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庭审辩护技巧归纳沈阳刑事辩护刘强律师

第一篇：刑事案件庭审辩护技巧归纳沈阳刑事辩护刘强律师

刑事案件关系到被告人的生命和自由，与普通民事、商事案件相比，对律师的法律素养、责任心、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律师事务所的规范化程度、知名度和专业化分工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的律师制度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发展，律师队伍的数量逐年增加，能够给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群体数量是增加了，但是绝大部分律师(90%以上)的专业化分工不明显，犹如“万金油”般什么案子都干、什么案子都接，论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律师事务所案源有限，案子少生存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挑战，怎么去走专业化路线?因为专业化意味着只研究和处理某一类型的案件，这犹如社区医院门诊大夫和专业医院专科大夫的区别一样，一个是什么都能处理点，一个是只在某一方面投入全部的精力。小律师所为了生存必须来者不拒，甚至为了接一个案子刻意降低收费或者给当事人以不切实际的承诺，在当事人委托之后又找出各种理由收取费用，委托时的承诺自然也就不会实现了。作为一个专业刑事辩护律师，根据多年从业经历和具体刑事案件辩护工作中总结归纳出以下几点辩护技巧，作为本人的心得体会，希望能够给有志于专门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同行们一点参考。当然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为了被告人的生命和自由，路漫漫其修远兮，让我们以一颗法律人的良心来共勉!辽宁专业刑事律师刘强

一、要善于准确归纳并找出辩护的法定理由。

律师凭什么为被告辩护?我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律师担任刑事案件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也作了内容相同的规定，只不过是该规定不仅对律师适用，对非律师的其他辩护人也同样适用。对于律师辩护的法定理由，我归纳出以下四类。

1、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法定理由。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可作“无罪辩护”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情形大致有三种： 一是刑法不认为犯罪的: ①《刑法》第三条法无明文不为罪，②《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为罪，③《刑法》第十六条“不可抗力”或“不能预见”原因造成的危害行为不为罪;④《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证据不足”的无罪推定;二是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 ①如《刑法》第十六条年龄方面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②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除犯故意杀人、故意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强奸、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项罪名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③《刑法》第十八条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④《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⑤《刑法》第二十一条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三是刑法不予追究的: ①《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②《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自诉案件受害人不起诉或撤回起诉的，不予追究。

2、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辩护的法定理由。在犯罪主体刑事责任能力方面的有： ①年龄方面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岁的，②精神方面间歇性精神病人，生理方面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③在主观方面恶性程度较小的有：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等;④在犯罪作用方面较小的有：从犯、胁从犯;⑤在犯罪后将功折罪的表现有：自首、立功等。

⑥此外，还有一些特殊规定，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国外受过刑罚的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⑦《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处罚;⑧《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人或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等。

3、罪轻辩护的法定理由。通过此罪与彼罪之辩改变定性，将重罪辩成轻罪，最终提出罪轻辩护观点。主要有：

①一是主观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将故意杀人罪辩成过失杀人罪：

②二是单一主体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公职人员的贪污罪辩成非公职人员的职务侵占罪;③三是单一主体变成双重主体，例如将自然人犯罪辩成单位犯罪，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是对单位适用财产刑，对自然人则刑减一等，特别是没有死刑;④四是时间差上的罪轻，《刑法》第十二条规定，以修订后的《刑法》实施日1997年10月1日为界，在此前所犯罪行，按从旧兼从轻原则处理;⑥五是多人犯罪中的罪轻，如前所述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团中的从犯、胁从犯;⑦六是多罪中的罪轻，根据数罪并罚原理，将数罪辩成一罪，以达到罪轻而从轻、减轻处罚的目的。

4、注重抗辩从重处罚的理由。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有：

①《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教唆犯，②《刑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规定的累犯。实践中公诉人要求酌定从重处罚的还有：(1)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相对于主犯，(2)教唆犯相对于被教唆犯，(3)惯犯相对于偶犯，(4)受过刑事处罚的人重新犯罪(又不构成累犯)相对于初犯，(5)拒不如实坦白供述罪行的，(6)拒不退赃或拒不交代赃款去向的。

二、不要忽视对被告有利的酌定情节。

相对于法定情节而言，酌定情节指的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依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可以酌情考虑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随着公诉人队伍素质的普遍提高，起诉书和公诉词的水平越来越高，有人甚至赞扬它是向罪犯宣战的檄文。对一些可以或应当从轻、减轻被告处罚的法定情节，如年龄未满十八周岁、从犯、立功等，起诉书和公诉词一般都能客观认定，公诉人还利用法庭辩论阶段先于律师发言的机会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让律师独做“好人”的趋势。很多律师越来越感到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都让公诉人先说了，除了在法庭上向公诉人“致谢”外，没有留下什么可让律师说的了。我则不以为然，我认为遇到上述情况时，可以在简单表达认同公诉人(但千万不可讲向公诉人“致谢”的话)发表的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的基础上，腾出更多辩护时间和篇幅多说有利于被告的酌定情节。下面，我简单罗列一下辩护中常作辩题的酌定情节，并借助法院已公开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判决的先例，加以说明。

1、性质上的酌定情节。从法理上讲，相对于直接故意的间接故意，相对于积极作为的消极不作为，都是司法实践中经常考虑的从轻处罚酌定情节。例如，司法实践中同是受贿罪，对被动收贿者的处罚往往轻于主动索贿者，间接故意杀人的处罚也轻于直接故意杀人。

2、主观恶性程度的酌定情节。民事纠纷引出的刑事犯罪相对于偶发的刑事犯罪，突发性犯罪相对于预谋性犯罪，出于义愤的犯罪相对于无缘无故的犯罪，处罚都轻重有别。

3、犯罪后因交代罪行或退赃而形成的酌定情节。例如，湛江走私受贿案中市委书记陈同庆受贿110万元，茂名海关关长杨洪中受贿180万元，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法院考虑他们积极退赃，两人都被判了死缓，让陈同庆和杨洪中“捡回一条命”。又如，陈同庆之子陈励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数额特别巨本该判处死刑，但法院以其“案发后投案自首并坦白交代罪行”为由，轻判其死缓，留其一命。

4、犯罪次数上的酌定情节。相对于惯犯的偶犯，相对于累犯的初犯，都是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

5、实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节。湛江走私案中，副市长杨衢青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本该判死刑，法院考虑其“并非走私货主”，乃轻判其死缓。

6、量刑平衡方面的酌定情节。我国黾未实施判例法，但法院往往都要考虑上级法院和本院对同类案件的量刑，还要考虑同案各被告如何拉开档次的问题。例如，湛江走私案，省市两级法院的判决书认定林春华、姜连生、张瑞泉均是主犯，但同时又认定姜连生的犯罪作用较林春华为次，张瑞泉的犯罪作用又比姜连生稍次，结果判处林春华死刑、姜连生死缓、张瑞泉无期徒刑。我们评价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将主犯分成“严重的主犯”、“一般的主犯”、“次要的主犯”等三种情形，量刑拉开了档次。其他案件对从犯按排名顺序拉开量刑档次，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是将从犯分成了“严重的从犯”“一般的从犯”“次要的从犯”等多种情形。这也是刑事案件中，为何常出现主犯之间量刑不同、从犯之间量刑也不同的原因。

7、可免牢狱之苦的酌定情节。只要被告不会继续发生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量刑时可判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辩护律师可建议法院判缓刑;对于《刑法》分则条款有管制刑的，辩护律师可建议法院判管制刑。

除上所述外，我国《刑法》第六十三条还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虽不常用，但辩护律师仍不可忽视。

三、要敢辩、善辩和明辩。

敢辩与善辩、明辩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敢辩而不善辩，就会造成辩护可听不可取;善辩而不敢辩，人们听来会感觉辩护观点圆滑有余，份量不足;善辩而不明辩，其辩护结果则让人不知所言何意，所指何物。若把敢辩、善辩、明辩结合在一起，则会让人感知你的辩护既有独立见解，又言词得体，更是目标明确。据我所知，当事人对辩护律师最有意见的是不敢辩，最抱怨的是不明辩，最挑剔的则是不善辩。

先谈敢辩。所谓敢辩，就是敢于讲出或写出辩护律师与众不同并与控方分歧很大的独立见解。把死罪辩成无罪，把重罪辩成轻罪，把同行公认为没有办法辩的案件辩得头头是道，这都是敢辩的表现。

再谈谈善辩问题。常看到审判长在法庭上这样打断或制止律师的发言：“请辩护人注意不要重复”或“请辩护人注意表达方式”等等，个别的出现过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辩论是否恰当而发生争执的现象。

有人问我，张子强团伙案辩护最难的是什么?我回答：是讲司法管辖权问题。一方面，众所周知，张子强团伙案尚未开庭公审，香港传媒就对“司法管辖权”问题进行炒作，有的被告在香港亦聘请了一流的律师，被告的亲属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如果对“司法管辖权”问题一声不吭，就无法向被告及其亲属乃至旁听的人有个交代;另一方面，该案是通天大案，中央和省市领导都关注，如果将“司法管辖权”说多了或说的方式不当，上级有关部门无法接受，在法庭上直言内地法院无管辖权还可能薄了审判人员的面子，造成审辩对立于辩不利。这就有个如何把握分寸讲“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当时就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就司法管辖权问题先后给市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送了一份5000字的分析报告，建议将案件移送香港处理;二是在法庭辩论中，用少量篇幅简明扼要地指出该案“犯罪后果地”在香港，该团伙中叶继欢等人在香港仅判轻刑，建议法院从内地与香港定罪量刑轻重有别的角度考虑，要么将全部案犯移交香港处理，要么则将全部案犯移交广州法院审判。这样一来，台下的人认为大胆地讲了很多律师不敢讲的司法管辖权问题，被告及其亲属对律师的态度由将信将疑转变为完全信任;台上的人又认为讲的在理，上级领导、审判人员、公诉人都评价作的辩护最好。

最后讲明辩问题。有的辩护人说了半天，台上的人不知所言，台下的人听着昏昏欲睡，而有的辩护人发言，全场静气，人人注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这就看辩护人是否抓住了要害，是否提出了明确的辩护意见。例如，某共同犯罪案中，起诉书认定某被告是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该被告的辩护律师念了《刑法》第二十七条有关从犯如何处罚的规定，他长篇大论说被告罪行轻得很，从轻处罚是不够的，但直到发言完毕，还未讲明既然对他的被告从轻处罚不够，应如何处罚。其实，《刑法》对从犯的处罚方式有三种，一是从轻，二是减轻，三是免除处罚，既然从轻处罚不够，而该案被告免除处罚又不可能，辩护律师就应直截了当地提出“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不宜东拉西扯，搞得法官和听众不知所言何物。

《刑法》上有的条文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三者兼而有之，或三者仅有其一二，但立法表述在顺序上有讲究的，我们就应考虑相应的辩护意见。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中国领域外犯罪的，“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罪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里“免除处罚”摆在“减轻处罚”之前，律师为此类被告辩护，就可提出请求法院优先考虑“免除处罚。”

《刑法》上有的条文在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方面，用的是“可以”或“应当”，律师对于是“应当”而非“可以”的，就应当明确指出，以期判决对被告有利。

四、切忌歪辩、乱辩和错辩。

所谓歪辩，就是歪曲事实、曲解法律、颠倒是非的辩护。举个例子讲，在某特大走私案中，公诉人指控被告的走私行为冲击了国内市场，给国内同类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害。而某辩护律师居然说，封闭国内市场不利于我国企业开展国际竞争，被告的走私行为让老百姓受到价格优惠，以较少的钱购更多的物，因此这种走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益无害的，甚至走在了开放市场的前头……辩护律师这种“走私有功论”的辩解，显然就是一种歪辩。如此歪辩，不仅公诉人、法官无法接受，连被告及其亲属也认为是徒劳的无聊辩护。

那么，什么又是乱辩呢?简言之，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辩护就是乱辩。乱辩常见的情形有：前面才说他的被告不构成犯罪，后面又说他的被告是从犯，其错误表现在忽视了从犯的前提是构成犯罪;刚说全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跟着又说对他的被告定罪证据如何不充分，事实如何不清楚，甚至定性如何不准确，这种错误表现在无视他的被告所作所为是全案的组成部分。

至于错辩，简言之是指错误的辩护。这类辩护本意也许是好的，但方式不对，结果则恰得其反。例如，在某特大绑架犯罪案辩护过程中，有几位辩护律师为了使其被告受到较轻处罚，本想说他的被告是如何的罪轻，可能是没有找到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结果他说相对本案的犯罪集团中的首犯XX，他的被告所作甚少，所得甚少。结果马上被主犯的辩护律定，因为起诉书认定该案是一般共同犯罪，没有认定是集团犯罪，也没有认定谁是首要分子，该律师将一般共同犯罪说成是严重的集团犯罪，将“主犯”说成是“首犯”，可能加重全案被告的处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辩护人职责

五、律师辩护应尊重委托人或被告意见。

违背被告意志辩护常见的情况有：被告要求作无罪辩护，而辩护人坚持作有罪但罪轻的辩护;被告要求作改变定性之辩，而辩护人坚持按起诉之罪作罪轻之辩。在某些律师看来，律师的辩护地位是独立的，可以不受被告或委托人意志约束。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律师的辩护权产生于被告或被告近亲属之委托(最终得到被告确认)，而《律师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委托人可以拒绝律师为其继续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但“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这就表明，律师要拒绝为被告辩护必须要有“正当理由”，而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并不需要“正当理由”，委托人或被告有权以律师辩护不符合本人意志为由拒绝律师辩护。当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时，律师的辩护权即告终止，所以律师的辩护地位并非独立。

以我体会，律师为被告辩护，应先征询被告意见，或将律师的辩护思路与被告沟通商量，达成共识;律师在开庭前，应拟出辩护词初稿征求被告及委托人的意见，在法庭调查质证后对辩护词作重大改变的，应再次交被告确认后方可呈送法院。

至于偶尔遇到被告与律师辩护意见不一的问题，我认为只要充分与被告沟通，绝大多数被告都会接受律师的辩护意见，或经反复沟通形成共识。若律师与被告对辩护意见有原则分歧，虽经沟通无法形成共识，则可建议被告另行委托辩护人，切不可在法庭上强行发表被告不能接受的辩护意见，否则被告在法庭上向审判长表明不同意乃至坚决反对律师辩护意见，甚至当庭拒绝律师辩护，对律师执业声誉也是有害无益的。沈阳刘强律师团队整理

第二篇：刑事辩护技巧庭审质证要点

刑事辩护技巧庭审质证要点

(一)对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词的庭审质证。

1、对被告人供词的庭审质证

庭审质证中，被告人的供词可划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始终供认不讳，庭审时供词与侦查起诉阶段供词相一致，且有其他证据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只有其它旁证材料证明被告人有罪，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三是在侦查及起诉阶段供词变化较大，其它旁证材料也难以确证。针对上述三种情况，辩护人在庭审质证时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种情况下，控方指控属实，辩护人应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不能为了质证而质证，故意发问以求庭审时控辩双方在举证、质证方式上的表面平衡;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下，辩护人则应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庭审发问及质证技巧以达到去伪存真之目的。在被告人自始至终拒绝交代起诉书所指控罪行时身为辩护人切不可因为在控方提供的其它证据材料中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材料，就认定被告人有罪而放弃发问或拒绝质证。须知这些旁证材料未经庭审质证，是不能直接作为定罪的证据的。因而，辩护人的职责就是充分利用庭审调查时赋予辩护人的发问权、质证权，挖掘被告人拒绝交代的合理成分。例如被告人拒绝承认自己有参与聚众斗殴事实，那么在庭审质证时就得提问被告人除自己拒不承认外，是否有其他现场证人或旁证材料能进一步证明，以及案中被告人与其他证明其有参与斗殴的证人及证据材料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案件真相通过庭审发问质证逐一明了，而不能在质证阶段不发问甚至站在控方角度指责被告人认罪态度差或要求被告人坦白交代。同样在被告人翻供或供词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除要充分注意被告人的翻供是否存在合理成分外，还要紧扣相关事实，通过发问与质证使被告人为何翻供的有利成分得到进一步阐明。特别是在被告人过去对犯罪事实已有过交代，但供词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务必要充分掌握庭审发问权、质证权，充分挖掘被告翻供的合理成份及原交代确实存在的与事实不符之处。

2、对同案犯供词的庭审质证

同案犯因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供词除与被告人的供词相一致的以外，辩护人均应持几分怀疑态度。特别是在被告人拒绝承认有罪，而同案犯证实其有罪，则更需通过庭审发问与质证，充分暴露同案犯供词不真实的一面。例如同样在聚众斗殴案件中，如出现同案犯指证被告人参与，就需要充分利用庭审发问与质证，通过发问与质证，否定同案犯的供词，并从同案犯的供词中发现其矛盾之处，抓住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素材。

3、质证时常见的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及对策

质证时控方存在瑕疵的证据材料常见的有：(l)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从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中获取的供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及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58条的规定。(2)审问未成年人时，没有妨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而不通知其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到场;审问聋哑犯罪嫌疑人没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讯问不能晓当地语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时，没有配备翻译人员;这些均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2条规定。(3)讯问笔录修改及更正或修改处没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签字或按指印，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4条规定。(4)对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的申辩和反证，侦查机关没有及时认真核查、依法处理，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68条规定，对上述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应明确指出其违法性，并按最高院“解释”第58条的规定，否定其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对证人证言的庭审质证

证人证言的质证程序，根据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分为证人出庭直接参与庭审质证及仅提供证人谈话笔录或书面证明质证。

1、对于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质证。要充分利用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机会，通过发问及质证，获取辩护素材。控方之所以让证人直接出庭作证，无非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起诉书所认定的事实。因此，控方证人出庭作证时一般都显得较为从容。对控方所提的问题一般回答得较为流畅。而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必须对控方证人所要证明的事实及其与案件其它相关证据材料的存在的内在联系做到较为全面的掌握，必须围绕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等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进行质证或发问，善于在证人前后矛盾或难以自圆其说的证言中找到突破口。如证人证言出现两难状态，则要巧设两难发问句。唯有动摇控方证人的自信心，才能判断证人出庭作证时说的是否属于客观事实。

2、对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质证。由于国情差异，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还属少数，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书面的形式作证，对书面证词，辩护人无法象证人出庭作证那样巧设发问句，然而，书面证词往往都是控方的谈话记录，由于控方取证人员的记录水平、方式的不一致，以及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人员进行取证，因此需要辩护人在控方移交法院的证词中，对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的证人证言进行逐句、逐段认真分析，综合判断，提出质证意见。如在开庭前就已发现证人证言有矛盾或隐含有利于被告人的内容，除向被害人调查取证需经控方批准外，辩护人也可庭前着手向该证人调查取证，或就有关疑点申请法院或控方取证。

3、证人证言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主要有：(l)对证人采取羁押措施取证，违反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142条规定。(2)由非侦查机关向证人调查取证所得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违反公安部“办案程序”第51条规定。(3)询问证人没有在证人单位、住宅或侦查机关办公室内进行，违反刑诉法第97条及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4)询问证人现场没有两名侦查人员，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0条及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8条规定。(5)询问未满18岁的证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没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3条规定。

(三)对被害人证言的质证

被害人的证言属刑事诉讼证据之一。但由于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的对立关系，被害人的证言往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当事人，案发时的一切唯有他是最清楚的见证人，此时被害人的证言就是最直接的证词。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被侵害对象，其证言又偏重于指控被告人，并往往作对自己有利的指控。因此，对被害人证词作为证据使用时，辩护人应从上述两方面进行把关、质证。在案件中被害人的供词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的应予认可;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时，在质证时应重点把握：(1)将被害人的证词与案卷中其它旁证材料相比较，指出被害人证词中关键事实、情节与其它证据的不同之处。(2)充分注意被害人证言前后矛盾或夸大其词之处。(3)充分注意被害人是否有意在作伪证。(4)案发时的客观条件是否与被害人陈述的情境相一致。

被害人证言质证明

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在犯罪嫌疑人不明确，让被害人进行辨认时，在侦查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七人，照片少于十张，在检察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五人，照片少于五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51条、最高检《规则》第193条的规定。(2)单一将被害人证言作为起诉依据，并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违反《刑诉法》第61条规定。

(四)对鉴定结论的质证

刑事案件中较为常见的鉴定结论有：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笔迹鉴定、化学鉴定、会计鉴定、技术鉴定等。一般为涉及需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结论的，均需有权威中介部门提供书面鉴定结论。但是，基于鉴定人员的技术水平及鉴定内容的复杂程度，司法实践中有关鉴定结论出现失误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因此，辩护人在承接刑事个案中，千万不能看到鉴定结论，就认为该案已作定论。特别是遇到唯有以鉴定结论定性的时候，更应持合理怀疑的态度。辩护人若囿于自身知识的有限，应在庭前就鉴定结论中的有关问题向专家咨询。必要时可要求控方或法院依法进行重新鉴定。如果在庭审中才发现鉴定结论存在的问题，那么应在庭审中进行质证，所出不同意见，或要求进行重新鉴定(必须具有充足理由)。

鉴定结论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只有单位盖章，没有鉴定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2)人身伤害的医学重新鉴定及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没有到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进行鉴定，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3)没有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剥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申请补充鉴定及重新鉴定权，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4)检察机关对一些专业性问题需要鉴定时没有及时向鉴定人送交有关检材的比对样本等原始材料，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82条规定。(5)鉴定结论没有两名以上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38条的规定。

(五)对勘验检查笔录的质证

现场勘查及检查笔录是由侦查人员从案发现场绘制的。一般应认定具有法律的效力。可作证据使用。但作为现场勘验笔录同样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或受到勘验人员的经验、程序、知识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某些侦查人员在侦查终结后补写现场勘验笔录的情况。因此，作为间接证据的现场勘验笔录也同样存在去伪存真的问题。

勘验、检查笔录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搜查时没有被搜查人及其家属或其他证人在场，并由他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刑诉法》第113条规定。(2)勘验时没有两名与案件无关的证人在现场见证，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9条规定。(3)检察院决定解剖死因不明尸体时，没有通知死者家属在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50条规定。

(六)对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的质证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是新《刑诉法》实施以后的事。当事人私下取得的录音、录像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在控方将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时，获取手段是否合法应在庭审质证时予以充分注意。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录音、录像没有与原物核对无误或经鉴定证明真实，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3)影视材料没有附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制作人签名、盖章，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七)对物证、书证和质证

物证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反映案件事实真相的书面材料或其它物质材料，通常以文字、图表、符号等表示。特证和书证具有客观性，控方以物证、书证举证一般不会出现造假(书证、物证本身就系伪造的除外)，需要质证之外主要在于控方在取证程序上有否存在错误。

物证、书证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扣押的物品没有见证人、持有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15条规定。(2)检察机关对于扣押的金银、文物、名贵字画、违禁品以及其它不易辨别真伪的贵重物品没有及时鉴定，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70条规定。(3)检察机关组织辨认人对同一物品进行辨认时，每名辨认人没有单独时行，违反了最高检《规则》第193条规定。(4)公安机关向有关部门调取物证及书面证据时，没有被调取单位或个人在《调取证据通知书》及书面证据材料上签字，违反公安部《解释》第53条规定。(5)侦查机关提供的书证复印件或物证照片没有制作过程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说明，违反公安部《规定》第53条及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第三篇：刑事案件注意事项及辩护技巧

刑事案特殊，跟人身自由紧密相关，当事人及家属可能会对法院的判决会迁怒于律师，今天结合我的办案经验和大家谈谈多年的心得。

接案：一定要和亲属见面，和嫌疑人的“上下左右”谈，非诉案件根据纸面情况就可报价，刑事案件要分事分人。谈话的目的是：一是要和能拍板的人谈，要察言观色，二是看看家人的负担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没有负担能力的可以帮着出出主意。三是了解需求，家人想达到什么程度，期望值多高，是要无罪释放犯罪嫌疑人还是要达到判多少年的刑期。律师不能给客户保证，不能为了接案子随便给承诺。

签约：按规定是有分段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大阶段。实际一般不要分段，最好是按照完整的案件程序从侦查、审查起诉直至一审终审签合同。建议不要包括二审，因为二审是不可预料的，有的案件时间可能会拖得很长。客户继续找我们做二审可以有优惠。行业规定刑事案件不允许风险代理，要和客户解释清楚。有些案件当事人有风险要求的话，建议不要签在刑事委托协议里，可以签在专项顾问协议里，刑事案件出庭、辩护、会见按固定收费，其它增值服务如不断咨询等签在专项顾问协议里。签协议和委托书注重格式和笔的样式，最好不接受快递，主张当面签，避免出问题。

收费：北京市律师收费指导意见规定，每个罪名从侦查到一审判决结束最高50万，不分难易程度和律师执业年限。建议一次性收费，签约时写建议约定自双方签署并且委托方依约支付律师费之日起生效。也可以分几笔，明确每次交费的时间节点。

会见嫌疑人：谨慎谈话，北京市现在规定除了带格式八，授权委托书外要交出律师证，拿牌存手机，谈完后拿牌取手机，凭牌取回律师证。会见便于交流，给嫌疑人讲法律，让嫌疑人亲笔写出情况说明。嫌疑人交给的东西要光明正大地拿出来给法院并做好笔录。现在规定律师会见时谈话不能被监听，警察或检察官也不在场但仍要谨慎。如果是涉密案和隐私，需要为当事人保密，不要对社会和媒体乱发表看法，要考虑当事人利益，就事论事。阅卷：起诉意见书拿到后就可阅卷，起诉意见书提供给律师办案用，不是给当事人的，律师拿到后可以给当事人家属看，不能拿走。阅卷要看两方面，一找程序毛病，看时间地点，看有没有签字，要细心，阅卷应该从头到尾，连卷封面也要复印，便于引用。

出庭：应提前准备辩护词，辩护时候要敢于发言，不能光念辩护词，审判的时候应该打开嫌疑人的戒具。如果与当事人意见不一，应该以法律和事实为依据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无罪或罪轻辩护。若是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案件，最好在结尾也对如法庭认定其有罪应从轻、减轻的理由加以说明。出庭时衣着要正规整洁，建立良好形象。

会见要用的文书：格式八，要按规定写。在存根上要逐项填写，领函人：某某某，交付：某看守所，事由：会见某某。现在经查，我发现我们所里这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今后应避免出现。

第四篇：刑事案件辩护要点和技巧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辩护要点和技巧

第一部分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辩护策略

刑事辩护是一个战役，应讲究战略、策略。若要决胜千里之外，必须具有运筹帷幄的能力，具有根据不同案件的不同情况，同一案件的不同阶段，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辩护策略。根据不同的标准，我认为形式辩护策略主要由以下几类。

一、有罪辩护与无罪辩护的策略。

刑事辩护业务中的具体案件，首先需要确定的策略问题，就是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恰当地确定：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

所谓无罪辩护策略，就是认为控方所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也许是绝对无罪，也许是存疑无罪。这一策略是辩护律师的最高境界——最上策。有人说辩护律师应当怀疑一切，其首要的就是怀疑所指控的罪名能否成立。

确定原则：只要实体上存在不构成犯罪的因素，不符合犯罪构成条件的案件，就应当进行无罪辩护；只要可能做无罪辩护的案件，坚决不做罪轻辩护。在目前的司法现实下，无罪辩护成功的标志：第一，促使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第二，促使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第三，促使法院判处缓刑；第四，促使法院作出“实报实销”的判决。（判决前羁押的时间要折抵刑期，如果法院对无法定罪的被告直接宣告无罪释放，就会导致采取羁押措施的机关承担错案赔偿责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法院往往会作出“实报实销”的判决。）

1.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应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1）控诉方指控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2）控诉方或辩护方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属于下述情况，依据法律应当认定被告人无罪的：被告人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被告人行为系合法行为；

被告人没有实施控诉方指控的犯罪行为。其它依法认定被告人无罪的情况。2.辩护律师应当做无罪辩护的几种情形：

（1）被告人没有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的；（2）被告人行为仅构成民事违法或行政违法的；（3）被告人行为系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的；（4）被告人行为不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特定犯罪构成要件的。

3.辩护律师可以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无罪辩护：

（1）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相应证据证明的：（2）据以定案的基本证据不确实的；（3）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之间有明显矛盾，无法排除的；（4）依据证据得出的结论不具备排他性的；（5）只有被告人的口供，而无其他证据的。

4.只有间接证据的案件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无罪辩护：（1）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未经查证属实的；（2）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的；（3）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未能形成完整证明体系的；（4）依据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不能得出唯一结论的；（5）运用间接证据进行的推理不符合逻辑或经验判断的。

所谓有罪辩护策略，是指同意控方的有罪指控，多数情况下是对罪名无异议，只是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以求得对当事人从宽处罚的最大化。这是实践中最常使用的一种策略。

少数情况下，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构成犯罪，但指控的罪名和罪数有误。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对指控的罪名更改和罪数进行更改。多数情况下是多改少，但也有时候是少改多。要充分利用数罪并罚、自首、立功等制度的有利点，以求得对被告人处罚的最轻化。

举一个一改多的例子。曾经有一个案子，江苏某市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在担任某国有企业负责人期间，利用负责单位采购原材料的职务之便，先后收受销货方回扣18万元归个人所有，构成受贿罪。据查，被告王某确实将这18万元非法占为己有，但其中有9万是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另有副合同，合同约定是售货方给购方单位的返还款，只有9万元明确是销售方给王某个人的。如果我们一概同意控方对王某只构成一个受贿罪的指控，按当时的量刑标准，被告就会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我们将其中的9万元看作是销售方给被告单位的回扣，其所有权归被告所在的单位，他又利用职务之便将其据为己有，那么这9万元就是贪污，其余9万元是受贿，根据当时的量刑标准和司法实践，对其贪污和受贿均可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数罪并罚一般不会超过10年。

二、事实辩护和法律辩护策略

这是以反驳的对象是控方指控的事实错误还是法律适用错误为标准做的划分。所谓事实辩护，是指有罪事实不存在或所依据定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将其称为证据辩。证据辩护策略的核心就是收集和运用能够否定犯罪事实存在，或者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实施犯罪行为的无罪证据。由于目前辩护律师收集证据十分困难，多数情况下是以控方之矛攻控方之盾。那么，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排他性和关联性就是辩护工作的焦点。我们努力的最终目的就是打破控方证据的确实性和充分性。

被告人的口供自相矛盾。当同一个被告人就同一行为所作的陈述完全相反，而现有的其他证据又不能证明这个两个相互矛盾的部分何者为真、何者为假时，实践中一般运用“零口供”的办法加以解决。所谓的“零口供”是指当被告人作出两份完全相反的陈述时，司法机关将供述和辩解都视为不存在，而先去审查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有没有达到定罪的标准。很多法官都会在被告翻供无法确证的时候，运用“零口供”的方法定案。但可惜的是，很多律师在辩护时却抓不住这个关键。

所谓法律辩护，是指认为控方法律适用错误，从而认定当事人无罪或罪轻的辩护方法。对程序法律适用既有因为对实体法律理解及适用的错误而导致，如误将非国家共工作人员受贿罪认为是受贿罪，导致侦查机关由公安机关变为检察机关；将侵占认为是盗窃，使得本为自诉的案件而作公诉处理；也有因为对程序法单独适用的错误，如强制措施不当，剥夺或限制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超期羁押、证据收集方法违法、级别管辖、职能管辖错误等，辩方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特别是充分利用司法解释和法学理论对控方进行有力的反驳。

三、实体性辩护和程序性辩护，以辩护的内容是针对实体性的内容还是程序性的内容的区分。

所谓实体性辩护，是指辩护人以对实体法的理解为依据，或者是以推翻指控的事实为目的而进行的希望获得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辩护。由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历来重实体而轻程序，以往的刑事辩护多属于此类辩护。

所谓程序辩护，是指对控方的程序违法行为进行攻击而进行的辩护。1996年3月，我国立法机关对刑诉法修改的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完成了纠问式（也称为审问式）审判向控辩式审判的转变，经过近20年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和生效、刑诉法修正案于2013年1月1日施行，今年又出台了庭审为中心的意见，中国式抗辩制诉讼模式将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程序违法将会导致审判机关对全案的否定。因此，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在程序取胜。

程序性辩护应当成为刑辩策略之首，因为在实体性辩护中，由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尴尬现状，在主要依靠控方提供卷宗抗辩的情况下，即使是错误的判决也很难明显展现其荒谬性，因为案件经过侦查到公诉经历数个部门后，其中的荒谬性已经经过加工削减，案件的错误变得隐藏。于是事实认定错误不容易展现在法庭上给你。法官违背公允的判断有很大的隐蔽性。而程序辩护却使得法官违法明显。因为程序是否公正常常是清晰可见的，比如，简易程序案件，由于是在看守所或者医院开庭，公诉人未能出庭。而公诉人出庭简易程序案件，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官的违法性也会非常清晰的显露。

近年来程序性辩护的成功范例

（1）刑讯逼供方面的范例。辽宁省高院的一个黑社会犯罪的案件中，辩护律师提出询问的时间超出了80小时，剥夺了罪犯睡眠的基本权利，造成被告人的痛苦，要求以刑讯逼供排除所得证据，被法庭采纳。

（2）湖南襄樊的一个律师在受贿案中大获全胜，原因是反贪局长带领司机提审犯罪嫌疑人，违反了询问必须有两名侦查人员在场的规定，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要求排除此次询问所得证据，被法庭采纳。

（3）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个走私案件，犯罪数额高达3000万，但侦查机关是柳州市公安局，辩护律师认为公安机关没有管辖权，这本应该由海关缉私部门管辖，没有管辖权就没有侦查权，该侦查行为当属无效，证据应排除，被法庭采纳。

辩护要点：一是一定要抓住最严重的程序违法，比如刑讯逼供；二是尽量论证某种程序违法会影响审判结果的正确性，这样才能引起法官的重视；三是如果不能达到宣告无效的效果，可以退而求其次寻求量刑的优惠，重大的程序违法会伤害被告人的利益，从轻量刑是对其的安抚，这个观念法官能够接受。

第二部分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辩护要点（技巧）

辩护策略制定的正确与否，是刑事辩护成功的关键，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刑事辩护律师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刑事辩护律师除了要熟练掌握和运用刑事实体法、程序法及其相关理论，还要熟练掌握和运用刑事辩护的各种基本技能和技巧。

一、会见

（一）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进行良性沟通、交往的技巧

刑事法律援助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受办案机关的指派而介入，但也要获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接纳和认可。也需要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充分的交流配合。因此，能否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良性的沟通和交往是刑辩律师首当其冲的一项基本职能。

第一，要培养耐心倾听的能力。

第二，要增强说服的能力。（单位犯罪老总的案子）

第三，要教被告人说话。所谓的“教被告人说话”，不是要教被告人说谎。是教给被告人说话的方法和技巧。当犯罪嫌疑人提出明确的问题，比如“这个我要不要讲”、“我要不要交代”、“我可不可以这样讲”时，律师是直接给答案呢，还是有其他更好的做法? 操作建议：律师回答犯罪嫌疑人问题，要用法律条文及法律条文的解释、法律原则及法律原则的解释、基本法理、实践规则等。不引导、不唆使犯罪嫌疑人作虚假辩解。

如面对问题，律师一般以这样的句式来回答较妥：“你这个问题是涉及主观方面的问题，关于主观方面，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对象是否适格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事实认定的原则，即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问题，关于这个原则，法律规定和实践掌握是这样的„„”

第四，保持合理的距离。

不太主张和当事人建立一种相互信任关系，相反，认为律师对当事人恐怕始终要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刑事辩护律师都要注意，不要以为因为他委托了你，因为你收了他的钱，你和它就成了一家人，律师始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保持律师的职业操守。有的时候律师也不要想方设法地非要让人家说实话，不太主张律师一味地就要求当事人说实话。

风险点：新法规定，律师会见不受监听。那么，律师是否可以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而这些谈话是否可能引发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不利的后果? 操作建议：会见时仍要有被监听的意识。虽然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受监听”，但是否有监听或监控，律师是无法把握的。因此，律师有义务在会见时把该情况如实地告知会见对象。律师提供咨询意见，要自觉地接受法律和职业道德的约束，同时也要告知当事人要谨慎地提出咨询。

风险提示：犯罪嫌疑人与律师无话不谈将产生弊端，当事人可能怀疑律师不遵守保密和忠诚的职业道德，从而投诉。

一般来说，如果是共同犯罪案件的话，律师特别要注意你讲什么东西，会不会被他们利用，或者客观上起到给他们串通信息的作用，这是一定要注意、要谨慎的问题。另外就是涉及证人的问题。在办案当中，特别是审前程序中，对于案中有什么样的证人，做过什么过程，对当事人的家属要保密。还有就是案件的证据材料，可以与当事人沟通核实，但是不能让当事人的家属看证据材料。特别是证人姓名等信息不能披露给他们。

（二）与办案机关、办案人员进行良性沟通、交往的能力

在我国目前刑事立法尚不完善、刑事司法环境尚不理想的现状下，从某种意义上讲，刑事诉讼是在国家专门机关包括公安、检察、审判等办案机关主导下进行的诉讼活动，因此，要使诉讼活动能够合法、正常地进行，作为刑辩律师还要有与办案机关、办案人员进行良性沟通、交往的能力。这里面既有对他们应有的尊重，也有与他们善意的沟通，还有与他们坚

持原则的交涉和不失灵活的妥协、让步。总之，要使他们理解、体谅、尊重刑辩律师的工作并在法律范围内支持刑辩律师的工作。没有与公检法特别是法官的良好沟通，一味用强，得理不饶人，无理辩三分，逞口舌之快，即使表现特别卖力，可能会赢得当事人及其家属的肯定，但最终必不能有效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刑事辩护注重的不仅是过程，更应注重的是结果，结果远比过程重要，委托人要的是理想的辩护结果。即使辩护的过程大快人心，甚至再完美，但辩护意见均被驳回，未取得辩护效果，委托人是不会满意的。

实际上，与办案人员的关系是比较好处理的，说一些不够妥当的话，办案人员均是公事公办，并无更大利益或利害诉求，只要不特别刺激他们，有话好好说，往往会取得他们的理解，最终往往能为当事人赢得权利。

又如，有很多案件的会见，如能恰当地与办案人沟通，则可能在别的律师会见不上的情况下，得到安排（手续不全的案件）。要摆正位置，不要空谈规定，会见虽是法律赋予律师的权利，及时安排会见是司法机关的法定义务，但权力部门有法不依、执法随意和律师处于受制于司法机关的现实，使我们不得不与司法机关进行灵活的沟通与必要的妥协。

二、阅卷

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占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辩方掌握的信息明显少于而且明显晚于控方，正确查阅、分析案卷材料的能力很重要。具体如何阅卷，除了上述几点之外，我认为，如下几点也很重要：

第一，律师必须做到亲自阅卷。再好的律师，如不亲自阅卷，是掌握不了全部案情的，在法庭辩论中是不能独自完成辩护工作的。

第二，要以批判性思维，律师的方法论阅卷。阅卷的过程，就是对侦查机关案卷审查的过程。对公诉人的指控事实和证据要敢于怀疑。要从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思维角度入手，在卷宗材料中找出存在的证明被告人无罪但又无法排除的证据；在卷宗材料中找出存在的证明被告人有罪但可以合理地排除其存在的证据。甚至要吹毛求疵，要鸡蛋里挑出骨头！

第三，全面阅卷。在我国现行的审判程序中，法庭调查审理主要是围绕卷宗材料进行。要反复阅读起诉意见书，要根据起诉意见书或起诉书认定的事实对案卷进行全面阅卷。不遗漏任何细节。通过通阅，达到对案件的基本事实和证据有整体印象的程度，并找出存在的问题。阅卷是个反复的过程，通读至少要三遍，第一遍是粗读，第二遍是细读，第三遍是重点读。这样做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取得正确认识必不可少的手段。对案卷情况掌握的越多越系统，在法庭上表现就越沉着，在复杂的庭审中，更能做到急中生智。通读是为了全部了解卷宗的全部材料，防止遗漏，通过通读提炼重点，刑事卷宗的重点就是定罪量刑四个字，然后围绕定罪量刑重点进行摘卷，作好阅卷笔录。阅卷的过程，如同王国维《人间词话》谈词所遇的三种境界：第一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崖路。”第二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第四，要阅审结合。在阅卷中要重点审查以下问题：

一要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分析口供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的，有无诱供、逼供的情况；口供有无反复和矛盾，是否合情合理，口供和案内其他证据之间是否一致，有无矛盾。

二要审查鉴别证人证言。必须审查证人有无作证的行为能力，与案件或者与当事人、被告人有无利害关系；了解证人陈述内容的来源，是耳闻目睹的、还是传闻的；取得证言的方法是否合法；证言内容是否明确具体、合情合理；证人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情况如何。

三要审查被害人陈述。律师对于被害人陈述，必须仔细审查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相知，平时的关系是否正常，有无利害关系；被害人是在什么时间、条件下提出控告或陈述的，有无受到威胁、引诱的情况；陈述的内容有无自相矛盾或与其它证据存在明显矛盾之处，与案内其他证据能否互相印证。

四要审查鉴别物证、书证。律师对于物证、书证，要求查清它的来源，是在什么时间地点、什么情况下发现和收取的；是原物、原件还是复制品、抄件；收取或保全的方法是否恰当，有无伪造、调换，或者发生差错的可能；了解它是真是伪，分析物证、书证与案情有无关系，能够证明什么问题。

五要审查鉴定意见。鉴定意见只是证据的一种，其没有当然的法律证明力，只有经过质证无疑的鉴定意见，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必须审查鉴定机构是否具有鉴定资质，鉴定人是否具有鉴定人员从业资格，与案件有无利害关系，鉴定程序是否合法，鉴定检材是否充分、可靠，检材来源是否清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提取程序，鉴定方法是否科学；鉴定意见与案内其他证据是否一致，有无矛盾，等等。（王晓宁案）

第五，做好阅卷笔录。无论卷阅了多少遍，如不做阅卷笔录，是无法达到熟悉掌握、了然于胸的程度的。阅卷笔录摘记完成，头脑中案卷事实及证据情况便形成完整的清晰的影像。只有通过摘卷，才能明确卷宗中对认定犯罪事实存在的矛盾和适用法律存在的问题及发现程序上存在的影响定罪量刑的问题。

三、调查收集证据

调查收集证据是刑辩律师的一项基本功。特别是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上对刑辩律师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尚不完善、存在诸多风险的情况下，调查收集证据更是对刑辩律师的一项考验。近年来，有的律师慑于压力和风险，在办案时不愿或不敢调查收集证据，其实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也有的律师勇气可嘉，敢于调查收集证据，但由于考虑不周或方法失当，轻者使获得的证据材料由于存在某种问题而失去证明资格或证明力；重者，律师则可能被办案机关或办案人员抓住某种把柄以涉嫌违法犯罪为由立案，并被追究刑事责任。重庆李某某的案件，虽然不排除司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检察机关违法办案的可能，但当事律师也并非无可指责，其中教训深刻，尤应汲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办案律师缺乏依法正确、有效地调查收集证据的能力。

我认为，在调查取证中律师要把握以下几点：

（1）对关键证据的取证，不能完全依赖于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刑事诉讼法虽规定律师可以申请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调查取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律师取证的风险，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很难取得对被告人有利的结果。

（2）调查尽量在审判阶段进行。取证前一定要事前取得审判机关的同意。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因法院的中立性，并不排斥律师的调查取证，甚至是希望律师对案件主要事实进行调查取证，以保证案件质量。而这可以有效避开检察机关对律师调查取证的限制。

（3）对关键证据的取证，要二人进行，尽量现场录音、录像。

（4）尽可能不直接接触证人。审判阶段调查取证环境虽相对宽松，但仍存在法律风险。为了辩护律师自身利益的考虑，律师可以不直接接触证人。用付钱的方式取证，哪怕付钱给被害人是应该的，哪怕被害人所作的证言也是客观、真实的，但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形成因果联系，那就有问题了。作为律师绝不能参与这种事情。其次，虽然律师没有参与，但如果是知情的，律师也不应该使用这种证据。因为这种证据的来源是有问题的。

（5）辩护律师收集相关证据证明非法证据的存在并对其合法性进行前置性审查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主体上，如应当回避的侦查人员调查收集的证据；非法定侦查人员调取的证据；非自然人提供的证言与鉴定意见；年幼或患有精神病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所提供的证言等都应作为律师审查与调查的重点内容。第二，程序上，调取证言笔录时仅侦查人员一人在场，询问证人时未告知作证的法律责任，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收集证据等。第三，形式上，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及讯问人签名的书面供述及证言与陈述；没有鉴定人盖章的鉴定意见，没有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见证人签名盖章的勘验检查笔录、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没有法定代理人、监护人以及其他适格的第三人在场等。上述证据均属于违法或不合法的证据范畴，辩护律师一旦能证明该证据的违法与不合法时，应及时将相关材料移送人民法院，并请求法院将非法取得的证据排除法庭调查之外。

四、开庭

（一）在法庭审理中向被告人正确发问的技巧。

法庭调查中的发问，是法庭辩论的基础，针对辩护观点对被告人发问和对证人进行发问。庭审中公诉人、审判人员对案件的事实调查，是对案件的最后核对确认，被告人及证人所述的每句话，都可能成为定案的依据，辩护人有效的询问，是对自己辩护论点的加固。

辩护律师向被告人发问不能纠缠枝节问题，提问须切中要害，要像“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拳拳打在要害上”，要通过发问让法官形成无罪、罪轻或者应从宽处理的内心确信。一个律师，在庭上与公诉人纠缠于被害方提供的证人对凶器的描述到底是40、50厘米长，还是60、70厘米长的枝节问题，翻来覆去的，搞得公诉人和审判人员都很烦，效果可想而知。

辩护人应当发问的问题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

1.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主观表现和客观表现。2.被告人的法定从轻情节。3.被告人的酌定从轻情节。

辩护人应当避免问如下问题：

1.公诉人提过的问题 2.被告人构成犯罪的要件行为 3.被告人的从重情节 4.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二）在法庭审理中向控方证据以及其他方面证据进行有效质证的技巧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有很大不同，控方应当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并且还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

关键是要发现对方证据的合法性、漏洞以及自相矛盾之处的能力，使对方无法运用证据链证明自己的主张，并最大限度地重视庭审质证，庭审质证时坚持寸土必争。如果不具备这些能力，则难以进行有效的质证。这其中，刑辩律师要着重掌握以下技能：

1.把握证据能力的第一次进攻。证据辩护分为两大类：单个证据的辩护与司法证明的辩护。这里涉及两个概念，即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证明力是逻辑问题、事实问题，对应证据的相关性、真实性。证据能力又称合法性，是证据的准入制度，即证据能不能出现在法庭上。

辩护时先要解决证据能力的问题，再考察证明力的问题。证据能力的辩护要点有三：①取证主体要合法，否则不具有证明能力；②取证方式方法要合法才有证明能力；③证据在法庭上的调查方法要合法。

2.打好证明力辩护的第二次进攻。时把握客观性和关联性。客观性的要点有：①孤立的证据不客观；②来源不明的证据不客观；③言辞证据前后自相矛盾，无法排除其中一种可能性的证据也不客观。关联性的认定也是个重点，在实践中也是个难点，辩护的要点有：①犯罪前后的表现和平时表现与犯罪关联性甚微，这只跟量刑轻重有关；②相似行为与犯罪行为没有关联性；③犯罪动机可以作为破案线索，但和犯罪构成的关联性不大；④测谎报告没有多大的关联性；⑤事后补救行为跟犯罪没有关联性。

(三）在法庭审理中充分、有效地与控方展开辩论的技巧

法庭辩论是法庭审理活动的一个独立阶段。它是为控辩双方在法庭调查的基础上总结性地充分表达各自诉讼主张和意见并展开言辞交锋而设计的。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但事实得益于雄辩。在辩护环节，我们认为，刑辩律师要着重掌握以下技能：

1.在法庭辩论中，对争议焦点证明或者证伪的过程，可以分成四个不同的层面

一是事实层面。依靠事实来支持己方抗辩立场，这是大多数人通常不自觉地运用的一种方法，也是常常运用得很糟糕的一种方法。最普遍的误区是罗列事实，复述案例的语句。在这个层面，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从中分析行为是否合理，相应地对事实的剪裁必须围绕说明己方选择辩点的合理性加以展开。只有如此，才能为法律的分析，铺垫必要的情境。同时，为感性的抗辩理由，奠定一定的理性基础。

二是法律层面。即通常我们理解的从犯罪构成的要件加以分析。

三是价值层面。从应然的角度，对案件的实体处理（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罪轻罪重的选择结果）、分析判断的方法等，进行利弊的权衡。

四是感性层面。感性手段的运用，赢取法官的支持。2.正确处理好辩护词与法庭辩论发言的关系

辩护词是辩护人在法庭辩论阶段，依照法律和事实为被告人作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辩护时的演讲稿。开庭前一定要准备好辩护词。

有的律师反对在庭前把辩护词写好，我们不认同。律师通过侦查、审查起诉和开庭前的时间，通过会见被告人、调查取证和阅卷，已基本掌握了案件事实，已完全具备了写好辩护词的条件。辩护词是辩护人在法庭上发表辩护意见的准备，准备越充分，辩护就越有信心。

辩护词切忌套路化，模式化，要有自己的风格。辩护词要有理有据，重点突出，抓住要点，切中要害，语言要简洁、精炼。重点的部分说到，说透，说清，说全。辩护词的内容，在辩护中不一定要逐一说明，但要写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从轻处罚的观点，即使公诉人公诉词或答辩中已表明，辩护词中仍需写明。

3.律师的辩护发言应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有力，逻辑严谨，用词准确，语言简洁。律师多次辩护发言应避免重复，突出重点，着重针对控诉方的新问题、新观点及时提出新的辩护意见。

综合案情，理顺辩论思路，写好代理词、辩护词，是每一位律师在庭前必做的一项基础工作。语言可以伤人，也可以感人。用辩论语言伤人，对于律师职责来说则是不道德的，也不会有好的效果。“话有三说，巧说为妙”。

4.律师辩护陈述对象是法庭，不应以旁听人员为发言对象，哗众取宠。

进入庭审的案件，都是公诉方认为有罪的案件，因此，辩护律师的任务不是设计迫使对方认可己方辩护观点，因为公诉方是不可能被你说服的。辩护律师的任务是把事实和法律说清楚，是让法官听清楚，法官才是中心。律师发表辩护意见应当以理服人，尊重法庭，尊重对方，不得讽刺、挖苦、谩骂、嘲笑他人。

5.在法庭辩论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中，律师发现有新的可遗漏的事实、证据需要查证的，可以申请恢复法庭调查。

6.在庭审过程中发现审判程序违法，律师应当向法庭指出并要求予以纠正。

7.休庭后，律师应就当庭出示、宣读的证据及时与法庭办理交接手续。应尽快整理辩护意见。及时提交书面辩护词。

第五篇：东莞刑事辩护专业律师（推荐）

1、东莞刑事辩护专业律师、钟春成律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执业于广东泰

旭律师事务所

2、东莞市看守所（上桥看守所）地址：东莞市东城区莞龙路上桥村，3、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

候审；

2、审查起诉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查阅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调查取证，提出辩护意见；

3、审判阶段：会见被告人,查阅案卷，调查取证，参加庭审，提出关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辩护意见；

4、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参加刑事诉讼。

4、服务范围

一、担任公民、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或专项法律顾问；

二、代理民事（含婚姻家庭、继承、收养、房地产、合同、债权追偿、交通事故、医疗、工伤、劳资等纠纷）、商事、行政案件的诉讼和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

三、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担任刑事案件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代理人；

四、接受非诉讼法律事务当事人的委托，提供法律服务（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兼并、公司上市、股权转让；代办商标、专利申请，工商注册、税务登记。）；

五、解答有关法律的询问、代写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包括草拟、审查、修改、完善各种合同及管理等规章制度）；

六、见证各类民事、商务法律行为和其它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签发律师函和出具法律意见书。

5、东莞市共有三个看守所，用于关押待判决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判刑后余刑在一年以下的罪

犯。三个看守所分别为东莞市看守所、东莞市第二看守所、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分所，其中东莞市看守所为东莞市最早的看守所，位于东莞市东城区上桥村，又名上桥看守所，又有部分人称之为东莞市第一看守所；东莞市第二看守所为东莞市最现代化的看守所，位于东莞市东城区与东莞市大岭山镇的交界处的牛山，又名牛山看守所或者部分人称为大岭山看守所（其实该看守所位于东城区境内）；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分所位于东莞市大朗镇大有园村，又名大有园看守所或者大朗看守所，该分所设立东莞市拘留所，因此又存在东莞市收容教育所之称，因为该地区还关押部分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具有犯罪嫌疑的行政拘留当事人。

1、东莞市看守所（上桥看守所）地址：东莞市东城区莞龙路上桥村，东莞市看守所（上桥看守所）乘车路线：19路，25路

2、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地址(牛山看守所）：东莞市东城区牛山村 乘车方式：K2公交，看到看守所即下车

3、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分所（大朗看守所）地址：东莞市大朗镇大有园村

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分所（大朗看守所）

乘车路线：大朗镇4路公交

温馨提示 ：

如果是涉嫌犯罪的嫌疑人，在判决生效之前，家属是不能会见的，只有经办案件警察以及其近亲属委托的刑事律师才可以会见。

注意：大朗看守所也关押部分行政拘留的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