该值得推广与普及。这家成立于98年的市场化服务公司，从入市起便高起点管理，对服务人员进行职业化专业培训，改变了当前国内家政市场单纯以介绍为主的经营局面。

该公司现有全职专业服务人员达500多人，基本实现人员月薪制，使服务人员无后顾之忧；同时也增强了企业的管理功能，人员服务职业化已初具雏形。

中国家庭服务定协会副秘书长、美乐门社区服务公司总经理称，要做好、做强社区家政服务业，专业化管理与服务人员培训工作必须相得益彰，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只有对服务人员实行全面管理，才能有一个完美的管理机制，并不断提高企业的服务品牌。中国服务业的涉后关键是服务企业没有从根本上去发掘家庭的实际需求，消费者到底不什么样的问题不解决，服务业提高市场份额是一句空话。

但是，服务企业的自身发展如果有了一个急骤膨胀的市场，是不是就高枕无忧了呢？我看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就服务人员而言，每天要处理客户家庭的大量工作量，其人为造成的失手或过失，应该是正常的。但我们的客户—市场的主体是否认同于这种倾向？所以服务企业还有一个十分行重要的后续保障体系的问题，你不解决就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一旦回避或逃避，企业将失去承担社会责任的道义，自我承担责任，企业又没有实力。怎么办？保险！为客户家庭财产保险！为服务人员保险！为第三者保险！

解决了保险，服务企业还要建立一个企业文化的问题。大家知道，现阶段服务人员从整体上看，其素质、心理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提高难度大；严格的管理仅仅来自于强制的，冷冰冰的。服务人员容易产生抗拒与逆反心理，并把这种心理带到整个为客户的服务当中。因此推行企业的内部客户制度与服务人员的外部客户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对服务员的人情化关怀与家庭困难帮助来感化，突出公司管理在制度上与人文关怀相配套。

总之，探索中的中国家庭服务业，做强是头等大事；品牌只来自于服务企业的卓越品质。

宁波美乐门社区家政的做法，确实有一些独到的见地，需要好好进行总结。

三、目前家政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旧观念的影响仍不可忽视

家政服务业作为从传统“保姆”发展起来的新行业，尚未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从事家政服务行业，受“侍候人”、“低人一等”等旧观念的影响，被社会上一些人看不起，没有得到用人家庭应有的尊重，也使一些劳动者，特别是下岗职工感到自卑，不愿去从事。

（二）家政服务员的素质亟待提高，权益保障问题急需解决

不少家政服务员自身素质较低，有的原来接受文化教育少，有的因种种原因，没有参加过培训，服务质量不高，甚至出现事故；有的还在职业道德上出现问题，无法保证工作稳定。同时，一些人由于从事家政服务自身权益和个人安全无保障，社会保险没说法，后顾之忧较大。

（三）用人家庭的需求难以保证，家政服务的消费尚需引导

用户对家政服务的基本要求是安全可靠和质量满意，许多家庭实际上已有条件聘用家政服务员，但由于目前家政服务市场选择余地小，难以找到合适人选，又没有客观衡量标准和担保机制，故不得已放弃使用家政服务员。因没有合适人选而放弃，如社会能够提供较好的资源，则可以挖掘出更多需求。

（四）职业介绍不健全，影响家政服务发展

一些家政服务中介机构运作不规范，乱收费，缺乏后续服务，在介绍人员质量和保证家庭安全方面均无保证。非法中介机构损害用户和服务人员权益现象时有发生，影响家政服务健康开展。

（五）培训不足急需解决

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和相应教材，加上师资欠缺，家政服务的培训开展不足，培训质量不高。由于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没有跟上，致使家政服务员质量良莠不分，用户对家政服务员提出的素质要求难以实现。由于没有实行持证上岗和就业准入，家政服务员参加培训积极性不高，素质难以提高。

（六）权益保障机制急待健全

由于家政服务供求双方、家政服务公司与服务员和用人家庭的责权利不明确，有的服务协议不规范，有的不要求签订服务协议，导致双方权益保障没有依据，家政服务员与用人家庭发生纠纷争议难以处理。

由于家政服务员的社会保障和工作期间的伤害、致残、死亡等问题没有妥善的解决办法，致使供求双方均存在后顾之忧，家政服务行业发展步履维艰。

此外，家政服务就业实体的发展需要加强引导规范和扶持帮助。有的地方已有优惠政策，但落实不够，需协调解决。

四、发展家政服务扩大就业的指导思想

以促进劳动者就业和满足用户需求为宗旨，以劳动保障相关政策和服务为导向，以社区为依托，大力发展家政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一）把发展城市家政服务作为扩大社区就业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当前就业岗位的增长点在第三产业，基础在社区，在社区就业的三个领域（社区管理服务，驻区单位服务，居民服务）中，居民服务是最重要的领域，家政服务是最有潜力的空间。要把发展家政服务作为扩大社区就业的切入点，树立向家政服务要岗位的思想，运用政策措施和服务手段，挖掘家政服务业的巨大社会需求，将潜在的社会需求转变为实际的就业岗位。在扩大就业的同时，总结成功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运用到推动社区就业的其他领域之中。

（二）将满足社会需求与引导居民消费，提供社会化服务相结合

满足社会需求是家政服务工作的主要任务，家政服务的需求具有较大的潜在性与伸缩性，要靠有效的供给去带动。家政服务员诚实可靠度和服务质量越高，就越能将人们对家政服务的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需要。因此，要首先解决好资源供给质低量小的问题，同时，要引导人们转换消费观念，拓宽这一消费渠道。

（三）加强培训指导，中介管理和权益保障，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劳动保障部门在推动家政服务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根据自己的职能，在几个重要环节上加强工作。加强对培训、鉴定的指导，以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加强对中介的规范管理，以提高服务的可靠性；加强对权益保障的维护，以增强家政服务业的稳定性。在此过程中，逐步推行就业准入和持证上岗制度，健全劳动合同，劳务协议制度。

（四）发动全社会共同推动家政服务工作

劳动保障部门的职业介绍机构可开设专门的家政服务业务窗口。也可通过对社会上专业家政服务公司和就业实体的政策引导和业务指导，规范其运作。还可制定一系列扶持政策，鼓励社会各方面开展对家政服务的职业培训和业务介绍。

（五）提供全方位服务，鼓励更多的劳动者走上家政服务行业

劳动保障部门要为下岗、失业人员和其他劳动者从事家政服务就业提供全方位服务，通过制定国家职业标准，编写职业培训教材，实施考核鉴定和发证，规范和改进中介服务，提供劳动合同和劳务协议样本，指导签订劳动合同，引导跟进服务，制定社会保险和争议处理的办法，鼓励更多劳动者加入家政服务行业并提高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

（六）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

1、有关部门之间的关系

家政服务业是再就业工程的延续，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鉴于家政服务业涉及劳动保障、民政、妇联、工会等多部门的业务，因此，要协调好各部门的关系，在职能和业务分工上划清职责范围，找出工作的结合点，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各自优势及相应作用。劳动保障部门以社区就业工作为主攻目标，主动与有关部门搞好协调。

2、供求双方的关系

用户与服务员之间不存在人身占有或依附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平等自愿交换关系。用户支付工资接受服务，劳动者付出劳动接受工资。双方的责权利需建立在社会道德基础上，同时还需通过法律契约的形式加以明确，通过正常的争议处理机制来解决纠纷，以此来规范供求双方关系的健康发展。

3、公共职业介绍与其它家政服务中介机构的关系

劳动保障部门举办的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可以开设专门的窗口，为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提供免费的就业服务。但这项工作的开展，应更多地依靠社会各方面来进行。对社会上开办的专业家政服务公司和家政服务中介机构，重在政策指导和程序规范。一方面要严格执行职业介绍机构的开办审查和许可证制度，另一方面，要鼓励支持这些机构积极开展家政服务培训和介绍工作；对劳动保障部门确定的家政服务试点单位，应视其安排下岗职工的数量和工作成绩，实行政策扶持和资金补助。

4、劳动业务与街道、社区基层组织工作的关系

劳动保障部门要依靠依托街道、社区基层组织开展家政服务就业工作，支持街道、社区自办的家政服务中介组织，对其开展的家政服务培训要给予适当的经费支持，对其涉及的劳动保障业务进行指导，并将具体政策和业务通过他们落实到基层。

五、推动家政服务工作的具体措施

（一）制发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

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已于2000年8月正式制发，内容包括职业概况，职业的基本要求、工作要求等，并将家政服务员职业等级定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相应于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四级、三级），按级别分列出相应工作内容，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等。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是衡量从业人员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的重要尺度，是开展家政服务培训、考核命题和技能鉴定的依据。制发这项职业标准对于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劳动保障部《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已将家政服务员列入了持职业资格证书上岗的职业范围，标准的实行对在家政服务员行业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具有积极作用。

（二）加强家政服务职业培训

对家政服务员开展职业培训，使他们掌握家政服务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并树立健康的职业道德和就业意识，是提高家政服务队伍素质，进而提高服务质量的主要途径，也是使家政服务员顺利实现就业和稳定就业的重要条件。

家政服务培训可分两个层次，一是师资培训，对象是各技工学校、就业训练中心、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已经承担或准备承担有关家政服务专业课程的教师，通过培训，使他们具备组织家政服务培训的资格，掌握教学方法，进而对家政服务员开展规范化、专业化职业资格培训；二是开展从业人员培训，由具有家政服务培训资格的教师和其它专业学科的教师负责培训教学，培训后进行考核，使参加培训的人员通过培训考核，获得职业资格。

依据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编写的培训教材和教学大纲是开展培训的主要工具。家政服务培训的内容和课程设置要按此进行科学安排，并要很好地结合当地市场需求变化、用户需要和从业者本人特点实施培训。在培训中，应把提高职业知识和操作能力作为核心内容，并相应强化职业道德教育。通过课堂授课，场景实践，典型帮带，经验交流，使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组合，使学员提高素质，达到家政服务上岗标准。

培训经费的筹措由各地劳动保障部门积极争取当地政府财政应给予大力支持，同时要开拓包括有偿培训等其他经费渠道（详见附件4）。

（三）开展家政服务员职业技能鉴定 职业资格鉴定考核是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的考核鉴定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的职业技能标准和任职资格条件，通过鉴定考核，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与认证的活动。家政服务员的资格鉴定考核，以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为依据，以检查劳动者实际职业能力为目的，采用“统一标准、统一教材、统一命题、统一考务、统一证书”的办法进行。

凡是从事和愿意从事家政服务，年满18-60周岁的劳动者，都可根据职业标准中各等级的申报资格条件，自愿申请鉴定。他们经过一段学习和培训后，按照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场所，参加由鉴定机构组织的知识和技能两种考试，合格者，可获取职业资格证书作为持证上岗的依据。为了保证家政服务员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水平的统一，要建立家政服务职业的国家题库，开发试题资源并编写配套复习资料。试题的编制要合理务实，充分反映实际工作中对从业人员基本素质和工作能力的要求；鉴定考核方式的采用要可行可靠，确保鉴定考核的可操作性，树立权威性；这两项工作要在充分试验的基础上全面推广。劳动保障部将编制专门的国家题库管理软件配发各地。

（四）规范家政服务职业中介机构和就业实体的运作

家政服务职业中介机构和就业实体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中介服务型，即从事家政职业介绍服务，工作任务以提供劳务和培训信息，输送合适人选，提供职业指导为主。目前，劳动保障部门职业介绍机构多为此类型；后者是企业运营型，即从事专门的家政服务员的派遣，并进行经营和管理，工作任务以组织供给资源，收集用人信息，输送合适人选，提供短期培训，对所属员工进行劳动保障事务管理等，此类型多为社会团体、企业、民营机构开办的实体。

适应市场需要，一些地区的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开设了专门的家政服务窗口，他们广泛收集用人信息，为家政服务求职人员和用人家庭、单位提供优质、高效的中介服务；对有从事家政服务工作意愿的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开展职业指导；为职业培训机构提供培训定位信息，介绍家政培训学员。一些城市还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采集、发布家政服务信息，实现信息共享。

随着家政服务市场需求的加大，有些地区的劳动保障部门成立了专门的家政服务就业实体。按照家政服务运营操作模式，实行培训、就业、员工管理一体化运作。这种机构既可在职业介绍机构下挂靠开设，也可视需求单独设置。

从发展看，家政服务就业的主渠道应当依靠社会力量，包括社会团体、各种民办、个人办的以及社区组织兼办的。劳动保障部门更多的不是自己去直接操作，而是在劳动政策、劳务信息、就业培训业务等方面给予指导，对目前运作较好的家政服务就业实体给予重点扶持，形成以点带面，布局合理的家政服务经营载体网络。

各类家政服务中介机构和就业实体应按照家政服务供求双方的需要，遵循业务活动的客观规律，逐步完善运作机制，组织好供求信息的沟通和匹配，执行国家的就业准入、职业资格和劳动（劳务）合同（协议）的要求，实行科学管理，提高匹配效率和服务质量，开展跟进服务业务，真正形成一批信得过的“红娘”。

（五）保障家政服务供求双方合法权益

1、健全和完善供求双方的劳动关系

家政服务员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一般来讲，应当根据法律规章来确定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包括劳动时间、劳动条件、服务质量、工资报酬、权益保障、争议处理等事项，并通过契约的形式来体现。即家政服务员应当与用户直接签订劳务协议，职业中介机构应该提供各种合同的样本，提供咨询指导和相关服务。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家政服务公司是企业实体，所以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是由“三方两纸”形式实现的：一是家政服务公司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与作为自己员工的家政服务员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公司与劳动者的责权利；二是由家政服务公司与用户签订劳务合同，按照用户要求，派出家政服务员。如用户有意见，直接与公司交涉。用户直接向公司交费，由公司再向家政服务员支付工资并代交保险。

2、在发生劳动争议时，享有由劳动保障部门受理劳动争议的权力

按劳动法的规定，对劳动合同以外的劳动争议不予受理。鉴于目前家政服务供求双方签订的多为劳动（劳务）协议形式，因此，劳动保障部门应研究将原劳动争议服务范围加以延伸，受理家政服务劳务协议中有确定劳动关系的劳动争议。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如下：家政服务员与用户发生劳动纠纷，先由家政服务中介机构或家政服务就业实体调解，调解无效，由当地劳动保障争议部门调解，仍无效，由劳动法庭进行仲裁，对仲裁结果不服者，可到当地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六）要逐步将家政服务员纳入社会保障范围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作为国家一个职业的从业人员，家政服务员要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家政服务公司应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对已经开业的家政服务管理机构，应按照有关规定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补办社会保险登记。家政服务就业实体作为社会保险缴费单位应积极参加，并负责组织家政服务员参加社会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是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伤保险是劳动者在因工作而遭受意外伤害、致残或死亡时劳动者本人及其供养直系亲属能够得到国家和社会必要的物质帮助；还有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都要鼓励家政服务员参加。

对家政服务员参加社会保险要实行分类指导，家政服务员应当按照原有身份和工作经历等情况进行区分和确定其参加社会保险的范围和方式。下岗、失业人员在家政服务就业实体就业，在与原所在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同时，社会保险关系按规定转移，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做好接转工作。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参加家政服务工作，在就业所在地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仍继续参加，未参加的，可由家政服务就业实体组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界定其参加社会保险的资格。家政服务员参加社会保险的具体办法由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上，国家鼓励发展补充保险。有条件的家政服务就业实体，也可以参加商业保险。家政服务就业实体在未实行劳动合同制管理前，要为家政服务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医疗疾病等保险，为家政服务员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安全提供保障，保险金可采取由公司和家政服务员个人按比例分担形式缴纳。家政服务就业实体要为用户提供家庭财产责任保险，对家政服务员在劳动过程中损坏的具有一定价值的物品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保险金由家政服务就业实体交纳。

稿件来源：劳动保障部培训就业司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第五篇：中国锂电池产业的发展现状

中国锂电池产业的发展现状

国际新能源网2011-12-21

目前，中国锂电池产业发展主要有两条技术路线：一是磷酸亚铁锂系，二是锰酸锂系。这两种技术路线各有优缺点。锰酸锂系起步早，技术较为成熟，其缺点是单体电池寿命短，满充满放2000次，耐高温性能差。磷酸亚铁锂系是目前国内大多数企业采用的技术路线，其缺点在于两个核心技术的专利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加拿大，而中国发展磷酸亚铁锂系绕不开这两个核心技术，因此存有知识产权隐患。

此外其耐低温性能差，材料一致性控制困难。不管怎样，锂电池技术路线应该由市场机制来选择，发展趋势应该是要高安全、长寿命、轻量化、低价格。关于锂电池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战略定位不准。说起锂电池，传统的观念往往想到电动汽车，其实电动汽车只是锂电池应用领域的一部分。锂电池广泛应用于通信电源，电动汽车，风能、太阳能、智能电网等兆瓦级储能电站等领域，而不只是电动汽车的部件，其科研规划也不应只放在科技部的电动汽车规划下面，而应单列。2.管理体制不清。当前生产锂电池的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行业混乱，恶性竞争严重。缺乏归口管理部门，包括在工信部中也没有确定由哪个司局管理。3.标准体系缺失。甚至可以说还没有锂电池行业标准。现在锂电池生产企业纯粹按用户要求设计产品，规格五花八门，形状有圆有方。一套模具成本几十万，标准未出，企业观望，不能提速发展。很多模具只使用一次，造成极大浪费。检测项目不合理，检测费用高。

锂电池广泛应用于信息、能源、交通、军事等领域。未来巨大的应用空间，将会对锂资源产生巨大的需求。近年来，全球市场对锂电池的需求年均增长超过20%。2009年世界锂产品消费量约4万吨(锂化学产品和锂精矿折算成金属锂)，其中80%是以锂化学产品形态消费于各个应用领域，20%是以锂矿物形态消费于合金、陶瓷和玻璃等行业。锂资源在各领域的消费呈不同幅度的增长，将实现从“工业味精”向“能源金属”的转变。

中国属于锂资源储量大国，锂资源储量为110万吨，2008年的产量为3500吨。盐湖卤水锂矿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湖北等地，矿石锂主要分布在四川、江西、湖南、新疆等地。如果2012年中国生产100万辆电动汽车，那么至少新增2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需求。随着电动汽车的不断推广，对锂的需求大幅上升，今后电池产业将成为碳酸锂最大的市场。因此，中国应从战略资源高度规划锂产业发展。

锂电池具有高密度、无记忆、转换效率高、重量轻、寿命长、无污染等优势，而且从全生命周期看，其成本已低于铅酸电池。因此，动力锂电池将成为新一代动力电池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