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及律师面临的新课题

第一篇：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及律师面临的新课题

辩护制度是近现代 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制度的有无与完善程度是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活动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一九七九年刑事诉讼法设专章对此予以规定。随着市场 经济 体制的运行，公民 法律 意识的增强，对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客观形势的 发展 需要，一九九六年三月我国八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决定对七九年刑事诉讼法进行重大修正。其中，辩护制度的修改是令人注目的焦点之一。改革后的刑事辩护制度在提高了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的同时，也给律师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

一、律师介入诉讼时间的提前与工作风险的增加

我国刑诉法原规定，人民法院至迟在开庭七日前，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也就是说，在审判阶段才允许被告人聘请辩护人参加刑事诉讼。这种规定存在两点缺陷：一是辩护人参加刑事诉讼的时间过迟，难以有效地进行辩护，影响 了被告人辩护权的充分行使；二是显失公平，不论是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控告方介入诉讼的时间远远早于辩护人。明显的时间差，显示了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悬殊。为了更好地维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九六年刑事诉讼法根据第三十三条和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大大提前了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时间。

公诉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等。不过，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人只能是律师。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是合理的。从侦查工作的需要来看，如果提供法律帮助者的身份不加限制，很可能会干扰侦查工作的正常进行。就嫌疑人的权利保障而言，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嫌疑人面对的是国家专门机关的专门工作人员，只有熟悉法律的律师才能切实有效地提供实际帮助。

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辩护人几乎可以与公诉人同时介入诉讼活动。公诉案件原人民法院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义务，改由人民检察院履行。

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中辩护人介入诉的规定，也较原有规定更为明确、具体。

律师介入案件时间的提前，是控、辩平衡的需要。我国的辩护制度是建立在“对立统一” 规律 这一 哲学 基础之上的。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被传讯或被采取某种强制措施，实际上便处于被控告的地位。他有权获得辩护，也应有权请求和接受法律帮助。只有这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不致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侦查机关兼听律师意见，便于体现公正。介入案件时间的提前，为辩护人的各项活动提供了时间上的保障。有利于广泛地收集第一手材料。提前介入案件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刑讯逼供及其它非法收集证据的现象发生，切实维护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增强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性。修正后的刑诉法提前律师介入案件时间的作法，符合了国际上诉讼民主化的大趋势。

律师介入案件时间的提前形成了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新格局，也是律师面临的新课题之一。“提前介入”在给诉讼带来种种益处的同时，也给律师辩护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责任。对此，律师应有清醒的认识。律师在行使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时，一定要履行法定的义务。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辩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不得有教唆当事人抗拒、狡辩的行为。在共同犯罪中，不得帮助嫌疑人、被告人串供。尤其是在侦查阶段介入案件，更应慎之又慎。在侦查机关尚未全面掌握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的前提下，律师对当事人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某种暗示都有可能对案件的进展产生重大影响。律师办案过程中，要注意保密。对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侦查机关有排除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案件的权利，只有在获得侦查机关批准后，方可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律师应严格履行保守国家秘密法规的规定，不得将“维护国家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泄漏出去。

在收集有关案件材料过程中，不得伪造、变造有利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或者毁灭隐匿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不得用引诱、欺骗、胁迫等违法手段向被害人、证人收集证据。

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二、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扩大与行使权利的困难

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是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行使的重要保证。概括起来，修改后的刑讼法在以下几个方面扩大了辩护人的诉讼权利。第一，扩大了辩护人的范围，明确了辩护人的数量。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删去了刑诉法原第二十六条第二项的“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的限制性规定，把辩护人的范围扩大到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友”。同时明确了辩护人的人数为一至二人。第二，增加了辩护人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期间的权利。根据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辩护律师或者经检察院许可的其他辩护人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第三，增加了律师可以在侦查机关了解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会见在押嫌疑人，向嫌疑人了解有关案情的规定。第四，明确了辩护人审判阶段的诉讼权利。刑诉法原第二十九条只作了“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本案材料，了解案情，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的笼统规定。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了辩护律师或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辩护人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第五，赋予了辩护律师的取证权和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取证的权利。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才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同时还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第二篇：东莞刑事辩护专业律师（推荐）

1、东莞刑事辩护专业律师、钟春成律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执业于广东泰

旭律师事务所

2、东莞市看守所（上桥看守所）地址：东莞市东城区莞龙路上桥村，3、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

候审；

2、审查起诉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查阅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调查取证，提出辩护意见；

3、审判阶段：会见被告人,查阅案卷，调查取证，参加庭审，提出关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辩护意见；

4、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参加刑事诉讼。

4、服务范围

一、担任公民、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或专项法律顾问；

二、代理民事（含婚姻家庭、继承、收养、房地产、合同、债权追偿、交通事故、医疗、工伤、劳资等纠纷）、商事、行政案件的诉讼和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

三、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担任刑事案件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代理人；

四、接受非诉讼法律事务当事人的委托，提供法律服务（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兼并、公司上市、股权转让；代办商标、专利申请，工商注册、税务登记。）；

五、解答有关法律的询问、代写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包括草拟、审查、修改、完善各种合同及管理等规章制度）；

六、见证各类民事、商务法律行为和其它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签发律师函和出具法律意见书。

5、东莞市共有三个看守所，用于关押待判决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判刑后余刑在一年以下的罪

犯。三个看守所分别为东莞市看守所、东莞市第二看守所、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分所，其中东莞市看守所为东莞市最早的看守所，位于东莞市东城区上桥村，又名上桥看守所，又有部分人称之为东莞市第一看守所；东莞市第二看守所为东莞市最现代化的看守所，位于东莞市东城区与东莞市大岭山镇的交界处的牛山，又名牛山看守所或者部分人称为大岭山看守所（其实该看守所位于东城区境内）；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分所位于东莞市大朗镇大有园村，又名大有园看守所或者大朗看守所，该分所设立东莞市拘留所，因此又存在东莞市收容教育所之称，因为该地区还关押部分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具有犯罪嫌疑的行政拘留当事人。

1、东莞市看守所（上桥看守所）地址：东莞市东城区莞龙路上桥村，东莞市看守所（上桥看守所）乘车路线：19路，25路

2、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地址(牛山看守所）：东莞市东城区牛山村 乘车方式：K2公交，看到看守所即下车

3、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分所（大朗看守所）地址：东莞市大朗镇大有园村

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分所（大朗看守所）

乘车路线：大朗镇4路公交

温馨提示 ：

如果是涉嫌犯罪的嫌疑人，在判决生效之前，家属是不能会见的，只有经办案件警察以及其近亲属委托的刑事律师才可以会见。

注意：大朗看守所也关押部分行政拘留的当事人。

第三篇：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刑事辩护工作细则

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刑事辩护工作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使刑事辩护工作程序化、规范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及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律师进行刑事辩护工作，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秉公办案，刚正不阿。

第三条 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律师参加刑事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接受法院指定或当事人的委托，担任公诉案件被告人的辩护人或被害人的代理人；自诉案件原告人的代理人或被告人的辩护人；申诉案件申诉人的代理人或辩护人。

第二章 收案

第五条 刑事案件收案范围：

一、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的；

二、公诉案件被告人或其家属委托的，被害人或其家属委托的；

三、自诉案件的原告人及其家属委托的，被告人或其家属委托的；

四、申诉案件的申诉人及其家属委托的。

第六条 刑事案件收案由律师事务所主任、副主任或各部部长审定。

接办外地案件，需经律师事务所主任、副主任同意。

第七条 确定收案后，应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定辩护委托书，一式二份，加盖律师事务所印章，委托书由承办律师和委托人各持一份。承办律师应将委托书附卷存档，并将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的函送往法院。

第八条 当事人委托律师辩护，在符合法定情况下应接受委托，不得拒绝收案。特殊情况拒绝收案的需经所主任同意。对当事人指名委托某律师办理的案件尽可能满足其要求。对申诉案件是否收案由主任审查决定。

第九条 委托书签订后，由委托人按章缴纳委托费。承办案件时，可酌情向委托人收取办案费，用于交通、通讯等开支。

第十条 收案手续办完后，承办律师应与委托人进行谈话，了解与案情有关问题，讲明律师辩护的职责和性质，并作谈话记录存卷。

第三章 阅卷

第十一条 律师接办案件后应及时到法院查阅案卷材料，认真查看案件的全部材料。对阅卷中接触到的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应严守秘密。

第十二条 通过阅卷要弄清指控被告人罪行的证据的可靠程序和证据的真伪；弄清被告人罪重、罪轻或无罪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查清案件从立案、预审到科云网www.xiexie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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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各阶段对被告人人身权利的限制和对其家庭搜查等诉讼活动是否合法，法律手续是否完备。共同犯罪的案件，还应了解各被告人，尤其是自己为其辩护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应负的责任。阅卷要注意起诉书是否有漏诉或重罪轻诉等情况。

第十三条 阅卷要摘录，主要摘录案件的关键情节，被告人有罪、罪重、罪轻和无罪的证据，被告人的供述与证言、书证、物证及鉴定的矛盾。摘录切忌仅摘片言支语，应注意证据材料的联贯性、完整性，使摘录的材料保持其原意。

第四章 会见被告人

第十四条 律师会见被告人应凭本所会见被告人专用介绍信到看守所会见。会见时向被告人出示委托书，讲明委托人及律师的姓名并征求被告人的意见，向被告人讲明律师担任辩护人的任务，并进行必要的法制教育。

第十五条 认真听取被告人对其罪行的辩解。要着重查明案件不清楚和有关疑点的问题，被告人否认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应让其提出理由和证据，留待查证。

第十六条 作好会见被告人的笔录。笔录内容主要有：会见人、记录人、被告人、会见的时间、地点及谈话的主要内容，笔录应由被告人签名或按手印。

第五章 审阅起诉书

第十七条 律师根据阅卷和会见被告人的情况，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罪责逐字逐条地进行审阅。

第十八条 审阅起诉书，主要注意查实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是否清楚；认定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是否确凿；对被告人的犯罪定性是否得当；对被告人的罪行适用法律条款是否正确。

第十九条 律师辩护观点在重大问题上与检察人员有截然不同的分歧意见，可于开庭前与其交换意见，但不应随意受其影响。

第六章 调查

第二十条 律师通过阅卷、会见被告人和审阅起诉书等工作，对认为有必要进行调查的问题，必须拟出调查提纲，认真地进行调查。

第二十一条 调查结果要形成书面材料，需由出具证明材料的个人或单位签名盖章。

第二十二条 律师调查的人证、物证、书证及鉴定材料，需要移交法院的，律师可制作副本存档，移交法院的证据，须办理移交手续，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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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调查未成年人时，应请其监护人在场；被调查人系在校学生的，可请其教师在场；调查内容涉及国家机密的要严格保守秘密；涉及个人隐私的，应向被调查人声明负责保密。

第七章 撰写辩护词

第二十四条 律师辩护前，要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为被告人辩护的意见，撰写成辩护词。

第二十五条 律师在辩护内提出的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免除刑罚或无罪的理由要充分可靠，观点要明确，论据要有力，语言要简洁。

第二十六条 一般案件的辩护词由律师所在部研究，重大或疑难案件的辩护词由所集体研究，会议研究确定的主要论点应作出记录附卷存查，律师根据研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辩护词，并经负责人签署后，方可出庭辩护。

第八章 出庭辩护

第二十七条 律师出庭辩护如因案情复杂，开庭日期过急，可以申请法院延期审理。律师接到法院出庭通知书后，要作好如下准备：

1．拟出向证人、签定人和被告人发问的提纲；

2．熟悉与案件有关法律、政策；

3．就公诉人可能对辩护词反驳的问题，拟出答辩提纲；

4．准备好预备在法庭上宣读出示和引用的证据。

律师应按时出庭，服装整洁，举止大方，遵守法庭规则。

第二十八条 开庭时，认真听取法庭调查、作好记录。简要记录：在庭审调查中发现认定事实有新的矛盾点和疑问点；新的有关从轻处罚被告人的情节；公诉人的公诉词主要观点和反驳律师辩护的主要内容。

第二十九条 庭审中向被告人、证人等发问或需要传唤新证人或提取新的证据时，须经审判长允许。

第三十条 法庭辩论时，主要的辩护意见讲清讲透，不纠缠技节问题，要文明辩护，以礼相待，以理服人、不争高低。

第三十一条 律师对拒不陈述、不如实陈述案情的被告人经教育无效，可依法拒绝为其辩护。

第三十二条 开庭后，应将辩护词打印或抄写副本，交法院和检察院存档。

第三十三条 案件一审判决后，律师认为有必要可再次会见被告人或委托人听取意见。如判决得当，而被告人不服，可教育被告人服从判决，认罪服法；如判决不当，可帮助被告人上诉。

第九章 立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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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辩护卷宗材料必须完整齐全，装订应按归档制度办理。归卷材料有：案件受理呈批表、委托书、起诉书、收费单据、阅卷笔录、会见被告记录、调查材料、研究记录、庭审记录、辩护词、判决书及结案报告等材料。

第三十五条 案件材料小于标准材料纸的，应裱糊在标准材料纸上、大于材料纸的要折叠成标准材料纸一样大小，力求卷宗整洁。

第三十六条 案卷装订后，按规定填写卷皮，列清目录按页编号，然后交部内勤登记保管，每月底交所办公室统一归档。

第十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律师办结一件案件，特别是地成功或失败的典型案件，要及时写出小结，以吸取经验教训，提高业务素质。

第三十八条 律师在办案中发现公、检、法机关在办案中有违法行为，应书面提出律师意见，送往有关领导机关，建立查处。

第三十九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所的兼职律师和特邀律师。

第四十条 本细则经所务委员会讨论通过，于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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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律师刑事辩护的困境、成因和对策

律师刑事辩护的困境、成因和对策

律师的刑事辩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是指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一种诉讼活动，也是落实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律师是法律专业人员，因而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合称被追诉人)自己行使辩护权利和其他非律师公民进行辩护相比，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作为一项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宪法和刑事诉讼制度，在平衡以国家公权力(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为后盾的控方与作为社会成员个体的被追诉人的辩方的诉讼地位、从而使双方“平等武装”方面，正如美国布来克法官在Gideon v.Wainwright一案中对律师的评价那样，“律师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①]。我国自设立律师制度以来，律师在我国法制建设和人权维护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按照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走向，我国律师本来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刑事诉讼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制度、立法、环境及律师自身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律师的刑事辩护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立法、司法、实践等方面都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与整个法治建设的发展大势形成相反的趋向，不能不引起、而且已经引起了相关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和讨论。

一、我国目前律师刑事辩护困境及其危害

(一)我国目前律师刑事辩护困境的表现

我国目前律师刑事辩护的困境，据学生了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大幅度减少，被告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依法维护。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比例自1997年起逐年下降，目前全国刑事案件中无辩护人的案

件达70%，部分发达省份律师参与刑事案件比例也从1997年的20,4%下降到2002年的11,6%[②];而在作为首都的北京市，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更是由1990年的人均每年2,64件下降到2002年的人均每年仅0,78件，其中还包括法律援助和指定辩护[③]。先进发达地区尚且如此，其他老少边穷地区自不待言。

第二，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大幅度减少形成鲜明对照的，反而又是律师自己在参与刑事辩护之后，却大量地成为被追诉人的可悲的事实。其中比较典型的有黑龙江省天泰律师事务所昆明分所王一冰律师被以妨害作证罪枉法追诉，最终夫妇二律师双双出家的案件[④];其他散见于各地报刊的比较典型的类似案件，还有1995年的李强律师被非法拘禁案、1995年彭杰律师被控玩忽职守案、1996年陈惠中律师包庇案、1999年李奎生律师帮助伪造证据案，等等。而据北京市律师协会调查，因办案而受到刑事追诉的律师中，80%以上是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⑤]。为当事人辩护反而容易使自身也成为被追诉人的这种近乎于荒唐的困境，结果是导致律师对于刑事案件避之唯恐不及!许多律师虽然迫于生存压力，但也宁可勒紧裤带，决不愿意为当事人利益而危及自身安全。而与此同时，则是更多本来应当享有辩护权利的被追诉人在刑事案件中无法得到专业的、有效的辩护，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控方与审判机关的“双簧”，至少使得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的程序上已经处于严重的失权状态，更不要说审判结果在实体上的公正程度了。

(二)律师刑事辩护困境的危害

目前我国律师刑事辩护的困境，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最为明显和突出的危害，是由于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大幅度减少，使本应作为必需品的律师刑事辩护法律服务，其需要者大多并未获得;相关被追诉人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在实现的保障上被大大地打了折扣。

而体现得最为严重的危害，就是整个刑事辩护活动，已经成为律师们不敢也不愿涉足的法律服务领域，简而言之，已经被律师们视为“畏途”!一些律师是因为参与刑事辩护遭受到枉法追诉之后而心有余悸，而一些水平较高的律师则早已“心有预悸”??如著名刑事辩护律师田文昌早在1997年初即预见到这种困境是“中国法制建设向纵深发展的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包括我本人也准备付出这个代价。”[⑥]其后的事实已经验证并且还在继续验证着这个预见。但这种困境的代价未免太大了!控方对刑事辩护律师的打击报复，既毁坏自身和国家的形象，也摧残着法律的尊严，更践踏着被追诉人甚至包括律师的人权!特别是极大地损害着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对我国人权保障的信心。长此以往地发展下去，将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产生极大的消极甚至是阻碍作用。对其危害，执政党、立法和司法机关甚至全社会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二、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困境的成因

我国律师的刑事辩护，近年之所以出现以上所述的严重困境，有多方的因素和原因。有的是历史形成的，如刑事诉讼的观念和人民群众对律师刑事辩护的观点，有的又是在法制建设过程中走了“弯路”，在制度设计和立法导向上出现了与历史进程相背离甚至是反动的偏差。经过认真学习及反复思考，学生认为，导致困境形成并继续恶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方面的原因

之所以说立法是导致我国日前律师刑事辩护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在学生看来，《刑法》第306条的“律师伪证罪”导致律师“不敢”参与刑事辩护工作，而《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的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又造成律师刑事辩护效果受到严重制约??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都产生了负面作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增设了第306条的所谓“律师伪证罪”。该条的具体内容为：“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虽然第二款中对于失实不属于伪造的情形有特别规定，但实践中由于证人在分别面对侦查、检察人员和律师调查取证时陈述先后不一致的情形非常普遍，而证人在两难情况下通常都会作出迎合强大的控方甚至不惜牺牲弱小的律师的“理性”选择，因而律师参与刑事诉讼进行调查取证，无异于踏入“地雷阵”。与此相应的是，此后律师因参与刑事诉讼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急剧增多。其实该条款早在出台之前，即已经引起广泛争议。1997年1月10日《法制日报》刊载的前司法部长蔡诚的文章即建议删去刑法修订草案中的此条内容，其根据主要有四点：一是会使律师在刑事辩护中顾虑重重，不敢大胆行使辩护权，从而使律师难以履行职责，最终会使法院的审判方式改革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给公正审判造成困难;二是从我国恢复律师制度到1997年之间的17年实践看，律师犯伪证罪极其个别，没有必要单独规定此项罪名;三是此项罪名规定会在社会上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使公众对律师作用产生怀疑，使律师刑事辩护工作处于困难局面，不利于树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良好形象;四是从世界立法来看，极少有在刑事法律中单独规定律师伪证罪的。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正确的意见并没有被立法机关所采纳，当然更加遗憾的，正是这些意见中对该条规定消极作用的预见又成为导致律师刑事辩护困境甚至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困境的严峻的现实。据不完全统计，自1997年至2003年间，全国因刑事辩护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律师达到500多人[⑦]。其导致律师执业环境恶化、控辩失衡加剧、职业报复迭出、律师声望权益大损的弊端已经充分显示出来。而在国际上，这样的规定明显是违背世界共同的法制原则的，如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0条即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者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

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⑧]明确赋予律师不仅是刑事而且还有民事上的豁免权，我国政府代表在联合国对此已经签字认可，根据公约必须信守的国际法原则，此项罪名理应删除。但遗憾的是此后《刑法》虽经6次修正，仍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本来被追诉人面对作为控方的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已经明显处于极大的劣势，而能够为之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又因担心踩上地雷而“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所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许多基本原则的落实，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句空话。更能说明问题的，恰恰是在规定此项罪名以前的岁月里，我国律师的刑事辩护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国际上也曾经大受好评。两相对照，称《刑法》第306条为“恶法”，谅不为过。

立法导致律师刑事辩护陷入困境，除《刑法》第306条的律师伪证罪已经导致律师在主观上“不敢”参与刑事辩护工作外，《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的一些不合理的规定，也使律师在客观上“不能”确保刑事辩护的效果，使律师即使参与刑事诉讼，其辩护在相当程度上也只能是“走过场”，根本不能起到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应有作用。律师在刑事辩护中要“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意见”，与控方提出的证据材料相抗衡，调查取证是必须进行的工作。可是《刑事诉讼法》第43条和第44条却规定，辩护律师申请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须经人民法院准许，向证人或者工作单位和个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在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同意时，只能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同时《律师法》第31条也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这样的规定，实际上赋予了被调查对象对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行为的拒绝权，使律师很难取得实际效果，同时也加剧了控辩双方在掌握的证据材料上的失衡状态，使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作用被压缩到非常可怜的地步，在没有足够证据材料的情况下出庭辩护，律师很难不成为庭审程序中漂亮但并不实用的“法制花瓶”。而这样的规定，在我国法制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倒

退。因为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刑事诉讼法》就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应当利用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手段和方法，以便查明证明刑事被告人无罪或减轻他的责任的情况，并对被告人给予必须的法律上的帮助”[⑨]。27年前的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第7条已经规定：“律师参加诉讼活动，有权依照相关规定，向有关单位、个人调查”。其强制力显然远远高于后来《律师法》的相应规定，前面引述的后来的相关规定可以说在实际上已经剥夺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因为受调查对象只对公检法机关有陈述义务而对律师享有拒绝权利，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实在就是一纸空文。不仅如此，直到27年后的今天，立法上对于律师调查取证的具体保障措施方面，更没有任何可操作性的规定，与“保障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理念相去甚远。

(二)制度方面的原因

我国在刑事诉讼及其许多相关制度方面的设计和操作，也使律师的刑事辩护工作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受制。

一是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本身就处于相对弱势，根本无法与代表国家、掌握公权的控方相抗衡。在开始恢复律师制度时，《律师暂行条例》第一条曾将律师定位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与公安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一样，都是国家的公职人员，这样的定位虽然不符合律师职业的性质和特点，但至少让律师的地位与控方人员相比，不至于过于悬殊。而后来在《律师法》中将律师定位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虽然切合了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本质特点，但同时又将律师与控方人员的地位差距拉大了很多。尽管律师也穿着律师袍出席法庭，但其除了律师协会这个社团靠山外，并无强力机关予以支持，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其话语权、求助效果，与社会上一般公民甚至弱势群体并无二致。律师和被追诉人二者加在一起，其力量和地位，仍然与控方相差甚远，根本无法实现控辩平衡的制度目标。

二是由于律师没有刑事辩护的豁免权，律师即使出庭辩护，也不敢认真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刑法》第306条规定对于律师辩护心态的控制，更是加大了辩方在法律地位上的劣势。律师如果认真辩护，势必要与控方产生利益冲突，控方如果被律师抓住工作漏洞甚至违法把柄导致案件败诉，可能将使其具体工作人员轻则受到本单位的错案追究，重则导致其自身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出于自保本能，他们必然要对导致他们重要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律师产生打击报复动机，从而使律师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三是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内部的不合理的错案追究制度，也加大了律师刑事辩护的结仇危险。不仅作为是控方的检察人员如此，就是居中裁判的审判人员，在面临错案追究威胁的情况下，也很可能帮助控方来共同对付给他们造成威胁的辩方律师。所以有关部门的不合理的错案追究制度，至少在客观上确实加大了律师在刑事辩护中与司法工作人员及其所在机关产生执业冲突、从而遭受打击报复的本不应有职业风险。

四是审判人员多年来形成的未审先判、“有罪推定”的思维惯势，也很难容忍和采纳律师提出的不同意见，因为不仅“无罪推定”的刑诉理念尚未完全建立，而且在立法上由于尚未赋予被追诉人沉默权，因而“有罪推定”的痼疾在许多司法工作人员的思维中仍然相当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其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进程，影响着被追诉人诉讼权利和律师辩护效果的实现。作为保障被追诉人人权重要制度的法律援助制度，虽然在必须履行相关义务、完成相应任务的“量”上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但立法没有具体的“质”的要求，加之以上相关消极因素的制约，法律援助在刑事辩护中大多也是走过场，很难收到好的实效。

(三)执业环境方面的原因

在我国律师现阶段的执业环境方面，律师在刑事辩护上也要受到一些比较突出的因素的消极影响，主要包括：

一是社会及相关司法工作人员对律师地位和作用的错误的传统观念。从历史上看，我国的律师制度建立远远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周边某些虽不发达但法制环境较好的国家。我国古代的讼师在功能上虽然与现代的律师较为接近，但其既不为法律所承认，同时在社会公众中也没有什么地位，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就说：“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作刀笔吏的在这种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数十年法制建设经常甚至是长期的停滞，律师在社会公众中的整体形象并未得到多大的改变。

二是在在刑事辩护中，由于“有罪推定”的普遍思维方式，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都被看作是“为坏人说话的人”。我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受托以公民身份从事辩护时，连我的中学学生及其家长都感到疑惑，老师怎么要去帮那些坏人说话呢?不光普通的社会公众对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法制意义难以正确理解，就连相当一部分司法工作人员甚至包括其所属机关从自身利益(避免受到错案追究、避免单位形象受损)出发，也有意无意地把参与刑事辩护而又认真履行辩护职责的律师看成是单纯为了钱财而“与国家作对”的人。

三是司法机关内部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对律师正当的执业活动缺乏作为“法律人”的应有的理解，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律师放在自己的对立面。这样的司法观念带来的后果可以说是相当可怕的。我经常听一些律师提到，只要在辩护过程中指出控方有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重要事实或者嫌疑，就会直接或者间接受到相关司法工作人员的不满甚至威胁。而他们出于明哲保身的心理，通常就只能选择对不起被追诉人了。

(四)律师自身方面的原因

形成日前的律师刑事辩护困境，除了以上各方面的原因外，律师个人甚至整体也有相当的责任。如果不正视这一点，显然对于困境的解除也是远远不够的。律师自身方面的负面情形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职业道德方面，由于处在社会转型期，大多数律师的身份由过去的国家公职人员转变为自由职业者，其面临的生存压力非常之大。为解决生存问题，相当一部分律师很难不受到社会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缺乏职业道德，缺乏执业诚信，在刑事辩护中除因客观原因不敢认真辩护外，有的更是在主观上就是敷衍塞责，只管收委托人的费用而不认真追求辩护的实际效果，在辩护中走过场，有的甚至成为枉法追诉者和枉法裁判者的帮凶。

二是在业务技能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律师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后即认为自己业务已经完全过关，不需要再继续进行学习，在知识和技能上吃老本，也使辩护的效果难以得到保证，我相当熟悉的一位律师曾经为一个委托人进行罪轻辩护，但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被告人不仅行为不构成犯罪，而且尚未达到该被控罪名的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作出无罪判决，公诉机关也未抗诉。这样的辩护效果对于律师的个人甚至整体声望的打击，都可以说是致命的，其态度和能力都很难再得到社会的信任。

三是在责任追究方面，虽然律师在民事诉讼或者非讼事务中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例不少，但遗憾的是在刑事诉讼中因为不负责任而浪费委托人金钱和国家司法资源的情况，却没有受到惩罚;而且一些主管部门为了不影响自身形象，对自己权力范围内的行政处罚也是重在保护而非教育，常有姑息偏袒情形发生。

四是在律师自身的管理上，目前的多数律师事务所对其律师的管理，都是非常松散的，业内人把这种情形归纳为“有组织、无纪律”。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很难完全自觉自

律，也会造成律师对于刑事辩护工作的轻忽和草率。同时多数律师事务所对其律师考评完全以创收为指标，而对执业的具体情况缺乏审查监督，没有尽到应有的管理和保护责任。

造成我国律师刑事辩护目前的严重困境，原因当然并不局限于以上各项。但我认为以上各项是其中比较主要和突出的因素，应当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并予以认真解决。

二、摆脱律师刑事辩护困境的对策和建议

根据以上的相关分析，我认为要使我国目前的律师刑事辩护困境得以摆脱，并使我国的律师刑事辩护事业得到与整个法治建设进行相适应的较大发展，我们必须针对相关成因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对症下药”，从立法、制度、环境、律师自身等等方面进行改革甚至动“大手术”，才能取得应有的实效。

(一)立法方面??解除“紧箍咒”

首先应当解除的紧箍咒，就是《刑法》第306条的“律师伪证罪”。该条规定的不合理性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已如前所述，非常明显。虽然该条规定并非只针对律师，但由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如基层法律工作者一般不得参与刑事诉讼)，其针对对象实际上主要还是律师群体，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将本条罪名规定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但人们习惯上还是将其称为“律师伪证罪”。特别是其中关于“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的犯罪客观行为要件的表述，根本不具有科学性。刑事诉讼进行的主要过程就是查明案件事实，在事实尚未查清前试问如何确切知道，证人改变证言是“违背事实或者作伪证”的?证人出于各种原因，在面对律师时做出和对控方机关所作的不一致的陈述，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凭什么认为证人在控方机关所作的陈述就一定真实而对律师所作的陈述就一定违背事实?更何况是否引诱、如何引诱，通常只有律师和证人在场，如认定引诱事实成立，岂非将律师的命运全部交给

证人处置!律师如果有意实施伪证行为，直接以伪证罪定罪即可;如果考虑到知法犯法理应从严处理，可以单列一款，完全没有必要单独规定此项罪名。在删除此条以解决律师“不敢”从事刑事辩护问题之后，当然还必须在立法上解决律师“不能”确保刑事辩护效果的问题。

二是解除调查取证方面的紧箍咒。为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增强被追诉人和律师作为辩方与控方在证据资源上抗衡的能力，《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也必须进行相应修改，赋予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并规定公检法机关的保障义务。即取消受调查对象对于律师调查的拒绝权，要求其在可能的情况下必须履行陈述义务，否则将因妨害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而受到相应制裁。作为司法机关，除必须保障律师依法执行调查任务时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之外，还应承担对于受调查对象妨害律师履行职责行为的处罚义务(当然以法院实施为宜)。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律师有效地“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从而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与刑辩律师的执业权利。

(二)制度方面??使控辩大体平衡

为了打消律师认真进行刑事辩护可能带来自身危险的执业顾虑，并且使辩方在法律地位和权利保障上与控方处于大体平等的地位，学生的看法和建议是：

首先，应遵从国际通行的法制原则和相关人权公约的原则规定，赋予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刑事和民事豁免权。《英格兰和威尔士出庭律师行为规则》规定：“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必须真实和准确。在通常的情况下他在法庭辨论中的言论享有豁免权。”同时又规定：“英国律师的豁免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A、律师在履行职务时，对第三者不负诽谤的责任;B、出庭律师在处理诉讼案件时，有不负疏忽责任的权利。”法国《律师法》第41条也规定，律师在法庭上的活动享有豁免的权利。《卢森堡刑法典》第453条中同样规定：“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或向法庭提交的诉讼文书，只要与诉讼或者诉讼当事人有关，就不能对它提出任何刑事诉讼。”[⑩]而前面已经引述的且已经由我国政府代表在联合国签字认可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更是明确规定了律师在诉讼过程中的刑事和民事豁免权。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也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规定。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我国全国人大也将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公约对此有着更加明确和硬性的规定。因而早日赋予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刑事和民事豁免权，已经是势在必行。当然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豁免也不能绝对化，因为正如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一样，绝对豁免的律师刑事辩护权利也可能被滥用从而损害司法公正，理性的选择应当是：除有充分证据证明的律师的故意伪证行为仍然应当追究甚至从重追究刑事责任外，对于过失性的辩护行为，只追究其行政责任或者由行业协会予以惩戒。这是涉及辩方的制度改造。

从另一方面即控方的角度看，对目前实行的某些不合理的错案追究制度，也应予以改进，避免相关司法工作人员过于容易产生对律师的打击报复动机;同时将司法工作人员对律师的打击报复行为也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同样让其承担妨害司法公正的法律责任。在法律援助问题上，将现行的指派律师进行援助的方式改为由政府向律师事务所购买该项服务，同时对辩护的效果进行严格考评，以避免刑事诉讼中法律援助走过场的弊端，从而真正有效地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

(三)环境方面??努力除旧立新

改善律师的刑事辩护执业环境，可以说是一项十分艰难而需要长期不懈努力的工作，这项工作至少涉及以下方面：

一是在社会公众方面，政府和律师自身都必须加强律师刑事辩护意义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使现代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对于在刑事辩护中认真尽责、表现出色的律师，应当大张旗鼓地公开予以表彰和奖励，让广大公众充分认识到律师对于社会、对于社会主体合法权益的维护所起的重要作用;

同时完善相关法律中关于“无罪推定”法制原则的规定并加强相应宣传，使社会公众尽可能打消“律师是为了钱财而帮坏人说话”的错误的传统认识。

二是在最有可能视刑事辩护律师为敌人的司法工作人员方面，则应当大力加强并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现代法治观念的教育，使其对律师履行职责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产生充分的理解，力求形成“大家都在共同维护司法公正”的共识，以彻底消除其可能对律师进行打击报复的思想和道德根源。当出现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对律师进行打击报复时，相关部门应当依法秉公处理，避免偏袒一方，以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及执业尊严。

(四)律师自身方面??打铁先要本身硬

当然，要想摆脱刑事辩护的困境，律师自身也必须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扎实的改进。俗话说：“打铁先要本身硬”，如前所述，刑事辩护困境的形成，律师自身也要负担相当部分的责任。

一是要让社会理解和尊重律师，律师首先就必须大力提高自身的政治、道德、业务素质，认真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切实维护委托人或者被援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把自己刑事辩护的成果充分展示给社会公众，而不是敷衍塞责，甚至将因自身失职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责任全部推给司法机关，败坏司法机关的形象。

二是作为律师执业机构的律师事务所和作为律师行业组织的律师协会，也必须切实加强对律师的日常管理和纪律约束，同时更要加强对律师具体刑事辩护案件的态度和效果考评，奖励先进，处罚落后，在社会公众面前树立起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良好形象。

三是为强化律师刑事辩护的效果，主管部门还可以考虑建立刑事辩护专职律师及其资格准入制度，以确保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的质量和技能，从而大幅度提升律师刑事辩护的社会效应。

以上各项对策，可能对摆脱律师刑事辩护困境、改善律师的执业环境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无论哪一个方面，都必须扎扎实实地进行才有效果。如果始终是纸上谈兵甚至叶公好龙，则律师刑事辩护的困境，可能还是难以改变。

本学生已经成为一名实习律师，并且对于刑事辩护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想在以后专攻这一方面的业务。对于目前的律师刑事辩护困境，虽然同样是“心有预悸”，担心因认真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而得罪某些“大人”而自受其害，但现在有许多重要的因素也使我对执业环境的改善具有较强的信心。一是党的十六大已经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律师刑事辩护的困境及其危害显然极不利于社会和谐，党和政府必定会予以高度重视，使之得以改善;同时《宪法》已经明确规定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而要建立法治社会，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必须认真落实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二是我国政府已经签字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国家权力机关很有可能予以批准，在接轨过程中，律师刑事辩护的环境必将得到较大改善;三是政法部门已经进行了较长时期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随着一大批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人才进入政法部门，律师与司法工作人员之间的关于共同维护司法公正“的共识将更加容易建立，从而减少甚至消除大家在观念上的冲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律师队伍水平提高，服务意识增强，特别是近些年来法律服务市场的激烈竞争，也促使律师不断加强业务学习，强化服务技能，出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如果把目前的律师刑事辩护困境比做严冬，则其即将到来的改善，就将是我们迎来的刑事诉讼法制的明媚春光!

第五篇：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刑事辩护技巧漫谈

（四）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角色就像医院中的医生对病人一样，对嫌疑人至关重要。律师的百分之一的失误，对嫌疑人来讲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幸。因此我在刑事辩护中更加谨慎认真，并归纳了一些注意点供朋友参考。

一、仔细阅读案件材料发

现有价值的辩护点

公安、检查机关送至法院的起诉材料，并非都是无懈可击的。在实践中，我遇到过诸如数字计算方法不对、计算结果不对、证人证言之间矛盾等情况，认真发现并利用这些诉讼材料中的瑕疵，可以有效地影响法庭对嫌疑人的审理。发现其中的瑕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耐心地阅读大量的诉讼材料、分析材料中遵循的逻辑和计算方法是否正确，特别是在贪污、受贿刑事案件中尤为重要，因为涉案数字直接决定嫌疑人被判刑期的长短。

在法庭上准确地利用公安、检查人员工作中的瑕疵，可以使辩护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及时与办案法官和检查人员沟通，发现有利证据及时申请采集或公证采集

律师在公诉中和法官及检察官的沟通十分必要，可以把自己对案件的认识传 递给法官和检察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当然和法官、检察官的沟通要讲求方式和策略，能当面交流的要当面交流，不能当面交流的应用书面形式把自己的看法写给他们，但不要向他们透露自己发现的瑕疵。

通过阅读案卷、与法官及检察官交流以及沟通，可能会发现新的有利于被辩护人的证据线索。这时律师有责任请求法庭或检查人员采集。在法官或检察官与律师在采集证据上有分歧时，而证据确对被辩护人有利，律师可以采取公证取证的方法，请求公证人员对律师采证进行公证，防范律师采证中的风险。千万注意律师切不可冒然自行取证。

三．开庭前设计好向被辩护人及证人发问的问题及顺序，在开庭时适时调整，并在被允许发问时充分提出问题，设计庭上发问问题十分重要，问题设计的好可以感动庭上人员，使之对被辩护人没有反感，甚至影响庭审人员的潜在立场。设计发问问题重点应放在揭示被辩护人有无犯罪动机、犯罪动机形成的深层原因等犯罪主观方面上。在法庭上律师应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发问的次序，并采取有感染力的方式提出问题，为法庭辩论打下基础。

我国刑事审判中实行的一条主要原则是主客观一致，因此在事实清楚的案件中犯罪的主观方面非常重要，如果能证明出被辩护人的主客方面近善非恶，必将对审判结果产生影响。

四．法庭辩论中，律师要择关键的辩护点有所突破，切不可面面具到没有重点。

法庭辩论中律师要在一、二个关键问题上充分发挥，抓住公诉材料中的瑕疵不放，特别是利用证人证言之间的矛盾之处，否定对被辩护人不利的证据。

复杂的案件一般需要由多个证据组成证据链来证明被辩护人有罪.而证据链越长就越容易出现薄弱环节,一般来讲人证是公诉人员证据链中比较薄弱的一环,抓住不同证人的不同心理活动规律，必然对辩护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