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比较》有感

第一篇：读《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比较》有感

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 “中外名著阅读活动”论文

题目

作者和学号 班级

日期

读《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有感

梅馨月

1320520121

13财务管理1班

2015年12月3日

读《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有感

摘 要：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处在封建社会的晚期，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并且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两个国家又都不约而同地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可是进入近代，仅仅不到半个世纪，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命运竟是这样的不同：日本迅速地走上了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改革和近代化，成为亚洲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则沦为丧失了独立主权的一个为列强所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近代时期中日两国的社会变革一成一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因此探讨与比较中日近代化的成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关键词：中日；近代化；成败；比较

在70年代日本奇迹般的重新崛起时代，中日两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也一度成为学术热点。研究日本现代化不但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同时也是日本反思现代化历程的需要。在中日近代化的研究中，日本学者依田熹家的《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比较》一书十分具有代表性。在研究中，依田熹家发现，中国学者和日本本土学者对日本现代化的研究有很大差异。“中国朋友感到‘惊诧’希望知道的事，很 多却是我们日本人感到‘理所当然’、不屑一顾的事，而很多我们认为通过大量史料得到证实的事，却使很多中国朋友极难理解”，故依田熹家在写了成名专著《日中现代化比较研究》后，人为还有进一步阐述近代日本的现代化问题的必要，由此著述了《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比较》。依田熹家对日本的侵略战争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反省，在本书的辅助书目中有大量的日本史名著，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理解。

依田熹家在《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日中两国有很多差异，采用类型比较，对中日社会类型、文化类型和教育类型进行分析。

一、社会类型

在社会类型方面，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它的团队是企业和单位，或者有的是养子，没有血缘关系，主要表现为武士道精神的忠，这就有利于现代企业发展；中国是亲族协作型，主要通过亲族、家族组成有血缘关系的团体，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的孝。因此中国的家族企业表现为亲族谋利，日本企业表现为派阀谋利。

在日本，他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集体本位主义”，“集体本位主义”乃是日本民族立国之本之魂，也是日本近代崛起、现代迅速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日本人看来每个人都是在恩情债务这张巨网系统中的适当位置上生存奋斗的，因此日本人非常讲究“恩情难报”与忠诚之道；在中国，百善孝为先,中国人自古最注重孝道，家族和自 己人的观念一直存在。所以从某些方面来看，日本人更加具有自我牺牲和集体精神。

二、文化类型

文化类型方面，日本的文化是并存型和全面摄取型，不同文化可以并存，而且对外来的文化加以全面的摄取；中国则是非并存型和部分摄取型，对外来文化不能全部吸收，只能一部分吸收，表现出来就是中体西用的顽固。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骨子里“赶英超美”的意识与愿望非常强烈。明治维新所倡导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赶超欧美”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当日本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坚船利炮后，马上激发了学习的欲望，他们不仅学习科学技术，学的更是当时相对比较先进的思想。战后日本国内的超强投资需求吸引了大规模的投资。日本充分发挥了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的优势。日本新建大型工业基地，挖筑深水港，广建商业码头，为输出工业制品提供了方便条件。因此日本属于文化摄取型，在日本并没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本土文化，日本擅长摄取各国家的文化长处，因此各种学术思想在日本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有利于日本学习西方先进政治、技术，使日本加快近代化进程。但是，中国有属于自己的各种文化底蕴，属于文化发生型。在我们都为我们是历史悠久的古国而感到骄傲时，恰好就是这悠久的历史阻碍了国人思想的进步。儒家文化在中国人心里是早已根深蒂固了的，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都没有打破儒家思想，过于繁 重的文化拖累了中国人的脚步。所以在接受外来不同文化时，中国人不敢大胆的接受，因此外来先进文化在中国很难生根发芽，因此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上要远远落后于日本。

三、教育类型

在教育类型方面，两国的教育形态存在差异。日本是普及提高能力型，比较注重普及和提高能力，所以日本很讲究教育普及和国民文化的普及。中国是选拔达到目的型，过去的科举制度、考试制度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是做官，选拔精英，而不是注重能力。

进一步分析中日两国教育理念差异的历史根源：书中提到中国冯桂芬写于1860年《采西学议》。冯桂芬称“习于夷者曰通事”，中国的懂得西洋事物者与日本的同类人地位差别非常之大。这也正是魏源的《海国图制》在日本比在中国产生更大的轰动和影响的原因，《海国图制》在具有兰学基础的日本找到了它的大批读者，而在中国，魏源只能慨叹自己过于超前。为何会有如此差距？根源是中国有科举制，而日本没有。中国封建社会以选拔为前提采取科举制教育，形成了为达到一定的目的——中举而学习的类型，所以整个国家的教育理念功利性很强，就是“选拔优秀者进行教育”——对非优秀者没有必要进行教育。这种思路一直演变到现在的“重点学校”的形式。而同期的日本采取的是义务制教育，日本明治5年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制，在此之前，日本的初等教育早已获得普及，甚至比同期的欧美各国都先进。首先让全民识字率大幅度上升，虽然人才的选拔还是世袭制，但可以不论身份而研究学问，致使在权力机构以外存在学问和人才，为日后国家的发展奠定人员基础。可见教育的普及程度决定文化意识的进步。

对当代中国而言，日本是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它最能引发中国人的心理和时空错位，有时你觉得它是你欲罢不能的美梦，可一转眼又成了午夜凶铃里那双直钩钩盯着你的眼睛。所以，对当代很多中国人而言，日本首先是一种情绪，然后才是一个真实存在，对极端者而言，甚至它首先是一种天然不自觉地的恨意，然后才会去寻找一个恨的理由。在这样的气氛中，任何真正的日本研究都变得微弱而小心谨慎，好多时候我们有着这样的逻辑，日本是通过学习西方而完成近代崛起的，那我们为何不直接绕开日本学习西方或者直接学习日本从西方学习的东西，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任何外因必须通过内因依靠内因才能起作用，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日本自身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结构以及其特有的对社会变化的敏感和学习能力才使得日本在近代能够脱颖而出，所以我们有接触、理解和学习日本的必要，因为相似的文化源头和几乎差不多时间的近代化改革的起点使得日本在很多方面的经验教训能够为我们所借鉴反思，我们要有担当的勇气去告别周作人式的孤独的微弱的小心翼翼，告别《地道战》里卓别林式的无益夸张和《鬼子来了》式的过分宏大空洞抽象的人性思考，告别站在自己越来越大的泡沫上嘲笑着日本泡沫破灭的虚荣心态，去实实在在的了解日本。了解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对自己快速变化的历 史身份的重新定位，是一种正常时代的正常国民心态的回归，虽然有时我们对此还不是很适应。我们不是要忘记过去，而是要学会在变化中重新开始，从中得到思考和启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注意人才的综合培养；深入研究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科学地辩证地对待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参考文献

[1]汤重南：《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2]依田熹佳：《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 文帆：“评依田熹家著《日中近代化比较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版。

第二篇：毛概论文 读依田熹家《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比较》有感

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 “中外名著阅读活动”论文

题目

比较》有感

作者和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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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近代化的比较—读依田熹家《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2012年12月6日

《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比较》读后感

在现今中国，有很多中国人对日本这个国家都怀有一种仇视的情绪，这大概是因为近代以来日本对我国的几次侵略以及中国人从小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所造成的。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很多中国人在提到日本的时候都会表现出不屑一顾，但是在这种反日的情绪下，人们除了用语言攻击、抵制日货之外，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超越这个确实要比我们发达、先进很多的国家。

日本在近代以来的迅速发展使得日本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日本的综合实力要远远超过中国。而根据史料记载，中国与日本的近代化开始于同一时期，甚至中国（1840年开始近代化）要早于日本（1853年开始近代化），但由于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得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开始放缓。因此，我们应该要深刻的认识到中国与日本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不同之处，找出自身的不足以及对方的优势，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能够超越日本，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站稳脚跟。

在中日近代化的研究中，日本学者依田熹家的《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比较》一书十分具有代表性。

在该书中，作者从几个方面来比较了中国与日本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不同之处：

一．基本文化形式的不同。

在该书的一开始，依田熹家就提出，文化形态在近代化过程中起着相当有利的作用。他从几方面分析中日文化的异同导致的近代化差异。1.从文化形态来看，日本是并存型的，什么都可以；中国是单一型的，非什么不可。2.从文化的摄取形态来看，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表现出来就是中体西用的顽固。3.从社会的协作形态来看，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注重的是“忠”、“义理”；中国是亲族协作型，注重的是“孝”，因此，日本人更加具有自我牺牲和集体精神。4.从社会的教育形态来看，日本是普及、提高能力型，日本人更注重提高常识，而不是以达到目的而读书，日本的教育普及是其经济等迅速发展的基础；中国是选拔、达到目的型，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读书都是以科举为中心，认为读书是为了达到某种有限的目的，比如改变自身的身份。

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差异，日本看起来更适合吸收、学习外国的现代文明，而中国却一直守着自己的那一套，坚持“非什么不可”的文化形态，致使中国与日本在近代化进程中有了如此巨大的诧异。

二．国内统一市场的不同。

作者认为，中国在戊戌变法运动时，中国的18省实际上是“十八国”，而每个省的内部也是四分五裂。之后中国在欠缺可以成为近代国家前提的统一国家的状况下发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又陷于军阀割据的状态。接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的同意运动有发生了曲折，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大规模内战才完成了统一。统一的如此迟缓，成为近代化的一大障碍。

而日本由于国土狭小、海运便利等原因在江户时代的中期大体上已经完成了强有力的国内统一市场。

三．近代化对象的不同。

作为日本近代化对象的江户时代的统治体制，是由幕府与藩组成，称作幕藩体质。其最大的特征是遵照分割统治与世袭的身份制原则来进行统治。并且日本的幕藩体制允许各藩拥有自己独立的行政、军事组织。只要克服了三百诸侯的分立，就能为成功过渡到统一的现代化国家做好前提准备。

作为中国近代化对象的是清朝统治体制。在中国，由看起来好像是高度集权的清朝过渡到近代化国家似乎比较容易。但是，事实上只带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仍然长时期遭受国内分裂的痛苦，这是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学术、思想的不同。

在该书中，作者提到日本并没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本土文化，因此日本属于文化摄取型，日本擅长摄取各国家的文化长处，因此各种学术思想在日本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有利于日本学习西方先进政治、技术，使日本加快近代化进程。但是，中国有属于自己的各种文化底蕴，属于文化发生型。而儒家文化在中国人心里早已根深蒂固，所以在接受外来不同文化时，中国人不敢大胆的接受，因此外来先进文化在中国很难生根发芽。因此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上要远远落后于日本。

五．经济近代化的不同。

日本从19世纪初开始，随着海防问题的出现，逐渐意识到需要制造西式武

器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西式炼铁。特别是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与此同时，幕府与各藩出现了武器制造、造船、纺织等一系列使用西式机械的产业，其中大多数在明治维新后作为官营企业继承了下来。

中国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的军队、特别是其核心的湘军和淮军实行了西式装备，开设了修理武器、轮船的官办工厂。

从表面看来中日量过都是通过从欧美购进机械来移植近代产业。但两国所处的客观条件还是有不同的：1.当时日本已经形成了国内统一市场，并由日本自己掌握，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统一国家。因而殖产兴业政策也是由同一国家的政府来推进的。在中国，当时国内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建立于这一基础上的统一国家尚未提上日程。2.当时日本和中国都同样陷于殖民地化的危机之中，但由于欧美的压力主要是针对中国，中国两次对外战争都打了败仗，加上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加收了外国的援助，中国比日本更具有更多的半殖民地性质。3.中国由于有着更多的从属性以及西学的传统不足，在洋务运动中机器的购进和使用几乎全都委交外国人和买办，这一状况长期延续下来。日本与此不同，在幕营和藩营的阶段就主要依靠本国的西学家和经营人才，所以其对外从属性比较小，由于明治政府接受了这些企业，更加减少了从属性。

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日两国在近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不同。这致使中日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巨大差距。但在我看来，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中日两国在文化形式上的不同。

不同的文化形式决定了在面对问题、处理问题上完全不同的方式。只有中国人从思想上开始改变，对于文化的基本形态从单一型向并存型进行转变。对外来文化进行筛选，博采众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此一来必定能获得更多对于近代化进程有利的技术、政策等等。也必定能让中国不断进步，成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

第三篇：读《全球通史》第31章：中国与日本有感

学院：资源环境学院

班级：环工3班

学号：201230230310

姓名：林立

读《全球通史》第31章：中国与日本有感

【前言】《全球通史》是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享誉世界的作品，其中第31章“中国与日本”主要对比了19世纪中叶，远东这块最慢受到欧洲扩张影响的地区发生了突然而剧烈的变化。首先是中国，然后是日本，被迫敞开国门，接受西万的商人、传教士、领事和炮舰。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也经历了从抵制到接受。从照搬到演绎的过程。但相比于邻国日本，近代中国似乎总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慢一拍。本文试运用对比的方法，对近代中国与日本向西方学习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

一、中国与日本面临西方入侵的相似性

“1842年的南京对中日两国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年中国签署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对中国来说。它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鸦片战争中。中国就萌发了新思想，这其中林则徐和魏源是当然的代表。早在战争没有打响之前。林则徐就已组织人手翻译外国书报，仿制西洋军舰，还组织编写了《四洲志》。其后的魏源把《四洲志》续写成《海国图志》。还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之后，又有姚滢，严复等人出现。但他们全是旧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从那个口号当中就能看出问题。师夷的目的仅仅在于制夷。假如成功达成目标。那么制夷之后去干什么呢?不用多想，等四方安定，自然又是升平盛世吧!更何况此时的北京朝廷还是一片死寂。

此时的日本，虽未开国，但已有所行动。其中的代表就是佐久问象山。他于这一时期向幕府提出了“海防八策”，其中提出了最基本的一些海防建设方案。1853年之后的幕府和明治政府初期都延续了这些政策。1853年黑船来日之后。幕府虽然充当了不幸的历史角色，但依然抓紧向西方学习。许多影响日本至今的制度，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例如日本海军的远航制度。虽然幕府的所作所为依然是为了维护其腐朽统治，依然还梦想着“两百年太平”，但其反应速度要比京城朝廷快得多。可就像一切腐朽的东西一样，不论是江户幕府，还是京城朝廷，在新事物面前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

二、中国与日本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比较

“这两个远东国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响，不过是以完全本同的方式。日本能采纳和利用西方强国的手段，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后来的势力扩张。相形之下，中国却不能重新组织自己以迎接西方的挑战。”

近代中日历史的不同面貌，主要是由近代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特别是工业化的不同成效所决定的。

关于近代工业的发展。两国在19世纪50和60年代相继开始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两者的结局却不同：日本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而中国根本未能实现工业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呢？学者们多强调两国政府的方针和措施的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对封建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根本性变革，为工业化创造了基本前提，而中国洋务运动不仅没有触动、反而维护封建制度，从根本上制约了工业化的进程。明治政府很快从以官办工业为中心转向大力扶持民间工业，而洋务派却始终对民间工业加以控制乃至压制。明治政府采用西方近代经济制度和经营管理方法，而洋务派却拒绝采用西方近代经济制度，将衙门作风带入企业经营管理。在技术和管理上日本很快由不得不依靠西方人转变为自立，而洋务派却始终没有摆脱对西方人的依赖。明治政府抵制西方经济侵略的意识比洋务派更强烈，措施更得力。

三、中国与日本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一场战争——甲午海战，验证了中日向西方学习的成果。” 中国依靠洋务运动建立了北洋水师，日本也建立了日本联合舰队。但中国还保留着封建制度与落后的军队管理体制，日本人和中国人大不相同，他们已有能力使西方技术适应他们的需要，有能力建立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在达到其他东方国家当时所不能达到的水平之后，日本这时便迫使朝鲜接受一些内容不十分明确的要求。传统上，朝鲜人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他们还定期向日本纳贡。因此，1894年，当朝鲜为镇压起义请求援助、中国为此向那里派遣一支小部队时，日本人的一支海军分遣队也登陆了。两支军队发生冲突，1894年8月，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中国军队又轻易地被击溃了，1895年4月，北京不得不接受了《马关条约》。条约的条款要求中国赔款，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并再开放四丁通商口岸。

日本在朝鲜战胜中国、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并利用战争赔款继续壮大自己，跻身列强行列。

四、近代中国与日本向西方学习的差异的原因

“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此为比强兵劲旅更可怕的“黄祸”。然而军事不能孤立于政治之外。政治的腐败导致军事成果最终化为乌有。甲午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大大加深。”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时就认为，30年后日本会兴旺起来，中国会更加衰弱下去。根据就是日本使节到欧洲，注意的是讲求政法，兴办工商，研究学术。而中国人到欧洲则是忙于探询军火的价钱和何种军舰装备精良。思想观念的不同造成了中、日在近代化过程中分道扬镳。

第四篇：读《日本美术教育》有感范文

读《日本美术教育》有感

美术教育不仅可以促进儿童良好素养的形成，而且对儿童其他方面的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

前段时间拜读了张晓露的《日本美术教育》一书，日本的经济、科技的高度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这与他们的重视教育是分不开的，教师这个职业已经是日本最好的职业之一，同样了解到他们的美术教育也是非常不错的。

日本美术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具有个性和创造性，我国的美术教育新课程标准中也阐明了这一观点，但是由于这一标准现在在教学实践中还处于摸索和改进状态，所以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我们国家还有很多老师、家长为了画画而画画，千篇一律的简笔画，没有创新，纯属临摹，这不仅限制了孩子的创造能力，还抹杀了孩子的个性。

《日本美术教育》这本书中主要讲了两点：

1．培养造就学生个性。日本美术教育的目标是“扩展表现及鉴赏能力，在体验到造型创作活动喜悦的基础上，培养爱好美术的心理，培养高尚情操。”美术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每一个孩子形成深刻独立的自我。因此，美术教育必须考虑在美术指导中创设良好的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发展审美趣味。美术教育可以让每一个中学生体验自然、人类和社会之美，感受美术表现和欣赏的喜悦，并使孩子们的心灵不断丰富与充实起来。同时又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学生完善的性格。日本教育界认为美术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以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思考为基本出发点，在探索

发现中不断创造。在实际的生活环境中感受生机勃勃的事物。激动自己的心灵，张扬自我。因此，各种各样的制作经验和技巧，都是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表现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目的。随着技巧的提高，表现过程中更加入了形象思考，仅仅训练技术并不能扩展表现力。在这方面，生活阅历和知识素养就起着积极作用。

2．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指导。日本的学者认为，美术教育良好的授课方法来自教师的个性发挥，优秀的教学不是某种概念化的东西，而是教师个人思想文化素养的体现。具体的美术教学，教师可根据自身的审美趣味、格调及研究成果，来设计教学内容和计划。其中有一个确定学习内容的标准，就是日本文部省的学习指导纲要，在理解纲要的基础上，教师确定指导的方向。了解、把握学生的具体实际情况是良好教学效果的前提，因此，根据学生各自不同的理解、兴趣和技能水平，实施具体的教学方法是十分重要的。此外，良好的授课取决于每个教学单元内容的充实，必须让每个学生都能活泼地参与活动

再看我们教育，普遍存在教育现象制约着我们的美术教育 1，首先儿童在读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家长就教他临摹简笔画，不用作任何思考，画的好坏都以简笔画书作参考，要求他们画的象，画的整齐，颜色涂的匀，在以后绘画班中还是学较复杂的简笔画，他不管画什么画，都会是简笔画这种模式，不会有自己的特点。老师、家长、学生都认为“画的整齐、画的象，颜色涂的匀”这就是好的儿童

画。试想一下，当所有的儿童画都是一种简笔画的风格时，这种画还有什么看头。

2，不做任何思考，没有创新，没有个性的临摹教学

儿童心理学告诉我们低龄儿童处在一个易受暗示阶段，绝大部分儿童容易被人左右，特别是父母，父母“好心”的指点其实是害了他们，因为大部分父母心目中的“好画”标准就是画得像，经常会毫不客气的对孩子的画进行“讲评”诸如：“这里的线画歪了，那里画得不像，这里应该怎么画，哪里把它擦掉，甚至有一半的家长会亲自动笔帮孩子画。”经这一折腾，本来画得好的，喜欢画画的、很有自信的孩子就会变得很不自信，画面形象越来越小，修改次数越来越多，这样出现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美术教育应顺应“儿童”的发展规律,把促进“儿童画”的发展作为启蒙教学阶段,在“儿童画”进入视觉写实表现阶段以后，选着沿着具有科学性的写生模仿教学和突出艺术性的创作教学互相配合的教学发展途径，不丹能够摆脱了临摹和模仿对创造性才能的束缚，保护儿童创造才能的启蒙和连续顺利的发展，而且是一条能够让写实能力和创造能力并行不悖，同时发展的最佳教学途径，同时培养了孩子的个性，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孩子们的心灵不断丰富与充实起来。

第五篇：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内容摘要：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 历史 进程中，资产阶级大多是近代化的主导力量，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中国 的资产阶级则由于种种难以避免的弱点，无法承担中国近代化主干载体这一历史使命。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它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无所作为。本文拟从 政治、经济 以及文化 教育 等几个方面，予以具体说明。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 历史 进程中，资产阶级大多是近代化的主导力量，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中国 的资产阶级则由于种种难以避免的弱点，无法承担中国近代化主干载体这一历史使命。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它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无所作为。本文拟从 政治、经济 以及文化 教育 等几个方面，予以具体说明。

—、资产阶级与政治近代化

在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这一阶级的主体不可能发挥主导作用。所谓资产阶级主体即工商各业资本家，他们由于身家财产的拖累和传统观念的羁绊，害怕以革命暴力的手段实现民主共和会引起**，危及其经济利益，因而在革命 发展 到高潮之前，资产阶级大多持反对态度，支持者为数甚少。他们赞同立宪派的主张，希望通过敦促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改变君主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变革相比较，君主立宪无疑具有较大的保守性。但是也应看到，以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一的君主立宪取代封建君主专制，也属于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范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就此而言，资产阶级支持立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具有推动政治近代化发展的作用。

从资产阶级支持立宪的主观愿望，可以看出其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要求。资产阶级的舆论工具《华商联合会报》曾载文一一列举封建专制的弊端，并阐明这些弊端“皆上病国，下病民，而商界实先受其病”(《上都察院书》，《华商联合会报》第7期。)。资产阶级希望以开设议院获得监督行政、财政和立法的权利，实质上是要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期待以政治近代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对于政治近代化与经济近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资产阶级当然难以获致全面的理解，但他们从直观上意识到不实行立宪，民族工商业就不能得到迅速发展。苏州商会的杭祖良和上海商会的沈缦云代表全国工商界呈递的敦请速开国会书，即曾说明国会召开与工商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洋货之输入，惟国会能设法以抵制之，外人之要求，惟国会能侍民气以抵御之。„„国会不开，商困莫挽，则商情之涣，商业之衰，必视前此有一落千丈之势。”(《时报》1910年7月21日。)

资产阶级支持和参加立宪运动，还体现了较强的爱国热情。商会在号召海内外华商参与国会请愿运动时，即特别强调：“今天下之祸变亟矣，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事日非，人心瓦解。商等思维再四，知非国会无以通上下之情，无以挽危亡之局而即于安。”(《拟海内外华商联合请开国会书》，《华商联合会报》第4期。)因此，敦促清廷速开国会以实行宪政，又是资产阶级致力于救亡图存的一项具体措施。而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特殊历史条件下，救亡图存的民族运动也是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支持立宪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还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并参与谘议局的活动。毫无疑问，地方自治和谘议局的出现，都是中国政治近代化向前逐步推进的具体表现，反映了资产阶级在这一进程中的积极影响。

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疏远甚至反对变革封建制度更为彻底的革命运动，又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不过，资产阶级对待革命运动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运动以沛然莫遏之势发展到高潮。许多地区的资产阶级转而支持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武汉资产阶级在起义的次日即公开声明站在革命一边，向起义军提供财政援助，并组织商团协助军政府维持地方秩序。“阳夏战争”期间，武汉商团又协同起义军抗击南下镇压起义的清军。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在武昌起义后，经革命党人联络和争取，直接参加了起义，曾会同革命党人进攻江南制造局，为上海独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独立之后，各业商人纷纷向新成立的都督府捐款，缓解了都督府的财政困难，商团则承担了维持地方秩序的职责。

更多地区的资产阶级虽然只是鼓动和平独立，但对于壮大革命声威，加速清朝的灭亡同样产生了积极效果。上海独立后，苏州商会、商团领导人多次面谒江苏巡抚程德全，要求宣布独立，脱离清朝统治。11月4日晨，上海革命军数十人开赴苏州，苏州商团“袖缀白布，均甚欢迎”。在资产阶级及各方面压力之下，程德全被迫于11月5日宣告江苏独立。10月底广州商界举行集会，认为“旧日专制政府政治势力已失，共和政府势力已成，„„应即承认共和政府。”(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25—126页。)会后，推举代表向两广总督张鸣岐转达商界承认共和政府之决议，同时向革命党人“宣达”商界的政治态度。当日下午，商界各团体再次集会时，有人树起“广东独立”的白旗，许多商店也悬旗挂灯以示庆贺。最后，张鸣岐也迫于压力不得不于11月9日承认广东独立。

上述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这一政治近代化的重要步骤中，也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为时不久，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即又表露出来。当袁世凯督率北洋军占领汉口、汉阳，与革命党人开始谈判时，曾公开支持革命的武汉资产阶级声称：“现拟结一难民团，不问其为何政府也，但知有抚我者而归附焉”(《时报》1911年11月13日。)。专注于一时经济利益得失的资产阶级，显然已淡化了追求政治近代化的热情。他们希望袁世凯能尽快实行统一，以便挽回战争造成的损失，为此不惜胁迫孙中山让位，帮助袁世凯窃取革命的胜利果实。

袁世凯上台不久即大肆绞杀革命力量，1913年3月更密谋刺杀了宋教仁。革命党人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资产阶级唯恐战事又起，试图再次胁迫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向袁世凯妥协。6月，上海总商会曾以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的名义，要求孙中山放弃武力讨袁。“二次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恳请袁世凯“率师讨贼，万勿再误时机，陷民水火”(《申报》1913年7月28日。)。同时，还秉承袁的旨意，“断绝一切与叛党之经济关系”，以“速平祸乱”，极不光彩地充当了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帮凶。

但是，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资产阶级又与其政治代表站在了一起。其原因在于，袁世凯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之后，转而大肆敲诈盘剥工商业者，尤其是不顾全国舆论反对，一意孤行复辟帝制，引起资产阶级所担忧的时局动荡。因此，护国战争爆发后，资产阶级积极予以支持，向护国军提供各种援助。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仍企图赖在总统宝座上，资产阶级又相继通电逼袁退位。可以说，在护国运动中资产阶级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资产阶级在清末民初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护国运动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其在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错综复杂。他们时而成为推动政治近代化发展的社会力量，时而又扮演了阻碍政治近代化进程的反面角色。这种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素质与性格相吻合的。

二、资产阶级与经济近代化

在经济近代化方面，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尽管中国近代 工业 是以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通过洋务运动而肇始，但洋务运动中后期出现的许多“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民用 企业，都有大量商人的投资。如果没有商股，这些企业根本无法创办，更谈不上发展。因此，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得以出现第一批工矿、交通、电讯企业，民间资本家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产者还开始兴办私营近代工矿企业。虽然处境极为艰难，但不少资产者坚持在逆境中奋斗，仍使中华民族资本主义不断获得发展。到1913年，民间私人产业资本（包括制造业、矿业、铁路、航运业）已达到1．54亿余元，大大超过了包括官督商办企业资本在内的国家资本，在中国本国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中明显占居主导地位。

在资产阶级的直接推动下，社会经济生活也日趋向近代化发展。清末，各地资产阶级主办的劝工会、工艺会、商品陈列所、商业劝工会、劝工博览会、劝业奖进会如雨后春笋，层见迭出，使传统行会畏惧和限制竞争的习俗日见式微，劝奖竞争之风则日渐盛行。1910年由官方出面奏准，江苏、上海资产阶级具体筹备，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已粗具全国性商品博览会的规模，是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向近代化发展的重要体现。前往南洋劝业会参观订购商品者达20余万人次，日本和美国实业界也闻讯先后派出代表团来南京参观考察。

不仅如此，清末的资产阶级还开始走向世界，先后参加了约20次国际商品博览会。在1911年意大利都郎国际博览会上，中国商人送展物品获奖达256个，其中4个卓绝奖、58个超等奖、79个优等奖、65个金牌奖、60个银牌奖、17个铜牌奖和6个纪念奖(《意大利会场之中国出品》，《东方杂志》第8卷，第10期。)。对于经济发展相当落后而且又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的中国资产阶级来说，取得这样的荣誉实属不易。

发起抵制洋货运动，既是资产阶级从事的反帝爱国政治斗争，又是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一项有效措施。第一次大规模抵制洋货，是爆发于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由于美国政府拒不废除已经到期的迫害华工禁约，并一再胁迫清政府签订新的苛约，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上海商务总会于5月率先倡议“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以伸国权而保商利”。同时，通电全国各埠商会，“祈传谕各商知之”(苏绍柄辑：《山钟集》，第28页。)。紧接着，全国各地的资产阶级一致表示“全体赞成”。甚至许多中小城镇的商人也闻风响应，表现出极大热情，使这场斗争很快从通商大埠扩展至中小城市以至集镇，达到前所未见的高涨声势和普及程度。

抵制美货运动的广泛开展，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对华的经济渗透，也促进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抵制美货的当年和以后的两年中，美国对华出口商品总额持续急剧下跌。1905年为5700万元，1906年为4400万元，1907年为2600万元(参见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第359页。)。美国在华资本家无可奈何地哀叹：“中国不用美货之举动坚持不懈，美国各厂家须闭歇六阅月。(《时报》1905年11月9日。)资产阶级当中一些有识之士则借此时机大声疾呼：“今为抵制美约，不用美货，办法文明，民志齐一，正我制造家改良土货，杜绝外货之机会。倘能及此振作，事事改良，对中国商业之发达，借此一举。”(《时报》1905年8月4日。)如所周知，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棉纺、面粉等工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收回利权运动是资产阶级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发展的另一项重要措施。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疯狂划分势力范围，大规模掠夺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无数利权旁落外人之手，不仅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生死存亡。当时的有识之士即已意识到：“经济为国家之生命，生命之权既操纵于外人之手，彼更进而以开港场，施行政治，侵我主权，„„由经济界之瓜分，以逮及于国土之瓜分。”(南溟子：《中国与世界之经济问题》，《四川》第3号。)于是，为维护利权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同时也为了救亡图存，资产阶级协同各界爱国人士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一个国家经济近代化能否发展的关键，因而收回利权运动以收回路权首开其端。自1904年起，许多省份的资产阶级相继自筹股份，成立商办铁路公司，自建铁路以保利权。同时，通过不断斗争先后收回被帝国主义强行攫取的粤汉等铁路的修筑权。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之初，曾一定程度地对商办铁路表示支持。但到1908年，为了获得列强的贷款以解救其财政危机，清政府又不惜出卖路权，要求商办铁路公司借债筑路，为帝国主义控制铁路大开方便之门。此后，许多地区的收回路权运动发展成为反对清朝出卖路权，拒绝奴役性借款，坚持商办铁路的斗争。到辛亥革命前夕，更进一步激化成为导发武昌起义的铁路风潮。

收回矿权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在山西，资产阶级在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收回了被英国侵略者夺取的诸多矿权。安徽绅商经过力争，也收回了铜官山矿权。此外，四川、山东、黑龙江等省的资产阶级都在收回本省矿权的斗争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尽管资产阶级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曾表现出软弱、动摇乃至妥协等等弱点，但以其为主导开展的这场运动，明显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如收回路权运动的兴起，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掀起了商办铁路的热潮，一定程度地阻遏了帝国主义劫掠中国铁路的侵略行径。虽然有些省份的保路斗争，如收回苏杭甬路和津镇路的斗争未能完全实现最初的目的，有的是得而复失（如粤汉路），但整个运动却直接导致了全国十数省商办铁路公司的成立，扩大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实力，形成抵制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的重要力量。在收回矿权方面，1907至1911年中国先后收回了被帝国主义强行霸占的9个重要矿产的开采权，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起了不小的抵制作用，为民族资本主义矿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收回利权运动还促使爱国的工商业者更加关心国家的兴衰，纷纷起而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维护利权，从而带动了中国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

以上各方面的情况说明，资产阶级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突出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弱点，使其无法真正独力承担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历史重任。到20世纪上半叶，民族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甚小，与强大的封建经济相比极端微弱。在经济实力上，与在华的外国资本也难以抗衡。就总体而言，资产阶级远未使中国的经济近代化取得成功。

三、资产阶级与教育近代化

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资产阶级也曾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这一点过去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

19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即比较重视发展近代新式教育。戊戌变法之后，由状元转而投资兴办实业的张謇，还创办了师范学堂，附设测绘、蚕桑、农、工等科，后又创立吴淞商船学校和铁路学校。但是，这一时期主要还只是限于舆论呼吁，象张謇这样直接创设新式学堂者尚不多见，当时的工商业者中绝大多数对教育近代化的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到20世纪初，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渐发展，以及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和西学的进一步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对中国工商业颓萎疲敝现状的重新反省，使他们逐步意识到，发展近代教育和启迪商智，对振兴民族工商业有着重要影响。他们深感“商业之发达，由于开商智，商智之开通，由于设商学。今教育尚未普及，商界中之伙友徒弟未必尽受教育之人，即不免文字茫然、商情不识之弊，于商务前途关系诚非浅鲜。”(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48卷，第66页。)此外，他们还将发展新式教育与国家的强盛联系在一起，认为“各国强弱之分，文野之别，视全国人民就学之多寡为断”。“储才端赖学堂，生利必资实业”，要使中国走向富强，就必须“广兴教育，以培养人才”(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92卷，第10—11页。)。从自身利益和国家盛衰两方面认识到发展新式近代教育的重要性，这正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致力于教育近代化的思想基础。

对于发展新式近代教育，当时的资产阶级还具有十分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责任感。他们表示：“时至今日，所谓商战世界，实即学战世界。„„再阅十年，而我商界之面目仍旧，恐华商无立足之地，至时而思以教育救其弊，不已晚乎！”(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3卷，第30页。)因此，新成立的商会等资产阶级社团，即将发展新式教育，尤其是实业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活动内容。例如，苏州商务总会表示，凡有发起设立商业学堂或别项新式学堂者，“本会当实力为之提供扶助”。天津商务总会特别强调，商学不讲，致遇事牵掣，亟宜妥筹经费，创办商务学堂。上海商务总会成立伊始，也表示应随时酌议设立商务学堂，以期造就人才，振兴商业。

不久之后，还出现了许多由资产阶级所组织的致力于教育发展和管理地方学务的社团。例如杭州的商学公会，“系商界同仁集合而成”，宗旨为“研究商学，交换智识，以冀商业之发达”。该会的具体活动内容包括：

一、研究商学、商法，讲求专门商学；

二、编辑商务杂志；

三、延聘精于商学、商法及专门 科学 之人员讲学，设立商业学校；

四、联络各处商会，以交换智识，互相商榷(《杭州商学公会改正章程》，《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7—8页。)。1909年底成立的北洋商学公会，以“研究商学，维持商律、商规，以冀商业之发达为宗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07页。)。短短一年时间内，会员即达200人。前此成立的上海商学公会，也是工商界活跃人物组成的文化教育团体。原名江苏学会，后改为江苏教育总会的社团，同样属于以工商界头面人物居主导地位的组织。著名资本家张謇任会长，苏州绅商王同愈任副会长。该会比较注重建立师范学校，培养教员、管理员，推广小学校，以谋教育之普及，同时也努力“劝设实业学校，养成农工商实业之才”。此外还“提倡尚武精神”，要求各类新式学校均重视 体育，并办政法、警察等速成科，“预备地方自治”。

苏州资产阶级于1905年成立了学务公所，其职责和具体活动为：“甲、调查公立各学堂之校舍、课程、经费，以期逐渐统一；乙、管理宾兴、公车、紫正书院及其他各项公捐学堂之款；丙、养成教员、管理员；丁、推广小学；戊、注重实业教育，提倡军人资格。”(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92卷，第21页。)涉及的面如此之宽，俨然是一个全面管 理学 务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在培养新式学堂师资方面，学务公所作出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它成立之后即创办了公立师范传习所，至1911年先后已有六批学员毕业，为各个学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新式教员。1907年，因学务公所改为学务总汇处，苏州绅商又联合学界人士创设教育会，作为参与领导和管理苏州地方学务的民间团体。该会“注重义务教育，推广城乡各处初等小学堂，以养成国民道德之初基”，并“劝办简易识字学塾，冀使识字人数日多，藉速宪政之进行”。另还“开法政、警察等研究会，养成城镇乡举办自治人才”。在提倡实业教育方面，进一步“劝令各学堂酌量地方情形，增加农工商等科，以期养成人生必须之智识技艺”(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92卷，第109页。)。

上海的学务公所也是工商界人士于1905年直接参与创立的教育团体。该公所的发起者系米业公所董事姚文枬等人，姚本人还担任学务公所的总理兼文案员。其后，他又发起成立教育研究会，并出任会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教育研究会与沪学会合并，联合各学董、各学校校长共同组成上海县教育会(《上海县续志》卷九，“学校”，上海南园民国七年刻本。)。

当时的资产阶级不仅参与管理地方学务，有些还直接创办了新式学堂，为推动教育近代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周廷弼在无锡周新镇开办廷弼学堂、卢洪昶在宁波开办商德学堂、胡元炎在长沙开办明德学堂、郑锡光在福州开办中等商业学校等。不少商会也曾先后兴办商业学堂、实业学校和初级小学堂。见于明确记载的有天津商务总会主办的中等商业学校、江西商务总会主办的商徒启智学堂、苏州商务总会主办的实业学堂、通崇海泰商务总会主办的银行专科学校及商业学校、上海商务总会主办的商业学校、常州商务分会主办的半日学堂、江苏川沙商务分会和梅里商务分会主办的初等商业学堂等。

有些行业的商人，也联合集资创办实业学校。例如在苏州，纱缎业商人于1905年通过苏州商务总会呈文商部，说明“储才端赖学堂，生利必资实业”，禀请设立初等实业学堂。商部批示：“我中国商务之盛不及泰西者，由于商界无人才，而其故由于无学堂以为储才之地。今该商等拟就纱缎一业公立初等实业学堂，且足为各业之提倡，本部深堪嘉许。”(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109页；第93卷。)1907年，苏州经纬业商人认为“近数十年来，外流奔放，浸涸利源，究商业之所以不竞，实由商智之自甘固塞”(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43卷，第53页。)，也呈请农工商部准允创立了初等小学堂。很显然，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