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共产党腐败问题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腐败问题的思考

腐者，机体发生了生理变异；败者，即是机体的生命力下降，日渐衰败。腐是败之因，败是腐之果，两字的组合，表明腐败问题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结果。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实质是一种非正式的获取政治影响的过程，当某个群体感到其核心利益在正式政治体系内被忽视或被认为是非法之时，这一群体的成员就会被吸引到那些获取影响的非正式渠道中去，而这些渠道又往往以腐败的形式表现出来。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腐败，也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

腐败问题每一个国家都会有，都会被其困扰，我国也不例外。自从市场经济在中国实行以来，由于没能有选择地吸取它的长处，而是不加区分地全面推开，于是，市场经济中的若干消极的东西也被一古脑儿的接受下来，甚至于当成至宝来效仿，同时大搞与国际接轨，不论是该接轨的还是不该接轨的，一概照办。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互助渐渐地被冷冰冰的金钱交易所取代，生产劳动，以前是为国家为全社会创造财富，奉献是献给了大家，而现在，生产劳动成了与私营业主交换货币的前提，斤斤计较成了人们必须拥有的品质，渐渐地金钱和物质利益成了人们普遍追逐的目标，功利主义逐步取代了共产主义，自觉奉献精神在生产劳动领域失去了大部份的市场。社会道德渐渐地出现倒退，这种道德的普遍下滑逐步形成一种新的价值取向，一种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生追求，从而在社会上逐渐形成惯性，为所有具备条件的人实现腐败创造了条件，并且确实使相当一部份人实现了腐败，在一定程度上使腐败出现了漫延和加重的趋势。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因素，绪如规章制度欠缺和教育制度的因素，监督机制不健全的因素，等等，但这些都不能算是主要的原因，因为规章制度和监督机制它只能从外部环境着手被动地限制人们的贪欲，它们在贪欲的能动性面前始终处于滞后的位置，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一个极好的解释。总得来说，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加重趋势，表明人们的道德发生了下滑，而这又表明人们的社会存在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腐败加重的根本原因。

腐败问题我们都常常听说，也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那腐败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一是“害党”，腐败践踏党的先进性。腐败轻则损害党的形象，重则导致“党亡政息”，使党丧失执政地位，这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中已经得到证实。党的先进性、奋斗纲领和崇高宗旨，是通过一个个党员干部的模范言行和优良作风表现出来的，而腐败分子及其腐败行为践踏党的纲领，亵渎党的宗旨，沾污党的形象，腐蚀党的肌体。如果党的性质和宗旨规定的是一套，某些党员干部的行为是另一套，执政党就会丧失民心，走向衰亡。可见，反腐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绝非危言耸听。

二是“害民”，腐败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腐败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许多贪官飞扬跋扈，一手遮天，说一不二，践踏民主，压制群众，犹如“土皇帝”，千方百计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变为个人专制，对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构成极大威胁，侵害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特别是损害广大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我们党是代表人民群众执政的，如果不能赢得民心，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就会成为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将无从谈起

三是“害国”，腐败破坏社会稳定。腐败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削弱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使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纷争，进而引发**，乃至四分五裂。

四是“害家”，腐败导致民生凋敝。腐败是贫富两极分化的加速器，贪官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狼狈为奸，互利共赢，结成利益同盟，导致权贵阶层和不法富豪不当得利，一夜暴富，而普通劳动者由于收入减少，则陷入贫困，家徒四壁，从而导致民不聊生，一些人心理失衡，给社会安定造成隐患。腐败分子以权谋私，权力进入市场，直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倘若任其滋生蔓延，必将严重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导致国家经济的崩溃，民生凋敝。

五是“害己”，腐败危害贪官自身。纵观古今，绝大多数贪官都没有好下场，贪官再狡猾也躲不过人民的眼睛。文强的临刑绝唱“苍天有眼知善恶，天堂地狱一念间”，讲得正是这种道理。

腐败问题在社会越来越猖獗，对我们的国家危害极大，也深深伤到了我们人民群众的最广大的利益，所以我们采取一定的措施去遏制这种情况的发生，下面我浅谈一下反腐的可能措施。

第一，通过公众舆论、新闻媒介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制约。做为权力制约权力最重要的补充，应该是在原有的权力体系之外，再通过公众舆论、新闻媒介对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制约。在西方发达国家，公众舆论和新闻媒介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新闻媒介既能反映公众舆论，也能影响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对选民的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上到总统、首相、下到一般政府工作人员，对此都不敢掉以轻心，这种监督制约几乎是无所不在，其实质是人民群众对当权者制约的外化和扩大化，是利用权力体系之外的整个社会力量对整个权力体系的全面监督制约。我们应该借鉴这种做法，逐步建立起通过公从舆论和新闻媒介对当权者进行监督制约的机制。

第二，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精干的反腐败机构，有效地预防、监督、查处和惩罚腐败行为。反腐败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斗争，在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尤其需要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反腐败机构来具体的贯彻落实反腐败的各项措施，否则，各级领导人决心再大，也难以做到令行禁止。在我国目前这种反腐败的特殊时期，完全有必要建立一个类似于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香港廉政公署的专门机构，让其担当起反腐败的重任。

第三，财产申报。完善的申报制度可以使专门监督机构和社会公众对公职人员的廉政状况进行监督，及时发现腐败分子。当然，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还需要采取一些配套措施，比如科学的财产评估制度、银行存款实名制度、公务员行为规范等。

第四，道德规范制度化。从古今中外的经验看，这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仅仅有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示范作用，有著名企业家、体育名星、艺术名星的带头作用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强制性措施，否则，崇尚奢侈，诱发腐败的社会风气难以根本扭转。这种制度化的道德约束，不仅起到了防微杜渐的警戒作用，而且最大限度地堵塞了法律所力所不及的各种制度上的漏洞。

对于腐败问题，我们厌之恶之，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但是反腐是一个长期而且艰难的过程，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身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如何做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反腐不仅仅是党和国家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到这场“战争”之中，其次，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用党的理论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明确自己的立场，最后，我们要做好反腐过程辛苦的准备，相信自己一定会在这场战役中取得胜利。

我相信，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协作和努力下，反腐行动一定会取得成功，我们一起期待那天的到来。

第二篇：关于秘书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

关于秘书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

关于秘书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

当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速，世界形势越来越复杂多变，我国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道路上面临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其中有很多是直接影响我们执政党党员领导干部的。也正如此，我们党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由于经受不住世界多变、生活多样、是非多杂的局势的考验，动摇了思想观念，引发了一起又一起“东窗事件”，尤其是高官腐败案语出惊人。全国2005年各级纪委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案件147539件，给予党纪律处分115143人，占党员总数的1.7‰，其中开除党籍24188人。然而，这诸多腐败案件特别是高官腐败案件的背后，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深层次的问题“秘书腐败问题”不容忽视，引起了世人的深思和关注。如自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收受贿赂、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等共计人民币1051万多元，被判处死刑；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炬的秘书蔡建辉受贿港币109万元，人民币5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受贿人民币40.9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等等。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了秘书腐败？面对一个又一个现实，我们应该怎样加以防治？笔者结合自己从事多年纪检监察工作的经验，就秘书腐败问题作了一些思考。

一、秘书腐败的主要特性

秘书腐败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秘书在任上变质，被绳之以法；另一种类型是曾经做过领导的秘书，后来走上领导岗位，沦为腐败分子。秘书腐败由于自身职能和地位等性质，其腐败行为具有特殊性。

（一）从属性。秘书，按辞书上解释，其主要职责是协助领导人综合情况、调查研究、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和交办事项，是领导的助手、参谋和事务处理者，本身并不具有官的权力，从属于领导。但由于他们最接近领导，与领导有特殊关系，往往成了某些找求领导方便或办事的桥梁与纽带，成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突破口。从查处的高官腐败案看，大多秘书腐败都是身不由己。试想，如果领导廉洁自律，必然影响秘书作风正派；如果领导乐于腐败，必然导致秘书腐败。

（二）隐蔽性。秘书，由于不像领导干部那样，拥有规定的权力。因此，也就不像领导干部那样，受到多方面的监督制约，从而致使秘书监督失控，出现空档和盲区。一些领导干部，为了掩饰自已的腐败行为，往往就是因为考虑到了秘书的这一特点，而假其之手去做违纪违法勾当。一些秘书也正好利用自已的特殊优势，谄上骄下，为领导者的腐败活动作经纪人、出谋划策、牵线搭桥，甚至从中为自己捞一份好处。

（三）二权性。秘书，本属一种公共职务，是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既没有官位也没有职权，与领导只是一种直接的工作关系。然而，他们却被认为是领导的重要助手或最具影响力的参谋，是“人微言重、官小权大”的特殊公职人员，甚至被称作为“二领导”，致使少数不能自律的秘书或心术不正的秘书，利用自己的这种特殊身份，打着领导的口号和旗帜，借领导之名，做一般人难于做到的事。如李真之流，就是从中假传圣旨，作威作福，干出许多罪恶的勾当。

二、秘书腐败的基本做法

秘书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职业，无职也无权，却能办一些有权人办不了的事。那么，秘书到底是怎样走向腐败的呢？归结起来，主要是运用隐权谋取私利，其基本做法是：

（一）设关卡，收“买路钱”。秘书从属的领导大都是部门、地方或单位的首脑，各方人士经常有求于他们，或反映情况，或请示批复，参加典礼仪式，或请赐墨宝题词题名，能否上达或谁先谁后大都由秘书安排。正是因为这个“安排权”，成了秘书弄权敛财的路子。一些恳求者为了达到目的，必定宴请求情、好言相求、红包打点，讨秘书之好。如有个私营企业主，为了开发一项专利成果，急需申请一笔资金作为发展基金，在下面忙活了一两年都没能解决。他不死心，决心走上层路线试试。经过曲折打探攻关，终于通过中间人与主管此类新产品开发的某部门的主管领导的秘书搭上了关系，并答应将报告送给首长看看。但此后久久没有音讯。中间人称，你不烧香菩萨哪能显灵？这位业主是个明白人，他即便探得了这位秘书大人的一点小爱好，立即选购了一台进口原装的摄像机，连同开上秘书大人姓名的发票，一并送到了秘书家中。不用说，报告很快就送到了首长那里，使业主如愿以偿。

（二）帮大忙，谋“重回报”。大凡有求领导者，总想办成走正常渠道难以办成的事情，这就非得走秘书路线不可。办这种事情，靠进贡“小意思”是难以行通的，往往要出“大价码”。如某地一公司为了求得一大型工程承建权，各项手续都已具备，各种过场都已按规定办妥。但是，如果没有“内线”打通关节，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为了确保项目到手，他们就向秘书“攻关”。要求、条件、价码是事先谈妥的。于是，秘书就开始为之活动，或利用领导影响做工作，或疏通内部关系，做有关方面工作，或施以利诱，获得支持，直到项目到手。当然，对这种花了大力气“帮大忙”的秘书，其报酬也是不一般的。

（三）摆小摊，赢“大手笔”。秘书原本是领导的助手，是为领导服务的。但是，某些秘书除了服务领导外，往往还利用贴近权力的优势，摆自己的“小摊”，经营自己的“事业”。常常插手一些项目、工程、企业及各种活动，有时还充当顾问、理事或后台。向人透露权力机构的内情，为其谋划，打通关节，获取有关方面的支持，提供方便、大开绿灯。如某外商在某地投资房地产，能否搞到合适的地皮是他能否成功的关键。外商摸透了中国办事的“规矩”，他们通过聘请的当地“顾问”，疏通了某领导的秘书关系。秘书如此这般进行运作，外商不仅搞到了最好的地皮，还谈成了“好价钱”，占了大便宜。当然，秘书从中获得的绝非小数。

（四）联众手，建“关系网”。有些秘书很愿意与上下左右、同行来往、聚会，目的是想编制一个“秘书关系网”，以便办起事来能左右逢源、上下贯通。因为，有些事，光有自己的首长未必能办成，往往需要多个部门的有关领导会商、会签才能办成。由于有了一张“秘书关系网”互相照应，联手运作，这样往往可以办成难事、大事。有的年轻秘书的“抱负”很大，他们给自己定了一个奋斗目标，要在几年内上到某一级别。大有今日秘书、明天首长的派头。他们还经常聚会，分析领导层的“形势”，指指点点，论长道短，试图左右领导，影响决策，有的还夸下海口：自己什么时候可以上到什么职位，经常争提拔、要官当。

三、秘书腐败的原因分析

秘书腐败问题危害极大，不仅直接影响决策能否正确实施，影响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更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已经引起人们倍受关注，主要有以下七个原因：

（一）秘书本身职业特性所至。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看，公共权力可以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决策权在政府官员手中，而秘书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的角色，充当着执行权的角色，拥有执行权，特别是拥有“传声”权和“传音”权，领导的话和决策、意见等都是通过秘书传达下去。这种职位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备权力，秘书的权力只是领导权力的“派生物”。相对于秘书来说，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而在缺乏透明度的权力体制和政治生活中，秘书运作权力时的“隐蔽性”被各个方面所看好，很容易成为市场寻租者追逐的对象。

（二）秘书与高官的关系所至。秘书与高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秘书腐败与领导干部腐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试想，如果没有实权在握的领导为秘书撑腰打气作后台，无名无份、无职无权的秘书哪有能力和胆量搞腐败？如果领导一味强调勤政廉政，对腐败深恶痛绝，秘书何尝又会腐败？如果领导一向乐于腐化堕落，秘书又怎能不同流、不合污，否则只会给自己落井下石。因此，秘书腐败的根源在领导，假若撇开领导的“连带责任”不作追究，只拿秘书说事或问罪，便只是治其标，难于治其本。

（三）秘书选拔制度存在缺陷所至。我国目前对秘书选拔的法律依据主要是1997年8月劳动部颁发的《秘书职业技能》以及《国家职业教育技能鉴定规范（秘书）》及1998年6月颁发的《秘书职业资格鉴定试点工作方案》等行政法规。但这些规定并没有对秘书的工作性质、任职资格等作出具体的规定，使得秘书的任职资格和工作性质不明确；又加上社会对秘书专业认识不足，导致了秘书的选拔极不规范。虽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有不准“指令提拔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的规定，但实际中由于是给领导选配秘书，因而容易由该领导说了算，一般都不经民主推荐、民主评议、全面考察等严密的程序，在选用时个人好恶占了上风。

（四）秘书监督机制存在盲区所至。从现行的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来看，对直接监督秘书的内容突破了无甚少，就连考核干部，也多考核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少有考核秘书的。特别是由于秘书选拔任免的权力直接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因此对秘书的监督是上下级的行政监控。对于进退一致、利益与共的官员和秘书来说，这样的监督无疑是形同虚设。同时，这种监督失控会被官员所利用，因为与秘书相比，他们处于相对复杂监督下，一些难办的事交给秘书去处理会“安全”得多。

（五）秘书权力集团形成所至。在目前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下，秘书容易被提升，领导喜欢提拔自己的秘书。所以，现在不少领导班子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个“圈”那个“圈”、这条“线”那条“线”、这个“帮”那个“帮”的权势分布状况。有的领导升迁了，调走了，临走前，忘不了要把自己的秘书提拔一下，在原地留下自己的影响延伸自己的权力；有的甚至还要带上自己的秘书一起去履新职，美其名曰好开展工作。因此，多数情况下，一个集团性腐败案件的背后都会有一个秘书部落。

（六）秘书放松学习和修养所至。秘书腐败的发生，内在原因是严重扭曲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助长了消极腐朽思想，不能自律。如李真被逮捕后，在剖析自己的犯罪根源时写道：“由于我缺少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逐渐养成了骄狂、自以为是的坏作风，被官场上的阿谀奉承、不择手段的追逐名利等陋习所迷惑……经过极为痛苦的回顾，我认为首先是自己忽视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产生了动摇，灵魂受到了腐蚀……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物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些经济准备。如真有不测也万无一失。”正是精神支柱的坍塌，理想信念的丧失，使李真对党心怀异志，在政治上投机钻营，经济上贪婪无度，为自己留“后路”、做准备，最终坠入了腐败的深渊。

（七）受到社会环境影响所至。当前，社会环境虽总体是好的，但实际上并不和谐安康。一些社会不正之风、“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对干部秘书极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特别是现在说什么“某某是我提拔的”、“我是某某提拔的”言传，致使许多人得到提拔重用后不感谢党组织，而只是感激某个人。而有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提拔的也确是“自已的人”。这样一来，很容易把党组织分成宗派，丧失了党在领导干部中的威信和凝聚力，从而滋生了跑官、买官、卖官等不良现象，为秘书腐败的蔓延提供了环境。

四、秘书腐败的防治建议

秘书腐败已经不是一个鲜为人见的问题，而是一个倍受关注，急需防治的突出问题，要按照中央关于反腐倡廉战略方针，从教育、制度、监督、法治并重来综合防治。

（一）要创新体制，努力构建秘书“不能腐败”的制度体系。防治秘书腐败必须从源头抓起，从有空隙的体制、机制、制度改起，把反对秘书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一要严格选人用人机制。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由组织挑选秘书，坚决反对领导干部自己挑选秘书或先挑选再“戴帽考察”的现象。特别是在选拔任用高级领导干部秘书时，应同选拔其他相同级别的干部一样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选配领导干部秘书或从秘书岗位调任实职时，完全应当一视同仁地按党员干部标准，按规定的程序选人用人。二要健全监督管理机制。要建立健全对秘书的组织考核、民主评议和测评制度，推行秘书交流、岗位轮换、任职回避等制度，规范民主决策程序，健全监督机制。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采取有力措施，鼓励群众对秘书腐败行为进行举报，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做到对权力的上下和左右制约，以遏止腐败现象的蔓延。三要全面推行秘书职业资格制度。按照《秘书国家职业标准》，由国家，制定全国统一的考核标准，每一年或二年进行一次考核，推进秘书职业化。

（二）要加强法治，努力构建秘书“不敢腐败”的法制体系。过来，由于秘书的选拔程序不规范，对秘书工作的职责界限不清，造成领导者可以随意选拔秘书，秘书人员素质高低差距较大，工作质量不稳定，腐败行为屡禁不止。若不加以规范，腐败现象必然滋生蔓延，秘书法治势在必行。一要加强秘书立法。在法律、制度、规章上明确领导秘书的行为规范，在制度上设置一道道清政廉洁、拒腐防变的关卡，丰富和完善党纪、政纪法规。要深入开展秘书普法教育，使领导秘书彻底明白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界限，学法、知法、守法，杜绝滥用法律、以权压法、以言代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二要强化秘书职业道德规范。进一步明确秘书工作界限，形成秘书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要求。三要加大秘书腐败案件查处力度。要敢于碰硬，坚持严打方针，坚决克服失之于宽和简单化的问题。要严格执纪执法，绝不允许存在“空档”、“特区”等现象。

（三）要加强教育，努力形成秘书“不想腐败”的思想体系。教育是基础。防治秘书腐败，必须加大教育力度，提高秘书素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要领导垂范。领导同志的言行对秘书人员起着潜移默化的示范和身教作用。作为领导，一定要以身作则，给秘书以表率，鼓励秘书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要正确处理好与秘书的关系，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决不姑息秘书腐败行为。二要正视身份。作为秘书，要正确处理好与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领导与秘书是上下级关系，也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在党内，他们是同志；在群众面前，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三要注重修养。要始终忠诚党的事业，埋头苦干，爱岗敬业，淡泊名利，耐得艰辛，甘当无名英雄。要坚持严格按领导意图办事的原则，坚决反对先斩后奏之大忌。四要强化作风。要具有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和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兢兢业业地做好每项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准确地反映情况，决不能看领导脸色行事，违心表态；要实时保持谦虚谨慎，“自知而不自见，自爱而不自贵”，密切联系群众，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五要加强自律。认真执行廉洁从政各项准则和规定，以他律促自律，做到警钟长鸣，自警、自省、自励，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荣辱观，决不能利用接触面广和在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的有利条件，为一己之利去编织个人的关系网，搞投机钻营等违纪违法行为。

第三篇：对腐败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对腐败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腐败问题已成为困扰全球的一个大问题。在中国腐败问题也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动摇政权基础、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公害。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产生、蔓延的原因和治理腐败的对策进行分析，考察在给定各种异致腐败的非经济变量前提下，经济因素如何决定腐败行为和反腐败行为的情况，并不是否定其他各种非经济变量对腐败和反腐败行为的影响。

一、腐败的定义及我国目前腐败的现状

对腐败概念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经济性腐败、政治腐败、生活腐败、失渎职等。狭义的主要指权钱交易为主的经济性腐败。本文认为，对腐败的概念所包括的内涵不宜泛化，还是从狭义的角度来把握腐败的概念比较合适。腐败的主要特征是利用公权谋私。鉴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腐败”一词作以下定义：腐败是经济人违反制度规则用公权资源，为自己或小团体谋取利益的一种经济行为。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即：人是经济人，人的行为决策都是理性的，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腐败者也是经济人，腐败者作为经济人参与腐败活动的决策是理性的，其目的也是为了追求腐败利益的最大化。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腐败行为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生产”，这种“生产”也存在成本和收益的问题。

一般来说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产生和泛滥比较严重的时期。因为一系列的政治变化，使以往正常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不仅使原来隐蔽的腐败现象显现出来，而且迅速地传播与蔓延。有资本主义国家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状况发生剧变的阶段，也是腐败最严重的阶段。联合国调查了107个国家后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在265-1000美元时期，是社会剧变革时期，也是社会经济、思想状态等变化最大的阶段。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剧烈变革时期，由于存在体制性的缺陷，加上种种主观因素的影响，使腐败产生的可能性空间非常大，而对腐败的惩治又不够有力，导致腐败成为一种低风险、低成本、高效益的行业，使腐败之风越刮越盛，腐败的渗透面越来越广，腐败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涉及的人员越来越多。从我国目前情况看，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类型的腐败；利用授权和管制权腐败；利用公共资源的处置权腐败；利用征税权腐败；利用公共物品和服务分配权腐败；利用执法、司法权腐败；利用投资和采购权腐败。

从我国的情况看，腐败问题还处在易发和高发时期，存在面广、量大的状况。面广，即腐败的面越来越广，腐败现象渗透到角角落落，不但油水衙门有，而且清水衙门也有，现在已很难觅得到一方不被腐败所污染的净土。量大，即腐败者的数量很大，查案往往一查一大串，一查一大片；腐败的金额在增大，腐败者的腐败动机已从挥霍享受型向资本积累型转变，胃口越来越大，贪污受贿金额动辄上百万、上千万。

二、腐败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导致我国目前腐败问题十分严重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腐败的成本太低，腐败的机会太多，而反腐败的成本则偏高。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认为“有机会就一定会有贪污„„就像有个一丝不挂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要我不动心也办不到的。”一个握有公权的人可以通过腐败行为得到从事遵纪守法活动还要多的收益，那就意味着社会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制度基础，一些私心严重、意志薄弱者，就很容易经不住诱惑，而走上腐败的不归路。[!--empirenews.page--]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成本和收益与腐败发生率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腐败的成本低、收益高，就必然会导致腐败发生率上升，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之所以大量存在，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这与我国腐败的低本、高效益有着直接的关系。腐败的成本是指腐败者在实施腐败行为中的付出。腐败成本主要包括：腐败的总成本、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腐败的受惩成本。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腐败的直接成本是很小的。腐败者在实施腐败活动中，往往只要付出很少一点精力，如打个电话、当面交办、批个字条或伪造账册等就可以获得利益；有时也可能要付出点联络费用，以疏通关节。如请人吃饭、送点礼品、礼金等。但这些费用也有可能是公款支付的。当然作为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则是十分巨大的。从我国情况看，腐败行为者付出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劳力、精力。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体制的不完善，机制、法制的不健全，监督制约的薄弱，使腐败机会很多，腐败者实施腐败行为，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劳力。

腐败的机会成本也是很少的，有的甚至为零。能够从事腐败的一般都是掌握有一定公权的公职人员：这些人员的收入一般是相对固定的，按照统一的规定发放的，而且从目前情况看收入并不高，即使其因腐败而被查处，受到的经济损失并不大。假如其从事某种腐败活动，其所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等这些资源即使全部花在本职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会有增加。如果用于其他合法守纪活动，也由于有种种限制，如机关干部不得领取兼职报酬；领导干部不得个人经商、办企业；不得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等，因而其所得到的纯收益也是微乎其微的。而从事腐败活动，则回报往往是十分丰厚的。

我国目前腐败的最主要的成本是腐败的受征成本，受征成本在一定时间相对固定的，即根据腐败程度严重状况不同，受到的处罚也不同。腐败十分严重者，将被判处死刑，腐败的成本达到最大化。虽然，我国对腐败的惩罚存在着高选择性，即同样的腐败，受到惩罚的轻重程度可能大不一样，往往职位高者、关系网多者，处罚相对会轻一些，但受惩成本一般是可以测算的。我国目前腐败的受惩成本也是不高的。一是财产罚很少，考虑给出路比较多，使腐败者政治损失经济补；二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轻；三是名誉和精神上的处罚过轻。对腐败行为者的揭露和曝光一般都要经过有关部门许可，所以，除了一些惊天大案、官职高、问题严重的案子外，绝大多数腐败者的腐败行为都不见诸新闻媒体，绝大多数腐败者的名誉损失仅限于很小的范围。而即使这样，腐败的成本能否真正成为现实的成本还要取决于腐败现象被发现受到惩处的概率。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法学教授，蜚声国际的腐败问题专家苏珊·罗斯·艾克曼女士认为：“在所有的腐败交易中，官员实际被抓获的可能性可能还远远低于三分之一。”从我国的情况看，受计划经济体制和长期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导致公权太多，又加上处在经济转轨时期，机制、体制、法制又不健全，使腐败产生的可能性空间比较大，而监督机构又不完善，力量也比较薄弱，腐败被发现受到的惩罚的概率也不是很大，估计也不会超过三分之一，即最多有三分之一的腐败交易者会发现并受到查处。[!--empirenews.page--] 如果按照30%的被发现概率来计算，腐败的受惩成本也就更要大打折扣了，如果算上人情的因素，法律、纪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因素，这个成本就更低了。所以，在我国，虽然，对少数腐败者而言，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有的不但被追回了腐败所得，而且失去了自由，被判刑，甚至失去了生命，被处决。但也有更多的腐败者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从事腐败活动的风险是比较小的。目前存在腐败产生率总是高于“死亡率”，腐败问题蔓延发展势头总是难以遏制，一些腐败分子前仆后继，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腐败的成本明显偏低，而腐败的收益则较高，与巨大的收益相比成本微乎其微，特别是社会上“丢了党票，抱了金娃”、“一人坐牢，全家享福”、“亏了我一人，幸福几代人”等现象的存在，更助长了一些人的这种心理。于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这句话，会被一些有风险偏好的人奉为至理名言，而前赴后继在实施腐败行为时更加胆大妄为。

一般来说，腐败的成本与腐败的发生率成反比关系。也就是说腐败的成本越高，腐败发生率就低。反之亦然。腐败者在进行腐败活动时，必然会考虑获得好处和效用，如果得不到好处和效用，腐败行为就不可能发生。这种好处和效用就是腐败的收益。腐败的收益可分腐败的总收益和腐败的净收益。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腐败的净收益十分可观，可以说超过了任何行业的回报。有的在短短几年中，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到其靠合法收入几辈子都无法获得的钱财。1996年仅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惩腐败挽回的经济损失就达近47亿元。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45113件，腐败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大案18086件，其中100万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最近的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腐败造成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估计平均每年在9875至12570亿元之间，占GDP13.2%至16.8%。由于腐败金额日益巨大，为避免打击面过大，有关部门不得不提高了对腐败进行处罚的标准线。如过去的《刑法》规定，贪污受贿2000元以上，检察机关就可以立案侦查。新《刑法》则提高到了5000元以上。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各地又大大提高了标准。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腐败的收益是比较高的。腐败的总收益与腐败的总成本相比，差距十分悬殊，腐败的总收益远远高于腐败的总成本，因而腐败的净收益也即利润是十分可观的。任何行业要获得高的回报，必然会有风险。腐败也是如此，也有风险，但这个风险与高回报相比，并不比其它行业高。加上腐败者在如何逃避受惩，降低腐败成本方面了也在不断想出新的办法、新的手段，而惩罚腐败方面的方法、手段则相对落后，法律不够完善，使不少腐败行为不可能轻易被发现和揭露，即使被发现有腐败嫌疑，也有可能逃脱惩罚特别是严重的惩罚。这就又降低了腐败的风险和成本。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际上也已成为一些腐败分子躲避风险、逃脱惩罚的避风港。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存在，一方面导致腐败的行为人避重就轻，拒不交代严重的犯罪行为，使“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现象普遍化。另一方面，一些司法人员为包庇个别有权势的腐败行为人，而故意不再对严重的犯罪进行调查。从而使一些人进行腐败的成本和风险进一步降低。[!--empirenews.page--] 一般来说，在腐败的成本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腐败发生率与腐败收益成正比。腐败收益越高，腐败的发生率也越高。当腐败的净收益接近于或等于腐败的总收益时，腐败的发生率将达到最高，也就是说只要有可能，多数人都会去搞腐败，到那种状况，社会道德伦丧，是非标准颠倒，法制废驰，社会必将大乱。而当腐败的收益≤腐败的总成本时，腐败行为发生率将大大下降，甚至降为零。因为有人从事腐败行为是希望能得到高收益，如果不但没有高收益，只能得到低收益甚至负收益，自然就不会有人冒傻气去从事腐败活动了。

三、反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对腐败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主要是借助微观分析法。而对反腐败成本的分析则将主要借助宏观分析法。由于反腐败的体制、机制、法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导致反腐败的成本偏高，效益偏低，这也是影响反腐败力度的成效，致使腐败成本偏低，腐败问题解决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反腐败的成本是 指反腐败机构及相关部门、人员为反腐败而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花费。

从我国情况看，反腐败机构个体运转成本是较低的，各个反腐败机构除个别的外，大多数机构的装备、人员工资都是低水平的，工作条件也是艰苦的，与香港廉政公署，与发达国家的反腐败机构相比，无论是人员工资还是装备水平都有天壤之别。但从总体情况看，运转成本又是比较高的。我国的反腐败机构，重叠交叉比较多，纪检、监察、检察、财政、审计、公安、法院都有一定职能。有管纪律的，也有管法律的；有管党政干部的，也有只管企业的；有只查事不查人的，也有以查人为主查事为辅的。这些又大都各成系统，各管各，没有真正形成合力，不像香港、新加坡廉政机构那样职权明确，结果导致实际运转成本比较高昂。

我国对腐败的侦查成本过去明显要比西方国家要低。西方国家在惩罚腐败前，要花大力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用于侦查并收集证据。而我国仍主要依据口供，故侦查的成本并不太高。但近些年来，由于大量的腐败问题主要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后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使惩罚的成本也出现了大幅上升的状况。因为，纪检监查机关都是运用“两规”，“两”指在宾馆，采取谈心、谈话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进行调查取证的，查处的主要是违纪问题，没有搜查、逮捕、监视、侦听等任何强制手段，这就必然会导致查处时间的拖长，查处费用的增加（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则不可能租用宾馆，一构成犯罪就可以交看守所羁押）。另外，由于纪检监察机关所取的证据，只能用于纪律处分，而不能作为法律处罚的依据。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受理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后移交的腐败案子后，必须重新收集证据，期间还可能导致嫌疑人翻供，这种重复性的劳动，自然又大大加大了惩罚腐败的成本。所以，从我国对腐败进行惩罚的成本，无论从个案来说，还是总体上来看，都是比较高的。

反腐败的机会成本与其他行业相比也是比较高的，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尤其是纪检察机关调查案件，既是劳动密集型的：要投入大量人力，包括办案人员、看管人员；也是资金密集型的：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包括车辆使用及大量涉案人员、办案人员、看管人员吃住在宾馆的花费、到外地取证调查的花费等，有些复杂大案侦查花去的资金是千万元以上的天文数字；又是时间密集型的：查案耗时往往比较长，如厦门远华走私腐败案，从1999年4月20日开始调查，至今已历时两年尚未彻底查结。[!--empirenews.page--] 所以，从总体上分析，我国目前反腐败的成本与西方一些国家及香港、新加坡及国内其他行业相比，是偏高的。导致反腐败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工作效率偏低。反腐败体制不顺，机构重叠、职能交叉、职责不清、力量分散、各自为政导致重复劳动多，无效劳动多，互相联系少，有时甚至出现互相扯皮、力量抵消的状况，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反腐败机构装备落后，侦查、调查手段落后，基本上仍是解放初期的做法：政策攻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促进良心发现。这就全靠磨嘴皮、磨时间，自然也导致工作低效。二是公权太多。一方面是握有公权者太多。不仅政府部门机构太多、官员太多，而且党的机关、司法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乃至居委会、村支部、村委会都握有公权，导致握有公权者基数庞大；另一方面是政府管得太多，过多地介入社会管理事务、经济活动和资源分配。公权一多，自然就会导致监督的总成本、惩罚的总成本大大增加。另外，在发生腐败的概率不变的情况下，握有公权者基数一大，发生腐败问题的绝对数也一定会增加。如果腐败问题被查处的概率不变，则惩罚的社会总成本将随腐败绝对数的增大而增大。三是法治氛围不浓。法制不够健全，法治氛围不浓也是导致反腐败成本高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由于几千年人治意识的影响，导致法治观念始终不浓，公众对腐败行为的举报意识、举证意识都不是很强；官员对腐败问题侦查和惩罚干预比较多；腐败的查处、惩罚还常常要冲破人情风、关系网的束缚等等，这些都使侦查和惩罚腐败问题增加了难度，从而增加了反腐败的成本。

一般来说，社会投入反腐败的资源不可能是无限止的，反腐败的资源也是稀缺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在一定时期内是基本不变的。在对腐败惩罚严厉程度不变和惩罚腐败的单位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反腐败的成本与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就呈现为负相关关系，即随反腐败成本的增高，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就会出现下降。而对腐败打击力度的下降，又会导致腐败的风险降低，腐败的成本下降，致使腐败发生率上升。由此可以推论，反腐败的成本与腐败的发生率成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反腐败成本的升高，对腐败的惩治概率就会下降，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也会减弱，腐败的发生率就会相应升高。当然，如果对腐败惩罚严厉程度也相应变化，则情况就不一样了。假如对腐败惩罚的严厉程度主要体现在罚金上，反腐败的成本提高后，相应提高惩罚的罚金，则腐败的发生率不会提高；而如果惩罚的严厉程度主要体现在加重刑罚上，则会进一步增加反腐败的社会成本，这时，在一定临界点内即监狱能够收容的幅度内，反腐败的成本与腐败的发生率会呈现负相关关系。而当突破这一临界点后，反腐败的成本与腐败的发生率出现正相关关系，因为这时，监狱已难以容纳新的犯人，付出许多成本侦查腐败而最终使腐败者无法受到应有的惩罚，腐败的成本无法体现，这就必然会导致腐败的发生率上升。

反腐败行为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要考虑成本，也要考虑收益，也有一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特别在对单个腐败问题是否要进行侦查和惩罚时，收益与成本的权衡往往是反腐败机构作出最后决策的重要依据。反腐败的收益是指单个反腐败行为或全社会整个反腐败行为的实施而获得的利益，包括制止腐败行为和追回、挽回经济损失等方面，当然还包括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等方面的内容。因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是精神性、抽象性的利益，为分析方便起见，这里不过多涉及。[!--empirenews.page--] 反腐败的净收益与惩罚腐败的可能性的大小密切相关。也同其他投资行为一样，利润越高，投资的热情也越高，假如每个反腐败行为不仅没有获得任何净收益，反而获得净负收益，则政府和反腐败机构虽然考虑社会效果，仍然不会放弃惩罚腐败，但会因难以承受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不得不放弃对一些腐败问题的惩罚，降低惩罚腐败的可能性。如果，每个反腐败行为净收益非常可观，甚至超过了任何行业的利益回报，则政府和反腐败机构会把更多力量投入到对腐败的惩罚活动中，从而大大增加惩罚腐败的可能性，这也就会大大降低腐败的发生率。

四、我国腐败问题惩治方法思考

根据上面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当前腐败问题严重的根本的原因是腐败的成本太低，腐败的机会太多和反腐败的成本过高。所以，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的思路也必须由此进行展开，反腐败的方略和具体措施也必须根据这一情况来设计和实施。当前可以考虑着重采取以下措施：

（一）提高公务人员待遇，加大腐败的机会成本

世界各国反腐败实践中，普遍认为有益于遏制腐败的一项措施，就是提高公务人员待遇，使公务人员的收入能处于社会的高收入阶层，或者至少是中等以上水平。这样，一方面可以吸引和留住人才，提高政府机关、公权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防止庸人充斥这些机关部门。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公职人员腐败的动机。所以，自“80年代以来，以薪或高薪养廉的思想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许多国家通过优厚物质待遇保证政府官员享有较优越的生活，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某些蝇头小利而舍弃已享有的地位和待遇。在实践中，一批被誉为‘廉洁之国’，如奥地利、瑞典、瑞士、新加坡、智利、津巴布韦等国都推行了以政府官员的高薪制度为特点的反腐措施。”（季正矩：《跨越腐败的陷阱》P237）反腐败国际主席彼得·艾根认为：确保文职人员和政治领导人的工资足能反映出其提任的职务所要担负的责任，只要条件允许，还要同私营部门的工资水平一致起来，这样做既然可以减少对腐败的“需求”，还可以确保能获得最优秀的人来为国家服务。虽然，从个案来看，低薪未必腐败，高薪也未必廉洁。但从总体上来讲，高薪毕竟优于低薪。公务员优厚待遇会使公务员从事腐败的机会成本提高，从而使多数人对腐败望而却步。

（二）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提升腐败者的受惩成本

结合我国的国情，加大对腐败者惩罚力度，主要可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建立统一高效类似新加坡、香港那样的专门的惩腐反贪机构，赋予其独立侦查权、逮捕权、起诉权，使其有较强的独立性，以改变目前我国存在的反腐败体制不顺，职能交叉，权威不够，独立性差，效率不高状况，使之能更有效地打击腐败，增加惩罚腐败的可能性，减少腐败。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一些欲腐败者因感到随时可能被发现并受到惩罚，成本太高，风险太大而放弃腐败。另一方面，又能使我国反腐败机构重叠、职责不清而导致升高的惩治腐败的成本降低下来，从而使同样的付出获得更多的收益。二是加大处罚力度。对在法律中存在的明显不合理、不利于打击腐败行为的条文要修改，如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或者按照其数额大小加重其刑罚处罚力度，或者使其与贪污、受贿同罪。另外，对受礼问题，超过一定额度，也应进行法律追究，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受礼即使达到天文数字，也不够成违法，最多只是纪律处分。对法律规定明确的，则要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使惩罚因人而异，具有高选择性，更不能以官职的大小和背景的大小来定罪。要增加经济处罚力度，不仅要全额追回非法所得而且要处以沉重的罚金，对无法支付罚金者则以加重刑罚来补尝，决不能让腐败者在经济上获得好处，要使腐败者倾家荡产。对腐败者要公开审判、公开披露，不仅使其经济上受损，而且要使其利益相关者名誉受损。要努力营造指责腐败的社会氛围，尽可能缩小社会上对腐败行为同情、庇护的人群，使腐败分子、腐败行为真正成为过街老鼠。通过这些举措来增加腐败分子的各种代价，使其因腐败成本太高而望而却步。[!--empirenews.page--]

（三）削减公权，以减少腐败的机会，降低监督和惩罚腐败的社会总成本

必须通过改革，来减少腐败产生的机会。一方面要加大政府机构改革的力度，根据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大幅度削减党政机构和人员，通过撤庙来减少掌握公权的人员。另一方面要加大审批制度改革力度，大幅度地削减政府对企业、对社会事务的审批，做到凡是可由市场机制调节的事项都交由市场调节，可由社会中介机构去办的事情，交社会中介机构去做，是企业的权力则还给企业，纠正政府的过度干预。这样就可以使公权和使用公权的人大大减少，从而可以大大压缩产生腐败的可能性空间，大大减少产生腐败的机会。现在，各地开展的审批制度改革，减少的审批项目普遍在50%以上。如果，全国通过机构改革和削减审批项目等措施，将公权削减5 0%以上，那么，在腐败发生概率不变的情况下，腐败发生的总数将也会减少50%以上。这样监督成本和惩罚腐败的社会总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如果惩罚腐败的数量不变，则对腐败惩罚的概率实际上大大提高了，也就是说对腐败惩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这又会大大增加对腐败者的威慑力。

（四）增加权力运行和公共事务管理的透明度，减少处理公共事务的自由裁量权

将政策、法律、制度、规定制订得更严密些、具体些，更具有刚性，减少过于原则、含糊的用语。处罚伸缩的幅度也尽量要小些，以防止利用过大的处罚幅度进行腐败交易。大力推行政务公开，使人权、事权、财权等公共权力都能按公布的法律、规定公开运作，处在公众监督之下。对确需保留的审批权、许可权、多数可通过进入到统一的审批中心的办法，来加强监督和制约，使权力在阳光下运作。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政策、法律、制度、规定和运作一公开，让公众都来进行监督，这样监督的社会总成本将大大降低，反腐败机构可以抽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去监督一些重点部位环节岗位，这就可以大大减少腐败实现的机会。

（五）理顺监督体制，提高反腐败的效率

理顺监督体制，发掘和利用好各种监督资源，有利于降低反腐败的成本，提高反腐败资源的效益，从而使对腐败的打击、惩罚力度得到加大，使腐败的成本得到提升，减少腐败的发生率。建立和完善各种堵塞腐败漏洞的制度，发挥好制度在监督中的作用；畅通监督渠道，发挥好群众和舆论监督作用；重视加强内部监督机构，发挥好内部监督作用。

在我国由于存在缺乏权威性、缺乏独立性、缺乏协调性等状况，导致内部监督作用发挥并不理想。遏制腐败主要依靠力量是内部监督机构。所以，当前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一个迫切课题，就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内部监督机构的建设。一是要提升纪检监察机关的规格，以提高其工作的权威性。二是实行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对下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垂直领导，以增强其监督的独立性。三是尽快制订《行政监督法》和《党内监督条例》，赋予纪检监察机关可真正独立实施的权力、义务和职责。同时，明确财政、审计等其他内部监督机关的职责，做到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形成内部监督合力。四是明确反腐败机构的分工，理顺体制关系。尤其要理顺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与司法监督的关系。

第四篇：对腐败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内容摘要：

腐败问题已成为困扰全球的一个大问题。在中国腐败问题也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动摇政权基础、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公害。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产生、蔓延的原因和治理腐败的对策进行分析，考察在给定各种异致腐败的非经济变量前提下，经济因素如何决定腐败行为和反腐败行为的情况，并不是否定其他各种非经济变量对腐败和反腐败行为的影响。

腐败问题已成为困扰全球的一个大问题。在中国腐败问题也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动摇政权基础、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公害。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产生、蔓延的原因和治理腐败的对策进行分析，考察在给定各种异致腐败的非经济变量前提下，经济因素如何决定腐败行为和反腐败行为的情况，并不是否定其他各种非经济变量对腐败和反腐败行为的影响。

一、腐败的定义及我国目前腐败的现状

对腐败概念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经济性腐败、政治腐败、生活腐败、失渎职等。狭义的主要指权钱交易为主的经济性腐败。本文认为，对腐败的概念所包括的内涵不宜泛化，还是从狭义的角度来把握腐败的概念比较合适。腐败的主要特征是利用公权谋私。鉴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腐败”一词作以下定义：腐败是经济人违反制度规则用公权资源，为自己或小团体谋取利益的一种经济行为。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即：人是经济人，人的行为决策都是理性的，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腐败者也是经济人，腐败者作为经济人参与腐败活动的决策是理性的，其目的也是为了追求腐败利益的最大化。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腐败行为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生产”，这种“生产”也存在成本和收益的问题。

一般来说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产生和泛滥比较严重的时期。因为一系列的政治变化，使以往正常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不仅使原来隐蔽的腐败现象显现出来，而且迅速地传播与蔓延。有资本主义国家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状况发生剧变的阶段，也是腐败最严重的阶段。联合国调查了107个国家后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在265-1000美元时期，是社会剧变革时期，也是社会经济、思想状态等变化最大的阶段。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剧烈变革时期，由于存在体制性的缺陷，加上种种主观因素的影响，使腐败产生的可能性空间非常大，而对腐败的惩治又不够有力，导致腐败成为一种低风险、低成本、高效益的行业，使腐败之风越刮越盛，腐败的渗透面越来越广，腐败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涉及的人员越来越多。从我国目前情况看，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类型的腐败；利用授权和管制权腐败；利用公共资源的处置权腐败；利用征税权腐败；利用公共物品和服务分配权腐败；利用执法、司法权腐败；利用投资和采购权腐败。

从我国的情况看，腐败问题还处在易发和高发时期，存在面广、量大的状况。面广，即腐败的面越来越广，腐败现象渗透到角角落落，不但油水衙门有，而且清水衙门也有，现在已很难觅得到一方不被腐败所污染的净土。量大，即腐败者的数量很大，查案往往一查一大串，一查一大片；腐败的金额在增大，腐败者的腐败动机已从挥霍享受型向资本积累型转变，胃口越来越大，贪污受贿金额动辄上百万、上千万。

二、腐败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导致我国目前腐败问题十分严重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腐败的成本太低，腐败的机会太多，而反腐败的成本则偏高。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认为“有机会就一定会有贪污„„就像有个一丝不挂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要我不动心也办不到的。”一个握有公权的人可以通过腐败行为得到从事遵纪守法活动还要多的收益，那就意味着社会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制度基础，一些私心严重、意志薄弱者，就很容易经不住诱惑，而走上腐败的不归路。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成本和收益与腐败发生率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腐败的成本低、收益高，就必然会导致腐败发生率上升，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之所以大量存在，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这与我国腐败的低本、高效益有着直接的关系。腐败的成本是指腐败者在实施腐败行为中的付出。腐败成本主要包括：腐败的总成本、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腐败的受惩成本。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腐败的直接成本是很小的。腐败者在实施腐败活动中，往往只要付出很少一点精力，如打个电话、当面交办、批个字条或伪造账册等就可以获得利益；有时也可能要付出点联络费用，以疏通关节。如请人吃饭、送点礼品、礼金等。但这些费用也有可能是公款支付的。当然作为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则是十分巨大的。从我国情况看，腐败行为者付出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劳力、精力。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体制的不完善，机制、法制的不健全，监督制约的薄弱，使腐败机会很多，腐败者实施腐败行为，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劳力。

腐败的机会成本也是很少的，有的甚至为零。能够从事腐败的一般都是掌握有一定公权的公职人员：这些人员的收入一般是相对固定的，按照统一的规定发放的，而且从目前情况看收入并不高，即使其因腐败而被查处，受到的经济损失并不大。假如其从事某种腐败活动，其所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等这些资源即使全部花在本职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会有增加。如果用于其他合法守纪活动，也由于有种种限制，如机关干部不得领取兼职报酬；领导干部不得个人经商、办企业；不得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等，因而其所得到的纯收益也是微乎其微的。而从事腐败活动，则回报往往是十分丰厚的。

如果按照30%的被发现概率来计算，腐败的受惩成本也就更要大打折扣了，如果算上人情的因素，法律、纪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因素，这个成本就更低了。所以，在我国，虽然，对少数腐败者而言，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有的不但被追回了腐败所得，而且失去了自由，被判刑，甚至失去了生命，被处决。但也有更多的腐败者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从事腐败活动的风险是比较小的。目前存在腐败产生率总是高于“死亡率”，腐败问题蔓延发展势头总是难以遏制，一些腐败分子前仆后继，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腐败的成本明显偏低，而腐败的收益则较高，与巨大的收益相比成本微乎其微，特别是社会上“丢了党票，抱了金娃”、“一人坐牢，全家享福”、“亏了我一人，幸福几代人”等现象 的存在，更助长了一些人的这种心理。于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这句话，会被一些有风险偏好的人奉为至理名言，而前赴后继在实施腐败行为时更加胆大妄为。

一般来说，腐败的成本与腐败的发生率成反比关系。也就是说腐败的成本越高，腐败发生率就低。反之亦然。腐败者在进行腐败活动时，必然会考虑获得好处和效用，如果得不到好处和效用，腐败行为就不可能发生。这种好处和效用就是腐败的收益。腐败的收益可分腐败的总收益和腐败的净收益。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腐败的净收益十分可观，可以说超过了任何行业的回报。有的在短短几年中，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到其靠合法收入几辈子都无法获得的钱财。1996年仅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惩腐败挽回的经济损失就达近47亿元。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45113件，腐败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大案18086件，其中100万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最近的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腐败造成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估计平均每年在9875至12570亿元之间，占gdp13.2%至16.8%。由于腐败金额日益巨大，为避免打击面过大，有关部门不得不提高了对腐败进行处罚的标准线。如过去的《刑法》规定，贪污受贿2000元以上，检察机关就可以立案侦查。新《刑法》则提高到了5000元以上。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各地又大大提高了标准。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腐败的收益是比较高的。腐败的总收益与腐败的总成本相比，差距十分悬殊，腐败的总收益远远高于腐败的总成本，因而腐败的净收益也即利润是十分可观的。任何行业要获得高的回报，必然会有风险。腐败也是如此，也有风险，但这个风险与高回报相比，并不比其它行业高。加上腐败者在如何逃避受惩，降低腐败成本方面了也在不断想出新的办法、新的手段，而惩罚腐败方面的方法、手段则相对落后，法律不够完善，使不少腐败行为不可能轻易被发现和揭露，即使被发现有腐败嫌疑，也有可能逃脱惩罚特别是严重的惩罚。这就又降低了腐败的风险和成本。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际上也已成为一些腐败分子躲避风险、逃脱惩罚的避风港。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存在，一方面导致腐败的行为人避重就轻，拒不交代严重的犯罪行为，使“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现象普遍化。另一方面，一些司法人员为包庇个别有权势的腐败行为人，而故意不再对严重的犯罪进行调查。从而使一些人进行腐败的成本和风险进一步降低。

一般来说，在腐败的成本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腐败发生率与腐败收益成正比。腐败收益越高，腐败的发生率也越高。当腐败的净收益接近于或等于腐败的总收益时，腐败的发生率将达到最高，也就是说只要有可能，多数人都会去搞腐败，到那种状况，社会道德伦丧，是非标准颠倒，法制废驰，社会必将大乱。而当腐败的收益≤腐败的总成本时，腐败行为发生率将大大下降，甚至降为零。因为有人从事腐败行为是希望能得到高收益，如果不但没有高收益，只能得到低收益甚至负收益，自然就不会有人冒傻气去从事腐败活动了。

第五篇：腐败问题探讨

腐败问题的产生及解决措施

腐败,是指生物有机体受到外界有害菌体的危害侵蚀发生的腐烂变质现象。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腐败则是指公权主体违反公共规则的以权谋私的行为,包括能运用 公权的主体违反公共规则的事实以及谋取私利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胡锦涛在2011年七一讲话时说：“反腐败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认真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从“十八大”闭幕至今，来自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针对反腐的一系列表态，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也被舆论看作是一场反腐风正在掀起的标志。11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当选后的首次亮相中就以“打铁还需自身硬”表露了反腐的决心，而在两天之后，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又以“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来警示大家。他说，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他进一步表示，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绝不能手软。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大会上，也再次强调要将反腐工作引向深入，他要求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认真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从以上看来历届领导人对于腐败问题都非常重视，反腐败已经刻不容缓。

（一）我国腐败问题的现状

腐败现象的“重灾区”一般集中在权力垄断部门和经济决策部。从现实情况看，我国贪污贿赂案件在垄断行业、行政机关、城镇建设以及教育四领域出现了高发态势。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少数党政领导干部索取、收受贿赂，大搞权力腐败，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市场经济中的热点行业已成为犯罪的多发部门，腐败表现出明显的行业特征，市场经济中的热点行业已成为犯罪的多发部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那些对市场经济行使调控职能的部门逐渐成为犯罪的热点，因而在金融、证券、房地产等热点部门发生的贪污案件日益突出。

腐败犯罪手段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使惩治更加困难。各种腐败犯罪行为在重点行业领域突现的同时，手段逐步呈现多样化的发展，与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形成交织状况。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时，都会千方百计地规避法律，行 为更加隐蔽。

腐败犯罪的窝案、串案逐渐增多，腐败行为主体正在从基层向中层和高层领导干部蔓延。近年来，腐败犯罪逐渐呈现出团伙化、群体化的现象，涉案人员职务高、金额大、涉案范围广，许多腐败分子都是从最初的一个腐败犯罪案件中牵扯连带出来的。贪污腐败犯罪的窝案、串案越来越多，涉案范围越来越广，这就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犯罪心理具有极大的贪婪性、冒险性和疯狂性。一是不择手段，肆意掠夺。二是顶风作案，肆无忌惮。三是胆大妄为，铤而走险。

总的来看腐败问题呈现出以下特点：权利的商品性、腐败渗透的广泛性、疯狂性、顽固性、贪婪性和隐藏性。热点领域主要集中在领导干部“傍”不法“大款”现象严重。作案方式、手段更具隐蔽性；一些犯罪分子向国外、境外转移赃款；涉案人员外逃；查处与反查处，腐败与反腐败斗争激烈。

（二）腐败问题的原因分析

（三）腐败问题的对策

1、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从长远来看，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是反腐败的基础和根本，其着眼点在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督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

2、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如果思想防线不坚固，经不起诱惑，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想腐败轻而易举。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可以有效地预防腐败。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提高行政行为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程度。制订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程序、规则，明确行政自由裁量的范围、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重大行政裁量行为必须经过咨询、听证、决定、审议、复核和监察等环节。同时，必须增加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建立健全行政公开制度，公开办事制度和规则、公开办事机构和人员、公开办事程序和方式、公开办事结果和依据。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加强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凡是设定审批权的事项，必须设定严格的审批条件、审批范围和审批程序。完善和强化党内纪律监督。党内纪律监督是在党的上下级之间、党员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内部纪律监督机制。加强党内监督，必须进一步加强纪委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纪委的组织协调作用，加强纪律部门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党内民主，强化民主集中制，实行党内政治生活公开化、透明化。

3、制度的完善与创新。腐败是制度漏洞的表现，反腐败本质上就是不断完善和创新制度的过程。医治腐败的根本途径和突破口就是构建国家廉政制度。一个国家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腐败的程度多么严重，建立国家廉政制度对于医治腐败仍具有普遍性意义。这既是人类反腐败智慧的结晶，又是最有效的反腐败措施。

4、完备的法制。为反腐败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基本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其中包含着三个基本的要素，即严密立法、严格执法和严厉制裁。要真正做到“三严”，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和大量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当前，中国反腐败的法制建设已经远远落后于反腐败实践的需要。虽然我们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法规、条例和规章，但是这些法规、条例大多散见于宪法、刑法等法律之中，迄今尚未形成一部完整的反腐败法律。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加强立法建设，为预防和惩治腐败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依法严肃惩治腐败。以查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案件为重点，严厉惩处腐败分子；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切入点，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要通过依法严肃查处腐败案件，严厉打击腐败分子，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教育，发挥案件查处在预防和遏制腐败中的警示作用。总之，要通过严格的法治和高效的工作运行机制，使腐败分子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