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腐败问题[最终定稿]

第一篇：浅谈中国腐败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

——浅谈中国腐败问题

现在网上有很多人讨论关于的腐败问题，感觉到有些网友的言论过于极端，更有甚者是一味的在骂人喊冤，绝对的批判当今的现状。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后至今全国已有14位高官被查处，其中不乏省部级干部，这也用实际行动表示了中央高层的反腐决心。

腐败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让统治阶级头痛的问题。统治高层将权力下放，以便更好地管理国家，获权者却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根据阿克顿的权力腐败论，“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几千年来，统治者们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实际上他们也在根据以往朝代的教训对统治体系做出不断的调整。各个朝代实施监察职务的官职和机构在变化改进，最终也不能改变封建王朝短命覆灭的命运。据柏杨统计，中国历史上4643年间，共有83个大小不同的政权，这样算来，平均每个朝代55.94年，刚好接近60年，就算是汉、唐、明、清，也不过两三百年的历史。在这些朝代的衰落更迭中，吏治腐败都起着很大作用。

古代的监察制度本质上说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一次次的改进好像只是将这个监督链进行了分级与拉长，监察官员始终是为顶级上司——皇上服务的。而最有话语权的百姓，却始终没有被赋予有效的进言途径。在这种情况下，监察官员的效率是可想而知的，毕竟他们不是官员贪污的利益受害者，却被要求费尽心机去做得罪人的事，而他们果真下访视察时，下面的人也必做好了准备，不该被看到或被听到的事是很难出现在监察御史面前的。在这样微不足道的权力监督机制下，人性的缺点很容易暴露出来，这从现代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里也能够得到印证，因此像海瑞这样的清官很少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身处官场，身不由己。环境造就人，环境改变人，置身于腐败的官场大环境下，能够保持崇高理想，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者，需要多大的定力与勇气啊。吴思的《潜规则》中对此有比较深刻的描述，表面上的制度规则总是冠冕堂皇、无限美好的，可实际执行时，却是按照圈子里的潜规则，不遵守规则的清官很容易被淘汰出局，连发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之声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任陕西巡抚期间也要收取来自下级粮道的巨额陋规、三节两寿，在现在来说就是收礼贪污了，可在当时的官场却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再看现时流行的官场小说，其中关于跑部进钱、帮派暗斗、官商勾结等的描写何其生动，作为文学艺术，其中大部分都有夸张与虚构的成分，不可全信，然而因其源于生活，读起来却又那么真实。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不能将拒贪防腐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官员本身道德修养的提高上，历史的经验也证明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一个好的制度的建立才是减少官员犯错贪污可能的根本途径。1945年，在回答黄炎培先生如何使国家政权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的提问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清朝统治的风雨飘摇，也标志着皇权统治制度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小打小闹的修补被证明于事无补时，我们需要的是彻底的革命。相对于温和渐进的改良，革命的过程令人痛苦，其带来的创伤甚至要经历几代人才能弥合，然而更大的牺牲与冒险也意味着更大的收益可能。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此时担当重任，用马列主义的先进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中国比较彻底地进行了与封建主义的割裂，建立起具有理论先进性，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我们是具有制度优越性的，我们应该因此感到幸运，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环境下，再想进行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相对**时需要更大的成本，也势必会是更加困难的，这也意味着民主共和制的资本主义和更加不合理的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可能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改变他们的政治制度。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如果仅仅是空头支票，而不能表里如一，实际践行，只会让曾有希望的人民更加痛苦，就好似鲁迅《呐喊<自序>》中铁屋子中那些被惊醒的即将闷死之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太平天国当初定都南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描绘了一幅何其美好的景象；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也勾画出令人向往的政治图景。然而，历史的现实却告诉我们，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久便过上了与各朝封建皇帝无异的奢华生活，之前的承诺只能是空想，最后天国也被清军镇压覆灭；民国虽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各级政府组织也很齐全，但国内依然内乱不断，民不聊生。当然因为时代的局限性，他们的美好的想法也只能是想法，没有办法真正实行。这里的两个例子只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再好的制度，不能实施执行，也是空谈。

2012年12月10日，光明网发表了一篇评论——《占海特之父被刑拘是叠加的非正义》。关于教育平权的争议自然很多，不同的利益群体有其不同的利益诉求，在稳定和谐的大环境下，当局自然不想看到这种矛盾被激化表露出来。然而我这里主要关注的是，在论及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时，评论员引用了总书记在11月15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媒体见面会上的一段讲话，“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我想说的就是这个现象，是什么让中央宣传部门的评论员抛弃在公民的权利等方面有比较详尽描述的宪法等一系列法律，这些理论上来说更为权威的论据，而选择引用最高领导人在媒体见面会上讲的一句大白话来论证公民应有的权利。大家可能都对这一现象习以为常，好像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从封建帝国时代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文革时期的人人手持红宝书，出口先是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华国锋时期“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执政方针中，我们都不难窥见它的影子。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似乎有所减弱，但又是那么地深入人心。

中国共产党凭借着马恩主义的先进理论，结合自己的独特政治智慧，最终扫除了这个大陆上沉积多年的封建习气，推动着新时代的更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人都有着这样的观念：宪法不及一般法管用，一般法不及行政法规管用，法规不如规章管用，规章不如领导的指示管用。这样就对依法治国、实施宪政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脱离了法治，民主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保障人民权利、代表人民利益也就好像空中楼阁。

根据2011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除通过了现行宪法外，还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律239件，行政法规714件，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8921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吉林四平伊通县法院原副院长郭学宏因其办理的经济案件被撤职，郭学宏认为纪委利用纪检权干预司法权，从此沦为上访人员，在最近的一次上京遣返后被判劳教。同样身为法官的冯缤，为维护妻子的劳动权益，多次上访，后被免除职务。且不提信访维权的效率，连广西桂平市退休的前信访办主任吴宗明因维权无望时也只能感叹，“我是搞信访工作的，知道上访没太大作用”。当作为司法权代表的法官都不能被赋予应有的权利，当司法部门的地位和独立性不能得到保证，依法治国又何从谈起。希望这些由媒体曝光的事件能够加快中国的法治进程。

很多的法律法规对官员贪污都有严厉的惩治措施，增大了贪污的成本，然而仅凭法律规定上的重罚能否抑制贪腐却令人怀疑。一般开国者因深知贪腐之害，为收敛民心，对贪官下手较重。明朝开国时朱元璋规定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砍头示众并剥皮实草，贪官仍杀之不尽。建国之初，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专员张子善因严重贪污而被处决，史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贪第一大案，按照消费价格指数计算，他们在今天平均不过贪污十万元左右，这样的数额在今天绝不至于死刑的地步。虽然在《刑法》中这样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照近几年的案件，量刑的重度似乎在下滑。

前段时间有人爆料广东佛山顺德区公安局副局长周锡开拥有亿元住宅，顺德区纪委在调查后表明周并无违纪违法问题，纪委书记潘东生更是向媒体飙泪道，“培养一个好干部不容易”。看到这里突然想起以前政治课上的一个材料，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圣西门曾在《寓言》一文中提出：假如法国突然同时失去了三千名科学家、艺术家、手工业者，法国就要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要面临一场灾难，而如果只是不幸失去了国王的兄弟、王公贵族、参事、议员、主教、各部职员、法官和财主，人们只会表现出人道主义的“懊丧”，但并不会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因为会有很多人很容易地补上空缺，并且能做得更好。这样的假设有些极端，官员们能够身居其位，自然也有超出他人的一些本事。先不说这样一个移民去香港超生的干部算不算好干部，但如果连培养不易都能算作理由的话，确实有些荒唐。

实事求是讲，我们国家当前在反腐败方面是下了很大气力的，一年有那么多的高官不断落马，还在党内搞整风教育，把腐败问题看作是关系党执政生存的一个主要问题来抓。尽管这样的力度可能还不是很大，效果还不能让群众满意，但是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我相信有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大家的积极参与，齐心协力，腐败问题应该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

仅靠刑法这种事后惩治的方法始终是治标不治本。中国共产党曾经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力量夺取了政权，现在要打赢这场反腐战争，依然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目前，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在某些地方有所实践，网络反腐也屡建奇功，但问题也很明显。相信在新一届中央团体的领导之下，中国一定会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框架内，与时俱进，实现稳定的渐进性改革，使贪污行为在人民的监督下，失去滋生的土壤，使政府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

第二篇：中国腐败问题

一、如何看待当前腐败问题

世界各国皆有腐败现象，并且自古有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国家对公务人员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加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因此，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必须正确看待这些腐败现象，既不要大惊小怪，也要给与足够的重视。腐败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社会根源。

从历史根源上分析，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流毒没有根本肃清，官本位思想在人们心中还有很高的地位，封建社会一朝升官便能发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思想还残留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一旦这些人当官，便想方设法搜刮钱财。

从思想根源上分析，我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改革开放使西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流入，加上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造成一部分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权利观异化，不能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利，把权力当作为个人、家庭、小集体谋取利益的工具，一旦这些人掌握权力，便造成腐败。

从社会根源来分析，当前我国处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的时期，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监管体系、对公务人员监督体制还不健全，加上国有企业管理上存在的漏洞，给公务人员贪污受贿造成了可乘之机。

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要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加大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纪检监察检察部门要充分履行职责，对腐败现象严厉打击，使腐败行为付出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腐败行为产生的收益，这样，公务人员在考虑到腐败要付出的代价后才能望而却步。二是加强对领导干部、国家工作人员思想教育，从思想上筑牢腐败的防线。要继续深入开展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教育活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干部的头脑，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和政绩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思想上筑牢防线。三是健全各项社会管理制度。完善各项经济制度，加强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从制度上堵塞腐败的漏洞。四是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权力必须加以监督，要逐步完善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构成的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才能有效的防止权力的滥用，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只有以上几方面多管齐下，构筑全社会健全有效的监督体系，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利用好这张网就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立科学的反腐制度。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财产公示制度，财产身份号码识别制度等等，国外的好经验要吸收利用起来。小平说过“制度好，坏人不敢做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 二是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腐败出在哪里？多是中层领导干部以上，小鱼小虾们边都沾不上，更别说是喝点汤了。伟人早就讲过，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事情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恰恰要命的就是反腐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腐败的人（或相熟的人）。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中国民间文化有一种弊端就是酱缸文化。与传统的物质贿赂不同，百姓眼中的腐败多是带着所谓“感情色彩”的贿赂，包着人情的外衣，打着礼尚往来的幌子，最终盯着的还不是他们手中的权力么？久而久之，靠领导去反腐终究变成了“窝案”频发，不了了之的结局。

三是要发动群众。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法宝在何时何地都是用之有效的利器。真刀真枪的反腐败，就不要当“右派”，也不要搞形式主义。那些一谈财产阳光就说时机不成熟，时不时地向官员们重复发个禁令，来点廉政短信提醒，送送廉政台历，让官员做廉政操之类的动作，还是少搞为好，多务实一些，扎扎实实地抓教育预防、抓制度的建立，抓查处。让黑社会和杀人犯时常为反腐败“立功”，而我们的反腐败部门却在做反腐败的“偏师”，岂不是贻笑大方。

四是要建立举报人保护制度。国际上把举报人称为“深喉”，中国深喉的命运有一部分是比较凄惨的。中国的腐败案件70%来自群众举报，而70%的举报者遭受了程度不同的打击报复或者变相的打击报复。这是中国“深喉”的生死劫。比如郭志成、李文娟、胡为民等人，举报前也算基本小康，举报后就是牢狱之灾。现在全国每年因举报腐败遭受打击报复而致死致残致伤的恶性案例高达1200多起，而上世纪90年代每年还不足500起，之前的80年代类似案件很少发生。至于“穿小鞋”，找个茬儿给你个党纪政纪处分、开除、解聘、扣工资奖金、“调整工作”、“考核考评”等等“整人”的把戏，更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可以随手拿来，毫不费劲又堂而皇之地把你整得个灰溜溜、臭哄哄，让你时时感受到举报的可怕与恐惧。

还是一句话，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只要党下决心要干的事情，没有干不好的。这个决心要真下，快下！百姓期待一网网尽天下龌龊之官！二、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的特点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坚持“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取时间”的理念，既打“老虎”，又打“苍蝇”，突飞猛进，保持了高压态势，体现了从严治党要求。具体来说，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突出了惩治腐败。从严治党重在治，也就是要“打”，打“老虎”、打“苍蝇”，“打”就是要求要行动。中央纪委先后派出两批次巡视组，深入中直机关部门单位和省市区进行巡视，可以说是收获不小，效果明显。从打的角度来看，目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已经达到两位数以上，与往年相比，今年落马的“老虎”人数年可谓“巨大”，“老虎”名单年底前还有望扩大！

二是突出了群众参与。推行网络反腐，中纪委和和省级市区纪委推出了自己的网站，形成了反腐败投诉举报的“网群”，接受群众的投诉举报，进一步畅通了群众参与支持反腐败的渠道。纪检监察机关与群众的互动增强，让群众进一步明了如何监督，有序发挥好群众的监督作用。

三是突出了领导带头。2012年12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一项决议。在八项规定之前，中央政治局明确提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进一步突出制度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反对特权，不允许有特权党员、特权干部。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更是把纠正“四风”列为主要内容，奢侈浪费问题、公款吃喝问题、公务消费问题等等都得到了遏制和规范。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支持，赢得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

四是突出了制度规范。除了“八项规定”之外，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定，来规范权力行为，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应该说，在党的建设方面，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起来，制度纪律的执行质量提升起来。

应该说，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党的建设尤其是反腐败工作还会提出新的指导思想或者要求，做出新的部署安排。但是反腐败工作的高压势头肯定会持续一段时间，一支风清气正、纪律严明的党员干部队伍才会有领导力战斗力，才能赢得最广泛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必然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第三篇：浅谈中国腐败问题

浅谈中国腐败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中就包括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官员腐败现象，本文就将对腐败问题的现状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国实际给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反腐策略!

一、腐败现象由来已久

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腐败问题，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史的古老国家，封建官僚体系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备，官员们互相帮助，欺上瞒下，中饱私囊的现象十分普遍。清朝时期，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贪污数额按现时折算高达875亿元。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便出现了第一贪官羊舌鲋，而羊舌鲋生活的时代刚好和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时代相同，这足以说明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贪污这种现象！当然，我们相信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光辉灿烂的，腐败问题只不过是跳梁小丑，涵盖不了祖国五千年的文明史。

由于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糟粕，以及现代人受西方不良思想的引导，更重要的是由于自己的欲望，最终抵制不住诱惑，走向了贪污腐败的罪恶深渊！

二、新中国建立后的腐败现象

(一)建国初期的腐败问题

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此前国民党政权由于各种问题，其中也包括严重的腐败问题而走向没落，最终退居台湾。所以新中国建立后有了前车之鉴，便很注重反腐，再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腐败问题更是不能容忍！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第一例腐败案发生在天津，由毛主席亲自处理。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预言：有些共产党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果不其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身为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天津行署专员的张子善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贪污、挪用公款***元（旧币，约折合今人民币1716272元）。最终两人被判处死刑。可笑的是两人太不值了，因为他们的贪污数字与现在的官员比起来简直九牛一毛！然而在当时却是震惊全国。这从反面说明中国现在变富了，所以官员也更有东西可贪了。

（二）改革开放后的腐败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腐败问题也严重了许多。近年来腐败问题更显现出下面一些特点：

1、贪污官员级别高

2009年时中国腐败大年，在这一年，中国落马高官有:王益、米凤君、王华元、陈绍基、许宗衡、朱志刚、郑少东、皮黔生、康日新、宋勇、李堂堂、刘志华、陈同海和孙瑜等省部级高官。当然还有不计其数的级别较低的官员。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

2、贪污数额巨大。

（1）有“地铁市长”之称的许宗衡，几乎染指深圳所有的大型工程，历年贪污的金额高达20多亿元

（2）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被告人陈绍基利用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均另案处理)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余元。（3）2000年1月至2008年3月，朱志刚利用其担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副部长的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申请贷款、调动工作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44万余元。

（4）1995年至2005年间，皮黔生利用担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天津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55万余元。

三、腐败原因的探索

在我看来，中国目前的腐败问题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改革前的贫穷与改革后的巨富构成的心理反差

中国的官员大多是出生在五六十年代，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精神贫瘠的年代，中国只知道关起门来搞“大跃进”、搞文革的年代，当时成长起来的人都有一种渴望物质生活丰富多彩，精神世界获得满足的愿望。于是，当那些人长大以后并成功的当上高官以后，面对手中大把的钞票，面对漂亮的美眉，怎能不动心？关键原因在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太快了，在官员们还没形成对各种诱惑的抵制时，就有各种诱惑来袭，是人都有欲望，对金钱的渴望，对色欲的渴求怎能不把那些官员拖垮呢?其实，那些官员是可悲的，他们死于一种没有硝烟的炮弹!国美前老总黄光裕小时候家境清贫，最困难时，黄光裕曾拾过破烂、捡过垃圾。也因为家境困难，他16岁初中未毕业就辍学了，跟着20岁的哥哥从老家广东潮阳北上内蒙古做生意。等到后来成为首富时，这是巨大的发差，怎能不让人陷入贪污的陷进呢？

（二）西方腐败思潮的传入

据说，中共福建省委原常委、原秘书长陈少勇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他在国外出公差时总是收看各种色情节目，从世界各地购买的色情书籍及光碟不计其数，他是多么渴望国外那种性开放的生活啊！然而他没有意识到，身为省部级高官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决抵制西方不良思想的腐蚀，反而知法犯法，到处贪污，保养情妇，过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糜烂生活。因此，我们的官员应该接受一种高尚的思想，虽然他们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他们看来那只是一种攀登仕途高峰的工具，而不是他们的人生观之所在，唯利是图，好色贪财才是他们的本

性，这也正是资本主义不良思潮对中国官员心灵的腐蚀！目前，中国有许多裸官，妻儿在海外发达国家过着富裕而空虚的生活，而自己在国内贪污巨款后也准备溜之大吉，这足以说明这些官员不仅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而且也把西方国家当做自己的避难所，这样的人焉能付之以大事？

（三）中国官僚体系由来已久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长久以来实施一种专制独裁的统治，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开始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时代，而专制时代的官员们为了能够获得升迁以及攫取更多利益，已经开始潜移默化的形成一种官场潜规则，而这种潜规则到今天还冤魂不散。比如官员们会官官相互，欺上瞒下，收受请托人的贿赂，养小妾，嫖妓等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当然这些思想还在一些思想素质不高的官员中存在，于是他们也开始“效仿古人”，最终把自己拖向罪恶的深渊！清朝末期已经很腐败了，而国民党的腐败已经渗透到骨子里去了，最终走向灭亡，而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过整风运动，但是大跃进时的浮夸风不正是另一种形式的欺上瞒下吗？文革时期连刘少奇都被打倒，这让官员们觉得更可以胡作非为，于是等到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的经济体制，公民开始可以有自己的神圣财产，于是贪官们就更加猖獗！

（四）中国监察体制的不严

美国人一直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民主，虽然美国人是在诽谤我们，但是我们也应该反思自己是不是真正做到民主，做到依法治国。也许像美国那样搞全国选民投票选举总统或者各州自己投票选州长的做法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在现行的体制下选出优秀的人担任官员。而现实是有才能的人往往身居地位，而那些无德无能，贪财好色的人由于背景直接身居高位，对国家没有突出贡献，却像寄生虫一样啃噬国家财产。可恨至极！为什么呢?中国的选官制度有漏洞，对官员的监察机制不完善。如：原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总经理助理董跃进挪用公款5.8亿元，涉嫌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157万余元。而据了解，他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大量挪用公款主要是因为中通建公司财务管理混乱，作为总经理助理的董跃进，实际拥有对外合同付款的决定权。这样大量的钱财便被不知不觉的挪用。还有“著名”的米凤君是在与两个卖淫女一丝不挂的奋战时被办案人员抓获的，据说他的落马只是由于另一个官员为了戴罪立功交代出他的腐败事迹，如果不是出于偶然，也许这个超级恶棍还能安度晚年！当然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形势不断在变化，法律也在不断地完善，当是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还是有漏洞，执法也不严，很多地方还有一种官员半专制的现象，这样的现象更会让那些思想操守底下的官员走入腐败这这条路。

（五）官员收支难以平衡，不贪混不下去

如果一个官员从不贪钱，那么他与他的同伴们的差距将有天壤之别，也

许这夸张了，不过在某些职位上的确有这种现象，一个县长可以贪污一亿，但他的工资却少得可怜，为了各种官场上的应酬请客以及自己的仕途发展，钱是必不可少的，而钱从哪里来，唯有贪污才能最便捷的得到最多的钱，于是，不得不贪。其实很多人也知道廉洁的重要性，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形势逼你这样，不贪只能永远任人摆布，贪或许还能成为人上之人，两相权衡，还是选择贪。当贪污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我们不能仅仅从官员的道德层面上思考问题，还应该设身处地的为那些官员想想。当年屈原自投汨罗江就是因为他是在看不惯那种腐败的官场以及其他官员的排挤，所以愤然离去，自投汨罗。虽然屈原赢得了千百年来人们的崇敬，可是今天哪个官员会走他那条路呢？所以人心都是肉长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屈原那么伟大。所以官员们的收入还是需要提高的，像美国一个市长的工资是195，000美元，而中国一个省长的工资才七千多元，但是省长实际收入就无人可知了，权力就是财富，官员的收入远不止他们的工资！

四、反腐之措施

在我个人看来，中国纪委可以采用以下一些措施来反腐败：

（一）加强法制建设，加大监管力度

我国目前正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我国自改革开放开放以来，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步伐从未停止。国务院新闻办2010年12月29日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该书称，为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为确保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中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以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依法依纪惩治腐败，中国制定并不断完善包括刑事处罚、党纪处分和政纪处分在内的惩处违法违纪行为的实体性法律法规。但是，虽然我们有法律了，但是我们还要加大执法力度。法律是死的，要让它真正发挥作用只有通过纪委部门与公检法部门的合作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在有些地方，官员知法犯法，将法律玩弄于手中，人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更加助长了官员嚣张的气氛。因此我觉的我们国家应该加强纪委部门的建设，使纪委部门真正有实权，不被官员收买，真正履行他们反贪的作用。同时除了纪委还是不够，监管应该是方方面面的，加强政府行政部门的相互监管，打破官员官官相护的网络，让他们相互监督，同时还可以通过信访举报制度及各种奖励，鼓励人民群众揭发腐败官员，切实维护政府形象。

（二）提高官员待遇，实施高薪养廉政策

目前世界上实行高薪养廉的国家有美国、瑞典、瑞士、新加坡和智利等国，通过这种政策，这些国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我觉得中国可以效仿，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政府似乎需要从财政中拨更多款来付给官员们工资，而实际上，中国可以减少贪污腐败对财政的侵蚀，从而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最终还是能提高财

政收入。目前政府不愿意实行高薪养廉政策是因为官员们普遍不缺钱，而且中国政府总是追求一种表面上的“平等”，认为社会应该是共同富裕的，各级官员之间的收入从条文上说应该是平等的，这样符合减少贫富差距，消灭阶级观念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大目标，可是实际上各级官员由于贪污腐败程度不同，他们之间的收入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中国要有信心，在高薪养廉政策实施的早期，也许不会立竿见影，而且还会加重人们对官员的羡慕，让更多的人想尽办法贪污贿赂以求得升迁，但是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许多有良知的官员会慢慢转变那种陈旧的观念，拿着工资过着悠闲的日子，而不去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去窃取国家财产！

人总是有追求的，官员们当了大官以后肯定会追求金钱以符合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应酬需求，国家不给，他们就会贪，与其如此让官员们身败名裂，还不如高薪养廉，让政府少操点心，官员更能为人民办实事，促进社会的和谐！

（三）加强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

《资治通鉴》里头说：“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可见从古代开始，人们就认识到一个不管才能怎样，首先应该先考察他的品德，而现在当官的很多主要是由于背景与能力当上的，而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就是迂腐的代名词，品德高尚往往居于低位，被人嘲笑，所以我们现在有必要重提古人的观点，在选拔官员的时候首先应该考察他的品德，让那些投机取巧的有点小聪明的人得不到任用，真正选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德才兼备的官员。目前，社会上的人们一提到官员往往就先想到这是一个有钱途的职业，然后才想到这是一个有前途的职业，因为当官的往往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对他们来说早已没有青年时期热血沸腾为国效力的念头，取而代之的是稳重老成的观念，如果没有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他们极有可能产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想法，希望自己在年轻时期为当官所付出的努力得到回报，因此这个年龄段的人虽然稳重但是容易产生腐化思想，因此对他们的教育是有实际意义的，而对年轻的人的教育则更着眼于未来。

（四）官员年轻化

中国的领导普遍比较老，戴着厚厚的眼镜，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虽然很稳重，但是有些官员的思想观念也相当落伍，没有雄心大志，只求自己一家人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如果中国的领导都是这样的话，这个国家就没有活力。我们的官员应该有一大部分是年轻的，他们敢作敢为，为国家效力而不腐化堕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梦想，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人不再有梦想，变得更实际。因此，我觉的为何不让年轻人当一下高官，让他们有梦可以追，运用官员的权力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自己的梦想。有人说，年轻人易冲动，不稳重，可是年老的呢？贪污腐败，吃喝嫖赌照样有！两相权衡，为什么一定要让年老的人身居高位呢？中国有时候应该放弃一下保守中庸的思想，让年轻人逐步参与到高官的位置上来。

（五）官员降职及轮换制

中国官场是一条有进无退的路，只要你不犯错，没有人可以把你搞下来，而且也没有说降职的制度，就是说考核你的业绩，行的话接着干，不行的话滚蛋。在中国，当官就是铁饭碗，老老实实即使不作为也能混口饭吃，这样的制度焉能不成为人们滋生腐败的温床，必须要通过官员政绩考核制强化管理，让官员珍惜自己的职位，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努力做一个人民办实事的好官。如果官员不犯错但没有政绩，也应该将他降职或免职，给他们一点压力，他们才会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才不会成天想着贪污！

第四篇：中国腐败问题透视

中国腐败问题透视

宾伟 硕士一教班 21300468

摘要：本文以腐败为主题，对中国腐败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描述，首先以腐败的含义引起话题，从而对中国腐败问题的引出埋下了铺垫，继而对中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作了描述。紧接着文中谈到了中国腐败现象产生的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从人性、权力、人情、经济制度、干部任用体制等几个方面作了解释。最后文章谈到了我国现在治理腐败的措施并且提出最有效的措施是通过高扬法律之剑来惩治腐败，提出对政治体系的革命性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关键词：腐败犯罪 权力 市场经济 政治体制 改革

正文：所谓“腐败”，简单地说，就是“以权谋私”，即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腐败就是在“政治市场”上通过权钱交易的方式获取租金的一种“寻租行为”。这种行为，既包括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即当政府官员借助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时利用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垄断手段索取好处的经济寻租行为，如设租抽租、敲诈勒索、索贿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官商倒卖等；也包括政治活动中的一系列践踏公平正义行为，如渎职滥权、操控贿选、欺上瞒下、袒护亲朋等；还可以涵盖公职人员在人际关系方面背离社会公共道德的行为，如铺张浪费、公款吃喝、腐化堕落、色性骚扰等。

当今中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已再也不能简单地用“极少数”和“少数”等定量字眼去判断。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如果说得轻一点，腐败已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现在很难找到有哪个领域不存在腐败现象的；如果说得重一点，当今中国的腐败程度可谓是空前的。单从屡禁不止的用公款大吃大喝、购买轿车风就可以看出腐败的严重性。多年来，禁止用公款大吃大喝的文件下了有几十个，可公款吃喝的“辉煌”已达到一年一千多亿元！清理和购买小轿车的文件也下了许多，可在1993年，用公款购买小轿车的支出就达900亿元！而“希望工程”的捐款几年来累计也只有几亿元。当今中国腐败的表现形式真是五花八门，这仿佛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经济在权力领域的“辉映”。如果联系“官职大批发”、“贿赂大公行”、“吃喝嫖赌全报销”“一个个的破庙富方丈”、“腐败分子在公有企业如入无人之境”等现象以及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那些腐败歌谣，让人觉得这个民族正在患上一种可怕的“腐败狂”症。

腐败犯罪得以产生既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也有其内在的主观原因和外在的客观原因。首先从现代政治学“控权论”看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人性本无好恶之分，那是在真空中。一旦人生活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就有了好恶之分了，人性中恶的一面往往就容易滋长。一旦环境条件许可，而且又没有可以遏制的外部制约因素，恶的方面就会恶性膨胀。贪就是人性中恶的一面。贪污腐败，贪是腐败的原因，是腐败的起点，如果不贪就没有腐败的行为。贪是一种欲望，是人性中恶的一面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表现在对金钱、权力、地位、名誉、女色的不断追逐，猎取。对从事政治的政府高级官员而言，这种欲望就表现为贪钱、贪权、追名逐利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几乎每一个被揭露出来的大腐败分子，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哪个没有贪污几百万，上千万的钱财？哪个没有为进一步高升而精心编织的复杂的关系网？哪个没有养着情妇？按说，象上面提到的高级干部要住房有住房，就是工薪收入也不菲，作为一省之长，名誉地位也已经很不错了，那么为什么还那样贪婪？一人能同时睡几张床，住几套房么？用现行政治话语来说，贪念太重是腐败分子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修养缺失，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也就忘记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身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怎么连自己的宗旨都忘记了呢？是忘记了还是根本就不想实践党的宗旨？如果真是忘记了，那么他又怎么能被提拔和任用到如此重要的岗位呢？看来此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工作上，用于怎样为人民服务上，而是把它用于“关系”上，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去寻找靠山，跑关系，甚至不惜用重金去贿赂有权势的人物。

其次，贪污腐败的源头是权力失去监督，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定导致腐败，这一点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形式上看，我国对各级官员的监督也不少，不仅形式多样，而且范围广泛，但是，只要你深入分析，你又会发现我国的监督机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监督种类不少，实际效用不大。其二是监督机关的人、财、物的调配全归于同· 级党委和政府，因而监督机关对其上司及同级的有些部门负责人无法超然行使监督权，事实上存在不敢、不能、不便进行监督的情况。

亲情人情对腐败行为的滋长也起重要作用。仔细考察每一个高级腐败分子，你都会发现，每一个腐败案件中都存在其为妻子、儿子、甚至情人谋取利益的情况。有些腐败就是先由家里人收受贿赂开始的，开始时，这些高级干部或许还会反对，或者不赞成，但是经受不了家人的埋怨，指责或“点拨”，逐渐“开窍”，从收受一小点礼品开始，贪瘾就会逐渐滋长，手就会越伸越长，贪污数额就会越来越大。同时，面对老同学、老同事、老关系，不收就是不给面子，就会得罪人，那么今后如果自己遇到什么事时又怎么去找他们帮忙呢？因此，在照顾到关系时，既拿了人家的东西，当然得为人家办事了。由此可见，亲情人情，在高级干部腐败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市场经济也对腐败分子产生极大的诱惑。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各种负面影响也在我国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等价交换原则被高级腐败分子运用到政治生活、行政管理中。由于手中掌握了其他人所没有的稀缺资源，如重大项目的支配权、财政资金的使用权、干部的任免权等。那么，权力的寻租就在所难免，谁出价最高，自然就可以给谁了。在权力寻租的过程中，各种腐败行为都发生了，出租的人可以根据寻租人的兴趣、爱好而投其所好，爱钱的自然只有大笔租金才能获得自己所想要的；贪色的当然有得玩了，否则就只好免谈了。

最后，贪污腐败的客观原因—— 现行干部任用体制。对于腐败现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不能不说极为重视。最高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讲，红头文件一个又一个地发，规章制度一个又一个地制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高级干部不顾一切地去贪污腐败呢？这与我国现行的干部任用体制有极大的关联。依据我国的法律和政策，任免使用干部应当通过各级人大或党组织采取选举或罢免的方式进行。但是实际操作中，许多地方的干部任免实际上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内定好了然后走走形式。这样，对于手中握有大权，掌握着一方干部任用这种稀缺资源的高官们，如果心术不正，“暂时”忘记了党的宗旨，贪欲发作，想不贪不腐败都不可能了。

多年来，为了治理腐败，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统而观之，这些措施的局限性都很大，效果也就不可能理想。首先，我们靠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来抵制腐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围绕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工作花了很大力气，举行的活动、推出的英雄事迹、树立的典型可谓一拨又一拨，然而腐败分子对此却不屑一顾，一些腐败分子本身就是思想教育工作的主抓人。这期间贪污受贿金额越来越大，大案要案迅速上升。

其次，我们靠强化党内监督来制止腐败。党内监督有党员对领导的监督，同级党委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监督，加上党内纪检机构的监督，不能说不周全，多年来为了加强党内监督和维护党的纪律下了不少文件，不可谓不重视。但在权力高度集中、党内缺乏民主机制的情况下，这种看起来周全的监督事实上却很难到位。

我们靠抓班子的选拔建设防止腐败。确实，一个廉洁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廉洁能有效地防止腐败。但在选人和用人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有三个问题难以解决：一是谁来选拔，谁来保证选拔人的廉洁性？二是谁来保证廉洁的人不会变化？三是谁来抓领导班子的建设，谁来保证负责领导班子建设的人自身质量？我们大搞一把手廉政工程防止腐败。这里有两个意思：从一把手做起，强化廉洁自律意识；把反腐倡廉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由一把手亲自抓，一级抓一级。但问题仍然在于：一把手作为领导核心，谁来监督他的自律行为？谁能保证一把手自身没有问题？

我们通过群众监督形式来揭发腐败。确实，多年来案件的查处，其线索主要来自群众的举报、检举、控告、上访。但问题是：揭发不揭发在群众，而受理和处理的权力却在组织。群众对此既没有监督权，也没有知情权。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谁来保证群众揭发的都能得到受理？第二，谁来保证受理的都能得到处理？第三，谁来保证揭发的群众不被打击报复？

我们通过新闻监督形式来揭露腐败。近年来，新闻媒体监督的作用受到愈来愈多的人重视。凡是在新闻上曝了光的，大· 多能得到及时处理。但在现有新闻体制特别是新闻媒体受各级行政权力制约的情况下，在监督上也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一，本级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本级有关部门的腐败行为？其二，各级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各级有腐败行为的领导人？其三，下级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上级的腐败行为？其四，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有重大嫌疑而没有受理的贪污腐败行为？其五，谁来保护新闻工作者的揭露监督权利？

当然，最有效的措施是通过高扬法律之剑来惩治腐败，但在现有立法司法体制下却难以解决：①谁来制定法律，怎样保证所制定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②谁来保障司法独立的权力？③谁来保证执法部门依法治腐的公平性？④假如面对超越法权的政治权力的腐败，谁来保证法律的神圣性能不受侵犯？由此可见，所有这些防治腐败的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发挥过作用，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无一例外地最终陷于自身解决不了的难题，因为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从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前提出发来设计的，缺乏民主性、公开性和对权力的制衡性。缺乏民主性、公开性和对权力制衡性的政治体制的运作必然会陷入“二律背反”的难题，在此架构内采取的任何防治腐败的措施也就必然会陷入自身解决不了的难境，这是我们多年来虽然下大力气反腐但没有取得根本进展的主要原因。而与此同时，权力高度集中、囊括社会各方面的政治体系却在不断地膨胀，在伴随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又日益受到商品货币经济的侵蚀，利用权力来追求货币，利用货币买通权力以获取更多的货币，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样，腐败就蔓延开来了，而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蔓延的速度。因此，单是腐败的严重性就要求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现实已一再告诉人们，在原有政治体制框架中治理腐败已接近于缘木求鱼。

我们的政治体制从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体制脱胎而来。列宁认为这种领导体制是在革命时期政党不能公开化和充分选举的情况下实行的（见《列宁选集》第一卷347-348页）。主要特征是自下而上的集中统一，也强调民主，但着眼点是集中。建国后。这种领导体制又从适应政经统一的计划经济要求扩展为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因此生成由上而下垂直分级扩散、自下而上逐级高度集中、覆盖全社会的官权体系。这种官权化政治体制在具有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及其思潮的冲击下，在原有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周围环境发生重大变迁的形势下，滋生出空前的弊端是必然的。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政治体制，出路就在于打破金字塔式的政治集权体系，将社会从官权体系束缚中解脱出来，政治运作走向公开化、民主化、制衡化，治理腐败的操作也走向民主化、公开化和制衡化。当社会摆脱官权体系的束缚、当政治运作摆脱“二律背反”矛盾的同时，治腐也就摆脱了自身的困境。对政治体系的革命性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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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腐败问题论文

中国腐败问题

在中国人们关注度较高十大社会问题有腐败问题，吸毒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环境问题，高房价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等，其中我认为危害性最高最先应解决的是腐败问题。

“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总书记如是说。当前，中国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表现为公款性奢侈消费、经济类犯罪、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行为屡见不鲜，从腐败官员层级来看，呈现由基层到中层再到高层发展发展趋势，涉及经济管理部门、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学术教育界等多个领域、多个部门，腐败官员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所以本次我以腐败的起因，特点及其解决对策来谈一谈。

（一）中国当前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权力过于集中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权力有相当大的部分集中在党员领导干部手中，导致权力过于集中。过于集权是产生腐败的直接诱因和根本原因。

（二）长期行之有效的监督检查奖惩制度缺失

权力集中，同时又缺乏有效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中国当前现实恰是如此。虽然中国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监督体系，但是仔细分析之，可以发现没有一种监督形式同时做到持久监督和有效监控，所以，制度缺失、监察不力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

（三）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以及法律威信不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基本的体系，其中规范性的“细节法律”尚待编写。此外，国民大众对相关法律知之甚少，更无从信仰法律之说；而对于官员来说，腐败行为的短期收益明显大于成本，即对腐败官员的惩治力度太轻。官员知法犯法，人民不知法不信法，这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

（四）正值转型期，市场经济缺点在政治领域的映射

改革开放30年，时值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时值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文化积淀不足，市场经济的“金钱万能”、“利益最大化”等思想不断冲击着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反映在人们思想上就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这也就为腐败问题的滋生提供了一个“精神支柱”。

（五）社会风气重道德而轻法律

道德层面上，人们普遍认为“找熟人”比“打官司”更有利于解决矛盾争端，而不是通过法律、程序等方式解决，这基本上已经构成一种社会共识。众所周知，在“找熟人”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的产生。

（六）官员自身思想素质有待提高

掌权者或由于自身思想素质不够高，或由于长期安逸而丧失机警，在行驶权力过程中不断受到公权力的侵蚀而腐化，这是腐败问题产生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七）外部国际环境的侵蚀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国际化的世纪，中国的国际化步伐越来越快，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国际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由于价值观念、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在某些发达国家看来，中国始终是一个“敌人”，因此也就采取各种手段加以削弱，比如“蛊惑”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思想不坚定者，并为他们的腐败行为提供政治避难等“退路”。

（二）中国腐败问题的特点化,多样化。

群体化

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高官化

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巨额化

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亿元，人均高达l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亿元，人均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亿元，人均1.4亿元。期权化

“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力”，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潜规则化

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同时，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国际化

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新型化

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特点。

（三）当前腐败的治理对策

1.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创新

腐败是制度漏洞的表现，反腐败本质上就是不断完善和创新制度的过程。医治腐败的根本途径和突破口就是构建国家廉政制度。一个国家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腐败的程度多么严重，建立国家廉政制度对于医治腐败仍具有普遍性意义。.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法治

作为保障社会秩序的先进机制，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在于它是限制和制约腐败 现象的重要工具。目前，腐现现象之所以得不到有遏制，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立法滞后。因此，要保证反腐斗争的顺利进行，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3加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如果思想防线不坚固，经不起诱惑，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想腐败轻而易举。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可以有效地预防腐败。

4．高薪防腐

建立一种公正待遇机制，并统一规范行政人员的福利待遇。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依据行政人员所承担的责任，适当提高其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给予他们应得的利益，实现薪资水平必须和责任相匹配。5．教育拒腐

当个人思想道德意识无法战胜个人私欲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开始滋生，法制意识和道德责任感逐渐淡薄，最后疏于自律，走向腐败。所以应增强行政人员法律意识，通过长期的教育，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权力来源于那里，应为谁服务。从而使国家行政官员在贪污腐化上不想为。结语：

北宋民族英雄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放在今天就是，政治清廉，国防稳固，“中国梦”必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