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城市中小学教育腐败问题的思考

第一篇：当前城市中小学教育腐败问题的思考

当前城市中小学教育腐败问题的思考

在正直善良的人们的心目中，教育是一项十分高尚的事业。这里汇集了许许多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他们的知识和道德水平走在社会前面，他们有着强烈的报效祖国的热情。这里汇集着无数莘莘学子，他们热爱生活，富有理想，有强烈的求知愿望，他们的心性并未受到世俗种种愚味邪恶的观念的污染。

但是，当前城市中小学教育的情形，却是完全相反！教育腐败无所不在，其规模、其覆盖面、其严重程度，可谓让人触目惊心。

一、城市中小学教育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

（一）教育乱收费。一些学校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巧立名目，擅自向学生收取各种费用，其中包括数额巨大的择校费、统一校服费、微机管理费等等众多名目，这些费用无疑加重了学生家长，也损害了教育界的声誉，给学生造成了一些负面的不良影响。

（二）招生潜规则。每年的暑期招生，具有教育资源优势的重点学校校长、教务主任往往是最受欢迎的人、最忙的人、最难约的人，一般的学生家长很难联系到他们，即使拿着钱你也找不到要送的人。这个时候只有通过有“门路”的人引见，才有可能办成事情。

（三）权力的异化。权力的异化在校园的表现在拥有社会某种权力背景的学生在学校会享受到重点学校招生、优秀班级选择、优秀学生推荐、升学甚至班级座位选择等各种优待，但在权力的魔影下，来自学校的“关爱”变成了“爱官”，教育公平公正受到各种特权越来越多的侵蚀。

（四）内部管理腐败。一是财务管理腐败。学校在坐拥优良教育资源的背景下，通过赞助费、择校费、借读费等方式攫取了大量的资金，而一些学校的财务管理及其运作机制存在较大缺陷，在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上频频出现“暗箱操作”，或上下勾结或里应外合，侵吞、挪用国有资产。二是职称评选腐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每年分给学校的高级职称名额少之又少，而符合条件的教师往往会有一批好多人，在同等资格条件下，就该考验各自的额外功力了，请客、送礼、托人找关系等等本不应该在学校出现的现象都呈现出来，即使这样能够最终成功晋级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下一次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久而久之成就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果你不去低头同流合污，那就永远没有机会。

（五）师德的滑坡。“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教师本应该尽职尽责，教书育人，但是现在的部分教师的师德已经有了大幅滑坡。一是充当教辅材料的推销员。每个学期的开学，部分教师就会向学生推荐某种只能在指定地方才能买到的教辅材料，从经销商处私下拿取回扣。二是私自办班带学生。一些教师在校外租用专门的场所或在家里开办辅导班，把本应该在课堂上讲授的大纲范围内的知识放在了辅导班上讲，这就迫使班上的学生家长交纳额外费用去学习，当然老师会在评先、考试等方面给予自己所带学生以照顾，甚至偏爱自己带的学生，对其他学生则不理不睬。三是收受学生家长财物。过年过节，一些学生家长给教师送礼，希望老师给自己的子女以照顾，这一现象已经成为中小学校的“潜规则”。教师无形中忽视那些没有送礼的学生，有的教师甚至以“礼”待人，有送礼的，给予特殊照顾，没送礼的学生，可能还要疏于管理甚至遭白眼。三是充当特定学校的招生代理人。在学生毕业升学前期，部分老师私下与某些特定学校达成协议，在不同的场合向学生极力推荐报考某些特定学校，甚至肆意夸大所报考学校的优势，一旦学生成功进入该校，老师就会从学校收取数额不菲的提成。

二、城市中小学教育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教育资源匮乏。教育消费成为了一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使得教育资源紧张，成为短缺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高度集中，使得少数学校掌握了大量的优质资源，使得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衡，这也为控制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和个人提供了谋利机会，并因资源竞争而产生权钱交易。

（二）经费投入偏少。在国家实行教育“一费制”改革以来，对于减轻学生家庭负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国家对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一费制”的制定实施，不可能完全满足教育的需要，还需要补充收取一定的费用，所以上述的各种不应该收取的费用就都应运而生了，收取的费用大都先期上交地方财政，再由学校申请拨付使用。

（三）一把手道德品质败坏。目前体制下，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主要负责人都是由地方政府党政部门任命的，而被任命的这些主要负责人有一部分是不懂教育规律、品德败坏的人，当不懂教育规律、品德败坏的人成为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负责人时，腐败在学校的泛滥，自然也就不可避免。

（四）学校缺乏民主监督。民主是治理腐败的根本途径，现在的学校和政府机关一样，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只对上级主管机关负责，而不必对教师负责，校长的权力不受监督。在这种情况下，校长的利己之心必然恶性膨胀，利用手中权力变本加厉为自己聚敛不义之财，在自己迅速致富的同时，学校也被搞得乌烟瘴气，正常的教育秩序遭到粗暴破坏。

（五）师德建设的落后。中国提出“素质教育”的口号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应试教育还占主流，因为学校评先评优、教师晋升职称、绩效考核评定等等还是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重要的筹码，所以各个学校都把提高升学率、提升学校知名度放在了首位，对于加强教师思想道德建设则成为了一句空口号，导致师德滑坡，师德沾上了铜臭。

三、治理城市中小学教育腐败的主要举措

（一）扩大优质教育供给，缓解教育供求矛盾

1．增加教育投入，扩大教育供给。教育供给的扩大需要不断追加资金投入作保证。政府在教育投资中的主体地位是毫无疑义的。近年来，我国政府的教育支出占教育总支出的比重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主体地位正在逐渐削弱。目前不仅教育经费缺口巨大，而且教育经费配臵极不合理，相当多的教育资源被用于部分中小学。因此要扩大教育供给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并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

2．均衡教育资源，提高薄弱学校办学水平。政府要切实承担起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责任，纠正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状况，在办学条件的规范上，制定出统一的合格标准，让学校办学条件基本均

衡。在办学评估上，逐步淡化和取消省标、市标等这样的要求，主要评估办学水平的高低、示范作用的发挥。在政策取向上，弱化或不实行重点学校教育资源优先配臵政策，不使有限的资金、教学设施和素质高的教师流向重点学校。

(二)加大对教育腐败的查处力度

造成腐败者做出腐败决策的最关键因素是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和力度都太小，因为教育腐败活动具有很大的隐蔽性，这种隐蔽性使腐败者不必承担太大的风险就能得到腐败的收益。同时，一些教育部门的主管领导对腐败危害认识不清，发案之后遮遮掩掩，甚至为腐败分子鸣冤叫屈，托关系说情，对查处工作产生了较大阻力。一些地方连年发案，办案机关以书面、口头方式提出批评和整改建议，但是有关单位依然措施不力，以致案件年年查，年年发。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队伍不断壮大，教师素质参差不齐，甚至连一些品德低劣的人也混入了教师队伍。所以，开展一次教师队伍大整顿活动是很有必要的，把一些“害群之马”清除出教师队伍。不断建立健全和完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吸收高素质人才到教育界。加强师德建设，用先进的思想武器武装教师的头脑，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开展评先评优工作，奖励先进，鞭策后进，树立典型，大力宣传，形成浓厚的师德建设氛围。

（四）建立健全全社会的监督制度。

权力缺乏监督，就会滋生腐败。教师虽然没有什么特权，但却掌握着学生生死予夺的权力，教师的言行可能会影响学生的一生。

应该尝试建立以学生家长为主的、由社会各界参与的监督委员会，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的重要决策和管理方法进行监督。教育部门邀请社会各界群众担任行风监督员，及时反映监督情况，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促进教育系统的行风建设。

惩治教育腐败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的任务。只要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真正认识到教育腐败的危害性，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以铁的决心、铁的纪律、铁的手段真抓实干，一定能够把教育腐败铲除，重塑教育界的神圣形象。

第二篇：对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思考

对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思考

【内容提要】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让人无不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历史成就备感欣慰，同时，也为反腐倡廉的严峻形势居安思危、警钟长鸣。特别是一些经过多年努力，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成为困扰反腐败的“短板”。本文从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现状入手，在分析腐败现象产生的基础上对转型时期的腐败问题进行了反思。【关键词】腐败

根源

遏制

反思

一、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现状

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9621件，处分146517人，省部级官员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卓志，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康日新，天津市委原常委皮黔生，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志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还有最近的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被任免事件。腐败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程度不同地为其所困扰，我国也不例外。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变，我国的腐败现象呈蔓延之势。腐败现象的产生与蔓延，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动摇了人们的信念，还滋生出一系列其它的社会问题，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反腐败已经成为我们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解析腐败问题的根源

（一）一把手集权制

前不久，人民网调查显示，85.3%的网友认为，现在的县委书记“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上做得不足。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把手已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有的地方查办的领导干部案件中，60%以上是一把手。安徽省有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被查处；全国有18个交通厅(局)长因腐败而落马，而河南更是创下了连续3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纪录。一把手出事，往往带坏一批人，带乱一方风气，严重影响一地发展，使吏治腐败如山洪暴发。辽宁沈阳慕马案牵出142起严重违纪违法案，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4人，其中17人是党政部门的一把手。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

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其中县市和市属单位一把手30余人。一把手最难监督的要害，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无论在一个地方或单位，人、财、物权都在一把手的掌控之下，“上级管不到，同级不好管，下级不敢管，群众管不了”。从领导班子的结构看，一把手高度集权的体制，使班子成员难以监督；从权力运行过程看，一把手权力运行不透明，有的甚至班子成员也不知道，群众更不知情，无从监督；从授权关系看，上级对一把手重任用，轻管理，疏于监督；从监督机构权限看，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对象，无法监督。

（二）官场潜规则

“不跑不送，降低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可以说是最经典的潜规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潜规则的基本特征，即不能拿到桌面上、不敢公示于人，但私下里却得到广泛认同并在实际生活中指导和调整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也证实了潜规则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有人把潜规则分为官场潜规则、行业潜规则、社会潜规则。潜规则是当下腐败滋生蔓延最肥沃、最深厚的土壤和条件。它像一张看不见、摸不着的庞大网络，谁要企图打破它，谁就要付出代价。许多出类拔萃、品质优秀的人得不到提拔，而搞人身依附、攀龙附骥、善出“政绩”的人被提拔到显要位置和重要岗位。原本不跑不送的也被逼无奈，渐渐卷入不正之风，从腐败的抵制者转化为腐败的默认者，甚至是追随者、推动者。潜规则阻挠显规则的确立，阻挠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落实，使得依靠潜规则生存、发展的人越来越多。

（三）大吹买卖官之风

买官卖官、跑官要官是最严重、危害最大、影响最坏的腐败现象。买官卖官有四大动向值得注意：一是利用领导班子调整主动卖官。原吉林省白山市政协副主席、白山市委统战部长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委书记期间，6年里将全县500余名干部调整了840余人次，收受贿赂114万余元，将200多名科级干部的命运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科局级干部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二是以改革创新的名义买官卖官。山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借干部体制“改革”敛财，提出改革干部体制要“大手笔、大破格、大面积、大调整、大交流”，于是想保住位子的、想升迁的、想进城的、想调位子的，纷纷自愿上钩。三是一把手利用自己的提名权，通过一系列“包装”及所谓的组织程序，帮人升官，为己敛财。买官者向拥有提名权的用人者、主要是一把手“购买”这种机会。尽管全委会、常委会票决可以避免少数人说了算，但问题的关键不仅是怎么

决，更重要的是初始提名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四是买官卖官数额渐成“规范”。全国最大卖官案——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涉及一把手50多人，更牵涉到田凤山、韩桂芝等省部级高官和18名地厅级官员。马德将官位商品化，从县委书记、县长及部门的一二把手，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每个位置都有“价格”，而且灵活机动。

（四）恶搞“政绩工程”

“政绩工程”之风由来已久，成了官员之最爱，主要在于考核干部的指标体系不科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官员的政绩考核打上了GDP的烙印，GDP逐渐走上了神坛，成了上系国运隆昌、下连百姓民生的经济偶像。在有的地方，GDP崇拜达到了极致。由于考核指标关系到官员升降去留和年终业绩，不少地方一套班子一个思路，都来个几大工程、几大举措，以致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只要能显示“政绩”，什么都敢干。在畸形政绩观的驱动下，部分官员和企业主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权力与经济共舞，官员们捞到了政绩，商人们敛到了财富。“政绩工程”下的寻租和腐败，使非廉洁化的官场生态得以滋蔓，极大地增加了反腐败的阻力。

（五）建立特殊利益集团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垄断行业的福利腐败问题引起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大媒体的普遍关注。福利腐败，实质上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腐败，是权力腐败的一种延伸，是少数人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取得不正当的利益。福利腐败只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冰山一角。除垄断企业外，还有房地产开发商、部分官员，他们都是以某种不正当方式影响政府决策，从而以特权方式获得巨大利益的群体。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的存在，加剧了中国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发展不和谐；激发了大量寻租活动，腐蚀了一大批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造成大量国有资产资源的流失，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

特殊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总是阻挠通过深化改革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六）大肆挥霍公款消费

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官员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达3000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0%，是当年军费开支的两倍，是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官员出国考察成了“待遇”，带来的是政府奢侈浪费，某些官员也借机索要贿赂和出逃。据《半月谈》报道，中国一定级别的机关干部，每年参加的大小会议不下50场。会议费用惊人，不少会议动辄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一般会

议都要求“规范”印发领导讲话、会议交流材料，有的一次会议就用1吨纸。公务接待耗费巨大，浪费严重。接待标准乱、范围乱、名目乱、思想观念乱。某单位在一餐厅一年接待费为260万元，其中，客人消费为64.7万元，其余近200万元是被陪客的人吃掉或变着法子乱接待耗费的。公款消费中的腐败，是依附在旧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给制的遗风。不论用车、出国、吃喝、接待、开会，凡涉及公款的，统统沿用供给制那一套，当成一种待遇、一种福利，不论是否真需要，一律按职级来。中央多年前就提出了职务消费改革的要求，但这一改革包括公车改革进展缓慢、踯躅不前，有的还把公车改革变异为变相增加巨额收入，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根本原因在于它触动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员体系的利益，公车又是身份的象征，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七）大搞形式主义

每年年末岁初，基层对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应接不暇，疲于奔命。不少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纯属搞形式主义、走过场，助长了虚报浮夸、弄虚作假之风，又衍生出乱收费、乱摊派、乱要赞助等加重基层、企业和群众负担的问题。为了应付评比，为了能当“先进”，假数字、假汇报、假现场、假典型层出不穷。尽管我们多年来对形式主义的痼疾屡加挞伐，但因其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难根除。“领导就是开会，贯彻就是发文，检查就是汇报，协调就是喝醉，落实就是收费”，在一些地方已成为普遍现象。形式主义的要害，是不顾实际，只会跟风；不计成本，只要轰动；不求实效，只图虚名。就连中央要求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有的地方在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形式主义倾向：你搞什么我也搞什么，比规模比投入。形式主义已经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祸害，也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正龙拍虎”。形式主义的横行，源于运动式思维和运动式工作方式。不论干什么工作，一开大会，二发文件，三造舆论，四造氛围„„谁不这样干，谁就是不重视，谁就没有魄力，也显不出政绩。

（八）司法腐败

2008年10月28日，一条引起轰动的新闻从北京传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被免去职务，已被中央纪委“两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司法系统因涉嫌腐败而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在12月1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一定要清除害群之马，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腐败问题，组织专项治理，纯洁政法队伍。近年来，司法腐败案件屡见媒体。司法公正

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说用人腐败让人失望的话，那么，司法腐败就让人绝望了。虽然腐化堕落的司法机关领导干部是极少数，但影响极其恶劣，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九）漠视法律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出台不准式规定最多的国家，也是对腐败处罚最为严厉的国家。透明国际也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反腐败制度建设相对完善的国家。为什么贪官依然那么多？从贪官自身的原因看，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藐视法律。贪官落马前，身居要职，学法、听法纪讲座的机会远远高于常人，有的甚至是法学博士出身的法院院长。他们不是不懂法，有的对法律可以说是精通了。问题在于，他们学习、精通的目的，不是为了守法，而是为了钻法律的空子，以更高明的手段违法行政、以权压法，以更巧妙的手法违法犯罪而不被发现，甚至还运用听证会等法治手段为掩护，维护自己的私利。如果我们有到各处去走走、看看，可以发现，很多领导干部口口声声讲的，都是贯彻他的顶头上司的批示、指示，很难得听到一位领导讲怎么执行法律法规。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十分浓厚的国家，习惯法大于成文法。许多贪官精通权术、潜规则、厚黑学，尤其迷信权大于法。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来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如果说徐其耀对法律法规的态度还有些隐晦的话，已执行死刑的原四川省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就撕去了一切伪装了。他已成了阶下囚，还对管教干警说：“法律算个屁！你相不相信权大于法？你敢不敢跟我打赌，我半年内就出去，什么事都没有！”他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就是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而且背后还有权大的人在为其撑腰。好在最终还是法律胜利了，李玉书的“权大于法”破产了！

二、遏制腐败问题的办法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出坏结果；从“坏人”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这对我们设计反腐倡廉制度是否有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不论是遏制腐败的非常措施，还是制约腐败的规章制度，说到底，都是一种抵御腐败的外部力量，而现实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不仅形势在不断发展，具体情况更是千变万化，只要腐败分子的腐败动机存在，再严厉的打击措施，再缜密的法规条文实际上也不能完全阻止他们将腐败的动机变成腐败的行动。这也是中国古代某些时期惩罚腐败的措施虽然极为严厉，甚至是野蛮和残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当周密，近乎于繁锁和苛刻，却都不

能完全根除腐败的原因所在。然而，反腐败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存亡的大事，再难我们也应该为此而努力。这种努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运作。

1、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机关的监督、制约机能。如果说遏制腐败主要靠自上而下的努力的话，更持久、更具有根本性的反腐败措施应该遵循自下而上的思路。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们不能再沿袭过去的那种搞群众运动的做法，而是应该充分发挥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职能，实现对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制约。腐败的中心问题是权钱交换，这种监督和制约的重点应该围绕权和钱进行。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是与职务联系在一起的，有职才有权。我们应该逐步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而不是流于形式的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监督制约各级政府领导人的制度，逐步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委任制，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分子长期盘踞某些重要职务，利用职权大肆侵吞国家财产，人民群众对其无能为力的反常现象。另一方面，加强人民代表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的监督。不仅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要经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政府的重要收支项目也要及时向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汇报，重要的细节要由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家对其进行审查，敏感性的财政收支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公布。如果我们真正能够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政府对权和钱的运用严密地监督起来，王宝森事件之类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2、逐步完善公务员制度，摸索和建立一套政务员对公务员的监督制约制度。人民代表对政府的监督的重点是各级政府的领导人。但是，政府中的一般工作人员也可能发生滥用职权，侵吞国家资产等不法行为。对各级政府内类型繁杂，人数众多的一般工作人员的监督，在政府机关之外且人数有限的人民代表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对这些人的监督职能，应该交由各级政府的领导人来进行。在这方面，我们不仿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美国的总统和各州州长都拥有任命、罢免大批重要政府官员的权力，美国新总统上台以后，直接由他任命的高级官员就近三千人。对不称职，或总统不放心的人，新总统总是毫不犹豫地将其清除出去。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塞信斯曾用公家的飞机和汽车接送自己的家人，乘坐防弹礼宾车上下班等行为而受到指控，克林顿一上台，就摘掉了他的乌纱帽。这种制约，表面上似乎背离了自下而上进行监督的思路，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各级政府领导人进行监督制约的纵向延伸和继续，远比人民代表直接监督政府的一般工作人员更加有效，也更加切实可行。

3、逐步建立分权机制，由相互独立，互相制衡的各部门相互进行监督和制约。

对腐败现象的制约机制，决不能局限于从人民群众到人民代表，再由人民代表到各级政府领导人，由各级政府领导人再监督其部下这样一种单线条的、纵向制约的思路。单线条的制约机制固然简明，但其中一个环节一旦出现问题，整个制约机制就可能瘫痪甚至完全崩溃。要确保制约机制的安全运转，必须编织一张纵横交错，多重反馈，上下左右，相互监督的网络。这种网络所体现的核心思想就是西方政府哲学中分权制衡的原则。这种多重制约机制在西方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对反腐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总统有权任命高级官员，但是，这种任命往往又要经过国会的批准。美国总统有权任命最高法院的最高法官，但是，最高法官的工作总统无权干涉。国会有权立法，但议案的最后生效需要总统批准。这种纵横交错的制约机制，虽然人为地将许多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却大大减少了某一部门独断专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当权者制约的横向延伸和继续，从而大大增加了制约机制的安全系数，将腐败现象产生发展的可能性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4、通过公众舆论、新闻媒介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制约。古今中外政权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线条的制约机制不可靠，多重制约、网络状的制约机制也不完全可靠。权力制约权力，让当权者制约当权者，这固然是人类政治上的一大进步。然而，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当权者既有相互竞争，互相制约的一面，也有许多共同利益，也有可能相互勾结，共同蒙蔽和欺骗社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制约和机构也完全有可能转化成相互勾结，欺骗和操纵人民意愿的工具。因此，做为权力制约权力最重要的补充，应该是在原有的权力体系之外，再通过公众舆论、新闻媒介对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制约。在西方发达国家，公众舆论和新闻媒介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新闻媒介既能反映公众舆论，也能影响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对选民的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上到总统、首相、下到一般政府工作人员，对此都不敢掉以轻心，如曾经在内政外交上均有建树的尼克松，就是因为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对水门事情的报导，被赶下了总统的宝座。更为重要的是，公众似乎永远有一种对政府官员不放心的心理定势，新闻媒介为了迎合公众的这种心理，必然要挖空心思地探听和搜集政府官员的不法行为，无形之中对当权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从心理上对当权者的腐败行为起到了十分有效的震慑作用。这种监督制约几乎是无所不在，其实质是人民群众对当权者制约的外化和扩大化，是利用权力体系之外的整个社会力量对整个权力体

系的全面监督制约。我们应该借鉴这种做法，逐步建立起通过公从舆论和新闻媒介对当权者进行监督制约的机制。

5、编织天罗地网制约腐败产生的社会条件。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反腐败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相对而言，利用我国政治经济制度上的优势，在短时期内，通过是一些非常手段或措施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仅仅靠这些非常措施，反腐败的效果是难以持久的，更持久、更有效的反腐败措施必须是法制和制度建设，即编织天罗地网制约腐败产生的社会条件。这种制约不是做为一种特定时期的特定任务，至上而下部署完成的，而是依赖固有的制度本身，做为一种日常性工作，通过制度本身的正常运作，不断地预防和清除各种腐败现象，从而保持政府的高效和清廉。

三、转型时期对腐败问题的反思

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多种多样，产生的原因纷繁复杂，涉及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因此，治理转型期腐败，必须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紧密结合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既突出重点，又全面推进。

1、创新体制、机制和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此，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部门和领域，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和制度，以改革的精神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发展，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利益分配、权力调整以及体制、机制变革等诸多方面，要用系统论的观念和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各个角度来思考和规划。当前应继续重点围绕权钱人等关键环节，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经营性土地招标拍卖、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建设工程项目公开招投标等制度。同时要针对腐败滋生蔓延的新趋势，不断拓宽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遏制腐败的视野和领域。

2、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政府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当务之急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削减审批事项，规范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要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要坚持依法行政，抓住十六大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契机，加快廉政立法步伐。

3、完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推进市场化改革。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按照这一要求，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健全行政权力的“退出”机制，减少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从源头上消除寻租性腐败发生的机会。对于政府掌握的具有额度和指标限制的稀缺资源，特别是产权交易、建设工程项目、经营性土地的使用以及政府采购等，都可以采用招标、拍卖、承包等市场化手段在全社会进行分配，逐步取消各类配额指标、经营性指标和专控经营权。限制行业垄断，在公用设施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引入竞争机制，鼓励民间投资和外资进入。继续抓好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改革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使国有企业尽快退出竞争性行业。要抓紧培育和完善中介机构与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其联结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纽带作用。凡可以用市场机制代替的事项，都交给中介机构来具体运作，有的经济管理和监督职能也可委托中介组织或自治组织运用市场规则运作。

4、规范从政行为，保证公务行为的廉洁。在我国由于受经济发展客观水平的制约，决定了公务员工资待遇的提高是一个与经济发展和机构精简相对应的渐进过程。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教育公务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不断调整、完善公务人员廉洁从政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培养良好的行为操守和职业道德。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公务人员的收入水平，不断降低腐败收益，提高不腐败的收益，在公务员中形成奉公守法的激励机制。要积极研究探索党政机关福利待遇和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实行货币化、工资化改革的途径，适时提高公务员工薪水平，同时提高公职人员收入来源和收入状况的透明度。

5、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要把反腐败斗争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机结合起来，强化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要加强人大、政协监督。要广泛发动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为反腐败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建立公共选举、公共参与、公共选择和公共服务等民主制度，积极推行民主公开制，完善村民自治，推广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大力推行电子政务，提高公民参与程度，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因此更要加大腐败监管力度，坚决不能让不正之风四处蔓延。要把反腐问题要作为一项国事、大事来抓，建立长效机制，将腐败遏制在源头，切实优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和谐气氛，让人民更加信任党，拥护党。

【参考文献】

[1] 廖翥.《廉政瞭望》.2009年3月.总期第253期.第8页.[2]《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8日，第三版.[3]《番禺日报》2011年3月1日，温家宝总理答网友问.[4] 江津党建网.2009年12月21日.关于2010年－2020年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5]《党的建设》.2009年第十期，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17页.10

第三篇：如何看待当前腐败问题

如何看待当前腐败问题

世界各国皆有腐败现象，并且自古有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国家对公务人员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加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因此，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必须正确看待这些腐败现象，既不要大惊小怪，也要给与足够的重视。腐败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社会根源。从历史根源上分析，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流毒没有根本肃清，官本位思想在人们心中还有很高的地位，封建社会一朝升官便能发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思想还残留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一旦这些人当官，便想方设法搜刮钱财。从思想根源上分析，（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我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改革开放使西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流入，加上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造成一部分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权利观异化，不能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利，把权力当作为个人、家庭、小集体谋取利益的工具，一旦这些人掌握权力，便造成腐败。从社会根源来分析，当前我国处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的时期，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监管体系、对公务人员监督体制还不健全，加上国有企业管理上存在的漏洞，给公务人员贪污受贿造成了可乘之机。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要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加大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纪检监察检察部门要充分履行职责，对腐败现象严厉打击，使腐败行为付出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腐败行为产生的收益，这样，公务人员在考虑到腐败要付出的代价后才能望而却步。二是加强对领导干部、国家工作人员思想教育，从思想上筑牢腐败的防线。要继续深入开展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教育活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干部的头脑，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和政绩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思想上筑牢防线。三是健全各项社会管理制度。完善各项经济制度，加强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从制度上堵塞腐败的漏洞。四是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权力必须加以监督，要逐步完善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构成的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才能有效的防止权力的滥用，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只有以上几方面多管齐下，构筑全社会健全有效的监督体系，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利用好这张网就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立科学的反腐制度。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财产公示制度，财产身份号码识别制度等等，国外的好经验要吸收利用起来。小平说过“制度好，坏人不敢做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

二是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腐败出在哪里？多是中层领导干部以上，小鱼小虾们边都沾不上，更别说是喝点汤了。伟人早就讲过，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事情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恰恰要命的就是反腐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腐败的人（或相熟的人）。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中国民间文化有一种弊端就是酱缸文化。与传统的物质贿赂不同，百姓眼中的腐败多是带着所谓“感情色彩”的贿赂，包着人情的外衣，打着

礼尚往来的幌子，最终盯着的还不是他们手中的权力么？久而久之，靠领导去反腐终究变成了“窝案”频发，不了了之的结局。

三是要发动群众。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法宝在何时何地都是用之有效的利器。真刀真枪的反腐败，就不要当“右派”，也不要搞形式主义。那些一谈财产阳光就说时机不成熟，时不时地向官员们重复发个禁令，来点廉政短信提醒，送送廉政台历，让官员做廉政操之类的动作，还是少搞为好，多务实一些，扎扎实实地抓教育预防、抓制度的建立，抓查处。让黑社会和杀人犯时常为反腐败“立功”，而我们的反腐败部门却在做反腐败的“偏师”，岂不是贻笑大方。

四是要建立举报人保护制度。国际上把举报人称为“深喉”，中国深喉的命运有一部分是比较凄惨的。中国的腐败案件70%来自群众举报，而70%的举报者遭受了程度不同的打击报复或者变相的打击报复。这是中国“深喉”的生死劫。比如郭志成、李文娟、胡为民等人，举报前也算基本小康，举报后就是牢狱之灾。现在全国每年因举报腐败遭受打击报复而致死致残致伤的恶性案例高达1200多起，而上世纪90年代每年还不足500起，之前的80年代类似案件很少发生。至于“穿小鞋”，找个茬儿给你个党纪政纪处分、开除、解聘、扣工资奖金、“调整工作”、“考核考评”等等“整人”的把戏，更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可以随手拿来，毫不费劲又堂而皇之地把你整得个灰溜溜、臭哄哄，让你时时感受到举报的可怕与恐惧。

还是一句话，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只要党下决心要干的事情，没有干不好的。这个决心要真下，快下！百姓期待一网网尽天下龌龊之官！

第四篇：中国当前腐败问题

浅析中国当前腐败问题及防治措施

摘要在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中，范围最广泛、危害最严重、影响最恶劣、形势最紧迫的，无疑就是腐败问题。腐败趋向“集团化”“高端化 ”“部门化”“年轻化”“落势化”“家族化”。其主要原因是：道德观念淡薄；权力的监督机制存在漏洞；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国家福利制度未能跟上经济发展。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危及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关键词腐败 反腐败

一、中国当前腐败问题的主要特点

1、腐败“集团化”

个人腐败向团伙、集团腐败发展，串案、窝案、案中案明显增多。如茂名腐败窝案，2011年2月10日广东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检察机关以“涉嫌职务犯罪”刑拘之后，及市属区县陆续有涉案官员和企业老板被专案组带走。据悉，短短一个月时间之内，已经全面崩溃的罗荫国交待出来了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再如，绥化马德卖官案涉案干部260多人，郴州腐败窝案一个地方领导班子几乎烂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2、腐败“高端化”

由一般干部发生腐败发展到中高干部发生腐败。有人做过统计，自从上一世纪就是年代，有110余名省部级以上腐败高官落马。其中政治局委员有陈希同、陈良宇；人大副委员长有成克杰；省委书记有刘方仁、程维高；省长有张国光、李嘉廷、倪献策、梁湘；省政协主席有韩桂芝、宋顺平；正部级有田凤山等。

3、腐败“部门化”

现在腐败的部门化趋势比较明显，主要特点是“公权私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近水楼台先得月”，“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如组织人事部门的腐败“卖官鬻爵”、司法系统的腐败“打黑者涉黑”、交通部门的腐败“偷工减料”、教育部门的腐败“钱学交易”等等。

4、腐败“年轻化”

南方某市纪委书记曾向社会透露这样一组数字：在该市2008年违纪违法的222位各级别领导干部中，31岁至45岁的领导干部竟然占了48.2%，凸显了腐败“年轻化”趋势。此论绝非是空穴来风，据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职务犯罪高学历、低龄化现象已日趋明显，由以前的“59岁现象”逐渐变为现在的“39岁现象”、“35岁现象”。

5、腐败“落势化”

与腐败“高端化”相对应的是腐败“落势化”，从较高职位向下移落、向基层渗透。如 “三最”女贪官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罗亚平，涉案金额过亿，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山西蒲县原煤炭局局长郝鹏俊在北京等地购房36套，仅价款就多达1.7亿元。

6、腐败“家族化”

个别官员利用职权，在招工、提干、调动、提拔、出国、职称、经商等方面为亲朋好友谋取不正当利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些干部裸体做官，先在国外买房，然后送子女出国留学，过些时候再送走老婆，继而向境外转移腐败所得，最后自己溜之大吉。

当前中国腐败的蔓延风行与渗透影响，已呈现出强烈的文化特征。可以说，中国的腐败已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当多数的公众成为腐败的参与者与制造者，腐败已经完全社会化。官员运用权力来寻租，企业就以金钱开路，而老百姓则希望“出点血”摆平麻烦或者办成事情。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腐败的氛围之中，对腐败问题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邪气公开肆虐，正气难以张扬，腐败文化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中国腐败现象的大面积扩展、普通大众的羡腐心理和对腐败认同度的提高，可以说是腐败文化开始形成的信号。当前，遏制腐败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已经成为反腐败的一项新任务。

二、当前中国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

1、道德观念淡薄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道德准则的失范,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相当严重。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政治伦理建设,就是要以德倡廉,强化人们的道德观念,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2、权力的监督机制存在漏洞 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反映了对权力的失控失监。改革开放以来,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乘隙而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从而致使某些党员干部视党纪为“摆设”,视政令为“白条”,把中央的三令五申当成耳边风,你禁你的,他干他的。

3、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突击搞运动、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通过把外在的价值标准内化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行为有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一般政策性规定所起的作用也有限。十几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发布的反腐倡廉的文件、通知等数不胜数,腐败之风并无收敛之迹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论说服教育还是道德约束,都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为后盾,一般政策性规定的强制力也十分有限。而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规范,它不仅有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不少法律条例本身就是道德规范)的功能,也有内化的特性,可以使只顾个人需要而不顾法律的规范要求的行为受到惩处。但是,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所以,一方面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对一些现象失去了辨别是与非、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4、国家福利制度未能跟上经济发展 缺乏俸禄养廉的经济条件。俸禄养廉是一个有异议的话题,但这是回避不了的。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则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而反腐败比较成功的一些国家,如新加坡政府则坚决摒弃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那种貌似反对特权,实际产生更多特权的低工资政策,对政府工作人员实行比较优惠的工资政策,让他们得到比私人部门稍高的收入。

三、防治对策

1、强化教育引导机制 必须把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增强为民服务一时，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作为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基础工程来抓，使其真正做到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

2、健全纠风治乱机制

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集中开展公务用车、教育收费、专项资金等方面问题的专项治理，坚决遏制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易发多发势头。

3、形成惩戒震慑机制

要坚持有案必查，拓宽群众投诉举报渠道，依靠群众参与揭露腐败问题、依靠群众支持查办腐败案件。把坚决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作为维护群众利益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不断提高惩治的及时性、有效性，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威慑功能。

4、建立风险防控机制

从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环节入手，及时研判从基层腐败现象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着眼超前防范关口前移，积极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有针对性地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最大限度减少体制机制漏洞，实现权力公开透明、廉洁高效运行。

5、完善源头防腐机制

要完善基层执法管理办事制度，做到行为规范、监督有效、运行有序。要完善民生政策落实制度，建立权力分解和实时监控机制，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要完善便民服务制度，简化办事程序，落实服务承诺、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等制度，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服务。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七一社区

[2]王秋玲.论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的缺陷与完善[J]当代法学, 2001,(11).[3] 郑也夫.腐败的正负功能[J]读书, 1993,(05).[4] 廖燃.打击制约腐败 促进经济发展 兼顾社会公平——推广湖南“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研究成果[J]湖南社会科学, 2003,(02).[5] 李红.科学制约公共权力是反腐败的治本之路[J]湖南社会科学, 2003,(03).[6] 樊凤林.论惩治职务犯罪的几个问题[J]法学杂志, 1995,(03).[7] 杨建勇,郭海容.美国刑法中的警察圈套合法辩护[J]法学杂志, 1999,(02).[8] 晓纪.反腐败在城市居民最关心的话题中位置后移[J]共产党员, 2002,(05).[9]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4-1998年各期主题一览[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1999,(02).[10] 迈克尔·约翰斯顿.寻求定义: 政治的生命力和腐败问题[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1997,(03).[11] 刘志坚.论腐败产生的制度原因及法律对策[J]安阳大学学报, 2003,(01).[12] 刘葆.腐败的成因及效应:一个制度经济学分析的框架[J]财经问题研究, 1997,(03).[13] 吴丕.“腐败排行榜”与中国反腐败[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03).[14] 解晓东.犯罪黑数及其控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1,(02).

第五篇：当前社会腐败问题及其对策

中国当前腐败问题及防治对策

摘要：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当前中国出现了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上升的趋势;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危及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关键词：腐败 反腐败 反腐败策略

一、腐败的定义和实质

1、腐败的定义

时下谈论腐败和腐败现象，可谓妇孺老幼，尽人皆知，因为我们提出“反腐败”的口号已经十有余年，我们开展的反腐败斗争也一直声势不减。不过，要对“腐败”两字下个确切的定义，却颇让人头疼。

腐败，照字面的解释，是指物质的腐烂、变质。如《汉书·食货志》说：“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至腐败不可食。”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腐败，是指个人在思想行为上的堕落，社会在组织、机构、制度、措施等方面的无序和混乱等等。就目前我们经常使用的“腐败”概念而言，内涵或深或浅，外延或宽或窄，几乎无法确定。比如，有的专指贪污贿赂行为，有的泛指社会不正之风，有的则将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也列入腐败现象，等等，可谓不一而足，众说纷纭。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腐败必须符合“滥用公共权力”和“为私人谋取利益”这两个基本条件，否则就不应归属于腐败之列。事实上，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日渐深入，官方和社会舆论对于腐败概念的界定也日趋明晰化了。以在中国反腐败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1993年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为例，会上提出的反腐败大格局中，包括党政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三项主要任务。细细分析，这三项都是与腐败“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这一概念丝丝相扣的。因此，在浏览共和国反腐败历史时，我们所谈论的腐败，是指国家或集体组织工作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和现象。

２、腐败的实质

腐败的实质就是“代替主人看仓库的人，自己偷仓库”，就是“”监守自盗“。在当今中国，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代理人“。老百姓用工资养活了国家干部，把国家权力这个强有力的工具交给干部，本意是让干部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带领老百姓用国家权力捍卫人民的利益，增进人民的利益。有的搞腐败的干部却经受不住“物质利益”的引诱，利用人民给的“权”来“偷”（贪污，暗中克扣国家给农民的补赏费）、“抢”(利用批准权、人事权“索贿”）老百姓。国家干部腐败的实质就是“干部利用老百姓给的权来

偷、抢老百姓”。老百姓决不能容忍干部搞腐败，决不能容忍自己花钱养一帮“家贼”来偷自己！

腐败的有几个特性：1，身为保卫人民利益的干部，却干偷、抢人民的事，比“普通偷、抢”更恶劣，罪加一等。2，在监管软弱无力的社会环境中，“腐败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之一”，发财之大、之快、之“省劲”、之风险小，是其它许多行业望尘莫及的！这对干部有“强烈的吸引力”，若不坚决制止，必然泛滥成灾，后果令人担忧！3，偷、抢需要工具。强盗用刀、枪做工具。搞腐败用老百姓给的“权”做偷、抢的工具，如某干部用“人事权”，你不送十多万元“红包”，就进不了某国营医院当医生。又如利用看守仓库的权力，内外勾结一起偷。他既不出屋，又不动手，就把国家仓库的东西偷回家去了。4，这种偷、抢是“自己人”在干，是“家贼”在干！老百姓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家里人”、“领头人”会偷。这就可以较长时间蒙蔽老百姓，不去发现出了家贼。5，人民国家，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的财富就是老百姓的财富。腐败干部偷老百姓的财富“基本上”是通过偷国家财富来实现的。“间接” 偷老百姓的财富，也促使老百姓难于发现被偷，“长时间”蒙在鼓里。6，腐败干部在搞腐败中发了财，这“没有创造任何财富”，只是产生了财富的转移，将老百姓的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中国的大蛋糕老百姓要分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腐败干部靠自己看守国家蛋糕之便“偷”蛋糕。他当然分的蛋糕多，发财快，甚至肥得流油！这是中国“贫富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多数老百姓不仇富，但反对“非法富”。7，搞腐败偷老百姓和普通的“偷”还有一个区别，搞腐败耍两面派，“说一套，做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来“偷”老百姓。这可以“推迟”老百姓发现“偷”的真面目。老百姓需要“擦亮眼睛”来识别干部，不仅要看他说什么，更要看他“做什么”，还要看他办这件事“对谁有利”。8，干部在搞腐败时，大多数人只想到监管不力的条件下利用手中的权力搞腐败能发大财，却很少去想搞腐败是“非法的”，在发财的“同时”，已经陷入“非法的泥坑”，如果发财到一定程度，甚至陷入“犯罪的泥坑”。

二、腐败问题及防治对策

1、加强制度建设，消除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

制度是关于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它规定和塑造着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14]制度作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是社会秩序的主要构成因素，有利于人或者组织获取一种共识信念，从而使得人或者组织的行为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主动深入到腐败易发多发的领域和部门，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消除可能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要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制度基础;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筑牢反腐倡廉的政治基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夯实反腐败的法治基础。

2.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筑牢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防线

当前，领导干部面临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可能受到的诱惑越来越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道德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些原有的道德规范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一些领域和地区是非、美丑、善恶界限不清，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蔓延，各种价值观念都开始在社会上占据一定的市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倾向越来越强。不少领导干部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意识，也缺乏廉洁自律和风险防范意识。在这种局面下，必须加强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育，推进廉政风险防范管理，促进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廉洁从政意识，增强法治观念，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蚀，切实做到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抵御风险、拒腐防变。

反腐倡廉教育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的基础性环节，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以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以更好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目标，进行理想信念和从政道德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党纪国法教育。要把反腐倡廉教育贯穿于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各个方面，坚持教育与管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督促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反对和防止腐化堕落，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牢记“两个务必”，自觉经受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17] 推进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就是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科学管理方法，增强预防腐败工作的创新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这一手段可以提高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主动参与监督和积极化解廉政风险的意识，促进决策民主、程序公开和运行规范。同时，也要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遏制腐败文化的传播，弘扬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

3.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监督是关键。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促进领导干部正确使用权力，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要保证，是有效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当前，要不断完善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确保国家机关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行使的相对独立与高效运行。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是国家职能实现的具体体现，分属国家三种彼此相对独立的职能机构。权力行使的相对独立性要求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具有相对的独立地位，在各种权力行使过程中不被其他权力所左右和控制。国家权力的高效运行要求配置或设定权力要以科学化和实效性为原则，以保证各种权力独立行使时能最大值地发生正向作用。在确保国家机关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行使相对独立的同时，要建立健全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从而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

4.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充分发挥惩治腐败的重要作用

惩治腐败，必须从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威

慑力。惩治无力，教育就缺乏说服力，制度就缺乏约束力，监督就缺乏威慑力。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是惩治腐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2003年至2009年，各级人民检察院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24万多件。在惩治受贿犯罪的同时，中国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加大惩治和预防行贿犯罪力度。2009年，对3194名行贿人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当前，要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严肃查处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违纪违法的案件，严肃查处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等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失职渎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等案件，并严肃查处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

参考文献：腐败犯罪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