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精选5篇]

第一篇：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

公司股东资格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也称股东确权纠纷案件，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某一当事人是否具备股东资格产生争议而提起的诉讼。同时也包括在公司债权人要求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以外的其他责任如瑕疵出资民事责任时，对公司股东资格的确定问题。是公司股东纠纷中经常出现的实务问题，此问题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股东资格认定的基本原则。在实务中，可以依据公司股东应当具有的特征，来认定当事人是否具有公司股东资格。在适用这一规则时应遵守以下原则，以确保这一规则适用的准则。

（一）保持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原则。债权人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于交易制度，股东与公司是公司制度，认定股东资格既要充分维护交易制度，又要充分维护公司制度，使两种制度的功能都能实现。

（二）维护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认定股东资格应当尽可能地使公司成立有效，不轻易否定公司已经成立的行为。

（三）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认定股东资格涉及第三人、公司及股东之间利益冲突时，优先考虑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四）体现商法的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

1、在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上，股东可以凭借股东名册上的记载，行使股东权利。如果股东名册没有记载，股东可以依据出资协议书、出资证明、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章程等证据，请求确定其股东资格，并要求公司记载于股东名册；

2、登记优先原则，已登记的股东资格优先得到确认。

二、股东资格认定中的出资证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登记以及实际出资的法律效力。

（一）出资证明的法律效力。出资证明是有限责任公司向股东签发的股东资格证明，其作用是表明股东履行了出资义务。但不能只依靠出资证明认定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

（二）公司章程记载的法律效力。公司章程不仅表明了出资者向公司出资，作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也起到了公示的作用，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身份对股东资格和股权确认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三）股东名册的法律效力。股东名册的效力主要及于公司和股东之间，股东名册上记载的人，可以被认定为公司股东。

（四）股权工商登记的法律效力。工商登记机关对股权的登记只是一种宣誓性登记，只要投资人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后，投资人就可以向公司主张权利。只有进行登记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

三、特殊情形下的股东资格纠纷案件股东资格的认定。

（一）、隐名投资合同中股东资格及相关责任的承担。

1、隐名投资合同的效力。隐名投资合同是指当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订立的，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名义出资人出面行使股权，作为公司名义股东，由实际出资人享有股权权益的合同。如果隐名投资是为了规避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无效。如果不是为规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则合同应当有效。

2、隐名投资关系中股东资格的认定。在公司对外关系纠纷中涉及股东资格认定时，隐名投资合同只是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公司和第三人。《公司法解释

（三）》第26条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公司内部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应当遵循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在公司知道隐名投资合同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应认定实际投资人的股东资格。《公司法解释

（三）》第24条第3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内部权益纠纷。《公司法解释

（三）》第24条第2款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实际出资人转让股权的效力。第三人明知实际出资人的存在，并从实际出资人处受让股权时，如果名义股东以工商登记为由提出反对，应当进入确权程序。认定实际出资人为股东的判决确定后，股权转让行为即发生法律效力，名义股东不能再主张股权转让行为无效。

5、名义股东转让股权的效力。《公司法解释

（三）》第25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冒名股东及相关纠纷的处理。实践中冒名股东包括以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名义（死亡人或虚构者）出资并登记和盗用真实的人的名义出资并登记两种情形。

1、以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名义（死亡人或虚构者）出资并登记的，应认定实际出资人取得股东资格。以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名义出资，应当由实际出资者取得股东资格，行使股东权利。

2、盗用他人名义出资并登记的，被盗名者没有作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备股东的任何本质特质，不是股东，应由冒名登记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干股股东及相关纠纷的处理。干股股东是指具备股东的形式特征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但自己未实际出资的股东，一般是其他股东或者公司赠与股权而获得股东资格的人。干股股东不能以受赠与为由免除其应尽的法律责任。

（四）、空股股东及相关纠纷的处理。空股股东是指虽然经认购股权但在应当缴纳出资时却仍然没有缴纳出资的股东，属于瑕疵出资范畴。空股股东不会因为出资的延迟履行而失去股东资格，但可能因为出资延迟达到一定期限被除名，而失去股东资格，在公司未行使除名权前，空股股东仍然是法律上的股东，原则上享有空股股份下的权利，履行空股股东对应的法律义务。

四、股东资格争议与其他争议并存时的处理。在实践中股东资格争议往往与其他争议交织在一起，如当事人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公司则抗辩其不具备合法的股东资格等。在程序方面必须先解决股东资格问题，股东资格既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诉讼，也可以成为抗辩理由，从提高审判效率出发，一般按抗辩理由处理。但特殊情况下，如参加股东会的人不具备股东资格为由提起股东会议撤销或者无效之诉，就必须另行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公司决议瑕疵之诉应中止审理。

作者 北京博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学增

第二篇：公司股东资格确认

公司股东资格确认：静态与动态的考察

导读：股东资格是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的基础，股东资格确认问题本身比较复杂。本文从静态与动态两个不同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与研究。

一、静态的考察

所谓静态的考察，是指在公司正常存续、股东不发生变动或者股东发生变动后已由公司进行了某种记载或登记的情况下，对股东资格确认规则的考察。

(一)静态下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确认。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有限公司股东的姓名或名称是公司章程应当载明的事项；有限公司成立中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的事项包括股东的姓名或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有限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股东的出资额、出资证明书编号，股东发生变动后，公司应将股东变动情况记载于股东名册；国务院制定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9条规定，有限公司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为公司登记事项。第31条规定，有限公司变更股东、有限公司的股东改变姓名或者名称的，应当自发生变动之日或改变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因此，在静态的情况下，公司章程的记载、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应该都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公司股东的情况，都可以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而且，对于依法正常运转的公司而言，以这几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来确认股东资格，得出的结论应该是一致的。

如果公司运转不规范或处于非正常状态，公司没有按规定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没有置备股东名册，或者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出资证明书，对公司股东情况记载不一致，使得依据这几个标准判断股东资格得出的结果不一致，在出现争议时，以什么标准来确认股东资格呢?一般认为，当公司股东名册的记载与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事项不一致时，应当以股东名册的记载为准。对此，我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是这一规则只适用于股东名册有正确记载的情况，实践中股东名册的记载与公司股东实际情况不完全一致的情况并非罕见。如在公司成立后至公司置备股东名册的过程中，并不会因为没有股东名册的记载就否认股东资格或影响股东行使权利。有些公司没有按照规定置备股东名册，但是我们也并不会因此认为公司没有股东。

我认为股东资格确认规则主要是解决公司与股东之间、股东与股东之间关系的问题，在公司记载不规范或没有记载时，如果不涉及第三人，则在确认股东资格时，应该着重考虑以一些公司内部文件(如股东协议、出资证明材料、股东会决议等)为证据来判断。应该从实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来判断，尤其要注意出现不一致的原因是在公司方面还是在股东方面，如果是由于公司过失导致记载不一致，就不应该让真正的股东承担不利后果。

如果股东资格争议涉及到第三人利益的问题，则处理原则和方法又有所不同。如果第三人因为相信公司章程或公司登记机关的记载，与公司登记的股东发生股权转让、股权质押交易，则应该以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原则来处理股东资格确认的问题，至于公司内部的问题，可以通过追究不法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者的违约责任或损害赔偿责任等途径来救济受损害的股东。

(二)静态下股份公司的股东资格确认。

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的发起人的姓名或名称是公司章程和企业登记之绝对必要事项。股份公司的非发起人股东毋需在公司章程中记载或在登记机关登记，股份公司成立后发起人股东依法转移股权时，也不需要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可见，对于股份公司来讲，无论在静态还是动态情况下，以公司章程的记载或登记机关的登记为标准来确

认股东资格没有普遍意义，也没有法律依据。

在静态的情况下，股份公司确认股东资格可以概括为：确认发起人股东，可以以公司章程或公司登记为准；对于包括发起人股东在内的记名股东资格的确认，应以股东名册的记载为准；对于无记名股东，则以股票的持有并出示为准。

二、动态的考察

所谓动态的考察，是指从公司股东发生变动至其变动情况在股东名册上得到记载这段期间内，对股东资格确认规则的考察。在发生股权转让、赠与、继承或公司的合并、分立以及其他引起股东变更的情况时，股东变动至其变更登记完成有一个时间差，在这段时间内，股东名册的记载与公司股东实际情况是不符的。其它在静态情况下可以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文件也均与公司股东的实际状况不符，因此在这个期间股东资格确认规则应该与静态情况下的规则不同。

为避免出现在公司办理股东变动的确认及变更登记过程中的股权虚置或股东权利的真空状态，在动态情况下的股东资格确认规则设计上，应明确规定将公司的原有合法股东或依法取得股权的新股东依法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股权变动情况并向公司提交有关的合同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之时，作为新老股东权利的交接点，依法取得股权者此时即可取得股东资格，可以行使股东权利。这一规则对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都可以适用，但是不适用于依法取得股权者未通知公司以及股权变动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第36条和第145条的规定，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将股权转让结果记载于股东名册是公司的义务。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既然是公司的法定义务，又完全是公司自身可以控制的行为，因此不应该允许公司因自己未及时履行法定义务而拒绝承认新股东。从公司经营风险转移的角度来分析，也应该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发生股份变动状况之日起，公司经营风险以及公司各项决策执行所产生的后果均会转移给新股东承受，而如果在规则设计上允许公司在权利人通知公司后拒绝股东享有和行使权利，就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的原则。在实践中，公司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前受让方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公司股权变动信息的记载、公示，一般并不影响第三人对公司资本、公司偿债能力等交易安全因素的判断。所以，采用这一规则并不会造成不利后果。但是为了尽量缩短动态情况持续的时间、减少不稳定状态，应该以公司法的明确规定，促使公司以最高的效率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等事项。

公司法第145条第3款规定，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召开前30日内或者公司决定分配股利的基准日前5日内，不得进行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这一规定是为了便利公司股东会的召开和股利分配等事项的操作，并不是限制依法取得股份者的股东资格。这表明即使对记名股东，股东名册也并非确认股东资格的唯一依据，未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上的人可能是公司的合法股东。公司法的这一规定，不仅与上述的动态规则并不冲突，还可以从侧面印证动态规则的合理性。

对于被公司不当拒绝或延误在股东名册上登记的股份取得者，应该允许其行使股东权，即从其向公司提出股东资格确认请求之日起，该股东可以主张受益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可以请求撤销公司未向其发出召集通知的股东会的决议。公司拒绝或妨碍新股东行使权利的，新股东可以起诉公司，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动态与静态的关系

股东资格确认的静态与动态，是相对的。对于发生变动的那一部分来讲，是动态的，股东资格确认应适用动态规则，而对于未发生变动的那一部分，又是静态的，股东资格确认应适用静态的规则。因此，静态与动态规则一般是同时分别对不同的股东适用的。对绝大部分公司来说，静态是常态，动态是非常态；在动态的情况下，一般总‘是动中有静。但在上市公司中，流通股股东在每个交易日都会发生变化，实际上没有一份股东名册能够完全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股东的情况，它只能反映截止到制作该股东名册的特定时刻的股东状况，因此，对上市公司而言动态是常态。

确认股东资格的静态与动态考察，主要是针对公司内部关系的。对公司外部关系来讲，尽管在公司

股东名册变更前可以确认依法取得股份者的股东资格，但是新股东对其股权的处分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公司外部人员认知公司股东，是以公司股东名册的登记或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为依据的。

第三篇：如何确认公司股东资格

如何确认公司股东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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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其象文章来源：金圣律师网点击数：323更新时间：2010-1-2公司股东资格是出资者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证明公司股东资格的文件有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

一、股东权是社员权，认定股东资格主要依据团体法而非个人法。

二、确认股东资格基本原则：形式化证据优先适用、实质性证据例外适用原则。

1.形式化证据是通过一定的证据外观和载体予以识别的证据，是指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并通过一定程序予以公示的证据：

A.形式化证据包括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决议、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

B.形式化证据不包括出资协议书、出资证明书、股份转让协议书等未经法定程序公示的证据。

C.各种形式化证据发生冲突时，原则上应当坚持公司章程优先适用原则。

2.实质性证据是指投资者通过出资行为而取得的证据:

A.出资证明；

B.事实出资行为等。

三、公司章程是公司组织及其行为的自治性文件，是确定股东权利义务的最主要法律依据。

1.公司章程是判定股东身份的主要依据；

2.没有在公司章程记载为股东的人不具有股东资格；

3.经过工商登记的公司章程与未经工商登记的公司章程不一致时：

A.发起人股东资格争议的，应以已登记的公司章程记载为准；

B.股权受让股东资格争议的，应以新章程记载为准。

四、工商登记并非股东资格取得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对于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只具有宣示功能和公示意义，不具有设权的性质和功能。

1.是否经过工商变更登记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效力，也不影响受让人对股权的取得；

2.工商登记与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发生冲突时，一般以被记载股东股东为真正股东，除非被记载股东存在被冒名顶替的情形。

3.工商登记证明意义：

A.对公司设立时发起人股东的证明意义：设立登记中记载的股东名称或者姓名的人可以对抗公司、其他股东和第三人主张其具有股东资格；

B.对受让取得股权股东资格的人的证明意义：股权变动登记是已经成立的公司的一项法定义务，不能认定未经工商登记就不具有股东资格。

五、股东名册是解决公司和股东之间关系的法律文件，具有对抗公司的功能（权利推定力）：

1.股东名册上被记载为公司股东的人仅凭该记载就可以主张自己为公司股东，而无须向公司举证自己的实质性权利；

2.股东名册只是证权文件而非设权文件，公司可以相反证据推翻；

3.股东名册未作记载的股东，并不必然不具有股东资格；公司不能仅以股东名册未记载为由而具有对抗真正权利人主张股东资格的效力。

【陈其象律师提示】

①公司法不认可隐名股东的存在。

②公司法对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没有明确规定:

A.实际出资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唯

一、主要证据，实际出资人不因其出资当然成为公司的股东；

B.发起人股东资格认定标准依次为：工商股东登记→公司章程记载；

C.股权受让股东资格认定标准依次为：公司章程记载→工商股东登记。

③公司法没有规定股东出资不实股东身份否定制度。

④在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上：

A.股东可以依据股东名册的记载相公司主张权利；

B.公司亦可依据股东名册的记载识别股东，并仅向记载于股东名册的人履行诸如通知召开股东会、分配利润等义务。

C.实际出资人与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之间有关“名实出资”的约定，仅在定约人之间产生效力，一般不能对抗公司。

⑤在股东与公司之外的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上：

A.应当坚持外观主义原则；

B.即使因未办理相关手续导致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与实际权利状况不一致，也应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因合理信赖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而作出的行为效力。

⑥《公司法》第33条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基本原则：

A.股东与公司关系：股东可以凭借股东名称上记载行使股东权利（如果股东名称上没有记载，股东可以依据出资协议书、出资证明书、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章程等证据，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并要求公司记载于股东名册）；

B.已登记股东资格纠纷应坚持“登记资格优先”原则（但以非法手段骗取登记或者伪造登记的情形不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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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链接】

《公司法》

第三十三条 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的出资额；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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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

（2007年5月30日）

（三）关于审理涉及公司纠纷案件的问题

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赋予了公司法律关系各主体广泛的诉权，增强了公司法的可诉性。公司法颁布以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适用公司法律案件逐渐增多，可以预见，今后此类案件的数量将继续增加，案件类型将更加多样，对于我们审理公司纠纷案件的能力与水平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公司诉讼是民商事审判比较新的领域，审判实务中仍然存在很多具体问题的把握和法律适用的问题。下面，我就公司诉讼的几个原则性问题谈几点意见：

第一，正确认识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要充分认识人民法院审理公司纠纷案件的积极意义。司法介入公司治理，是保障公司自治、矫正公司自治机制失效的重要手段。司法介入公司治理，既是公司法对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法定要求，也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在需要。因此，人民法院对于公司内部各有关主体之间的各类纠纷，要根据公司法就有关主体的民事权利保护的规定依法介入，而不能仅以争议属于公司自治范畴而不予受理。其次，要坚持受理公司纠纷案件的法定条件。公司是股东自治的产物；公司的管理与运营也是公司自治的范畴，司法介入只是对公司自治机制的补充和救济。因此，人民法院对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他们与公司之间产生的内部纠纷，应采取慎重态度，坚持穷尽内部救济原则。公司法明文规定应当首先履行内部程序的，人民法院受理相关案件应以满足了法定条件为前提。当事人没有履行内部程序即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最后，司法介入公司治理，应当尊重公司自治。在审理涉及公司法适用问题的民商事案件过程中，要尊重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股东之间的约定，准确识别公司法规范的性质。对不违反公司法禁止性规范的公司内部约定，应当依法认定有效。

第二，要尊重公司的团体性，维护商事主体的稳定。在公司僵局问题的处理上，要正确把握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关于股东请求解散公司规定的立法宗旨。股东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事由必须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这里的经营管理的严重困难不能理解为资金缺乏、亏损严重等经营性困难，而应当理解为管理方面的严重内部障碍，主要是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这里的股东利益受损不是指个别股东利益受到损失，而是指由于公司瘫痪导致公司无法经营造成的出资者整体利益受损。在审理过程中要注意充分运用调解手段，首先寻求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当事人之间不能和解的，要尽量促成当事人通过股权转让、减少注册资本等途径实现纠纷股东的分离，以保持公司作为商事主体的存续，维护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等相关主体的整体利益。只有在各种可能的手段和途径穷尽后仍不能解决矛盾的情况下，方可采取判令强制解散的方式处理。

第三，正确适用外观主义原则，注意维持公司内部各民事主体之间约定的效力。公司法律关系具有很强的涉他性，公司机关的内部决策、内部各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往往涉及公司外部当事人的利益。在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过程中，要注意贯彻外观主义原则，在维护公司内部当事人约定的效力的同时，优先保护外部善意当事人的权利。在审理涉及到股东资格认定及其与外部第三人之间关系方面的有关纠纷案件时，要准确理解和适用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在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上，股东可以依据股东名册的记载相公司主张权利，公司亦可依据股东名册的记载识别股东，并仅向记载于股东名册的人履行诸如通知召开股东会、分配利润等义务。实际出资人与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之间有关“名实出资”的约定，仅在定约人之间产生效力，一般不能对抗公司。在股东与公司之外的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上，应当坚持外观主义原则，即使因未办理相关手续导致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与实际权利状况不一致，也应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因合理信赖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而作出的行为效力。

第四，正确处理资本多数决原则和少数股东权的保护之间的关系。少数股东利益的保护一直是公司诉讼的焦点问题。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资本多数决原则是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维持公司治理结构的正常运转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制度，应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得

到充分的贯彻。但是，当前公司诉讼也反映出存在大量的控股股东利用对公司的控制地位，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侵害少数股东权利的现象。因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要注意在资本多数决原则和少数股东权保护之间寻求妥当的利益平衡，实现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遵守和少数股东权的保护并重。在审判实务中，要注意区分股东权的类型，正确选择保护方式。对于股东因其固有的、非经股东自身同意不可剥夺的权利，遭受控股股东侵害请求救济的，应予以支持：对属于资本多数决处分范围的股东权，要尊重公司多数股东的意志：对虽属资本多数决原则处分范围的股东权，但被控股股东滥用权利予以侵害的，要依照公司法第二十条关于不得滥用权利的规定，保护少数股东的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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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克诉王卫平、李立、李欣股东权纠纷一案的答复

【解读】

①有限责任公司确认股东权归属最关键是公司对股东的承认或者认可。有限责任公司对某一公司成员股东身份的承认意味着所有其他股东作为一个整体对该成员股东资格的认可，其他个别成员的异议不能与之对抗。

②公司对股东身份承认的形式是股东名册登记或者公司章程记载。

③股东出资瑕疵不能否认其股东资格：

A.通过出资成为股东，其出资瑕疵并不必然导致股东身份的丧失；

B.通过受让股份成为股东，其未支付对价不能成为直接否定其股东资格的理由；

C.对出资瑕疵者或者未支付对价的受让人，其他股东或者转让股份的原股东可以向其主张违约责任，进而主张解除合同，解除出资瑕疵者或者未支付对价之受让人的股东身份。

文章录入：陈其象责任编辑：陈其象

第四篇：确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之依据问题再探讨

确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之依据问题再探讨

2010-9-24 13:52 来源：法律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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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东资格/依据/法律合意

内容提要: 现有理论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依据之研究呈现出绝对论与相对论两种倾向。应基于尊重法律合意的效力，认定股东资格确认行为就其性质而言为确权行为而非设权行为，并从证据分类的角度将来源于股东的证据称为有利公司的证据，将来源于公司的证据称为有利股东的证据，同时加上工商登记作为有利于善意第三人的证据，从而构成完整的确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之证据

体系。

《公司法》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册的推定效力以及股东工商登记的对抗效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定问题。但认缴出资、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等是否可以作为认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依据，彼此间的效力如何等等，我国新《公司法》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在公司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以各依据认定股东身份，得出的结论应该是一致的。然而由于

公司设立和股东转让出资的不规范，规避一人公司的强制性规定等原因，实践中上述依据之间经常出现冲突。

一、现有理论研究评析

理论界基于不同的视角、秉持不同的价值观念纷纷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同的理论解释，目的是要为不同的制度建设方向提供理论依

据。理论分歧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类：

1.绝对论：绝对论者主张，无需判断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具体情形，认定某一个文件或某一组文件具有绝对优先证明效力即可解决所有问题。如孙有强博士认为股东名册与出资证明书相配合即为最有力证据[1]。还有相似观点认为，出资证明书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股东名册没有存在的必要，公司登记可以作为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2]。并有人指出，公司章程作为公司成员合意的结果，应具有最强证明

力[3]。

2.相对论：相对论者认为，应根据基础法律关系的不同性质运用不同的证明文件，每一类法律关系中有一个文件具有优先证明效力。相对论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和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相对论。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主张，区分股东之间、公司与股东之间和股东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分别运用不同的证明文件来确认股东资格。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相对论者则首先确定一个或一组证明文件作为应对一般情况的主要证据，继而针对特殊情况提出辅助证据。主流学说多采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认为公司章程在股东之间就股东资格及其权利义务发生争议时，在各形式要件中具有优先的效力。工商注册登记只具有“证权”功能，在涉及公司股东与第三人关系时，对股东资格的确认具有优先的效力。只是在股权受让人的股东资格确认问题上，股东名册的记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除非有相反证据予以否定。出资证明书仅仅是投资人拥有股权的物权凭证，其与股东资格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拥有出资证明书或股票的人需通过提示行为及其他相关证据的综合作用来证明其股东资格[4]。另一派观点认为应区分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而采不同判定标准，如认为股东名册具有基本的效力，工商登记具有对抗效力，但对于特殊情况应由公司章程、出资协议等其他证据

辅之[5]。

股东身份的确定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向公司出资或认购股份，二是股东姓名或者名称被记载在公司章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东名

册（股份有限公司）[6]。

从本质上看，上述观点体现出两种倾向和三个主张：两种倾向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立法对于股东资格确认问题上更注重公平的倾向与较重视效率的倾向；三个主张是指确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时面对各项证据有主张形式证据优先的观点，也有实质证据优先的观点，还有形式证据和实质证据并重的主张。实际上，所谓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和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相对论，仅仅是相同性质法律关系的不同称谓，其实质并无区别，两者都未从根本上突破对于将各种证据划分为形式证据和实质证据的界限。细究起来，在这几种观点中，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实践与理论问题：（1）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2）形式证据和实质证据的划分对于解决确认股东资格的纠纷是否发挥实际作用；（3）认定股东资格标准的确立应该体现怎样的公司法价值取向。笔者认为，股东资格确认行为不是设权行为，而是确权行为。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是因愿意设立或加入有限责任公司的人与有限责任公司这两方达成合意而带来的当然结果。从法律行为的效力来看，双方除了协议之外，还需给予对方具有证明力的证据，并承认法律赋予其效力。因

此，证明股东具有资格的依据应由两份文件组成，一份来自股东，一份来自公司。

二、股东资格确认的证据分析方法

依照我国《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符合下列条件：（1）向公司认缴出资；（2）在公司中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3）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4）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5）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6）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公司文件中列名为股东（注释1：详见新《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条。）。事实上，这一系列规定的出现不仅未解决股东资格确认的纠纷，反而带来一连串理解偏差。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董明与昆明西山土地房屋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上诉案终审判决中，法院认为公司的出资证明书只能向已经出资并已获得股东身份的主体签发（注释2：（2008）云高民二终字第198号。）。显然此案中法院将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作为出资人取得股东资格的必然后果，但是《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将已记载于股东名册作为取得股东资格的标志，股东名册中一项必要记载内容又是股东出资证明书的编号。根据公司法制度的设计，出资人或协议出资人获得出资证明书之后才能拥有一个出资证明书的编号，随后将此编号和其他必要记载内容记录在股东名册中，至此才开始享有股东资格。换言之，出资证明书是取得股东资格的一项前提，并非获得股东资格的必然结果。法院作出此类倒因为果的判决，不能不说有一部分原因是公司法的规定过于原则，导致实践中屡屡出现不规

范操作。此处实有必要对确认股东资格案件作出科学合理的证据分析。

刘俊海老师认为综观股权确认纠纷，可以将实体方面的证据分为三个方面：源泉证据、效力证据与对抗证据[7]。三类证据如何运用？哪类证据的证明力较高？哪类证据应优先适用？对以上问题，刘老师认为三个方面的证据相冲突时，应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前提下，尊重源泉证据的效力[8]。刘老师的观点似乎是将对确认股东资格具有证明力的证据分出两个等级，第一类源泉证据与第二类效力证据同为第一等级，第三类对抗证据为第二等级，第二等级的效力优先于第一等级，同时在第一等级内部又将源泉证据的效力置于效力证据的效

力之上。

这种划分的逻辑起点基本符合商事法保护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的外观法理，故笔者赞同以善意第三人利益优先，以市场秩序利益优

先的思路，同样认为应赋予公示后的证据以最优先的证明效力。

不过针对源泉证据与效力证据的效力之争，笔者持有异议。事实上，笔者认为应该摈弃上述称呼，将来源于股东的证据称为有利公

司的证据，而将来源于公司的证据称为有利股东的证据似乎更为明确，更为合理。现对持有此观点的理由拟作进一步详述：

1.获得股东资格是双方合意的结果，而不是公司对股东出资给予的“奖赏”或由工商登记程序赋予的权利。

合意，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内容，以法律行为为其外壳，以设立权利为其本质。可以想象，几个投资人或设立者共同商议，协力筹划，决定要开设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同时，他们已经达成了开设公司并成为其股东的合意，而在股权转让或继承的情形下，继受取得股权的合意达成后，股东资格发生确认的法律效力也是必然结果。事实上，随着《公司法》第二十六条（注释3：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规定的出台，是否实际出资已经不成为确认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根据这一规定，假定10个股东设立一个注册资本为15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实行分期缴纳，股东们共同约定首次出资额3万元由其中一个股东缴纳，那么，该公司成立时，其余9个股东虽

未出资，但仍然可以合法地取得股东资格，而且该9个股东并不能排除其中有虚假出资的情况。

至于工商登记更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虽然公司注册登记是公司成立的法定程序，公司成立登记客观上具有使出资人成为股东的设权性效果，股东资格的取得随公司的成立而生效，即公司的有效设立创设股东资格及股东权利，但工商行政部门对公司股东的登记本身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其本质上属于证权性登记，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的证权功能。因为，其一，股东与公司在人格与财产上是分离的。其二，工商登记中关于股东情况的记载虽然是必要记载事项，但仅仅具有符号意义，只是作为认缴出资的一项参考依据。其三，如果赋予工商登记对股东资格的设权效力，那么因工商登记的不准确而引发的股东资格纠纷就应视为行政诉讼，而非单纯的民事诉讼，行政机关势必成为登记错误导致的股东资格纠纷的责任主体。实践中，该种认识是得到普遍否定的。其四，实践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形，即当事人虽然被工商部门登记为公司股东，但其既没有签署公司章程、实际出资，也没有其他书面证据证明其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有充分证据证明所有的出资、登记及其他手续均系由他人投入及代办的，则名义登记者的股东资格也是要受到质

疑甚至否定的。

2.公平——合理的风险防范与分担。

商法中的维护交易公平原则是指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来协调商事交易活动，确定商事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原则。传统观点认为外观法理是实现商事活动效率的法宝，事实上，过于偏重外观法理，倚重形式要件，不仅有损公平，而且不利于提高交易

效率。

从法学理论来看，公平与效率不仅互为补充，而且这对价值取向还处于博弈的状态。第一，对效率的注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正的实现。第二，一般情况下，公正的增强会直接导致效率的降低。就本质而言，公平与效率并不存在彼此冲突和相互矛盾，两者博弈的状态体现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立法所做出的不一致的政策选择。当下无论是政府还是立法机构都重视搞活经济，鼓励争取法律限度内的自由平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必须就商事活动的立法取向作出选择的话，那么应选择“公平优先”的原则。美国学者罗尔斯始终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9]，公平会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且能够提高和促进效率，因此，公平必然产生低效率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是对公平的误解，是把公平同平均主义混为一谈了。而在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的问题上，一方面需要快速有效的证明过程，另一方面还应保障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自由。更何况公平优先的做法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表示自由为前提，于公司成立之初或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时要求双方通过出资协议或转让协议明确双方权责，最大限度地合理分配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可以说，将出资协议书或股权转让协议等表明股东与公司之间意思表示的文件引入股东资格确认的判断标准，是公平与效率一

对价值取向长期博弈后实践作出的必然选择。

3.源泉证据与效力证据之分类的缺陷。

无论是股东提供的由公司发放的股东名册也好，还是公司备案的出资协议书也罢，按照刘俊海老师的分类都应属于证据体系中的证明股东与公司之间基础法律关系的法律文件，即源泉证据。然而效力证据之所谓“效力”何在，尚存疑问。刘老师指出，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效力证据主要指公司置备的股东名册。股东名册对股东资格的确认具有推定的证明力，但仅限于推定的证明力。因此，有相反的源泉证据时，股东名册可以被推翻[10]。

此说法似乎认为效力证据之效力存在且仅存在于其推定的证明力。推定作为一个认识论问题，是指根据查明的已经存在的基础事实和人们在大量社会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行为规律或经验法则，来作出某种判断。判断的内容是某种事物的存在、不存在或该事物的状态，并允许当事人提出反证予以推翻。简言之，推定的逻辑学含义是从已知事实认识未知事实。法律推定的本质在于，通过证明基础事实的存在，证明法律规定的某推定事实[11]。正因推定的方法较容易依据经验法则和逻辑思维得出结论，避免因无法获得合法的适当的证据而产生难以定案的窘境，这一方法被广泛运用于认定当事人主观心态方面，因为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没有证据直接证明的，必须通过表现在外部的行为来间接推定。因此推定产生证明效力需要公示手段的配合，或者说，推定的方法被限定仅在具备公示力证据辅佐的情况下得以适用。将具有推定效力的效力证据与具有公示效力的对抗证据相割裂的做法与推定理论的本质格格不入，此为其一。其二，效力证据的推定效力不仅能够被对抗证据所否决，还会因其他相反源泉证据的出现被推翻，据此可观，所谓“效力”证据实则最无效

力，其效力位于最末端。于是乎不禁借问，到底谁是源泉，谁才是效力？可见此种提法本身亦大有问题。

笔者的结论是将众多证明文件分为两类，一类为无对抗效力的证据，细分为两种，即一份有利公司的证据与一份有利股东的证据，两者之间效力相等，互相制约，互为印证。一类为有对抗力的证据，即经过工商登记的证据，其具备的公示公信效力旨在保护善意第三

方的合法利益，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三、三个确认股东资格的依据

1.股东名册应为有利于股东的证据。

韩国学者曾指出，股东名册不是直接确定股东权利所在的根据，而是确定谁可以无举证地主张股东形式上资格的依据[12]。在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股东名册被视为证明股东资格的表面证据，是股东行使权利的依据。股东可以股东名册的记载向公司主张权利，公司则可以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为股东，并准许其行使股东权，对于第三人侵犯记名股东之纠纷有免责的效力。考察《公司法》的规定，也是将股东名册的记载作为股东行使权利的依据，在股东名册记载的人可以确认为股东，但该确认效力是相对的，即只具有内部效力，在股东向公司及其他股东主张权利时产生效力，且对公司的效力是绝对的，对其他股东的效力仅是相对的，在非公司直接介入的纠纷中则不具有当然效力。也就是说，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通常可确认其股东资格，否认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此外，与工商登记、出资证明相似，将股东记入股东名册是公司的义务、股东的权利。股东名册未记载者，并非必然无股东资格，尤其是公司侵权的情况下，未被记载的股东资格仍应确认。因此，有学者说过：“股东名册很重要，但它只是公司必须和可以载明的资料的一

个表面证据，法院有权进行修正。”

2.出资协议书或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有利于公司的证据。

《公司法》修改后规定了股东可以分期缴纳出资，这也就意味着法律并不要求股东出资与股东资格必然相联系，互为条件，或者说，法律允许股东出资与取得股东资格相分离。但股东与公司签订的同意出资入股的出资协议书或股权转让协议则与实际出资行为性质不同，两者法律地位也不一样。上述协议承载着股东与公司共同一致的意思表示，表明双方就成为公司成员这一事项达成合意，因此该文件被

引入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证据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更顺应了公司自治这一不可违背的立法趋势（注释4：如美国《有限责任公司法案》将股东与公司之间就成为公司成员的协议引入作为判断是否成为公司成员的依据。See《ULLCA（2006）》SECTION 111.（b）

A person that becomes a member of a lim ited liability company is deemed to assent to the operating agreement.）。私法最重要的特点莫过于个人自治或其自我发展的权利[14]，它的核心是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意思。自治是私法的根本原则和特征。可以说，公司自治不但是私法自治在公司领域的体现或延伸，而且是经济自由的必然要求。公司自治意味着公司能够意思自治、行为自由和自律。出资协议书或股权转让协议只需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成为公司成员的意思表示在股东与公司之间发生法律效力，法律没有理由不尊重双方的意思表示，加以非法干预。认同出资协议书或股权转让协议作为有利于公司的证据，不单单是从形式上对法律合意的尊重，更是对合意内容进行把握。如果只是从形式上予以保证，一个做出不公正判决的人就会非常满足于这种保证，以为自己进行了一个公正的程序[15]。事实上，能够证明客观实际的最有效手段即为合意，尊重法律合意是法律拥有正当性的源泉，而法律正当性成为判断何种法律合意需要被尊重的界限。由此，出资协议书或股权转让协议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文件切合公司法公平与自治两个范畴的理

念，并使两者得以有效统一。

3.工商登记应为有利于第三人的证据。

通说认为，商事登记制度具有两种效力：一为创设效力，二为公示公信力。创设效力一般针对设立登记而言，在股东资格确认问题上登记不具有创设效力，应仅体现为公示公信力。民法以社会本位为主，保障交易安全的思想体现在商法终究是公示公信原则。该原则要求商事主体对涉及利害关系人利益的营业事实，负有公示告知的义务，在善意权利人取得权利的情况下，以信赖权利外观为要件，真正权利人丧失权利以归责原因为要件，即当权利外观的公示足以达到公信的程度时，善意权利人可凭借对权利外观的信赖取得权利。在现代社会，股东信息公示并透过其实现确保交易安全正是股东资格工商登记最为根本的目的和最为核心的功能。

注释:

作者简介：周荃（1982—），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商法、公司法研究。

[1]孙有强.股权公示制度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2]杨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法律问题研究[D].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3]赖锦盛.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确认中的法律问题探讨[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4]张兴德.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确认制度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黄瑞宇.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定[D].中国政

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5]李艳秋.股东身份认定问题探析——兼论工商登记的性质[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6]施天涛.公司法论（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27.[7][8]刘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63，167.[9]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10]刘俊海.股东资格到底如何确认？——对华祥公司股权纠纷的点评[EB/OL].http：///showarticle.asp？

id=1655，2009年5月27日访问.[11][英]约翰•W 1斯特龙.麦考密克论证据[M].汤维建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8.[12][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M].吴日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43.[13]何美欢.公众公司及其股权证券（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34.[14][德]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1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M].楚建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90.[15]张骐.价值共识与法律合意——从法的价值看宪政的意义与条件[A].北京大学法学院.价值共识与法律合意——北大法学文存第1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6.《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总第118期）

第五篇：关于民商事案件争议焦点的归纳

关于民商事案件争议焦点的归纳

所谓争议焦点，简单地说就是纠纷的核心，矛盾的交锋点，案件双方当事人争执的问题所在，在形式上是由法官归纳、并经当事人确认的争点，是引领案件审理、纠纷解决的主线和枢纽，也是体现法官熟悉案情的程度，把握法律与案件联系的能力的一个突出标志。

但从这次“两评查”的情况来看，民事案件争议焦点的归纳仍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争议焦点的归纳完全依赖于审判人员个人的感觉和经验，普遍存在笼统，不具体，不准确，或者失之于零乱，缺乏内在逻辑联系的现象，有的纯属为了有争议焦点这一环节而归纳争议焦点，结果使争议焦点完全失去了引领整个案件审理的应有作用。

究其原因，从表面上看，在于没有深度阅卷，庭前合议不充分，在庭上对当事人的陈述把握不准确，不全面，没有及时进行概括归纳，但从根本上看，在于没有掌握归纳争议焦点的相关理论，因而没有掌握归纳争议焦点的正确方法，所以只能凭个人的感觉和经验。伟人说过：“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对争议焦点归纳的认识也是如此。只有对争议焦点的归纳达到理论认识的程度，才能在这个问题上由自发状态进入到自觉状态，才能把正确归纳争议焦点的偶然性变为必然性。

从大的分类来讲，案件争议焦点包括事实争议焦点和法律争议焦点。这样的分类是由司法裁判的逻辑所决定了的。在成文法背景下的裁判逻辑，是一个形式逻辑的三段论过程，即由成文法确定的法律规范基础构成大前提，由事实基础构成小前提，而法律规范本身内在的逻辑结构则设定了推理的基本路径，因而裁判的过程实质就是一个确定事实，并从成文法体系中选择与事实最相适应的法律规范，并把这一规范的内在逻辑外化到事实中的过程。受这一逻辑所决定，事实和法律成为案件裁判最基本的两个要素，并构成争议的两个基本范畴。

一、事实的分类与争议

根据司法裁判的进程和环节，事实可以分为这样几类或几个层次：原生事实、当事人陈述的事实、法庭查明的事实、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以及法律事实。

所谓原生事实，就是哲学上的客观事实，即事物在特定时空的客观状况。当 事人陈述的事实，是指当事人根据自身的体验和其他考虑，向法庭描述的案件事实。法庭查明的事实，是指法庭以双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和证据为基础，依据证据规则和程序法查明和确认的事实状况。法庭查明的事实属于人认识到的事实，是人依据一定的认识规则，以一定的证据为依托，在主观中建构起来的事实，它以原生事实为目标，无限接近，但又存在着差别。因为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认识世界，所以查明的事实能够与原生事实无限接近，人能够通过查明的事实从整体上把握原生事实，在绝大多数时候是如此的；同时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因此，查明的事实并不等于原生事实，两者有时可能存在极大差别，人们在一定的时空内只能接受这种差别。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是指法律规范中设定的事实模式，可以称之为概念事实。法律事实是指将法庭查明的事实归类到法律规范中设定的事实模式所形成的事实，是法官能够直接适用法律规范“处理”部分的对象，其实质是用法律概念对法庭查明的事实加以法律改造或翻译，使之归属于某一概念事实。法律规范中设定的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关系是属与种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

但是，关于上述分类事实的争议在性质上并非都属于事实争议。原生事实属于客观事实，是需要查明的对象。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和法庭查明的事实，属于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是法庭调查阶段的事实，也是真正的事实争议。而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和法律事实，很显然是属于法律推理范畴的事实，应当归入法律争议，而不是真正的事实争议。实践中，人们经常会将这两部分混为一团，就是因为没有区分清楚事实争议与法律争议的不同性质。

具体来说，关于事实的争议可分为是全部事实的争议还是部分事实的争议；是事实主体的争议，还是时空的争议，是行为的争议，还是结果的争议；是事实形成的争议、变更的争议，还是终止的争议；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争议，还是举证责任转换的争议；是证据的争议，还是经验法则的争议；是证据三性中合法性的争议、真实性的争议，还是关联性的争议；是经验法则中的科学判定的争议，还是自由心证的争议。究竟属于哪一种或哪几种争议，只能根据具体案件来确定。只有把争议根究到各个环节，才能使争议具体化、精确化，真正做到“定点清除”，这就是争议的层次性。法律争议亦是如此。

二、法律规范的构成与法律争议

要分析法律争议，首先就要了解法律规范的构成。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在结构上包括假设和处理两部分。假设又包括主体、行为等要素，共同构成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模式，有的称之为“条件”。处理则包括模态和后果，其中，模态是对事实的法律态度，即对之予以肯定，或否定，或放任，多体现为“可以”、“禁止”、“应当”等词语的使用，有的据此将法律规范分别称之为授权性规范（或任意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命令性规范（有的则认为其中部分应当属于倡导性规范）。后果即如果主体按照或没有按照模态去行为时，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或者为其设定的义务，即平时所说的法律责任。

但是，在成文法体系中，由于立法效益和技术的限制，法律规范往往并不是以完整形态出现，而是由分散在各处的法律条款共同构成，或者以缺省形态存在──即只有事实、模态或后果中的某一项或两项，其他内容则以一种隐含的方式存在。比如，“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就是一个缺省的法律规范。其中，“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构成事实模式，“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是后果，缺省的是“模态”，这个要素是隐含地存在的，即法律对于事实模式的否定性态度没有明确表示，而是通过设定的后果表现出来的。有时事实模式部分本身也是处于缺省状态。比如，“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就隐含了一个前提事实，即合同已经依法成立并且生效。因此，在选择运用法律规范时，就必须要从众多法律条款中进行挑选整合。同时，基本的法律规范单元又可以组合成法律规范群，以应对事实的多种变化。法律规范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法官要对各部门法有系统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能够根据某一个或几个规范主题词迅速把相关法律规范联想和整合到一起，提炼出完整的法律规范。法官异于常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对法律规范的熟悉程度要远超常人。

围绕法律规范这一核心，法律争议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关于法庭查明的事实应当归入哪一法律规范管领之下的争议，这主要是通过对法律规范中设定的事实即概念事实的构成进行分析，并将法庭查明的事实与之比对来实现的。第二类则是关于法律规范后果部分的争议，即后果设定的内容应当在何种程度何种数量上适用于争议的纠纷。第三类是对法律规范本身内在逻辑推理的争议。

具体来说，法律争议又可以分为：是法律规范假设部分的争议，还是后果部分的争议；是同一法律规范的假设部分与后果部分的逻辑关系争议，还是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争议；是假设部分中主体的争议，还是行为的争议，还是方式的争议；是后果部分中性质的争议（即模态的争议，如有效无效，何时生效），还是方式（如责任方式）的争议，还是程度或数量的争议，抑或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的争议；是法庭查明的事实与法律规范假设部分的概念事实是否直接对应的争议，还是关于它们关系的法律推理的争议；是推理本身的逻辑的争议，还是推理的方式方法的争议。

三、争议焦点的层层揭示

综上可见，只有双方当事人的争议最终具体到事实或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且不能解决，而需要法官作出裁断的，才是真正的争议焦点。由此也可见，争议焦点的归纳，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由浅入深，由粗到精，层层剥笋，逐层深入，一步一步地形成的。理解了这些前提，然后再结合案件审理的实际过程，就可以概括出争议焦点归纳的基本程序。

（一）明确并固定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是梳理和明确原告诉求所依据的事实基础。要点是将原告陈述的事实按时间顺序或主次顺序加以排列和分节。实际就是记叙文的基础写作方法，即抓住记叙文的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发展和结果进行展开。关键是要理清事实线索和顺序。有时当事人会因为各种原因，把事实弄得非常复杂繁乱，这就需要法官有极大的耐心，条分缕析，理清头绪，分出层次。

二是梳理和明确原告诉求所依据的法律基础。要点是尽可能将原告所依据的法律规范细化到条款。在实践中，很多时候当事人并不能明确这一点，即使法官追问也不肯明确，对此只能留待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作出考虑。

三是明确并固定原告诉请判令的具体内容。应将诉求的具体内容加以条理化，逐项进行确认。最起码的要求是，要能将诉请判令的内容明确细化到能够归入确认之诉、给付之诉还是变更之诉的范畴。如果不能归入到这些诉的范畴，这个诉的性质就不明白，审理就会失去基本的方向。这是成文法背景下诉的格式化归类所必须的。有的当事人出于文化水平和认识原因诉讼能力不足，不能做到这一点，法官就应当引导其逐步加以明确。

（二）明确被告的抗辩意见。

一是梳理并确定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事实基础是承认还是否认，是全部承认还是部分承认，分歧在哪里，被告有无提出新的事实基础。

二是梳理并确定被告对原告提出的应适用的法律规范基础有无异议，异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其认为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条款是什么。

三是明确被告抗辩请求的具体内容。将抗辩请求的内容加以梳理，并将其与原告诉请判令的具体内容逐条对应起来，并加以条理化。同时，要分清其请求仅仅是抗辩还是包含有反诉，避免把抗辩与反诉混同。如有反诉，应另行依上述基本程序梳理。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这一个分析过程，将原告诉请判令的具体内容与被告抗辩的具体意见进行比对，把双方有分歧和不一致的地方找出来就确定为争议焦点了。但是，还只是对双方意见的初步的剖析和归纳，这样归纳出的争议焦点还比较宽泛，不够具体，针对性不强，大多数时候双方的观点形不成交锋。同时，这样归纳出的争议焦点缺乏适法性，没有与法律规范相联系，对适用法律起不到指引作用。因此，这一步所剖析出来的争议焦点只能作为第一个层次。

（三）厘定事实争议焦点。

根据双方关于事实的陈述，结合事实的分类，找出具体的分歧所在，即为待证事实，此为事实争议焦点的第一个层次。然后分析待证事实是属于积极事实还是消极事实，并进一步分配举证责任，这构成事实争议焦点的第二个层次。最后根据围绕待证事实举证质证的情况，厘定出关于证据的争议，构成事实争议焦点的第三个层次。

（四）厘定法律争议焦点。

如果当事人对于适用的法律有明确的意见的，则可以根据双方的意见，厘清法律争议的层次，查出争议的所在，即为法律争议焦点。如果当事人对适用的法律没有明确的意见的，首先要把法庭查明的事实与相关的部门法联系起来，再从中寻找相关的法律规范，然后分析法庭查明的事实是否可以归入法律规范设定的概念事实，这是法律争议焦点的第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又可能转化为对法律规范设定的概念事实的构成本身的争议，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对于法律规范后果的性质、方式、构成、变化的争议。一般地，这三个层次之后，事实或行 5 为的法律效力问题基本能够得到解决。第四个层次是后果适用于法庭查明的事实时，因具体个案情形的不同有所调整变化的争议。有时，因为当事人行为的复杂性、变化性，在适用法律规范时，不只是适用单一的法律规范，而是适用法律规范群，这时法律争议焦点的厘定就更加复杂了，但基本的仍是上面的程序。

依据相应的理论知识，并按照上面的基本程序归纳得出的争议焦点，本身性质明确，区别清楚，能形成交锋，与法律规范联系达到了具体而微的程度，从结构上既便于庭审层次分明，线索清晰，也便于裁判文书的制作；从逻辑上既能够保证不遗漏当事人的争点，又能够保证法律规范适用的准确性。

四、反思庭审结构与体制

争议焦点归纳的特点，对庭审结构和体制提出了要求。现在的庭审结构很机械僵化，几乎都是在当事人宣读完诉辩意见后，即由法官一次性归纳出争议焦点，然后开始法庭调查和辩论。由于归纳的争议焦点过于宽泛，导致庭审思路不清，层次不明，耗时费力，调查和辩论往往纠缠在一起，甚至出于各种考虑，任由当事人在庭上漫谈，以致辩论时不是重复，就是无语，庭审流于形式，走过场，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功能。其认识上的原因在于对事实争议和法律争议的区别不清，没有进而认识到法庭调查是一个认识事物的过程，而法庭辩论是一个比对事实与规范的过程，前者遵循的是经验法则，而后者遵循的是语义学法则、解释学法则，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同时也没有认识到争议焦点的归纳是层层剥笋、逐层深入的过程。其庭审理论上的原因在于抗辩制观念落实到制度上过于理想化，机械化，完全放弃了法官在庭审中应有的主导权，不能适应成文法的浩繁与当事人法律水平普遍偏低现实的矛盾。庭审结构与体制要符合案件争议焦点揭示的实际特点，就必须在划分为事实调查与法庭辩论的大框架下，根据争议焦点归纳与论证的进程，灵活地加以划分，同时要加强法官对案件审理的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