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刑诉法下刑事辩护的新空间[小编推荐]
新刑诉法下刑事辩护的新空间(上)
薛火根:
点睛网高级培训师,江苏省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律协刑委会委员,南京法医学会理事,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法律义助中心主任。原在江苏警官学院从事刑事法律、法医学和律师实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执教十六年,先后发表论文数十篇,开办了薛火根刑事辩护联盟专业网站。主要专业领域为刑事辩护、重大民商事案件的代理和大型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在文某某和朱某贪污受贿案、辛某某和王某死刑改判案、马尧海教授聚众淫乱案等260余件刑事案件中发表的大量从轻、减轻和无罪的辩护意见,得到了公检法机关的充分采纳。在南京某大厦的联建合同纠纷案、全国首例优生优育选择权纠纷案、抽脂美容死亡案、南京市砂珠巷小区47户居民诉南京市规划局行政规划违法侵犯采光权案件中,代理获得了成功。其在执业过程中表现出的精湛的业务能力和一切为了当事人合法利益而奋斗的敬业精神,得到了客户的普遍认可
一、薛火根律师主讲
1.以司法实践为导向
2.以解决问题为宗旨
3.以相互交流为目的(一)刑诉法修改的背景及理念
1.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现状是《刑事诉讼法》修订的现实基础
2.《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是《刑事诉讼法》修订的政策依据
3.2012年11月8日十八大报告
4.各方共同努力和博弈的结果
(二)刑诉法修改与刑事辩护的新空间
1.尊重和保障人权
(二)刑诉法修改与刑事辩护的新空间
2.完善证据制度
(1)完善证据体系
①举证责任
②不得强迫自认其罪
③进一步细化证明标准
④关于司法鉴定的新规定
⑤关于法官可以在庭外核实证据的规定
第二篇:浅析新刑诉法的刑事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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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刑诉法的刑事证明标准
作者:王樾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5期
【摘要】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刑事证明标准,将刑事证明标准进一步完善化、具体化,其中最大的突破在于首次把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证明标准之中,从而使这一标准从法官主管自有判断的标准变为依据逻辑和经验常识等知识进行综合判断的标准。本文将通过分析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和证明条件,以期为正确理解和应用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提出个人看法。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新刑事诉讼法
一、引言
刑事诉讼的过程,实则为诉讼主体搜集、审查、运用证据对待证事实进行求证而依法处理案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诉机关对证据材料的分析、把握和运用显得至关重要,只有当刑事证明达到一个合理的标准才可提起公诉,因而证明标准可谓是刑事诉讼工作所需坚持的核心之所在。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
关于证明标准的内涵,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有学者从证明主体的角度加以确定,如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1],或证明标准“即法律关于负有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所须达到的程度方面的要求”[2]。也有学者从裁判者角度加以确定,如“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公安司法机关作出有罪认定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3]。还有学者从证明主体与裁判者两个角度加以确定,如“证明标准术语是指卸除证明责任必须达到的范围或程度,它是证据必须在事实审理者头脑里形成的确定性或盖然性的尺度;是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有权赢得诉讼之前必须运用证据说服事实审理者的标准。[4]从法理的角度分析,证明标准具有法律规定性,案件发生过程具有不可回溯性,法定证明标准的基本出发点是规范证明主体的证明活动并为中立裁判者形成心证设定门槛,证明标准与中立裁判者形成心证是密不可分的。[5]
而就刑事证明标准而言,则是指承担刑事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规定的程度才能确认待证实施的真伪,从而可以解除其证明责任。[6]证明标准是证据的质量和说服力应达到的尺度,它是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依法运用证据进行证明以确认待证事实成立应达到的成都,由于证明责任密切相关。证明标准的到达与否,决定了诉讼主体证明责任的解除与否。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要达到证明标准,方能解除其证明责任,将案件向下一个阶段或者终结案件。
三、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制度突破
根据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41条和第162条的规定,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这一证明标准,存在诸多的问题:其一,对其涵义存在不同理解。关于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单单理论界即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即客观真实说、法律真实说和诉讼真实说。[7]这些不同的认识不仅反映了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也影响了司法人员的司法活动。其二,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过于原则化,实践中的运用以来司法人员的主观认知,对案件的评判极易出现“同人不同判”的现象,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限度过于宽泛,说明该证明标准不具有约束司法人员的实践可操作性。
为了弥补原规定的不足,明确刑事诉讼中的刑事证明标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对证明标准进行了具体化和明确化,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订的重大突破。在修正案第五十三条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基于上述规定,关于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进一步具体化、规范化和明确化,与此同时,如何正确理解这三大条件的问题应运而生。
四、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分析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笔者认为,“定罪量刑的事实”包括“定罪的事实”和“量刑的事实”两个方面,其中,“定罪的事实”是指刑法规定的与犯罪构成要件有关的事实,或者犯罪构成各个构成要件的事实;“量刑的事实”则是指刑法规定的应系那个某个犯罪量刑轻重各种情节的事实,如行为人的年龄、主管罪过形态、犯罪的结果等。
基于这一规定,对公诉机关所应掌握的证据的“量”提出了要求,即应对与定罪和量刑都有关的证明对象均提供证据,才能达到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有部分错案甚至冤案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没有证据,而是因为证据并不全面,特别是对定罪量刑有关的重要证明对象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达到证明标准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而,新刑诉法对这一条件的规定,是保证案件质量的基础条件。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这里的“定案”是指法院对案件作出裁判;“法定程序”是指法律规定的法庭审理程序;“查证属实”是指有关证据经过法庭控辩双方的质证和辩论,被认为是真实的。
笔者认为,这是对证据的“质”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既强调了据以定罪的证据的性质必须是经法定程序查证后属实的“结果”,有强调了证据需要经法定程序(如庭审程序)查证(如法庭质证、辩论)这一过程,从而确保了证据的证明力。值得一提的是,该规定也应和了新刑诉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负有证明、排除的责任,从而进一步确保了证据本身以及案件的质量。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这里的“全案证据”是指经过法定程序被查证属实的所有证据,不包括被排除的非法证据;“排除合理怀疑”是指根据查证属实的所有证据,对案件事实得出唯一合理的结论,不存在其他任何合理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应是对据以定罪量刑的案件事实,按照任何有理性的人正常判断,都是确定的、不抱有怀疑的,这是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的根本要求。如若公诉机关不能达到该证明标准,或是法官认为还存有“合理怀疑”,那么就应该由公诉机关承担不利后果,同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即公诉机关撤销控诉或是法院判定被告人无罪。同时,基于案件事实无法彻底还原即并非绝对确定的,因而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的本质应为一个无法与事实认识主体剥离的主观范畴,它并不意味着排除一切任意性的怀疑而达到结论的唯一性、排他性,而是排除确有根据的怀疑。
五、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评价
众所周知,刑事诉讼的过程需要通过证据的揭示不断还原事实的真相,但绝不可能达到绝对真实,而是不断地接近真实,因而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并不是相互对立的。笔者认为,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明责任的规定在坚持原有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承认了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即在据以定案的证据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情况下,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才可作出判决,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主客观平衡的标准,体现了实质追求的客观性和表达形式的主观性的统一,既强调了对客观、真实的追求及评判,又强调了主体认知的重要性及其应达到的要求。
与此同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对证明标准的规定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确定了综合运用证据的过程,要求全案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料条,同时也要求定案的证据之间不能存在矛盾。如此辩证理性地运用和对待证据,将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发挥其积极作用,也将不断促进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的规范化、合法化。
参考文献:
[1]樊崇义,锁正杰,等.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215.[2]卞建林.刑事证明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235.[3]陈光中.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J].中国法学,2001,(01).[4]Peter Murphy,Murphy,Murphy on Evidence,Blackstone Press Limited,2000:119.[5]吴宪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12).[6]龙宗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J].法学研究,1996,(06).[7]童建明主编.新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M].1版.上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04.[8]陈瑞华.法律程序改革的突破与限度[M].1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8.
第三篇:新刑诉法学习心得
新刑诉法学习心得
11月,我所组织有关新刑诉法修订实施后的学习讨论活动,共组织学习两次,由主持,全体律师共同参加。各位律师在认真学习新的法律规定之余,结合自身实务经历,对本次新刑诉法修改的意义和利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11月16日,净源所开展“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确立与“侦查阶段即可委托辩护人”的主题学习。
本次学习:新刑诉法第二条:“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新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
刑诉法不仅仅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同时它也是犯罪嫌疑人的大宪章,犯罪嫌疑人同样具有与一般人同等的人权,将“尊重和保护人权”作为一项原则写入法条,是刑诉法的一大进步。而在案件的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之前一直是盲点,近年来屡见不鲜的非法证据断案很多都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人权遭侵犯有关。本次修改,将可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原来的“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所里从事刑事辩护多年的律师对此感慨颇多,不少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后即寻求律师帮助,然而,迫于法律的规定,律师此时无从介入,仅能提供友情的法律建议,造成很多时候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无法得到保障。很鲜活的一个案例就是某犯罪嫌疑人在被关押三个多月后移交检
察院审查起诉,而检察院最终认定不构成犯罪,不予起诉。如律师在侦查阶段就能实施辩护,则这样的情况很可能就会避免。
在盛赞这一修改的同时,也有律师强调,在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很可能产生一些无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订立攻守同盟,毁灭案件关键证据的情况。对此,诸位均表示这除了考验律师的职业操守外,立法者肯定亦会考虑到,后续的相关监督措施相信能对此加以约束。
二、11月23日净源所开展刑诉法有关证据方面新规定的主题学习。
本次学习:新刑诉法第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新刑诉法第五十四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新刑诉法第五十八条:“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新刑诉法第五十九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证据”
新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
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新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新刑诉法确立的 “明确举证责任“、“非法证据排除”和“ 证人强制出庭”是本次修改的重大变化。证据一直是律师办案的核心,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侦查机关与公诉机关处于公权力的强势地位,在证据采集方面更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近些年来发生的“躲猫猫”等事件产生了大众对此的一致呼吁。而本次新刑诉法中“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衍生出的沉默权,排除非法证据: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些都是犯罪嫌疑人在证据方面对抗公权力,维护自身权益的体现。
而“证人强制出庭”引发了与会学习律师的热烈讨论,新规定对于迅速、有效地审理刑事案件无疑有重大意义,公民亦应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与之而来的是:对拒不出庭的证人采取拘留等处罚是否合适?对证人的人身安全等切身利益如何保障?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新的相关规定出台。
本次学习同时就新刑诉法有关办案期限和重审一次为限、重审不
加刑的规定进行讨论,特别是后者,是规避当前各地存在的一案多次重审、最终判决迟迟不能生效现象的重要手段,对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有重要意义。
通过上述两次对新刑诉法的学习,本所各位律师熟悉新法之规定,对于本次修改案的重大突破都表示赞赏,但同时仍然认为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第四篇:新刑诉法下的取保候审如何办理
一、取保候审的概念
取保候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在我国,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责令某些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保证随传随到的强制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二、取保候审的条件
关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正在怀孕、哺育自己婴儿的妇女。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司法机关在法定期限届满尚不能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五)公安机关申请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人民检察院不予批准的,如果案件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的,可依法决定对其取保候审。
(六)持有效出入境证件,可能出境逃避追究刑事责任,但又不需要逮捕的,可以适用取保候审这是司法机关办理取保候审的最主要法律依据。
上述第一种情形中所谓的“可能判处”某种刑罚,就是指根据司法机关初步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实,承办案件的司法人员所认定的对其可能判处的刑罚,绝不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所触犯的刑法条文某一条款的法定最高刑,更不是指该条文规定的某种罪名的法定最高刑。
第二种情形中所谓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是指根据司法机关已经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实,尽管可以认定其所犯罪行比较严重,且根据其对应的刑法条款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是,如果对其适用取保候审也不会发生社会危险性。
三、申请取保候审的方式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
1、人保。取保候审申请人必须提出保证人,保证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的,经司法机关批准,由保证人和被担保人(即被取保候审人)出具保证书,保证人保证履行《刑事诉讼法》第68条的规定;被保证人保证遵守《刑事诉讼法》第69条的规定。
2、财产保。司法机关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可以责令被取保候审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出具由司法机关确定的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取保候审的财产保手续即告终结。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最长不超过12个月,具体时间由司法机关决定),如果违犯《刑事诉讼法》第69条的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四、申请取保候审的主体
基本上没有限制,本人及其亲属,律师,均可申请。
五、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
《刑事诉讼法》第69条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
(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
(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第五篇:新刑诉法要求下的公安法制建设
新刑诉法要求下的公安法制建设
提要:
刑事诉讼法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调整的对象是公、检、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揭露、证实、惩罚犯罪的活动。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刑事诉讼的任务、基本原则与制度,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和相互关系,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如何进行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施行。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法制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十二五”规划刚刚开局,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推动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因此如何在新形势新环境下,在提高公安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建设发展能力的同时,加强公安法制建设,不断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主动适应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就成为了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新刑事诉讼法的特点、亮点和热点:
(一)从时间上,本次修改历时十年,比1996年的时间要长;从过程上看,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过程综合多方面考虑,方案产生得非常慎重,由于修改的内容意见不统一,本希望在2000年提交草案,2007年就出台修改内容,结果导致延期出台;从内容上看,本次修改的内容较多,解决了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使刑事诉讼法的内容更加完善;从意义上看,此次的修改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适应经济日益发展的中国国情;从修改的方式看,此次修改采取了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修改方式,较之1996年修改也有本质的区别;从修改的动因上,本次修改是理论界、实务界强烈呼吁而进行的修改。
(二)新刑事诉讼法有利于规范公安机关执法活动,有利于尊重保障人权的规定,向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修改后的刑诉法在完善侦查程序的同时,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规定,完善了辩护、证据、侦查监督等制度,这对公安机关的人权保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在执法办案中,要正确处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做到二者兼顾。既要准确及时打击犯罪,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又要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依法行使侦查权,认真落实人权保障的各项要求,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二、公安机关在法制建设上举措和成绩:
近年来,基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基本价值追求,公安机关尤其是铁路公安机关多年来扎扎实实做了不少工作,发生了可喜变化。在打击犯罪方面,大力加强各项基础工程建设、情报体系建设、信息化建设,多渠道破案追逃、路地协作等办案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拐”、“打炒”、“打假”、“治安大清查”等专项行动,赢得了广泛赞誉。在保障人权方面,公安机关大力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出“理 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牢固树立“忠诚、为民、廉洁、公正”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完善执法制度,规范执法行为,开展执法办案场所规范化改造,加强教育培训考试,强化执法监督管理,加大执法公开力度,专项治理非正常死亡和违规扣押财物等问题,公安民警的执法观念、行为、方式方法发生很大变化,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断提升。
三、为适应新刑事诉讼法,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公安机关需要加强:
(一)新刑诉法在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等方面所做的修改,迫切要求侦查工作进一步向精细化、专业化和规范化转变。公安机关需要不断调整、完善侦查工作模式和工作机制,才能适应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需要,跟上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的步伐。
辩护制度和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程序的完善以及当事人、辩护人对超期羁押等行为申诉权的增设,需要公安机关办案过程更加公开、开放,更多地听取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的意见,广泛接受各界的监督、建议。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和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制度的确立,要求公安机关把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贯穿到侦查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减少对口供的过分依赖,依法全面收集证据,防止“重破案、轻取证”的做法。强制措施适用条件和程序的修改以及人民检察院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要求公安机关切实提高侦查效率,坚决杜绝超期羁押,防止不必要的羁押。侦查措施的补充、完善,特别是将技术侦查措施写入刑诉法,要求公安机关更加重视实施科技强警战略,进一步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不断提高侦查办案能力。
(二)修改后的刑诉法对侦查工作的软件、硬件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各项措施。
要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管理,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完善个案监督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引导、监督民警严格依法办案;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应用,利用执法现场记录仪、全程录音录像设备等手段,对接处警、讯问等重要侦查环节同步录音录像,提高侦查效率和侦查能力,实现对侦查过程的全程即时监督;进一步加强执法办案场所规范化改造,按照执法办案流程,科学、合理设置办案区,规范民警的执法行为;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推广、学习借鉴典型案例和先进经验,有效带动公安侦查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
法律的修改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刑事诉讼法的本次修改很好的适应了当前时代和环境。公安机关当主动适应新刑事诉讼法,加强公安法制建设,夯实公安基层基础,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