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在现代的意义 英语作文

第一篇：书法在现代的意义 英语作文

Derived from pictographs and logographs, the writ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developed into an artistic form called shufa(calligraphy).It was popular to people not only in the ancient time but in today.In my opinion,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On the one hand, in the ancient time, calligraphy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n art form starting from Han dynasty, so loved by the man of letters.It as well as painting becomes an important way to express the spirits of ancient literati.In other words, calligraphy is often thought to be the most revealing of one's personality.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is that calligraphy was used a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selecting executives to the Imperial Court during the imperial area.Largely, it promoted many people who want t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to exercise it.On the other hand, the reasons are quite different.Modern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the art of calligraphy not for the high position and the handsome salary any more, but for personal interesting.From the larger perspective, it’s a mean of inheriting ou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is is an era with highly develope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which the computer has in part taken the place of handwriting.However, the calligraphy is enduring because of its unique charm.For instance, you’re supposed to keep a quiet mind when you write calligraphy.It can help develop our patience, which I think a very important character to deal with things.What’s more, learning to appreciating th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of celebrities is a good way to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onnotation.In conclusion, bush calligraphy is a valua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our country, which we are suppos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reasure and protect it.

第二篇：现代书法

由

内

而

外

——中国现代书法创作的必然理路

张爱国

中国现代书法已走过了近二十年历程，该是好好反思和小结的时候了。一个不争地事实是，近二十年中，有关现代书法的种种话语远远超出了作品给人的影响和印象。从事现代书法的勇士们在85第一波浪潮之后，更多地将精力放在了与对现代书法痛加诘骂的人们喋喋不休的论战以及为现代书法不断地正名上了。话语的表面繁荣愈衬出创作的苍白和幼稚。现代书法由此自堕入一个创作和话语的悖论。

这一现象在现代书法走过的第一个十年时达到极致。此后，现代书法创作及话语渐趋沉寂。冷静地、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这一悖论的出现其症结乃在现代书法自身。笔者以为，其根本的症结有二：一是创作上理路不明。纵观此前的现代书法创作，其实质几乎均可归结为简单地的“画字”、盲目地借鉴（模仿）日本现代书法或西方现代艺术；二是理论上动机不纯、理路亦不明。不难看出，此前有关现代书法难以计数的话语，大都意在炒作或“占山头”，唯恐自己在这一超前的、代表着艺术革新潮流所向的领域没有占好一席之地。由此更导致荒谬地以为“繁荣” 和“强大”的话语能指导甚而引导创作，无视艺术创作总是先于理论、生发出理论，并历经几千年艺术史检验的艺术规律。

此两大症结以及现代书法创作队伍的驳杂不纯，是现代书法始终遭人诟病、诘难的根源；也是现代书法始终不得大众认同的根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垒的双方渐趋冷静和理性。近一两年来，现代书法再次成为专业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刊《中国书法》杂志2004年第8、9期“批评聚焦”栏目里，连续发表了王为国《非现代书法》和曾来德《现代书法的症结》两文。凑巧的是，两位作者恰好来自现代书法内（曾来德）外（王为国）两个阵营。他们的观点又无巧不巧地恰可互相印证。请看：

“这种完全照搬或移植了日本现代书法，实质上从艺术性，技术内涵上还不如日本人的所谓“现代书法”，找不到体现古典精神的痕迹。”

“虽然现代派书法家们也认为，书法历史源远流长，书法是国粹的象征，但其横眉冷对传统书法的“话语”与热眼向“洋”的后殖民文化心态，只能是导致现代文化背景下艺术人格的缺失。”

——王为国《非现代书法》

我觉得现代书法发展到目前，它的症结就是没有观众群。没有观众群的原因不在于观众而在于作者自身。现代书法的最初源起就是前卫书法对我们当代现代书法家的影响，第二是西方现代美术观念对我们的启发，另外还有的就是中国美术界或者说绘画界末流的转化„„这是个源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这个源，你就没法确定自己的身份，就像儿女都有自己的母体也必须有自己的母体，没有父母你说我们哪来的呢？当然，理解这个问题时有两种方式：第一就是像不像父母？像，那肯定是可以判断的，但天底下更多的是不像！不像，那又怎么判断你的源？我们现在的现代书法是既不像也没有血缘关系，我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没有血缘关系，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比较严重。第二个问题就是现代书法到底要表现什么？它跟传统书法之间的关系，就是能不能梳理、能不能闸释、能不能对接？

——曾来德《现代书法的症结》

可以说，这是笔者近来所见最富理性高度和冷静立场的两篇批判及反思现代书法的论文。批判的固然有理，反思的虽令人同情但尚未搔着痒处。如曾文最后说：“所以，我认为现代书法的最大问题就是文化立场，而文化立场确定他的文化态度，文化态度确定他的作品指向，就是：现代书法为谁创作？”笔者以为，这显然再次陷入一个创作和为谁创作的悖论。

以上笔者连篇累牍的征引加议论，实出无奈。因为，笔者也痛感中国现代书法充斥着纠缠不清的矛盾、混乱和错漏。治病除根，笔者认为，欲破解现代书法之迷困，必得重树创作先于理论的立场，必得先振起创作。而欲振起创作，必得厘清现代书法的创作理路。

此理路差可以四字概之：由内而外！

一、“由内而外”何谓？

笔者提出的由内而外，大致有三层意思：一是由中国书法的传统内部生发出现代的、外部的艺术表现；二是提倡应由书法艺术家的内在需要推演出外在表现的现代书法创作；三是主张应有深厚的传统内在功力才能胜任现代书法创作的外在表现。

这一观点，笔者由深入反思现代书法创作进程及借鉴中国画创作发展理路所得。现代书法创作的发端是85“北京现代画会”的首展。毋庸讳言，它是在85新潮美术影响下出现的，其创作者均不是传统书法阵营里得到广泛认同的书法家而是画家。其创作理路是借鉴绘画、借鉴甚至简单地模仿日本的某些现代书法表现形式。他们的功绩是催生了中国现代书法之 婴。此后的创作尽管无不标榜比其高明或对其超越，但创作理路却始终难脱其窠臼。由于创作理路上是非传统的、非书法本体的，因此，尽管他们后来也开始标榜现代书法创作不是传统书法的对立，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出新，但仍然无法阻止来自书法传统内部阵营的猛烈的、无休止的抨击，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中国画的现代之路也是一个更加活生生的先例。在对中国画进行了彻头彻尾甚至改头换面的所谓现代革新进程中，面对着越来越不象中国画的种种创作，学术界再次认识到当年潘天寿先生提出的“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以及“为两峰增高阔”①等思想的无比正确和重要。中国画尚且如此，何况于中华民族独有的书法艺术呢？笔者由此受到启发：中西两种文化间的互取所长、互相吸收是可以的、是对的，但要加强研究和试验，不能简单照搬或克隆。更重要的是在吸收的过程中要坚持书法本体的立场，毕竟现代书法还是叫书法的。

另一方面，书法艺术家的创作应是发自内心的，作品是内在心象的外化，所谓“书为心画”。这对现代书法创作同样适用。现代书法家们的创作就不该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现代而现代的无病呻吟，或者为了立派而结派，为了入流而同流的功利主义的肆意“圈地”，而应是传统而不乖时，现代而不同弊，得时代风气之熏染，合现代思潮之陶冶，在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现代的精神和现代人的气息。

当然，强调“由内而外”就不得不对艺术家的传统书法功力提出一个极高的要求。这关乎作品的“技术难度”，更关乎作品的艺术生命。不难发现，传统书法功力不深的现代书法创作只能是剪剪贴贴或涂涂扫扫，只能是修饰大于书写，做作多于自然表现。某些现代书法的创作者们为日本的手岛右卿、井上有一等人的现代作品所惊叹的时候，他们总以为自己只是缺少那种渲泄的气势和忘我的流露，而忽略了书法赖以生存的技术和物质基础。

二、由内而外的基本要求

由内而外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一种理念，当然这更是中国现代书法创作的一种必然理路。

笔者以为，中国现代书法创作的近二十年历程，只能算是起步，现代书法的路还很长。可以说，由内而外这一理路的获得，正是对此前创作反思的结果。目前的现代书法只能说是尚处在少年期，对它的成长我们必须抱一种“慢热”的心态，而不是急于求成、拔苗助长。这是首先要达成共识的端正的心态。只有认识到现代书法创作的幼稚和发展的不容易，才能立下恒心、痛下功夫，在传统书法的根基上用力，才能体会一艺之成的大不易。

由内而外还提示我们坚持中国书法的立场，有中国传统书法之内，才有中国现代书法之外。有中国书法之内在统系与维护，才能在借鉴西方现代艺术或日本现代书法等外在形式的时候，不做简单的因袭和模仿，而作高深的提炼和吸取。当然，由内而外还是一种合乎情理、艺理的理念。如儒家所倡导的“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的思想，养颜术中“内滋养而外光华”的主张。此事理，亦艺理。为艺者不可不通此理，不明此径。

因此，养内而形外。只有由中国书法的传统和内部出发，结合现代艺术精神，反复研究和探索尝试，并在传统书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中找到闪光的现代因子，加以开掘和表现，才能创作出真正现代的、代表这个时代高度的书法作品。

三、由内而外，才能真正完成传统人文精神和 现代人文精神的对接、完成传统人文精神的现代转型。

在近二十年发展进程中，现代书法最根本的困境就是它始终没有真正融入书法而为书法界普遍认同和接受，并由此真正融入当代文化、当代社会。如上引曾来德一文中所说：“现代书法到底要表现什么？它跟传统书法之间的关系，就是能不能梳理，能不能阐释、能不能对接？”也是此意。

而现代书法欲达此目的，必得以现代艺术精神的确立为旨归。如王冬龄《现代书法精神论》②中说：“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核心艺术，最能体现中国艺术精神。我们认为，在世界逐渐多元的时代，中国的艺术到底该为世界提供怎样的独有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不应是在西方殖民文化的背景下出现的猎奇式依附性的价值，这是我们应该研究和关注的主题„„既然书法家的创作条件发生了变化，书法精神也就随之嬗变。传统书法强调精神消遣和人格象征，那么现代书法重视自我的直呈和艺术的表现。”

对这种“自我的直呈和艺术的表现”，他是这么说的：“现代书法精神的表现方式即艺术表现也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是中国书法的书写性，其次是自我的直呈性，再次是丰富性。在现代书法创作中，我们认为第一要义是强调书写性，虽然我们并不反对装置和观念艺术利用书法资源，淡化书写性，解构汉字，它们属于另一个范畴另一个本质。因此，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它们与书法不属于同一种同一类，或者同种不同类。书法这一类 的艺术表现有它的本质性特点，那就是中国独特的书写性，这一特性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积淀，具有成熟独特书写性，这一特性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积淀，具有成熟的特点和深厚的东方精神。中国书法的书写性强调一气呵成，笔笔生发，在时间的流动中完成空间，在提按的动作节奏中表现自我精神的流露和自我的完成，精神能够在纸面上流转，所谓一片神行，这样的艺术是何等完善的艺术！它是中国书法最富于魅力的特质所在，美国波洛克的艺术创作与中国的书写性相比就显得软弱多了。无论是线条的质感表现还是空间的深度和多变性，中国的书写性更富于智慧因而也更成熟。中国书法书写性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手性、笔性、墨性、纸性、心性，其中心性统帅全局。心性即精神的表现，而且在锤炼笔性的同时也是锤炼心性，否则一切表现手法就沦为空洞的技巧，而非艺术的本真存在。中国的书写性对心性的表现由感官到精神各个层次的自我实现，已经建构了传统的表现方式。现代书法的精神表现就建立在这一深厚传统的基础之上，它的表现将更富于深度。”

是的，中国现代书法的精神表现就建立在传统书法精神这一基础之上。因此，要完成这种对接，完成这种转型，就必须深入中国书法的传统，区分真假传统，真正理解传统，积聚传统书法功力。如李可染先生所说：“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功力打出来”。这样由内而外，由中国传统书法之内而现代书法之外。由中国书法传统人文精神而中国现代书法人文精神。

注：

①详见《潘天寿谈艺录》页18、21，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9月版； 见《现代书法研究》创刊号（2003.11），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编辑。

② 5

第三篇：传统文化在现代的意义

传统文化在现代的意义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五十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惊人而巨大的变革。不可避免的，中国文化也遭受了剧烈的撞击与动荡。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汇，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与洗礼，可以说，自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后期，中国一直是多种文化厮杀的主战场。

然而，在经历了质疑，批判，反思之后，中国文化似乎仍然处于比较尴尬的状态。现代年轻人普遍没有文化归属感，面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各种冲击，我们站在路口却不知去向。

我们生活在所谓的“后现代”世界里，我们吃肯德基，我们过圣诞节，我们立场做有文化的人，但我们很少思考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此时的拥有的，真正的文化。面对这样的文化残局，选择逃避是于事无补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找到答案。要想找到答案，就必须要先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现代意义。

提倡对人的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精华。这一点，与我们当代社会提倡的以人为本和民主民本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

中国礼仪文化中有很多道德的因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香水偿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是因为我们民族有着一种崇高道德精神。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提倡人伦价值，强调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美德。另外，传统文化中还对我们提出“诚信”，“仁爱”，“互助”等等道德上的要求和希望……这种注重对人的道德教化，和“以德治国”的思想，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构建精神文明所继承和发扬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追求和谐。“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方面关系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和谐放在了首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家提出“天人和一”的思想。即把自然与人看作一个统一、平衡、和谐的整体。主张“道法自然”，即人们要顺从自然，回归自然，把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惩罚减少到最低限度，寻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空间。在人际关系上，强调和谐有序，追求实现“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的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是人类世界的共同精神财富，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恒久价值，我们要理解它，然后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真正为构建和谐文化出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如果丢弃了传统文化，我们将推动的是我们自己的根和灵魂。当然，另一方面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积淀，也存在一些腐朽的“毒素”，不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必须要剔除的，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清醒地来了解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取精华，去糟粕，继承一些“老祖宗”的东西，同时吸收外来的好的文化，以此来更新我们的文化，创造一种真正适合中国的文化。因此，我觉得，要想真正找到一条传统与现代兼并的属于中国的文化之路，我们首先要重视传统论，走进它，了解它。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现代意义 1．仁者的关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色彩

相对于以宗教为主导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中国传统文化对鬼神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相反它更关注人，关心凡身肉体所构成的芸芸众生，子曰：“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提倡对人的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精华。这一点，与我们当代社会提倡的以人为本和民主民本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2．道德的教化：构建文明的必然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对群体，伦理意义上的人的道德规范与教化。过去我们在批判传统文化时，总习惯于把封建文化中的三纲五常等作为首要批判对象，然后不计其余地把整个传统文化打入冷宫。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路，不难发现这一整套道德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促进了而非阻碍了当时社会的“和谐”与发展的。只是对于当代社会来说，我们需要的是剔除它在形式上所表现的不合理成分，去伪存真，弘扬一种现代社会正常动作所需的道德规范。而这种注重对人的道德教化，“以德治国”的思想，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构建精神文明所继承和发扬的。

3．和谐：人生宇宙的至高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大精华所在，便是和谐的思想。“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方面关系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和谐放在了首位。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强调不偏不倚，及而不过，强调一种中和之美，协调之美。“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人的品性与天地合一，四肢对四季，五脏对五行，中国传统文化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描述得至善至美，“天人合一”是一种合谐的境界，更是一种诗化了的人生宇宙的至高境界。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谐，不仅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更具有强烈的美学意义，哲学的况味，它所能涵盖的不仅仅是我们日常所说的人与环境关系的范畴，而且上升到了人生信仰的范畴，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人人生境界的提升，弥补信仰上的迷失，具有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五、继承与更新：中华文化的复兴之路

纵观当今国内外现状，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文化的多样性呈现和其之间的交汇融合已成大势所趋，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发展迅速的当代中国，如何建构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先进文化，已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思考的命题。在文化氛围日趋开放和理性的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理性地分析我们的传统文化，必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当然这种回首不是自恋式、复古式的固步自封，而是以现代社会为参考系，衡量传统文化中精华和糟粕的成分，寻求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现代意义，继承和更新一切有利于发展当代中国文化的成分。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经济上成为大国的同时，成为文化上的强国。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更加自信地屹于世界东方，坦然面对世界的风云变幻。自有长缨在手，笑看八面来风！|评论

第四篇：学书法的意义

书法歌谣

学书法的意义

学书法，传国宝，作品好，人称道。多修养，人格好，育德智，素质高。利学习，利社交，意义大，应知晓。

书法三要素

书法为艺术，具有三要素，其一叫笔法，运笔讲法度，其二叫字法，结构很讲究，其三叫章法，布局讲艺术。

学书快慢歌

慢了快，快了慢，一锹挖井难实现，慢为稳准见效快，快急擦滑进步慢，此为循序渐进法，欲速不达快反慢。

少了快，多了慢，不要贪多嚼不烂，少吃为了消化好，肚量不可等量看，此为原则少而精，量力而行是关键。

常练快，停顿慢，龟兔赛跑是经验。浅尝辄止半途废，宝剑不磨变锈烂，此为持之以恒理，专心致志学不厌。

明理快，不明慢，学书无法与瞎练，重复错误效率低，若想成功难上难，此为学书最要诀，用心领会多钻研。

学书“三要三忌”

学书第一要，恒心要做到，曲儿不离口，随手练字好。学书第二要，毅力不可少，坚持过难关，决心不动摇。学书第三要，钻研多动脑，师傅领进门，个人来修道。学书第一忌，恒心不足具，三天来打鱼，两天晒网去。学书第二忌，信心已失去，中途遇难关，畏难缩回去。学书第三忌，被动来学习，练字不动脑，消极无兴趣。听写读说四会

学书法，重师承，老师讲，认真听，听表扬，听批评，听道理，记心中。动手写，少而精，求质量，先描红，动脑筋，求神形，多而滥，白折腾。细读帖，练眼功，静思考，印心中，闭上眼，见字形，精妙处，化己用。说书法，会讲评，讲道理，条条明，说方法，讲得清，能评论，高水平。

第五篇：儒家思想现代意义

儒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其中的“仁治”、“正已”、“人和”等管理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重新理解儒学、准确阐释儒学对于我们当前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儒家与法家、道家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法家管理思想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韩非子等。法家思想主要是克礼贵法。法家反对儒家所谓的礼教，认为儒家主张礼教实质目的是为了固化等级制度，并认为礼教最终导致贵族阶层的权力世袭和腐败重生。法家认可人的好恶之私心，认为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法家认为民之好利对于国家治理是一件好事，因此法家强调法制，通过法制的建设来定分止争，即通过对民众财产的认可来实现恒产者有恒心的社会状态。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进一步强调把“法”“术”和“势”相结合以实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商鞅亦提出不要因循守旧的思想，强调“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张。由此可见，法家强调外在的管理和控制，而儒家强调内在的修身和自省。

（二）道家管理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和庄子等人。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提倡人应该顺应自然，实行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存理念。道家反对对名利的追逐，强调至虚守静。道家认为好的君王应该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达到无不为。道家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鱼，大道至简是治理的最好方式。因此道家强调对自然的效法，自然体现了事物的本质规律，自然而然实质上就是一种顺应自然、尊重规律的态度，对人民和君主来讲都应该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境界。道家同时强调管理的艺术，认为“大音希声、大象希形”（《老子·道德经》）[1]

二、儒家管理思想简述，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大智若愚的处世哲学。这种思想与儒家所倡导的克已复礼的入世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道家强调超世，儒家强调入世。道家的管理智慧在于率性而出、返朴归真。而儒家强调因循社会的变化而主动的调整和克制。前者强调从个体的本性出发来形成社会管理的模式，而后者强调要因循社会的变迁来完善个体教养的修齐。

（一）仁治的管理智慧儒学博大精深，儒学所谓的“儒”即指有学问的关心人类幸福的人。儒学亲仁爱、倡和谐，要达到孝悌信仁、无度不丈夫。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认为“仁”即人与人相处的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2]

对于如何实行仁政，孔子认为要举群贤之力，不耻下问。“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哉！”（《孟子·梁惠王下》）并且儒家认为仁者对“上”人要忠，对“中”人要恕，对“下”人要慈。忠诚、宽恕和慈爱的主张对于处理好人际关系十分有益。因此儒家的仁治并非人治，前者强调自身的修身和养性，后者强调对人治理上的专制和独裁。孔子进一步提出“仁政”说，并主张“宽猛相济”，可见孔子并非认为在治国策略上只采取“仁政”而彻底否定“法治”。儒家思想虽然与法家所谓“尊礼重法”和道家“道法自然”有所不同，但也并非完全的对立和不容，儒家更强调“仁者不忧”和“仁者忧道”，突出个人的“克已复礼”和“见义忘利”，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要求和自我管理。

[3]孟子强调领导者要德才兼备，要对贤者充分的放权，这也是施行仁政的一种方法。孟子进而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指出君王要善于倾听多数人的谏言，“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3]

（二）正已的管理原则由此可见，儒家的仁政思想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非常具体和深刻的，它清楚明白的指出君子实行仁政时要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并强调君子“选贤与能”时要察之慎行，这对于当前管理工作中的选人用人机制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2]政就是“正”，所谓政治家的责任就是领导社会行正事、走正道。政治的要求，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保持端正，然后才可正人，如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和作为宗教家的甘地等人以感化的教育来转移社会风气，也可以说是“政者正也”的典范。帅之以正，这是孔子的定义，也是千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名言。季康子是一个当权的人，所以孔子对他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要管理者带着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下面自然就风清气正了，这是偏重于为政，偏重于领导而言的。中国古代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是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因而指出“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2]，这都是强调管理者的作用，管理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下属，管理者正则下属正，管理者不正则下属不正。孔子因此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礼记·大学》）[4]。孔子在这里所谓的絜矩之道就是规范人的日常行为的尺度。儒家实际是强调君子要正已和仁恕，对待周遭的上下级关系，儒家主张“子所恶，勿恶于人。”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也，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3]

儒家认为正已的关键在于“修身”。孔子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孟子在这里指出仁德的言辞不如仁德的声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能获得民众支持之心。良好的政治，百姓可能会违反它；而良好的教育，百姓则乐于接受它。良好的政治能聚敛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能赢得民心的拥护。由此可见，君王行仁政，要通过善教和仁声来实现，而君王如何赢得声望，则必然需要通过“正已”来实现。[4] 孔子进而指出修身贵在“诚”。孔子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礼记·中庸》）[4]孔子进而认为能够天生真诚的人是圣人。孔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礼记·中庸》）[4]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强调通过修身来做到正已，而如何修身，最重要的是明善和诚身。当今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企业管理，管理者都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只有通过个人的行为来示范，才能最终通过声望的魅力来实现最佳的管理状态和良好的组织氛围。这也就实现了儒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2]

（三）人和的管理境界的管理目标。儒家强调入世，认为个体要学会与社会大众的和谐共处。人和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融洽。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3]孟子进而说“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这学期我们学习了儒家管理思想的有关内容,对于历史,我们要传承.正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等经典思想一样,儒家学说的管理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学习.追求人的存在的完善发展和推进有道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人类始终在求索和践履的一个关于如何管理自身的永恒问题.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自我主动认识和实践中,人类由远古走向现代文明,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由于人类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是一个不断更新递进的社会活动,因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想答案,既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形成,也不可能一经形成而不再变化,它将随着人类的生存而存在,并将随着人类的进步而更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认识实践的丰富智慧的结晶.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对此具有很深的认识.从儒家文化的内容特征上看,还是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上看,都可以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关于如何管理人类自身社会行为的学说.儒家的管理哲学思想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它构筑了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用.由于儒家的理论本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对其中一些主要的管理思想进行一些分析.我们可以把儒家的管理思想分为这么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管什么?儒家的回答是“治人”；其次是谁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劳心者治人”；最后是怎样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和为贵”.对这三个方面儒家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有一句话很能反映这个哲学.“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人看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有关,那时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反映国家的强弱.所以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所以,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儒家对于人性的假设,从理论的深度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偏重于道德.从管理的对象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着重于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论.至于恶的来源,儒家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来源于天生的,而改变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方面和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荀子认为：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其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几点：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我们知道“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来施行管理的.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指导全国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悲剧.虽然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沧桑,但儒学依然以其特有的文化特质为后代所赏识,尽管在中国极度动荡的历史时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却未能抹杀其光辉,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一直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世界的东方以至于整个世界.其中既有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样也有着封建的糟粕.无论它是什么,历史告诉我们,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孔子讲“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首先可以诠释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原因，同时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来讲，孔子认为“和”是和谐与统一的意思。“同”是相同和一致的意思。和是抽象的，同是具体的；和是本质的，同是表象的；和是共性的，同是个性的。君子相“和”首先在于承认差异和矛盾，没有差异、矛盾和不同，事物就无法发展和进步。只有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和包容差异才能求“和”存异、共存共荣、和衷共济。可见儒家强调人和，更高的境界是追求一种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追求那种表象上的相同，这也是当今社会人类共存的基本法则和行为规范。费孝通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实际上是对君子和而不同的最佳诠释。现代管理强调人与人的交流与沟通，如何实现最佳的人际管理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儒家强调的“和而不同”对于现代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管理过程中对于具体事件的把握需要有求同存异的精神，特别是企业运营之中允许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所谓百花齐放的态势的同时又强调人和，对于现代管理十分有益。它不仅能够保证群策群力作用的实现，同时又能够保证企业整体的稳定与和谐。现代管理的每一个个体，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基层的工作者都有必要学习这种管理文化，这对于组织长期稳定的运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

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加大了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学习和借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儒学因其被质疑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而倍受责难。改革开放后，人们重新开始学习儒学、研究儒学，因为儒学毕竟是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血脉和管理智慧。我们有必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重习儒家思想、吸收儒家管理思想的精华，对于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重视人的因素。现在世界上的各种管理学说，无不强调以人为本，人本思想恰恰是孔子最先提出来的。孔子以及儒家的管理思想，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认为要搞好管理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主要包括：“民为贵”的人本论思想，“举贤才”的人才管理思想等。《礼记·中庸》所谓“为政在人”，就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思想。孔子“仁”的学说，是儒家管理思想中重视人的理论基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2] 这里君子是统治者、管理者，小人则是被统治者、管理对象。孔子主张爱小人，并且以君子之道教育小人，就是为了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君子的役使，也就是愿意为了实现管理的组织目标而努力。同时，他又强调“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3] 也就是说要选拔政治的人，罢黜***的人，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也能管理好国家。孟子进一步发扬了孔子的这种思想，强调为政、治国的关键在于“得民”，而得民的根本要义是“得民心”：“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4] 同时又说“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5] 把是否重用贤能之时提到了决定国家存亡的高度。而他在用人问题上的反对论资排辈的观点则在现代企业管理学中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荀子则在两者的基础上，进一步精辟的阐述了人与法的关系。“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俱，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便，足以乱矣。”[6] 也就是说，制定法律仅仅是治理的开始，关键是要用贤能的人来执行，君子是制定法、执行法的根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制定良好的管理条例，管理规则仅仅是有效管理的第一步，而真正要想要管理好，甚至能弥补管理规则中的某些缺陷的，却在于管理人才的运用。先秦儒家思想的这些观点都说明了重视人的因素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出发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工作要得到管理对象的支持；二是管理工作要依靠人才来办好。[7]儒家思想的这一个特点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此后历代贤能的君主都注重用贤能来管理国家，而此后的科举制也正是基于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这种不论出身贫寒富贵，只看重个人才能的选管制度作为中国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很多其它的国家。其次是重视管理中领导的作用。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领导者要对被领导者起表率作用。不论是国君还是庶民都要从自我“修身”做起，因为领导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8] 同时，孔子还把领导者自身的品质和行为对群众的影响比喻为风和草的关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9] 也就是说风往东吹，草必往东倒；风往西吹，草必往西道。下面的风气不正，原因是从上面来的。充分强调了领导者的良好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其二，领导者要宽以待人、取信于民。孔子强调领导者要“无求备于一人”，要“赦小过”。认为以宽容态度对待被领导者，容易得到他们的拥护，即“宽以得众”。孟子则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以民为贵作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中心，以得民心作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原则，认为只有得到了民心，才能真正得到天下，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更好的维持其正常的管理。其三，领导者主要应该做好领导工作，而不要包揽具体工作。孔子认为，担负全局的领导、指挥工作的领导者和担任各种具体工作的工作者必须有所分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管理思想——各司其职。重视领导在管理工作中的作用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又一个主要观点，这对我们今天的管理工作仍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其中的很多观点蕴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再次管理必须着眼于长期的战略目标。所谓“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10] 这里，“大事”指长期的战略目标，“无欲速，无见小利”则告诫我们不要急功近利。这是因为，实现长期的战略目标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还要具备各方面的主客观条件，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蹴而就。如果我们不着眼于长期的战略目标而一味的只重视眼前的一些小利，缺乏 耐心和毅力，急于求成，不但会达不到预定的长期战略目标，而且还会招致重大的挫折，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管理必须要着眼于长期战略目标，不可一味急功近利，这是一条有普遍意义的原理。它不仅对国民经济管理使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同样适用。最后，管理必须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11]，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荀子的“上不失天时，下布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12]这些思想都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管理思想中，如何使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之间，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和谐，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关系和谐了，则各项工作都可以顺利开展了，关系不和谐，则不仅无法达到有效的效果促成管理目标的实现，甚至连正常的管理工作都无法完成。传统儒家管理思想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几乎每个朝代的统治者无论在行政还是经济军事管理中都借鉴了其中的很多思想。继秦始皇以严酷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失败后，诸葛亮吸取了秦汉以来的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选中了孔子“礼义”治国思想作为治国的基本理论。隋唐建立三省六部制，建立议事制度，并开科取士。辅助蒙古统治者进行改革的先驱者耶律楚材更是大张旗鼓的提出了“以儒治国”的思想。此后到宋元明清，我国管理思想的内容直至一直没有发生变化，直到我国近代，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有相当大的社会基础，***实业家都把儒家伦理思想引入企业管理中来。天津东亚公司的宋斐卿在公司大楼的山墙上高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个大字，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儒家的以自我管理来达到全系统管理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很多其它的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就是很好的证明。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儒家管理思想不仅是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渊源，另一方面，它对今天的现代管理也有重大的影响。它的以人为本，重视人才，重视领导，着眼于长远的战略目标以及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的一些进步思想在今天仍然散发着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