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民主存在的问题

第一篇：美式民主存在的问题

浅谈美式民主存在的弊端

“民主”意为“人民的权力”、“人民的政权”，意味着公民在政治上自由和平等，直接参与政权，共同治理国家，实现所谓多数人的统治。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国家形态、国家制度的民主，是一个阶级范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实行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就决定了是哪个阶级的民主，亦即民主的阶级性质。“美式民主”，顾名思义，就是美国模式下施行的民主。下面对于美式民主的弊端做三方面的概括：

(1)“美式民主”是“金钱民主”

众所周知，美国的选举是“金钱的选举”。表面上，它赋予全民直选的权利，而且在法律上废除了选举中对选民财产的限制，以及对妇女、黑人的限制。然而，在“财富、资本较量”条件下的这种全民直接选举，对于劳动者、妇女和黑人又有多大意义呢？高昂的竞选费用，让美国的工人及其他劳动者甚至中产阶级望而却步。被选上来的总统，也往往不是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就是受到垄断资本财团支持，与垄断财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产阶级的忠实代理人。据美国当局有关资料统计,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竞选全程希拉里及其盟友共募得大约10亿美元(约合69亿元人民币)，特朗普方面的募款金额则在6亿美元(约合41.4亿元人民币)左右。美国历届总统、副总统，或者是垄断资本财团巨富的成员，或是背后有巨富财团的支持，都是巨富财团的代理人。(2)“美式民主”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民主

民主历来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民主的内容和形式都随统治阶级的更换而更换，从来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美式民主”也不例外，“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由于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那些民主权利也就只能为资产阶级所享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是根本享受不到的。纵观美国历史，有哪一届总统是工人的代表？又有多少劳动者被选为议员？美国人民可以骂政府、骂总统，发表演说，抨击现行政策，但又决不被允许用各种形式尤其是用武力推翻政府。事实表明，美国“全民直接选举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人民表面上享有的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不过是为掩盖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所做的嫁衣，一旦危及到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他们将毫不犹豫地拿起一切武器进行血腥镇压。(3)“美式民主”是形式民主 “美式民主”的形式和内容、原则和实践总是脱节的。美式民主只是在形式上承认所有的公民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权利，只是提供了人民管理国家的原则上的可能性，而并不能保证人民实际上管理国家。只要“美式民主”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那么，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的平等和参加国家管理就只是一句空话。正如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民主与自由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时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宪法，“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在日常的现实中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综上所述，可以说“美式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善于通过乔装打扮掩盖“真相”的“病毒”。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它名为民主，实则专制集中，是资本的独裁，是资本压迫劳动，是假民主掩盖下的真集中。

第二篇：关于美式民主的论述

关于美式民主的论述

美国的先贤们总是把美国政府称为“共和政府”或“自由政府”，而不是今天美国政府自我标榜的“民主政府”。无论是华盛顿，还是亚当斯，在其总统就职演说里都是用“自由政府”、“共和政府模式”，形容当时美国政府，而不是所谓的“民主政府”。在费城制宪会议上，美国的先贤们强烈的抨击了民主和民意副面影响，下面是几个代表的原话：

代表谢尔曼说，“老百姓眼下对建立政府的事还插不上手。他们缺乏信息，老是被人误导”。

代表格里：“我们所经历过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过于泛滥。人民并不缺乏德行，但总是受到假装爱国的人蛊惑。马萨诸塞州的经历证明，引动人精心炮制出各种虚假报告，到处传播，老百姓每天都被误导去做些最作孽的事，说些最作孽的话，这些虚假报告又无人可以当场揭穿。一个主要的罪过，是说要对政府雇员实施正当程序，仿佛把公仆都饿死才是民主的极致„„”

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指出，“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方便，人们之所以遣责民主，原因就在这里”

富兰克林也承认，“我们都遭受过民主带来的迫害和不公正„„”

美国先贤们对民主都不感冒，对议会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好感，他们对议会的评价是：“在议会中，议员们有时似乎自以为就是人民的化身，面对来自任何其他方面最小程度的反对，就暴露出不耐和厌烦的病态；好象不论是行政或司法部门只要行使其权限就是侵犯了人民的利益。立法机构常常表现出企图横蛮控制其他部门的意图；而且，由于立法机构一般有人民站在他们一边，就总是在行动时势头过猛，致使其他政府部门难于维系宪法规定的平衡”

为了削弱议会的权力，美国的先贤们采取的措施有：分割立法权，用“政府中精选而稳定的组成部分（即参议院）”牵制更容易受民意影响的众议院，立法权一分为二，便于总统对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实行三权分立，彻底地从理论上否定了民主机关在共和政体中的支配地位；赋予行政首脑“帝王般的权力”，使行政首脑的政治地位高于议会。

代表迪金森认为：“受到限制的君主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形态之一”，“任何共和制的政府形态，都永远不会得到与此同等的祝福”。美国先贤们承认，美国总统“与英国国王有类似之处，它也同样类似于上耳其皇帝、鞑靼可汗”。美国总统的权力主要有行政权、军权、联邦法官任命权、大赦权、立法复决权。这样的权力设置，赋予总统有效压制议会内的反对势力的权力，使总统在美国政体中的地位比议会明显高出一截。

美国先贤们把总统是否可以独揽大权上升到了事关美国生死存亡的高度，他们强调：“舍此，不能保卫美国免遭外国的进攻；舍此，亦不能保证稳定地执行法律；不能保障财产以抵制联合起来破坏正常司法的巧取与豪夺；不能保障自由以抵御野心家、帮派、无政府状态的暗箭与明枪。”当反对派以“美国的新政体已经带上浓厚的君主制色彩”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评时，美国先贤们的反击是：“我们却不妨承认，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承认某种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道德上的优势，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政体好与不好，正真的检验标准是“治国安邦”，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还指出，“软弱无力的行政部门必然造成软弱无力的行政管理，而软弱无力无非是管理不善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论理论上有何说辞，在实践上就是个坏政府。”——在美国先贤们的眼里，国家领袖就应该是非世袭的、任期有限的独裁者，这样既可以避免行政部门的软弱无力，又可以保证领袖（因担心下台后被清算而）对自己严加约束。

美国的先贤们对待民意的态度是：“人民普遍地是从自已的公益出发的。但这一点常亦用来说明人民也会犯错误的。人民从常识出发是会蔑视阿谀奉承的人的，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胡说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贤明的，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的。但人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自己有时候是会犯错误的；因为人民终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寄生虫和马屁精的欺骗，受到野心家、贪污犯、亡命徒的欺诈和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的蒙蔽，受到巧取豪夺的人的耍弄。要说人民在经常受到这样一些干扰的情况下，也不会经常犯错误，勿宁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

美国国父们设计美国的新政体的最重要原则就是要确保“行政部门肯定应该处于敢于有力量、有决心按照自己意见行事的地位”，也就是要确保执政者能够按照自已的理念施政，而不是按照民意来施政。人民有权自由的表达自已的意见，但不允许民意干扰政府的施政。

他们认为，政府不但要为人民服务，还要能教化人民——“当美国人民的意向同他们本身利益出现差异的情况下，受命维护人民利益者的职责应该是坚决抵制这种一时的误会，以便给予美国人民时间和机会去进行冷静认真的反省。这种作法能使美国人民免遭其本身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使其有勇气和雅量为美国人民利益服务而不惜引致美国人民一时的不快，但他将得到美国人民长期感激和纪念。”

——那些一直对美国体制崇拜有加的人们可能失望了，美国的先贤们是禁止人民参与治理国家的。

富兰克林认为，美国新宪法确定的政体是一种“选出来的君主制”；杰弗逊也称美国的新政体是“君主制的新版本”。

第三篇：什么让菲律宾美式民主蒙羞？

内容摘要：

菲律宾一度被视为“东方民主橱窗”。菲律宾独立后实行总统、两院国会和法院三权分立的政府体制以及两党制的政党制度，这些制度皆为美国模式的翻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菲律宾 发展 迅猛，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领头羊，在发展 中国 家的 现代 化进程中也处于领先地位。1960年菲律宾的人均gdp为254美元，比同年韩国的156美元、泰国的97美元高出了许多；而到1987年，菲律宾人均gdp为590美元，而同年新加坡为7940美元，韩国为2690美元，马来西亚为1810美元，泰国为850美元，直到2007年菲国人均gdp才达到1590美元，菲律宾却已被昔日落后于自己的邻国们远远甩在了身后。

与此同时，菲律宾差不多集中了发展中国家的所有病症：人口暴涨、贪污腐败泛滥、司法不公、贫富悬殊、国家负债达到极限、银行业瘫痪、投资退缩，经济 长期紊乱。2009年11月23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马京达瑙发生一起57人遭残杀的血腥绑架案，其中共有31名新闻工作者遇害，多名女性遭到强奸后射杀。这场因选举发生的大屠杀传出，震惊世界。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菲律宾正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失败国家”。

而《环球时报》的一篇深度报道对此事件的评论中则认为，之所以“选举暴力困扰”的菲律宾是因为“照搬了美式民主”才“嫁接出的苦涩果实”，民主在“条件不适宜的地方，就成了 政治 毒药”。北京政治学者吴稼祥则坚决反对此观点，认为“祸害菲律宾最深的”是“独裁暴力”，是马科斯血腥独裁所导致。因此，菲律宾的民主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本文因此试图探寻到底是什么让菲律宾美式民主蒙羞呢？！

西班牙、美国殖民让菲民主政治“先天不足”

自1521年麦哲伦奉西班牙国王之命到达菲律宾后，此后1565年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一名取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西班牙人对殖民地的治理模式基本上采取西班牙人占据总督位置，总揽绝大部分大权，此外也认命一批当地人担任地方长官，形成了殖民当局和天主教会政教合一的封建集权统治。

西班牙人还一度把本国的赐封制度用于菲律宾。西班牙殖民者常把大片土地赠给有功的军官、官吏、天主教修道院和支持政府的地方士绅。受封者实际上相当于地方长官，拥有在封地内征税和分派劳役以及维持治安、协助教会传教等权力。久而久之，菲律宾便形成了土地高度集中的大田庄制。西班牙人还垄断了对外贸易，大量掠夺资源和财富，并逐渐为菲律宾植入单一畸形的殖民地经济结构。三百余年的殖民统治下来后果便是，贫富分化明显，几乎造就了两大截然对立的阶层——掌握各种资源的西班牙贵族、少数当地贵族阶层与永远贫困的广大佃农阶层。大量无地的农民只有租种土地才得以生存，并在租种土地的过程中形成了依赖心理，把地主视为自己的恩人和保护人，保护人制度和主从关系由此而生。这种主从关系不仅从西班牙殖民时期经美国殖民时期延续于独立之后，而且从经济领域深入到政治领域。

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西班牙人是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十字架征服菲律宾的。”加上政教合一的殖民统治使得天主教会逐步在菲律宾形成强大的势力。菲国国民中有93%信仰天主教和新教，天主教加强了菲律宾社会的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天主教会在菲律宾社会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菲律宾，社会等级高的阶层和社会等级低的阶层往往通过以教父、教母的宗教仪式方式来结成这种保护-扈从的依附关系。菲律宾民众对宗教的忠诚甚至比对国家的忠诚更深入人心。当世俗的政权无法控制社会秩序的时候，教会就由隐性权力机构转变为显性权力机构，实际控制国家权力。毫无疑问，这削弱了中央专制集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菲律宾社会经济中的不平等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阻碍了菲律宾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得菲律宾政治运作过程中出现了大量任人唯亲的现象。

1901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的胜利将西班牙人赶出了菲律宾，并打败当地民族势力的反抗，建立了新的殖民统治政权。新殖民者为换取菲精英阶层的支持以及缓和菲社会的反殖民运动，在菲律宾推行以“菲化政策”为中心的政治策略，提出“菲律宾人的菲律宾”口号，逐步实行“本土化”和“宗主国化”并行的政策。美国殖民当局竭力笼络菲律宾上层亲美人士，在各省、市、镇地方政府到中央行政各部门、最高法院、菲律宾委员会以及1907年后创设的菲律宾议会中广泛安排了菲籍人士。唯独例外的是，几十年间，美国人一直占据着 教育 部长一职。当局规定 英语 为正式官方语言之一，以英语为教学媒介，采用美国的教科书，实行公费留学制度，有计划地派遣菲律宾留学生到美国深造，培养亲美人士。在美国的培植下，菲律宾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但受过教育的上层集团，包括地主、自由职业者、律师、法官和政客等等。所以在美国统治时期，菲律宾形成了强大的精英阶层和地主阶级。而当时，只有在少数受过教育、拥有财产的阶层才拥有选举权，广大的民众完全被排除在政治制度之外，连最基本的选举权都没有。这种既要遵循一定的民主程序又要依靠裙带关系的半民主半传统的选举制度一确立，地方政治立刻被本地区的少数地主家族所把持。此后，这些家族又通过自己掌握的公共资源巩固家族地位，并进而形成政治家族。因此，在美国殖民统治时期，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形成的菲律宾特权阶层在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地加强。这种有碍于现代民主发展的庇护制和主从依附关系不仅没被消除，反而进一步渗透到政治领域，在菲律宾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建立起政治精英操控政府，资本家聚敛财富，地主掌握土地并基于与佃农的私有契约关系作为政治角逐的选票基础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相结合的复杂塔型结构。

由于美国实行“训练菲律宾人使之自治”的统治政策，在思想上俘虏了菲律宾地主资产阶级。“菲化”政策的实行则给菲律宾地主资产阶级提供了广泛的参政机会，使其感恩戴德。而这种表面上朝着“自治”方向发展的政策，软化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使菲律宾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从武装斗争转向渐进的、“合法”的和平请愿的道路——用和平请愿、民意测验等方式，向美国表达菲律宾要求独立的愿望，提醒美国遵守诺言，早日给菲律宾独立。因此，在美国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独立，不是走武装斗争道路，也没有发生一场伟大革命，更没有从很本上动摇旧殖民社会模式，为独立后菲政治发展奠定全新基础。相反，独立后菲律宾政治发展与殖民时期比较表现为一种继承关系。因而，独立后菲律宾在政治生活背景、政治机制的运转、政治发展轨迹等方面，暴露了种种问题。

还应看到，美国正是在继承了西班牙时代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框架下，移植资产阶级代议民主体制的。美国殖民官员通过与菲地方政治寡头间相互勾结，集中表现为庇护者-依附人关系。美国的惯例是，通过树立一个全国领导核心，作为最大的平衡法码，先是让奥斯梅纳，以后又是奎松集中了巨大的权力。正是依赖宗主国的强权，奎松获得了同国内政治斗争的巨大筹码，才得以摧毁反对派，减少对本党领导人依赖。同时，外国的庇护也使奎松能够同广大民众保持远距离接触，便于操纵。这样，在殖民背景下，所谓民主体制的移植，通过美国殖民官员与菲律宾地方政治寡头间的相互勾结，一开始便被操纵了。这样，一方面，使菲地方政治寡头成为美国殖民统治工具，美菲间形成一种“特殊”关系；另一方面，使所谓寡头精英对菲社会控制合法化、永久化，这是形成当今菲律宾寡头政治之根源所在。

再由于殖民当局仍然要控制国家的权力，在国家层面上并没有积极地推动民主选举，至少没有像地方立法机构那样在殖民时期就形成了一定的机制。这种情况 自然 导致了国家行政机构功能的弱化和国家自主性的缺失。因此，西班牙和美国殖民统治的最重要的政治后果就是使菲律宾的地方政治势力膨胀和国家功能相对弱小。

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结束，西方在东南亚的撤离，宗主国，作为一种外在平衡力量，依靠强力维系殖民地各政治力量的某种平衡被打破，原来隐蔽的分歧矛盾表面化；政治发展又长期脱节，缺乏连续性、一致性和继承性；经济又十分脆弱。因而，造成菲律宾现代政治发展长期陷于混乱、摇摆和不稳定。

马科斯独裁对菲民主政治致命打击导致其民主 “后天不良”

1946年7月4日，菲律宾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战争的破坏使菲律宾千孔百疮，国力衰竭政治脆弱。尽管殖民统治结束后，菲律宾的公民权利逐渐扩大，但政治家族早已确立了对国家政权的主宰。不过，独立后的头15年里发展迅猛，菲律宾曾是二战后东南亚最富有的国家。新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出现要求政治结构的变革：那些想要保护国内市场并得到政府赞助的新 企业 家和那些希望经济向外国的竞争与投资更加开放的专家官员与自由商人，处在一种相持不下的局面之时，但菲律宾立法机关腐败无能，人们对那个由地主占支配地位的狭隘且妨碍议案通过的国会普遍感到绝望，菲国发展过程的政治化最终延迟或阻碍了菲国的结构与经济的改革。

1965年底，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上台。他担任总统初期，他大举外债，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项目，他的政府兴建了比其所有前任加在一起还要多公路，和比以往任何一个前任兴建了更多的学校。1969年，马科斯再次当选总统，成为自菲律宾独立以来第一位实现连任的总统。在他第二任期里最大的特点是内乱徒增。1972年，在马尼拉发生一系列爆炸后，马科斯警告说，共产党将推翻政府并宣布军事管制。马科斯的独裁最终给予菲律宾民主最致命一击。

其实，马科斯上台之始，全国上下都企盼着这位新总统能将国家和民族引向繁荣富强之路。可他却利用权力走上了另一条路：为自己聚敛财富之路。早在马科斯当议员时，他就有“10%先生”的绰号，意思是要找他办事，就要收取10%的回扣。当上总统后，马科斯的胃口更大，仅从日本公司就收受450万美元的回扣；甚至总统府中的一个文件明文规定：每进口一箱鱼罐头，必须给总统1500比索的捐款。马科斯中饱私囊后，常说：“放心吧，你们要什么样的 法律，尽管告诉我，我就会让国会通过。”这样，大小公司争先恐后地想办法让马科斯家族的人当“保护伞”，然后偷税漏税，非法牟利。越战期间，菲律宾出兵越南，美国拨款2200万美元，但马科斯同时又向国会要求拨款，并将其全部据为已有。1984年世界银行的一个秘密报告说，1978-1982年给菲律宾贷款137亿美元，其中31亿美元不知去向，多数被马科斯夫妇化公为私。一个叫维娜格兰的美国影星和马科斯有染后，拿着录有马科斯内幕的磁带大敲马科斯的竹杠，一共要了上千万美元。

第一夫人伊梅尔达同样敛财有术。为树立自己形象，下令维修马尼拉一座有城墙环抱的老城———因特拉穆罗斯，将它辟为 旅游 胜地；在马尼拉海滩上造地，建造一座面积很大的文化中心，目标是使它成为太平洋现代雅典的海滨城市；模仿巴特农神庙的样式，修建一座电影中心等等，给新闻媒介提供了很多吹捧自己的素材。在世人眼里，总统夫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然而，大兴土木等活动不过是聚敛钱财的幌子而已。

伊梅尔达手下的人也不会闲着。他们将工程回扣算作成本的一部分。首先从高层开始，官员要求拿20%的回扣，然后层层加码10%，总承包者、转手承包者、材料供应者，雁过拔毛，所有回扣加在一起高出总承包价格的80%。这些人都是她的亲信，一项工程就能使他们暴富起来。所以马科斯独裁期间，其家族及其朋党对国家财富大肆侵占，成为了“发展”和“建设”的主要受益者。马科斯政府并不是把商业合同、补贴、信贷公平地让各个企业来竞争，而是和这个菲律宾第一家庭的关系的亲密程度，给予的是裙带公司、朋党公司，从而在国家经济中形成了一个为了自身利益而具有排他性的、攫取了经济的所有重要部门的权威利益集团。长期以来作为菲律宾社会特征的庇护关系和对个人效忠，在马科斯统治时期已膨胀和增强到了荒谬绝论的程度。

在主要的经济、政治资源被少数人垄断的情况下，马科斯统治下的“发展”是畸形的，其“发展理念”也是畸形的。在菲律宾，几乎没有竞争，而且实际上也没有自由企业。上世纪70年代模仿韩国设立的经济自由贸易区由于行政腐败和管理混乱，成为走私天堂和坑害消费者的投机市场。更可怕的后果是，腐败使菲律宾早在1981年就发生 金融 危机，比1997年从泰国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早了16年。马科斯时期菲律宾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马科斯家族及其集团的财富的增长。马科斯执政20年，其家族和手下转移到国外的财产多达200亿美元，而当时菲律宾全国一年的财政支出仅为33亿美元。马科斯家族带头搞腐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全国每年有40%的国民财富被各级官员吞掉，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而当时国家的外债达260亿美元，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实行军管法期间，原已不均等的收入与财富分配更加恶化了。排斥民主的结果最终是让广大的菲律宾民众饱尝经济动荡和社会分化之苦。

第四篇：党内民主存在的主要问题

党内民主存在的主要问题

李建秋

2013-3-30 5:50:31来源：2013年03月29日09:09 学习时报

党的十八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总结我们党内民主建设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总体来看，我们党内民主建设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但是由于受特定历史阶段和党员能力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客观上存在着与实际需要“四个不相适应”的突出问题。

1.部分党员思想认识与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党内基层民主建设进程的推进，各级领导干部对发展党内民主重要性已基本形成共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既有领导干部层面的问题，也有普通党员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为“三怕”：一是怕“难”。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和障碍，不能切实有效地解决，对一些关键环节出现的问题，缺乏继续深入探索研究的决心和勇气，导致一些工作不够深入。二是怕“乱”。主要体现在党务公开上，一些地区单位领导干部主观认为党务公开太多、普通党员和群众知道太多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问题，对一些本该让全体党员知道的事情捂住、盖着，在党务公开中带有明显的个人主观色彩，导致部分工作不够透明，群众有情绪。三是怕“过”。少数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对当前党内民主到底该发展到什么程度，在思想上难以把握，存在不搞不行，搞了怕过头的思想顾虑。在普通党员层面，存在对党员主体权力认识模糊等问题。从当前实际情况看，受素质较低等多种因素影响，相当部分党员身份意识和责任意识模糊，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和职能职责不清楚，有的仅仅把党员身份当作是“政治待遇”。即便是党委（支部）的书记，也有部分对如何履行职责、发挥组织作用理解不深、把握不准，缺乏履职尽责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影响了党组织作用的发挥。

2.党员民主素质与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党员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法制意识进一步增强了，主观上要求更多地参与党内事务。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党员在行使民主权利意识和能力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一是民主意识不强。具体体现在“四不”方面，即不愿讲、不敢讲、不会讲、不让讲，以致许多党员都习惯于“拥护”与“服从”，对党内具体事务关心不够，主动参与和监督党内事务的积极性不高、参与面不广。二是民主权利行使不当。主要表现在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中，存在有非正当的竞争选情复杂等现象，这对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选举的真实性有较大影响。

三是党代表作用发挥不够及代表分配不均。党代表是实行党代表任期制的主体，具有广泛代表性。从工作实践来看，党代表队伍还存在着结构不尽科学合理、部分代表参政议政的能力素质不够高等问题。如在党员能力素质方面，少数党代表尤其是基层代表由于受思想认识、文化层次、身体年龄、职业分布等因素影响，缺乏基本的参政议政能力，影响了社情民意的及时反映和真实表述，直接导致履行职责不够有力。

3.党内民主制度机制建设与推进党内民主不相适应。近年来，党内民主不断完善，日益规范化、制度化。相继制定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等，为我们加强党内民主制度机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但也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民主选举制度存在的问题。虽然各级党组织在推进民主选举上创造了不少模式，但是哪些是必不可少的法定程序，现在尚无法律、制度方面的明确规定。二是推进党务公开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党有不少组织已对党务公开的内容、形式、时限等作出了规定，但这些规定总体来看比较笼统、原则，操作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尤其是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够从内容、程序、办法和效果等方面对党务公开工作作出科学评价的机制。三是规范党委工作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地方各级党委领导班子中，对班子成员能力素质提出了很高要求，党委书记直接面对的工作面宽，工作量大，担子重，要求具有很高的综合素质。在整个班子建设中，经常有个别常委素质不适应，统筹、协调能力不强，工作指导不到位，影响分管工作的开展，从而给全局工作带来被动。

4.民主监督体系与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民主监督体系建设，是党内民主建设质量效益的重要保证，对于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党内民主监督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民主监督缺乏科学评价体系的支持，影响了党内监督的客观公正性。在目前党内民主监督的运行中，仍然缺少民主与集中、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科学评价体系来保证民主监督的客观公正。这也影响了民主监督的效能。比如，有些原则性不强、不敢与不良现象作斗争的党员干部，却因为不得罪人或者少得罪人而在民主评议、民主测评中受到好评。这种情况虽然只是少数，但却是党内民主建设缺乏现实指导性的根源，也是民主监督缺乏科学评价的直接表现。二是民主监督的结果缺乏强制性的执行机制，降低了党内监督的权威性。目前党内民主监督的制度载体，主要是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以及各种民主测评制度。这些制度大都属于非强制

性的“柔性”制度，对于民主监督的结果缺乏强制性的执行效力。

（作者单位：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委党校）

第五篇：“美式民主”并非真正民主

政治运作被金钱左右

“美式民主”并非真正民主（审时度势）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 罗思义

《 人民日报 》（2015年07月26日

05 版）

近来，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有诸多举动。美国政府先是频频插手中国南海问题，同时又发布了多份主张对中国采取对抗战略的文件，包括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布的《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等。中方需要及时进行分析，探寻是哪些力量正在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化，并掌握类似活动增加的原因。

在进行上述分析时，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便是美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以美国政客为例便可以看出，所谓“美式民主”并非完美。美国一直宣扬其政治体制以人人平等为基础，即“一人一票”，然而这一体制实际上却受到金钱的支配。美国的立法机构中富人比例很高，参与立法者中的69%是坐拥超过100万美元资产的人。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大部分议员也都身价不菲，即便抛开房产价值不计，这些议员大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资产。所谓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只是掩盖真相的谎言而已。

高端政治活动也往往与大笔金钱有直接关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便有2.38亿美元身家，曾经是美国最富有的参议员。作为美国“重返亚洲”概念的提出者，希拉里·克林顿与其名下克林顿基金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该基金会动辄接受大笔外来资金，有些捐助甚至超过1000万美元。《国际商业时报》资深撰稿人大卫·西罗塔曾做过如下计算：“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她所在的部门共批准了克林顿基金会捐赠企业提出的总价值达1650亿美元的军火销售申请。”

美国政治实际被财富掌控。除了美国政客私人接受资金之外，美国选举结果同样也是由财富决定的。91%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其结果便是美国的政策反映政客及其资金提供者的利益，却对广大国民造成损害。从最新数据可以看出，自2007年到2013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家庭财富的中位数减少了43%，但美国参议员财富的中位数却增长了22%。

美国政治体系的本质并非“一人一票”，而是由财富主导，其选举也受资金支持的左右。在这一制度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收入和财富逐渐减少，政客却变得越来越富有。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说过：“有些人认为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国会。”

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与其宣称的民主有着巨大差异。而到了对外政策领域，这种双重标准则更为明显。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所选择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都属于内政。而美国则声称，所有国家都必须符合“普世价值”。然而，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情况却与上述宣言大相径庭。

美国直接介入他国、颠覆民选政府的行动，更能说明美国的真面目。美国官方曾经承认在伊朗参与了推翻民选政府的运动，而美国参与颠覆智利阿连德民选政府的事实更是尽人皆知。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两方面的现实，都证明了其目标并非“民主”。那么，美国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对中国又有何影响？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已经很明确地说出了他们的目的。近期发布的《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说道：“美国应当把维持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领先地位作为21世纪大战略的中心目标。”其提出的概念并非各国平等，而是“使美国处于全球金字塔的顶点”。

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绝不会承认自己“低人一等”。正如习近平主席说的：“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美国面对的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而这迫使美国不得不平等对待中国。对于一些国家，美国可以进行侵略战争，而对中国则无法故技重施。目前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23%，这意味着一旦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3%，中国经济总量便会与美国相等。而全面小康的要求显然不止于此。

这些事实明确显示，美国的“对抗主义者”反对中国并非因为中国没有遵从所谓“西方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是美国自己也不遵守的“西式虚伪”而已。他们真正反对的其实是中国的繁荣昌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刘仰知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