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察机关整合侦查力量的建议

第一篇：关于检察机关整合侦查力量的建议

关于检察院机关整合侦查力量的建议

一九七八年新中国第三部宪法重新设立了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恢复工作以来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在这三十多年里，我国经济、社会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检察机关面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与时俱进，在自身建设和履行职能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现阶段，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在维护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方面寄予很大希望。检察机关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使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建议检察机关将所有刑事侦查力量整合为一个业务部门（可以叫“侦察局”或“职务犯罪侦查局”等）。根据“刑事诉讼法”，贪污案、贿赂案、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案、渎职等案件由检察机关直接侦查。目前，检察机关中许多部门可以行使上述侦察权，各部门侦查职能之间还有交叉。如，反渎部门办理的渎职侵权案件中往往涉及需由反贪部门侦查的贪污贿赂行为；另外，除反贪反渎部门有侦查权外，监所检察部门也有对“四类案件”中涉贪涉渎行为的侦察权，等等。做好侦查工作不仅要熟悉政策和法律，还要掌握侦查技术。整合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力量有利于提高整体和个体的侦查能力。建议以合并检察机关现有的反贪、反渎部门为基础成立侦查局，将检察技术部门和司法警察部门划归侦察局领导，将原反贪反渎部门的宣传教育职能划出，使侦察局轻装上阵。侦查局是检察机关中唯一具有刑事侦查权的业务部门，是反职务犯罪战场上的一把利刃，同时指导下级侦查部门的业务工作。整合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力量也是我国司法体制发展的方向。在欧美不同司法体制下，往往警察行使侦查权，检察官行使监督、诉讼权，法官行使审判权，即使对职务犯罪的法律工作亦是如此。在我国，检察机关中的刑事侦查人员将来可能先变为检察院领导下的警察，不仅有刑事侦查权，还有执行拘留和逮捕的权利。从更长远来看，待到我国警察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时机成熟，检察机关可以将这支刑事侦查队伍整体移交给公安部门，而检察机关更加专注于公诉和法律监督等职能。

吕剑锋

沈阳市皇姑区政协常委

2011年6月1日

第二篇：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问题研究

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问题研究

发表时间：2009-2-23 10:18:49 作者：倪金龙

【摘要】技术侦查是既陌生又熟悉的，陌生是因为技侦措施运用了现代科技手段，显示了科技的作用；熟悉是因为技侦还是属于侦查手段，跟传统的查询、调查等侦查措施具有相似的属性。当前，学者们热衷于探讨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查办犯罪，然而，各家观点往往将技侦有意无意地神秘化，本文主要从分析当前技侦的有关观点进行分析，并试图探究技术侦查措施制度中构建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技术侦查 犯罪黑数 实时证据 法律规制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及特征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

在当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渐走向富裕、和谐。然而，经济发展也进一步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也带来不可忽视的弊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犯罪率随着社会贫富分化加大而渐增，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和高发期，据统计，我国的犯罪黑数正逐年加大，犯罪黑数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社会上已经发生，但尚未被司法机关获知或没有被纳入官方犯罪统计的刑事犯罪案件的数量。[1]打击犯罪，保障社会稳定是政法机关的重要职责，但在逐步崇尚人权保障的语境下，运用传统的侦查模式和侦查手段来查缉犯罪，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对提高侦查成效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技术侦查就是近年来为学界所热衷讨论的话题，对于技术侦查的概念，学界有不同见解，有的学者认为，技术侦查简称“技侦”，是指侦查机关运用现代科技设备秘密地收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总称。技术侦查的种类一般包括麦克风侦听、电话侦听、窥视监控、邮件检查、外线侦查等。[2]有的认为，技术侦查措施是指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技术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技术侦查包括监听跟踪监视，监听通讯，电子监控，心理测试，秘密拍照、录音、录像等行为。[3]笔者认为，技术侦查是指侦查机关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设备秘密地收集证的一种侦查措施。其种类包括秘密录音拍照录像、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邮件检查、电子定位等。其中需要其他部门协助的为电话监听、电子邮件检查、电子定位。而其他技术侦查手段可由侦查机关自行实施。

（二）技术侦查与传统侦查措施的比较

技术侦查虽然披上了科技的外衣，但从实质看，其本身还是一种侦查措施，其与传统侦查措施，如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鉴定、通缉，相似性体现在：一方面任何侦查措施都包含着侵犯人权的危险性，如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强制性措施，即便是调查访问、侦查实验等强制色彩并不浓厚的侦查措施，如果非法实施或实施不当，同样可能侵犯公民权利。另一方面这些侦查措施都必须由相应的机关行使，并履行一定的审批手续，对其进行监督制约。

但是技术侦查与传统侦查措施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

（1）更具技术性。技术侦查要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成果即现代科技设备。如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邮件检查需要强大的科技设备；窥视监控，秘密拍照、录音、录像也需要高质量的科技设备。技术侦查是以科技为依托的，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技术侦查就只停留在书本层面。而其他侦查措施则对设备要求并不高，传统侦查措施往往只需要：“一支笔一张嘴”，强调发挥侦查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2）更加隐蔽性。秘密侦查的最大特征是必须秘密进行，一般是在犯罪嫌疑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这一特点也是秘密侦查发挥其特殊作用的前提。如秘密录音、拍照、录像的最大的特点在于

它的隐秘性，即侦查机关采取这些技术侦查措施，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面对面的调查时，不用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无须取得对方的同意。被秘密录音、拍照、录像的对象处于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交谈时自然无所顾虑，甚至直接透露犯罪的具体情节，使侦查机关得以沿循有关线索查获犯罪嫌疑人或有关物证；而通过这种措施所获得的证据，在此后的审判中也可作为有力的指控证据。

（3）更易侵权性。相对于传统的侦查手段，秘密侦查措施极易产生侵害人权的消极后果。以电话监听为例，一方面通过监听可以获悉特定的犯罪信息，以有利于打击犯罪分子；另一方面也极易侵害无辜第三人的隐私权。此外，技术侦查的秘密性特点，导致其容易失去监督，存在被滥用的危险，作为侵犯私权的工具。

（4）具有强制性。强制侦查是与任意侦查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侦查机关采取的涉及限制或者剥夺个人人身自由、财产、隐私等权利的措施，其区分的根据是以相对人是否自愿予以配合。如讯问犯罪嫌疑人、鉴定，属于任意侦查措施。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是为了有效侦查的需要，对相对人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不可能经过相对人的同意，也不以相对人的意志为转移，很显然，技术侦查手段属于强制性侦查行为。

二、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的合理性

技术侦查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其本身也是科技在社会的一个体现。技术和侦查相结合，解决了一些传统难以实现的问题，可以形象地记录发生的一些事实。在国外，运用技术手段来收集证据、破获犯罪非常普遍，我国在实践中也已逐步采用了技术侦查来查办犯罪，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来查办职务犯罪具有广阔的前景，如：记录行贿受贿的交易过程；秘密获得某些在正常情况下难以获得的证据；记录犯罪嫌疑人密谋实施犯罪的过程；另外还可以准确定位犯罪嫌疑人的所在位置，以便迅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为加大办案力度，惩治腐败，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

（一）政治上的合理性

我国对于技术侦查手段的使用一直保持谨慎态度，彭真同志曾指出在“党内不准搞技术侦查”，防止将技术侦查用于政治运动，这是我党长期坚持的一条政治纪律，表明党内同志之间不是敌对关系，在纪检监察部门是不可以采用技术侦查的，但目前这一方面也正在被突破，最近广东纪委纠风办就利用秘密录像的方法收集某些机关单位的不良作风。而至于司法机关能否采用技术侦查，可以从上述论述中推断出肯定的答案，因为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对象不是党员，而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纪检监察部门是对中共党员是否违反党章等违纪问题进行检查。显然，国家工作人员和党员这两概念之间不是全同关系，检察机关跟纪检部门的职能范围是不同的。

另外，我国当前腐败现象十分严重，职务腐败已严重影响了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公正原则严重背离。就连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都坦言，中国的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4]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就必须同腐败作斗争。而我国当前对腐败打击力度不够，据统计，从1978年开始，官员腐败潜伏期正逐渐变长，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近年的平均潜伏期为6.31年，最长的达14年。[5]应该说这与反腐部门缺乏有力的侦查手段有密切关系。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人民迫切期望公平、公开的法治环境，对国家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要求。为了有效的查处和打击腐败犯罪，理应而赋予检察机关以技术侦查权，提高检察机关发现和惩治腐败犯罪的能力。

（二）法理上的合理性

有人认为：相比较而言，技术侦查更容易被滥用，更加侵犯公民权益。但是技术侦查跟传统侦查措施一样，每种措施都存在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技术侦查因其秘密性和强制性，有更大侵犯人权的风险，这就意味着代表社会利益的技术侦查与代表私人利益的公民隐私权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笔者认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种法律价值都是不可取舍的，面对“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之间的永恒冲突，法治国家自二十世纪初即对此问题不断探讨，以期寻求一条折衷的道路：在“善与善的价值冲突”之间只能进行价值选择。各国均认为，在对上述“善与善的冲突”进行价值衡量时，应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质一方的判断，即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国家侦查机关在一定条件下限制公民隐私权，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技术侦查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公民隐私权的限制应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成本或代价。

但是，这种限制并不是任意的，在私人利益一定妥协的制度设计下，我们要对技术侦查进行严格限制，将技术侦查对人权的侵犯限制在一个可以接受、容忍的范围内。但什么是可接受、容忍的范围呢？笔者认为应当从限制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范围、实施期限、严格的审批程序，并给予相应的权利救济来保障这个目标的实现。

另外，作为检察机关侦查的对象——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其本身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也代表着公权力的行使，按照英国法律规定，公务人员的人格被其代表的国家机构所吸收。公权力本质上要求公开、透明运行，因此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公众人物，其个人隐私要比一般市民的范围要小，这是合理和必要的。

（三）实践上的合理性

犯罪都具有类似的特性，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今天，犯罪同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显现出一些新的特性，如现在高智商、高隐蔽性犯罪越来越多；而现代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使各种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化，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大系统，各行各业都有一定的关联性。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犯罪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而突破犯罪的难度也会增大，职务犯罪同样具有犯罪的新特征，同样面临侦查取证困难的问题，必须采用更为有效的措施、方法来发现突破犯罪。我国在有关的法规中已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如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89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上述立法表明我国已经认同了所有侦查机关都可以采取技术侦查，而技术侦查在实践中也已经显现出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尚未在《刑事诉讼法》上对其加以规定，显然是一大缺陷，需要尽快完善。

（四）国际法上的合理性

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检察官对贿赂政府官员罪，有权进行监听、窃听、使用线人等技术侦查手段和措施。受“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美国更加认识到技侦手段的重要性，因而于2001年10月25日由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立法，给予侦查人员更多的技侦权，其中包括监听个人的全部电话内容、监测民众使用互联网的情况等。日本《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通讯的法律》

第三条规定，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认为有充分理由足以怀疑将进行实行犯罪的通讯时，依据法官签发的令状对与犯罪相关联的通讯进行监听。我国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条第一项规定，为有效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2004年9月在我国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上通过的《国际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的决议》中，就明确提出：各国应当为腐败犯罪的侦查规定适当的手段，这些手段在严重的案件中可以包括秘密侦查以及窃听通讯。

由此可见，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是世界各国通行做法，符合世界潮流。

三、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制度设计

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查办职务犯罪，将可以解决实践中取证难的问题，并使自侦部门彻底

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全面收集证据。但是我们也看到单靠技术侦查并不能解决实践中的所有问题，检察机关在运用技术侦查过程中，亟需解决自侦部门适合运用何种技术侦查手段？可以在哪些阶段运用？如何同其他侦查措施衔接运用，尤其是和诱惑侦查的配合使用。此外，为防止技术侦查被滥用，还需要对技术侦查进行法律规制，严格审批。以下对这几个问题分别论述。

（一）检察机关可采取的技术侦查种类及阶段

根据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类型，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例，其类型可以分为“监守自盗型”和“权力出租型”。“监守自盗型”包括贪污、挪用公款等，这类犯罪的实施过程除了密谋犯罪过程外，还可能存有其他书证、物证，如会计资料、银行记录等；“权力出租型”包括行贿、受贿等，这类犯罪书证、物证较少、或比较隐蔽，而收集有关“权力交易”的过程就成为突破犯罪的依据。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亚洲的新加坡、我国香港等地逐渐形成并确立了以取“实时证据”为主要的侦查手段。所谓“实时证据”，就是指通过采取窃听、跟踪、设置“圈套”、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手段，通过前摄主动性而不是反应性调查获得的与犯罪同步的证据。[6]这些措施可以秘密记录犯罪嫌疑人“自愿”展现犯罪的密谋过程。另外在犯罪嫌疑人逃逸的情况下，还可以借助电话监听和电子定位，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准确位置，以便迅速将其抓获。根据办案实际和现行技术条件，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可以采取的技术侦查手段主要包括：电话监听、秘密录音拍照录像、电子定位、电子邮件检查。

目前初查这一侦查阶段并没有纳入《刑事诉讼法》，但职务犯罪的特点不像其他类型犯罪一样，留有现场或存在较多的见证人，可以马上确定犯罪的发生及犯罪嫌疑人。其需要经过初查，确定犯罪事实是否发生，以便对相关人员立案侦查，因此应当将初查纳入《刑事诉讼法》，并允许将技术侦查措施运用在侦查阶段且延伸至初查阶段。此外，还应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可以用在追逃工作，因为公安机关常用该措施来确定犯罪嫌疑人逃逸的地点，这对检察机关也同样适用。

（二）与其它侦查措施的衔接

技术侦查措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总是服务于侦查目的，必须与其它的侦查措施配合使用，优化组合，将公开措施和隐蔽手段结合，内线侦查与外线侦查结合，使之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同时检察人员在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时，要进行周密细致的计划和布置，善于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把握时机，争取用较小的投入取得较大的侦查效益。在此，尤其要与诱惑侦查密切配合，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人赃俱获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如行受贿犯罪中，当自侦部门收到举报或发现犯罪嫌疑人有受贿嫌疑时，侦查人员可以化装成需要公权力的一方，向权力出租的一方——行贿人表达行贿意向，假如对方积极与“行贿者”讨价还价，侦查人员就可以将这些交易过程秘密录制下来，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三）司法审查程序

如何有效防止滥用技术侦查损害私权？我国规定：公安机关侦查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对一般对象由设有技术侦查机构的地、市公安处、局长批准，需要使用省级公安厅、局技术侦查手段的，由公安厅、局的刑事侦查处长和技术侦查处长共同审批。侦查对象为党政干部的，按该对象的级别划分审批权限，其中科级及科级以下人员由省级侦查机关主管领导批准，处级及处级以上人员分别由省委和中央有关领导批准。笔者认为，由侦查机关的主管领导审批，不利于对技术侦查的控制，在国外，对技术侦查的规制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只允许经过法官批准后实行有证监听（如法国）；一种是许可侦查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先监听，然后再申请法官批准（如美国）；一种是授予检察官对监听的临时批准权（如德、意）。

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在现有政治体制下，也应当由法院来进行审查。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原因在于：我国不是实行三权分立国家，由于这种差异，我国不应当由法院来实施审查。按照现行制度，我国司法领域没有实行分权制衡，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是属于一种流水作业式的分工

负责、协作配合共同履行国家司法机关职能。

我国不搞分权制衡，并不代表技术侦查权不受约束，对侦查机关的采取技术侦查的监督，应当由一个角色中立的部门来行使。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来实施审查是合理的。因为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负有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职责。《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可见，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是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刑事诉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活动的内容包括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技术侦查作为刑事诉讼上的一种强制性侦查措施，其批准在本质上属于侦查监督的内容，因此，应由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来审批技术侦查，原因有两个：一是侦监部门的职能是对侦查过程进行监督，包括对采取逮捕强制措施进行监督，逮捕具有相当的人身侵犯性，而技术侦查也是在侦查过程中实施的，具有相同的性质，由侦监部门来审查技术侦查是合理的；二是侦查监督部门具有司法监督作用，可以对采取技术侦查手段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该部门在把握证据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另外，由哪级侦监部门来进行审核？笔者认为，作为一项新的措施，假如将审查权放到各级检察机关，在部门利益驱动下，权力被滥用的风险是极大的。当前由省级以上检察机关的侦监部门审批较为合理，限于省级以上，是出于谨慎考虑，因为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一般都是需要保密的，且是比较严重的犯罪，因此该审批权不能泛化，应当集中省级检察院以上，加强监督。

第三篇：关于检察机关介入公安机关侦查工作办法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惠州市公安局 关于检察机关介入公安机关侦查工作办法

（试 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互相配合，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规范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保证刑事诉讼依法顺利进行，维护公平正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的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办法。

第二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主要任务是，检察机关通过介入侦查，对公安机关收集、固定、保全、完善证据等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并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保证侦查取证工作依法、客观、全面，确保准确、有力地打击犯罪。

第三条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应当严格遵守以下原则:

（一）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引导而不越位；

（二）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三）依法，适时，适度。第四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重点案件包括：

（一）涉外犯罪案件；

（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案件；

（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

（四）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

（五）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六）恐怖活动犯罪案件；

（七）集团犯罪案件；

（八）上级机关交办或者领导批示督办的案件以及侦查机关挂牌督办的案件；

（九）本地区首次办理的新罪名犯罪案件和当地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十）立案监督案件；

（十一）公、检双方认为有必要提前介入的其他案件。

第五条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在案件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前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公诉部门认为需要或应邀请介入侦查的，可以与侦查监督部门共同进行。案件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后由公诉部门负责。

第六条 提前介入、引导取证，一般在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后进行。下列案件，公安机关案件承办部门应当在刑事立案当日通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介入侦查：

（一）致死3人以上或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身份特殊或情节特别恶劣、影响大的杀人案；

（二）造成3人以上死亡或10人以上中毒的投放危险物质案；

（三）公共场所、敏感重要部位、重要设施发生的爆炸案及情节恶劣、影响大的纵火案；

（四）抢劫金融网点、运钞车及抢劫现金或财产价值100万元以上的案件；

（五）金额在500万元以上的证券违规操作案、影响较大的非法集资案；

（六）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冰毒、摇头丸等毒品5千克以上案件；

（七）劫机（船、车）、暴狱、劫持人质等情节恶劣、影响大的案件；

（八）盗抢军火、非法制售贩运枪支弹药、枪支弹药失窃及放射性物质、剧毒物质被盗案；

（九）案值500万元以上的制假、售假案；

（十）伪造货币总面额3万元以上的伪造货币案；

（十一）情节严重、致人伤亡的暴力妨碍执行公务及情节严重的暴力抗法案；

（十二）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重大失密、泄密及密码设备丢失、机要人员叛逃案；

（十三）造成5人以上死亡或者经济损失在500万元以上的水陆交通、安全生产、火灾和食品安全事故案；

（十四）立案监督案件。

第七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检察人员应为两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一名具有检察官法律职务。

第八条 公安机关要求检察机关介入侦查，须经部门负责人或者主管领导批准后，以书面形式向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提出，并将案件情况抄送检察机关备案。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接到公安机关要求介入侦查的意见后，认为需要派员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的，由部门负责人批准；重大案件，应当报请主管检察长或者检察长决定。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认为需要主动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应当经过部门负责人批准，并向主管检察长报告。必要时，主管检察长或检察长可以直接指令检察人员介入侦查，引导取证。

第九条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一）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

（二）参加侦查机关的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等；

（三）参加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对被害人、证人的询问；

（四）发出《补充侦查意见书》或《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通知书（意见书）》；

（五）要求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进行医学鉴定，对其他证据进行司法鉴定；要求公安机关提供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搜查、勘验、检查笔录获取、制作的有关情况；

（六）参加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联席会议；

（七）发现有遗漏犯罪嫌疑人并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要求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或者一并移送审查起诉；

（八）其他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方式。

第十条 检察人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取证：

（一）对案件的性质发表初步意见；

（二）对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的合法性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根据逮捕条件或者起诉条件对案件现有证据发表意见；

（四）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对下一步侦查取证工作提出建议。

第十一条 检察人员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不能发表本案是否可以批准逮捕、起诉或公安机关可以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意见。

参加重大案件讨论的检察人员，应当制作《参加案件讨论笔录》。笔录的内容应当包括讨论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案由、案件基本情况、讨论情况、检察人员在讨论中发表的意见等。

第十二条 参加公安机关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的检察人员，可以与侦查人员共同研究勘验、检查、复验、复查方案，对勘验、检查、复验、复查工作提出建议。

参加公安机关勘验、检查、复验、复查，应当制作《参加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笔录》，笔录的内容应当包括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有关事项、结论等。

第十三条 开展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的检察人员，应当把提出的侦查取证意见、建议以及采纳情况等记录在案，并向部门负责人报告。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应积极回应介入侦查活动的检察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采纳和落实情况、不予采纳的理由或未落实的原因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送检察机关备案。

第十五条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加强联系，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互相通报工作情况，共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第十六条 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检察人员发现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违法的，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有关规定实行监督。

第十七条 此办法从签署之日起试行。

第四篇：侦查建议报告

关于进一步加强狱内侦查工作的建议

近年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整个监狱系统的监管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为了进一步加强全省监狱系统的狱内侦查工作，省监狱管理局于10月27日、28日在威海召开了全省监狱狱内侦查工作理论研讨会。我狱侦查科通过组织参加理论研讨会，发现这些年来侦查科尽管开展了不少日常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某些具体工作还是与兄弟单位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为进一步深化我狱的狱内侦查工作，切实解决妨碍狱内侦查工作扎实有效开展的“瓶颈”问题，现根据理论研讨会的会议精神、会议的经验交流成果以及近日省局下发的《狱内侦查工作规范》，特提出以下建议：

1、严格落实《规范》中队伍建设的相关细则。

（1）《规范》第八条中指出，监狱设立狱内侦查科（处），负责组织开展狱内侦查工作。狱内侦查科（处）警察配备应满足侦查工作需要，人数不少于6名。关押点多的单位应适量增加人员配备。

《规范》第十四条中指出，根据职责分工，侦查科履行下列职责：预防、侦查和打击狱内在押罪犯的违法犯罪活动；调研、控制狱情动态，组织召开狱情动态分析会，按时上报狱情动态分析分析报告；负责组织贯彻执行狱内侦查工作的方针、政策，组织实施狱内侦查工作的计划和长远规划；组织开展监狱安全动态评估工作，做好监狱风险研判，每季度对监狱安全动态情况作出评估，并上报省监狱管理局；审查、考核对耳目的物建、使用、撤销等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对具有各类危险倾向罪犯的排查、控制，以及狱内矛盾排处工作；实施对重要罪犯、黑恶类罪犯、外国籍罪犯、邪教类罪犯等特管罪犯的重点管控；搜集、处理情报信息资料；参与新入监罪犯甄别工作；组织开展罪犯坦白检举活动；建立健全业务资料，做好信息统计上报工作，制定并实施侦查工作的计划和长远规划，对基层侦查工作进行业务指导；会同政工部门对侦查员进行业务培训和考核；完成上级领导和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目前，我狱狱内侦查科警察人数为4人，仅占到省局规定的三分之二，对于保持侦查科队伍的相对稳定，首先在人数上有了明显的不足，其次，侦查科现在的人员配备年龄结构偏向于中年层次，知识结构比较陈旧，这对于今后狱内侦查科工作队伍的延续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此目前侦查科亟须新鲜血液的注入。另外，根据《规范》，侦查科的日常业务有所增加，涉及的层面比较多，繁杂的日常工作对于年龄结构偏大、知识结构较陈旧的干警无疑是个不小的负担，因此建议监狱党委把侦查科的人员配备到位，增加2—3名钻研业务，爱岗敬业，作风正派，秉公执法，具有一定实践经验、专业技能的优秀干警，新配备的年青干警具有精力充沛、学习能力强、创新意识强、心理智能高等特点，凭借着这些优越的条件，再加上原有老干警侦查工作经验丰富、思维缜密等特点，今后的侦查科终将达到中青年相结合、优势互补的良好效果，一定能更好的配合监狱党委开展各项工作。

（2）《规范》第二十一条中指出，监狱每年至少举办一次狱内侦查业务培训，适时开展理论研讨活动，不断提高狱内侦查工作人员业务素质。

在职人员的再学习再教育，对于提升单位的业务水平有极大的帮助，同样，狱内侦查工作人员只有做到业务素质过硬，方能有效地完成本职工作，所以对侦查员进行政策、法律和业务培训十分必要，因此建议监狱采取“请进来、走出去、常态化”的方式，多形式、不定期的举办狱内侦查有关的业务学习和培训活动。另外，为了加强狱内侦查科与基层监区的联系，建议实行狱内侦查科与监区专职侦查员的垂直管理模式，编制在监区、分监区，业务直属侦查科，从而避免出现个别侦查员的事业心、责任感、业务能力缺失的现象。

2、严抓落实，进一步加强耳目建设。

耳目是距离危险分子、重点人物等危险源最近的人员，狱内耳目有利于第一时间发现

狱情、犯情，掌握第一手情报，能够及时制止犯罪活动、抗改行为，将各类监管事故消灭在萌芽之中，能够及时发现监管漏洞，对于深层次摸排犯情和安全隐患具有积极的作用。而目前，我狱的耳目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薄弱环节，导致信息渠道不够畅通：一是耳目受限于所处的监管环境，绝大部分耳目坦言为了避免得罪其他犯人，而不愿意做领导的眼线，害怕别人打击报复，认为自己做好了就行了，至于别人的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积极主动靠拢政府、干警的意识淡薄，因此很多罪犯尽管口头上答应，但是不能向干警汇报有价值的情报，从而导致一些耳目的素质较低，质量较差，难以达到有效的利用目的。二是受限于耳目使用人的素质，由于耳目使用的干警在管理水平、教育培养力度、业务能力等方面存在着良莠不齐的现象，耳目使用的价值受物建比例、合理布局影响，导致使用方法技巧单一，收集狱情、犯情积极性低，使得难以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三是耳目的作用发挥受限，根据近年来耳目汇报的情报与真正对侦破案件有价值的情报对比，后者仅仅占到前者的10%，形成了耳目的作用形同虚设这一老大难问题，因此，目前耳目的建设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按照《规范》科学地构建狱内耳目网络，押犯单位应有领导、有计划地物建耳目，耳目数量应达到押犯人数的3％以上，布局合理，形成网络，建立专档，专人管理，形成网络监控。二是加强考核，严格依据《狱内耳目奖惩规定》兑现奖惩，最大程度地激活狱内耳目这条信息源。根据《规范》第八十五条，监狱应严格耳目奖惩制度。对耳目的奖惩，应以行政奖惩为主，以物质奖罚为辅，坚持实事求是、保守秘密、调动耳目改造积极性的原则，结合耳目汇报情况的真伪和价值大小，依据奖惩规定，及时予以兑现。奖惩耳目一律不公开进行，不纳入计分考核台账管理，应由使用人单独向耳目宣布，记入耳目奖惩台账。另外，为调动耳目的积极性，建议监狱建立专项资金，对能提供有效情报的耳目和耳目使用人给予相应的现金奖励，从经济上予以激励。三是加强对耳目使用人的业务培训，对耳目日常的任务布臵、情报搜集、行为养成、奖惩规定、心理分析、思想教育等方面的业务进行再教育学习，使得干警在耳目管理上真正做到得心应手。

3、弥补不足，不断深化危重罪犯管控。

《规范》第四十七条中指出，对危险分子的管理控制，要做到“四知道”，并严格落实“三包”、“一夹”、“四固定”、“五不准”，每月至少进行两次谈话教育。实际工作中，包夹干警基本能保证做到危重犯的“四知道”，但具体的“三包”、“四固定”、“五不准”等管控措施大部分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具体实施起来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要在监区、干警、联号等方面入手，实行静态资料和动态管理相结合的方式，灵活运用各种有效手段，深化危重犯的管控。

一是协同监区、全面规划，在监区内部、监区与监区之间建立科学合理的网络结构，通过深层次的摸排梳理、与耳目建设相结合，开展危重犯的犯情收集，形成详细的信息资料。二是建立危重罪犯的调动管理制度，实行危重罪犯的级别管控，监区要根据危重罪犯的情况，确立由包组干警的一级承包、包组干警与监区领导相结合的二级承包制度，另外，对于顽固犯成立专门的攻关小组，进行帮扶教育。三是严格落实对联号、包夹人的奖励，对危重罪犯的联号、包夹人体现责利对等原则：一方面适当提高危重罪犯的联号在考核分上的系数，另一方面对危险分子包夹的干警在经济上、政治上予以倾斜，提高危重罪犯管控工作的有效性。

第五篇：关于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的几点建议

检察院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诉讼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检察机关不仅要增强监督意识，还要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全面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问题，更加有效地维护和保障司法公正，在当前更应重视加强公安立案监督和法院民事执行的监督，把监督与查办司法、执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结合起来，以维护司法制度的公正和权威。

1、防止公安机关插手民事经济纠纷。

公安机关超越权限，以查处诈骗等经济犯罪案件为名，直接插手干预一些合同、债务等经济纠纷案件时有发生。这些行为既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是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还引发当事人的不满和愤怨对立情绪，有的甚至引发一些不安定因素。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既干扰经济纠纷案件的依法公正处理，又侵犯法人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应拓宽民主渠道，及时受理当事人的申诉，并调查、核实及时作出处理。

2、加强对法院执行不力的监督。

执行权有“主动性”和“单向性”等特征，信息不对称，当事人制约不了，所以只能以“权力制权力”。“执行难”固然有难克服的客观因素，但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表现 1

出来的消极现象仍然突出。检察机关应当变被动为主动，采取定期询访或个案专访的形式，对人民法院执行的情况进行督察，督促执行的及时到位。并及时行使监督意见、暂缓执行建议、检察建议等权力。

二、拓宽预防犯罪的范围。

目前检察机关预防犯罪的范围主要是预防职务犯罪。但随着社会变革和物质繁荣的同时，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多，变成了一大突出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能否利用自身的业务优势，主动与中小学校联系，采取以案说法的形式引导青少年热爱生活，明辨是非，遵纪守法。从而达到保护青少年并减少其犯罪的目的。

三、加强队伍建设，更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加强业务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和执法水平，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开展理想信念、公正执法、热情服务三项教育活动。

加强改进检察队伍的纪律作风建设，坚持对检察队伍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带头公正执法、廉洁执法、文明执法，树立良好的检察职业道德观念和良好的检察形象。尤其对于出庭检察官应作装出庭，注意文明用语，避免刻薄和高高在上的气势。

牢固树立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意识，完善和落实自觉接受监督的机制和措施，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检察权真正用来

为人民谋利益。

四、尊重律师办案，加强与律师沟通，充分交换意见，提高案件质量。

从某种角度来说，律师和检察官的价值取向是共同的，即希望案件能得到公正判决。对于持有执业证的律师来访，取消盘问登记，予以开辟绿色通道，与一般的当事人区别对待。

对于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保障律师的会见权，不推诿不拖延不冷漠，更不应设置限制条件。

对于公诉案件，保障律师对阅卷及复制相关材料提供必要的方便，充分听取律师对案件的意见。避免在法庭上的无谓争辩，有利构建和谐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