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事案件中争议焦点的归纳（本站推荐）

第一篇：浅析民事案件中争议焦点的归纳（本站推荐）

浅析民事案件中争议焦点的归纳

民事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庭审占了大量的时间，如何提高庭审效率？不得不思考，在庭前证据交换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这就要求我们在庭审活动中必须能够迅速准确找到案件争议焦点，保证法庭调查抓住重点，明晰审判思路，顺利指导当事人完成举证责任，从而快速查明案件事实，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

一、争议焦点的概念、特点

何为争议焦点？简而言之，从字面意思可知：争议+焦点，即民事案件审理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重要问题。争议焦点有三个特点：一是争议型，没有争议，何来焦点？如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借款2万元，被告辩称，借款属实，欠条为真，但现在没有能力还款。那此案便没有争议焦点，作为审判部门的法官，合同的契约性决定了审判环节应当遵循借款合同。二是关联性，如有争议，但并非与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有关，争又何方？ 如离婚纠纷案件中，被告大声质问原告代理人：你凭什么帮她说话？此时有争议，但与案件无关联，只要原告代理人委托手续合法即可。三是有效性，如有争议，但影响力小，甚至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或者审判实践已成惯例，也无需归纳为争议焦点。如交通事故案件中，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20元每天，被告辩称按照18元每天计算，试问，如果此争议也归纳为争议焦点，那稍微复杂的交通事故案件中将满篇尽是焦点，显然不符合实际。

二、争议焦点的分类

（一）事实类争议焦点

事实就如故事，遵循记叙文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但今天审理的是昨天的故事，这注定了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差距。熙熙攘攘，皆为利往。原告为了其利益诉请，极力诉说对其有利的事实及证据，而被告相反，会尽可能的反驳甚至否定原告所言。法官只能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用依法予以认定的证据还原事实，此时便有争议，首先是证据的争议，其次是事实的争议，而事实的争议源于证据的争议。如民间借贷案件中，原告提交一张借条，被告辩称，借条不是我写。此时争议焦点便出现：借条是否为被告所写。还是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如被告辩称借款属实，但已还款，此时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已经还款。

（二）法律适用类争议焦点

目前在基层法庭审理的案件中，多是普通民事案件，如交通事故、婚姻家庭、民间借贷、买卖合同，上述四类案件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司法实践已经比较成熟，很少涉及法律适用的争议。但农村房屋买卖纠纷案件必然涉及，比如：轰动一时的北京画家村案件、小产权房买卖案件，涉及法律适用的争议，这类争议的原因更多是政策文件多，但法律规定不健全。还有曾经的河南种子案，涉及不同部门颁布的法律适用，这类争议源于对法官对立法法的理解及法官适用法律的角色定位。

三、归纳争议焦点的时间点

目前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三种做法：第一种：在原告宣读完起诉状，被告答辩结束后，法官根据诉辩称归纳争议焦点；第二种：在证据交换完毕后归纳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了举证期限及证据交换制度，要求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以及证据交换的情况，归纳争议焦点，并就归纳的争议焦点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可年，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归纳争议焦点的时间点应当在法庭调查环节，且是在证据交换完毕之后；第三种：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归纳争议焦点。笔者观点是第三种，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归纳争议焦点。首先，法庭调查主要涉及证据交换，法官询问当事人，当事人互问三个环节，一个案件经原告诉称、被告辩称、法庭调查，案件基本明了，此时如还有争议，类似大浪淘沙，此时仍尚存的争议便是真正的焦点。其次、对于新手法官，经历上述三个环节再归纳争议焦点，对案情把握也更透彻，不至于遗漏争议焦点；最后，给法庭辩辩论环节埋下伏笔甚至是列好提纲，使法庭辩论仅仅围绕争议焦点进行。

四、归纳争议焦点作用

归纳争议焦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形式意义及实体意义两个方面。形式意义上的作用主要体现有利提高庭审效力。比如：有利于法官驾驭庭审，有利于书记员快速、准确地进行法庭记录，有利于使当事人始终清晰地把握案件审理的发展方向，从而清晰地阐明自己的诉辩理由。实体意义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有利于法官掌握审判重点，明确法律关系的本质，分清法律行为的要件，从而有利于顺利解决纠纷。

五、如何准确归纳争议焦点

（一）归纳争议焦点的基本要求

既然是归纳原、被告之间存在的具有争议性的、与案件有关联的、重要的争议，那么必须秉承客观、准确两个基本原则。客观体现在尊重案件事实，准确来源于对法律关系的把握。

（二）避免两个误区

在庭审过程中，因庭前准备不够充分，或者是因庭审效率不高，或者审判人员能力受限等原因，归纳出的争议焦点往往表现为不够准确或者有遗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机械的将诉讼请求变为争议焦点。直接将原告的诉讼请求变成争议焦点是最常见的做法，例如最常见的民间借贷案件，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偿还借款，被告答辩称借款系高利贷，且已还款金额及利息远超过借款本金，要求驳回原告全部或者部分的诉讼请求，有些法官就把这类案件的争议焦点直接归纳为被告是否应当偿还原告借款，笔者认为该类案件应当将争议的焦点进行细化，需要查明借款本金、还款金额、已支付利息、利率标准后，再归纳具体的争议焦点，从而确定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上述把原告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当作争议焦点，实际上等于没有确定争议焦点，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是审理的最终结果，而非争议焦点本身。原告只有一个诉讼请求，但可能存在多个争议焦点，原告有时提出多个诉讼请求，但可能只有一个争议焦点，总之，诉讼请求与争议焦点密不可分但仍旧不同。

2、将所有争议都变成争议焦点。表现在将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也归纳为争议焦点。在交通事故案件中，被告保险公司对事故认定、责任比例、伤残鉴定、各项费用计算均有异议，是否应当全部归纳为争议焦点？显然不是，经过庭审调查及现有法律规定，对责任比例，是三七分还是二八分，更多是根据案情进行裁量，不必单列争议焦点；对伤残鉴定，被告仅仅是口头异议，没有任何证据提交，故根据证据规则，也可以依法对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无需更多争议。总之，争议焦点来源于争议，但争议焦点是被挑选过的重要争议。

（三）处理好关于争议焦点的几对矛盾关系

1、争议焦点的有与无

是否所有案件都存在争议焦点？不是。所有案件都有诉讼请求，但有的案件却没有争议焦点。如民间借贷案件，原告要求被告还款，被告辩称借款属实，借条真实，但还款能力有限，无法承诺还款期限，那么，此案没有争议焦点，只需直接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即可；如离婚纠纷，原告要求离婚，被告同意离婚，那么感情是否破裂已不再是争议焦点，只需查找子女抚养及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是否存在争议焦点。

2、争议焦点的多与少

一个案件有多少争议焦点？没有答案。争议焦点的多少跟原、被告分歧密切相关，一个案件，双方分歧越多，可能争议焦点越多，当然，争议焦点的难易与案件本省难易也相关。

3、争议焦点的静与动

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绝大部分案件的争议焦点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基本已定，解决这个焦点便可顺利结束案件，但是少量疑难案件的争议焦点却是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着。如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法庭调查中被告明确表示对原告提交的借条原件真实性有异议，原告陈述是原件，被告辩称虽然曾经给案外人出具过借条，但原告持有的是复印件，此时，争议焦点出现：原告提交的借条是原件还是复印件？此争议焦点是证据争议，属事实层面的争议焦点。于是本案休庭，启动鉴定程序，对借条笔迹及形式进行鉴定，可庭后不久被告提出，对借条认可，是原件，于是曾经的争议焦点不再有存在的价值，被告已经认可。随后，案件再次开庭，被告辩称，债权转让未及时通知，因债权转让自通知债务人起生效，此时，新的争议焦点出现：债权转让是否生效？至此，发现争议焦点不仅会变化，而且有先后顺序，在上述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中，如果对借条的真实性不予采信，本案失去了请求权基础，债权转让有效与否已不必谈起，只有对借条真实性确定后才可以继续审理。总之，在相对静止的庭审中归纳争议焦点，在绝对变化的案情中调整争议焦点。

（四）掌握正确有效的的方法

如何准确归纳争议焦点，离不开对基本法律行为要件的掌握，离不开对具体案情的了解，更离不开一次又一次的庭审积累及庭后的经验总结。案件争议焦点往往不是浮在表面上的争议问题，而是隐藏在争议的问题之后的双方矛盾。由此也可见，争议焦点的归纳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随着庭审的进展，逐步发现的，具体步骤如下：

（一）明确原告的诉讼请求，找出审理重点

没有诉讼请求的案件不是案件，忽略诉讼请求的庭审更是盲目的，从立案到结案，都要将诉讼请求牢记于心。要明确原告的诉讼请求，分清是确认之诉、给付之诉还是变更之诉；要明确原告诉讼请求背后的事实依据，主要是证据的采信与否；要明确原告诉讼请求背后是否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如果法律明确规定不予支持，再多的审理，再准确的争议焦点归纳都是徒劳的。

（二）明确被告的抗辩意见，找出争议

被告全部认可，无争议可言，更无从谈及争议焦点，故争议焦点源于被告的辩称中的异议部分。具体而言，要分清被告的异议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要分清抗辩还是反诉，切忌要将将本诉与反诉分开审理。另外，要明确被告的辩称背后有无相应的证据支撑，有无比较明确的法律规定。

（三）基于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及法律规定，确定争议焦点

一般而言，经历上述两步，基本上能判断处争议焦点，但是争议很多，焦点一定就那么几个，故还应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即利用排除法及挑重点，选出最后的争议焦点。要排除的争议如：与案件无关的争议，法律已明确规定的事项、证据证明力已经足够充分的事项等等。挑重点的争议如：属于法律行为要件层面的争议，属于法律行为生效与否的争议，属于法律行为是否完成的争议等等。

第二篇：关于民商事案件争议焦点的归纳

关于民商事案件争议焦点的归纳

所谓争议焦点，简单地说就是纠纷的核心，矛盾的交锋点，案件双方当事人争执的问题所在，在形式上是由法官归纳、并经当事人确认的争点，是引领案件审理、纠纷解决的主线和枢纽，也是体现法官熟悉案情的程度，把握法律与案件联系的能力的一个突出标志。

但从这次“两评查”的情况来看，民事案件争议焦点的归纳仍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争议焦点的归纳完全依赖于审判人员个人的感觉和经验，普遍存在笼统，不具体，不准确，或者失之于零乱，缺乏内在逻辑联系的现象，有的纯属为了有争议焦点这一环节而归纳争议焦点，结果使争议焦点完全失去了引领整个案件审理的应有作用。

究其原因，从表面上看，在于没有深度阅卷，庭前合议不充分，在庭上对当事人的陈述把握不准确，不全面，没有及时进行概括归纳，但从根本上看，在于没有掌握归纳争议焦点的相关理论，因而没有掌握归纳争议焦点的正确方法，所以只能凭个人的感觉和经验。伟人说过：“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对争议焦点归纳的认识也是如此。只有对争议焦点的归纳达到理论认识的程度，才能在这个问题上由自发状态进入到自觉状态，才能把正确归纳争议焦点的偶然性变为必然性。

从大的分类来讲，案件争议焦点包括事实争议焦点和法律争议焦点。这样的分类是由司法裁判的逻辑所决定了的。在成文法背景下的裁判逻辑，是一个形式逻辑的三段论过程，即由成文法确定的法律规范基础构成大前提，由事实基础构成小前提，而法律规范本身内在的逻辑结构则设定了推理的基本路径，因而裁判的过程实质就是一个确定事实，并从成文法体系中选择与事实最相适应的法律规范，并把这一规范的内在逻辑外化到事实中的过程。受这一逻辑所决定，事实和法律成为案件裁判最基本的两个要素，并构成争议的两个基本范畴。

一、事实的分类与争议

根据司法裁判的进程和环节，事实可以分为这样几类或几个层次：原生事实、当事人陈述的事实、法庭查明的事实、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以及法律事实。

所谓原生事实，就是哲学上的客观事实，即事物在特定时空的客观状况。当 事人陈述的事实，是指当事人根据自身的体验和其他考虑，向法庭描述的案件事实。法庭查明的事实，是指法庭以双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和证据为基础，依据证据规则和程序法查明和确认的事实状况。法庭查明的事实属于人认识到的事实，是人依据一定的认识规则，以一定的证据为依托，在主观中建构起来的事实，它以原生事实为目标，无限接近，但又存在着差别。因为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认识世界，所以查明的事实能够与原生事实无限接近，人能够通过查明的事实从整体上把握原生事实，在绝大多数时候是如此的；同时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因此，查明的事实并不等于原生事实，两者有时可能存在极大差别，人们在一定的时空内只能接受这种差别。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是指法律规范中设定的事实模式，可以称之为概念事实。法律事实是指将法庭查明的事实归类到法律规范中设定的事实模式所形成的事实，是法官能够直接适用法律规范“处理”部分的对象，其实质是用法律概念对法庭查明的事实加以法律改造或翻译，使之归属于某一概念事实。法律规范中设定的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关系是属与种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

但是，关于上述分类事实的争议在性质上并非都属于事实争议。原生事实属于客观事实，是需要查明的对象。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和法庭查明的事实，属于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是法庭调查阶段的事实，也是真正的事实争议。而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和法律事实，很显然是属于法律推理范畴的事实，应当归入法律争议，而不是真正的事实争议。实践中，人们经常会将这两部分混为一团，就是因为没有区分清楚事实争议与法律争议的不同性质。

具体来说，关于事实的争议可分为是全部事实的争议还是部分事实的争议；是事实主体的争议，还是时空的争议，是行为的争议，还是结果的争议；是事实形成的争议、变更的争议，还是终止的争议；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争议，还是举证责任转换的争议；是证据的争议，还是经验法则的争议；是证据三性中合法性的争议、真实性的争议，还是关联性的争议；是经验法则中的科学判定的争议，还是自由心证的争议。究竟属于哪一种或哪几种争议，只能根据具体案件来确定。只有把争议根究到各个环节，才能使争议具体化、精确化，真正做到“定点清除”，这就是争议的层次性。法律争议亦是如此。

二、法律规范的构成与法律争议

要分析法律争议，首先就要了解法律规范的构成。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在结构上包括假设和处理两部分。假设又包括主体、行为等要素，共同构成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模式，有的称之为“条件”。处理则包括模态和后果，其中，模态是对事实的法律态度，即对之予以肯定，或否定，或放任，多体现为“可以”、“禁止”、“应当”等词语的使用，有的据此将法律规范分别称之为授权性规范（或任意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命令性规范（有的则认为其中部分应当属于倡导性规范）。后果即如果主体按照或没有按照模态去行为时，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或者为其设定的义务，即平时所说的法律责任。

但是，在成文法体系中，由于立法效益和技术的限制，法律规范往往并不是以完整形态出现，而是由分散在各处的法律条款共同构成，或者以缺省形态存在──即只有事实、模态或后果中的某一项或两项，其他内容则以一种隐含的方式存在。比如，“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就是一个缺省的法律规范。其中，“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构成事实模式，“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是后果，缺省的是“模态”，这个要素是隐含地存在的，即法律对于事实模式的否定性态度没有明确表示，而是通过设定的后果表现出来的。有时事实模式部分本身也是处于缺省状态。比如，“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就隐含了一个前提事实，即合同已经依法成立并且生效。因此，在选择运用法律规范时，就必须要从众多法律条款中进行挑选整合。同时，基本的法律规范单元又可以组合成法律规范群，以应对事实的多种变化。法律规范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法官要对各部门法有系统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能够根据某一个或几个规范主题词迅速把相关法律规范联想和整合到一起，提炼出完整的法律规范。法官异于常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对法律规范的熟悉程度要远超常人。

围绕法律规范这一核心，法律争议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关于法庭查明的事实应当归入哪一法律规范管领之下的争议，这主要是通过对法律规范中设定的事实即概念事实的构成进行分析，并将法庭查明的事实与之比对来实现的。第二类则是关于法律规范后果部分的争议，即后果设定的内容应当在何种程度何种数量上适用于争议的纠纷。第三类是对法律规范本身内在逻辑推理的争议。

具体来说，法律争议又可以分为：是法律规范假设部分的争议，还是后果部分的争议；是同一法律规范的假设部分与后果部分的逻辑关系争议，还是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争议；是假设部分中主体的争议，还是行为的争议，还是方式的争议；是后果部分中性质的争议（即模态的争议，如有效无效，何时生效），还是方式（如责任方式）的争议，还是程度或数量的争议，抑或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的争议；是法庭查明的事实与法律规范假设部分的概念事实是否直接对应的争议，还是关于它们关系的法律推理的争议；是推理本身的逻辑的争议，还是推理的方式方法的争议。

三、争议焦点的层层揭示

综上可见，只有双方当事人的争议最终具体到事实或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且不能解决，而需要法官作出裁断的，才是真正的争议焦点。由此也可见，争议焦点的归纳，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由浅入深，由粗到精，层层剥笋，逐层深入，一步一步地形成的。理解了这些前提，然后再结合案件审理的实际过程，就可以概括出争议焦点归纳的基本程序。

（一）明确并固定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是梳理和明确原告诉求所依据的事实基础。要点是将原告陈述的事实按时间顺序或主次顺序加以排列和分节。实际就是记叙文的基础写作方法，即抓住记叙文的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发展和结果进行展开。关键是要理清事实线索和顺序。有时当事人会因为各种原因，把事实弄得非常复杂繁乱，这就需要法官有极大的耐心，条分缕析，理清头绪，分出层次。

二是梳理和明确原告诉求所依据的法律基础。要点是尽可能将原告所依据的法律规范细化到条款。在实践中，很多时候当事人并不能明确这一点，即使法官追问也不肯明确，对此只能留待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作出考虑。

三是明确并固定原告诉请判令的具体内容。应将诉求的具体内容加以条理化，逐项进行确认。最起码的要求是，要能将诉请判令的内容明确细化到能够归入确认之诉、给付之诉还是变更之诉的范畴。如果不能归入到这些诉的范畴，这个诉的性质就不明白，审理就会失去基本的方向。这是成文法背景下诉的格式化归类所必须的。有的当事人出于文化水平和认识原因诉讼能力不足，不能做到这一点，法官就应当引导其逐步加以明确。

（二）明确被告的抗辩意见。

一是梳理并确定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事实基础是承认还是否认，是全部承认还是部分承认，分歧在哪里，被告有无提出新的事实基础。

二是梳理并确定被告对原告提出的应适用的法律规范基础有无异议，异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其认为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条款是什么。

三是明确被告抗辩请求的具体内容。将抗辩请求的内容加以梳理，并将其与原告诉请判令的具体内容逐条对应起来，并加以条理化。同时，要分清其请求仅仅是抗辩还是包含有反诉，避免把抗辩与反诉混同。如有反诉，应另行依上述基本程序梳理。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这一个分析过程，将原告诉请判令的具体内容与被告抗辩的具体意见进行比对，把双方有分歧和不一致的地方找出来就确定为争议焦点了。但是，还只是对双方意见的初步的剖析和归纳，这样归纳出的争议焦点还比较宽泛，不够具体，针对性不强，大多数时候双方的观点形不成交锋。同时，这样归纳出的争议焦点缺乏适法性，没有与法律规范相联系，对适用法律起不到指引作用。因此，这一步所剖析出来的争议焦点只能作为第一个层次。

（三）厘定事实争议焦点。

根据双方关于事实的陈述，结合事实的分类，找出具体的分歧所在，即为待证事实，此为事实争议焦点的第一个层次。然后分析待证事实是属于积极事实还是消极事实，并进一步分配举证责任，这构成事实争议焦点的第二个层次。最后根据围绕待证事实举证质证的情况，厘定出关于证据的争议，构成事实争议焦点的第三个层次。

（四）厘定法律争议焦点。

如果当事人对于适用的法律有明确的意见的，则可以根据双方的意见，厘清法律争议的层次，查出争议的所在，即为法律争议焦点。如果当事人对适用的法律没有明确的意见的，首先要把法庭查明的事实与相关的部门法联系起来，再从中寻找相关的法律规范，然后分析法庭查明的事实是否可以归入法律规范设定的概念事实，这是法律争议焦点的第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又可能转化为对法律规范设定的概念事实的构成本身的争议，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对于法律规范后果的性质、方式、构成、变化的争议。一般地，这三个层次之后，事实或行 5 为的法律效力问题基本能够得到解决。第四个层次是后果适用于法庭查明的事实时，因具体个案情形的不同有所调整变化的争议。有时，因为当事人行为的复杂性、变化性，在适用法律规范时，不只是适用单一的法律规范，而是适用法律规范群，这时法律争议焦点的厘定就更加复杂了，但基本的仍是上面的程序。

依据相应的理论知识，并按照上面的基本程序归纳得出的争议焦点，本身性质明确，区别清楚，能形成交锋，与法律规范联系达到了具体而微的程度，从结构上既便于庭审层次分明，线索清晰，也便于裁判文书的制作；从逻辑上既能够保证不遗漏当事人的争点，又能够保证法律规范适用的准确性。

四、反思庭审结构与体制

争议焦点归纳的特点，对庭审结构和体制提出了要求。现在的庭审结构很机械僵化，几乎都是在当事人宣读完诉辩意见后，即由法官一次性归纳出争议焦点，然后开始法庭调查和辩论。由于归纳的争议焦点过于宽泛，导致庭审思路不清，层次不明，耗时费力，调查和辩论往往纠缠在一起，甚至出于各种考虑，任由当事人在庭上漫谈，以致辩论时不是重复，就是无语，庭审流于形式，走过场，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功能。其认识上的原因在于对事实争议和法律争议的区别不清，没有进而认识到法庭调查是一个认识事物的过程，而法庭辩论是一个比对事实与规范的过程，前者遵循的是经验法则，而后者遵循的是语义学法则、解释学法则，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同时也没有认识到争议焦点的归纳是层层剥笋、逐层深入的过程。其庭审理论上的原因在于抗辩制观念落实到制度上过于理想化，机械化，完全放弃了法官在庭审中应有的主导权，不能适应成文法的浩繁与当事人法律水平普遍偏低现实的矛盾。庭审结构与体制要符合案件争议焦点揭示的实际特点，就必须在划分为事实调查与法庭辩论的大框架下，根据争议焦点归纳与论证的进程，灵活地加以划分，同时要加强法官对案件审理的主导权。

第三篇：准确归纳民事庭审的争议焦点

准确归纳民事庭审的争议焦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了举证期限及证据交换制度，要求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可见，法官须归纳双方的争议焦点，法庭调查也将围绕双方争议的焦点展开。争议焦点归纳得准确，法庭调查才能把握住案件重点。也就是说，准确归纳了案件争议焦点，法官就如同找到了开启迷宫大门的钥匙一样，可顺利指导当事人完成举证责任，快速查明案件事实，从而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因此，作为审判法官，在庭审中准确归纳争议焦点是其必须具备的能力。

一、当前在归纳争议焦点方面存在的误区

民事审判的过程，其实就是发现争点、固定争点、处理争点的过程。实践中，还存在一些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把原告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当作争议焦点，实际上等于没有确定争议焦点。例如：原告起诉某铁路局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要求某铁路局赔偿损失，法官在审理时就不能简单地将某铁路局是否应当赔偿原告多少元损失作为争点。而应当认真分析原、被告之间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法律责任，然后才能确定真正的争议焦点。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是围绕争点审理的最终结果，而非争议焦点本身。

二是遗漏争议焦点。例如：一起铁路器材买卖合同案件中，被告买了某铁路企业的铁路器材，部分货款未付，某铁路企业起诉要求被告支付所欠货款。被告辩称铁路器材存在质量问题，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货。若把争议焦点归纳为被告应不应该支付所欠货款，笔者认为是不全面的。因为，原、被告双方在支付货款问题上发生纠纷，货款应不应该支付是双方最大的争议，但纠纷发生的起因是什么？是铁路器材的质量确实有问题被告合法行使抗辩权？还是被告以铁路器材的质量问题为借口拖延支付货款？原告和被告在铁路器材质量合格与否的问题上各执一词，因此，某铁路企业卖给被告的铁路器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同样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查清铁路器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也是解决本案被告应不应该支付货款的关键。

三是有的案件虽然原告只有一个诉讼请求，但可能存在多个争议焦点。有人认为，只有一个诉讼请求的案件争议焦点就不会有多个，其实不然。例如，一起铁路专用线侵权纠纷。原告诉称自己对争议的专用线拥有全部产权，被告未经其同意擅自使用，构成侵权，被告答辩称，原告请求无理，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有三点：

一、自己合法拥有铁路专用线一半产权；

二、被告使用该专用线是经过原告同意的；

三、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若不善于分解问题，只简单归纳成被告是否构成侵权一个焦点，就是错误的。本案有三个争议焦点：一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时效，是否存在仲裁时效中断的事由；二是被告使用该专用线是否经过原告同意；三是原告是否拥有铁路专用线全部产权。

二、正确归纳争议焦点之我见

首先，要明确争议焦点的概念。

民事诉讼中的争议焦点，贯穿民事审判的整个过程。所谓争议焦点，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之意见相反、影响案件处理结果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争议焦点有三个特征：①当事人对其存在与否、应当适用与否持相反意见，争执不下；②属于事实问题或者法律适用问题；③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意义。因此，当事人在案件细枝末节上的争议和与案件处理结果无关的争议，不应列为争议焦点。

其次，要善于总结才能提高正确归纳庭审争议焦点的能力。

争议焦点的确定与法官对法律适用的理解能力和对案件的事实认定能力密切相关。这就要求法官要在审判实践中多总结经验。争议焦点是隐藏在争议的问题之后，导致纠纷发生的“症结”，不是浮在表面上的争议问题。因此，不断总结审判经验对于一个法官的成长非常必要，但审判经验不是审的案件数量多就自然有的，还需要法官在审判实践中善于总结。

最后，要建立强制答辩、固定争点的诉讼制度，为法官正确归纳庭审争议焦点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强制答辩制度，仅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见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被告答辩的规定，是赋予被告一项诉讼权利而不是一项诉讼义务。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不答辩，固定争议焦点就无从谈起。实行强制答辩，将答辩规定为被告的诉讼义务，就便于尽早确立争议焦点。在强制答辩程序之后，应当再规定一个固定争议焦点的诉讼程序，就是法官可根据原告起诉和被告答辩，组织双方到庭，共同确认案件争议焦点，记录在案，开庭审理也只对争议焦点进行。通过上述制度的建立，就能够保证在庭审前及早确立争议焦点，便于庭审高效进行。

第四篇：争议焦点公务员参股是否受法律保护

争议焦点公务员参股是否受法律保护

今年2月2日，一审判决后，被告煤矿方不服，上诉至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榆林中院撤销横山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张继峰夫妇要求确认其在宋家沟煤矿持有10%股份及要求分红1100万元的诉讼请求，并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就是身为公务员的法官张继峰到底能否入股煤矿的问题。

在一审的判决书上，法院认为，禁止公务员入股办企业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是否有效，应当适用《合同法》规定的效力性强制规定，《法官法》《公务员法》并不调整民事活动，而原告只是在陈某名下的隐名合伙人。因此，原告不是煤炭企业的主管，并没有依职权直接参与办煤矿，原告没有违反《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原告民事合同主体成立。

煤矿方认为，张继峰是国家公务人员，以其身份，是不能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根据《关于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问题的通知》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投资入股煤矿，已经投资的应当撤出投资。因此上诉人认为，当时给张继峰夫妇的钱就是国家出台政策后的退股及红利。

张继峰一方则认为，我国《公务员法》是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但这个规定形式上是从权力管理角度对公务员私法行为资格进行限制和剥夺，只是权力内部管理规定，不产生对外效力。公务员作为自然人进行的民事活动和效力应当依据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人身关系的民事法规来认定，违反《公务员法》的管理性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当事人的民事行为无效。因此，当事人的作为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应受保护。况且，张的妻子王和霞并非法官也非公务员，其投资权益更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5月17日，本案又因故被推迟。昨日，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楼晓认为，张继峰作为煤矿的隐名合伙人入股，且在煤矿方拿不出证据证明张继峰已退股的情况下，煤矿方就应按照煤矿的收入比例支付相关红利；而对于其存在的参股煤矿的行为，应该按照《公务员法》及《法官法》关于国家公职人员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等相关法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本报记者刘立春

新闻背景

2005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出《关于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问题的通知》。

该通知要求，凡本人或以他人名义已经投资入股煤矿（依法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的各级党的机关、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的人员，要在2005年9月22日之前撤出投资，并向本单位纪检监察或人事部门报告并登记，注明投资单位、投资时间和数额、资金来源以及撤出资金的证明等。各单位纪检监察或人事部门要于9月25日前将本单位清理纠正情况报当地清理纠正工作小组。要求各地清理纠正工作于当年10月15日结束。

第五篇：QFII税收制度的现状及征税与否的争议焦点

QFII税收制度的现状及征税与否的争议焦点

（By未名明德，2012年4月26日）

近期，有关财税部门将出台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取得的买卖A股的资本利得（低买高卖获得的投资差价收益）征收企业所得税（又称“资本利得税”）的报道引起市场人士的广泛关注。根据相关报道，征税的草案在2011年下半年就已拟定，目前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征求其他监管部门的意见。因此，对QFII买卖A股的资本利得是否征税以及如何征税这一一直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有望近期尘埃落定。

中国当前对QFII征税有哪些法律上的规定？对QFII买卖A股的资本利得征收企业所得税存在哪些法律或技术上的难点和争议焦点而导致该问题长期未决？对QFII征税将对证券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明德税务将在下文中对上述问题予以简要分析。

中国当前有关QFII征税的相关规定

QFII在中国境内主要通过如下三种途径获取收益：从持有股票的上市公司取得股息或红利形式的分红收益、从托管银行获取利息收益、以及在证券市场买卖A股取得的资本利得收益。根据相关规定，QFII的上述行为主要涉及缴纳所得税和营业税的问题。

1、营业税

QFII买卖A股的资本利得享受免征营业税的优惠。根据2005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55号，该文件当前仍然有效）的规定，对QFII委托境内公司在中国从事证券买卖业务取得的差价收入，免征营业税。

2、所得税

QFII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需要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但相关税收协定/安排另有规定的除外。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进一步明确了QFII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和利息收入，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由企业在支付时代扣代缴；需要享受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的，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从《企业所得税法》的层面分析，中国有权对QFII从中国境内取得的各种所得，包括买卖A股获得的资本利得征税。对QFII征税问题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如何对QFII买卖股票所获取的资本利得征税。鉴于相关税收法规对此缺乏明确的指导和规范，实践中很少有QFII就此资本利得实际向税务机关缴纳所得税。同时，出于谨慎考虑，QFII和托管银行普遍的做法是，在QFII账户中对QFII买卖A股的资本利得预提了10%的税款。

对QFII买卖A股的资本利得征税的争议焦点

对QFII买卖A股的资本利得如何征税的争议焦点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1）QFII的纳税主体资格问题，即QFII作为非居民纳税人，是否属于在中国境内构成常设机构的非居民企业；（2）如何计算应纳所得税额。这个问题涉及在哪个期限内计算确定QFII买卖A股的盈亏、该期限产生的亏损是否可以向后结转，以及亏损结转是否有期限限制；（3）QFII是否可以根据税收协定的规定，就买卖A股的资本利得申请税收协定待遇；（4）对QFII征税的规定，是否会追溯适用至2008年之前。

1、QFII的纳税主体资格问题 《企业所得税法》将纳税人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两类。居民企业对来其自于世界范围内的所得在中国负有纳税义务，而非居民企业则仅就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负有在中国境内纳税的义务。

QFII作为经证监会批准并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额度内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境外机构，属于非居民企业纳税人。QFII通常并不派人对QFII账户进行管理和操作，而是主要通过在境内托管银行开立托管账户并委托证券公司进行市场操作的方式来运作。因此，QFII一般被认为是在中国境内没有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一般原则，作为在中国境内没有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的QFII，需要就每笔买卖A股获取的资本利得“单笔”征收10%的预提所得税（税收协定另有规定的除外），且亏损不允许结转抵扣。很明显，这种单笔征税的方式不但不合理，且由于QFII账户可能交易频繁，会对税务机关的实际征收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

如果QFII派人在中国境内对证券市场和股票从事研究或对证券交易发布交易指令，而在境内停留超过一定的期限（如根据可适用的税收协定，这些人员在任意12个月内在中国境内停留的时间超过183天），则QFII可能被认定为在中国境内有“常设机构”的非居民企业。如果QFII被认定在中国境内有常设机构，则归属于常设机构的所得（包括QFII买卖股票的资本利得和QFII取得的利息收入）需要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

同时，如果QFII被认定为在中国境内有常设机构，则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26条第3项的规定，QFII从上市公司分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属于免税所得。这个结论似乎与国税函[2009]47号文的规定有些不一致。国税函[2009]47号文仅规定，QFII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和利息收入，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并没有提及上述免税的情形。我们认为，这种不一致是由于国税函[2009]47号文并没有考虑QFII在中国境内构成常设机构的情形。国税函[2009]47号文的规定是基于QFII在中国境内不构成常设机构的假定。根据我们从非正式渠道了解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倾向于根据QFII在中国境内是否构成常设机构（有可适用的税收协定时）或是否有机构场所（无可适用的税收协定时）将QFII分为在中国境内没有常设机构的非居民QFII和在中国境内有常设机构的非居民QFFI，从而适用不同的征税规则。

2、QFII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

我们认为，考虑到QFII的证券交易可能较为频繁，且“单笔”交易有赢有亏的实际情况，对在中国没有常设机构的QFII而言，可以参考对居民企业按年计算的方式来计算其买卖证券所获得的资本利得应缴纳的所得税。亏损应允许无限期向后结转直至QFII清算，或规定允许在规定期限内（如之后的5个连续纳税内）向后结转。

其实，对QFII买卖A股的资本利得征收所得税并非没有先例。根据2011年1月份《中国税务报》刊登的《雷曼公司在中国缴清最后一笔税款》的报道，北京市国税局在2010年确认雷曼公司在2004年至2009年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QFII实现的资本利得金额约为人民币39.95亿元，并因此对资本利得征收了约3.99亿元人民币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该报道，北京市国税局在对雷曼设立的QFII的资本利得征收所得税时，是选择在清盘环节一次性计算QFII买卖股票的盈亏。这似乎表明，税务机关可能会允许亏损无限期向后结转直至QFII清算注销。

3、税收协定优惠条款的适用

中国当前已与90多个国家或地区签订有税收协定/安排。一些税收协定/安排对符合条件的非居民企业转让境内公司的股权规定了免税的优惠。例如，中美之间《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持有缔约国另一方的居民公司的股权低于该公司股票总额的25%，则转让方的股权转让所得不需要在被转让企业所在国缴纳所得税；但如果被转让公司的财产主要直接或者间接由位于该国的不动产组成，则即使转让方的持股比例低于25%，也可能需要在被转让企业所在国缴纳企业所得税（如被转让企业位于中国，转让方需要就资本利得缴纳10%的所得税）。

根据从非正式途径了解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官员倾向于认为QFII可以就股票转让资本利得申请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如果QFII可以就股票转让资本利得申请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即持股25%以下的股份转让免税优惠），因为相关法律规定单个QFII持有单一上市公司的股票不能超过10%，这相当于对设立在与中国签订有股权转让优惠的税收协定/安排的国家或地区的非民企企业从QFII账户获得的买卖股票的资本利得给予免税待遇。对于设立在与中国没有签订税收协定/安排的国家或地区的非居民企业，或虽有税收协定/安排但没有规定免税优惠的非居民企业来说，需要就买卖股票的资本利得缴纳10%的所得税。

同时，对于申请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QFII，税务机关可能要求其说明是否被转让公司的财产主要直接或间接由位于中国的不动产组成，这将增加QFII申请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难度。

4、QFII资本利得征税规则的追溯效力 如果对QFII买卖股票的资本利得征税，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该征税规定是否适用于2008年之前QFII买卖股票获得的资本利得？

2008年1月1日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生效之前，原来适用于QFII投资者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原则性地规定了外国投资者转让境内公司股权所获得的资本利得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需要在中国境内缴纳所得税。但对于如何具体计算征收QFII买卖股票的资本利得应纳的所得税同样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因此，如果税务机关对QFII买卖股票的资本利得征税追溯适用于QFII在2008年之前的交易，并不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从报道的雷曼案例来看，北京市国税局税务机关正是在雷曼QFII的清盘环节一次性计算QFII自2004至2009年的资本利得从而计算缴纳所得税。

智库观点

在当前证券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对QFII的资本利得征税的政策无疑是个利空。根据我们的了解，证监会对当前征收QFII买卖股票的资本利得税持谨慎态度。但我们认为，由于大部分QFII对征税已有准备且预留了10%的税款，因此征税并不会对广大的QFII投资者及证券市场产生大的不利影响。

相反，无论最终的政策是征税与否，税收政策的确定性对QFII投资者的意义可能远超10%的税收成本。根据QFII业内人士的观点，税收政策的不确定不但可能影响QFII的募资，也给QFII 计算和汇出利润带来很大困难。从这个角度讲，QFII税收政策的确定性无论对QFII投资者还是证券市场来说都是个利好。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段时间有关对QFII买卖股票的资本利得征税的消息频现各种媒体，但在具体的政策出台之前，是否征税可能仍然存在一定的变数。但无论如何，相关的政策制定者都应尽早明确对此问题的税收政策，以给QFII投资者和相关的市场参与者更明确的预期，从而更好地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