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腐败问题的分析

第一篇：中国腐败问题的分析

中国腐败问题的分析

人力092——28石宇辰

中国腐败问题的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对腐败问题在中国的现状，问题的成因，以及解决这一问题方式方法的探讨，希望帮助读者对腐败问题在中国的现状加深了解，并与此丑恶现象进行斗争。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舆论监督法治司法独立

一．什么是腐败？

根据社会学的概念，腐败问题是指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在政府、党派、以及社团中的表现，往往涉及到依靠权利谋取利益。其实质则是社会中公共道德的沦丧以及对法律的践踏。腐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卖官鬻爵、钱权交易、乱收费等各行各业中的丑恶现象。腐败问题对整个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极其恶劣的影响，如果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人们心中对法律以及道德的尊敬就会消失的干干净净。结合现在中国的情况，许多社会矛盾就是由于腐败问题引起的，所以说腐败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如果不加紧治理的话总有一天会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腐败问题在中国的现状

先说说笔者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中国腐败问题的直观感受。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虽然入世不深，但是目睹身边的亲朋好友送出或收到的礼品不知凡几。“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中国自古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平日间亲友之间送些礼品本来是中国人重视礼仪的表现，但是当今社会以此为名收受贿赂却成一大痼疾。无论是升学看病，还是升官发财，特别是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不请客送礼简直是“寸步难行”。最可怕的是社会舆论对此的纵容和见怪不怪，诸如清正廉洁这样的词汇在中国仿佛都已经消失了一般，谁若是手握权利而不谋私利的话，不但得不到赞扬反而会被骂作“笨”或“傻”，有这样的社会舆论何愁贪官不多？有这样一组数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从全国来看，1979年立案仅为703件，到了1982年上升到2.5万件，1986年又上升到4.6万件，1989年升到5.9万件。到了90年代初，每年则以6位数激增，从1993年至1997年的5年间，全国各级纪检机关共立案73万多件，结案67万多件，处分66.3万多人，其中县处级干部2万余人，地厅级干部1670余人，省部级领导78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涉案人数较以前大幅度增加，犯罪分子的职务级别越来越高。其中，厅局级、省部级干部腐败犯罪的发案率明显增高。①其中甚至包括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不止在政府部门中，在国企中，贪污受贿也是各位老总落马的主因。在2010年揭发的62宗国企老总犯罪案例中，受贿、贪污罪共45例，占总数的72%，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平均人均受贿近人民币千万元。②

三．腐败问题的成因

在现在的中国，不只腐败问题，其他很多问题都是政治法律的体制问题引发的。首先，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中国的官员往往权力过大且得不到有效的监督，以权代法的事情常有发生。其次，监督体制不完善造成许多官员违法之后无法及时发现，这就使得贪污腐败问题更加泛滥。除了体制问题，错误的观念也是造成贪污腐败问题一大原因。都说中国人缺乏信仰，拜金主义却在社会中泛滥，很多人的眼里毫无道德与法律观念，唯独对金钱情有独钟。中国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是现在的很多人为了获取金钱却是不择手段的，许多人为了钱财而藐视法律无视道德。其实，由于中国曾经本身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所以政府在改革时期鼓励人们利用市场经济提供的新机会致富发家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却为腐败提供了强烈的动机。而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零敲碎打的改革方式也为腐败创造了机会。最后，政企不分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在刚刚进行的政协会议中，朱镕基之女朱燕来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在她看来，政府应当检讨自身定位，尽快退出经营领域。诚如朱燕来女士所说，政府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行为确实成为滋生腐败的一大诱因。美国学者皮文睿说：“政府部门人员普遍从事商业活动的现象造成了一些问题。这些行政机构往往利用自己的监管权利让一些公司得到好处，因为这些公司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可能通过一些限制竞争的规定，不允许成立和他们的公司展开竞争的公司，或者当某些外国公司希望进入中国市场是，这些行政机构利用自己掌握的审批权迫使这些外国公司和自己下属公司成立盒子公司。所以说，政府和企业未能完全分家也是损人利己行为在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中国腐败问题的对策

首先，要想从根本上治理贪污腐败问题，政治体制的改革显然是当务之急。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无非民主与法制，所谓民主并不单单是举个手投个票那么简单，而是要保证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权与知情权，这同时也为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提供了可能。所谓法制，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法律制度体系，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则是必须坚持有法必

依，这样做可以有效约束权力，约束那些超越法律之上的行动自由或特权。

其次，还需要开放报禁。媒体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舆论的监督对于贪污腐败问题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但是处在政府控制下的媒体在监督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却要大打折扣，所以对媒体应当采取垂直管理，减少地方政府对媒体无限制的监管。

再次，解决贪污腐败这一社会痼疾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记得蒋方舟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这个国家生活久了，人的很多价值判断和底线都随之沦陷了。平庸的恶都觉得不算太坏，马虎的好就觉得是业内经营。确实如此，全社会对一些违反道德甚至法律的行为的漠视也是造成腐败问题不可忽视的外因。我想，很少有中国人求人办事是没有送过礼吧？全民化的行贿成风实在让人担忧，但是这个问题却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只有希望政府与媒体携手创建一个积极正确的舆论环境，最重要的是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完整的社会阶层通道。若是手握权力的人都能刚正不阿，这个问题也就不服存在了。

最后，再让我们看看国外发达国家是如何解决贪污腐败问题的。以新加坡为例，他们的反贪机构具有独立性、授权充分、职业化和专业化等特点。而我国的反贪污机构却下属于检察院，这是得反贪部门往往自己就不干净，如何指望他们监督别人？再看美国，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他们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通过新闻媒介和舆论载体把各种腐败现象向社会曝光，让社会批评、监督。美国政府诸如水门事件、拉链门事件都丑闻不都是媒体曝光的？而外国媒体之所以可以肆无忌惮的行使所谓的“第四权力”，得益于其新闻媒体的独立性。我国的香港地区曾经也深受腐败问题的困扰，但是香港政府成立廉政公署，体现了其反贪反腐的决心。我国治理腐败问题也必须要有非凡的勇气和决心，若是总是想着既解决问题，又不付出代价，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①摘自《中国问题报告》第三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②《联合早报》新加坡

第二篇：中国腐败问题

一、如何看待当前腐败问题

世界各国皆有腐败现象，并且自古有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国家对公务人员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加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因此，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必须正确看待这些腐败现象，既不要大惊小怪，也要给与足够的重视。腐败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社会根源。

从历史根源上分析，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流毒没有根本肃清，官本位思想在人们心中还有很高的地位，封建社会一朝升官便能发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思想还残留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一旦这些人当官，便想方设法搜刮钱财。

从思想根源上分析，我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改革开放使西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流入，加上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造成一部分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权利观异化，不能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利，把权力当作为个人、家庭、小集体谋取利益的工具，一旦这些人掌握权力，便造成腐败。

从社会根源来分析，当前我国处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的时期，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监管体系、对公务人员监督体制还不健全，加上国有企业管理上存在的漏洞，给公务人员贪污受贿造成了可乘之机。

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要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加大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纪检监察检察部门要充分履行职责，对腐败现象严厉打击，使腐败行为付出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腐败行为产生的收益，这样，公务人员在考虑到腐败要付出的代价后才能望而却步。二是加强对领导干部、国家工作人员思想教育，从思想上筑牢腐败的防线。要继续深入开展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教育活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干部的头脑，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和政绩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思想上筑牢防线。三是健全各项社会管理制度。完善各项经济制度，加强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从制度上堵塞腐败的漏洞。四是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权力必须加以监督，要逐步完善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构成的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才能有效的防止权力的滥用，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只有以上几方面多管齐下，构筑全社会健全有效的监督体系，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利用好这张网就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立科学的反腐制度。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财产公示制度，财产身份号码识别制度等等，国外的好经验要吸收利用起来。小平说过“制度好，坏人不敢做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 二是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腐败出在哪里？多是中层领导干部以上，小鱼小虾们边都沾不上，更别说是喝点汤了。伟人早就讲过，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事情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恰恰要命的就是反腐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腐败的人（或相熟的人）。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中国民间文化有一种弊端就是酱缸文化。与传统的物质贿赂不同，百姓眼中的腐败多是带着所谓“感情色彩”的贿赂，包着人情的外衣，打着礼尚往来的幌子，最终盯着的还不是他们手中的权力么？久而久之，靠领导去反腐终究变成了“窝案”频发，不了了之的结局。

三是要发动群众。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法宝在何时何地都是用之有效的利器。真刀真枪的反腐败，就不要当“右派”，也不要搞形式主义。那些一谈财产阳光就说时机不成熟，时不时地向官员们重复发个禁令，来点廉政短信提醒，送送廉政台历，让官员做廉政操之类的动作，还是少搞为好，多务实一些，扎扎实实地抓教育预防、抓制度的建立，抓查处。让黑社会和杀人犯时常为反腐败“立功”，而我们的反腐败部门却在做反腐败的“偏师”，岂不是贻笑大方。

四是要建立举报人保护制度。国际上把举报人称为“深喉”，中国深喉的命运有一部分是比较凄惨的。中国的腐败案件70%来自群众举报，而70%的举报者遭受了程度不同的打击报复或者变相的打击报复。这是中国“深喉”的生死劫。比如郭志成、李文娟、胡为民等人，举报前也算基本小康，举报后就是牢狱之灾。现在全国每年因举报腐败遭受打击报复而致死致残致伤的恶性案例高达1200多起，而上世纪90年代每年还不足500起，之前的80年代类似案件很少发生。至于“穿小鞋”，找个茬儿给你个党纪政纪处分、开除、解聘、扣工资奖金、“调整工作”、“考核考评”等等“整人”的把戏，更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可以随手拿来，毫不费劲又堂而皇之地把你整得个灰溜溜、臭哄哄，让你时时感受到举报的可怕与恐惧。

还是一句话，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只要党下决心要干的事情，没有干不好的。这个决心要真下，快下！百姓期待一网网尽天下龌龊之官！二、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的特点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坚持“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取时间”的理念，既打“老虎”，又打“苍蝇”，突飞猛进，保持了高压态势，体现了从严治党要求。具体来说，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突出了惩治腐败。从严治党重在治，也就是要“打”，打“老虎”、打“苍蝇”，“打”就是要求要行动。中央纪委先后派出两批次巡视组，深入中直机关部门单位和省市区进行巡视，可以说是收获不小，效果明显。从打的角度来看，目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已经达到两位数以上，与往年相比，今年落马的“老虎”人数年可谓“巨大”，“老虎”名单年底前还有望扩大！

二是突出了群众参与。推行网络反腐，中纪委和和省级市区纪委推出了自己的网站，形成了反腐败投诉举报的“网群”，接受群众的投诉举报，进一步畅通了群众参与支持反腐败的渠道。纪检监察机关与群众的互动增强，让群众进一步明了如何监督，有序发挥好群众的监督作用。

三是突出了领导带头。2012年12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一项决议。在八项规定之前，中央政治局明确提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进一步突出制度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反对特权，不允许有特权党员、特权干部。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更是把纠正“四风”列为主要内容，奢侈浪费问题、公款吃喝问题、公务消费问题等等都得到了遏制和规范。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支持，赢得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

四是突出了制度规范。除了“八项规定”之外，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定，来规范权力行为，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应该说，在党的建设方面，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起来，制度纪律的执行质量提升起来。

应该说，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党的建设尤其是反腐败工作还会提出新的指导思想或者要求，做出新的部署安排。但是反腐败工作的高压势头肯定会持续一段时间，一支风清气正、纪律严明的党员干部队伍才会有领导力战斗力，才能赢得最广泛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必然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第三篇：中国社会主义腐败问题分析与对策

中国社会主义腐败问题分析与对策

摘要：本文列举了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腐败现象，从制度上分析了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了社会主义防止腐败发生的主要手段，主要包括强化公共权力间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与以正确利益导向机制为核心，建立健全权力制约配套制度。

关键字：社会主义；腐败；对策

引言

腐败问题是世界上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处于现阶段中国政府和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它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还具有世界性，腐败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都无法幸免于难。就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社会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腐败问题直接影响了政府在人民大众心中的形象，从而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一现象的出现给我国造成了无法预算的损失。

一、现阶段我国腐败问题的主要表现

美国政治学家约瑟福S•内伊给腐败下的定义中说的明白:“腐败是一种因私利(个人的、家庭的和私人集团的)而谋取钱财和地位，并在权力运用中处于私利而违反规则的偏离公共角色正式责任的行为。”目前，我国的腐败现象的发生发展依然处于一个高发期。腐败现象随着公共管理职权的扩散而蔓延。腐败不仅表现在公职人员身上，也表现在向公职人员行贿的普通公民身上；不仅表现在国内交往中，也表现在国际交往中；不仅表现在国家机关和公共领域，也表现在公司企业学校和私营机构中。这些不同表现形式的腐败现象往往相互关联、相互依存。

其中最明显的腐败体现在国家干部、公务员收受贿赂与干部间拉帮结派。收受贿赂是十分常见的腐败行为，如节假日慰问、子女结婚、感谢对工作的“支持”等贿赂方式，除了上面钱财方面的还有送贵重物品、送车、送房，还有帮助子女出国等方式进行贿赂。拉帮结派主要表现在干部队伍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有些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以自己的利益目标为中心，选拨干部时，不顾程序和原则选用对自己发展有用的人，明明不是干工作的料也委以重任，拉帮结派，任人唯亲。

结合综上的表现说明腐败问题已经是很严重的社会现象，对其以上的种种现象，总结出现阶段我国腐败现象的原因。

二、现阶段我国腐败问题的原因剖析

现阶段我国腐败已不是体制的僵化，而是伴随着体制产生出种种的不确定性。我国现阶段不仅存在着腐败问题，而且公务员的腐败更为严重，主要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造成腐败问题出现的主要根源。

（一）权力监督的缺乏是现阶段我国公务员腐败的制度原因

腐败就是国家公职人员对公共权力的利用，是以公共权力的运用超出社会制度，法律或道德规范允许为前提，为个人或小集体谋私利。首先，我国许多监督机制的职权和手段还不够强大，因而作用受到某些制约；其次，加之权大于法，言大于法和关系网的存在，这些机构有时受到不正常的干预；最后，新闻舆论监督由于缺乏法律保障等原因，许多腐败现象还

难以公开披露，群众监督的渠道还不畅通，由于领导和群众的监督观念、素质等方面的原因，“两公开一监督”等有效的制度还难以全面推行。

（二）新旧体制的转换是现阶段我国公务员腐败的经济原因

我国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曝露出了一些问题和薄弱的环节，这样腐败现象的滋长有了可乘之机，不可避免的要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种种碰撞和摩擦，因而客观上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提供了条件。在新旧体制同时运转的情况下，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就为一些单位和个人带来了很大的超额利润，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价格双轨制。

三、现阶段我国防治腐败的途径

我们应该把腐败放在一个全社会、全世界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考察，采取多方面的策略手段去治理公务员腐败问题，争取建立一个具有广泛意义惩治腐败的社会机制。

（一）强化公共权力间的监督与制约机制

首先应加强权力制约制度，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总结古今政治实践的教训时所作的论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前我国在防治公务员腐败问题上首先要通过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实现权力的制衡；其次，要对公务员及各级组织的执政行为进行监督，能够有效的发挥自上而下的监督作用，逐步实现向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转轨；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民主党派的监督内容、方法和程序，丰富政党监督内涵，拓宽政党监督渠道。

笔者认为权力监督的重点在于建构人民群众积极有序参与反腐败的新机制和体制，其根本是群众参与，以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权力制约权力运行机制为手段，使人民群众有权充分行使监督权。

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切入点，构建权力制约权力运行机制，实现人民群众真正的监督权和制约权。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乃至生态环境方面的。但从一般意义上讲，腐败的根源是主观、客观和环境合力作用的结果。从主观上讲，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者人性的缺陷、个体的需要和职业道德的沦丧，这是腐败的根本原因；从客观上讲，权力客体(人或物)的非规范行为或诱惑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客观原因；从环境上讲，社会结构的异化、民族文化传统的陋习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是腐败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但根本上是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正如孟德斯鸠所说：“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要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去制约权力。”我国目前发生的腐败行为，从历史根源看，在于高度集权的僵化体制下权力失衡、权力失监；从现实根源看，在于转轨过程中双轨并存带来的权力失范、权力失控。权力的滥用和掌权者的腐败，多数都是在群众中进行，人民群众直接、间接会察觉或知道其线索。近几年我国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掌握的绝大多数大案要案，都是由人民群众检举揭发的，所以，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完善监督与制约机制，防止权力腐败决不可少的一环。人民群众的监督制约所具有的广泛性、敏锐性、自觉性等特点决定了这种监督制约能够有效地避免国家权力被滥用。如何行使权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创设了有我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50多年来，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使人民群众回归国家的真主人。

（二）、以正确利益导向机制为核心，建立健全权力制约配套制度

以建立合理薪酬机制为前提，着力推进信息公开制度和权力者财产申报制度，构建与权力制约运行机制相配套的制度。

（a）合理薪酬机制

人是一种理性动物，这种理性以利益为导向。当腐败风险小、所得利益大的时候，腐败就会有很大的诱惑力，腐败的机会就大；反之，若腐败风险大，腐败所得利益丧失的可能性也大，且还会导致腐败者原有利益的损失时，权衡利弊，则腐败可能性就小。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薪酬制度，是正视人作为经济人的必然要求。历史上“高薪养廉”制度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凡是将“高薪养廉”与其它反腐败措施结合得好的，则都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当“高薪养廉”制度失去其它制度的配合，或者由于其它制度的原因导致“高薪养廉”制度名存实亡的时候，则它不但不能起反腐败的作用，甚至会适得其反。“高薪养廉”制度在某些社会发展阶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正是在于它符合了人性的需求，解决了人的基本需求，如果说高薪养廉制度有其合理性，那还在于它符合了人的正常心理，对权力者来说，利用了人对较高的既得利益不愿轻易失去的心态，在守法和枉法所带来的利害得失面前，有所顾忌，有所权衡。优厚的薪酬制度、健全的退休保障制度，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激励权力者奉公守法、廉洁自律的作用。但是，这仅仅是促进权力者廉洁从政的一个方面，要使一个国家廉政建设取得实质性效果，还需要一整套严密的监督、约束、教育、奖惩等机制予以配合。

（b）完善信息公开机制

信息公开，是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权力行使不公开和透明，即便人民群众想监督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实现有效的监督；目前的政府信息公开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政府“自我革命”式的制度，“自我推动”的变革在动力上存在极限：当制度变革涉及到对改革者原有利益的伤害时，推动力将递减，从而导致动力衰竭和疲惫，进而导致其实施过程中“打折”甚至最终形同虚设。从现实角度看，在现代社会，信息往往意味着利益、资源和行动能力，因此个体和组织都可能基于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或公民精神而采取行动，要求政府开放相应信息，因此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践的社会推动力完全有其现实性。在推进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时，只有可持续的人民群众参与和行动，才能使信息公开获得永续的推动力。使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良性互动，共同推进反腐败建设。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的:“腐败的程度和社会经济的迅速现代化有关。”鉴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高薪养廉”也许不现实，但做到“以薪养廉”并不困难，公务员是一种特殊的劳动者，他们承担着管理国家的重任，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必须得到承认和尊重，国家应该依照按劳取酬的原则，对公务员给予适当的薪金，保证他们能依靠合法收入来验货家小，并过上较体面的生活；在政府机构高效运转、人员精简的前提下，实施以薪养廉制度，这对保持公务员的清正廉洁具有显著的作用。

四、结论

腐败问题是关系国家政权安危的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理性思考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做好防治腐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等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应努力建立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参考文献：

[1].朱贵林.论反对腐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核心地位[J].理论观察，2009(5)：28-30.[2].吕儒明.构建国有企业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J].廉政瞭望，2009(7)：66-66.[3].郑冠帮.廉政文化建设要注重“六个结合”[J].今日浙江，2009(14)：41-41.[4].吴长利.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反腐倡廉建设工作[J].活力，2009(3)：8-9.[5].周小兵.论反腐倡廉[J].魅力中国，2009(1)：124-125.

第四篇：浅谈中国腐败问题

浅谈中国腐败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中就包括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官员腐败现象，本文就将对腐败问题的现状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国实际给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反腐策略!

一、腐败现象由来已久

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腐败问题，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史的古老国家，封建官僚体系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备，官员们互相帮助，欺上瞒下，中饱私囊的现象十分普遍。清朝时期，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贪污数额按现时折算高达875亿元。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便出现了第一贪官羊舌鲋，而羊舌鲋生活的时代刚好和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时代相同，这足以说明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贪污这种现象！当然，我们相信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光辉灿烂的，腐败问题只不过是跳梁小丑，涵盖不了祖国五千年的文明史。

由于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糟粕，以及现代人受西方不良思想的引导，更重要的是由于自己的欲望，最终抵制不住诱惑，走向了贪污腐败的罪恶深渊！

二、新中国建立后的腐败现象

(一)建国初期的腐败问题

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此前国民党政权由于各种问题，其中也包括严重的腐败问题而走向没落，最终退居台湾。所以新中国建立后有了前车之鉴，便很注重反腐，再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腐败问题更是不能容忍！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第一例腐败案发生在天津，由毛主席亲自处理。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预言：有些共产党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果不其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身为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天津行署专员的张子善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贪污、挪用公款***元（旧币，约折合今人民币1716272元）。最终两人被判处死刑。可笑的是两人太不值了，因为他们的贪污数字与现在的官员比起来简直九牛一毛！然而在当时却是震惊全国。这从反面说明中国现在变富了，所以官员也更有东西可贪了。

（二）改革开放后的腐败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腐败问题也严重了许多。近年来腐败问题更显现出下面一些特点：

1、贪污官员级别高

2009年时中国腐败大年，在这一年，中国落马高官有:王益、米凤君、王华元、陈绍基、许宗衡、朱志刚、郑少东、皮黔生、康日新、宋勇、李堂堂、刘志华、陈同海和孙瑜等省部级高官。当然还有不计其数的级别较低的官员。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

2、贪污数额巨大。

（1）有“地铁市长”之称的许宗衡，几乎染指深圳所有的大型工程，历年贪污的金额高达20多亿元

（2）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被告人陈绍基利用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均另案处理)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余元。（3）2000年1月至2008年3月，朱志刚利用其担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副部长的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申请贷款、调动工作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44万余元。

（4）1995年至2005年间，皮黔生利用担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天津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55万余元。

三、腐败原因的探索

在我看来，中国目前的腐败问题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改革前的贫穷与改革后的巨富构成的心理反差

中国的官员大多是出生在五六十年代，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精神贫瘠的年代，中国只知道关起门来搞“大跃进”、搞文革的年代，当时成长起来的人都有一种渴望物质生活丰富多彩，精神世界获得满足的愿望。于是，当那些人长大以后并成功的当上高官以后，面对手中大把的钞票，面对漂亮的美眉，怎能不动心？关键原因在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太快了，在官员们还没形成对各种诱惑的抵制时，就有各种诱惑来袭，是人都有欲望，对金钱的渴望，对色欲的渴求怎能不把那些官员拖垮呢?其实，那些官员是可悲的，他们死于一种没有硝烟的炮弹!国美前老总黄光裕小时候家境清贫，最困难时，黄光裕曾拾过破烂、捡过垃圾。也因为家境困难，他16岁初中未毕业就辍学了，跟着20岁的哥哥从老家广东潮阳北上内蒙古做生意。等到后来成为首富时，这是巨大的发差，怎能不让人陷入贪污的陷进呢？

（二）西方腐败思潮的传入

据说，中共福建省委原常委、原秘书长陈少勇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他在国外出公差时总是收看各种色情节目，从世界各地购买的色情书籍及光碟不计其数，他是多么渴望国外那种性开放的生活啊！然而他没有意识到，身为省部级高官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决抵制西方不良思想的腐蚀，反而知法犯法，到处贪污，保养情妇，过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糜烂生活。因此，我们的官员应该接受一种高尚的思想，虽然他们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他们看来那只是一种攀登仕途高峰的工具，而不是他们的人生观之所在，唯利是图，好色贪财才是他们的本

性，这也正是资本主义不良思潮对中国官员心灵的腐蚀！目前，中国有许多裸官，妻儿在海外发达国家过着富裕而空虚的生活，而自己在国内贪污巨款后也准备溜之大吉，这足以说明这些官员不仅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而且也把西方国家当做自己的避难所，这样的人焉能付之以大事？

（三）中国官僚体系由来已久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长久以来实施一种专制独裁的统治，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开始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时代，而专制时代的官员们为了能够获得升迁以及攫取更多利益，已经开始潜移默化的形成一种官场潜规则，而这种潜规则到今天还冤魂不散。比如官员们会官官相互，欺上瞒下，收受请托人的贿赂，养小妾，嫖妓等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当然这些思想还在一些思想素质不高的官员中存在，于是他们也开始“效仿古人”，最终把自己拖向罪恶的深渊！清朝末期已经很腐败了，而国民党的腐败已经渗透到骨子里去了，最终走向灭亡，而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过整风运动，但是大跃进时的浮夸风不正是另一种形式的欺上瞒下吗？文革时期连刘少奇都被打倒，这让官员们觉得更可以胡作非为，于是等到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的经济体制，公民开始可以有自己的神圣财产，于是贪官们就更加猖獗！

（四）中国监察体制的不严

美国人一直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民主，虽然美国人是在诽谤我们，但是我们也应该反思自己是不是真正做到民主，做到依法治国。也许像美国那样搞全国选民投票选举总统或者各州自己投票选州长的做法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在现行的体制下选出优秀的人担任官员。而现实是有才能的人往往身居地位，而那些无德无能，贪财好色的人由于背景直接身居高位，对国家没有突出贡献，却像寄生虫一样啃噬国家财产。可恨至极！为什么呢?中国的选官制度有漏洞，对官员的监察机制不完善。如：原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总经理助理董跃进挪用公款5.8亿元，涉嫌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157万余元。而据了解，他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大量挪用公款主要是因为中通建公司财务管理混乱，作为总经理助理的董跃进，实际拥有对外合同付款的决定权。这样大量的钱财便被不知不觉的挪用。还有“著名”的米凤君是在与两个卖淫女一丝不挂的奋战时被办案人员抓获的，据说他的落马只是由于另一个官员为了戴罪立功交代出他的腐败事迹，如果不是出于偶然，也许这个超级恶棍还能安度晚年！当然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形势不断在变化，法律也在不断地完善，当是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还是有漏洞，执法也不严，很多地方还有一种官员半专制的现象，这样的现象更会让那些思想操守底下的官员走入腐败这这条路。

（五）官员收支难以平衡，不贪混不下去

如果一个官员从不贪钱，那么他与他的同伴们的差距将有天壤之别，也

许这夸张了，不过在某些职位上的确有这种现象，一个县长可以贪污一亿，但他的工资却少得可怜，为了各种官场上的应酬请客以及自己的仕途发展，钱是必不可少的，而钱从哪里来，唯有贪污才能最便捷的得到最多的钱，于是，不得不贪。其实很多人也知道廉洁的重要性，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形势逼你这样，不贪只能永远任人摆布，贪或许还能成为人上之人，两相权衡，还是选择贪。当贪污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我们不能仅仅从官员的道德层面上思考问题，还应该设身处地的为那些官员想想。当年屈原自投汨罗江就是因为他是在看不惯那种腐败的官场以及其他官员的排挤，所以愤然离去，自投汨罗。虽然屈原赢得了千百年来人们的崇敬，可是今天哪个官员会走他那条路呢？所以人心都是肉长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屈原那么伟大。所以官员们的收入还是需要提高的，像美国一个市长的工资是195，000美元，而中国一个省长的工资才七千多元，但是省长实际收入就无人可知了，权力就是财富，官员的收入远不止他们的工资！

四、反腐之措施

在我个人看来，中国纪委可以采用以下一些措施来反腐败：

（一）加强法制建设，加大监管力度

我国目前正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我国自改革开放开放以来，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步伐从未停止。国务院新闻办2010年12月29日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该书称，为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为确保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中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以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依法依纪惩治腐败，中国制定并不断完善包括刑事处罚、党纪处分和政纪处分在内的惩处违法违纪行为的实体性法律法规。但是，虽然我们有法律了，但是我们还要加大执法力度。法律是死的，要让它真正发挥作用只有通过纪委部门与公检法部门的合作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在有些地方，官员知法犯法，将法律玩弄于手中，人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更加助长了官员嚣张的气氛。因此我觉的我们国家应该加强纪委部门的建设，使纪委部门真正有实权，不被官员收买，真正履行他们反贪的作用。同时除了纪委还是不够，监管应该是方方面面的，加强政府行政部门的相互监管，打破官员官官相护的网络，让他们相互监督，同时还可以通过信访举报制度及各种奖励，鼓励人民群众揭发腐败官员，切实维护政府形象。

（二）提高官员待遇，实施高薪养廉政策

目前世界上实行高薪养廉的国家有美国、瑞典、瑞士、新加坡和智利等国，通过这种政策，这些国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我觉得中国可以效仿，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政府似乎需要从财政中拨更多款来付给官员们工资，而实际上，中国可以减少贪污腐败对财政的侵蚀，从而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最终还是能提高财

政收入。目前政府不愿意实行高薪养廉政策是因为官员们普遍不缺钱，而且中国政府总是追求一种表面上的“平等”，认为社会应该是共同富裕的，各级官员之间的收入从条文上说应该是平等的，这样符合减少贫富差距，消灭阶级观念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大目标，可是实际上各级官员由于贪污腐败程度不同，他们之间的收入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中国要有信心，在高薪养廉政策实施的早期，也许不会立竿见影，而且还会加重人们对官员的羡慕，让更多的人想尽办法贪污贿赂以求得升迁，但是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许多有良知的官员会慢慢转变那种陈旧的观念，拿着工资过着悠闲的日子，而不去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去窃取国家财产！

人总是有追求的，官员们当了大官以后肯定会追求金钱以符合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应酬需求，国家不给，他们就会贪，与其如此让官员们身败名裂，还不如高薪养廉，让政府少操点心，官员更能为人民办实事，促进社会的和谐！

（三）加强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

《资治通鉴》里头说：“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可见从古代开始，人们就认识到一个不管才能怎样，首先应该先考察他的品德，而现在当官的很多主要是由于背景与能力当上的，而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就是迂腐的代名词，品德高尚往往居于低位，被人嘲笑，所以我们现在有必要重提古人的观点，在选拔官员的时候首先应该考察他的品德，让那些投机取巧的有点小聪明的人得不到任用，真正选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德才兼备的官员。目前，社会上的人们一提到官员往往就先想到这是一个有钱途的职业，然后才想到这是一个有前途的职业，因为当官的往往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对他们来说早已没有青年时期热血沸腾为国效力的念头，取而代之的是稳重老成的观念，如果没有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他们极有可能产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想法，希望自己在年轻时期为当官所付出的努力得到回报，因此这个年龄段的人虽然稳重但是容易产生腐化思想，因此对他们的教育是有实际意义的，而对年轻的人的教育则更着眼于未来。

（四）官员年轻化

中国的领导普遍比较老，戴着厚厚的眼镜，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虽然很稳重，但是有些官员的思想观念也相当落伍，没有雄心大志，只求自己一家人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如果中国的领导都是这样的话，这个国家就没有活力。我们的官员应该有一大部分是年轻的，他们敢作敢为，为国家效力而不腐化堕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梦想，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人不再有梦想，变得更实际。因此，我觉的为何不让年轻人当一下高官，让他们有梦可以追，运用官员的权力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自己的梦想。有人说，年轻人易冲动，不稳重，可是年老的呢？贪污腐败，吃喝嫖赌照样有！两相权衡，为什么一定要让年老的人身居高位呢？中国有时候应该放弃一下保守中庸的思想，让年轻人逐步参与到高官的位置上来。

（五）官员降职及轮换制

中国官场是一条有进无退的路，只要你不犯错，没有人可以把你搞下来，而且也没有说降职的制度，就是说考核你的业绩，行的话接着干，不行的话滚蛋。在中国，当官就是铁饭碗，老老实实即使不作为也能混口饭吃，这样的制度焉能不成为人们滋生腐败的温床，必须要通过官员政绩考核制强化管理，让官员珍惜自己的职位，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努力做一个人民办实事的好官。如果官员不犯错但没有政绩，也应该将他降职或免职，给他们一点压力，他们才会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才不会成天想着贪污！

第五篇：中国腐败问题透视

中国腐败问题透视

宾伟 硕士一教班 21300468

摘要：本文以腐败为主题，对中国腐败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描述，首先以腐败的含义引起话题，从而对中国腐败问题的引出埋下了铺垫，继而对中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作了描述。紧接着文中谈到了中国腐败现象产生的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从人性、权力、人情、经济制度、干部任用体制等几个方面作了解释。最后文章谈到了我国现在治理腐败的措施并且提出最有效的措施是通过高扬法律之剑来惩治腐败，提出对政治体系的革命性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关键词：腐败犯罪 权力 市场经济 政治体制 改革

正文：所谓“腐败”，简单地说，就是“以权谋私”，即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腐败就是在“政治市场”上通过权钱交易的方式获取租金的一种“寻租行为”。这种行为，既包括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即当政府官员借助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时利用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垄断手段索取好处的经济寻租行为，如设租抽租、敲诈勒索、索贿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官商倒卖等；也包括政治活动中的一系列践踏公平正义行为，如渎职滥权、操控贿选、欺上瞒下、袒护亲朋等；还可以涵盖公职人员在人际关系方面背离社会公共道德的行为，如铺张浪费、公款吃喝、腐化堕落、色性骚扰等。

当今中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已再也不能简单地用“极少数”和“少数”等定量字眼去判断。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如果说得轻一点，腐败已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现在很难找到有哪个领域不存在腐败现象的；如果说得重一点，当今中国的腐败程度可谓是空前的。单从屡禁不止的用公款大吃大喝、购买轿车风就可以看出腐败的严重性。多年来，禁止用公款大吃大喝的文件下了有几十个，可公款吃喝的“辉煌”已达到一年一千多亿元！清理和购买小轿车的文件也下了许多，可在1993年，用公款购买小轿车的支出就达900亿元！而“希望工程”的捐款几年来累计也只有几亿元。当今中国腐败的表现形式真是五花八门，这仿佛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经济在权力领域的“辉映”。如果联系“官职大批发”、“贿赂大公行”、“吃喝嫖赌全报销”“一个个的破庙富方丈”、“腐败分子在公有企业如入无人之境”等现象以及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那些腐败歌谣，让人觉得这个民族正在患上一种可怕的“腐败狂”症。

腐败犯罪得以产生既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也有其内在的主观原因和外在的客观原因。首先从现代政治学“控权论”看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人性本无好恶之分，那是在真空中。一旦人生活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就有了好恶之分了，人性中恶的一面往往就容易滋长。一旦环境条件许可，而且又没有可以遏制的外部制约因素，恶的方面就会恶性膨胀。贪就是人性中恶的一面。贪污腐败，贪是腐败的原因，是腐败的起点，如果不贪就没有腐败的行为。贪是一种欲望，是人性中恶的一面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表现在对金钱、权力、地位、名誉、女色的不断追逐，猎取。对从事政治的政府高级官员而言，这种欲望就表现为贪钱、贪权、追名逐利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几乎每一个被揭露出来的大腐败分子，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哪个没有贪污几百万，上千万的钱财？哪个没有为进一步高升而精心编织的复杂的关系网？哪个没有养着情妇？按说，象上面提到的高级干部要住房有住房，就是工薪收入也不菲，作为一省之长，名誉地位也已经很不错了，那么为什么还那样贪婪？一人能同时睡几张床，住几套房么？用现行政治话语来说，贪念太重是腐败分子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修养缺失，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也就忘记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身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怎么连自己的宗旨都忘记了呢？是忘记了还是根本就不想实践党的宗旨？如果真是忘记了，那么他又怎么能被提拔和任用到如此重要的岗位呢？看来此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工作上，用于怎样为人民服务上，而是把它用于“关系”上，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去寻找靠山，跑关系，甚至不惜用重金去贿赂有权势的人物。

其次，贪污腐败的源头是权力失去监督，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定导致腐败，这一点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形式上看，我国对各级官员的监督也不少，不仅形式多样，而且范围广泛，但是，只要你深入分析，你又会发现我国的监督机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监督种类不少，实际效用不大。其二是监督机关的人、财、物的调配全归于同· 级党委和政府，因而监督机关对其上司及同级的有些部门负责人无法超然行使监督权，事实上存在不敢、不能、不便进行监督的情况。

亲情人情对腐败行为的滋长也起重要作用。仔细考察每一个高级腐败分子，你都会发现，每一个腐败案件中都存在其为妻子、儿子、甚至情人谋取利益的情况。有些腐败就是先由家里人收受贿赂开始的，开始时，这些高级干部或许还会反对，或者不赞成，但是经受不了家人的埋怨，指责或“点拨”，逐渐“开窍”，从收受一小点礼品开始，贪瘾就会逐渐滋长，手就会越伸越长，贪污数额就会越来越大。同时，面对老同学、老同事、老关系，不收就是不给面子，就会得罪人，那么今后如果自己遇到什么事时又怎么去找他们帮忙呢？因此，在照顾到关系时，既拿了人家的东西，当然得为人家办事了。由此可见，亲情人情，在高级干部腐败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市场经济也对腐败分子产生极大的诱惑。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各种负面影响也在我国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等价交换原则被高级腐败分子运用到政治生活、行政管理中。由于手中掌握了其他人所没有的稀缺资源，如重大项目的支配权、财政资金的使用权、干部的任免权等。那么，权力的寻租就在所难免，谁出价最高，自然就可以给谁了。在权力寻租的过程中，各种腐败行为都发生了，出租的人可以根据寻租人的兴趣、爱好而投其所好，爱钱的自然只有大笔租金才能获得自己所想要的；贪色的当然有得玩了，否则就只好免谈了。

最后，贪污腐败的客观原因—— 现行干部任用体制。对于腐败现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不能不说极为重视。最高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讲，红头文件一个又一个地发，规章制度一个又一个地制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高级干部不顾一切地去贪污腐败呢？这与我国现行的干部任用体制有极大的关联。依据我国的法律和政策，任免使用干部应当通过各级人大或党组织采取选举或罢免的方式进行。但是实际操作中，许多地方的干部任免实际上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内定好了然后走走形式。这样，对于手中握有大权，掌握着一方干部任用这种稀缺资源的高官们，如果心术不正，“暂时”忘记了党的宗旨，贪欲发作，想不贪不腐败都不可能了。

多年来，为了治理腐败，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统而观之，这些措施的局限性都很大，效果也就不可能理想。首先，我们靠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来抵制腐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围绕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工作花了很大力气，举行的活动、推出的英雄事迹、树立的典型可谓一拨又一拨，然而腐败分子对此却不屑一顾，一些腐败分子本身就是思想教育工作的主抓人。这期间贪污受贿金额越来越大，大案要案迅速上升。

其次，我们靠强化党内监督来制止腐败。党内监督有党员对领导的监督，同级党委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监督，加上党内纪检机构的监督，不能说不周全，多年来为了加强党内监督和维护党的纪律下了不少文件，不可谓不重视。但在权力高度集中、党内缺乏民主机制的情况下，这种看起来周全的监督事实上却很难到位。

我们靠抓班子的选拔建设防止腐败。确实，一个廉洁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廉洁能有效地防止腐败。但在选人和用人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有三个问题难以解决：一是谁来选拔，谁来保证选拔人的廉洁性？二是谁来保证廉洁的人不会变化？三是谁来抓领导班子的建设，谁来保证负责领导班子建设的人自身质量？我们大搞一把手廉政工程防止腐败。这里有两个意思：从一把手做起，强化廉洁自律意识；把反腐倡廉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由一把手亲自抓，一级抓一级。但问题仍然在于：一把手作为领导核心，谁来监督他的自律行为？谁能保证一把手自身没有问题？

我们通过群众监督形式来揭发腐败。确实，多年来案件的查处，其线索主要来自群众的举报、检举、控告、上访。但问题是：揭发不揭发在群众，而受理和处理的权力却在组织。群众对此既没有监督权，也没有知情权。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谁来保证群众揭发的都能得到受理？第二，谁来保证受理的都能得到处理？第三，谁来保证揭发的群众不被打击报复？

我们通过新闻监督形式来揭露腐败。近年来，新闻媒体监督的作用受到愈来愈多的人重视。凡是在新闻上曝了光的，大· 多能得到及时处理。但在现有新闻体制特别是新闻媒体受各级行政权力制约的情况下，在监督上也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一，本级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本级有关部门的腐败行为？其二，各级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各级有腐败行为的领导人？其三，下级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上级的腐败行为？其四，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有重大嫌疑而没有受理的贪污腐败行为？其五，谁来保护新闻工作者的揭露监督权利？

当然，最有效的措施是通过高扬法律之剑来惩治腐败，但在现有立法司法体制下却难以解决：①谁来制定法律，怎样保证所制定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②谁来保障司法独立的权力？③谁来保证执法部门依法治腐的公平性？④假如面对超越法权的政治权力的腐败，谁来保证法律的神圣性能不受侵犯？由此可见，所有这些防治腐败的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发挥过作用，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无一例外地最终陷于自身解决不了的难题，因为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从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前提出发来设计的，缺乏民主性、公开性和对权力的制衡性。缺乏民主性、公开性和对权力制衡性的政治体制的运作必然会陷入“二律背反”的难题，在此架构内采取的任何防治腐败的措施也就必然会陷入自身解决不了的难境，这是我们多年来虽然下大力气反腐但没有取得根本进展的主要原因。而与此同时，权力高度集中、囊括社会各方面的政治体系却在不断地膨胀，在伴随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又日益受到商品货币经济的侵蚀，利用权力来追求货币，利用货币买通权力以获取更多的货币，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样，腐败就蔓延开来了，而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蔓延的速度。因此，单是腐败的严重性就要求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现实已一再告诉人们，在原有政治体制框架中治理腐败已接近于缘木求鱼。

我们的政治体制从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体制脱胎而来。列宁认为这种领导体制是在革命时期政党不能公开化和充分选举的情况下实行的（见《列宁选集》第一卷347-348页）。主要特征是自下而上的集中统一，也强调民主，但着眼点是集中。建国后。这种领导体制又从适应政经统一的计划经济要求扩展为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因此生成由上而下垂直分级扩散、自下而上逐级高度集中、覆盖全社会的官权体系。这种官权化政治体制在具有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及其思潮的冲击下，在原有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周围环境发生重大变迁的形势下，滋生出空前的弊端是必然的。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政治体制，出路就在于打破金字塔式的政治集权体系，将社会从官权体系束缚中解脱出来，政治运作走向公开化、民主化、制衡化，治理腐败的操作也走向民主化、公开化和制衡化。当社会摆脱官权体系的束缚、当政治运作摆脱“二律背反”矛盾的同时，治腐也就摆脱了自身的困境。对政治体系的革命性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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