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约道路》读后感：《塘约道路》的“大合”之道

第一篇：《塘约道路》读后感：《塘约道路》的“大合”之道

《塘约道路》读后感：《塘约道路》的“大

合”之道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对市场经济条下农村怎样发展？方向在哪儿？农村党组织该如何准确定位？笔者认为：《塘约道路》给出了最好的解答。

第一，巩固党在基层的领导地位，必须牢牢抓住政治引领和经济主导这两个支撑点。目前，“支村不合”的现象目前在农村比较普遍，期间不少支部书记就反映，农村对支书、村长谁大的问题认识模糊，有个村甚至还出现这样的怪事儿：村长一上任，就在自己办公桌上立了块牌子，写着“本村第一行政长官”。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成了党和国家的“第一要务”。而在广大农村，我们恰恰忽略了党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和地位。随着市场经济不断繁荣，在越来越活跃的农村经济活动中，村长作为法人代表，其在村务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凸现，在农村群众心目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反观支部书记的地位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基层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光抓政治引领不抓经济主导，实现党对基层工作的绝对领导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塘约道路》这本书中，建立农村合作社的实践经验，为农村党组织重新占据农村经济主导地位提供了平台和契机。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等一系列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都离不开经济发展这个基础，广大基层党组织能不能担当历史重任，整合资源、团结人心、统筹各方，带领群众完成好各项目标任务，是对我们党在基层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实实在在的考验。可能发展的道路有千万条、面临的困难有千万种，但发展农村经济、带领农民共富的重任，我们广大农村党组织必须当仁不让“一肩挑”。

第二，农村基层民主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村民共治”理念是对“村民自治”的发展和演进。《塘约道理》这本书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农村通过土地集约经营实现强村富民的成功典范，更涉及了农村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特别的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并从实践与理论两个维度，深刻探讨了这几大建设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些探讨，书中围绕面对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与走向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意见和理念，我感觉这是《塘约道路》最“闪光”、最“宝贵”的东西。其中，“村民共治”这个理念的提出，给我的启发最大。自1998年11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我们讲得最多的是“村民自治”，让不少农村老百姓尤其是村委会干部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跳脱”党的领导的错误认识，一些村委会干部，甚至扬言“我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党委管不着”，而在现实工作中，也确实存在对一些不合格村委干部处理难的问题，这是当前农村治理和发展的一大“顽疾”。书中提到塘约村的村委会、合作社、老年协会、妇女创业联合会、产权改革办、红白酒席理事会六大机构，在党总支的领导下，一把手都必须是党总支委员，就从领导机制和组织架构上确立了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实现党对基层一切工作的统领。坚持“三会一”等组织生活制度，既是政治生活的必需，更是增强党组织向心力、战斗力，提升基层党组织地位的有力武器，书中也特别强调了塘约村雷打不动坚持“三会一”制度；书中还强调了村规民约的重要性，像“红九条”“黑名单”等等，在党组织主导下制定村规民约的过程，就是把党的正确主张和要求转化为农民群众自觉行为规范的生动实践，这就是教育农民，教化农民，也是“赢得人心、凝聚人心”的“最大的政治”。

第三，实现农村健康发展、长治久安，解决好思想层面问题即是先决条也是最终目的。书中谈到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前夕提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五六十年代塘约村所经历的“要知天下事、天天听广播”的那段岁月里，群众都有种强烈的感觉：几亿人能够同时听到社会主义旋律，自己身处山沟沟，也是同全国几亿人连在一起。这就是“教育农民”的重要性，总书记曾反复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要发展必须凝聚人心，要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必须凝聚人心，“教育农民、统一思想”这只手必须牢牢抓住，不管什么时代、什么环境下都不能丝毫放松。新时代的“要知天下事、天天听广播”。书中也提到“当前的农村发展单打独斗没有出路”，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近40年来，分的不仅仅是土地，分的也是人心，当人人皆为自己的私利而奔忙的时候，集体的观念也随之愈来愈淡化。而当农村发展进入大联合大协作大区域的历史新时期，怎样把人心重新聚拢起来，又成了时代性题。应该说，当前农村的发展稳定迫切需要重视和抓好农民教育，把农民群众的思想统一起来、认识提高起来，只有民心齐了，其他工作开展才具备基础条。马克思讲“物质决定意识”，反过来，通过土地集约经营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追求共同富裕，能够把老百姓从谋私利的思想和行为引导上谋公利上来，引导到党的正确主张和决策上来。塘约道路的“合”，以民心民意的“合”保障了生产资料的“合”，以经济发展的“合”推动了政治生态、社会治理、党群关系的“合”，这是塘约的“大合”之道。

第二篇：塘约道路读后感

塘约道路读后感

（一）说说左二牛

手捧《塘约道路》，心底莫名油然而生一种淡淡的情愫，洁白素雅的装帧风格，不落俗，不耀眼，像一朵静默在池塘里的莲花，正如周墩颐《爱莲说》中所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一杯清茶，凭栏而坐，细细品读，从伊始对塘约的陌生到渐渐清晰，甚至最后，你会被书中塘约这个充满洪荒之力茁壮崛起的农村深深吸引。塘约道路，充分展现了一条破茧成蝶的蝶变之路，一条破斧沉舟的改革发展之路，一条依靠内生动力的崛起之路。

2014年，塘约村遭遇百年未见的大洪水，洪水淹没了村庄，冲毁了田地，让本已不富裕的塘约村民变得一贫如洗。”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塘约只有扬起气吞山河之力斧，才能走出困境，脱离贫穷，走向康庄之路。而人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塘约村民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和上级党委的支持下，成立合作社，建立生产队，通过不断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型，让塘约这个拥有三千多人口，劳动力却不足的“空壳村”逐步走向依靠“内生动力”的致富之路。

通篇文字没有诘屈聱牙生涩之感，如同缓缓溪流，将塘约的各色人物展现其中。质朴的语言，平白的直叙，正如塘约发展道路史中涌现出勤劳朴素的广大农民的形象。最吸引我的莫过于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人称左二牛。他的奋斗史不仅是个人历经磨难的成长史，更折射出党员带领群众致力发展的奋斗史。他的精神不仅是塘约道路上最核心力量的集合体，更体现了塘约村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他果断，不做井底之蛙，拥有走出去海阔天空的闯荡精神。“二牛有种干什么非干成不可的劲儿”，正因如此，打工回村的那段日子，他种过药材、养过猪、养过牛，在一次又一次摸爬滚打中不断总结经验，在失败的熔炉里一次又一次的煅烧历练，明白了做事光有闯劲还不行，得有资金，有新技术，懂市场供求关系。正因他走得出去，回村后打开了塘约村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在步步摸索与探索中打开创业局面。

他有魄力，不拖泥带水，有着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的精神。二牛算得上是“村选干部”最公认的优质人选，“村干部就像一栋房子要有几根柱子，没几根靠得住的柱子，一个村庄撑不起来。你有机会给大家做点事，是福气啊”，父亲左俊榆作为老一代村支书，将梦想和期待传递给儿子，字字珠玑的肺腑之言彻底激发起二牛深藏在血液骨髓里的实干精神，左二牛把养的牛全卖了，怀揣着为民谋福祉的奉献情怀当上了村主任。

他有原则，不跨越红线，有着壮士断腕、破斧沉舟的勇气。越穷越要做人情，越做人情越穷，当他意识到“乡村办酒”就像一个毒瘤扎根在塘约村时，他力刀阔斧，将五花八门的满月酒、周岁酒、生日酒、出殡酒等各种名目的“酒债”之风扼杀住，统一操办酒宴，为塘约村每年节省3000万开支，将陷落在经济与精神双重贫困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的村民送去了清风，带来了安宁。清肃的村规民约弘扬了正气，更维护了“红九条”的道德底线。

他有思想，不故步自封，有着决胜千里之外的豪迈改革激情。“要踩出一条路来，第一步就是要成立合作社，把全村的地都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实现效益最大化。第二步就是调整产业结构。”这不仅仅是二牛想打破塘约村“单打独斗”发展模式的改革决心，更是对塘约未来发展的规划。要让村民、生产队强弱联合，弱弱联合，穷穷联合，逐步带动村民增强信心，脱贫致富，攻坚克难，要“抱团发展”才能引领塘约走向革新之路。

他有恒力，不厌其烦，有着玉不琢不成器的雕琢精神。塘约村在土地确权之后，他不胜其烦，带领村干部重新将撂荒达30%的十个自然村重新丈量，重新登记造册，“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土地确权后实际全村耕地面积4862亩，比确权之前多出了3289.5亩。数字上的视觉冲击足以让我咋舌不已，更别说在3289.5亩上开荒垦田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有些事，是要领着农民干的，有些是农民已经干起来的，我们要跟上”。即时补位，是身段的放下，是“治水必躬亲”的进取谦卑，更是保持新生动力的源泉之本。只有高中知识水平的他硬是通过自身努力，从不知到知，从不懂到懂，琢磨探索出适合塘约发展的“互联网+”模式，进而尝试建立“八村+塘约”的联动合作模式。塘约，不仅改变了自身，更带动了周边，让富裕的种子播撒在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什么是原则，什么是党性？在每个党员的心中，要像种树一样，把根扎下去，要把树种活，成为一颗大树。”根深蒂固才能长成参天大树，一个背离党性，为己谋利的村干部只会被遭受唾骂与背弃。在塘约村的发展道路上涌现出许许多多同左二牛一样的群众、党员和村干部。他曾深有体会地说“什么力量大，人民力量大。什么资源好，人民资源好”，人民才是塘约背水一战、决战决胜的关键，是稳步走在塘约道路上的坚实发展动力。（区执法局 张佳）

塘约道路读后感

（二）读《塘约道路》的几点体会与思考

夏宇

《塘约道路》由报告文学家、著名学者王宏甲所创作，是记录贵州安顺一个穷山村在党组织带领下，如何从灾难之后的一穷二白中，通过重拾集体化道路，重拾乡约民俗，重拾村民自治，实现惊人蜕变的一篇写实报告文学。全文用字简练、文笔朴实、寓意深刻，读后发人深省、使人振奋、催人上进，个人认为是近年以来被穿越、玄幻、盗墓、神剧充斥的现代文坛浊世中难得的一股清流。作为一名基层三农工作者，对文中所提及的诸项事宜，感触尤深。一些体会、几点思考，以飨读者。

一：从改革到深化改革

“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土地流转中心？”左文学说，“通过流转，把承包地重新集中到我们办的村合作社。”

话说到这，大家发言热烈。有人提出疑问：“把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是不是走回头路啊？”

左文学说：“我想过了，以前那叫改革，我们这叫深化改革。”——《塘约道路》第26页

与39年前凤阳小岗村的严俊昌们所承担的巨大政治风险相比，()今天的左文学们无疑要幸运的多。将近40年的变迁，“改革”二字在我国早已从敏感词成长为时髦词，并正逐渐演变为通俗词。改革从增量转向存量，从浅洼地带步入深水区域。而人们对于改革二字的聚焦点，也已从彼时的方向性选择的关注，转移到了对进度与力度的关切。

民之所望，即为施政所向。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这样一种方式，向党内外、国内外回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不要继续改革、如何继续改革、怎样继续改革等重大问题。

一时之间，改革再度成为风靡全国的热词，从农村到城市各个领域、从省到市到地方各个层面，新一轮的改革浪潮不断掀起。

当然，改革就意味着变化，就面领着新的选择，就会有争论、有质疑，各个领域莫外如是。在三农领域，学界、政界也出现了各种争论，集体所有制该不该保存、粮食安全重要性是否如故、耕地红线该不该坚持……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只不过，总有一些道理需要我们紧记，总有一些底线需要我们坚守。

2016年4月，总书记在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三改一损”，体现的正是最高决策层对今时农村改革形势的审度和对各式呼声的正确回应。

“是不是走回头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想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改革？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改革，是为了消除桎梏、提供动力。

39年前分田到户是正确的改革，因为当时的分配制度和产权不清压抑了人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而分田到户所做的，其实就是释放了人的积极性。

今日的农村与当时的农村早已大相径庭。今日农村，青壮劳动力向城市聚集，在农村的都是出不去的和出去了留不住的，这些人或目见或耳闻，大都已知晓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无奈，他们一遍遍仰望隔壁村老王家搬砖挣钱修起来的小洋楼，又一次次庆幸地唏嘘着姚员外投资失败血本无归的典故。他们不甘寂寞，却又安稳于此，期望改变，但从不主动求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塘约的老农民们应该感谢那一场洪水，因为它让他们没得选择，只有联合起来，寻求改变。

农民重新联合起来，不是回到“一大二公”吃大锅饭，而是以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保障，将所有权明确到集体、承包权明确到户、经营权明确到土地合作社，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培育自主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带动现代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就是深化改革。

二：多出了3289.5亩

还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塘约村在土地确权之前，全村的耕地面积是1572.5亩，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一直是这个数目。这次经用仪器测量和土法丈量后，确认的全村耕地面积是4862亩。

没错，多出了3289.5亩。——《塘约道路》第42页

这段话，王宏甲后来在海淀区某大学做报告演讲时也多次提及。我想了很久，也不敢说自己有多么理解他作为一名“局外人”，反复提及这段话、这两个数字的真实意义。我只知道两点，确权以后，农民的地多了。以及，过去的就过去了。

土地确权，是指对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的确认、确定，是对农民集体、农民与土地长期稳定的产权关系的确认。确权之前，归属不清、情况不明，造成了几十年来的糊涂账。确权之后，土地权属清晰、管理方便规范、农民积极性提高、农民权益得到维护。

过去的就过去了。对既成事实的尊重，需要一种勇气，体现了一种智慧。尊重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开拓将来。

由此及彼，联想到另一份重磅文件《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提到，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对“原罪”的宽恕，何尝不是体现了一种胸襟与智慧。

三：你是精准扶贫对象

谷掰寨有个王学英，丈夫七年前因肝炎恶化死了。家里留下四个子女，最小的不到两岁，最大的不到十岁。为给丈夫治病，家里还欠下六万多元债……

她成了建筑队拌灰沙的副工，同时还负责做饭给建房的工人吃。这样她就有工资，一个副工一天工资是120元。

政府给她建的新房子有120平方米，在她看来，这就是天堂一般的房子了。她说她做梦都没想过怎么有这样的好事。

左文学告诉她，她是精准扶贫对象。——《塘约道路》第46、49页

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一般来说，精准扶贫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经过多年的扶贫工作，现在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精准扶贫的意义，不仅在与将大水漫盖变成了滴灌，明确了扶贫对象，提高了施政效率，更在于因人施策，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许多年来指望在农村“用先富带动后富”迅速实现农民脱贫思路的一种纠偏。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如王宏甲所说，一个好的社会，应该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

四：这是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是村民自治

（塘约村村支书左文学在浴桶里想出个村规民约：红九条）

每一条都是警戒的红线，谁踩了红线，就被“拉黑”。

违反九条中的任何一条，就被列入“黑名单”管理。一旦列入，“该户不享受国家任何优惠政策，村支两委也不为该户村民办理任何相关手续。”

“这是村民的基本权利，不能不给办吧。”

回答说：“这是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是村民自治。”——《塘约道路》第70、74页

“村民自治”的官方提法始见于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第四部《宪法》第111条，其中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当时的设想应是为了应对人民公社解体后乡村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乡村社会严重失序的现实。通过村民自治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大制度的联接，为村庄发展提供社会秩序，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破解“三农”难题、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

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近年以来，官方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却并未能够迅速、有效、完全接管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而是被地方黑恶势力分走一大杯羹，例如聊城辱母杀人案中的涉黑高利贷势力。村民自治出现“失灵”甚至“失控”的窘境。

“西湖学者”陈剩勇曾经总结村民自治制度失灵的五个原因：其一，村民自治制度不是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阶层自发生长的秩序，而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产物，缺乏必要的本土资源，包括传统、文化和习俗的支撑，很容易水土不服。其二，目前的农民，总体上小农意识依旧根深蒂固，民主与法治意识不足，契约精神和合作能力有待提高，要求他们自治村庄，“未免有点强人所难”。其三，农村精英的大规模流失，加剧了中国农村的治理危机。其四，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推进乡村民主过程中，普遍“重选举而轻治理”。其五，村民自治和乡村民主建立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基础之上，村民自治制度与乡镇政府管理体制，可谓是一个农村，“两种制度”。“如村委与党支部关系的紧张，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关系的不顺，等等，其根源都可追溯到乡村地区的制度环境。”

回应一下陈教授的“五个原因”：其一，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品，结合中国实际，也能焕发勃勃生机。其二，“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其三，人是用脚投票的。近年以来，外出就业农民工数量增速明显下降，2015年、2016年分别只增长0.4%和0.3%，农民工返乡与就近务工趋势上升相应。在外积累了经验、技术的返乡就业、创业人员可以带动农村社会治理。其四，重选举而轻治理不是中国特色，更不是农村独有。其五，我们正在大力打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

新的自治体制的效能正待验证，但是我相信一点，在今日中国，如果党都办不成的事，那也不用指望别人。

对现状不满，往往就会怀念过去。例如，2014年2月的亚布力论坛，任志强、冯仑等商界大佬呼吁恢复乡绅制度，认为“有乡绅就留得住乡愁，没有乡绅就留不住乡愁，没有乡愁。”

毋庸置疑，乡绅文化在我国农村曾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千年以来，乡绅“在国家政权对基层乡村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充当了政府与乡民之间联系的重要中间角色，兼顾政府和地方利益，为维系地方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费孝通先生的中国社会“双轨政治理论”也认为，自上而下的皇权与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

古代乡绅,大多是告老还乡的官员,荣归故里的商人，或是德才兼备的长者，在暮年为故里发挥余热、泽被后人，无可厚非、令人敬仰。但是今时今日，乡绅文化并不具备快速培育发展的土壤。从塘约的实践我们能够得出结论，靠得住的，只有党、集体和自己。

对现状不满的正确打开方式，应当是努力开创未来。

五、妇女们因丈夫的回乡而精神焕发

崭新的变局使外出打工的绝大多数青壮年返回家乡重建家园，先前撂荒的土地全部种上，“留守儿童”的生活结束了，妇女们因丈夫的回乡而精神焕发。——《塘约道路》导言第2页

留守老人、留守村妇、留守儿童，这是城里人脑海中农村的标签，也是农村的现状。

刘燕舞的《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中曾提及，湖北京山县，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

留守村妇，承担着过量的家庭物理压力，同时也面临着生理、心理上的缺失和安慰，更遭受着来自外界不安全和不良因素的影响。在家庭伦理、社会道德、个人自律、社会规范中，经受着物质、精神、心理的巨大挑战和诱惑。

2012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留守儿童2200万。由于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遇到心理问题得不到正常疏导，极大地影响了其身心健康形成人格扭曲的隐患，导致儿童行为习惯较差，并且极易产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甚至犯罪的倾向。北方某省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青少年犯罪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已高达20%。

而对于那些青壮劳动力来说，一边是回不去的故乡，一边是融不进的城市。

我们该做点什么呢？

让农民融的进城市，也回得去农村。

要进城的，要让他们带着资产进城，带着一家老小进城，成为新市民，并且，在农村还要保留他们的权益，他们的权益，由集体来负责，政府来监督。

要回村的，要让他们有事可做、有钱可挣、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这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政府要出力、集体要出力、社会也要出力。

“农民工有了更多选择，他可以选择进城落户，也可以选择留在农村。城市里的人，去农村创业的也有。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在推进。城乡差距存在，但是在不断缩小。城乡互动增强，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现象。”——陈锡文

塘约道路读后感

（三）谢大勇

稳定、富强的社会，不取决于社会富豪的多寡，而是没有穷人。

《塘约道路》，刚从镇上组织室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心里并没有太在意。拿回村里去之后，就扔在办公桌上一直没有去翻它。一日，随镇上领导去邻村长岗村检查扶贫工作，当看到这本《塘约道路》时，随口就问道：“金书记，你还看了这本书啊”！金书记肯定的回答了我－－“看了，认真的看了”。一个在农村工作了一辈子的村书记看了这本书，还是认真的看了这本书，他的话给我心里很大的触动。回来之后，我就迫不及待的从办公桌上一堆文件下面翻出了它，认真的阅读了王宏甲著作的《塘约道路》。

塘约村

读完《塘约道路》一书后，作为一名行政村党支部书记、一名贫困村的书记，书中介绍的事情，使我久久不能平静。该书紧扣时代的脉搏，以扶贫攻坚为主题，反映了当下贫困村里普通老百姓的脱贫故事。塘约是贵州安顺的一个村，一个中国大地上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和我所在的太湖村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一样的省级贫困村、一样的青壮年外出打工的“空壳村”。他们穷则思变，“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巩固了党的基层组织力量，成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全票通过、老年人志愿者、返乡的人群”，村民的选择，全体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进而做到“七权同确”，极大地巩固了集体所有制。全村重新组织起来，抱团发展，走集体化道路，变化和成效都令人惊叹。

铜闸镇太湖村村部

2014年以来我村围绕“贫困村出列、贫困户脱贫”的目标，共脱贫贫困人口163人,村集体经济收入也逐年增加，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得到了不断的改善，美丽乡村的建设极大的改变了以往脏、乱的村居环境，村民生活幸福感指数不断提高；摸索和探寻，以“一人一策”的工作方法，结合贫困户自身需求，订单式的开展工作，贫困户需要什么，我们就依照扶贫政策给予什么，产业帮扶从一开始的1户养殖土鸡到如今9户养殖；就业扶贫从开始的3人保洁员到如今的21人保洁员，正是通过贫困户自身的造血，让他们真正在扶贫中发展起来，树立起脱贫的信心。集体经济的增收一直困扰着我们两委班子，我想，我的太湖可以复制塘约模式吗？这么干，行不行？

我们也在2015年和今年，先后激情满怀的成立了劳务公司和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是想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挖掘潜力，壮大集体经济，但收效甚微。困惑着，怎么才能把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起来？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读了《塘约道路》，让我这个贫困村的书记在带领村两委脱贫攻坚中似乎找到了一丝灵感。塘约道路是脱贫攻坚战中值得借鉴的，但我们不能一味的效仿，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条，单纯的模仿只会使自身失去活力与特色，难以摆脱贫困的困扰，有可能更加陷入贫困的沼泽。唯有借鉴成功经验，结合自身发展状况，量体裁衣找到自己发展的特色，才能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找到一条有利于本地精准脱贫的阳光大道。

稳定、富强的社会，不取决于社会富豪的多寡，而是没有穷人。脱贫战役已步入攻坚阶段，作为一名战斗在一线的扶贫工作者应结合实际，加强自身工作能力，增强政策了解，为群众讲解政策方针，将精准脱贫细致做好，为脱贫攻坚贡献自己应尽之力。

第三篇：《塘约道路》心得体会

《塘约道路》心得体会范文

《塘约道路》心得体会范文

篇一

从一场洪灾让乐平镇塘约村的村民们拧在了一起，在村支书的带领下，塘约成了全国的明星村，塘约道路也成了各地纷纷学习的热潮。通过学习塘约道路，我有以下体会： 第一个体会：“塘约”实质上是一个与群众签订的，由党组织领导、共产党员带头、群众响应，凝心聚力苦干实干、砥砺前行谋求发展的约定

在《塘约道路》这本书中，建立农村合作社进行土地确权流转的实践经验，为农村党组织重新引领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党员重新成为农村发展核心提供了一个成功典范。塘约村行政的六大机构的一把手全部都是党员，而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等一系列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都离不开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广大基层党组织能不能担当历史重任，整合资源、团结人心、统筹各方，带领群众完成好各项目标任务，是对我们党在基层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实实在在的考验。可能发展的道路有千万条、面临的困难有千万种，但发展农村经济、带领农民共富的重任，我们广大农村党组织必须当仁不让“一肩挑”，广大基层党员也必须勇挑重担，首当其冲。第二个体会：“道路”是在实践中走出来的，农村基层民主之路的本质应该以村民为主体，突出两委主导作用和上级党组织保驾护航作用，以村规民约促成村级协同共治 在新常态背景下，“基层发展、村级事务管理、民生服务”对基层管理、治理提出了新需求，推进协同共治很必要、很重要。村规民约，作为一村中全体村民共同制订、共同遵守的自治性行为规范，它是一种集体契约，是一种集体意志的明文化、规范化，是推动协同共治的有力抓手。《塘约道路》中“红九条”“黑名单”等维护着塘约的道德底线，是在中国社会最基层重建乡村规范和重建良好民风，以此来优化协同共治、引领基层发展。这也正体现了村民共治的精神内涵：村民共治是对村民自治的演化和进步，通过真正讲求人民民主，即实现村民自治，也实现村民共治共享。

第三个体会：基层党组织既是深化改革的“先锋官”，也是保持稳定的“稳压器”。越是在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越是需要基层党组织成为落实党的组织制度的“战斗堡垒”，坚守底线、化解矛盾、促进发展

书中，塘约村书记左文学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党支部建设，而重中之重是党员的思想建设。“三会一课”制度在塘约雷打不动，周工作例会制度也坚持得十分到位。塘约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生机勃勃、坚强有力，才能在各种严峻形势面前，经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党的执政地位才会固若磐石。左文学还提到了“四个好”：选好一个路子，建好一个班子，带好一支队伍，用好一套政策，在村党支部建设层面理解的话就是首先确定符合实际、大胆创新的发展理念和坚持原则底线的政治路线；发挥干部决定性因素的作用，选好村级发展和执行上级决定的领头羊，配强配全支村两委班子；严格规范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在村务、党务、财务中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学习党的理论政策和先进的发展理念，活学活用，做到既坚持原则不变通，又灵活掌握促进和谐发展。篇二

——感动。该书开篇第一句：“希望国家发展，关心农村和农民命运的读者，读读这本小册子”。显然是作者希望通过对塘约村改革探索的宣传介绍，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塘约村，窥豹一斑，透过这个小村，去主动思考整个国家的发展前景，关注三农，关心农村和农民命运，让人触动，这也诱使我一气将全文读完。

2018年遭遇了大洪水灾难、濒临绝境的塘约村，在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的带领下，全村群众卯足一股劲，拧成一根绳，打破陈规，闯出了一条新型集体组织道路，使得塘约能够从灾难和贫困中迅速崛起，灾后仅仅两年时间，便从一个村集体经济空壳村，变成拥有200万资产、吸引90%的村民返乡安居乐业的集体化村庄。文中所提及的诸人、诸事，使我感受尤深。

——心动。正如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所指出的，“塘约是新时期的大寨，塘约精神不简单。”不同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小岗村，也不同于改革开放集体经济快速发展的华西村，塘约道路是塘约村农民十八大以来在基层的探索实践。在中国辽阔的农村土地上，塘约的实践不是唯一，但它的精神，是建设中国新农村的典范，这里村庄的变化与人的变化，体现了新中国新农民自强不息的积极态度，其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塘约的成功，某种意义上是精神的力量。塘约所迸发出的巨大能量，启示基层农村，虽然目前还有很多的先天不足和客观束缚，但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穷志短、精神涣散，不去思索、不去奋进。我们渴望和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人生、一个精神焕发的社会、一个精神焕发的国家。

——行动。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13亿多人民和衷共济，只要我们党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塘约道路》让我们看到，实现农村脱贫、全面建成小康、复兴民族伟业，领导力量在党，骨干力量在党员，依靠力量在人民。塘约村的发展之路是一个自力更生脱贫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先进典型，我们要吸取塘约经验、敢于践行，发扬塘约精神、敢于务实，学好塘约道路、敢于坚持，因地制宜走好自身的发展之路。塘约道路尤其需要我们基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做到不忘初心、胸怀理想，积极思考、大胆实践，把“塘约精神”贯穿于当下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敢想、敢干、敢拼，有这种精神的引领和感召，我们才能把各项工作做好，就没有完不成的目标。篇三

分享伊始，薛毅教授感谢了赵月枝教授的邀请。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和探索者，薛毅教授就这本被称为报告文学的《塘约道路》谈了谈他的疑惑和思考。虽然这本书在文字使用等角度上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或者说是好的报告文学作品，但这本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上的《塘约道路》还是有不少地方激起了薛毅教授的兴趣。

薛毅教授认为《塘约道路》是吸收了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的互助组，到合作化运营这个阶段的经验。与此同时，《塘约道路》也吸收了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做法，且两者的通融性比较强。总书记说两个三十年不能否定，不能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这是有一个延续性的。这本书反映了一种乡村本能的经验，是比较有价值的。这本书将塘约的一种奋斗和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矛盾现象进行了一个对接。薛毅教授在第一点中指出，村社一体的合作社，与专业合作社有明显区别，后者是强强联合，使富的更富，前者是强弱联合，同步小康。避免两级分化的问题，令人想起互助组。书中介绍的农民将自己名下的土地以入股的方式交给合作社，让薛毅教授想起了以前合作化运动的初级阶段，初级社就是用这种方式。不过那个时候中国的乡村有一个特点，地主被打掉了，而中农的土地还有很多，这就会出现土地入股但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比如“田五人五”，土地多的人分到的利益就越多。薛毅教授不禁想起了浩然的《艳阳天》，书中所描述的劳动的集体生活是非常美好的。

其次，是这本书中提到的调整产业结构，将外出打工的人员召唤回来，组织起来，成立运输公司，建筑公司。这让薛毅教授想起了八十年代的乡镇和村社企业。书中提到了“农二代”的概念，它是指完全脱离了农村生活的这么一代人。塘约是如何将他们吸引回来的呢？主要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比如说成立运输公司、建筑公司等等方式。在薛毅教授看来，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很可能成功的方式，等于是将在打工者在外学到的本领吸引会村公社里面来，“农二代”不再是我们城市居民想象中的消极角色，而是具有了一定的积极因素，这其中就存在着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可能。然后，薛毅教授提到《塘约道路》这本书中所反映出的合作社里的收入差距问题。合作社农业团队班长年薪五万，完不成预订产值，扣年薪，超过了，超产部分百分之三十归班长，七十归合作社，这部分年终全村分红。其中，百分之四十给农户，百分之三十归合作社，二十提留公积金，一十提留村委会用于办公。薛毅教授认为这种做法类似八十年代集体企业的承包方案。这种做法有一个有点就是将当地人与承包人捆绑在一块，不像后来雇佣关系中就分开了。

再者，让薛毅教授眼前一亮的是这本书中所提到的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这一点说的很明白，制度上落实也很清晰，老百姓完全知道该怎么干，而且会积极的参与，比如他们能够给每个党员评分。薛毅教授认为这解决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精英阶层的困惑——党的地位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八十年代以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反比的关系，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塘约的经验无疑是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薛毅教授还提到了这本书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比如红九条，它是一种乡规民约，是村民集体通过的，因而要比单纯法的层面要更加丰富。比如红白理事会，可以避免农村存在的一些铺张浪费。它一方面是消极的，规定你不能做什么，但另一方面又是积极的，推动你去做什么。当然，薛毅教授认为这本书中提到的乡规民约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完善，现在它还属于消极意义上的。

报告的最后，薛毅教授还提到的这本书中的一个不足，那就是如何村党支部如何处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因为现在的外部环境是资本化的状况，那么当外部环境没有改变，而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的话，就可能会面临群众参与性弱化的问题，比如可能会出现雇佣关系等等。因此，我们也需要评估外部环境对内部环境的影响。

第四篇：塘约道路心得体会

读

《塘约道路》有感

《塘约道路》叙述了，一个本来就贫困的村庄，因一场大洪水的洗劫变得更加贫困，但在如此的困境中，塘约村的干部领导村民抱团发展，坚持党的领导，走集体道路，在短短的两年时间成为“小康示范村”。

读完这本书我深思了许久，如何发展我们乡镇的经济？如何调动村党员.干部的积极性把群众的力量集中起来，共同发展我们莒格庄经济?想要发展，就要先把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责任感调动起来。现在农村党员出现了“党组织喊破嗓子，党员无动于衷”的情况，我们到村开“两学一做会议”，组织委员喊半天，只有寥寥一部分人到会，组织纪律懒散，大局意识淡薄，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抓好党员干部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们也可以把《塘约道路》这本书带到村，组织带领村党员干部学习，学习农村如何脱贫，学习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该发挥怎样带头作用，引导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带动村民集体发展.共同致富。

我们莒格庄镇也有合作社也基本达到”一村一社”，但90%都是“空壳社”或是经验不足最后失败的。成功的案例也有例如：北宋家口村，成立了北宋家口农民合作社，为了增加村和村民的经济收入，用村集体资金入股，又鼓励村民入股，到年底把盈利提出来，按入股比例分红，村集体分红可用于给村民分福利，建设村庄等。既不用低头哈腰跑断腿的到处要钱，又把村民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同时把村的集体收入提高了，如果能把全村群众都动员起来，把力量集中，战斗力集中，我想那将会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发展潜力。我们奔向小康社会的道路还会远吗！

如何发展壮大莒格庄集体经济？这个问题围绕了我好几个日夜，总书记说过“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脑海里一直回想着习总书记的这段话讲话，我们莒格庄有什么？绿水青山，但我们怎么才能“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更要让这绿水青山变成真金白银到百姓的口袋里呢？我们可以借鉴塘约村的成功经验，结合实际发展乡村旅游。这是一个大众旅游的时代，旅游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很多省区都把旅游业作为重点来发展。莒格庄镇位于道教仙山昆嵛山南麓，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资源，我们怎么去利用，怎么去开发，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我们莒格庄镇有约1.7万的人口，有1.89万亩的果园，有北宋家口的樱桃采摘节，有张皮的蓝莓采摘基地，我们应该好好利用。我认为我们可以以村为单位，调动村民有出劳力的有出钱的，村会计把劳力和钱化成等额资金，把资金变成股金，把股权证发到每位村民手中，镇政府把筹资筹劳投入到旅游开发中，年底分红按入股比例，把分红发到每一位村民手中，村民看到了收益，就会大量宣传，知名度有了，来旅游的人多了，需求也增多了，同时也带动了我们的农家乐，农家旅社，大小型超市的经济，村民的经济收入增加了，我们的集体收入也增加了。我们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幸福生活还会远吗？ “塘约道路”不仅是讲述了一个脱贫的故事，他还让我们看到零散的土地是怎么集中起来，散落的人心怎么凝聚起来，更让全家团圆的幸福取代了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苦苦等待。让我们看到了农村脱贫的新路径，新希望。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书中左书记用实际行动让我们看到了深化改革，坚持党的领导走共同发展的塘约之路。

第五篇：《塘约道路》读后感：塘约的文化公民权

塘约的文化公民权

——《塘约道路》读后感

云霆

《塘约道路》是福建作家王宏甲2016年出版的报告文学作品。此书记录了三年来福建省安顺市塘约村从2014年到2016年发生的剧烈变革。变革的核心是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加强党支部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这场变革是当今中国农村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

在塘约的改革中，文化公民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内容，也是笔者今天讨论的核心。

一、公民权与文化公民权

关于公民权的定义，目前学界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准确的共识，但是大体来讲，人们一般认为公民权涉及的一个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成员的身份和归属问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权利与义务。

至于对现代公民权所包含的具体权利的讨论，可以追溯到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马歇尔认为现代公民权分为三个不同层面：民事、政治和社会（Marshall，1998）。

毫无疑问，以上三者是公民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今天笔者要讨论的是被马歇尔所忽视的第四种公民权利——文化公民权。

从某种角度说，文化公民权的存在，意味着公民不是被动的权利接收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能动者。在一个文化日益多元的全球化世界中，文化公民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文化赋权（em-powerment）的过程。（黄典林，2017）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不仅获得参与建构民族文化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自由地、民主地、有效地创造流动的、可转化、可颠覆的不同文化和成员身份形式（Turner，2001）。

二、塘约的文化赋权

塘约的文化赋权，首先体现在“吃喝风”的扭转。2015年之前，塘约村的“吃喝风”严重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名目上：“乡村办酒五花八门，满月酒、周岁酒、剃毛头酒、生日酒、升学酒、订婚酒、结婚酒、上寿酒、出殡酒、迁坟立碑酒、甚至母猪下崽酒，赌博输了还要办一个‘落难消灾酒’……”

规格上：“一办几十上百桌，鸡鸭鱼肉，烟酒饮料俱全。”“最少二百，内亲礼金要一千。”“死一个人，整个寨子的人都去吃，最少百余人，中等三百多人，多得五六百人；最少吃五天，最长吃九天。”

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吃喝风，给当地百姓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严重的：“贷款吃酒。”“卖猪卖牛借钱甚至贷款办酒”“县内打工的，不管你干什么都要请假回来。一请一周，要请人去代班，你150元一天的工资，请人去替要花250到3000元，不然你回去就没那个岗位了。能不来赴宴吗？不能。最不能不来的就是丧宴。不来，你会被看作不敬老人。”

从理论上说，塘约的村民当然可以利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变这种吃喝风。但是从客观条件来讲，一个形成多年的歪风邪气，基本不可能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条件下自发改变。而这种风气的形成，有它背后的深层原因：“穷民无奈，虽知酒宴泛滥谁都难逃‘酒债’，仍不放过眼前操办可以立聚一笔钱。穷村便陷落在经济与精神双重贫困的泥沼。”

塘约之所以能够改变，很大程度上是大洪水这一天灾之后，村支书左文学和一众村干部的“猛然觉醒”。当然，天灾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促成改变的，还是左文学十几年来目睹塘约村积贫积弱的现实之后，总结的经验和协定的决心。量变引发质变。

塘约的文化赋权过程并不复杂，村干部制定了村规民约，规定了“红九条”，也就是九件不可以做的事情。其中一条就是“不准乱办酒席”。同时，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只允许办结婚酒和丧葬酒，其他一律禁止。而这两种的规格也有严格的限制，细节甚至精确到“不上瓶子酒。不发整包烟。”

这一举措立竿见影，之前一年办酒要花3000万，现在只要60万。

“吃喝风”是多年的痼疾，为什么一年时间就可以完全刹车？笔者认为，原因有五

第一，是党组织的力量。首先制定村规民约，然后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讨论通过后村支两委署名，再把村规民约发到每家每户，确保每一家都学习、学会、贴上墙，并且签订承诺书。

第二，是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八项规定六条禁令出台之后，党员干部被管住了，进而也会影响到普通百姓。

第三，党组织在出台这几条禁令的同时，在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百姓们生活水平上去了，抵触情绪自然也就没有那么严重

第四，是天灾。大洪水之后，虽然没有死人，但是村民的财产损失十分严重。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大办酒席了。

第五，是这份痼疾只是一个“风气”，这是无形的东西，有形的党组织、村主任，在有形的县委书记支持下，想要改变一个无形的风气，并没有那么难。

但是，规定制定之后，无法保证没有人违反。对于违反的人，村支两委会把他们列入“黑名单”，进行严厉的制裁：“危房改造，低保评定，困难户评定，都不考虑他了。孩子出生上户口，银行存折丢了去挂失，身份证丢了要补办，凡是需要村里盖章的都不盖。”

村规民约直接管到了村民的基本权利上，这能行吗？

实践给出了答案：可以。

中国农村的大部分普通人，与其前辈一样，并不把公民权利视为是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他们也没有对主流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即权利是国家赋予的，其目的是为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进步，而非为了让个人有权参与政治抉择。在他们看来，公民权更多只是一种对能够提供基本福利的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承认和宣誓。

据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塘约村村民在违反了“红九条”之后没有大鸣大放，而是选择“认罪伏法”了。在他们的文化体系中，个人的生活状况是第一位的，显然，和党组织“抗争”对改善生活状况很难有什么帮助。

综上所述，塘约村否极泰来，在党组织的引领和村民代表大会的支持配合下，建构了新的勤俭节约的文化，用这种文化代替了原有的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的吃喝文化。这是塘约村脱贫致富工作的重要一环。也是塘约村文化赋权的重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