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技术侦查相关规定

第一篇：新刑诉法技术侦查相关规定

新刑诉法关于技术侦查的相关规定

（一）案件范围

1、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2、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3、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二）期限

批准决定应当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确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批准决定自签发之日起三个月以内有效。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经过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

（三）材料的保密运用等

1、侦查人员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材料，必须及时销毁。

2、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3、公安机关依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并对有关情况予以保密。

（四）秘密侦查

1、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

2、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

3、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第二篇：浅析从新刑诉法看技术侦查的监督问题

浅析从新刑诉法看技术侦查的监督问题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佘景妮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新刑诉法用专节明确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对侦查活动监督提出了新课题。本文通过分析技术侦查的内涵、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及监督技术侦查的必要性，对如何监督技术侦查措施提出一些建议。

论文关键词 新刑诉法 技术侦查 监督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在司法实践中日益广泛运用的技术侦查纳入了调整的范畴，但未对如何开展技术侦查监督作出规定。由于技术侦查的特殊性，一旦对其缺乏有效的监督，很有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为了准确打击犯罪、规范侦查和维护人权，对技术侦查进行有效的监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技术侦查的内涵

技术侦查，这一侦查手段在刑事侦查实践中运用已久，但其内涵并无在我国法律中得到明确体现。从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和《警察法》、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到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可见我国在不断加强完善技术侦查的立法规制，却未对技术侦查的内涵做出明文规定。

在理论界，亦仍未对技术侦查形成完整、统一的概念。目前，对技术侦查的内涵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技术侦查，是指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技术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该观点主要是从广义上来诠释技术侦查，突出强调的是技术侦查的技术性这一特征。第二种观点认为： 技术侦查措施，指的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监听（俗称窃听），秘密录像、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该观点将技术侦查视为秘密侦查的一种。第三种观点认为： 技术侦查，指因调查犯罪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特殊需要而由法律加以规定和授权的、法定常规侦查措施以外的一些经过特别审批手续而秘密采取的侦查方法。该观点将技术侦查措施作狭义上理解，则是强调了技术侦查的秘密性，并明确了技术侦查的实施要经过法律授权和法定程序。

以上观点分别体现了技术侦查的技术性、秘密性等特征，具有一定的可采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有不足，或模糊了技术侦查和侦查技术的界限，或混淆了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的关系，或忽视考虑了技术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条件和范围、审批程序等要件。技术性、秘密性、强制性是技术侦查的重要特征，且因技术侦查会对行为对象的相关权利产生巨大影响，为防止侦查权滥用，必须对其进行严格控制，所以，界定技术侦查概念时须考虑以上要素。因此笔者认为，技术侦查是指依法享有技术侦查权的侦查机关为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法律的规定，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采用监听、邮件检查、电子监控、秘拍秘照等特定的技术侦查手段秘密或非秘密地查清犯罪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一种侦查方式。

二、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的规定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针对技术侦查措施在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用专节对技术侦查措

施的适用范围、批准程序、执行主体、适用对象和期限、侦查人员的保密义务和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信息材料的处理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将游离于刑诉法调整之外的技术侦查手段纳入了法定侦查措施，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

（一）明确了技术侦查适用的范围

新刑诉法将技术侦查适用的范围限定于公安机关侦查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和检察机关侦查的“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以及“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该范围限定体现了重罪原则。而“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则体现了必要性原则。

（二）明确了技术侦查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适用期限执行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涉及到公民的权利，必须严格依法实施。为防止侦查机关对技术侦查的滥用，新刑诉法明确规定，执行机关对批准的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适用对象不得随意扩大，对适用期限不得随意延长。

（三）明确了侦查人员的保密义务和对采取技术侦查所获取材料的处理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然会获取大量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资料，这就关系到国家利益、单位或个人的经济利益和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所以，新刑诉法规定了侦查人员及予以配合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保密义务，并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限定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

（四）明确了控制下交付等秘密侦查措施

新刑诉法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该规定有利于将秘密侦查措施纳入法制轨道。

（五）明确了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材料可作为证据使用

目前实践中通过技术侦查取得的证据不能直接公开作为证据使用，影响了打击犯罪的效力。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作为收集证据的合法手段，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在司法实践中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对技术侦查进行监督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有效惩治犯罪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犯罪形式日趋组织化、智能化、隐蔽化。技术侦查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传统侦查方法的不足之处，降低了获取新型犯罪证据的难度，从而加大了打击违法犯罪的力度。但若缺乏对技术侦查的监督，即使通过技术侦查获得了关键性证据，却因错误运用甚至违法运用技术侦查措施，而使通过技术侦查获得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同样降低了惩治犯罪的有效性。因此，为了做到对新时期各类犯罪的准确打击，有必要加强对技术侦查的监督。

（二）有利于保障人权

技术侦查具有的技术性、秘密性、强制性等特点，正是其区别于其他侦查手段而发挥作用的根本所在。但正是技术侦查的以上特点，也使其在运用过程中更容易发生问题，因为其更大程度地触及公民的权利，包括犯罪嫌疑人和其他公民的通信自由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技术侦查就好比双刃剑，对其运用得当有利于及时侦破案件以打击犯罪，一旦侦查机关在追求破案效率的思想影响下对其恣意滥用又会侵犯人权。因此，必须严格限制使用技术侦查，加强对技术侦查运用全过程的监督制约。

（三）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

正义是司法制度的永恒追求，其既包括实体正义，也包括程序正义。技术侦查作为重要侦查措施之一，要追求案件事实，必须要依照一定的法定程序，只有实现了程序正义，才能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从当前技术侦查发展的大环境来看，通过对技术侦查程序进行监督，保障技术侦查具备正当化基础，无疑能使技术侦查获得更多的支持力量。加强技术侦查监督不仅是改进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现有状况、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侦查程序法治化、遵循国际刑事侦查发展趋势的应有之义。

四、对技术侦查进行监督的建议

虽然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作出了相关规定，体现了法治的进步，但对如何开展技术侦查监督并未作出规定。为了更好地防止技术侦查权力滥用，检察机关应会同公安机关在实践中认真探索、研究如何对技术侦查进行监督，从而使技术侦查活动在法治的轨道内良好运行。

（一）监督的主体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由其监督我国技术侦查活动，符合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和现行司法体制的具体情况，并且应主要由检察机关中具有侦查活动监督职能的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开展监督，检察机关中的其他相关部门配合监督。但是，应根据不同侦查机关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而有所区别。对于公安机关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可由同级的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进行监督。对于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为体现执法公信力和监督效能，应由上级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监督下级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技术侦查活动。

（二）监督的内容

因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批准程序、执行主体、适用对象和期限、侦查人员的保密义务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所以监督主体即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部门应当根据新刑诉法规定的内容对技术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监督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技术侦查措施在案件侦查中实施的必要性，申请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按照规定进行审批，有无超范围、期限、措施种类进行侦查，适用对象、执行主体是否合法，侦查人员有无违反保密义务，侦查人员有无诱人犯罪，获取的材料有无用于其他用途等等。

（三）监督的方式和程序

由于新刑诉法对“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没作具体规定，且鉴于我国目前的侦查体制和司法实践现状，建议由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通过审批技术侦查措施申请的形式作为主要的监督方式。侦查监督部门在受理技术侦查措施申请后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以书面形式作出批准决定，并载明措施种类、对象、期限等，再由申请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交由同级的公安机关严格按批准执行。对于特别紧急的案件，可由侦查机关先行实施，但必须在实施后特定期限内报检察机关批准，检察机关不予批准的，侦查机关必须立即停止实施技术侦查手段。除审批技术侦查措施申请外，侦查监督部门还可通过接受举报控告、提前介入、审查逮捕案件等方式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过程（包括侦查人员有无违法保密义务、获取材料如何处理等方面）进行监督。

（四）监督的后续处理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通过对侦查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进行监督后，发现有违法开展技术侦查措施的，可以通过《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形式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对认定属于违法获取的证据以及其转化证据的，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对尚不能认定属于非法证据的，作为存疑非法证据予以记录备案留待公诉部门认定排除。对侦查人员利用侦技手段侵犯他人权利的，建议有关机关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应移交相关部门追

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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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技术侦查

浅论技术侦查应用于职务犯罪侦查的适用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及特点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就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罪犯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窃听、秘密录象、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等。

1、技术侦查拥有全新的证据获取方式，有利于证据的保全和固定

在我国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影响下，职务犯罪也已经成为高智能型、高隐秘型的犯罪，犯罪的的手段层出不穷，犯罪获得的钱、物藏匿的越来越深、犯罪涉及到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因而现阶段侦查中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运用通常的侦查措施往往很难奏效。而技术侦查手段主要是监听电话、监视录像、秘密搜查、秘密拍照、对侦查对象定位追踪、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因为技术侦查获得证据和保存证据的方式特殊，所以相对于口供证据更加有利于对犯罪证据的及时保全和固定，这些证据能够客观、准确地为侦查破案提供第一手资料，也为分析案情和进一步侦破案件提供有力依据和指示方向。

2、技术侦查改变了现有侦查模式，使侦查变得多样化 现阶段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贿赂犯罪这种行动隐秘的案件，侦查方式基本上还停留在原始模式上，而且现今保护人权的呼声越加强烈，随着国家各种防止刑讯逼供的法规、政策的相继出台，在规范文明执法的同时，也使得检察机关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窘境。“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愈演愈烈，这种“挤牙膏”的侦查方式，其工作效率、社会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转换侦查模式，不仅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而

技术侦查正是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所产生的“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在结合过去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使侦查走向多样化，让证、供互相指引、互相佐证，拓宽侦查方向，提高破案效率。

二、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必要性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依然存在，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权力运行仍缺少完善的制约和监督。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使职务犯罪呈现智能化、专业化、隐蔽化、国际化等特点。一方面，犯罪分子作案隐蔽、串供、毁证、伪造证据、转移赃物等反侦查活动越加普遍，给检察机关侦查、取证造成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随着法律的普及，检察机关办案流程和方法的公开化、透明化，犯罪分子对抗司法的心理也越来越强，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对反渎反贪侦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检院的一系列规范性规定，更使得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了窘境。从司法体制上看，检察机关现行的管理体制使其难以抗拒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难以落到实处。受检察机关的双重管理机制所限，检察机关的经费来源和人事安排仍然要受制于地方政府，导致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遇到的阻力和干扰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受发展超前、法律滞后的影响，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使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查处工作面临困难。另外，基层检查机关侦查部门办案力量薄弱、侦察机制落后，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扭转。在这种新的执法环境下，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只能寻找新的侦查手段。

三、我国应对措施

1、检察机关必须设立独立的技术侦查系统

首先检察机关要建立独立的技术侦查系统，现今如果检察机关想要监听某嫌疑人的电话，只能寻求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公安机关的电话监听系统，但是公安机关隶属于政府，如果检察机关想要监听嫌疑人的电话不仅自己内部要进行审批，同时还有报请同级公安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审批后还要报请上级公安机关和上级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审批的过程十分繁琐，而且耗时太长，不但不能及时的进入监听工作，再上时间的审批过后，极有可能错过最佳的监听时机。使监听工作成为“想用时用不上，而能用时又没用了”的鸡肋手段。而且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在初查阶段，需要极高的保密性。这种长时间多部门的审批过程，存在较高的泄密隐患，而且也不符合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独立行使审查权的规定。因此检察机关应该建立独立的技术侦查系统，2、检察机关必须建立完善的技术侦查制度

运用技术侦查可能对公民的个人隐私构成威胁，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主要针对的是国家一些热点权利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这是一个范围较小的特殊群体。但每一个公民的隐私权都应该受到保护，所以检察机关对使用技术侦查应当建立严密的内部逐级审批制度，防止滥用职权行为发生；还要建立完善的技术侦查档案管理制度和报备制度，以备接受人大和有关部门的监督；更要建立严厉的惩罚措施，对滥用职权侵犯他人个人权利的人员一定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再则在办案人员申请技术侦查时应该提出被侦查人员可能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据，并不需要严格的定罪量刑证据，但也不能仅凭空穴来风就对被侦查人员采取技术侦查手段。笔者在基层检察院办案多年，其中在一次查办某开发区城建局案件时，在初期的侦查过程中发现该城建局每年都有大量的城建、绿化等工程招标，但因开发区财政紧张，所以经常拖欠中标公司工程款，不能按照合同规定时间给付，在我们对给付情况秘密进行整理之后发现，大部分中标公司都是在工程结束后1年左右才能得到尾款（不包含质保金），只有一小部分公司在工程结束后两三个月左右就结清了工程款，根据举报的线索和办案人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一小部分公司能够在短时间内拿到工程款，虽然没有获得不正当利

益，但是违反了该城建局正常给付方式，其中可能存在行受贿嫌疑。后来经过大量的取证，又对一些公司的负责人进行询问，有些负责人终于承认在得到全部工程款后，都以电话相约，送给该领导钱物。这也证实了我们初期的猜想。如上述案件，如果提请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在报请审批时应该说明报请的依据，就如此案优先得到工程款的公司虽然没有从中取得不正当利益，但是其优先取得工程款却违反了城建局正常给付方式。因此报请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还必须要有充分使用条件。

3、检察机关必须具备专业的技术侦查人员

随着科技强检工作的不断深入，技术侦查人才紧缺的问题更是凸现出来。尤其是基层检察院基本没有刑事侦查方面的人才,且侦查员结构不合理,掌握先进侦查技术难度大,检察机关缺乏大量的精通侦查技术的专业人员，也限制了技术侦查的运用。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把侦查技能培训纳入自侦科技工作范围，通过培训普及和提高侦查人员应用科学技术手段的能力，大力加强侦查人员的科技意识，使科学技术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的强化与持续发展具有坚实的基础。

四、结论

借鉴国外大量的反贪实践，技术侦查手段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采取的用于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在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中，极利于隐藏调查意图，采用秘密方式，使用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形式,最大程度保证证据真实客观，并有利于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做到快速出击，迅速查证，惩治腐败。由于其具有的秘密性、快速性、直接性，已然成为各国打击犯罪的威慑性力量。但是，技术侦查手段也是一柄双刃剑，很容易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使用必须在法律的规制之下，严格依照程序。遗憾的是，我国至今没有在职务犯罪侦查方面制定详细的、可依照执行的法律。我们应当以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契机，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指导，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立法技术与实践经验，积极建立并完善我国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制度。

东陵区人民检察院李栋

第四篇：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应对

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应对

时间：2012-07-16作者：姜涛 王伟

来源：正义网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又一重大成就,对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大意义。新刑诉法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既有助于加大职务犯罪查办工作力度,也有利于充分发挥法律监督和惩治贪污腐败的职能,同时还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一、新刑诉法有利于推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开展

(一)进一步完善了职务犯罪侦查程序。新刑诉法对侦查程序的规定更加明确详细,有利于降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办案风险。刑诉法着重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必要的侦查措施,同时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和监督,其主要内容为:根据侦查取证工作的实际需要,增加规定了口头传唤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适当延长了特别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的时间,增加规定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完善人身检查的程序,在查询、冻结的范围中增加规定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并根据侦查犯罪的实际需要,增加了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是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的补强。

(二)明确赋予了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新刑诉法赋予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使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力度和侦查水平大大提升。技术侦查权是目前制约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顺利开展的一个巨大瓶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职务犯罪案件亦不断呈现出智能化、复杂性和隐蔽化特点,在现阶段缺乏有效技术侦查手段的境况下,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必将受到一定阻碍。如当前社会网上银行的普遍运用,犯罪嫌疑人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就可以把涉案款转移或者隐藏,甚至通过网上银行的转账和支付就可完成贪污贿赂犯罪的全部过程。而检察机关通过查询银行传票的老办法去查询涉案款项,就很难获取案件线索并取得相应证据。在被赋予技术侦查权的情况下,办案部门自然可以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获取电子数据证据,相关调查取证难题迎刃而解。因此技术侦查权的赋予,既进一步丰富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手段,又提升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效率。

(三)明确了讯问全过程录音录像相关规定。对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的规定,既有利于防止犯罪嫌疑人的翻供情况的出现,又有利于保证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还有利于降低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办案风险。职务犯罪案件讯问过程中,存在诸多安全隐患,甚至有时会出现被讯问犯罪嫌疑人自杀、自残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往往会使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讯问工作及侦查人员陷入极大的被动,而讯问全程的同步录音录像可以真实记录并还原审讯全过程,进而降低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办案风险。同步录音录像,同时也是对职务犯罪案件合法办案过程的有效监督,对防止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出现违法、违纪情况,具有直接而有效的预防作用。同时,讯问全过程的录音录像也是对犯罪嫌疑人言辞证据的固定,有利于确定犯罪事实,防止犯罪嫌疑人在庭审过程中翻供情况的出现和非法证据的排出。

二、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一)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面临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不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而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新问题。自案件立案侦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就能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律师可以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不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犯罪嫌疑人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孤立的面对反贪审讯人员,而是也可以面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律师,这样很可能会增加职务犯罪侦查审讯工作的难度。当然,笔者相信绝大多数律师能够恪守职业道德,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极少数律师为了追求代理利益的最大化，1会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给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应对侦查讯问,甚至不惜帮助犯罪嫌疑人隐匿犯罪证据,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如何正确处理好与律师的关系,怎样使律师介入后对案件的办理趋利避害,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面临的崭新问题。

(二)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程序更加严格复杂。当前有许多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习惯于先掌握少量证据,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在获取口供上下足功夫,在获取大量的犯罪供述后,再去取证落实。这种传统的办案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自侦办案工作要求,必将遭到淘汰。原因在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和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在侦查阶段侦查部门具有调查取证权,律师也有调查取证权,双方所调查获取的证据很可能存在差别,并影响案件的定性和犯罪数额的认定。犯罪嫌疑人也有翻供的可能,言词证据存在太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新刑诉法对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都做了详细的补充规定,对有关程序性的违反,不仅会造成侦查工作的失败,还有可能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责任。

(三)技术侦查权的赋予以及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实施,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工作技能有了更高要求。技术侦查手段的准确合理运用和对案件审讯过程的全程录音录像的实施,要求职务犯罪侦查人员要具备先进的科技侦查技能和录音录像设备的运用能力。这无疑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工作内容,这要求侦查人员不仅具备固有的侦查能力和素质,还要掌握先进的科技装备知识,与日新月异的科技相接轨。这也必然大大增加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科技技术含量,同时也增加了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的难度和强度,传统侦查模式在此遭遇了新刑诉法的重大考验。

三、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应对新刑诉法的有效措施

(一)要转变执法观念,树立规范执法、保障人权的理念。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工作人员要从思想上正确认识刑诉法修改,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和人权保护意识,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本次刑诉法的修改迈出了新的步伐,理念进一步更新,有许多新的程序、规定,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法律日益与国际接轨,不断的重视保护人权。作为一部关涉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法律,其立法、修法的基本方向是通过程序正义限制公权,强化人权保障,凸显修改的立法目的,修改中的证据制度、刑事强制措施、辩护制度等都指向了这一明确的立法目的。刑诉法既有秩序维持的功能,也有人权保障的功能,虽然,我国现阶段正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但应看到绝大多数犯罪是非暴力的较轻的普通刑事犯罪,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因为少数的严重的暴力犯罪等重视了刑诉法的秩序维持的功能,而偏离了正确的修改目的与方向,因此,作为法律监督部门的职位犯罪侦查人员,尤其要转变执法观念,树立规范执法、保障人权理念。

(二)要坚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开展职务犯罪侦查活动。办案程序合法性的重要性日益明显,程序的合法也是充分保障人权和案件顺利办理的重要保障。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一是要严格遵守提审讯问制度,规范办案工作区及看守所录音录像硬件配备及人员配置,对讯问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严格遵守看审分离和审录分离等规定;二是要大胆、灵活、合法的运用强制措施,不断提高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效率。对于发现犯罪嫌疑人有可能隐匿、灭失的犯罪证据要及时的采取查封、扣押措施,以固定证据。三是要敢于、善于运用新刑诉法赋予侦查机关的强制措施手段,对于发现侦查对象有可能逃逸的案件,要大胆的及时的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以防止逃逸。

(三)要高度重视初查阶段的调查取证工作。由于侦查程序的严格及侦查期限的限制,职务犯罪案件初查阶段调查取证工作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一是要改变过去在初查过程中只注重对线索本身的分析和评估的传统模式,要以线索为突破口,积极开展全面、系统的初查活动;二是要改变过去在常规调查结束后,就草率立案,将案件突破的希望寄托在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上的侦查观念,确保在初查阶段就开始全面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全力突破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依赖性,逐步形成职务犯罪案件“零口供”侦查模式;三是要注重对相关案件线索的策略性处置。要避免对线索的过于急躁的处置,避免急于求成心态,避免急于接触犯罪嫌疑人的做法,注重策略性经营,以全面收集和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材料和信息,为立案和预审做好充分准备。

(四)要充分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技术侦查权是新刑诉法赋予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以确保侦查机关能够有效应对日益高科技化和高智能化的职位犯罪。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是要认真用心学习先进科技侦查手段,不断更新必要的侦查技术设备,要积极加强与相关技术领域技术部门的沟通联系,切实加强技术侦查技能的培训和学习,确保侦查人员能够熟练掌握技术侦查技能,使技术侦查权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并逐步将技术侦查手段作为今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普遍运用的有效途径;二是要严格遵守技术侦查权运用的法定的程序和规范。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和使用要求,全力确保依靠技术侦查手段收集的证据的合法性和证明力。在使用先进的电子设备收集证据上,要确保电子数据的准确性,确保调取的电子数据程序合法,确保数据内容的真实性,确保相关数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并全力确保通过技术侦查权获取的证据不出现非法证据排除情形;三是要在侦查过程中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侦查手段,调取新刑诉法规定的各种电子证据,做到对电子证据等新证据形式全面掌握、准确运用,进而服务自侦办案工作。

(五)要正确对待并积极应对律师介入。律师辩护制度是刑诉法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途径之一,针对新刑诉法的规定,自侦部门必须以正确的态度,积极应对律师对案件的介入,确保侦查工作质量:一是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与律师关系的处理。要将律师的介入向有利于案件的办理方向去引导。在律师介入后,尽可能的积极听取律师对于案件办理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对律师提交的相关案件证据要认真对待、全面分析,试图从中找出案件办理过程中是否存在缺陷与不足;二是对律师执业行为进行合法有效的监督。对于律师有意帮助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的行径,要坚决予以制止;对于律师帮助犯罪嫌疑人伪造、毁灭证据、妨害证人作证、串通他人作伪证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对于律师教唆犯罪嫌疑人对抗检察机关的讯问等违反职业规范的行为要坚决向律师主管部门反应;三是要切实加强与律师的沟通与交流,善于借助律师的作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有可能会造成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无论侦查人员如何做说服教育工作,都无济于事,但是律师与侦查人员不同,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基于委托人即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考虑,犯罪嫌疑人自身亦明了这一点,犯罪嫌疑人与侦查部门的对抗或者认罪态度差,不会给犯罪嫌疑人造成不利影响,但却会严重影响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而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是否能够主动交代犯罪事实、是否有悔罪表现等对量刑有一定影响,因此可以借助律师会见,通过律师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说服教育工作和利益诉求的正面引导,以有助于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的好转,并对案件的侦查起到事半功倍的促进效果。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检察院)

第五篇：新刑诉法学习心得

新刑诉法学习心得

11月，我所组织有关新刑诉法修订实施后的学习讨论活动，共组织学习两次，由主持，全体律师共同参加。各位律师在认真学习新的法律规定之余，结合自身实务经历，对本次新刑诉法修改的意义和利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11月16日，净源所开展“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确立与“侦查阶段即可委托辩护人”的主题学习。

本次学习：新刑诉法第二条：“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新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

刑诉法不仅仅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同时它也是犯罪嫌疑人的大宪章，犯罪嫌疑人同样具有与一般人同等的人权，将“尊重和保护人权”作为一项原则写入法条，是刑诉法的一大进步。而在案件的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之前一直是盲点，近年来屡见不鲜的非法证据断案很多都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人权遭侵犯有关。本次修改，将可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原来的“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所里从事刑事辩护多年的律师对此感慨颇多，不少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后即寻求律师帮助，然而，迫于法律的规定，律师此时无从介入，仅能提供友情的法律建议，造成很多时候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无法得到保障。很鲜活的一个案例就是某犯罪嫌疑人在被关押三个多月后移交检

察院审查起诉，而检察院最终认定不构成犯罪，不予起诉。如律师在侦查阶段就能实施辩护，则这样的情况很可能就会避免。

在盛赞这一修改的同时，也有律师强调，在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很可能产生一些无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订立攻守同盟，毁灭案件关键证据的情况。对此，诸位均表示这除了考验律师的职业操守外，立法者肯定亦会考虑到，后续的相关监督措施相信能对此加以约束。

二、11月23日净源所开展刑诉法有关证据方面新规定的主题学习。

本次学习：新刑诉法第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新刑诉法第五十四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新刑诉法第五十八条：“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新刑诉法第五十九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证据”

新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

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新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新刑诉法确立的 “明确举证责任“、“非法证据排除”和“ 证人强制出庭”是本次修改的重大变化。证据一直是律师办案的核心，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侦查机关与公诉机关处于公权力的强势地位，在证据采集方面更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近些年来发生的“躲猫猫”等事件产生了大众对此的一致呼吁。而本次新刑诉法中“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衍生出的沉默权，排除非法证据：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些都是犯罪嫌疑人在证据方面对抗公权力，维护自身权益的体现。

而“证人强制出庭”引发了与会学习律师的热烈讨论，新规定对于迅速、有效地审理刑事案件无疑有重大意义，公民亦应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与之而来的是：对拒不出庭的证人采取拘留等处罚是否合适？对证人的人身安全等切身利益如何保障？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新的相关规定出台。

本次学习同时就新刑诉法有关办案期限和重审一次为限、重审不

加刑的规定进行讨论，特别是后者，是规避当前各地存在的一案多次重审、最终判决迟迟不能生效现象的重要手段，对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有重要意义。

通过上述两次对新刑诉法的学习，本所各位律师熟悉新法之规定，对于本次修改案的重大突破都表示赞赏，但同时仍然认为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