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术侦查措施修改建议

第一篇：关于技术侦查措施修改建议

三、关于技术侦查措施

修正案拟在第二编第二章侦查中新增第八节技术侦查的规定，此节有关技术侦查的规定共5条，而此5条同样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根据修正案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因为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极易对公民享有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等私权利产生威胁甚至侵害，可以说这部分的每一处修改都可能引起学者和民众的特别注意。此次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也是立法上第一次以刑事诉讼法的模式对其加以规定。面对技术侦查可能带来的对公民合法权利的损害，对此次刑诉法修改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的疑问便被提出。所谓“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刑诉法条款修改倒退”6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刑事诉讼法基本规则的误解，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技术侦查都不可以避免，关键是要法治化，即一要有法律规定，二要规定的适当、合理。“从侦查手段的运用角度上说，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并不必然导致侵犯人权，任何侦查手段如果不加遏制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讲，技术侦查手段只要使用得当，未必侵犯公民权利。”7“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并不是倒退，最可怕的是没有合法化，却在使用秘密侦查，即最大的危险在于没有法律上的规则可循，却可以为所欲为。

正如陈卫东教授所说：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通例，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进程中的特别引人注目的共同趋势之一。这一趋势产生的背景主要有三：首先是各种隐形犯罪类型的不断涌现，客观上要求侦查机关唯有启用秘密侦查手段才能加以有效回应；其次常规侦查手段的控制日益严格，秘密侦查手段作为替代性措施得以大幅度扩张；最后秘密侦查的广泛使用代表着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自身的要求，工业社会、陌生人社会、多元社会、流动社会的形成导致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失灵，社会控制的方式只能因应社会的变迁与人类行为模式的变迁，由强制转为秘密监控与欺骗引诱。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因应社会发展客观情势的必然趋势，其合法化进程值得肯定。8可以说，作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必然产物，技术侦查因其具有特殊的侦查效果，能够解决侦查权力运作的现实困境而必然需要得到刑事诉讼法合理授权。

在我国现行刑诉法的规定中，对于以监听、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行为为内容的“技术侦查”行为，刑诉法没有明确的法条规定，但实践中却被所有侦查机关使用。在实践中，有关技术侦查的法条规定主要来源于《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在我国有关“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中，当时甚至采纳半军事化的称谓，即“技术侦察措施”。该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对此作了扩大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对于技术侦查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没有规定。二是对于有侦查权的检察机关并没有赋予技术侦查的权力。实践中检察机关有必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中曾规定为：“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即检察机关有必要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时，实际上由检察机关请求公安机关来完成。

此次修正案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很好地回应了上述现有法律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即一是将已经有的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通过刑事诉讼法规定而走向法治化，二是将这一权力同样赋予检察机关，三是此次修正案还将这一权力的适用进行合理扩大：不仅作用于案件调查，也适用于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可以说，此次技术侦查引入刑诉法，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是必要的，对于审批手续上“严格的批准手续”的模糊不清、适用对象上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的不确定，存在很多争论。

首先，来看审批程序问题，规定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得上是“严格的批准手续”呢？陈光中教授指出，“技术侦查由哪一级批准没有规定，我认为这个要卡得更严，是不是由省一级侦查部门的领导批准？”9在我们参与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的的讨论中，甚至于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也提出过应当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同级检察机关批准”、“同级检察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即相对于侦查机关上提一级）”等多种方案。但是，在讨论中，一位公安机关的领导同志提到他们刚刚开始侦查的一起案件：在一起恶性杀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正在出逃需要立即采取定位跟踪措施防止其逃出本市。在这样一起案件中，如果按照前述多种方案，技术侦查的作用都无法发挥。这一案件是针对追捕的。同理，对于取得证据而言，如果针对一起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犯罪案件，其批准程序不能迅速及时，也无法取得犯罪证据。因为批准需要及时、保密，技术侦查事实上只有侦查单位的负责人批准才符合侦查规律、才符合设立这一措施的初衷。对其批准的合理性控制，可以通过事后监督与追责、程序性法律后果等办法来解决。

其次，适用对象上的不确定性是否为立法上所必要呢？我们认为也是必要的，因为技术侦查在各国适用的原则上包括“只适用于重大案件”的原则，但是对于重大案件，很难将其罪名具体化，在我国，除了少数罪名以外，绝大多数罪名都有可能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都可能是“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或者“重大犯罪案件”，采用现在的概括式规定，符合“大案原则”，也符合我国刑法上对罪名规定的特点，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条款，只能明确到这个程度。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同意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条款的绝大部分内容，但建议将“严格的批准手续”具体化为：

“经过侦查机关负责人的批准”。

第二篇：侦查措施

侦 查 措 施

第一节

调查访问

调查访问又称为调查询问，是指侦查人 员向有关人员和知情群众了解、查证与 案件有关问题的一项侦查措施。调查询问的对象和内容

案件的事主、被害人及其亲友 案件的知情人和发案时的目睹人 案件的揭发检举人

案件发生单位或地区的负责人 有关行业的专业人员 案件的嫌疑对象

调查访问的方式

（一）公开调查访问

1、个别走访

2、座谈会

3、通知询问

（二）秘密调查访问

第二节

通缉通报 通缉 通缉是指公安机关对于应当逮捕而在逃的犯罪嫌疑人，通令缉捕归案的一项侦查措施。通报

通报是公安机关为了发现犯罪线索，查获赃款、赃物，查明身份不清的犯罪嫌疑人，查找碎尸或未知尸体身源等，请求有关公安机关和单位进行协查的一项侦查措施。通报的种类：可分为两大类

协查通报——是把具体案件中需查清的有关问题，通知有关地区的公安机关，请求协助调查解决的通报。

预警通报——把带规律性、发展性的犯罪类型、方法及有可能流窜作案的情况通知有关地区的公安机关，使其预先做好准备。第三节

侦查实验

侦查实验是指在侦查过程中，对与本案有关的某些事实，按照某一事件发生时的条件，进行实验性重演，以判明在特定情况下能否发生相同事实，或者造成某种特定后果的侦查活动。

第四节

侦查辨认

辨认是指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侦查人员组织辨认人对案件涉及的有关人、未知名尸体、物品或现场所进行辨别和确认的一种侦查措施。

混杂辨认 分别辨认 合法辨认 第五节

控制销赃

控制销赃是指在侦查破案中，刑事侦查部门组织专门力量或依靠群众，对犯罪分子可能销赃的有关场所进行监视控制，进而发现赃物，查获犯罪嫌疑人的一项侦查措施。第六节

搜 查

一、公开搜查规定

1、搜查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的侦查人员实施，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等不得进行。

2、搜查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进行搜查时，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

二、方法

（一）人身搜查的方法

（二）住所搜查

（三）露天场所搜查 第七节

追缉堵截

追缉堵截是指对逃跑的犯罪嫌疑人，根据其逃跑方向和路线，组织力量进行跟踪缉捕和设置堵截的一项侦查措施。

追缉就是在案件侦查过程中，查明犯罪分子或重大犯罪嫌疑人已经逃跑，及时组织力量，根据可能逃跑的方向和路线进行追捕的查缉活动。堵截是指在犯罪分子或犯罪嫌疑人逃跑的方向的前方和落脚点进行设卡守侯，拦截。

逮捕 第八节

强制措施

1、有证据证明有发案事实

• • • • •（1）必须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

（2）必须有证据证明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3）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

2、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刑罚

3、有逮捕必要的 第九节

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讯问犯罪嫌疑人

1、讯问的主体是侦查人员

2、讯问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

3、讯问的内容包括侦查讯问和预审 讯问的任务

查清犯罪事实

追查同案犯及其犯罪线索 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教育犯罪嫌疑人认罪服法

掌握犯罪活动的主客观情况，强化同敌斗争能力

讯问的方针和原则

实事求是

重证据，重调查研究 严禁刑讯逼供

侦查强制措施

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

侦查紧急措施

追缉堵截、通缉通报、控制销赃、搜查、扣押物证书证、辨认

侦查常规措施

勘验、检查，侦查实验，询问证人、被害人，讯问犯罪嫌疑人 第十一章

立案

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一章对立案作了专章规定。刑事诉讼程序主要分为：立案程序、侦查程序、提起诉讼程序、审判程序、执行程序和死刑

程序、审判监督程序。通常将最后两个程序称为特殊程序，前五个阶段的程序为普通程序，而立案就是刑事诉讼开始阶段的程序。受案

（一）受案的概念及案件来源 受案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法院等司法机关对公民或单位的报案、控告、举报及犯罪嫌疑人自首等情况予以审理的过程

• • •

立

案

1、单位及公民的报案、控告和举报

2、群众扭送

3、犯罪嫌疑人自首

刑事诉讼中的立案，是指公、检、法等部门对来自各方面的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并需追究责任时，依法决定交付侦查或审理的一种诉讼活动。立案必须同时具备条件

有犯罪事实存在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属于自己管辖范围

立案程序

根据立案条件，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制作《刑事案件立案报告书》，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予以立案。第十二章

侦查的一般方法 第一节

侦查的一般方法概述

一、侦查的一般方法

概念：是指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和监狱，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依法按照一定步骤普遍采用的专门调查和有关强制措施的方法。

（一）侦查的一般方法主要包括：

1、侦查决策的方法

（1）分析判断案情（2）选择侦查途径（3）制定侦查计划

2、调查取证的方法

（1）向知情人、被害人调查取证（2）对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进行甄别（3）查证犯罪线索

3、对重点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方法

（1）确定犯罪嫌疑人

（2）突破犯罪嫌疑人，打破侦查僵局

4、破案的方法

5、侦查终结

二、侦查的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

第二节

侦查决策

侦查决策是指侦查人员为完成某个具体案件的侦查任务，对未来侦查实践的方向、目标、原则、措施、谋略、方法作出决定的活动。

一、分析案情

二、选择侦查途径

侦查途径是指从何处用何种方法开展侦查活动。(一)由事到人的侦查途径 从因果关系入手 从作案的规律入手 从作案手段入手 从并案侦查入手

（二）由人到事的侦查途径

1、从特定的嫌疑对象入手；

2、从人身形象入手。

（三）由物到人的侦查途径

1、从可疑痕迹入手；

2、从现场可疑物入手；

3、从控制赃物入手。

三、拟定侦查计划

（一）拟定侦查计划的步骤

1、轮廓设想

2、精心设计

3、领导抉择

（二）侦查计划的内容

1.立案的根据 2.对案情的分析判断 3.侦查的任务

4.侦查力量的组织和分工 5.有关工作制度

第三节

调查取证

一、深入地对有关知情人，被害人进行调查

调查核实的内容主要有：

（一）调查犯罪人体貌特征情况

（二）调查赃款、赃物情况

（三）调查被害人情况

1、案件情况不清；

2、案件发生因果关系明显；

二、对现场提取的痕迹、物品进行甄别

对手印的甄别 对足迹的甄别 对笔迹、证件的甄别 对血迹的甄别化验 对工具痕迹的鉴别 对液体物的化验 对犯罪遗留物的调查

三、邀请有关专家解决技术上的难题

四、对犯罪线索的查证

犯罪线索的来源 犯罪线索的查证方法 审查嫌疑人有无作案时间 审查嫌疑人有无作案因素 审查有无证明嫌疑人犯罪的证据

第四节 对重点犯罪嫌疑人的侦查 确定重点犯罪嫌疑人

动机目的方面的条件 行为实施方面的条件 物质方面的条件 相貌特征方面条件 案后表现方面的条件 第五节

破案

破案：指侦查机关依法将犯罪嫌疑人实施拘留逮捕或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活动。

一、破案条件 破案的基本条件必须是案件性质已经确定，主要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已经查清，并取得了揭露和证实犯罪的主要证据。

二、破案后的处理

讯问犯罪嫌疑人 追缴赃物（及时取证）整理材料档案

总结经验教训，做好善后工作

第六节

侦查终结

侦查终结是公安机关、检察院与有法定侦查权的机关，对自己立案并经过一系列的侦查活动，认为案件事实和证据已经查清，不需要继续进行侦查时，对侦查工作作出结论和案件作出进一步处理的活动，是侦查的最后程序。

一、侦查终结的条件

（一）案件事实清楚

（二）证据确实、充分

（三）案件性质认定准确

（四）法律手续完备

二、侦查终结的程序

（一）制作结案报告的内容

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是否采取了强制措施 案件的事实和依据 法律依据和处理意见

（二）对案件提出处理意见

提出起诉意见，制作《起诉意见书》；

提出撤消案件的意见，制作《撤消案件报告书》。

（三）对案件物品的处理

（四）对案件材料的处理

诉讼卷——包括各种刑事诉讼文件和技术性鉴 定材料及其他需要移送的材料。

侦查卷——是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形成的内部使用的文书和技术侦查材料，以及其他不需移送检察院的材料。

三、关于补充侦查

补充侦查，是指检察院在审查提请公诉的过程中，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或者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发现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尚有遗漏罪行，需要退回公安机关或者自己作进一步调查，补充证据的一种诉讼活动

第三篇：技术侦查

浅论技术侦查应用于职务犯罪侦查的适用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及特点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就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罪犯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窃听、秘密录象、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等。

1、技术侦查拥有全新的证据获取方式，有利于证据的保全和固定

在我国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影响下，职务犯罪也已经成为高智能型、高隐秘型的犯罪，犯罪的的手段层出不穷，犯罪获得的钱、物藏匿的越来越深、犯罪涉及到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因而现阶段侦查中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运用通常的侦查措施往往很难奏效。而技术侦查手段主要是监听电话、监视录像、秘密搜查、秘密拍照、对侦查对象定位追踪、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因为技术侦查获得证据和保存证据的方式特殊，所以相对于口供证据更加有利于对犯罪证据的及时保全和固定，这些证据能够客观、准确地为侦查破案提供第一手资料，也为分析案情和进一步侦破案件提供有力依据和指示方向。

2、技术侦查改变了现有侦查模式，使侦查变得多样化 现阶段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贿赂犯罪这种行动隐秘的案件，侦查方式基本上还停留在原始模式上，而且现今保护人权的呼声越加强烈，随着国家各种防止刑讯逼供的法规、政策的相继出台，在规范文明执法的同时，也使得检察机关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窘境。“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愈演愈烈，这种“挤牙膏”的侦查方式，其工作效率、社会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转换侦查模式，不仅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而

技术侦查正是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所产生的“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在结合过去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使侦查走向多样化，让证、供互相指引、互相佐证，拓宽侦查方向，提高破案效率。

二、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必要性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依然存在，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权力运行仍缺少完善的制约和监督。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使职务犯罪呈现智能化、专业化、隐蔽化、国际化等特点。一方面，犯罪分子作案隐蔽、串供、毁证、伪造证据、转移赃物等反侦查活动越加普遍，给检察机关侦查、取证造成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随着法律的普及，检察机关办案流程和方法的公开化、透明化，犯罪分子对抗司法的心理也越来越强，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对反渎反贪侦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检院的一系列规范性规定，更使得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了窘境。从司法体制上看，检察机关现行的管理体制使其难以抗拒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难以落到实处。受检察机关的双重管理机制所限，检察机关的经费来源和人事安排仍然要受制于地方政府，导致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遇到的阻力和干扰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受发展超前、法律滞后的影响，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使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查处工作面临困难。另外，基层检查机关侦查部门办案力量薄弱、侦察机制落后，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扭转。在这种新的执法环境下，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只能寻找新的侦查手段。

三、我国应对措施

1、检察机关必须设立独立的技术侦查系统

首先检察机关要建立独立的技术侦查系统，现今如果检察机关想要监听某嫌疑人的电话，只能寻求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公安机关的电话监听系统，但是公安机关隶属于政府，如果检察机关想要监听嫌疑人的电话不仅自己内部要进行审批，同时还有报请同级公安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审批后还要报请上级公安机关和上级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审批的过程十分繁琐，而且耗时太长，不但不能及时的进入监听工作，再上时间的审批过后，极有可能错过最佳的监听时机。使监听工作成为“想用时用不上，而能用时又没用了”的鸡肋手段。而且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在初查阶段，需要极高的保密性。这种长时间多部门的审批过程，存在较高的泄密隐患，而且也不符合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独立行使审查权的规定。因此检察机关应该建立独立的技术侦查系统，2、检察机关必须建立完善的技术侦查制度

运用技术侦查可能对公民的个人隐私构成威胁，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主要针对的是国家一些热点权利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这是一个范围较小的特殊群体。但每一个公民的隐私权都应该受到保护，所以检察机关对使用技术侦查应当建立严密的内部逐级审批制度，防止滥用职权行为发生；还要建立完善的技术侦查档案管理制度和报备制度，以备接受人大和有关部门的监督；更要建立严厉的惩罚措施，对滥用职权侵犯他人个人权利的人员一定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再则在办案人员申请技术侦查时应该提出被侦查人员可能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据，并不需要严格的定罪量刑证据，但也不能仅凭空穴来风就对被侦查人员采取技术侦查手段。笔者在基层检察院办案多年，其中在一次查办某开发区城建局案件时，在初期的侦查过程中发现该城建局每年都有大量的城建、绿化等工程招标，但因开发区财政紧张，所以经常拖欠中标公司工程款，不能按照合同规定时间给付，在我们对给付情况秘密进行整理之后发现，大部分中标公司都是在工程结束后1年左右才能得到尾款（不包含质保金），只有一小部分公司在工程结束后两三个月左右就结清了工程款，根据举报的线索和办案人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一小部分公司能够在短时间内拿到工程款，虽然没有获得不正当利

益，但是违反了该城建局正常给付方式，其中可能存在行受贿嫌疑。后来经过大量的取证，又对一些公司的负责人进行询问，有些负责人终于承认在得到全部工程款后，都以电话相约，送给该领导钱物。这也证实了我们初期的猜想。如上述案件，如果提请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在报请审批时应该说明报请的依据，就如此案优先得到工程款的公司虽然没有从中取得不正当利益，但是其优先取得工程款却违反了城建局正常给付方式。因此报请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还必须要有充分使用条件。

3、检察机关必须具备专业的技术侦查人员

随着科技强检工作的不断深入，技术侦查人才紧缺的问题更是凸现出来。尤其是基层检察院基本没有刑事侦查方面的人才,且侦查员结构不合理,掌握先进侦查技术难度大,检察机关缺乏大量的精通侦查技术的专业人员，也限制了技术侦查的运用。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把侦查技能培训纳入自侦科技工作范围，通过培训普及和提高侦查人员应用科学技术手段的能力，大力加强侦查人员的科技意识，使科学技术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的强化与持续发展具有坚实的基础。

四、结论

借鉴国外大量的反贪实践，技术侦查手段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采取的用于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在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中，极利于隐藏调查意图，采用秘密方式，使用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形式,最大程度保证证据真实客观，并有利于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做到快速出击，迅速查证，惩治腐败。由于其具有的秘密性、快速性、直接性，已然成为各国打击犯罪的威慑性力量。但是，技术侦查手段也是一柄双刃剑，很容易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使用必须在法律的规制之下，严格依照程序。遗憾的是，我国至今没有在职务犯罪侦查方面制定详细的、可依照执行的法律。我们应当以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契机，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指导，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立法技术与实践经验，积极建立并完善我国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制度。

东陵区人民检察院李栋

第四篇：技术侦查参考讲稿

时隔15年，刑事诉讼法——这部与公民权利息息相关、与打击犯罪密切相连的大法迎来了第二次大修。在全国人大公布的这次修正案草案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如何看待这次从无到有新增的技术侦查及其电子数据。

电话、摄像头、电子邮件、微博，这些记录人们日常行踪和隐私的信息平台的背后，可能还有一只“眼睛”——技术侦查。对于长期依赖口供的公安机关和反贪部门而言，这些“电子眼”技术究竟是“利剑”，还是“包袱”？对于期待社会和谐的普通大众而言，它们究竟是“福音”，还是“隐患”？当今社会已是科技时代，具有隐秘性、信息性、科技性的技术侦查，给我们带来了在隐私社会中如何防范“技术迷信”、保障公民权利的难题。

———— 草案规定 ————

我国于2000年加入《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5年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它们都规定缔约国在打击相关犯罪时可以使用“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等技术侦查措施。这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而言是一种国际环境的压力。

上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至今的这15年，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科技大进步的15年。这次草案增加技术侦查作为一节，反映了刑事诉讼法日益走向科技时代。全国人大在草案说明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况的变化，需要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同时，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滥用。侦查特殊类型的犯罪允许技术侦查

草案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草案在证据种类中增加规定了电子数据。通过技术侦查获得的电子数据，将作为“电子证据”或“科技证据”被采纳。电子数据，是以电子形式存在的用作证据的一切材料及其派生物，或者说是借助电子技术或电子设备而形成的一切证据。

侦查人员和相关人员有保密义务

为保障人权，草案规定，侦查人员对于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于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信息和事实材料，应当及时销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公安机关依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并对有关情况

予以保密。———— 专家说法 ————

针对我国非常严峻的“贪官外逃”现象以及日益攀升的“网络钓鱼”等诈骗案件，如何才能有效地通过侦查获得证据，控制犯罪嫌疑人？电话监听等方式在国外侦查犯罪中已经比较普遍，为什么我国刑事诉讼法现在才试图规定呢？

早期的技术侦查手段

在我国有关“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中，当时甚至采纳的半军事化的称谓，即“技术侦察措施”。该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对此作了扩大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根据有关解释，这些“技术侦察措施”主要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等专门技术手段。作为侦查犯罪最主要依据的基本法——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规定。

在实践中，自80年代晚期也开始使用测谎仪为侦查人员提供线索并协助办案。在一些非常重大的贪污贿赂案件中，检察机关经过审批程序也在公安机关协助下使用上述手段。

技术侦查为何边缘化

许多“技术侦察手段”在贪官外逃等案为什么会“失灵”呢？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教授领衔的课题组，通过各地调研发现，它们多限于国家安全和特别重大的一些案件，在职务犯罪案件中适用率并不高。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上述“技术侦察手段”，反而出于人权保障考虑，要求办案机关在立案以前不得采取强制措施，在初查阶段不得适用限制、剥夺人身自由及涉及财产权的强制性措施。其次，对于这些“技术侦察手段”，检察机关基本上处于一种“商请”、“借用”的状态，并主要由公安机关协助执行；在规范不详尽的情况下，它们担心一旦在执行中不慎重，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许多检察官认为：“与其惹来一身麻烦，不如不用。”

严重依赖口供的无奈和弊端

对于办案人员而言，技术侦查边缘化，“靠一支笔、一张纸、一张桌办案”，确是满腹无奈和心酸。当前许多犯罪都呈现隐蔽化、组织化、智能化、复合化，甚至国际化趋势。类似四川移动高管李某外逃案一样，由于缺乏技术侦查，办案机关很难发现和收集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实物证据，也很难发现其出逃的“计谋”和“路线”等。有检察官称：“有时只能看着贪官所乘坐的飞机在头上飞过去„„”侦查盗用网络信息的“网络钓鱼”这类犯罪，尤其是跨国情形的，没有先进的技术侦查，很难收集到相关证据。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应用研究中心奚玮研究员认为，对于缺乏证据和信息获取能力的侦查机关来说，不敢用、不能用技术侦查无疑是一个制度“瓶颈”，也迫使其不得不依赖于口供办案或者寻求其他机关协助。

在专家建议稿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刑事诉讼法学泰斗陈光中主张，技术侦查手段的法制化，既有利于加强其程序控制从而保障人权，也有利于追诉机关更好地利用这些手段控制犯罪，指控犯罪。

———— 立法建言 ————

技术侦查是“双刃剑”：可能是犯罪分子的“克星”，也可能是公民权利的“灾难”。在使用上稍有不慎，它们可能会严重侵犯相对人的人身、财产、隐私，乃至尊严。在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法国等国家，都有刑事诉讼法专门章节或特别法案规定监听等技术侦查手段，用来打击一些重大、复杂犯罪，同时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程序和救济措施。完善我国技术侦查，关键要坚持四个法制化原则。

重罪大案原则：不宜“大炮轰蚊子”

现代科技在诉讼程序中的应用并不是万能的。被称为万能技术的“DNA鉴定”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可能酿成错案。监听等技术侦查存在“误听”也不奇怪。美国在“911事件”后的《爱国者法案》曾扩大监听并为此遭受广泛批评。

在适用范围上，草案中“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容易成为“口袋”，应该附加对这类特殊情形的特殊审批程序。在操作中，还应坚持大案标准，具体可通过案情复杂程度、涉案数额、可能判处刑罚等综合界定，不宜“大炮轰蚊子”。必要性原则：防范“需要”的滥用

在适用条件上，草案中“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表述过于笼统，应贯彻必要性原则。在启动条件上可限定为：不适用该手段难以收集证据、达到侦查目的；侦查

部门必须经过初步的调查或侦查，掌握一定数量的线索和证据，证实嫌疑人具有确实的犯罪意图或者是正在实施犯罪，或该特定人员确实与案件有关。在结束条件上可限定为：收集到必要证据，达到适用强制措施的证据条件。

合法性原则：禁止超越法律之门

适用技术侦查应强调程序的法定性，同时明确程序违法的相关制裁规则和救济机制，尤其是确立犯罪嫌疑人的异议权和民事赔偿请求权。草案对于技术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应该专门拟定一条款，如同死刑案件中证据规定。“家是每个人的城堡”，不能以技术侦查的名义超越法律之门，侵犯公民隐私。在英国“窃听门”事件中，本应属于侦查措施的监听被其他部门滥用，其酿成的危机就是一个警醒。协同性原则：不宜“单打独斗”

适用技术侦查，必须在配套资金、科技装备、信息数据库和专门人才等方面有所保障。同时，我国电信、银行、出入境管理、服务业等机构，也应完善相关信息服务机制，实现与技术侦查的协同配合。对待测谎技术等技术侦查措施，不能迷信，不能强求，而应在明确其只是提供侦查线索前提下，迅速、及时收集其他证据，获得其他机构的支持。

“贪官外逃”案：技术侦查滞后

-案件回放

2010年3月，四川移动公司高管李某擅自离职，不知去向。据查，其可能取道香港潜逃到了加拿大。此前，国家审计署派小组进驻四川移动，并约见李某等谈话。根据报道，李某出逃之前有长达五年的“布局”，并陆续秘密地转走4.2亿元不明资产。许多老百姓抱怨，对李某这类贪腐时间长、多次遭遇举报的官员应该用监听等手段侦查其犯罪、预防其外逃。

“网络钓鱼”案：比电信诈骗更疯狂

2011年7月，江苏省昆山市某玩具公司报案称，有人盗用该公司电子邮箱向海外客户发送邮件，谎称公司原银行账号因故停用，让客户将货款汇至一香港的银行账号上。公司客户被诈骗货款3万余美元。相比电话、短信等诈骗而言，“网络钓鱼”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诈骗者利用欺骗性的电子邮件和伪造的Web站点等让受骗者“上钩”，使他们泄露信用卡号、账户和口令、社保编号等财务数据。

英国“窃听门”：挑战隐私的底限

2011年7月8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将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对即将关张的《世界新闻报》的一系列“窃听”丑闻进行调查。

伦敦警察局透露，背景复杂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了众多名人、政治家、军人，甚至“伦敦地铁爆炸案”遇难者家属的电话。受害者可能多达4000人。世界舆论大哗。监听一旦失控或被利用，不仅嘲弄了新闻的伦理，而且挑战了公民隐私的底限。

第五篇：侦查建议报告

关于进一步加强狱内侦查工作的建议

近年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整个监狱系统的监管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为了进一步加强全省监狱系统的狱内侦查工作，省监狱管理局于10月27日、28日在威海召开了全省监狱狱内侦查工作理论研讨会。我狱侦查科通过组织参加理论研讨会，发现这些年来侦查科尽管开展了不少日常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某些具体工作还是与兄弟单位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为进一步深化我狱的狱内侦查工作，切实解决妨碍狱内侦查工作扎实有效开展的“瓶颈”问题，现根据理论研讨会的会议精神、会议的经验交流成果以及近日省局下发的《狱内侦查工作规范》，特提出以下建议：

1、严格落实《规范》中队伍建设的相关细则。

（1）《规范》第八条中指出，监狱设立狱内侦查科（处），负责组织开展狱内侦查工作。狱内侦查科（处）警察配备应满足侦查工作需要，人数不少于6名。关押点多的单位应适量增加人员配备。

《规范》第十四条中指出，根据职责分工，侦查科履行下列职责：预防、侦查和打击狱内在押罪犯的违法犯罪活动；调研、控制狱情动态，组织召开狱情动态分析会，按时上报狱情动态分析分析报告；负责组织贯彻执行狱内侦查工作的方针、政策，组织实施狱内侦查工作的计划和长远规划；组织开展监狱安全动态评估工作，做好监狱风险研判，每季度对监狱安全动态情况作出评估，并上报省监狱管理局；审查、考核对耳目的物建、使用、撤销等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对具有各类危险倾向罪犯的排查、控制，以及狱内矛盾排处工作；实施对重要罪犯、黑恶类罪犯、外国籍罪犯、邪教类罪犯等特管罪犯的重点管控；搜集、处理情报信息资料；参与新入监罪犯甄别工作；组织开展罪犯坦白检举活动；建立健全业务资料，做好信息统计上报工作，制定并实施侦查工作的计划和长远规划，对基层侦查工作进行业务指导；会同政工部门对侦查员进行业务培训和考核；完成上级领导和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目前，我狱狱内侦查科警察人数为4人，仅占到省局规定的三分之二，对于保持侦查科队伍的相对稳定，首先在人数上有了明显的不足，其次，侦查科现在的人员配备年龄结构偏向于中年层次，知识结构比较陈旧，这对于今后狱内侦查科工作队伍的延续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此目前侦查科亟须新鲜血液的注入。另外，根据《规范》，侦查科的日常业务有所增加，涉及的层面比较多，繁杂的日常工作对于年龄结构偏大、知识结构较陈旧的干警无疑是个不小的负担，因此建议监狱党委把侦查科的人员配备到位，增加2—3名钻研业务，爱岗敬业，作风正派，秉公执法，具有一定实践经验、专业技能的优秀干警，新配备的年青干警具有精力充沛、学习能力强、创新意识强、心理智能高等特点，凭借着这些优越的条件，再加上原有老干警侦查工作经验丰富、思维缜密等特点，今后的侦查科终将达到中青年相结合、优势互补的良好效果，一定能更好的配合监狱党委开展各项工作。

（2）《规范》第二十一条中指出，监狱每年至少举办一次狱内侦查业务培训，适时开展理论研讨活动，不断提高狱内侦查工作人员业务素质。

在职人员的再学习再教育，对于提升单位的业务水平有极大的帮助，同样，狱内侦查工作人员只有做到业务素质过硬，方能有效地完成本职工作，所以对侦查员进行政策、法律和业务培训十分必要，因此建议监狱采取“请进来、走出去、常态化”的方式，多形式、不定期的举办狱内侦查有关的业务学习和培训活动。另外，为了加强狱内侦查科与基层监区的联系，建议实行狱内侦查科与监区专职侦查员的垂直管理模式，编制在监区、分监区，业务直属侦查科，从而避免出现个别侦查员的事业心、责任感、业务能力缺失的现象。

2、严抓落实，进一步加强耳目建设。

耳目是距离危险分子、重点人物等危险源最近的人员，狱内耳目有利于第一时间发现

狱情、犯情，掌握第一手情报，能够及时制止犯罪活动、抗改行为，将各类监管事故消灭在萌芽之中，能够及时发现监管漏洞，对于深层次摸排犯情和安全隐患具有积极的作用。而目前，我狱的耳目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薄弱环节，导致信息渠道不够畅通：一是耳目受限于所处的监管环境，绝大部分耳目坦言为了避免得罪其他犯人，而不愿意做领导的眼线，害怕别人打击报复，认为自己做好了就行了，至于别人的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积极主动靠拢政府、干警的意识淡薄，因此很多罪犯尽管口头上答应，但是不能向干警汇报有价值的情报，从而导致一些耳目的素质较低，质量较差，难以达到有效的利用目的。二是受限于耳目使用人的素质，由于耳目使用的干警在管理水平、教育培养力度、业务能力等方面存在着良莠不齐的现象，耳目使用的价值受物建比例、合理布局影响，导致使用方法技巧单一，收集狱情、犯情积极性低，使得难以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三是耳目的作用发挥受限，根据近年来耳目汇报的情报与真正对侦破案件有价值的情报对比，后者仅仅占到前者的10%，形成了耳目的作用形同虚设这一老大难问题，因此，目前耳目的建设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按照《规范》科学地构建狱内耳目网络，押犯单位应有领导、有计划地物建耳目，耳目数量应达到押犯人数的3％以上，布局合理，形成网络，建立专档，专人管理，形成网络监控。二是加强考核，严格依据《狱内耳目奖惩规定》兑现奖惩，最大程度地激活狱内耳目这条信息源。根据《规范》第八十五条，监狱应严格耳目奖惩制度。对耳目的奖惩，应以行政奖惩为主，以物质奖罚为辅，坚持实事求是、保守秘密、调动耳目改造积极性的原则，结合耳目汇报情况的真伪和价值大小，依据奖惩规定，及时予以兑现。奖惩耳目一律不公开进行，不纳入计分考核台账管理，应由使用人单独向耳目宣布，记入耳目奖惩台账。另外，为调动耳目的积极性，建议监狱建立专项资金，对能提供有效情报的耳目和耳目使用人给予相应的现金奖励，从经济上予以激励。三是加强对耳目使用人的业务培训，对耳目日常的任务布臵、情报搜集、行为养成、奖惩规定、心理分析、思想教育等方面的业务进行再教育学习，使得干警在耳目管理上真正做到得心应手。

3、弥补不足，不断深化危重罪犯管控。

《规范》第四十七条中指出，对危险分子的管理控制，要做到“四知道”，并严格落实“三包”、“一夹”、“四固定”、“五不准”，每月至少进行两次谈话教育。实际工作中，包夹干警基本能保证做到危重犯的“四知道”，但具体的“三包”、“四固定”、“五不准”等管控措施大部分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具体实施起来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要在监区、干警、联号等方面入手，实行静态资料和动态管理相结合的方式，灵活运用各种有效手段，深化危重犯的管控。

一是协同监区、全面规划，在监区内部、监区与监区之间建立科学合理的网络结构，通过深层次的摸排梳理、与耳目建设相结合，开展危重犯的犯情收集，形成详细的信息资料。二是建立危重罪犯的调动管理制度，实行危重罪犯的级别管控，监区要根据危重罪犯的情况，确立由包组干警的一级承包、包组干警与监区领导相结合的二级承包制度，另外，对于顽固犯成立专门的攻关小组，进行帮扶教育。三是严格落实对联号、包夹人的奖励，对危重罪犯的联号、包夹人体现责利对等原则：一方面适当提高危重罪犯的联号在考核分上的系数，另一方面对危险分子包夹的干警在经济上、政治上予以倾斜，提高危重罪犯管控工作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