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少赞塘约村——读《塘约道路》、走访塘约村的思考

第一篇：劝君少赞塘约村——读《塘约道路》、走访塘约村的思考

劝君少赞塘约村——读《塘约道路》、走访塘约村的思考

莫太赞誉塘约——读《塘约道路》、走访塘约村的思考秦永利2017年6月5日受《塘约道路》一书的鼓舞，我于5月13日，随某团队以学习塘约、宣传塘约为宗旨，兴致勃勃地来到贵州省中部的大山里，书中的“塘约”就坐落在这里。沿着崎岖的山路，汽车渐行渐近，激动的心情也越来越按捺不住：终于就要见到重新回归集体化道路的塘约村风采，可以耳闻目睹这里的人们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致富成果了！我们进村后，村党支部副书记越学成给我们讲述了塘约村灾后重建的经历：2014年贫困村塘约被一场大洪水洗劫后更加贫困，由此他们成立了“社村一体”的合作社，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带领下，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全体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进而做到“七权同确”，极大地巩固了集体所有制。全村重新组织起来，抱团发展，走合作化道路，得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化发展，生产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焕然一新。越副书记介绍说：“之前村里人靠传统（包产到户）搞农业的方式，只能勉强度日，限制了产业规模发展和农民致富的路子，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后，仅一年半的时间，不仅脱贫而且村社的面貌取得前所未有的改善”。是的，在考察中我们看到：崭新的柏油乡村道路，水泥混凝土的山田小道，新修的渠沟，重新加盖和装饰的楼房，村委会办公场所宽敞气派，功能设备齐全，楼宇之间和楼前不时有小车停靠。整个环境春意荡漾，花草茂盛，院落整洁，田园错落有致。对照之前的旧照片，大家齐声赞叹：“变化真是翻天覆地”！然而，随着调查走访的深入，我们了解到一些《塘约道路》书中未提到的，但涉及塘约起步发展性质的重要信息，使我对塘约有了新的认识，对塘约的发展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塘约村有今天的成果，是大量输血、精准扶贫的个例，不是自力更生走集体化道路的模板。（《塘约道路》书中第123页周建琨总结道“要扶持农民内在的创造力，使他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认为，推广塘约道路，就是最大的扶贫资源”。）作为扶贫典型应该欢呼、祝贺，作为自力更生走集体化道路典型我有不同认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了解到：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村社一体”的合作社确实比包产单干进了一大步，就如同改革初期解散集体所有制而分田到户的私有刺激，短期的效果（物质的，人们的精神方面的）一下显现出来，但不能讲这就叫集体所有制，这种方法更不能“极大的巩固了集体所有制”。土地做为个人资产参与入股的模式，只能算作解放初期初级合作社，是临时抱团发展。与现在全国私有化的分田单干的现状相比是进步了，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系列农业革命——从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相比是一种倒退。这个村庄在2014年的那场大水灾后，有党组织带领群众，艰苦奋斗自救的影子，这是可喜可庆的，但谈到靠自力更生，奇迹般的改变了家乡面貌并做为一种道路进行推广是不可取的，是会误导人的。在走访中，我们了解到一些来自政府扶持的资金数据和人员、技术支持的外因作用。这些来自外部的强大资源不是全国所有村庄能享受到的。下面有一组由塘约村合作社理事长丁振桐给我们提供的数据：

1、有政府提供的5400万元用于修建全村房屋和村内道路的资金,即全村所有的房屋和道路修建100%是政府出资的；

2、由政府出资101万元购买各种蔬菜种子，扶持塘约的农业生产起步；

3、塘约有150亩闲置水塘，政府出资30万元购买莲藕种苗，才发展起水产业。仅以上三项合计，由政府出资扶植资金共5531万元。经核实，丁理事长说，这些款项是全部到位的，没有被挪用或贪污的；

4、为了尽快改变产业结构，提高塘约村继续发展的后劲，由平坝县和青岛市合作出资5000万元给塘约村建设现代化蔬菜基地10000平方米，这是一个正在建设的未完成的重大项目。此外，塘约村还贷款50万元用于发展生产。贷款属于借钱还钱，这部分贷款应该算是自力更生，也可算作扶持借贷，但在现实社会中好多农村是很难贷上50万元的。以上是当时调查数据，是天津曹子文老先生、山东汤道杰、河南赵意焕和我四人在场采访的。所以从调查情况看，“塘约村”是作为国家和贵州地方政府落实“精准扶贫”工作并向全国推广的扶贫“示范村”。所以，塘约既然是贵州省扶植起来的一个作为扶贫的示范典型，那么政府会倾心倾力给予更多的营养补给。但全国有70多万个行政村能不能像塘约村那样享受到如此大量资金、人才、技术的扶持？肯定是打岔号的。塘约是个全力扶植的特例，照这样的特例去复制或推广，国家起码需要拿出74万亿来。如果就像撒胡椒粉似的，蜻蜓点水式的政府扶持（就是《塘约道路》第120页说到的“一般认为，使用扶贫资金，不能是像撒胡椒粉似的”），那诸多村庄，即使有一个得力的党支部领导，也是难以在一年半时间里实现这一目标。如果全国农村不能像塘约那样由政府全方位的扶持，那么，走塘约道路也好，还是复制塘约模式也好，要兑现习近平说的，在2020年像塘约水准的如期脱贫，必然是一句空话。现在再回到集体化道路的话题。毛主席早在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文章中谈到：许多农民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了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让它发展下去，农村走向两级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得到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对农业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合作化，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认为，毛主席的合作化，不仅意指1953年起步时期的初级合作社，而更是重在之后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化。只有按照这样的道路走下去，农民的土地才不会流转走样。因为土地等生产资料是属于集体所有，不是塘约现在颁发“身份证”确权后的私人归属。按照现行塘约村的做法，那归私人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是自由入社，也可自由退出。那么，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村里的农民是有权利自由出让或流转到比塘约合作社里更优越的他人手里的。所以，塘约的所谓“道路”，不是有利于公有制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是可靠、可行的范例，远不及最早年代的大寨、周庄和改开中重走公有制集体化的南街村、阳山庄等，这些才是集体所有制的成功典范。所以，塘约村只能作为一种适于当今维持生产资料私有制深化改革之范例去推销而已。我们现在最急迫的，最重要的是遵照毛泽东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提倡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来实现农业生产集体化经营。这是经过60多年反复实践，有诸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成熟案例所证明的。这近40年来三农改革，正如网络上诸多学者所认定的是复辟小农经济，是倒退。农村分田到户的小农经济拖延了我们农村的健康发展，浪费了我们的资源，理论指导陷入混乱局面。王宏甲在《塘约道路》中也多次提到毛主席的著作或思想，如“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走集体化道路的思想，宣传毛主席的工作作风——“毛主席没有写作班子，靠脚，靠自己去搞调研，沉下去，把底层的情况搞清楚了，把百姓的愿望搞清楚了，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问题”。同时，王宏甲在书中也批判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白猫黑猫”的谬论，那么我们就不要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应实事求是地、理直气壮地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用经过长期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批判特色理论，公开宣传、教育农民走公有制的集体化道路，而不要把以“身份证”确权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抱团式发展合作社解读为“最理想的道路”。张全景同志在“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一文中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都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党早在1933年就制定了土改的两个文件。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更加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谁能够满足农民对于土地要求，谁就能在中国取得胜利。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土改的历史进步性毋庸置疑。土改极大地解放了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力。从初级合作化到高级合作化直至公社化的公有制完善、巩固，使农业的发展又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性的支持。新中国在前30年能够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由于农业公有制集体化的紧密、完善配合”。中国历史是中国农民向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走共同致富的斗争历史，正是毛主席、共产党彻底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在中国大地上，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资本和生产方式走合作化管理的道路。建国后近30年的实践，走农村集体化路子，它的实践是成功的，理论是科学的，如大寨、周家庄、南街村等就是佐证。当然以“塘约”来说，走生产资料确权为私有的而经营是合作化的方式，就改开以来的国情，也可以作为一种模式试验的，而且也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实现了利于农民的效应。但“塘约”的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我们首先应宣传推广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下的南街村、周家庄等早已成功的农村公有化道路为妥，不必转很大的弯子刻意地去推广什么“塘约道路”。在《塘约道路》第120页中作者告诉我们说：“在采访中，我已知道，塘约所在的平坝区，2015年年底，经工商部门登记的合作社有210个，……2015年平坝区专业合作社获得财政扶持1349万元”。也就是说，全平坝一个县，政府才投入了1349万元，而塘约一个村子就倾注了政府的那么多资金，是平坝全县的四倍多。所以说，塘约村是在政府全方位扶持下，尤其是在巨额资金等外因推动下，加之有一个确实成功的党支部带领的，能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因素，仅一年半获得如此的业绩，确实是精准地落实了扶贫的政策，但它等、靠、要的色彩浓厚，不属于自力更生典范。最后我要说，左翼媒体和学者要首先宣传推广早已成功的、经过历史考验的大寨、周家庄、南街村、阳山庄等真正自力更生的模范，不要一味地去渲染仅一年多就催化起来的“塘约村”，更不要把塘约标榜为全国农村要复制的道路。那个“塘约道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对它不要太过誉了。

第二篇：《塘约道路》心得体会

《塘约道路》心得体会范文

《塘约道路》心得体会范文

篇一

从一场洪灾让乐平镇塘约村的村民们拧在了一起，在村支书的带领下，塘约成了全国的明星村，塘约道路也成了各地纷纷学习的热潮。通过学习塘约道路，我有以下体会： 第一个体会：“塘约”实质上是一个与群众签订的，由党组织领导、共产党员带头、群众响应，凝心聚力苦干实干、砥砺前行谋求发展的约定

在《塘约道路》这本书中，建立农村合作社进行土地确权流转的实践经验，为农村党组织重新引领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党员重新成为农村发展核心提供了一个成功典范。塘约村行政的六大机构的一把手全部都是党员，而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等一系列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都离不开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广大基层党组织能不能担当历史重任，整合资源、团结人心、统筹各方，带领群众完成好各项目标任务，是对我们党在基层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实实在在的考验。可能发展的道路有千万条、面临的困难有千万种，但发展农村经济、带领农民共富的重任，我们广大农村党组织必须当仁不让“一肩挑”，广大基层党员也必须勇挑重担，首当其冲。第二个体会：“道路”是在实践中走出来的，农村基层民主之路的本质应该以村民为主体，突出两委主导作用和上级党组织保驾护航作用，以村规民约促成村级协同共治 在新常态背景下，“基层发展、村级事务管理、民生服务”对基层管理、治理提出了新需求，推进协同共治很必要、很重要。村规民约，作为一村中全体村民共同制订、共同遵守的自治性行为规范，它是一种集体契约，是一种集体意志的明文化、规范化，是推动协同共治的有力抓手。《塘约道路》中“红九条”“黑名单”等维护着塘约的道德底线，是在中国社会最基层重建乡村规范和重建良好民风，以此来优化协同共治、引领基层发展。这也正体现了村民共治的精神内涵：村民共治是对村民自治的演化和进步，通过真正讲求人民民主，即实现村民自治，也实现村民共治共享。

第三个体会：基层党组织既是深化改革的“先锋官”，也是保持稳定的“稳压器”。越是在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越是需要基层党组织成为落实党的组织制度的“战斗堡垒”，坚守底线、化解矛盾、促进发展

书中，塘约村书记左文学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党支部建设，而重中之重是党员的思想建设。“三会一课”制度在塘约雷打不动，周工作例会制度也坚持得十分到位。塘约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生机勃勃、坚强有力，才能在各种严峻形势面前，经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党的执政地位才会固若磐石。左文学还提到了“四个好”：选好一个路子，建好一个班子，带好一支队伍，用好一套政策，在村党支部建设层面理解的话就是首先确定符合实际、大胆创新的发展理念和坚持原则底线的政治路线；发挥干部决定性因素的作用，选好村级发展和执行上级决定的领头羊，配强配全支村两委班子；严格规范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在村务、党务、财务中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学习党的理论政策和先进的发展理念，活学活用，做到既坚持原则不变通，又灵活掌握促进和谐发展。篇二

——感动。该书开篇第一句：“希望国家发展，关心农村和农民命运的读者，读读这本小册子”。显然是作者希望通过对塘约村改革探索的宣传介绍，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塘约村，窥豹一斑，透过这个小村，去主动思考整个国家的发展前景，关注三农，关心农村和农民命运，让人触动，这也诱使我一气将全文读完。

2018年遭遇了大洪水灾难、濒临绝境的塘约村，在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的带领下，全村群众卯足一股劲，拧成一根绳，打破陈规，闯出了一条新型集体组织道路，使得塘约能够从灾难和贫困中迅速崛起，灾后仅仅两年时间，便从一个村集体经济空壳村，变成拥有200万资产、吸引90%的村民返乡安居乐业的集体化村庄。文中所提及的诸人、诸事，使我感受尤深。

——心动。正如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所指出的，“塘约是新时期的大寨，塘约精神不简单。”不同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小岗村，也不同于改革开放集体经济快速发展的华西村，塘约道路是塘约村农民十八大以来在基层的探索实践。在中国辽阔的农村土地上，塘约的实践不是唯一，但它的精神，是建设中国新农村的典范，这里村庄的变化与人的变化，体现了新中国新农民自强不息的积极态度，其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塘约的成功，某种意义上是精神的力量。塘约所迸发出的巨大能量，启示基层农村，虽然目前还有很多的先天不足和客观束缚，但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穷志短、精神涣散，不去思索、不去奋进。我们渴望和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人生、一个精神焕发的社会、一个精神焕发的国家。

——行动。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13亿多人民和衷共济，只要我们党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塘约道路》让我们看到，实现农村脱贫、全面建成小康、复兴民族伟业，领导力量在党，骨干力量在党员，依靠力量在人民。塘约村的发展之路是一个自力更生脱贫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先进典型，我们要吸取塘约经验、敢于践行，发扬塘约精神、敢于务实，学好塘约道路、敢于坚持，因地制宜走好自身的发展之路。塘约道路尤其需要我们基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做到不忘初心、胸怀理想，积极思考、大胆实践，把“塘约精神”贯穿于当下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敢想、敢干、敢拼，有这种精神的引领和感召，我们才能把各项工作做好，就没有完不成的目标。篇三

分享伊始，薛毅教授感谢了赵月枝教授的邀请。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和探索者，薛毅教授就这本被称为报告文学的《塘约道路》谈了谈他的疑惑和思考。虽然这本书在文字使用等角度上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或者说是好的报告文学作品，但这本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上的《塘约道路》还是有不少地方激起了薛毅教授的兴趣。

薛毅教授认为《塘约道路》是吸收了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的互助组，到合作化运营这个阶段的经验。与此同时，《塘约道路》也吸收了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做法，且两者的通融性比较强。总书记说两个三十年不能否定，不能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这是有一个延续性的。这本书反映了一种乡村本能的经验，是比较有价值的。这本书将塘约的一种奋斗和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矛盾现象进行了一个对接。薛毅教授在第一点中指出，村社一体的合作社，与专业合作社有明显区别，后者是强强联合，使富的更富，前者是强弱联合，同步小康。避免两级分化的问题，令人想起互助组。书中介绍的农民将自己名下的土地以入股的方式交给合作社，让薛毅教授想起了以前合作化运动的初级阶段，初级社就是用这种方式。不过那个时候中国的乡村有一个特点，地主被打掉了，而中农的土地还有很多，这就会出现土地入股但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比如“田五人五”，土地多的人分到的利益就越多。薛毅教授不禁想起了浩然的《艳阳天》，书中所描述的劳动的集体生活是非常美好的。

其次，是这本书中提到的调整产业结构，将外出打工的人员召唤回来，组织起来，成立运输公司，建筑公司。这让薛毅教授想起了八十年代的乡镇和村社企业。书中提到了“农二代”的概念，它是指完全脱离了农村生活的这么一代人。塘约是如何将他们吸引回来的呢？主要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比如说成立运输公司、建筑公司等等方式。在薛毅教授看来，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很可能成功的方式，等于是将在打工者在外学到的本领吸引会村公社里面来，“农二代”不再是我们城市居民想象中的消极角色，而是具有了一定的积极因素，这其中就存在着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可能。然后，薛毅教授提到《塘约道路》这本书中所反映出的合作社里的收入差距问题。合作社农业团队班长年薪五万，完不成预订产值，扣年薪，超过了，超产部分百分之三十归班长，七十归合作社，这部分年终全村分红。其中，百分之四十给农户，百分之三十归合作社，二十提留公积金，一十提留村委会用于办公。薛毅教授认为这种做法类似八十年代集体企业的承包方案。这种做法有一个有点就是将当地人与承包人捆绑在一块，不像后来雇佣关系中就分开了。

再者，让薛毅教授眼前一亮的是这本书中所提到的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这一点说的很明白，制度上落实也很清晰，老百姓完全知道该怎么干，而且会积极的参与，比如他们能够给每个党员评分。薛毅教授认为这解决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精英阶层的困惑——党的地位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八十年代以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反比的关系，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塘约的经验无疑是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薛毅教授还提到了这本书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比如红九条，它是一种乡规民约，是村民集体通过的，因而要比单纯法的层面要更加丰富。比如红白理事会，可以避免农村存在的一些铺张浪费。它一方面是消极的，规定你不能做什么，但另一方面又是积极的，推动你去做什么。当然，薛毅教授认为这本书中提到的乡规民约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完善，现在它还属于消极意义上的。

报告的最后，薛毅教授还提到的这本书中的一个不足，那就是如何村党支部如何处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因为现在的外部环境是资本化的状况，那么当外部环境没有改变，而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的话，就可能会面临群众参与性弱化的问题，比如可能会出现雇佣关系等等。因此，我们也需要评估外部环境对内部环境的影响。

第三篇：塘约道路读后感

塘约道路读后感

（一）说说左二牛

手捧《塘约道路》，心底莫名油然而生一种淡淡的情愫，洁白素雅的装帧风格，不落俗，不耀眼，像一朵静默在池塘里的莲花，正如周墩颐《爱莲说》中所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一杯清茶，凭栏而坐，细细品读，从伊始对塘约的陌生到渐渐清晰，甚至最后，你会被书中塘约这个充满洪荒之力茁壮崛起的农村深深吸引。塘约道路，充分展现了一条破茧成蝶的蝶变之路，一条破斧沉舟的改革发展之路，一条依靠内生动力的崛起之路。

2014年，塘约村遭遇百年未见的大洪水，洪水淹没了村庄，冲毁了田地，让本已不富裕的塘约村民变得一贫如洗。”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塘约只有扬起气吞山河之力斧，才能走出困境，脱离贫穷，走向康庄之路。而人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塘约村民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和上级党委的支持下，成立合作社，建立生产队，通过不断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型，让塘约这个拥有三千多人口，劳动力却不足的“空壳村”逐步走向依靠“内生动力”的致富之路。

通篇文字没有诘屈聱牙生涩之感，如同缓缓溪流，将塘约的各色人物展现其中。质朴的语言，平白的直叙，正如塘约发展道路史中涌现出勤劳朴素的广大农民的形象。最吸引我的莫过于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人称左二牛。他的奋斗史不仅是个人历经磨难的成长史，更折射出党员带领群众致力发展的奋斗史。他的精神不仅是塘约道路上最核心力量的集合体，更体现了塘约村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他果断，不做井底之蛙，拥有走出去海阔天空的闯荡精神。“二牛有种干什么非干成不可的劲儿”，正因如此，打工回村的那段日子，他种过药材、养过猪、养过牛，在一次又一次摸爬滚打中不断总结经验，在失败的熔炉里一次又一次的煅烧历练，明白了做事光有闯劲还不行，得有资金，有新技术，懂市场供求关系。正因他走得出去，回村后打开了塘约村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在步步摸索与探索中打开创业局面。

他有魄力，不拖泥带水，有着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的精神。二牛算得上是“村选干部”最公认的优质人选，“村干部就像一栋房子要有几根柱子，没几根靠得住的柱子，一个村庄撑不起来。你有机会给大家做点事，是福气啊”，父亲左俊榆作为老一代村支书，将梦想和期待传递给儿子，字字珠玑的肺腑之言彻底激发起二牛深藏在血液骨髓里的实干精神，左二牛把养的牛全卖了，怀揣着为民谋福祉的奉献情怀当上了村主任。

他有原则，不跨越红线，有着壮士断腕、破斧沉舟的勇气。越穷越要做人情，越做人情越穷，当他意识到“乡村办酒”就像一个毒瘤扎根在塘约村时，他力刀阔斧，将五花八门的满月酒、周岁酒、生日酒、出殡酒等各种名目的“酒债”之风扼杀住，统一操办酒宴，为塘约村每年节省3000万开支，将陷落在经济与精神双重贫困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的村民送去了清风，带来了安宁。清肃的村规民约弘扬了正气，更维护了“红九条”的道德底线。

他有思想，不故步自封，有着决胜千里之外的豪迈改革激情。“要踩出一条路来，第一步就是要成立合作社，把全村的地都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实现效益最大化。第二步就是调整产业结构。”这不仅仅是二牛想打破塘约村“单打独斗”发展模式的改革决心，更是对塘约未来发展的规划。要让村民、生产队强弱联合，弱弱联合，穷穷联合，逐步带动村民增强信心，脱贫致富，攻坚克难，要“抱团发展”才能引领塘约走向革新之路。

他有恒力，不厌其烦，有着玉不琢不成器的雕琢精神。塘约村在土地确权之后，他不胜其烦，带领村干部重新将撂荒达30%的十个自然村重新丈量，重新登记造册，“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土地确权后实际全村耕地面积4862亩，比确权之前多出了3289.5亩。数字上的视觉冲击足以让我咋舌不已，更别说在3289.5亩上开荒垦田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有些事，是要领着农民干的，有些是农民已经干起来的，我们要跟上”。即时补位，是身段的放下，是“治水必躬亲”的进取谦卑，更是保持新生动力的源泉之本。只有高中知识水平的他硬是通过自身努力，从不知到知，从不懂到懂，琢磨探索出适合塘约发展的“互联网+”模式，进而尝试建立“八村+塘约”的联动合作模式。塘约，不仅改变了自身，更带动了周边，让富裕的种子播撒在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什么是原则，什么是党性？在每个党员的心中，要像种树一样，把根扎下去，要把树种活，成为一颗大树。”根深蒂固才能长成参天大树，一个背离党性，为己谋利的村干部只会被遭受唾骂与背弃。在塘约村的发展道路上涌现出许许多多同左二牛一样的群众、党员和村干部。他曾深有体会地说“什么力量大，人民力量大。什么资源好，人民资源好”，人民才是塘约背水一战、决战决胜的关键，是稳步走在塘约道路上的坚实发展动力。（区执法局 张佳）

塘约道路读后感

（二）读《塘约道路》的几点体会与思考

夏宇

《塘约道路》由报告文学家、著名学者王宏甲所创作，是记录贵州安顺一个穷山村在党组织带领下，如何从灾难之后的一穷二白中，通过重拾集体化道路，重拾乡约民俗，重拾村民自治，实现惊人蜕变的一篇写实报告文学。全文用字简练、文笔朴实、寓意深刻，读后发人深省、使人振奋、催人上进，个人认为是近年以来被穿越、玄幻、盗墓、神剧充斥的现代文坛浊世中难得的一股清流。作为一名基层三农工作者，对文中所提及的诸项事宜，感触尤深。一些体会、几点思考，以飨读者。

一：从改革到深化改革

“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土地流转中心？”左文学说，“通过流转，把承包地重新集中到我们办的村合作社。”

话说到这，大家发言热烈。有人提出疑问：“把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是不是走回头路啊？”

左文学说：“我想过了，以前那叫改革，我们这叫深化改革。”——《塘约道路》第26页

与39年前凤阳小岗村的严俊昌们所承担的巨大政治风险相比，()今天的左文学们无疑要幸运的多。将近40年的变迁，“改革”二字在我国早已从敏感词成长为时髦词，并正逐渐演变为通俗词。改革从增量转向存量，从浅洼地带步入深水区域。而人们对于改革二字的聚焦点，也已从彼时的方向性选择的关注，转移到了对进度与力度的关切。

民之所望，即为施政所向。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这样一种方式，向党内外、国内外回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不要继续改革、如何继续改革、怎样继续改革等重大问题。

一时之间，改革再度成为风靡全国的热词，从农村到城市各个领域、从省到市到地方各个层面，新一轮的改革浪潮不断掀起。

当然，改革就意味着变化，就面领着新的选择，就会有争论、有质疑，各个领域莫外如是。在三农领域，学界、政界也出现了各种争论，集体所有制该不该保存、粮食安全重要性是否如故、耕地红线该不该坚持……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只不过，总有一些道理需要我们紧记，总有一些底线需要我们坚守。

2016年4月，总书记在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三改一损”，体现的正是最高决策层对今时农村改革形势的审度和对各式呼声的正确回应。

“是不是走回头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想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改革？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改革，是为了消除桎梏、提供动力。

39年前分田到户是正确的改革，因为当时的分配制度和产权不清压抑了人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而分田到户所做的，其实就是释放了人的积极性。

今日的农村与当时的农村早已大相径庭。今日农村，青壮劳动力向城市聚集，在农村的都是出不去的和出去了留不住的，这些人或目见或耳闻，大都已知晓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无奈，他们一遍遍仰望隔壁村老王家搬砖挣钱修起来的小洋楼，又一次次庆幸地唏嘘着姚员外投资失败血本无归的典故。他们不甘寂寞，却又安稳于此，期望改变，但从不主动求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塘约的老农民们应该感谢那一场洪水，因为它让他们没得选择，只有联合起来，寻求改变。

农民重新联合起来，不是回到“一大二公”吃大锅饭，而是以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保障，将所有权明确到集体、承包权明确到户、经营权明确到土地合作社，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培育自主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带动现代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就是深化改革。

二：多出了3289.5亩

还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塘约村在土地确权之前，全村的耕地面积是1572.5亩，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一直是这个数目。这次经用仪器测量和土法丈量后，确认的全村耕地面积是4862亩。

没错，多出了3289.5亩。——《塘约道路》第42页

这段话，王宏甲后来在海淀区某大学做报告演讲时也多次提及。我想了很久，也不敢说自己有多么理解他作为一名“局外人”，反复提及这段话、这两个数字的真实意义。我只知道两点，确权以后，农民的地多了。以及，过去的就过去了。

土地确权，是指对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的确认、确定，是对农民集体、农民与土地长期稳定的产权关系的确认。确权之前，归属不清、情况不明，造成了几十年来的糊涂账。确权之后，土地权属清晰、管理方便规范、农民积极性提高、农民权益得到维护。

过去的就过去了。对既成事实的尊重，需要一种勇气，体现了一种智慧。尊重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开拓将来。

由此及彼，联想到另一份重磅文件《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提到，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对“原罪”的宽恕，何尝不是体现了一种胸襟与智慧。

三：你是精准扶贫对象

谷掰寨有个王学英，丈夫七年前因肝炎恶化死了。家里留下四个子女，最小的不到两岁，最大的不到十岁。为给丈夫治病，家里还欠下六万多元债……

她成了建筑队拌灰沙的副工，同时还负责做饭给建房的工人吃。这样她就有工资，一个副工一天工资是120元。

政府给她建的新房子有120平方米，在她看来，这就是天堂一般的房子了。她说她做梦都没想过怎么有这样的好事。

左文学告诉她，她是精准扶贫对象。——《塘约道路》第46、49页

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一般来说，精准扶贫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经过多年的扶贫工作，现在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精准扶贫的意义，不仅在与将大水漫盖变成了滴灌，明确了扶贫对象，提高了施政效率，更在于因人施策，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许多年来指望在农村“用先富带动后富”迅速实现农民脱贫思路的一种纠偏。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如王宏甲所说，一个好的社会，应该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

四：这是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是村民自治

（塘约村村支书左文学在浴桶里想出个村规民约：红九条）

每一条都是警戒的红线，谁踩了红线，就被“拉黑”。

违反九条中的任何一条，就被列入“黑名单”管理。一旦列入，“该户不享受国家任何优惠政策，村支两委也不为该户村民办理任何相关手续。”

“这是村民的基本权利，不能不给办吧。”

回答说：“这是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是村民自治。”——《塘约道路》第70、74页

“村民自治”的官方提法始见于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第四部《宪法》第111条，其中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当时的设想应是为了应对人民公社解体后乡村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乡村社会严重失序的现实。通过村民自治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大制度的联接，为村庄发展提供社会秩序，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破解“三农”难题、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

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近年以来，官方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却并未能够迅速、有效、完全接管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而是被地方黑恶势力分走一大杯羹，例如聊城辱母杀人案中的涉黑高利贷势力。村民自治出现“失灵”甚至“失控”的窘境。

“西湖学者”陈剩勇曾经总结村民自治制度失灵的五个原因：其一，村民自治制度不是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阶层自发生长的秩序，而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产物，缺乏必要的本土资源，包括传统、文化和习俗的支撑，很容易水土不服。其二，目前的农民，总体上小农意识依旧根深蒂固，民主与法治意识不足，契约精神和合作能力有待提高，要求他们自治村庄，“未免有点强人所难”。其三，农村精英的大规模流失，加剧了中国农村的治理危机。其四，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推进乡村民主过程中，普遍“重选举而轻治理”。其五，村民自治和乡村民主建立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基础之上，村民自治制度与乡镇政府管理体制，可谓是一个农村，“两种制度”。“如村委与党支部关系的紧张，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关系的不顺，等等，其根源都可追溯到乡村地区的制度环境。”

回应一下陈教授的“五个原因”：其一，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品，结合中国实际，也能焕发勃勃生机。其二，“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其三，人是用脚投票的。近年以来，外出就业农民工数量增速明显下降，2015年、2016年分别只增长0.4%和0.3%，农民工返乡与就近务工趋势上升相应。在外积累了经验、技术的返乡就业、创业人员可以带动农村社会治理。其四，重选举而轻治理不是中国特色，更不是农村独有。其五，我们正在大力打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

新的自治体制的效能正待验证，但是我相信一点，在今日中国，如果党都办不成的事，那也不用指望别人。

对现状不满，往往就会怀念过去。例如，2014年2月的亚布力论坛，任志强、冯仑等商界大佬呼吁恢复乡绅制度，认为“有乡绅就留得住乡愁，没有乡绅就留不住乡愁，没有乡愁。”

毋庸置疑，乡绅文化在我国农村曾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千年以来，乡绅“在国家政权对基层乡村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充当了政府与乡民之间联系的重要中间角色，兼顾政府和地方利益，为维系地方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费孝通先生的中国社会“双轨政治理论”也认为，自上而下的皇权与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

古代乡绅,大多是告老还乡的官员,荣归故里的商人，或是德才兼备的长者，在暮年为故里发挥余热、泽被后人，无可厚非、令人敬仰。但是今时今日，乡绅文化并不具备快速培育发展的土壤。从塘约的实践我们能够得出结论，靠得住的，只有党、集体和自己。

对现状不满的正确打开方式，应当是努力开创未来。

五、妇女们因丈夫的回乡而精神焕发

崭新的变局使外出打工的绝大多数青壮年返回家乡重建家园，先前撂荒的土地全部种上，“留守儿童”的生活结束了，妇女们因丈夫的回乡而精神焕发。——《塘约道路》导言第2页

留守老人、留守村妇、留守儿童，这是城里人脑海中农村的标签，也是农村的现状。

刘燕舞的《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中曾提及，湖北京山县，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

留守村妇，承担着过量的家庭物理压力，同时也面临着生理、心理上的缺失和安慰，更遭受着来自外界不安全和不良因素的影响。在家庭伦理、社会道德、个人自律、社会规范中，经受着物质、精神、心理的巨大挑战和诱惑。

2012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留守儿童2200万。由于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遇到心理问题得不到正常疏导，极大地影响了其身心健康形成人格扭曲的隐患，导致儿童行为习惯较差，并且极易产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甚至犯罪的倾向。北方某省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青少年犯罪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已高达20%。

而对于那些青壮劳动力来说，一边是回不去的故乡，一边是融不进的城市。

我们该做点什么呢？

让农民融的进城市，也回得去农村。

要进城的，要让他们带着资产进城，带着一家老小进城，成为新市民，并且，在农村还要保留他们的权益，他们的权益，由集体来负责，政府来监督。

要回村的，要让他们有事可做、有钱可挣、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这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政府要出力、集体要出力、社会也要出力。

“农民工有了更多选择，他可以选择进城落户，也可以选择留在农村。城市里的人，去农村创业的也有。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在推进。城乡差距存在，但是在不断缩小。城乡互动增强，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现象。”——陈锡文

塘约道路读后感

（三）谢大勇

稳定、富强的社会，不取决于社会富豪的多寡，而是没有穷人。

《塘约道路》，刚从镇上组织室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心里并没有太在意。拿回村里去之后，就扔在办公桌上一直没有去翻它。一日，随镇上领导去邻村长岗村检查扶贫工作，当看到这本《塘约道路》时，随口就问道：“金书记，你还看了这本书啊”！金书记肯定的回答了我－－“看了，认真的看了”。一个在农村工作了一辈子的村书记看了这本书，还是认真的看了这本书，他的话给我心里很大的触动。回来之后，我就迫不及待的从办公桌上一堆文件下面翻出了它，认真的阅读了王宏甲著作的《塘约道路》。

塘约村

读完《塘约道路》一书后，作为一名行政村党支部书记、一名贫困村的书记，书中介绍的事情，使我久久不能平静。该书紧扣时代的脉搏，以扶贫攻坚为主题，反映了当下贫困村里普通老百姓的脱贫故事。塘约是贵州安顺的一个村，一个中国大地上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和我所在的太湖村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一样的省级贫困村、一样的青壮年外出打工的“空壳村”。他们穷则思变，“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巩固了党的基层组织力量，成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全票通过、老年人志愿者、返乡的人群”，村民的选择，全体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进而做到“七权同确”，极大地巩固了集体所有制。全村重新组织起来，抱团发展，走集体化道路，变化和成效都令人惊叹。

铜闸镇太湖村村部

2014年以来我村围绕“贫困村出列、贫困户脱贫”的目标，共脱贫贫困人口163人,村集体经济收入也逐年增加，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得到了不断的改善，美丽乡村的建设极大的改变了以往脏、乱的村居环境，村民生活幸福感指数不断提高；摸索和探寻，以“一人一策”的工作方法，结合贫困户自身需求，订单式的开展工作，贫困户需要什么，我们就依照扶贫政策给予什么，产业帮扶从一开始的1户养殖土鸡到如今9户养殖；就业扶贫从开始的3人保洁员到如今的21人保洁员，正是通过贫困户自身的造血，让他们真正在扶贫中发展起来，树立起脱贫的信心。集体经济的增收一直困扰着我们两委班子，我想，我的太湖可以复制塘约模式吗？这么干，行不行？

我们也在2015年和今年，先后激情满怀的成立了劳务公司和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是想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挖掘潜力，壮大集体经济，但收效甚微。困惑着，怎么才能把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起来？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读了《塘约道路》，让我这个贫困村的书记在带领村两委脱贫攻坚中似乎找到了一丝灵感。塘约道路是脱贫攻坚战中值得借鉴的，但我们不能一味的效仿，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条，单纯的模仿只会使自身失去活力与特色，难以摆脱贫困的困扰，有可能更加陷入贫困的沼泽。唯有借鉴成功经验，结合自身发展状况，量体裁衣找到自己发展的特色，才能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找到一条有利于本地精准脱贫的阳光大道。

稳定、富强的社会，不取决于社会富豪的多寡，而是没有穷人。脱贫战役已步入攻坚阶段，作为一名战斗在一线的扶贫工作者应结合实际，加强自身工作能力，增强政策了解，为群众讲解政策方针，将精准脱贫细致做好，为脱贫攻坚贡献自己应尽之力。

第四篇：读《塘约道路》心得体会

读《塘约道路》心得体会

土牧尔台镇八号地村驻村第一书记 李志军

“塘约”这个地方第一次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王宏甲老师的《塘约道路》这部作品，此前我不知道贵州省有这样的一个村庄，事实上2016年前塘约也并不出名，和全国大多数农村没有什么两样。读了《塘约道路》这本报告文学，我的内心受到很大震撼，看到了一个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背景下轰轰烈烈建设美丽乡村的典型，看到了一批带领群众脱贫攻坚的优秀党员干部，不由地生发出许多感动、敬佩之情，“塘约”是脱贫的一面典型旗帜，虽然我们无法完全复制他们走向成功的做法，但塘约精神、塘约发展的理念教育启迪了我们。

中国有一个成语“破茧重生”，我觉得用它来形容塘约村近几年的改革发展道路比较合适。2014年6月3日，塘约村遭遇了百年未见的大洪水，变成了一片一贫如洗的废墟，村支书左文学带领村委会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开展自救，冒着危险转移群众和抢救财物。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亲眼目睹这一场景后，非常肯定的对左文学说：“你这个村子有前途，班子很强，这么大的水，人住的这么散，没死一个人，你们干部了不起。”左文学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塘约村干部身上表现出的无私无畏的精神，让我们确实感动。

周建琨书记关于发展塘约村的一席话，惊醒了左文学这个“梦中人”，走全村抱团发展的集体化道路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重要选择。如何让群众认识合作社，并把土地流转到合作社，左文学等11位干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塘约村的土地确权，巩固了集体所有制，保障了每一户村民的承包经营权，维护了全体村民的利益。其实,土地确权是摆在许多农村的重要课题，因为其中存在许多矛盾，好多地方确权工作一直难以开展下去。提到土地流转，使我想到了过去一段岁月，我们引导农民将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大户或公司，采取大户＋农户和公司＋农户的方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体农民共同富裕。但结果显而易见，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依旧贫穷，要想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像塘约村发展集体经济。塘约村成为中国“七权同确第一村”，着实让中国农民高兴了一把，内心重新燃起脱贫致富的火焰。书中提到的王学英，一个35岁的女人独自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过去困难生活无法形容。现在，精准扶贫解决了他一家五口人的住房，合作社给她带来就业的机会，有了稳定的收入。她说，“现在就怕解散合作社”，这就是农民最朴素的情怀。

读了这本书后，我在不断思索：什么原因让塘约村在短短几年的时间蜕变成一个美丽乡村。我想，他们完成了土地集中后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塘约村合作社组建了农业生产队、建筑队、运输队等专业队，并按照社员不同的能力特长进行分工，有驾驶能力和经验的被安排进运输队，擅长建筑的被安排进建筑队等等，真正做到人尽其才，充分激发了农民的内生动力，调动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塘约村生产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的不断提高，改变过去土地产出率和商品率低的状况，合作社带领村民实现崭新的劳动生活。

物质贫穷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精神的贫穷。我们现在有不少群众甘心情愿当“贫困户”，甚至有的以当上贫困户为荣，这是精神贫穷的典型。左文学不仅通过办合作社、走集体经济道路带领村民致富，而且他还在培育村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塘约的“红九条”，每一条都是维护道德的底线，是在中国社会最基层重建乡村规范和重建良好民风。书中提到对几位村民违反“红九条”的惩治，确实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

《塘约道路》带给我的思考远不止这些，它让我更真切的认识到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认识到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意义。还认识到要发展新农村，就必须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惟有如此，才能建设出社会主义美丽乡村。

第五篇：读《塘约道路》有感2000字

读《塘约道路》有感2000字

小人物之言

写在前面：

之前的领导给单位每人送了一本《塘约》，让看完交一篇读后感给他。当天吃完晚饭开始，看完才十点半，这要感谢这些年来网络小说培养出的阅读速度。看完之后的确心潮澎湃，也趁着感觉没有消退写了一篇读后感。虽然初始目的是写给领导看的，但还没来得及上交，领导就调走了。写了一场，也的确是内心所想，发到这里大家凑合看看。

3月25日

=======以下为正文=======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读作品一直以来都有这么一句话，“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在最开始我得先说说我眼中的《塘约道路》是本什么样的书。

如果说，有人对《清明上河图》中呈现出的北宋时期都城汴梁的市井民情有兴趣，那么我推荐你也可以去看看《东京梦华录》，也是重点描绘了北宋都城的市民起居、生活日常。如果对清代的贵族生活日常感兴趣，那就去读《红楼梦》。如果对近现代社会巨变下普通农民生活感兴趣，那就去读《活着》。不油然想到，几百年，甚至更久远以后，如果有人想要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农村的变革，《塘约道路》会不会也榜上有名。那么，后人应该会和我们一样，通过这本书感受到塘约人的走投无路、王学英的心酸、陈学珍的艰难、世情的阻力、左文学的坚决、村干部的利落、老年人的感动、王宏甲的澎湃吧？

幸运的是，我们和书中的塘约处于同一个时间节点。我们近到一天之内可以坐车到达塘约，可以去亲眼看看书中的塘约村和塘约人，亲眼见证一下他们创造出的我们这个时代属于农村的新篇章。如果有这个机会，我们触摸到的不再仅仅是塘约村，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脉搏，亦是后人的历史，而我们正在历史的当下。

塘约为什么能成功

阅读一般有两种作用，一种是鉴于实践，一种是慰藉内心。《塘约道路》显然是一本能够“鉴于实践”的书。那么“塘约为什么能够成功”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就是这本书的精华。是精华，我们就来浓缩一下。思来想去，我把塘约的成功归纳成四点：不破不立、信任权威、头羊远见和内生动力。

一是不破不立。一切都源自一场洪灾，这场洪灾几乎让塘约村大部分人一无所有，也正式因为一无所有，才能破釜沉舟。幸运的是没有人死于这场洪灾，只要人在，希望就在，希望在就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古人说“福兮祸所依”,如果不是洪灾，塘约想走上合作社的道路可能会晚很多、难很多。如果不是真的走头无路，又会有多少人愿意拿出自己的土地入股合作社呢？

二是信任权威。这里不仅仅指的是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村干部在村民中所树立的形象。这种形象得是村干部平时一口唾沫一个钉子的“言出必行”,得是村干部从自身做起的“不谋私利”,得是村干部平时处理问题时的“客观公正”.对于村民来说，与他们利益有直接关系的往往不是乡镇党委和政府，而是村干部。只要村两委的正气发挥出来，村民必然会聚拢靠紧，自然会信任村干部，公信力自然就树立起来了。

三是头羊远见。靖西有很多养羊的人家，每次去乡镇的路上羊群少则十几头，多则几十头，而放羊的却只有一个人。听同事说，在头羊脖子上系个铃铛，看好头羊就可以了。羊群会听着铃声，跟着头羊走。如果这样，那么头羊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如果一个村想要寻找出路，想要发展，那么头羊的阅历和经历就显得无比重要。比如塘约村那个读《古文观止》、在外打过工、自己搞过产业的村支书左文学；比如读老子，并用于实践的村干部曹明友。

四是内生动力。《塘约道路》呈现的人物，从村干部到普通村民，每个人都充满干劲儿、积极向上、乐于奉献。只要是为整个村子好的事儿，都积极响应号召，没有人去计较个人得失，不会凡事都掰扯清楚“凭什么”.这种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内生动力”是贯穿始终的，却也是最难得的。

我们可以借鉴什么

从公权力出发，一是村干部要尊重村民，而不是代替村民。我理解的就是，多开村民代表大会，用开会的方式宣传政策和方针，先引导村民代表自愿接受，再由村民代表引导村民自愿接受，而不是代替村民做决定，然后突兀的压上去让村民接受某个决定。这也是村民代表大会的意义。二是上级党委和政府，要“警惕体制束缚农民的首创”.我的理解是，在面对社会快速变化的当下，遇见新事物不要先急着否定，不要以固有的思想和模式去套用，先要深入了解和调研才有发言权。毕竟有句话叫做“高手在民间”,还有句话叫做“存在即合理”.从个体出发，从村干部到上级党政领导干部，都不能放慢学习的脚步。不仅要自己学习，还要组织大家一起学习。我在读《塘约道路》时注意到，在组织统一学习方针政策之前，每次村支两委的会议，村干部之间的沟通是流畅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都在一个频道。我不知道是作者是有意带过，还是真的交流很顺畅。如果是真的有这么顺畅，那么至少多年以来塘约村的基础教育抓的很好，村干部的政治觉悟也很高，最新的方针政策都能了解，这样才能说到一起去，劲儿往一处使。再转念一想，()如果一个村级干部都能自觉学习、自我提升，那么上级党政干部还有什么理由懈怠学习呢？

内生动力需要“举善而教不能”.王宏甲在书中写道：“面对塘约村涌现的新气象，我再次注意到他们的‘综合培训中心’，心想现在这里还真是需要这样一个学习场所。我不禁想起春秋时季康子曾向孔子请教如何能使民勤勉。孔子说举善而教不能。我想孔子的意思大约是说，人是由于能力的欠缺，不知该干什么才被看作懒。你推崇正直，教给他才能，他就勤劳了。”

简单讲，就是在平时要树立好的典范，教导才能不显的人。再简化一点，就是“树典范、抓教育”,但这是个长期施为的过程。再延展一点，就是“去矇昧、做宣传”.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私认为靖西可能是地理位置的原因，对“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的认同度并不高。那么在“抓教育”的基础上，辅以标准化的宣传就很有必要了。像上次部全体会议时领导提出的“农村讲习所”,到村里去宣传方针政策。受此启发，我觉得可以把村里的广播利用起来，每天除了固定播报重要的新闻简讯以外，还可以播放其他的。方针政策不愿意听，故事总愿意听吧？不说那些可读性不高的作品，就金庸小说总有人喜欢听吧？听多了至少能沾点“义”味的，如果能多一点人能重“义”而不是“利”,那么我们也能随时号召村民为村集体出工出力。如果嫌小说长，《读者》、《译林》的小故事总可以吧，时间久了总有一两个能入耳吧？那届时是不是可以有所改变呢？

2018年元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