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学习《国际法》心得体会
国际法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律，是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行为准则。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中国加入WTO，作为党政机关的干部，在对外交往和处理国际事务中，必须具备国际法知识，学会运用国际法这个武器，来维持和捍卫我们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所以说，学好国际法是非常必要和必需的。下面谈谈学习国际法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一、正确理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国际法，即国际公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律，是以国家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有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国际法和国内法作为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仅有原则区别，而且有密切联系。国际法是国家参与制定的，国内法是国家制定的，而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密切相关，国家的对外政策必然影响国家对国际法的态度和立场，也就是说，国家在参与制定国际法时，必然要考虑其国内法的立场，而在制定国内法时，也同样要顾及国际法的要求，尽量使其一致。一方面，国家应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而不得制定与国际法相违背的内立法，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对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项，任何国家不得借口国际法加以干涉。另一方面，把国际法作为国内法的组成部分与国内法处于同等的地位，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为了在国内实施国际法，国家根据具体的国际义务，分别采取立法措施，制定新法或修改现行法规。国内法与国际法在一般来讲并无冲突，但美国1978年12月16日与中国签署了《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却有意炮制了所谓的“对台关系法”，公然提出并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不但严重违反了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而且也是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粗暴践踏。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公认为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准则 和平共处共处五项原则最初规定在1954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同年6月18、19日中印、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先后重申了这些原则为指导彼此国家关系的原则，并希望其适用于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反映了广大民族独立国家保护本国领土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持和平的共同愿望，因此受到广泛的支持和欢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40多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它已经被公认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就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只有奉行这些原则，才能够实现各国间的和平共处。近50年的事实证明，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如果能够能够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可以建立相互信任和友好的关系；如果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侵犯他国领土和主权、干涉他国内政、损人得已，那么就可能引起尖锐对抗，甚至发生冲突。
三、国家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 领土是国家的要素之一。国家领土是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的特定部分，包括陆地、水域及其地下层和上空。国家领土隶属于国家主权，与国家主权密不可分，它是国家主权的对象，国家对其领土具有统治权和所有权，即领土主权，根据领土主权，国家对其领土及其领土内的人、事、物享有完全的、排他的支配和管辖权，所以，国家领土是国际法的客体。国家领土包括陆地、水域及其地下层和上空，也叫领陆、领水和领空。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领土管辖权是国家的基本权利之一，但领土主权要受国际法或国际条约的某些限制。国家领土范围根据边界确定，边界和领土密切相关，国家边界不容侵犯，否则，就是侵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边界的形成一般根据传统习惯、条约划定和领土完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有关邻国的边界，采用了人为的标志和自然地形相结合的方法标界。边界争端关系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影响国家关系是一个在国际关系中非常敏感，又十分复杂的问题，正确解决极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边界长约15000多公里，分别与朝鲜、俄罗斯、蒙古等15个国家为邻，由于历史的原因等边界问题十分复杂。目前尚待解决的领土和边界问题主要有南海诸岛问题、钓鱼岛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针对外国对西海、南沙的主权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多次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日本多年来妄想侵占我钓鱼岛的野心和肆意践踏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行为遭到了我国政府和舆论的严厉谴责，日方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不可能动摇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所拥有的神圣主权。中印边界问题涉及两国长约2000公里的边界和约125000平方公里的领土。争议面积之大、问题之复杂、涉及问题之广实属罕见。在解决过程中，双方既应尊重历史，又要照顾现实，同时还应考虑两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四、国际法上的居民和人权的国际保护 国际法上的居民，是指居住在一国领土之内，并受该国法律管辖的一切自然人，具体包括本国人、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国家有权决定居民的法律地位，规定居民的权利和义务。本新闻共3页,当前在第1页123
第二篇：学习国际法的意义
学习国际法的意义
摘要：学习国际法要先了解国际法本质是什么，了解国际法的产生、发展、国际法的原则，运用具体的原则分析国际大事，纵观所有的国际关系无不离开“国家利益”，本文将诠释国际法的本质及学习国际法后如何分析国际关系，以及如何学习好国际法。
关键词：国家利益 国际分工 集体理性
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用以调整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间关系)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1] 曾令良认为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因而国际法的主要目标在于建立一个与其说是合乎正义,不如说是有秩序的国际关系机制。也有人认为,“从利益关系入手,国际法,特别是当前的国际法,毫无疑问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但其本质的方面,却是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合称“共同利益”)。而国内法的本质利益关系是国家利益。那么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似乎就可以简化为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2]这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问题颇有理想主义的观点。还有人认为国际法的本质从来就是强者的意志,是强与弱之间反复较量的结果。[3]或认为“帝国主义奉行的是丛林法则、强盗逻辑,国际法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分赃守则而已。”[4]这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问题颇有现实主义主义的观点。
从诸多学者的阐述中我们多少可以了解到他们对国际法本质的看法,但由于国际法本身的复杂性,目前也没有学者对国际法的本质做出全面的概述。而且,学术界大多偏重于对国际社会冲突激烈、亟待解决问题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其本质的探讨,然而,对国际法本质的正确认识对我们认清国际法存在的根源、内在形成机制和驱动力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法本质
笔者认为国际法的本质就是各国(或国家集团)之间基于实力对比对全球利益进行保护、协调与分配。冷战后集中体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利[1] 梁西.国际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3.[2] 胡城军.论国际法所调整的利益关系—兼谈国际法的本质属性及其影响[J].时代法学，2005,(4):53.[3] 孙小迎.主权原则走向何方—写在伊拉克易主之际[J].东南亚纵横, 2003,(5):60.[4]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讨论—燕园评论学友讨论合集,载于址:http://www.xiexiebang.com,访问时间:2008年2月15日。
[7] 曾令良.21世纪初的国际法与中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8-30.益的相互斗争与妥协。
1、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斗争性是冷战后国际交往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目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旧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遭受发达国家的控制和掠夺,而在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从我国在WAPI标准的推出进程中屡屡遭受的歧视和阻挠中可以看到,发达国家更关注的是如何共同瓜分全球经济利益,而不是所谓人类的共同福祉。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WTO框架内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在旧的经济秩序下获得的既得利益,发达国家一直试图保持在WTO各回合谈判中的优势地位。从成员国在WTO中的地位来看,发达国家试图占据“掌门人”的主导地位。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决定了它们的标准制订话语权,通过WTO协议允许的原则,它们正利用技术标准保证它们产品优势和竞争力、使技术标准成为贸易保护的隐蔽手段。发展中成员国在多边贸易框架内的地位则显然居于弱势。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虽不是可有可无,也只能充当配角;从规则制订上看,发达国家是WTO规则的制订者,而发展中国家只是规则的接受者。现有WTO环保贸易条款涉及的领域几乎都是发达国家特别关注的领域,而对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领域,如在国内被禁止或严格限制商品的出口问题,危险废物及垃圾的跨国转移问题,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问题等,则没有作出具体规定。[5]另外,在程序性的问题上,发达国家试图主宰各项议题的制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缺乏民主的谈判方式过去是,将来也是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这些就是WTO框架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斗争性的一面。
这一矛盾有时甚至会白热化,以至于WTO的协调功能有时会暂时失灵。2006年,由于在农业补贴和农业援助问题上的分歧最终难以弥合,世界贸易组织的成[1] 梁西.国际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3.[2] 胡城军.论国际法所调整的利益关系—兼谈国际法的本质属性及其影响[J].时代法学，2005,(4):53.[3] 孙小迎.主权原则走向何方—写在伊拉克易主之际[J].东南亚纵横, 2003,(5):60.[4]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讨论—燕园评论学友讨论合集,载于址:http://www.xiexiebang.com,访问时间:2008年2月15日。
[7] 曾令良.21世纪初的国际法与中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8-30.员们不得不中止已持续5年之久的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也表示:“我们陷入了极度困境。[6]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是国际交往中矛盾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
任何事物都是同一性与斗争性的统一。在国际社会中,和平与发展才是时代的主题。毕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是相互依存的。确立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的首要地位,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使人类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并确保国际秩序的“形式正义”朝着确保国际秩序“实质正义”的方向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7]
当今时代,世界各国是相互依存的,各国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共同利益并且共同承担着维系人类生存、环境保护等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重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相反,我们应该看到,正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一对矛盾的斗争和不断调整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逐步发展。毕竟,各国间的某些共同“国家利益”,是形成国际关系的一根重要纽带,而国际法则是协调各种国家利益的一种重要手段。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法框架内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这有利于对全球利益的保护、协调与分配。
二、学习国际法的意义
国际法是随着国际交往的出现与频繁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产物。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具有重要的解释功能，它可以诠释国际法的产生、效力依据等问题，从而消除了国际法理论中的一些困惑。
（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诠释
1．对国际法产生与发展的诠释。首先，理想主义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并规范国家行为。在此推动下，战后签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并成立了国际联盟，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次，新自由主义主张国际机制、规则、制度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有效手段，强调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且[1] 梁西.国际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3.[2] 胡城军.论国际法所调整的利益关系—兼谈国际法的本质属性及其影响[J].时代法学，2005,(4):53.[3] 孙小迎.主权原则走向何方—写在伊拉克易主之际[J].东南亚纵横, 2003,(5):60.[4]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讨论—燕园评论学友讨论合集,载于址:http://www.xiexiebang.com,访问时间:2008年2月15日。
[7] 曾令良.21世纪初的国际法与中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8-30.注重国际制度，促成了国际经济立法的繁荣，WTO 的成立，各种经济合作协定的制定都与此有关。再次，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法属于一种规范，即社会认同，该理论把国际法上升到观念的高度，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从而使国际法作为一种规范的国际地位被广泛接受。
2．对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的诠释。理想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把国际法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来看待，这带来了战后国际立法的繁荣。建构主义理论提升了国际法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国际法属于各国共同意志的表达并期待一致遵守的“社会规范”，它将对各国的国际行为模式与价值选择产生一定的强制性效果。各国对国际法的观念和意识，属于“文化”范畴，是具有权威效果的非物质力量，应充分重视国际法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建构主义将国际法视为观念，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使国际法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位置。
3．对国际法发展动力问题的诠释。国际法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律秩序的需要。但诸如观念、利益等国际因素也可能促进国际法的发展。新自由主义认为观念因素能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观念帮助治理世界，原则化观念指导国际法的具体领域的制度建构，可见，观念对国际法的发展起到一种理念性的动力作用，国际法就是由观念上升而来的。任何一项国际制度首先都是一种观念，当它被国际社会接受后，上升为制度，才成为有约束力的国际法。
可见，利用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国际法的一些宏观问题，可以使人们对国际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具体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对国际法的诠释
1．博弈论诠释了国际法的产生过程。博弈论是研究利益冲突的双方在竞争中制定最优化策略的理论。博弈论认为国际法是各国博弈后所达成的一致，关键在于各方的利益能否均得到平衡。如果能够达到平衡，国际法便确立；如果不能达到平衡，国际法无法确立。这在WTO 国际立法中显得比较明显。各方在每一回合的讨价还价，如果最终达成一致，则可以消减关税以及各种补贴等；而在农[1] 梁西.国际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3.[2] 胡城军.论国际法所调整的利益关系—兼谈国际法的本质属性及其影响[J].时代法学，2005,(4):53.[3] 孙小迎.主权原则走向何方—写在伊拉克易主之际[J].东南亚纵横, 2003,(5):60.[4]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讨论—燕园评论学友讨论合集,载于址:http://www.xiexiebang.com,访问时间:2008年2月15日。
[7] 曾令良.21世纪初的国际法与中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8-30.产品市场准入、国内补贴等方面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所以无法确立规则。可见，国际法的产生就是博弈的过程，是各方利益协调的过程。
2．相互依存理论诠释了国际法得以存在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国际法存在的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对国际制度的渴求。国际法并非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给自足的独立体，它受国际社会需求的制约。晚近国际经济立法的勃兴乃是出于各国发展经济，迎合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而国际法立法范围也朝着诸如向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及太空和海洋的利用等方面拓展，出现议题多元化的趋势。相互依存理论之所以可以解释国际法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它道出了国际法存在的国际社会基础，任何制度不是无端凭空存在的，它必须有依存于当下的社会建构，制度的供给要受社会需求的制约。正如梁西先生所言：“国际法是根据国际社会的需要而存在的。”
3．国家利益理论诠释了国际法的最终目的所在。国家利益意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无论哪种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国际制度（国际法）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不同的只是对国际法本身地位的看法，或者是对国家利益范畴的不同观点，对国际法作为利益实现的工具这一点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可以说，国际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正如王逸舟教授所说，国际制度（国际法）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家利益理论可以解释国际法最终目的所在的原因在于：首先，国家利益是达成国际立法的动力，一国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需要借助国际制度来作为手段，这使得国际法得以产生；其次，以国际法为手段追求国家利益已经成为当下的主要趋势，例如在WTO 的体制中，各国利用WTO 规则，要求他国消减关税、放开市场等，都是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而不是以往的靠武力攻占、开拓殖民地等传统手段；再次，没有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便没有存在的基础。即使国际法还具有维护国际秩序之类的作用，但秩序也是建立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的，因此没有利益存在，国际法也就不会存在。
三、如何学习好国际法
[1] 梁西.国际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3.[2] 胡城军.论国际法所调整的利益关系—兼谈国际法的本质属性及其影响[J].时代法学，2005,(4):53.[3] 孙小迎.主权原则走向何方—写在伊拉克易主之际[J].东南亚纵横, 2003,(5):60.[4]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讨论—燕园评论学友讨论合集,载于址:http://www.xiexiebang.com,访问时间:2008年2月15日。
[7] 曾令良.21世纪初的国际法与中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8-30.（一）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背景与氛围
尽管国际法应作为法律常识加以普及，但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又并非常识。它看似与我们生活很近，实则很远，结果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学。但又不得不学，所以，确有必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背景与氛围。为此应力争做以下几点：
1.关心国际大事。首先应关心有关自己国家的国际大事。国际法的重要主体和国际关系的主要参加者是国家，特别是一些具有重要国际地位的国家。国家的对外活动与交往往往就是一部活国际法或称国际法缩影。注意一下我国的国际交往，你会受益匪浅：我国代表就少数国家提出“台湾在联合国代表权案”发表谈话，我国政府强烈谴责日本右翼分子悍然登上我国拥有领土主权的钓鱼岛，日内瓦召开联合国人权会议，美国等国的反华提案再次遭否决，江泽民接受阿尔及利亚等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的国书，联合国安理会就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举行紧急磋商等等。这些都为国际法所规范，属于国际法的当然内容。对此你有必要多看看电视、多听听新闻联播、多读读报纸以了解相关或相似的内容。如果能坚持做到这一点，你便不会对国际法茫然不知。如果你的视线和思维能跟上我国对外交往的步伐，你便初步接触并熟悉了国际法的主要内容。当然，国际法并不是仅仅规定我国对外交往的法律，所以仍有必要了解其他国际事件。在那里，你可以接触到国际法新的领域和新的内容。
2.“设计”国家行为规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需要什么样的（法律）规则，在具体学习国际法以前，我们可能一无所知。但不用着急，从你身边的规则出发，设计、推断国家间关系中可能有的行为规则。尽管个人与国家在诸多方面无法同日而语，但国家毕竟也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有理性，国家更有理性——集体理性；个人应有并需要行为规则，作为个人集合体的国家也应有并需要行为规则，并且这两种行为规则最终标准都来源于国家及其意志。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理性、对他人和自己负责的人，你便可在自己的行为规则中发现国际法规则最原始的起源，尽管最终定型的规则与你的及你设计的行为规则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在本质上似乎会有那么一点相似（这种相似只能用人的理性来加以[1] 梁西.国际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3.[2] 胡城军.论国际法所调整的利益关系—兼谈国际法的本质属性及其影响[J].时代法学，2005,(4):53.[3] 孙小迎.主权原则走向何方—写在伊拉克易主之际[J].东南亚纵横, 2003,(5):60.[4]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讨论—燕园评论学友讨论合集,载于址:http://www.xiexiebang.com,访问时间:2008年2月15日。
[7] 曾令良.21世纪初的国际法与中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8-30.解释）。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设计和推断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学习国际法的过程。它使你犹如在编一本国际法教材，一本与你将要学的国际法教材有很大相同之处的教材。
3.培养自己的公平、正义意识，并将其国际化。尽管你可能有自己的行为规则，并很可能设想出某种国家行为规则，但这些规则是否合理，能否为社会及国际社会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自身的（国际）公平、正义意识。在此，我先设问：（1）国家间应否平等互利？（2）南极洲是否应对所有国家的科学考察开放？（3）外层空间是否应坚持自由并为各国利益加以利用原则？（4）海洋海底是否应由全人类共同加以继承，利用？（5）美国是否应充分赔偿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所造成的重大损失等等。如果你对上述问题都给予了肯定回答，你便是一个具有初步公平、正义观念的人，也是一个已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人。这样，你在学习国际法时，你就会发现有关国际法规则、原则早在你的预料之中。相反，对于一个严重缺乏公平、正义意识的人或一个极端国家主义分子来说，他可能会发现国际法原则、规则很难理解，也很难学好。
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是各国进行国际交往的行为准则。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迅速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交往越来越广泛，国际法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在学习法学专业的时候，同时也应重视学习国际法，要善于运用国际法来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事务，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参考文献：
1、梁西.国际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2、李双元、李先波.世界贸易组织法律问题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3、曾令良.21世纪初的国际法与中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4、胡城军.论国际法所调整的利益关系—兼谈国际法的本质属性及其影响[J].时代法学，2005,(4)
5、孙小迎.主权原则走向何方—写在伊拉克易主之际[J].东南亚纵横, 2003,(5)[1] 梁西.国际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3.[2] 胡城军.论国际法所调整的利益关系—兼谈国际法的本质属性及其影响[J].时代法学，2005,(4):53.[3] 孙小迎.主权原则走向何方—写在伊拉克易主之际[J].东南亚纵横, 2003,(5):60.[4]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讨论—燕园评论学友讨论合集,载于址:http://www.xiexiebang.com,访问时间:2008年2月15日。
[7] 曾令良.21世纪初的国际法与中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8-30.6、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讨论—燕园评论学友讨论合集,载于址:http://www.xiexiebang.com,访问时间:2008年2月15日。
[1] 梁西.国际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3.[2] 胡城军.论国际法所调整的利益关系—兼谈国际法的本质属性及其影响[J].时代法学，2005,(4):53.[3] 孙小迎.主权原则走向何方—写在伊拉克易主之际[J].东南亚纵横, 2003,(5):60.[4]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讨论—燕园评论学友讨论合集,载于址:http://www.xiexiebang.com,访问时间:2008年2月15日。
[7] 曾令良.21世纪初的国际法与中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8-30.
第三篇：国际法案例
国际法案例
一、中日有关钓鱼岛主权纠纷案
(要案简介)
2003年1月1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与声称拥有钓鱼岛所有权的国民签订正式租借合同，以年租金2 256万日元的价格租下钓鱼岛及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3个岛屿，租期1年，而且，这种租借合同今后将长期维持下去。报道称，日本政府从1996年开始研究强化对钓鱼岛等岛屿的管理措施，目的是为实现对这些岛屿的长期稳定的控制和保护自然环境。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的历代政府都对此岛拥有主权。日本政府此举目的是限制转售该岛，阻止第三者登岛。1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钓鱼岛问题发表评论，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无效的。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显示出强硬立场。近年来，日本海上保安厅一直对钓鱼岛一带海域进行着实际警戒 [提问] l.日本政府的这种租借合同符合国际法有关原则吗? 2．日本政府从1996年开始研究强化对钓鱼岛等岛屿的管理措施，目的是为实现对这些岛屿的长期稳定的控制和保护自然环境。日本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国际法有关规定? 3．中国政府在钓鱼岛等岛屿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什么?(简要答案)1．日本的这一租借合同是违反国际法原则的。因为是否能签订租借合同这是两国政府来决定的，并非由国民签订，即便是全民公决也需要中国政府明示同意。因此日本政府单方面的行为是无效的、违反国际法原则的。
2．从国际法原则上看，日本政府应该尽快将钓鱼岛等岛屿归还中国，而不是研究强化对钓鱼岛等岛屿的管理措施。永久管理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政府的主权事宜。其所称目的是为实现对这些岛屿的长期稳定的控制和保护自然环境，实际上是对属于中国的领土部分岛屿的长期控制，显然违反国际法原则。保护自然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政府对属于其主权管辖范围的领土包括这些岛屿更具有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3．2003年1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钓鱼岛问题发表评论，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无效的。日本政府未经中国政府允许和同意就租借钓鱼岛，显然违反国际法原则，是侵害中国主权的行为。因此，中国政府有权就日本政府租借钓鱼岛问题提出质疑，郑重表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无效的。在事端引起后，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显示出强硬立场，说明日本政府无视国际法原则，无视主权国家对属于本国领土的合法立场，这是违反国际法原则的行径。
三、美军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案(要案简介)
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国一架军用侦察机抵达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方两架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9时7分，当中方飞机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正常飞行时，美机突然向中方飞机转向，其机头和左翼与中方一架飞机相碰，致使中方飞机坠毁和飞行员王伟罹难。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人中国领空，并于9时33分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4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就美国军用侦察机在南海空中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发表谈话。4月18～19日，中美两国在北京就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及其他相关问题举行谈判。(《解放军报》2001．4．2)[提问]
1．美国侦察机和中国军用飞机的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法原则?
2．中方飞机坠毁和飞行员王伟罹难，责任在哪一方?
3．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人中国领空，并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这是否构成违反海洋法的行为?
4．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美国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简要答案)
1．根据海洋法规定，沿海国家对其领海及其上空具有主权权利。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属于中国的领海海域，中国具有主权权利。美国军用侦察机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抵达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是违反海洋法规定的行为。中方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是为了保护中国领海海域安全，对未经许可而擅自进入中国领海的飞机的任何行为随时跟踪监视，符合海洋法的规定，是一种维护主权的行为。
2．责任在美国一方，美机在中方领海上空任意行为，以致中方飞行员遇难，既违反海洋法规定，又构成明知有中方飞机跟踪而突转飞行，造成撞机事件的责任。
3．应该说美方违反了国际法、空间法和海洋法的原则。美机要在海南岛陵水机场着陆，必须飞人中国的领空，但根据空间法规定，进入一国的领空，必须经过该国政府明示同意，才可进入。即便是在紧急情况下，也应该通知中国政府或地面相关部门予以救助要求降落，才可在中国机场降落。
4．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美国政府首先应该向中国政府赔礼道歉，并应该承担由该事件引起的经济赔偿责任，同时还应该对在这次事件中遇难的王伟烈士及其家属表示道歉、慰问并进行经济赔偿。(案件评析)
2001年4月1日，美国军用侦察机在中国海南近海空域撞毁中方军用飞机，导致中方飞行员王伟罹难，后又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中方军用机场，这是一起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侵犯中国主权的事件。中方代表认为，多年来，美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频繁派飞机到中国近海进行侦察活动。美方对此事件负有完全的责任。中方要求美方停止派飞机到中国近海从事侦察活动，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上述事件发生后，中方始终依照国际法和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并从中美关系的全局出发，采取冷静的方式处理问题。中方对24名美机上人员给予妥善安置，并允许美驻华使、领馆人员同他们多次见面。然而，在中方允许美机上人员离境后，美方一些官员无视事实，颠倒是非，企图将责任推给中方。美方甚至有人威胁将此事件与其他问题挂钩。这是中方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并重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但是，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不容侵犯。中国历来主张，国与国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等基础之上。中方致力于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历史证明，中美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两国人民都有利，对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在广泛领域里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局面来之不易，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维护与发展。
美方代表认为，美国没有把中国视作敌人，发展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也是美方的愿望，美方希望尽快解决撞机事件。笔者认为，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空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一国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的飞越活动，不应违反一般国际法规则，必须尊重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危害该国的安全与和平秩序。美方飞机在中国近海所从事的并不是一般的飞行，而是收集中国情报的侦察活动。美方在中国近海上空的活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防利益，早已超出海洋法公约中的飞越自由的范畴，是对飞越自由的滥用。中方是重视中美关系的，但是，中美关系必须建立在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特别是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的尽快解决，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四篇：国际法案例（定稿）
国际法案例
一、民族自决原则
前南斯拉夫各成员：
1963年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由6个加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马其顿、黑山），以及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2个自治省组成。
1992年4月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宣布联合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
克罗地亚
1991年6月25日独立 斯洛文尼亚
1991年6月25日独立 波黑
1992年3月初独立 马其顿
1991年11月20日独立 黑山
2006年6月3日独立 伏伊伏丁那 现为塞尔维亚自治省 科索沃
2008年2月17日宣布独立
联大2008年10月8日在经过辩论后举行投票，以77票赞成、6票反对、7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塞尔维亚提出的请求国际法院就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提供咨询意见的决议草案。
2010年，联合国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当地时间22日发布“参考意见书”，认为科索沃于2008年宣布独立“不违反任何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对此，国际社会反应不一。
国际法院的14名法官22日以9票赞成、4票反对和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就“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合法性”问题通过了这份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定。国际法院认定，科索沃宣布独立没有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接管科索沃时颁布的《临时自治宪法框架》，以及安理会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第1244号决议。
二、国际法上的承认
（一）南部苏丹独立
根据苏丹北南双方2005年签订的《全面和平协议》，苏丹南部地区通过公投形式决定该地区是否从苏丹分离。在 2011年1月9日至15日举行的公投中，有98.83%的投票者选择南部地区从苏丹分离。根据这一结果，苏丹南部将在今年7月9日过渡期结束时正式宣布独立。
（二）中国承认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
2011年9月12日，中方向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通报了中方对其承认的决定。中方表示：中方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高度重视“过渡委”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一直同其保持密切接触和联系。中方承认“过渡委”为利比亚执政当局和利比亚人民的代表，愿与其共同努力，推动中利关系平稳过渡和发展，希望中利双方此前签署的各项条约及协议继续有效并得到认真执行。
三、国际法上的继承
（一）湖广铁路债券案
中国清末预备修建的湖广铁路是指“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省境内的川汉铁路”。因这两线铁路都在湖广总督的辖区范围内，故称“湖广铁路”。两线铁路的修建计划，前者是由武昌起经岳阳、长沙至宜章，与广东商办的粤汉铁路衔接;后者以汉口为起点，经应城、钟祥、当阳至宜昌，由此抵达四川夔州(现称奉节)。
清政府修建湖广铁路的目的在于便利用兵以镇压正在兴起的南方起义维护其统治。为加快铁路的修建，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受命督办后，便向国际上筹措借贷。1909年3月7日，中德草签了借贷合同，决定向德国的德华银行借款。英、法两国得知此事后也认为有利可图，故通过抗议、照会对清政府施加压力，1
强迫清政府接受它们的借款。这使清政府只好搁置中德的借贷合同，另于1909年6月6日与英、法、德三国草签了借款合同。之后，美国又以“机会均等”挤进了该借贷合同。所以，湖广铁路的借贷合同最后是以清政府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为一方，以德国的德华、英国的汇丰、法国的东方汇理等银行和“美国资本家”(以下称银行)为另一方在北京签订。
合同签订后，德、英、法、美上述银行于1911年以清政府的名义发行“湖广铁路五厘利息递还金镑借款债券”(以下简称湖广铁路债券)600万金英镑。该债券利息从1938年起停付，本金1951年到期未付。
1979年11月，由美国公民杰克逊等九名持券人向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诉讼，要求偿还他们所持有的中国清朝政府于1911年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本息。美国地方法院受理了此案，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被告，通过地方法院邮寄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给我国外交部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传票送达后20天内对原告起诉书作出答辩，否则将进行“缺席审判”。
（二）光华寮案
光华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区北白川西町，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的五层楼。该寮建于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大学受托于日本政府“大东亚省”将该寮租用作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东亚省”被撤销，从此由中国留学一组织自治委员会对该寮实行自主管理，并将该寮取名为“光华寮”。此后，旧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军在大陆掠夺的财产所获得的公款将该寮买下，专用于中国留学生宿舍。
1961年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登记为中国国家财产。
1967年，台湾当局以“驻日本大使”陈之迈的名义就光华寮问题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诉，要求中国留日学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华寮。
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决，确认该寮为中华人共和国的国家财产，台湾当局的原诉被驳回。
1977年10月，原告不服而上诉大阪高等法院。
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销原判决，并将此案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
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决，将光华寮判归台湾所有。中国留学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决，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987年2月26日，该法院维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审判决。
1987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辩护律师团通过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诉书，要求该法院将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错误判决撤销，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
2007年1月22日，日本最高法院通知双方对于此案表达立场。
2007年3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撤消原判决，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日本最高法院3月27日下午就光华寮诉讼案作出判决，认定台湾当局在光华寮问题上不具有诉讼权。
中华民国政府表示，在1967年时，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与台湾的留学生起冲突，并且强占了宿舍。而在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前即已取得此建筑的产权，且此建筑并非外交财产，并不因日本与中华民国断交而需移转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一直有效治理台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且于一审及二审方面皆胜诉，证明中华民国仍可以当事者身份进行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二次大战后，该宿舍一直由中国留学生管理，且有投入经费维护，台湾并未参与。1972年与日本恢复国交后，两国的《日中共同声明》提到日本理解并尊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因此原有在海外的资产需移转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不应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可做为当事者身份进行诉讼。
四、先占
帕尔玛斯岛仲裁案
帕尔玛斯岛又称米昂哥斯岛，位于菲律宾棉兰老岛与荷兰属地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纳萨岛之间，面积不足2平方英里。西班牙人于16世纪最早发现了该岛，但没有对它实行有效统治，也没有行使主权的表现。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从17世纪就开始与该岛的人往来，并从1700年起把该岛变成它的殖民 2
地——东印度群岛的组成部分,而且一直对它实行有效控制。
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战争结束后，两国于同年12月10日签订了《巴黎和约》。依该约规定，西班牙将其殖民地菲律宾包括帕尔玛斯岛在内的领土割让给美图。1906年美国驻棉兰老岛一个军官到该岛旅游参观时发现此岛被荷兰占领着，悬挂着荷兰图旗。美国随后便向荷兰提出交涉，认为西班牙因最先发现了该岛而取得对它的所有权，而美图作为西班牙的“继承者”，亦应享有该岛的主权。荷兰认为它是该岛的合法统治者，它对该岛的主权是通过和平的和有效的占领而取得。双方为该岛的主权发生了争端。虽经谈判也未得到解决，后经协商于1925年1月23日达成仲裁协议,决定将该岛的归属问题提交海牙常设仲裁院裁决。并共同选定了瑞士法学家马克斯·休伯法官为本案的独任仲裁员。
1928年4月4日休伯法官对本案作出裁决，裁定荷兰具有对帕尔玛斯岛的主权，这种主权应予确认。西班牙不具有该岛的主权。美国对帕尔玛斯岛的权利主张源于《巴黎和约》关于该岛的割让条款，但美国作为西班牙权利的继承国不能根据该和约取得比西班牙在1898年拥有的更多权利。由于西班牙在1898年时对帕尔玛斯岛没有领土主权，所以美国不能继承这种权利。
休伯法官认为西班牙虽然于16世纪首先发现了帕尔玛斯岛,但按19世纪以来的国际法，国家对无主土地的单纯发现只能产生一种初步的权利,或是一种不完全的权利。要取得对无主地的主权，必须在一个合理的期间内通过对该土地的有效占领来完成，即具有明确的行使权力的形式，此形式足以证明在任何争端发生时它一直保持着所有权。
西班牙的开拓者虽于16世纪发现了帕尔玛斯岛,但西班牙没有对它实行有效占领,也没有行使主权的愿望,它虽曾于1666年明示保留对该地区的主权,但以后该岛被荷兰占领。早在1677年以前就有很多当地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往来,荷兰通过协定确立了在印度尼西亚地区的宗主权。自1700年以来帕尔玛斯岛成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组成部分。至少荷兰从此时起就开始持续统治着该岛,直到1906年争议发生时。
西班牙对荷兰在该岛的统治从未提出过反对,也未采取过任何行动。这说明荷兰的统治是正常的。并且到1906年荷兰已在该岛数次表现了国家权力,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权力的表现是连续的,但任何国家权力都不是每时每刻及于它的每一部分土地。考虑到帕尔玛斯岛是一个仅有土著人居住的边远的孤岛,故荷兰的行为已表现了它的主权,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它对该岛的实际主权表现得是很明显的。
五、领土的取得
塔顿岛是一个不适宜人居住的岩石岛，盛产鸟粪，距离A国147海里、D国365海里。该岛最早为B国一航海家在16世纪初发现，其后C国一航海家发现此岛，并称之为鸟岛。19世纪中叶，D国一名军官乘一艘商船经过此岛时，登上岛屿，宣示D国主权，并作了详细地理记录，但没有在岛上留下主权标志。D国将主权宣示通知了B国政府，并将地图和文字说明公布在B国一份全国性报纸上，没有任何国家表示异议。后来，C国在与A国的战后和平条约中将该岛割让给了A国。这遭到了D国的强烈抗议。在此后的时间里，D国一直反对A国强化控制该岛的活动。特别是在第50年当A国宣布将该岛出租给B国的一家公司开发旅游的时候，D国声称将采取一切手段恢复对岛屿的主权。
六、外交关系法
（一）1979年伊朗德黑兰人质事件
1979年11月4日，在美国驻德黑兰使馆外示威的伊朗人袭击了美国使馆，要求美国吧正在纽约治病的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引渡回国受审。尽管美国使馆一再请求伊朗当局给予帮助，但是伊朗的保安部队并没有进行干预或试图解除这一局势。结果美国使馆的整个馆舍被侵占，美国使馆人员和当时位于使馆内的来宾均遭逮捕。此后不久，美国驻伊朗大不里士和设拉子的领事馆也在伊朗当局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的情况下遭到占领。自那时起，占领者一直控制着上述美国使领馆，他们洗劫了使领馆的档案和文件，并将至少28名使馆外交人员，至少20名使馆行政技术人员和2名美国公民扣押为人质。自美国使馆遭到占领后，伊朗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来终止对美使馆馆舍及其人员的侵犯行为，也未对美使馆及有关人员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相反却对伊朗人占领使馆和扣押人质的行为表示赞同和认可，并拒绝与美国就此问题进行谈判。3
此外，美国驻伊朗代办及另两位外交人员也被扣押在伊朗外交部的建筑物之内。美国采取报复措施，伊朗针锋相对，使双方陷于僵局。扣押人质者在11月18日和20日先后释放了13名妇女和黑人人质，但从此后拒绝释放其他人质，以迫使美国满足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据称人质们经常被捆绑和蒙面，处于极端困难和与世隔绝的境地并受到审判甚至被处死的威胁。
1979年11月29日，美国政府向国际法院书记处递交了申请书，对伊朗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并宣布：（1）伊朗政府因容许、鼓励以及未加防止和惩处伊朗人侵犯美国使领馆及其人员的行为，违反了它根据1961年《外交关系公约》、1963年《领事关系公约》、1973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55年《美伊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对美国所负有的国际法律义务。（2）依上述国际法律义务，伊朗政府负有特别义务立即保证释放目前被扣押在使馆馆舍内的所有美国国民，并保证所有这些人员以及在德黑兰的其他所有美国国民安全地离开伊朗。（3）为维护美国自身的权利和它对其国民进行外交保护的权利，伊朗政府应按照法院确定的数额，就其违反其对美国所负的国际法律义务的行为向美国支付赔偿。（4）伊朗政府应将对美国使馆馆舍、使馆人员和领馆馆舍犯有罪行的有关人员交送本国主管当局追诉。1979年12月10日，国际法院开庭审理本案，次年5月24日，法院就本案实质问题做出判决。法院认为：作为外交代表的接受国的伊朗，有义务采取适当步骤保护美国使馆不受侵犯。在事件中，伊朗当局能充分认识到它们根据有效条约所负担的义务，也能充分认识到迫切需要他们采取行动，而且也拥有受其支配的、可用来履行其义务的手段，但对于袭击使馆的行为没有采取任何预防和制止措施，也没有迫使袭击者撤出使馆馆舍和释放人质。在事件发生后，伊朗政府没有履行其保护义务，反而立即对这些侵犯行为表示认可，并决定长期维持这些行为所造成的局面，以此作为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袭击者的行为转化为伊朗国家的行为，袭击者成为伊朗的国际机关，伊朗国家应对他们的行为负担国际责任。法院达成实质判决后，（蓝光计划失败，伊朗不堪重负）美伊双方在阿尔及利亚的斡旋下进行了紧张谈判，美国答应分三次把冻结在美国的140亿美元伊朗资产交出来，取消对伊经济制裁，并于1981年1月19日达成协议，次日，美国人质全部释放，此时已被扣押444天。美国随后请求法院中止关于赔偿要求的诉讼，法院据此将本案从其案件总表上撤销。
（二）2011年闯馆事件
2011年11月29日，伊朗示威者冲进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英国驻伊大使馆，打碎使馆玻璃并焚烧英国国旗。伊朗官员称，此次示威者冲击英国使馆未受政府指使。当天约有20名示威者冲进了英国使馆大楼，使馆办公室遭到劫掠，有的示威者还向空中抛洒文件。聚集在使馆外的示威者高喊反英口号，还向使馆内投掷汽油弹，造成一座小型建筑起火。一名示威者手中还拿着明显是抢掠得来的一幅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的画像。伊朗官方英语电视台“新闻电视”的画面显示，示威者扯下使馆悬挂的英国国旗并将之焚烧，之后换上了伊朗国旗。该电视台网站报道称，当天有数百名来自不同大学的学生在英国驻伊朗大使馆前举行示威，要求政府立即将英国大使驱逐出境。英国驻伊朗大使馆外虽然聚集了大量携带防暴设备的警察，但他们一开始对示威者的行为无动于衷，直到示威活动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后，他们才开始驱赶聚集在英国大使馆前的示威人群。伊朗媒体称，使馆人员在示威者闯入后已从“后门”撤离。另据伊朗官方的伊朗通讯社报道，位于德黑兰市北部的另一处英国使馆建筑也遭到一部分示威者的冲击，多份“秘密文件”被抢。英国29日对位于德黑兰的大使馆遭受冲击表示“愤怒”，称“绝对无法接受并谴责”这一行为。英国外交部发言人敦促伊朗政府“立即采取行动控制局面”，并称按照国际法，伊朗有责任保护他国外交官及使馆全体人员。该发言人称，“英国使馆遭到大批示威者的侵犯，使馆财物遭到破坏。”
在冲击英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前一天，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刚刚批准了伊朗议会提交的一项议案，该议案要求伊朗外交部在两周内，驱逐上月才到任的英国驻伊朗大使希尔科特，同时召回伊朗驻伦敦大使。根据议案，伊朗将伊英两国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至代办级。但如果英国改变针对伊朗的“敌视政策”，伊朗可以将外交关系恢复到大使级。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博罗杰迪表示，如果英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制裁措施，降低外交关系等级的举措只会仅仅是“一个开始”。本月21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宣布，英国所有金融机构必须停止与伊朗任何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或商业往来。这是英国首次动用金融手段对别国进行制裁。英方认为，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开展核武器项目，这一行为对 4
英国国家安全和国际社会造成巨大威胁。28日，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举行峰会时表示，欧盟计划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的制裁。美欧领导人会上还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伊朗核问题表示“深切关注”。伊朗外交官驱逐出境。
黑格对议员们称，如果任何国家不能让我们的使馆在其领土上运转，他们也别指望在我们这里有正常功能的使馆。黑格还说，英国驻伊朗使馆遭受攻击，得到了伊朗政府某种程度上的允许。冲击使馆的绝大多数抗议者来自政府支持的一个民兵组织。在冲击过程中，英国大使及使馆工作人员的住所遭到洗劫，使馆主楼遭纵火，工作人员的个人财产也被偷窃。他还证实，英国所有驻伊朗的外交官已经撤离，使馆也已关闭。黑格称，目前英国与伊朗的关系已经降到最低点，但并未完全切断与伊朗的联系。
“闯馆”事件发生后，伊朗与西方原本就不佳的关系进一步恶化。１２月１号傍晚，来自荷兰、土耳其、德国、西班牙等至少２５个国家驻伊朗大使馆的外交官前往英国驻伊朗大使馆和英国文化协会驻伊朗办事处，以示对英国的支持。此外，德国、法国、荷兰等国也已宣布暂时召回各自驻伊朗大使。一时间，伊朗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英美等国原本就极力推动国际社会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的制裁，而“闯馆”事件恰恰给了西方一个绝佳的借口来推动对伊朗的进一步制裁，英美等国借此联手推动国际社会进一步孤立伊朗。
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30日宣布对伊朗抗议者冲击英国使馆事件的最新反应。他在国会表示，他已经下令立即关闭伊朗驻英国使馆，并在48小时之内将所有
（三）六名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避难事件
1980年4月1日，6名古巴人驾驶一辆汽车闯进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古巴政府宣布撤退负责秘鲁使馆的门卫，以不再对该使馆的安全负责相威胁。可是，除乎意料之外，当这个决定宣布后，一批又一批的古巴人涌进秘鲁大使馆，竟达万余人之多。这时古巴当局见此情况后，又派人到秘鲁使馆周围加强警戒，才挡住了要求避难的人流。但是，秘重大使馆院内挤满了要求避难的人群，造成生活极度困难，连吃水都发生问题。4月6日，古巴开始向避难的人提供食品和饮水。4月7日，古巴宣布，一切想出国的人，如果经对方国家政府批准可以出去，并开始对“自愿”离开使馆的人发放护照和通行证，到4月15日共发给了5000多份。在此期间，美国、秘鲁、西班牙、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比利时等国均发表声明，原意接受在秘鲁使馆避难的难民。从这后，进入秘鲁使馆的人员都陆陆续续的离开了该使馆，从而使这场大使馆避难事件获得圆满解决。
本事件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
1.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使馆要求政治避难是符合区域国际法的
区域国际法是指世界上某个地区内国家之间产生和形成的规则，仅适用于该区域内的国家，而不具有普遍性。如拉丁美洲国际法中，关于外交庇护的特殊规则就是典型的事例。古巴在拉丁美洲，同样适用于这些规则。因此，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使馆要求避难，古巴政府是同意的，这是因为拉丁美洲国家根据他们之间长期形成的惯例，彼此都承认使馆有庇护权，但是，这只是区域性的习惯，国际法上不承认常设使馆享有外交庇护权，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不承认的。中国也不承认使馆有庇护权。例如，1980年6月20日，有十六名越南人开车闯入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要求避难，表示不堪忍受越南当局的残暴统治和迫害，要求我驻越南大使馆协助他们离开越南。我驻越南大使馆一方面对这些人给予人道主义的接待，另一方面通知越南外交部迅速来处理此事。但是，越南外交部却故意拖延时间，而且蛮不讲理，并出动大批警察封锁中国大使馆，然后，强行把这些越南人拉走。这是越南当局对我大使馆的侵犯，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因此，我驻越南大使馆向越南外交部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2.大使馆无权在驻在国内拘捕本国侨民
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使馆内的外交使节是没有权利拘捕其本国侨民，把他们监禁在使馆内，然后将其送回本国。这在国际法上具典型的案例是孙中山事件。一八九六年，孙中山由中国去英国的伦敦要求政治避难。他在伦敦的街上，被清朝政府驻英国公使馆的人中透骗入中国公使馆，然后拘禁起来，等候押回国内。此事被英国政府知道后，向中国公使馆提出交涉。但中国公使馆认为，公使馆的房屋是中国领土，英国政府无权干涉。后来，英国政府还是进行干涉，在英国政府的严重抗议和干涉下，中国公使馆在几天之后就把孙中山放了。
（四）1856年荷兰驻美国使节杜布瓦拒绝出庭作证案
1856年在美国华盛顿发生一起杀人案，当该案发生时，荷兰驻美国的使节杜布瓦在场。美国为了审理这个案件，杜布瓦的作证对审理此案有绝对的必要。因此，美国国务卿就请杜布瓦出庭作证，虽然承认杜布瓦没有义务这样做。尽管各国驻美国华盛顿的使节对杜布瓦的劝告，杜布瓦仍拒绝照办，没有出庭作证。于是，美国政府就为这件事向荷兰政府提出，而荷兰政府了同意杜布瓦的拒绝，只准许他在美国国务卿面前宣誓作证。但是，依照当地的法律，不在司法机关作证的证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最后，美国政府没有再要杜布瓦作证，而要求荷兰政府将他召回。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是：
1.外交使节在法律上没有义务作为证人提供证言
根据国际法，外交使节没有以证人身份作证的义务，因此，不能被迫、或者被请求在民事、刑事或行政法院出庭作证。杜布瓦拒绝美国政府的出庭作证的要求，这不违反国际法。
2.同意出庭作证的外交使节必须放弃特权与豁免
外交使节有与驻在国合作的必要，当使馆人员目睹现场的情况，驻在国为使发生的案件能及时破获，要求提供证言时，可以提共证言，但不是到法庭，而是驻在国派人到使馆人员的办公地方去。如果必须要目睹现场的使馆人员到法庭作证时，该使馆人员必须放弃外交特权与豁免，这种权利的放弃，只有经他的本国同意后才行。
（五）苏联间谍马尔琴柯等五人被中国驱逐出境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维·伊·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及其武官处翻译阿·阿·科洛索夫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1974年1月15日晚，他们在北京市郊区与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等秘密接头，交接情报、文件、电台、联络时间表、密写工具和伪造的边境通告证等间谍用品，以及活动经费等，被我国公安人员和民兵当场抓获。人赃俱在，罪证确凿。
对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的间谍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各苏联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于1月19日宣布维·伊·马尔琴柯夫妇，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和阿·阿·科洛索夫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
1.外交人员享有特权与豁免
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外交人员享有特权与豁免，这是为了保证外交代表的正常外交活动而给予的一种特殊的权利和待遇。由于外交人员职务上的需要，给予使馆人员以外交特权与豁免，才能使他们在履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干扰和压力。正如该公约的序言指出的：“确认此等特权与豁免之目的不在于给个人以利益而在于确保代表国家之使馆能有效执行职务。
2.外交人员的活动是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并遵守驻在国的法律
外交人员虽然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受到驻在国的尊敬和享有优厚的礼遇，根据国际惯例，使馆及其外交人员在享受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同时，其行为和活动必须是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必须遵守驻在国的法律，对驻在国负有一系列的义务，如果外交人员的行为严重地危害当地的社会秩序或驻在国的安全，如行凶打人、酒后开车肇事、或进行政治阴谋和间谋活动等，驻在国可以在现场采取必要的措施。如监视现场，临时拘捕等予以制止。苏联驻我国使馆的马尔琴科等人进行的特务活动，已经超出了国际法所允许范围，违反了我国的法律，是对我主权的严重破坏，也是对国际法准则的粗暴残踏。因此，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这些违反我国法律的外交人员理应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七、条约的效力
龙端寺案
隆端寺是位于柬埔寨和泰国交界的扁担山山脉东部的一座古寺。柬泰两国长期以来对该寺庙及其周围地区的边界存在争议。1904年2月，法国与暹罗（现在的泰国）签订了一个边界条约，规定边界线沿着扁担山的分水岭划出。双方建立的混合划界委员会对划界地区进行了实地勘察，最后受暹罗政府的委托，由法国官员负责绘制边界地图，并在1907年完成。其中一张关于扁担山山脉的地图标明隆端寺在柬埔寨一边。该地图作为备忘录构成条约的附件Ⅰ，于1908年在巴黎出版，广为分发，曾呈送泰国政府作为划界成果，并送混合委员会的泰方官员和泰国内政部长。他们没有提出异议。就是在1934-1935年间泰国发现地图上的线与实际的分水岭线有差异时仍然使用那张地图和继续出版。甚至在1925年和1937年法暹条约谈判时还肯定那条边界。法国政府获悉泰国派兵进驻寺庙后，在1949年和1950年间曾向泰国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答复。柬埔寨独立后，曾试图在隆端寺建立权力机关，要求泰国撤走其武装力量，遭到拒绝。经过多次谈判未果后，柬埔寨于1959年10月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双方主张及理由
柬埔寨指控泰国长期占领其领土隆端寺，要求泰国撤走其武装部队并归还从寺内移走的物品。理由是1907年两国划界的地图标明该寺在柬埔寨境内。泰国提出初步反对主张，认为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国际法院在1961年5月驳回泰国的初步反对主张，认为对本案有管辖权。在诉讼中，柬埔寨认为，根据泰国致送柬埔寨的地图，隆端寺划在柬埔寨一边，该图已为泰国所接受。当泰国知道该图把隆端寺划在柬埔寨一边以后也没有提出异议，它还继续使用和出版，在1947年在华盛顿举行的法暹和解委员会上，泰国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这说明泰国已接受了这张地图，它应受该图的约束。泰国则反驳说，这张图不是混合委员会划的，它有严重的错误，而根据真正的分水岭划出的边界线把该寺划在泰国一边。泰国从来没有接受这张地图和图上标出的边界线。
判决及其依据
1962年6月，法院对本案的实质部分作出判决。法院支持了柬埔寨的意见，部分接受了泰国的意见，指出作为备忘录附件Ⅰ的地图不是混合委员会绘制的，但此图已递交暹罗政府作为划界的成果。暹罗政府有充分的机会表示反对，但不论是过去，还是许多年来，它都没有这样做，因此必须认为那是已经得到默认的。泰国以地图的错误作为申辩理由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的申辩不能被允许作为使同意成为无效的因素，如果提出这种申辩的一方以自己的行为促成了这个错误，或者它可以避免这个错误，或者情况足以使该方注意到错误可能发生的话。泰国在证据中列举了它在隆端寺这个地方的各种行为，宣称它在所有重要时期都占有该地，以说明它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抱着被动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那些行为大部分是地方当局的行为。因此，泰国已经接受了附件Ⅰ，而且接受附件Ⅰ就使它成为条约。在当时，双方已对条约作了这样的解释，7
使附件Ⅰ上的线具有优于条约规定的效力。没有理由认为双方曾对分水岭线给予特别的重要性，以至认为它比对边界最后的调整更为重要。法院因此判定，隆端寺的所在地是柬埔寨的领土，泰国有义务撤走其武装部队，并归还移走的物品。
评析
通过条约划界是解决国家间边界争端、确定边界线的通常方式。边界条约一般附有标明界线的地图等法律文件。在条约文字与附图不一致时，解决的一般原则是应以条约为准，除非条约另有规定。也就是说，地图作为边界条约的附件，不具有优于条约约文的决定性效力。本案似乎表明了这种例外，但这种结论缺乏充分证据支持。本案当事方所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一方当事国提出来作为证据的那种地图本身的合法性、有效性，而不是地图与条约文字二者之间应以何为准的问题。法院的判决也只是认定一方当事国提出的地图早已为另一方当事国事实上接受，因而对它有效，而并没有直接裁定地图与条约之间以何为准的问题。泰国本来有充分的机会对错误的地图表示反对，但它没有这样做，反而以一些行为默示表示了它的接受，因此，泰国要承担禁止翻供的法律后果。而且，当时情形足以使泰国知道错误，所以泰国不得援引错误作为撤销其对成为条约一部分的地图同意的理由。本案确实说明了地图在解释边界条约中具有一定作用。至于其作用究竟如何，应结合案件中的其他情况来判决。
问题
（1）结合本案，分析边界条约的附图的法律地位。
（2）禁止翻供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其法律后果是什么？国际法院在本案中
是如何适用该原则驳回泰国的主张的？
（3）错误对条约的效力有何影响？
第五篇：国际法案例
75.庇护权案（哈雅·德·拉·托雷案）
哥伦比亚诉秘鲁 国际法院，1950年 【案情】
1948年10月3日，秘鲁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军事叛乱。次日，秘鲁当局发布命令，指控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组织指挥了这场叛乱，同时宣布将对该同盟领导人维克托〃苏尔〃哈雅〃德〃拉〃托雷等进行审讯，自该日起至2月初，秘鲁一直处于戒严状态。1949年1月3日,托雷前往哥伦比亚驻秘鲁使馆寻求庇护。次日，哥伦比亚大使通知秘鲁政府它已对托雷给予庇护，同时请求秘鲁政府颁发他离开秘鲁所必需的通行许可证。秘鲁对此提出异议，并拒绝向托雷颁发通行许可证。两国随后就此事进行了外交接触，并于8月31日签署《利马协定》，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10月15日，哥伦比亚政府向国际法院书记处提交了诉讼请求书。
哥伦比亚请求国际法院判决并宣布：(1)根据1911年7月18日《玻利维亚引渡协议》、1928年2月20日《哈瓦那庇护公约》和美洲一般国际法，庇护国哥伦比亚有权为该项庇护的目的确定避难者被指控的罪行的性质；(2)领土所属国秘鲁有义务向避难者颁发通行许可证。
秘鲁政府请求国际法院判决：驳回哥伦比亚的上述请求，宣布对托雷准予庇护和维持该项庇护的行为违反了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第1条第1款不得庇护普通犯和第2条第2款庇护只能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及其他条款的规定。
哥伦比亚政府在其最后意见中请求法院驳回秘鲁政府的反诉请求，理由是该项请求与本国的请求无直接联系，它的提出违反了《国际法院规约》第63条的规定，而且它不在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列。【诉讼与判决】
1950年11月20日，国际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
法院首先对哥伦比亚政府用来支持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进行了逐一评析。法院指出，与领域庇护不同，在外交庇护的情况下，避难者置身于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决定对避难者给予外交庇护将有损于领土国的主权，它将使罪犯逃脱领土国的管辖，并构成对纯属该国管辖事务的干涉，如果庇护国有权单方面确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则将对领土国的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害。因此不能承认这种有损领土主权的外交庇护，除非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它的法律依据得到了确立。就本案而言，哥伦比亚认为它有权单方面判定避难者罪行的性质，且这种判定对秘鲁具有约束力，应得到承认，其理由是基于拉丁美洲国家的某些协定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习惯。法院判称：以国际习惯为依据的一方，必须证明这个习惯已经确立，因而对他方是有拘束力的；哥伦比亚政府必须证明它所援引的规则是符合有关各国所实行的恒久划一的习惯的，而且这个习惯是表明给予庇护的国家享有的权利而当地国家负有的义务。《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将国际习惯定义为“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法院拒绝承认哥伦比亚所主张的通例存在。尽管1911年《玻利维亚引渡协定》第18条规定，缔约国家承认“符合国际法原则的庇护制度”，但这些原则并没有肯定庇护国有权单方面决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也没有赋予庇护国以单方面确定避难者犯罪性质的权利。虽然1933年《蒙得维的亚政治庇护公约》第2条确认庇护者享有这种权利，但秘鲁当时并未批准该公约，因此它对秘鲁无约束力。
哥伦比亚政府援引了许多外交庇护权在事实上已被赋予和受到尊重的具体案例。然而，在国际法院看来，它们或者与本案无关，或者并未对前述单方确定权作出规定，或者虽然作了肯定的规定,但只获得少数国家的批准，而且，这些在不同场合发表的官方的肯定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权宜考虑的影响。总之，法院认为，哥伦比亚不能证实单方面确定犯罪行为性质的权利是一项国际习惯法的规则，因此不可能“看出已被承认为法律的任何稳定和前后一致的惯例”。
关于哥伦比亚的第二项请求，法院认为秘鲁没有给予安全保障离境的义务。《哈瓦那公约》第2条只规定领土国可作出要求避难者离境的要求，如作出这一选择，就要负担给予安全保障离境的义务。但本案中，秘鲁并未作出这一选择，因此，它不负担此项义务。法院随后审查了秘鲁的反诉。《哈瓦那公约》第1条第1款规定，不能给予“被控或被判犯有普通罪行的人”以庇护权。秘鲁政府不能证明托雷并非犯有政治罪行，而是犯有普通罪行。所以，不能认为哥伦比亚违反了这一规定。另一方面，《哈瓦那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仅在情况紧急和在该犯寻求庇护以便用任何其他办法保障其安全所绝对必须的期限内才能给予庇护”，这一规定旨在杜绝滥用庇护权的行为。本案中，从武装叛乱到给予庇护，其间历时3个月，此外并不存在简易军事审判的危险，而是处于正常的法律诉讼之中。因此，不能认为是“情况紧急”，所以，法院判决哥伦比亚政府违反了公约第2条第1款。随后，哥伦比亚请求法院说明到底是否应将托雷交送秘鲁当局。法院最终判决：(1)法院对当事国提出的上述请求不能发表意见；(2)哥伦比亚没有将托雷交送秘鲁当局的义务；(3)对托雷的庇护应于1950年11月20日判决作出之后立即停止。法院宣称，这几个结论是不矛盾的，因为除交出避难者外，还有其他终止庇护的方法。1954年，哥秘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秘鲁同意发放通行许可证。4月，托雷离开秘鲁。【评注】
在国际法上，国际习惯是各国重复类似行为而产生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为规则。按照这一定义，构成一个习惯规则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物质条件，即必须有惯例的存在，也就是各国不断重复的类似行为；二是心理条件，即法律确信，也就是各国在如此行事时有一种履行法律义务或行使法律权利的感觉，这样，该惯例就被各国当成了法律规则而不能违背它，它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在本案中，国际法院正是根据这两个条件来判断外交庇护行为是不是一项国际习惯规则的，它首先证明了外交庇护仅仅是存在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间的一项惯例，它既没有满足作为一项习惯规则的“物质条件”，更缺乏必要的“法律确信”。
国际法院在本案中也特别指出了“外交庇护”是侵犯领土国的领土主权的，因为这种做法使罪犯逃脱领土国的管辖，从而构成了对纯属领土国管辖的事务的干涉。这与领域庇护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一般国际法上不能承认这种有损他国领土主权的做法。此外,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也明确规定了使馆不得充当与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而在使馆内庇护接受国决定逮捕的罪犯或接受国国民，可以说是这种“与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的一个例子。
灭种罪公约保留案（Reservations to the Convention on
Genocide Case）
案情：1948年缔结的灭种罪公约没有关于保留的条款，但若干国家对该公约作出了一些保留。缔约国在这些保留的效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1952年11月，联合国大会就下述情况，即：就防止及惩办灭种罪公约而言，一个国家在它批准或加入该公约或签字时附加了某些保留，这个国家的地位如何，向国际法院提出了三个问题，要求法院提供咨询意见：
1.当一国对公约作出的保留受到一个或数个缔约国的反对，但不为其他缔约国反对，该国是否可以被认为是缔约国的一方？
2.若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保留在保留国与(1)反对保留的国家，（2）接受保留的国家之间的效力如何？
3.尚未批准公约的签字国和有权但尚未在公约上签字或加入的国家，对保留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效果如何？
国际法院在1951年5月28日发表咨询意见对上述三个问题作了回答。
法院认为，在条约关系中，一国不受未经它同意的条约的拘束，这是久已确定的原则。多边公约是缔约国根据公约的条款自由缔结的协议的结果，缔约国无权通过单方行为或特别协定破坏或损害该公约的宗旨和目的，这也是公认的原则。这项原则是与条约的完整性观念密切相联的。传统学说中的这种观念主张，除非保留被所有缔约国无例外的接受，无保留是有效的。
这种传统学说作为一条原则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但对于灭种罪公约来说，由于公约本身的特点，其中之一是，主持公约缔结的联合国的普遍性和公约第十一条所预期的参加公约国家的广泛性，较灵活的适用这条原则是合适的。广泛的参加这类公约，在缔结多边公约的国际实践中已出现了较大的灵活性。较一般的付诸保留，对保留的默许，允许被某些缔约国反对的提出保留的国家在与接受保留的缔约国之间成为缔约一方的实践的存在，所有这些因素都显示了在缔结多边条约对灵活性的新需要。
还必须指出，虽然灭种罪公约最后是一致通过的，但它是一系列多数表决的结果。有利于多边公约缔结的多数表决制也可能产生允许某些国家提出保留的需要。这种想法已被近年来在多边公约中作出的为数不多的保留的情况所确认。
在这种国际实践的情况下，不能从一个多边公约中没有关于保留的条款就得出结论说，该公约禁止缔约国作出任何保留。公约的性质、它的目的和它的条款，缔约准备工作的形式以及公约的通过，都是在没有明示允许保留的情况下，判定保留的可能以及保留的效力和影响应加以考虑的因素。
现在要考虑的时，何种保留以及何种反对意见可以提出的问题。灭种罪公约的缔约史表明，联合国的目的是要将否定整个人类集团生存权利的灭种罪作为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加以谴责和惩治，这种罪行震惊人类良知，导致人类的极大损失，违反道德原则和联合国的精神与宗旨。上述意念的第一个后果是，构成公约基础的原则是被文明国家承认并对它们有拘束力的原则，即使没有任何条约义务存在；第二个后果是，在谴责灭种罪和为将人类从这种可恶的瘟疫中解放出来进行合作的普遍性质。因此，联合国大会和缔约国意欲使灭种罪公约在范围上居于普遍性。事实上，1948年12月9日，该公约在联合国大会被56个国家一致通过。
公约的目的也须加以考虑。这个公约显然是为了纯粹人道主义和文明的目的而通过的。的确，很难想象一个公约会在更大程度上具有这双重目的，因为这个公约的目的在于保障某些人类集团的存在，而在另一方面在于确认和保证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在这样的公约中，各缔约国并没有属于它们自己的任何利益；它们仅仅具有一种共同的利益，即达成作为该公约存在理由的这些高尚的目的。因此，在这种类型的公约中，人们无法提及对于各国的个别利益或不利益，或者在条约上就权利和义务之间维持完全是均衡。鼓舞着该公约的一些崇高理想，由于各缔约国的共同意志，对所有它的规定提供了基础和准绳。
灭种罪的目的和宗旨暗示，联合国大会和缔约国意图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该公约，绝对排斥一个或更多国家可参加公约不仅将限制它的适用范围，还将损益作为公约基础的道德的和人道主义原则的权威。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并不限制提出保留和反对保留的自由，作为保留国和反对国态度标准的，是保留同公约目的和宗旨是否合适。
有人争辩说，存在着使保留的效力取决于所有缔约国明示或默示同意的国际法规则。
法院认为，国际实践并没有表明，多边公约绝对完整性的概念已发展成一条国际法的一般规则。还必须指出，在联合国的美洲成员和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中，存在着允许保留国成为缔约一方，而不论保留和反对保留的性质如何的实践。灭种罪公约的起草工作并没有证明缔约国心目中已有确定的实践的观点，缔约国以后的态度也没有这种显示。最后，在第十届联大法律委员会讨论多边公约的保留问题是，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鉴于上述考虑，本法院对向它提出的问题之一，由于该问题的抽象性，不可能作出绝对的答复。对保留的评价和反对的意见的效力取决于个别公约的具体情况。
关于问题之二，即保留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的效力问题，法院认为，任何国家不受它没有同意的保留的拘束。因此，在前述符合公约目的和宗旨的标准的限度内，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决定提出的那个国家是或者不是公约的缔约国。一般来说，这种情况确实有不便之处。这些不便之处只有在公约中插入一项关于使用保留的条款，才能加以补救。
第三个问题设计给一个不论是由于尚未在公约上签字，还是由于虽已签字但尚未批准公约，因而还不是公约缔约国的国家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效力问题。法院的意见是，对于第一种情况，很难想象一个还没有在公约上签字的国家能够排除另一个国参加公约；第二种情况有所不同，反对意见是有效的，但不能立即产生法律效力，它仅仅表示和宣布一个签字国在成为公约缔约国以后将采取的态度。
鉴于上述理由，国际法院以7票对5票对提交法院的三个问题作了如下答复：
（一）一国对条约的保留受到一个或数个缔约国反对，但不为其他缔约国所反对，该国可以被认为是缔约的一方，如果其保留符合这个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否则该国不能被认为是缔约的一方。
（二）如果缔约一方反对一项保留，认为不符合这个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它可以实际上认为那个提出保留的国家不是缔约的一方；另一方面，一个缔约国接受这项保留，认为符合这个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它可以实际上认为提出保留的国家是缔约的一方。
（三）尚未批准公约的签字国反对一项保留，只有在它批准公约后才能产生在向其他国家表明该签字国最终的态度的作用；有权签署或加入公约但实际上未这样做的国家队保留提出的反对意见，无法律效力。
国际法院强调，以上这些意见严格的限于适用于灭种罪公约。
——编译自哈里斯：《国际法案例与资料》，1979年英文第2版，第604-607页。
评 注：
关于条约的保留，传统的见解认为，除非得到所有其他缔约国扩大一致同意，缔约国不得作出保留。但是，国际法院在本咨询意见中拒绝遵照这种渐渐诶，不认为这种见解已经具备了被普遍接受的实践的性质。
虽然攻击发育对本案的咨询意见今限于灭种罪公约，但是这个意见可以被认为是与同样保留的一般问题相关的，对于条约法中关于保留问题的法律规则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尽管这个意见没有提出一项具体适用的法律规则，尤其在实践中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解决是否符合公约目的和宗旨的问题，然而它却代表了下述一种日益普遍的见解，即：对保留的一致同意原则已不适合以一般的多边公约为特点的国际交往的要求；而且，给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以权利阻止另一国家参加公约，虽然大多数缔约国认为后一国家所提出所提出的保留符合公约的目的和宗旨问题，然而它却代表了下述一种日益普遍的见解，即：对保留的一致同意原则已不适合以一般的多边公约为特点的国际交往的要求；而且，给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以权利阻止另一国家参加公约，虽然大多数缔约国认为后一国家所提出的保留符合公约的目的，那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应当的。比较合理的解决办法，似乎是把决定是否允许保留的权力交给各缔约国自己。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遵循国际法院在本案中提出的原则，但对成彤彤规则的支持者作出了一些让步。公约规定：“一国得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时，提具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再此限：（甲）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者；（乙）条约仅准许特定之保留而有关保留不再期内者；或（丙）的凡不属（甲）及（乙）两款所称之情形，该项保留与条约目的及宗旨不合者。”关于多边条约的保留对各缔约国的影响，公约告诉了如下主要规则：①若全体当事国间使用全部条约为每一当事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力的必要条件，则保留须经全体当事国接受；若条约为国际组织之组织约章，则保留须经该组织主管机关接受；③在其他情形下，如保留经另一缔约国接受，保留在该两国之间生效；如保留经另一缔约国反对，条约在反对国与保留国之间并不因此而不生效力，但反对国确切表示相反意思者不在此限；如同意在保留国与反对国之间有效，保留所涉及的规定在保留的范围内对于该两国间不适用。
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的解释案（Interpretation of the 1919 Convention Concerning Employment of Women during the Night）
案情：鉴于在解释1919年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华盛顿公约）问题上发生的困难，国际劳工办公室请求就下列问题取得常设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国际劳工会议于1919年通过的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在公约包括的工业企业里，是否适用于担任监督或管理职务的非从事普通体力劳动的妇女？
根据凡尔赛和约第424条的规定，首届国际劳工会议于1919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的草案。该公约于1921年6月13日生效，其中包括如下条款：
“第三条、妇女部分年龄差异均不得在夜间受雇于公有或私有的工业企业及其分厂。……”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递交常设国际法院的书面声明，对上述条款的含义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些国家政府把它解释为禁止所有妇女在夜间受雇于工业企业，另一些国家政府则认为它只适用于某些种类的劳动妇女。
常设国际法院认为，单独考虑第三条的字面规定并不会发生什么困难，它使用的术语是一般的、不含糊的。它不分年龄差别禁止工业企业在晚间雇用女工。但就字面含义，这一禁令必然适用于提交法院的问题中有疑问的各类妇女。因此，如果将华盛顿公约第三条解释为不适用于担任监督和管理职务的非从事普通体力劳动的女工的话，必须找出一些有效的根据来加以证明。
公约第三条的术语与公约的名称、序言及其他条款没有不一致的地方。公约标题提到“夜间雇用妇女”，序言讲“夜间妇女的雇用”，第二条说明了“夜间”的含义。因此，这些条款不影响第三条的适用范围。
现在法院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着合理的根据将第三题的适用范围限制于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
法院考虑的第一个根据是，该公约是一个劳工公约的事实，即，它是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的体系内准备的，符合该部分规定的程序，是否产生这种限制？是否由于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众多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而用一般术语表述的公约第三条就须解释为仅仅适用于体力劳动者？
某些国家认为，鉴于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的宗旨是改善为为数众多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在一个劳工公约用一般术语表述的条款必须被假定为仅仅旨在适用于体力劳动者，除非相反的意图在公约中有明示的规定。也就是说，在本案是情况下，无相反的意图不是存在，第三条的规定须视为只适用于体力劳动者。
法院认为，这种观点的论据是不足的。的确，改善众多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是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作者的主要注意中心。但本法院不愿将国际劳工组织的活动范围限制的如此狭窄，以致认定劳工公约须解释为仅适用于体力劳动者，除非有相反的意思显示。
为了证明这样一种解释劳工公约的规则，即表述一般种类的人的文字，如“人”、“妇女”等类名词，应视为仅仅指体力劳动者，必须表明国际劳工组织之关心他们。
法院认为，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的序言和实体条款中，对个人概念的表述并不限于体力劳动者。他们所用的词是“工作者”、“劳动人民”、“挣工资者”。这些词并不排斥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受雇者，因为和约并未使用劳工这一术语。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第393条，该条规定国际劳工局理事会的选举，在第5款中用了“工作者”一词。
由此可见，第八部分的文本并不能用来支持国际劳工组织仅仅关心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而排斥其他种类的工人的观点。既然如此，华盛顿公约是一个劳工公约就不能提供足够的理由将第三条的妇女一词解释为只包括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
有人指出，1919年华盛顿公约通过时，实际上很少有妇女在工业企业从事监督或管理工作，将该公约适用于这些妇女的问题当时尚未加以考虑。法院认为，即使如此，这种事实本身也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忽视公约的规定。
一些国家的代表在1930年和31年关于建议修改华盛顿公约的日内瓦讨论中，坚持该公约只适用于劳动妇女，法院认为，有必要审视一下公约的准备工作。
组织首届劳工会议的任务被赋予一个国际委员会。它的组成，如同会议的程序一样，具体规定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中。会议组织委员会建议国际劳工会议敦促所有国家加入伯尔尼公约。为此，国际劳工会议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妇女雇用问题。在涉及夜间雇用妇女的问题上，该委员会超出了这种委员会所提建议的范围。它建议地缔结一个在原则上沿革伯尔尼公约的新公约。该委员会成员是否意图使新公约十分紧密的沿革旧公约，将旧公约中一致的约文解释吸入新公约，这是一个凭委员会的报告不足以确定的问题。报告的文字没有表明是在工人的意义上使用“妇女”一词。委员会的报告一致通过，并提交给起草新公约的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向大会同时提交了关于夜间工作等五个公约的建议文本。起草委员会报告人的发言表明，委员会在各个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报告人指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起草这些公约是沿着一条统一的路线进行的。在起草各公约的实体条款时，委员会使用了标准表述。委员会建议大会，这种统一性应尽可能继续保持，并指出，为了避免将来可能出现对这些公约草案的法律后果产生混淆的情况，这是十分重要的。最后，各草案文本均被大会一致通过。
因此，华盛顿公约的准备工作确认了在研究该公约文本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没有足够的理由将第三条的文字做不符合它们的自然的含义的解释。
各公约草案之间在结构上和文字表述上的类似性，引导法院分析了其中一个条约有特别注明例外条款的情况。如果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有意排斥适用于从事监督和管理工作的妇女，它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规定。
鉴于上述理由，常设国际法院以6票对5票对提交它发表咨询意见的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编译自《常设国际法院刊物》，A/B辑，第50号，1932年。
评 注：
一个条约所用的名词，如果不是明白的用于某种专门意义，或者从上下文看不出有另外的意思，就必须按照它们在日常用语中的通常意义来解释。这是本咨询意见阐明的关于同意解释的一项规则。如果缔约国对此提出疑义，须提出有效的根据来证明不同于一般含义的解释。
为澄清一个条款的意义，可以参考各缔约国之间缔约一方与第三国之间的条约。在本案，法院参考了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一起缔结的其他几个公约的有关规定。
一个术语的一般用法的含义已被普遍接受时，若要限制它的适用范围，需在约文中对此作出限定，否则将按一般含义解释。
关于解释条约时参照缔约时的准备工作，详见尼尔森案。
第八篇 条约法
英伊石油公司案
（英国诉伊朗；国际法院，1952年）
案情：1933年4月29日，伊朗（当时为“波斯”）与英国石油公司签订一项特许协议。协议授予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区域内开采和加工石油的专属权利。有效期是60年，即到1993年。协议规定，在协议的有效期内，非因特殊情况，和经过仲裁法庭裁决，协议不能废除。1951年3月4日，伊朗国会和参议院通过了石油工业化的法律，因而取消了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权。英伊石油公司要求进行仲裁，但被伊朗政府拒绝。英国政府于1951年5月16日向国际法院提出请求书，请求国际法院声明伊朗政府有义务将伊朗与英伊石油公司的争端提交仲裁解决，或请国际法院宣布伊朗实行国有化法律违反国际法和违反伊朗根据1933年协议所承担的义务。1951年6月22日，英国政府请求国际法院指示临时保全措施。伊朗提出反对意见，否认国际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国际法院于1951年7月5日以命令指示临时保全措施，并于1952年7月22日对国际法院的管辖问题作出判决。
判决：国际法院在1951年7月5日的命令中，要求双方保证不采取任何可能侵害他方权利和加剧争端的行为。在表决命令时，法官文尼阿斯基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只有在双方都接受的情况下才可以成立。如果法院对案情实质没有管辖权，就没有权力指示临时保全措施。法院多数意见认为，《国际法院规约》第41条并不排除法院在没有决定管辖权之前有临时保全措施的权力，但声明临时保全不是先行裁决。
1952年7月22日，国际法对管辖权问题作出判决： 伊朗（波斯）政府在1932年9月19日发表声明，接受国际常设法院的强制管辖，该声明声称：
“国际常设法院对于本声明作出后之直接或间接与适用为波斯所接受之条约或公约有关的、以及以后与批准本声明有关的情势或事实方面的任何争端，有管辖权。”
英国政府认为，上述声明所指的争端应限于1932年以后所签订的条约。本案提到的英译两国间的条约是指1857年和1903年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这些条约不能为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供法律依据。
英国认为，1933年4月29日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特许协议，具有双重性质，即既是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权协议，也是两国政府之间的条约。
国际法院驳回了英国的主张，国际法院认为，1933年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特许协议虽然是在两国政府经过多次谈判之后签订的，但协议本身只是“政府和外国法人之间的一项特许权合同”，不是1932年声明中所指的条约。
根据上述理由，国际法院以9：5票通过判决，判定国际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并即以命令将本案从案件单上撤销，并宣布终止临时保全措施的执行。
评注：
本案之所以被国际法院撤销，是因为英国引用的“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权协议”没有条约的法律效力。从国际法院的初步审判可以看到，国际法上所指的条约，必须是两个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协议。特许权协议是国家与外国法人之间的协议，那只是一种合同，不具有条约的法律地位和效力。这个被撤销的案件正可以作为条约定义的一个注释。
联合国行政法庭第333号判决的复议问题（咨询意见；国际法院，1987年）
事实：联合国行政法庭在1984年6月8日对“雅基梅斯诉联合国秘书长”议案作出判决（第333判决）后，雅基梅斯向“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复议委员会”提出，请求对该判决进行复议。委员会于1984年9月请求国际法院就此问题发表咨询意见。该案原告雅基梅斯是苏联公民，由苏联政府派出，受聘在联合国俄文翻译处担任校订员，受聘期是五年，从1977年到1982年。1981年他被调到”“项目计划及协调办公室”当项目协调员。1982年年底，他的任期获得延长一年，将于1983年12月26日结束，聘书上写明是“苏联政府第二次委派”。1983年2月8日，协调办公室的助理秘书长通知雅基梅斯，希望他在1983年12月26日任期届满时能延长合同。在1983年2月9日，雅基梅斯请求在美国避难。他在2月10日，通知苏联在联合国的常驻代表：他已辞退了在苏联政府中的植物。在同一天，他还通知联合国秘书长他希望取得美国永久居民资格。1983年10月25日，雅基梅斯给助理秘书长备忘录，表示希望助理秘书长能根据他的表现延长联合国与他签订的合同，或“安排以更好的职务。”1983年11月23日，联合国人事处副处长通知雅基梅斯“根据秘书长办公室的指示，联合国组织没有延长他的任期的意图”。1983年11月29日，雅基梅斯没有对此决定提出异议，他认为：联合国大会第37/126号决议规定：“联合国工作人员连续做满五年之后，应给予一切合理的安排。”12月13日，雅基梅斯请求秘书长重新考虑不延长其工作期限的决定，因为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他应取得这个权利。12月21日，联合国人事部的助理秘书长写信通知雅基梅斯：联合国秘书长已保持他在11月23日的信中所作的决定。雅基梅斯便向联合国行政法庭起诉，状告秘书长不执行联合国大会第37/126号决议，联合国行政法庭在1984年6月8日对雅基梅斯的任期或安排别的工作。雅基梅斯请求：“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复议委员会”对第333号裁决进行复议。委员会于1984年9月10日向国际法院提出请求书，请求国际法院对戏发表咨询意见。委员会请求国际法院回答下列两个问题：
（1）联合国行政法庭在第333号判决中没有回答原告在1983年12月26日任期届满后请求继续在联合国任职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法庭是否没有行使它的应有的管辖权；
（2）联合国行政法庭在第333号判决中对与《联合国宪章》有关的法律问题是否作了错误裁定？ 国际法院接受了委员会的请求，以命令安排时间接受有关方面的书面材料，于1987年5月27日就上述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咨询意见：
1、关于第一个问题。原告在其请求书中认为，“给他却低估和新的合同期限”或“安排新的工作”，不存在“法律障碍”。他认为，“他继续在联合国任职，具有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正当机会，并具有获得合理安排其工作的权利。”他请求法庭说明秘书长认为苏联政府对他的第二次委派构成对他继续在联合国任职的法律障碍的说法是错误的。秘书长有了这些想法，自然就不能按大会决议的精神对他今后的工作给予“合理的考虑”。秘书长在法庭上指出，给雅基梅斯安排个工作，没有法律障碍，并认为他对本案是对一切情况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决定的。这就是联合国大会第37/126号决议说的“合理的考虑”。法庭认为，“合理的考虑”不是“有利的考虑”，原告无权要求给予“有利的考虑”。国际法院认为，法庭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存在法律障碍。从逻辑上看，法庭首先应考虑的是，原告之希望继续在联合国任职是否存在“合理的期望”，或“合法的期望”。如果存在这样的期望，秘书长就有责任提供继续在联合国人之的机会，但法庭认为“合法的期望”是不存在的。一方面，要恢复先前的合同，必须取得其本国政府的同意，而且该合同已经是第二次委派的合同了。另一方面，根据《职员规则》，定期的聘任是没有希望恢复或该做任何其他委派的。法庭认为，秘书长对于雅基梅斯的问题已对一切有关的情况都考虑过了。法庭在判决中指出，雅基梅斯之希望继续在联合国工作，即不存在“合理的期望”，也不存在“法律障碍”，给不给予安排，由秘书长决定。法庭的看法是，秘书长可以给予安排，但没有义务给予安排。假如秘书长给予安排的话，法律障碍是没有的。
国际法院认为，联合国宪章法庭的判决没有说明雅基梅斯将继续在联合国工作是否存在法律障碍，不是说法庭没有行使它应有的管辖权，法庭认为秘书长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给予“一切合理的考虑”，法院无权以自己的看法替代法庭的看法。
2、关于第二个问题。至于法庭对于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有关的法律问题是否做出错误的看法，国际法院认为，法院的任务不是对工作人员规章或规则进行解释，但法院有权判断法庭在具体解释或适用某个规则时是否做出了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有矛盾的裁定。原告认为法庭对联合国宪章第101(1)条、第100条、第101（3）条、第8条、第2（1）条和第100（2）条等条文的解释有错误。
（1）第101（1）规定：“
一、办事人员由秘书长依大会所订规章委派之。”原告认为秘书长没有把他的问题提到“办事人员委派委员会”考虑，该委员会无从发挥作用，这说明秘书长没有对他的问题给予“合理的考虑”。法庭认为“合理的考虑”应由秘书长决定，是否构成合理，完全是秘书长权利范围内的事情。国际法院认为，《联合国宪章》第101（1）条的意思是，怎样才构成“合理的考虑”，那是秘书长决定的事情，不是说秘书长认为合理就是合理的标准，法庭不认为秘书长享有无限的决定权，但秘书长声明他已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对一切有关问题都做了合理的考虑，那就应认为是已经做了“合理的考虑”了，秘书长是没有必要做更详细的说明的。由于上述条文没有特别规定秘书长需要采取什么程序，国际法院不认为法庭的这样的解释与联合国宪章第101（1）条有什么矛盾。
（2）第100条规定：“
一、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于执行职务时，不得请求或接受本组织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当局之训示，并应避免足以妨碍其国际官员地位之行动。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专对本组织负责。”
原告认为秘书长作为一个高级官员，他的上述声明已认为没有原告本国政府的同意就不可能对他的工作进一步的安排，并认为法庭也做了同样的结论。国际法院不支持原告的主张，因为法庭并没有作出这样的结论。
第101（3）条规定：“
三、办事人员之雇用及其服务条件之决定，应以求达效率、才干及忠诚之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征聘办事人员时，于可能范围内，应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原告认为法庭的判决没能把这条条文的内容放在高于其他因素的地位。很明显，“首要考虑”与“唯一考虑”不是同义词。这正是让秘书长可以权衡的各种考虑。无论法庭还是国际法院，都不能代替秘书长的选择。秘书长之决定，不能认为不尊重第101（3）条所指的考虑之“最高”性质，而是他为了联合国组织的利益，考虑到一切有关的情况。秘书长砸死作出决定时是考虑到1983年2月10日的事件的。那就是原告通知苏联政府辞退其职务的日子。原告认为从这一条其，他已创立了他与联合国之间的新的合同关系。秘书长不认为“与本国政府的连续关系是工作人员在任何定期合同中所承担的义务，不论是否第二次委派”。而原告之继续任职也不以为是建立起一种新的合同关系。法庭对“本国联系”的意义做了评价。不赞同秘书长的上述意见。认为他的观点与法庭第326号判决的观点不大一致。在该判决中，工作人员一旦脱离了与本国的利息，就不再能履行在联合国中职务了。法庭认为这个观点已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看法”。秘书长认为，国籍的转变，没有产生什么法律上或行政上的后果。法庭基本上同意秘书长的观点，但认为改变国籍的行为，很可能影响到联合国的利益。
（4）第8条规定：“联合国对于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辅助机关在平等条件之下，充任任何职务，不得加以限制。”原告认为这条规定禁止岁任何人的条件加以限制，国际法院认为，即使从最广义的意义看，也不能得出这个结论。
（5）第2（1）条规定：“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第100（2）条规定：“
二、联合国各会员国承诺尊重秘书长及办事人员责任之专属国际性，决不设法影响其责任之履行。”法庭认为即使有个别会员国试图独立秘书长施加某种压力，法庭也没有必要对此作出判断，而且在本案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根据上述理由，对于问题1，国际法院一致认为，联合国行政法庭第333号判决没有肯定原告任期届满后继续在联合国任职是否存在法律障碍，不能认为是没有其应有的管辖权力。
对问题2，法院以11：3票判定：第333号判决没有在于宪章某些规定有关的法律问题上作出错误的解释。法官赖厄斯对本咨询意见附以一份声明：法官伊利亚斯、小田滋和阿戈附上反对意见，法官斯威伯尔·詹宁斯和伊文森等提出不同意见。
评注：
在本案中，由于原告要求对行政法庭进行复议，国际法院根据“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复议委员会”的请求，对判决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其中特别是原告提到的所谓的“法律障碍”和“合理期望”的问题。原告雅基梅斯是苏联的派出人员，他之在联合国任职，是建立在本国政府的委派的基础上的。任期届满之后，秘书长能不能不经其本国政府同意而延长期任期或另作别的安排？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白的规定，秘书长认为“法律障碍”是没有的。但一般来说，秘书长不得不考虑这样做会不会影响联合国与该会员国的关系，这是应该可考虑的。这不能认为是违反宪章第100条的行为。而且，雅基梅斯在任期未满的时候就宣布脱离与联合国的关系，没有了这个关系，他又凭什么资格在联合国任职？他在任期内要求在美国避难，姑不论其政治动机如何，也不论美国是否接受其要求，其本国政府肯定会提出抗议，秘书长当然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这不能认为是干扰秘书长国际官员的地位。联合国大会第37/126号决议要求秘书长对工作业绩优秀的工作人员在任满后的工作给予“”合理的考虑，这并没有为雅基梅斯提供什么“合法的期望”。本咨询意见通过对法庭判决涉及的法律问题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的分析，中肯的回答了“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复议委员会”请求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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