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侦查

第一篇：技术侦查

浅论技术侦查应用于职务犯罪侦查的适用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及特点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就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罪犯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窃听、秘密录象、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等。

1、技术侦查拥有全新的证据获取方式，有利于证据的保全和固定

在我国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影响下，职务犯罪也已经成为高智能型、高隐秘型的犯罪，犯罪的的手段层出不穷，犯罪获得的钱、物藏匿的越来越深、犯罪涉及到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因而现阶段侦查中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运用通常的侦查措施往往很难奏效。而技术侦查手段主要是监听电话、监视录像、秘密搜查、秘密拍照、对侦查对象定位追踪、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因为技术侦查获得证据和保存证据的方式特殊，所以相对于口供证据更加有利于对犯罪证据的及时保全和固定，这些证据能够客观、准确地为侦查破案提供第一手资料，也为分析案情和进一步侦破案件提供有力依据和指示方向。

2、技术侦查改变了现有侦查模式，使侦查变得多样化 现阶段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贿赂犯罪这种行动隐秘的案件，侦查方式基本上还停留在原始模式上，而且现今保护人权的呼声越加强烈，随着国家各种防止刑讯逼供的法规、政策的相继出台，在规范文明执法的同时，也使得检察机关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窘境。“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愈演愈烈，这种“挤牙膏”的侦查方式，其工作效率、社会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转换侦查模式，不仅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而

技术侦查正是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所产生的“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在结合过去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使侦查走向多样化，让证、供互相指引、互相佐证，拓宽侦查方向，提高破案效率。

二、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必要性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依然存在，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权力运行仍缺少完善的制约和监督。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使职务犯罪呈现智能化、专业化、隐蔽化、国际化等特点。一方面，犯罪分子作案隐蔽、串供、毁证、伪造证据、转移赃物等反侦查活动越加普遍，给检察机关侦查、取证造成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随着法律的普及，检察机关办案流程和方法的公开化、透明化，犯罪分子对抗司法的心理也越来越强，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对反渎反贪侦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检院的一系列规范性规定，更使得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了窘境。从司法体制上看，检察机关现行的管理体制使其难以抗拒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难以落到实处。受检察机关的双重管理机制所限，检察机关的经费来源和人事安排仍然要受制于地方政府，导致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遇到的阻力和干扰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受发展超前、法律滞后的影响，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使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查处工作面临困难。另外，基层检查机关侦查部门办案力量薄弱、侦察机制落后，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扭转。在这种新的执法环境下，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只能寻找新的侦查手段。

三、我国应对措施

1、检察机关必须设立独立的技术侦查系统

首先检察机关要建立独立的技术侦查系统，现今如果检察机关想要监听某嫌疑人的电话，只能寻求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公安机关的电话监听系统，但是公安机关隶属于政府，如果检察机关想要监听嫌疑人的电话不仅自己内部要进行审批，同时还有报请同级公安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审批后还要报请上级公安机关和上级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审批的过程十分繁琐，而且耗时太长，不但不能及时的进入监听工作，再上时间的审批过后，极有可能错过最佳的监听时机。使监听工作成为“想用时用不上，而能用时又没用了”的鸡肋手段。而且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在初查阶段，需要极高的保密性。这种长时间多部门的审批过程，存在较高的泄密隐患，而且也不符合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独立行使审查权的规定。因此检察机关应该建立独立的技术侦查系统，2、检察机关必须建立完善的技术侦查制度

运用技术侦查可能对公民的个人隐私构成威胁，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主要针对的是国家一些热点权利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这是一个范围较小的特殊群体。但每一个公民的隐私权都应该受到保护，所以检察机关对使用技术侦查应当建立严密的内部逐级审批制度，防止滥用职权行为发生；还要建立完善的技术侦查档案管理制度和报备制度，以备接受人大和有关部门的监督；更要建立严厉的惩罚措施，对滥用职权侵犯他人个人权利的人员一定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再则在办案人员申请技术侦查时应该提出被侦查人员可能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据，并不需要严格的定罪量刑证据，但也不能仅凭空穴来风就对被侦查人员采取技术侦查手段。笔者在基层检察院办案多年，其中在一次查办某开发区城建局案件时，在初期的侦查过程中发现该城建局每年都有大量的城建、绿化等工程招标，但因开发区财政紧张，所以经常拖欠中标公司工程款，不能按照合同规定时间给付，在我们对给付情况秘密进行整理之后发现，大部分中标公司都是在工程结束后1年左右才能得到尾款（不包含质保金），只有一小部分公司在工程结束后两三个月左右就结清了工程款，根据举报的线索和办案人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一小部分公司能够在短时间内拿到工程款，虽然没有获得不正当利

益，但是违反了该城建局正常给付方式，其中可能存在行受贿嫌疑。后来经过大量的取证，又对一些公司的负责人进行询问，有些负责人终于承认在得到全部工程款后，都以电话相约，送给该领导钱物。这也证实了我们初期的猜想。如上述案件，如果提请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在报请审批时应该说明报请的依据，就如此案优先得到工程款的公司虽然没有从中取得不正当利益，但是其优先取得工程款却违反了城建局正常给付方式。因此报请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还必须要有充分使用条件。

3、检察机关必须具备专业的技术侦查人员

随着科技强检工作的不断深入，技术侦查人才紧缺的问题更是凸现出来。尤其是基层检察院基本没有刑事侦查方面的人才,且侦查员结构不合理,掌握先进侦查技术难度大,检察机关缺乏大量的精通侦查技术的专业人员，也限制了技术侦查的运用。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把侦查技能培训纳入自侦科技工作范围，通过培训普及和提高侦查人员应用科学技术手段的能力，大力加强侦查人员的科技意识，使科学技术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的强化与持续发展具有坚实的基础。

四、结论

借鉴国外大量的反贪实践，技术侦查手段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采取的用于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在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中，极利于隐藏调查意图，采用秘密方式，使用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形式,最大程度保证证据真实客观，并有利于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做到快速出击，迅速查证，惩治腐败。由于其具有的秘密性、快速性、直接性，已然成为各国打击犯罪的威慑性力量。但是，技术侦查手段也是一柄双刃剑，很容易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使用必须在法律的规制之下，严格依照程序。遗憾的是，我国至今没有在职务犯罪侦查方面制定详细的、可依照执行的法律。我们应当以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契机，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指导，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立法技术与实践经验，积极建立并完善我国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制度。

东陵区人民检察院李栋

第二篇：技术侦查参考讲稿

时隔15年，刑事诉讼法——这部与公民权利息息相关、与打击犯罪密切相连的大法迎来了第二次大修。在全国人大公布的这次修正案草案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如何看待这次从无到有新增的技术侦查及其电子数据。

电话、摄像头、电子邮件、微博，这些记录人们日常行踪和隐私的信息平台的背后，可能还有一只“眼睛”——技术侦查。对于长期依赖口供的公安机关和反贪部门而言，这些“电子眼”技术究竟是“利剑”，还是“包袱”？对于期待社会和谐的普通大众而言，它们究竟是“福音”，还是“隐患”？当今社会已是科技时代，具有隐秘性、信息性、科技性的技术侦查，给我们带来了在隐私社会中如何防范“技术迷信”、保障公民权利的难题。

———— 草案规定 ————

我国于2000年加入《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5年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它们都规定缔约国在打击相关犯罪时可以使用“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等技术侦查措施。这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而言是一种国际环境的压力。

上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至今的这15年，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科技大进步的15年。这次草案增加技术侦查作为一节，反映了刑事诉讼法日益走向科技时代。全国人大在草案说明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况的变化，需要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同时，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滥用。侦查特殊类型的犯罪允许技术侦查

草案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草案在证据种类中增加规定了电子数据。通过技术侦查获得的电子数据，将作为“电子证据”或“科技证据”被采纳。电子数据，是以电子形式存在的用作证据的一切材料及其派生物，或者说是借助电子技术或电子设备而形成的一切证据。

侦查人员和相关人员有保密义务

为保障人权，草案规定，侦查人员对于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于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信息和事实材料，应当及时销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公安机关依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并对有关情况

予以保密。———— 专家说法 ————

针对我国非常严峻的“贪官外逃”现象以及日益攀升的“网络钓鱼”等诈骗案件，如何才能有效地通过侦查获得证据，控制犯罪嫌疑人？电话监听等方式在国外侦查犯罪中已经比较普遍，为什么我国刑事诉讼法现在才试图规定呢？

早期的技术侦查手段

在我国有关“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中，当时甚至采纳的半军事化的称谓，即“技术侦察措施”。该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对此作了扩大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根据有关解释，这些“技术侦察措施”主要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等专门技术手段。作为侦查犯罪最主要依据的基本法——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规定。

在实践中，自80年代晚期也开始使用测谎仪为侦查人员提供线索并协助办案。在一些非常重大的贪污贿赂案件中，检察机关经过审批程序也在公安机关协助下使用上述手段。

技术侦查为何边缘化

许多“技术侦察手段”在贪官外逃等案为什么会“失灵”呢？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教授领衔的课题组，通过各地调研发现，它们多限于国家安全和特别重大的一些案件，在职务犯罪案件中适用率并不高。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上述“技术侦察手段”，反而出于人权保障考虑，要求办案机关在立案以前不得采取强制措施，在初查阶段不得适用限制、剥夺人身自由及涉及财产权的强制性措施。其次，对于这些“技术侦察手段”，检察机关基本上处于一种“商请”、“借用”的状态，并主要由公安机关协助执行；在规范不详尽的情况下，它们担心一旦在执行中不慎重，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许多检察官认为：“与其惹来一身麻烦，不如不用。”

严重依赖口供的无奈和弊端

对于办案人员而言，技术侦查边缘化，“靠一支笔、一张纸、一张桌办案”，确是满腹无奈和心酸。当前许多犯罪都呈现隐蔽化、组织化、智能化、复合化，甚至国际化趋势。类似四川移动高管李某外逃案一样，由于缺乏技术侦查，办案机关很难发现和收集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实物证据，也很难发现其出逃的“计谋”和“路线”等。有检察官称：“有时只能看着贪官所乘坐的飞机在头上飞过去„„”侦查盗用网络信息的“网络钓鱼”这类犯罪，尤其是跨国情形的，没有先进的技术侦查，很难收集到相关证据。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应用研究中心奚玮研究员认为，对于缺乏证据和信息获取能力的侦查机关来说，不敢用、不能用技术侦查无疑是一个制度“瓶颈”，也迫使其不得不依赖于口供办案或者寻求其他机关协助。

在专家建议稿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刑事诉讼法学泰斗陈光中主张，技术侦查手段的法制化，既有利于加强其程序控制从而保障人权，也有利于追诉机关更好地利用这些手段控制犯罪，指控犯罪。

———— 立法建言 ————

技术侦查是“双刃剑”：可能是犯罪分子的“克星”，也可能是公民权利的“灾难”。在使用上稍有不慎，它们可能会严重侵犯相对人的人身、财产、隐私，乃至尊严。在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法国等国家，都有刑事诉讼法专门章节或特别法案规定监听等技术侦查手段，用来打击一些重大、复杂犯罪，同时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程序和救济措施。完善我国技术侦查，关键要坚持四个法制化原则。

重罪大案原则：不宜“大炮轰蚊子”

现代科技在诉讼程序中的应用并不是万能的。被称为万能技术的“DNA鉴定”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可能酿成错案。监听等技术侦查存在“误听”也不奇怪。美国在“911事件”后的《爱国者法案》曾扩大监听并为此遭受广泛批评。

在适用范围上，草案中“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容易成为“口袋”，应该附加对这类特殊情形的特殊审批程序。在操作中，还应坚持大案标准，具体可通过案情复杂程度、涉案数额、可能判处刑罚等综合界定，不宜“大炮轰蚊子”。必要性原则：防范“需要”的滥用

在适用条件上，草案中“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表述过于笼统，应贯彻必要性原则。在启动条件上可限定为：不适用该手段难以收集证据、达到侦查目的；侦查

部门必须经过初步的调查或侦查，掌握一定数量的线索和证据，证实嫌疑人具有确实的犯罪意图或者是正在实施犯罪，或该特定人员确实与案件有关。在结束条件上可限定为：收集到必要证据，达到适用强制措施的证据条件。

合法性原则：禁止超越法律之门

适用技术侦查应强调程序的法定性，同时明确程序违法的相关制裁规则和救济机制，尤其是确立犯罪嫌疑人的异议权和民事赔偿请求权。草案对于技术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应该专门拟定一条款，如同死刑案件中证据规定。“家是每个人的城堡”，不能以技术侦查的名义超越法律之门，侵犯公民隐私。在英国“窃听门”事件中，本应属于侦查措施的监听被其他部门滥用，其酿成的危机就是一个警醒。协同性原则：不宜“单打独斗”

适用技术侦查，必须在配套资金、科技装备、信息数据库和专门人才等方面有所保障。同时，我国电信、银行、出入境管理、服务业等机构，也应完善相关信息服务机制，实现与技术侦查的协同配合。对待测谎技术等技术侦查措施，不能迷信，不能强求，而应在明确其只是提供侦查线索前提下，迅速、及时收集其他证据，获得其他机构的支持。

“贪官外逃”案：技术侦查滞后

-案件回放

2010年3月，四川移动公司高管李某擅自离职，不知去向。据查，其可能取道香港潜逃到了加拿大。此前，国家审计署派小组进驻四川移动，并约见李某等谈话。根据报道，李某出逃之前有长达五年的“布局”，并陆续秘密地转走4.2亿元不明资产。许多老百姓抱怨，对李某这类贪腐时间长、多次遭遇举报的官员应该用监听等手段侦查其犯罪、预防其外逃。

“网络钓鱼”案：比电信诈骗更疯狂

2011年7月，江苏省昆山市某玩具公司报案称，有人盗用该公司电子邮箱向海外客户发送邮件，谎称公司原银行账号因故停用，让客户将货款汇至一香港的银行账号上。公司客户被诈骗货款3万余美元。相比电话、短信等诈骗而言，“网络钓鱼”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诈骗者利用欺骗性的电子邮件和伪造的Web站点等让受骗者“上钩”，使他们泄露信用卡号、账户和口令、社保编号等财务数据。

英国“窃听门”：挑战隐私的底限

2011年7月8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将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对即将关张的《世界新闻报》的一系列“窃听”丑闻进行调查。

伦敦警察局透露，背景复杂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了众多名人、政治家、军人，甚至“伦敦地铁爆炸案”遇难者家属的电话。受害者可能多达4000人。世界舆论大哗。监听一旦失控或被利用，不仅嘲弄了新闻的伦理，而且挑战了公民隐私的底限。

第三篇：侦查技术与方法（范文模版）

并案侦查是公安机关在侦查破案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常规的重要的侦查措施之一。是指通过信息交流、分析判断、现场勘查、案情分析、初步侦查等方法和措施，认为在同一地区或不同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案件，有许多共同之处，可能是同一个犯罪分子或同一伙犯罪分子所为，于是把这些案件串连起来，一井组织专案侦查，进行由此及彼，由一案挂多案的一种侦查措施。可

以实施并案侦查的条件很多，如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作案的时间、地点、环境，作案工具及手段方法，遗留痕迹特征等。[找文章到☆好范文 wenmi114.com(http://www.xiexiebang.com/)一站在手，写作无忧!]并案的方法大体有三种，一是以人串案，“人”可指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也可以指被害人的特定性特征；二是以案串案，即几起案件类型相同、情节相似；作案目标、作案手段、作案过程有共同点。三是以物串案，即依据物证串案。根据现场遗留痕迹、遗留物、作案工具、赃物等与案件有关物品进行串案；根据当前刑事犯罪。特别是严重刑事犯罪的一些特点，犯罪分子大流窜、跨区域、连续作案，集盗、抢、杀人、放火等罪行于一身的特点。要求侦查人员在侦查实践中，注重串并案侦查，并敢于、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学会辩证思维。

发展的观点和联系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两个基本观点。这两个观点为我们准确、及时、大胆地实施并案侦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一、并案侦查是实施中发展的观点

犯罪分子并不是生来就是罪犯，他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其自然特征或体貌特征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而改变。另外，犯罪分子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其生理、心理、习惯有相对的稳定性，其作案手段和方法会形成一种定势，有相对稳定的犯罪活动规律，但是犯罪分子特别是惯犯、累犯，他们在每一次作案后必然会有一个恢复心理平静、调整心理状态、揣摸作案手法、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他们为了提高下一次作案成功的把握性，增强逃避打击的能力总是尽量地克服一些心理定势，有意制造假象，干扰侦查视线。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国际间交流的进一步普遍和加深，犯罪分子犯罪方法手段也在不断更新和发展。如某一犯罪分子在前几年采用踹门入室，“白日闯”盗窃作案，今天随着防盗门窗的普及，犯罪分子不得不研习技术开锁以达到作案目的。禁绝已久的毒品犯罪改革开放以后又死灰复燃，犯罪分子受高额利润的诱惑，由原来的盗窃抢劫等刑事犯罪变为毒品犯罪。如果一犯罪分子在前几年还只是小偷小摸的话，今天变成持枪抢劫、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并不足为奇。犯罪的心理状态、方法手段等都有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犯罪分子在每一次作案得逞后，其犯罪欲望不断加强，主观恶习不断加深，犯罪能量步步升级。这本身就是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可见，无论是从案件还是案犯来看，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在侦查实践中要注意运用发展的观点来认识案件和案犯，成功地进行串并案侦查。

二、并案侦查实施中联系的观点

事物的相对稳定性体现了其自身的同一性，同一性是我们认识和区别事物的基础。系列性案件的犯罪主体是同一的，案件必然在某方面具有同一性即案件的不变性特征，这是串并案侦查的基础。不论是以人申案、以案串案还是以物串案，串的是“案”，案件与案件串起来的根据是案件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存在于案件的任何一个或几个环节中、通过认真细致地现场勘查，综合系统地分析判断，结合已经掌握的犯罪情报资料，找出案件之间的相关联的痕迹物证、手段方法、侵害目标、时间地点、主体特征等串案因素，这些相关联的因素是相对稳定的，依此进行串并案侦查并非难事。目前就串并案侦查中容易忽视的一个因素是案件之间的外在的联系。许多案件之间可供我们实施串并案侦查的相关联的稳定性的因素极少，本来应该申案分析、并案侦查的却没有实施，往往使我们错失破案良机。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没有完全相同的两起案件。侦查人员不仅要善于发现案件之间的内在联系，还要善于发现案件之间的外在联系。

首先，要敢于善于跨案别实施并案侦查一些惯犯、累犯为了逃避打击，学会了许多反侦查伎俩，作案前化装改变性别形体，使目击者难以描述体貌特征；现场伪装破坏，遗留的有价值的相对稳定的痕迹物证极少。有的犯罪分子在甲地作案，乙地销赃，丙地匿藏。为了增加作案能量，有效逃避打击，往往要用盗抢来的钱款购买枪支弹药。案别不同，地区跨度大，很难实施有效的并案侦查。但是我们的思维是可以超越任何界限的，通过认真系统的案情分析，快速及时的信息反馈，综合运用各种侦查措施，运用辩证思维，发现案件之间的串联条件，实施并案侦查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犯罪分子虽然经过周密的谋划准备，但在作案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此时，犯罪分子可能会改变初衷，其结果是预谋的和已经实施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案件。这就要求侦查人员不能只就案论案，要及时、全面掌握犯罪动态、犯罪信息，熟知犯罪情报资料，作到耳聪目明,头脑中要始终有专案意识。对于任何显性或隐性的蛛丝马迹要高度重视，“上纲上线”，不可轻易放过，错失良机。如某一派出所抓获一个人室盗窃的犯罪嫌疑人，派

出所的同志并没有轻易就案论案，因为在该地区不同时期连续发生几十起入室强奸妇女案件，影响极大。干警大胆假设，果断地将该犯罪嫌疑人向入室强奸系列案件上“靠”，结果一举侦破了此系列大案。审问得知犯罪嫌疑人尾随一单身妇女准备入室强奸，恰巧该妇女从后门出去了，犯罪嫌疑人便临时起意顺手牵羊，盗窃财物。

随着犯罪情报资料建设的不断完善，随着对新形势下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的认识的不断深入，随着侦查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各级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对并案侦查十分重视，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案件在思想上和认识上的辩证思考。并案的思路进一步拓宽，通过勘查现场、现场访问；通过敌情交流和技术交流会议；通过分析检索犯罪情况资料；通过专门的调查研究；通过协查通报和通缉材料；通过区域性联防协作等方法串并案侦查，有效遏制刑事犯罪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笔者认为这也是“大刑侦格局”构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篇：~~~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探究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探究

浦东新区院反贪局 邹文海

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仍然处于高发、多发趋势，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案件任务艰巨。职务犯罪是智能型、隐秘型犯罪，犯罪行为有职务掩护，通常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加上痕迹、物证少，因而在侦查此类案件中发现难、取证难、固证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而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在查处此类案件过程中仅仅依靠传统的侦查方法和措施已经很难再适应形势的要求，探索和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侦查方法来提高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能力已势在必行。对此，本文结合职务犯罪侦查的实务，对技术侦查的概念、范围、实践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完善方向等作一些探究，以供相互学习和交流。

关于技术侦查的概念，目前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着诸多不同的定义。我们认为，技术侦查属于特殊侦查范畴。特殊侦查措施是相对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常规侦查措施而言，是常规侦查措施之外的有助于侦查机关收集犯罪信息、证据材料、查明犯罪事实的各种侦查措施。特殊侦查措施包括技术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及其他特殊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是侦查机关运用专门技术手段或设备秘密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的一类特殊侦查措施。

一、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过程中采用技术侦查存在的问题

（一）存在立法上的不明确性与侦查需求迫切性之间的矛盾。目前我国法律关于技术侦查只有一些分散而笼统的规定。我国《宪法》第40条规定，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刑事诉讼法》则规定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可以采用的7种侦查措施，即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和书证、鉴定、通缉，其中没有规定技术侦查。只在第116条规定侦查人员认为需要的时候，经批准可检交扣押有关的邮件、电报。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两部行政组织法对采用秘密侦查措施作出授权性规定。这两部法律也就成为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依据，但对于技术侦查的概念、种类、适用范围、使用的程序、取得证据的效力等等都没有作出详尽的规定，显然很难规范技术侦查活动。同时，实践中开展技术侦查依据公安(安全)机关内部的操作规则予以规范和实施，无法予以外部监督，使技术侦查更具有了神秘化的倾向。而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则缺乏法律授权，在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察措施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等内部工作文件，并且只能通过公安、国家安全机关协助使用。从侦查权的完整性角度讲，《刑事诉讼法》授予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是不完整的。正是由于长期以来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检察机关在查处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始终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检察机关通过履行职务犯罪侦查权来充分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目的。

然而，当前职务犯罪出现的新形势和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所面临的困境都迫切需要赋予检察机关依法使用技术侦查的权力。因为职务犯罪案件的职务性、隐秘性、智能性和证据单一性等等案件规律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案件，这使得职务犯罪侦查难度比一般刑事犯罪侦查难度大，而检察机关能够使用的侦查措施或手段十分有限，不能适应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客观需要。当前迫切需要赋予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的技术侦查措施，切实提高其侦查活动的技术含量，增强控制和打击职务犯罪的能力。

（二）存在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低效性与侦查工作要求及时性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侦查活动必须迅速及时，与职务犯罪分子周旋更需要把握时机，及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动向和与案件有关的各类信息，战机稍纵即逝。当前职务犯罪案件更出现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和意识加强、作案方法科技含量提高、活动更迅捷和跨区域、沟通联络信息化等发展趋势，侦查工作有时必须借助技术侦查措施。而由于检察机关自身无法开展技术侦查活动，实践中必须借助公安（安全）机关的力量开展技术侦查。通常是由检察机关的承办侦查部门提出申请报告和理由，填报有关表格，上报开展技术侦查措施所需要的有关案件情况，层报该院检察长审批后，再层报省级检察院侦查部门并上报检察长审批，省级检察院检察长批准后交由省级公安局，并经省级公安局局长批准后交公安局技术侦查部门，再落实具体承办单位和人员，随后检察院与公安局的双方承办人员再可以进行具体的案情和实施方案的沟通与配合。检察机关在实际运用技术侦查措施中出现报批手续繁琐，审批层级过多，任务落实时效性差，办案单位与实施单位两张皮，双方办案人员对于案件的相关信息互通不能够及时，沟通渠道不畅等等问题，都会大大降低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效果，无法满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迅速、及时的原则要求，其使用效果良莠不一，严重的还会导致一些战机的尚失。

（三）存在技侦技术的多样性与实践中侦查手段单一性之间的矛盾。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各种高科技成果广泛的运用到技术侦查领域，很多技术侦查的技术和设备都已日趋成熟，市场上各类科研机构、科技公司所研制生产的各类技术侦查设备名目繁多。如移动手机定位系统、手机双向通信侦听设备、空中电波侦探设备、GPS定位跟踪系统、数字音频专业取证系统等等，这些技术设备可广泛运用于各种技术侦查活动中。借助这些科技成果的运用，侦查技术和措施可以得到长足的发展，其使用前景广阔。但检察机关往往受制于法律规定的局限，面对名目繁多的技术侦查设备讳莫如深，要么不敢卖，卖了也不敢用。相反，一些个人和所谓私家侦探事务所确能够轻而易举的在市场上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技术侦查设备进行非法运用，不法之徒甚至于针对侦查机关开展反侦查，其装备之先进使检察机关只能望而兴叹。还一些专门技术甚至也被广泛的运用于商业用途。如有电信部门运用手机追踪技术，为用户提供此类服务；还有电信公司开发手机存储信息远端存取功能；运用于职场监控的超级手机监听等等。相对于多渠道的科技方法解决途径，检察机关目前侦查手段单一落后，“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的侦查工作状况尚未发生更本性的转变，加快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的任务艰巨而紧迫。

（四）存在侦查理念的求变性与侦查手段客观不变性之间的矛盾。近年来，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针对侦查模式、侦查观念转变的呼声很多，各类针对这些问题的研讨调研也取得了许多理论成果。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变；侦查理念从“以人立案”到“以事立案”的转变等都有理论的支撑和实践的探索，也非常符合法制进步和时代的要求。对此，检察人员也从内心意识到法制理念转变的必然性，经历了从刑法类推原则到刑法罪行法定原则的确立；从重实体轻程序，到程序实体并重的意识确立；从法律维护阶级专政为主的意识形态到人权保障意识的广泛认同。而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也面临着要转变侦查工作理念，转变传统的落后侦查模式的求变性。然而，无论是“由证到供”还是“以事立案”的先进理念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侦查手段作为支撑，理念的达成需要手段的革新，否则就只能停留在空想。反观近年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发展过程，队伍综合素质提高了，执法程序规范了，后勤装备现代化了，而职务犯罪侦查的措施和手段没有突破性的变化。突破当前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和手段的瓶颈之一就是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从而推进职务犯罪侦查水平，并围绕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革新传统的侦查模式和理念，实现“由证到供”以及“以事立案”等等符合侦查工作规律的现代侦查理念。

二、应当在立法层面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 从立法层面授权检察机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对于依法更加有效的打击职务犯罪、遏止腐败蔓延是非常必要的。

（一）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是强化检察机关侦查能力，加大打击职务犯罪力度的现实需要。鉴于我国现阶段职务犯罪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隐蔽性越来越强、大要案和窝串案日益增多，以及查处职务犯罪过程中依赖现有的侦查手段收集证据和固定证据的困难进一步加大的情况，检察机关必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进一步提高侦查人员业务素质的同时，非常有必要采取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侦查手段和措施予以应对与控制，以掌握打击职务犯罪的主动权。而目前检察机关单一落后的侦查手段，已经难以解决查案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取证固证难这一瓶颈问题。新的律师法的实施，大大扩展了律师介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活动的空间，进一步提高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辩护能力，也迫切要求检察机关必须尽快从传统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转变到“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并通过采取切实有效的技术侦查措施来获取证据和固定证据。因而，授权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是适应新形势新情况，加大打击职务犯罪力度的现实需要。

（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是适应国际社会共同打击腐败势力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已正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约第五十条规定：“为有效地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 依据该公约规定，各国打击腐败势力包括查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许多国家赋予侦查机关以技术侦查权力，包括允许利用耳目进行跟踪监视、电子及互联网监控、监听通讯、开拆邮件等“监控型”侦查等等，为及时有效地收集到职务犯罪证据提供了手段上的保障。而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等等许多国家都允许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显而易见，根据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依照我国法律制度和原则，已经完全有条件赋予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使其在打击职务犯罪等腐败行为中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一些涉及跨国界的重特大职务犯罪案件，需要各国运用技术侦查措施进行联手侦查和相互协助。授权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不仅符合国内反腐败斗争迫切需要，也是履行国际法义务，适应国际社会共同打击腐败势力的必然要求。

（三）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也是完善检察机关自行侦查制度的内在需要。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主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法律又规定检察机关直接受理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因而检察机关理所当然成为职务犯罪的侦查主体，拥有职务犯罪的直接侦查权。检察机关侦查权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技术侦查措施是检察机关行使直接侦查权的具体应用方法，是侦查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然而，长期以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者授权检察机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无疑是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权的不完整和自行侦查制度的不完善。当然，技术侦查措施具有技术性、秘密性的特点，使用不当容易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因此，法律在授权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同时，有必要制定相应的制度和规定对其加以规范和控制，检察机关还必须切实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以确保技术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措施的正确使用。法律授权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的权力，对于提高控制犯罪及保障人权的能力，完善检察机关自行侦查制度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有关技术侦查的立法构想

（一）立法形式。当前技术侦查手段已经被各国刑事侦查机构较多采用于打击各类严重刑事犯罪，对于技术侦查立法也有各自不同的立法形式，对于我们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综合各国的法律主要有三种模式：

1、专门法律模式。即通过专门立法对技术侦查进行规定。如日本《犯罪侦查通讯监听法》就属于这种模式。

2、诉讼法律模式。即在刑事诉讼法中对技术侦查做出规定。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和《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就对采用监听、录音等技术侦查的使用条件，适用犯罪种类、适用对象范围、申请、期限和使用等问题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3、综合法律模式。即在不同法律中对相关的技术侦查内容作出规定。如美国《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和《美国爱国者法案》中都有对秘密监听和追踪等技术侦查的使用作出规定。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修订《刑事诉讼法》列入立法规划，中央政法委也正在开展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应当抓住契机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来进一步完善侦查权的配臵，在侦查措施中增加技术侦查的规定，明确技术侦查在侦查活动中的法律定位，并赋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同一性。同时，也可通过专门立法来规范技术侦查活动，使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有法可依。

（二）法律规则。任何侦查手段如果不加遏制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技术侦查措施具有打击犯罪和侵犯人权的双重性，开展技术侦查同时也会侵犯公民合法权利，如通讯自由和隐私等。因此技术侦查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以有效监督和控制技术侦查措施对公民合法权利侵犯的适度性及滥用。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重罪原则。一般而言，案件性质的严重程度是技术侦查措施适用范围的基本标准，其目的在于防止技术侦查给公民的隐私权等人权造成过度损害，多数国家确立了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重罪原则”。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的刑罚为2年或2年以上有期徒刑，预审法官为了侦查的必须，可以决定截留、录制和抄录通过邮电渠道发送的通讯。结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和侦查工作实务，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只宜适用于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以及被查对象有逃跑、毁证、串供等紧急情况的案件。

2、审查原则。技术侦查措施因其特殊而须在适用时进行较为严格的审查。国外普遍将技术侦查措施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内，经法官事先审查后批准侦查机关实施，审查内容包括确定技术侦查措施的类型、使用对象、方式、时限等，并且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结果进行事后审查，以确认技术侦查措施使用的合法性、行为有效性及证据可采性。在我国公安、安全机关在实施技术侦查时采取内部审查。就我国目前的体制和实际情况来看，将技术侦查的审批权赋予检察机关是比较合适的，通过检察机关严格的审查，包括对以加强对技术侦查措施使用的监督和制约。

3、必要性原则。技术侦查只有在一般侦查手段无效时才能采取，即具有采取的必要性。国外立法对技术侦查的必要性都有明确规定，如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难以查明案情的条件下方才允许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所谓“一般的侦查手段”系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和书证、鉴定、通缉等7种侦查措施。对于采用一般的侦查手段和措施足以查明案情，收集相关证据的职务犯罪案件，就不必采用秘密侦查手段，必须坚持技术侦查手段的必要性。

4、相关性原则。相关性原则指技术侦查的对象只能针对犯罪嫌疑人和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人员，侦查所要获得的信息材料必须与指控犯罪相关，或者说技术侦查的范围限定在与侦查有关的内容上。这也可以概括为对人和物的相关性。反之，对与侦查无关的人和物都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相关性原则的目的在于为技术侦查设臵界限，避免技术侦查损害无辜的第三者的权利。对此，各国也对技术侦查的相关性原则作出规定，成为技术侦查措施的重要规则。

（三）立法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的主要内容。对于立法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主要内容的构想，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法律规定内容，另一方面也必须充分结合我国法律制度体系的特点。其主要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技术侦查是一种特殊侦查手段，有不同于一般侦查措施的审批和适用程序，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得到严格的监控，因此从立法层面必须对技术侦查的范围作出界定，对其措施的种类加以明确。这样一方面便于司法实践的遵照执行，同时防止技术侦查措施外延的扩散和滥用；另一方面也避免因法律界定的模糊而束缚了侦查机关对技术侦查措施以外的其它特殊侦查措施的研究和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科技成果必将会越来越多的被应用于侦查活动之中，但并非所有借助科学技术的侦查活动都属于刑事诉讼范畴的技术侦查。如手机定位技术，笔者认为其实质是借助科学技术的查找手段，其对于公民自由权力和隐私的侵犯相对较轻，不属于技术侦查措施。按照有关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应当包括外线侦查、麦克风侦听、电信侦控、电子监视、邮件检查、秘密搜查等。

2、适用对象。技术侦查的适用对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适用的案件；二是适用的人。首先，技术侦查手段只能适用于那些对社会危害较大的犯罪案件，即侦查手段的严厉性应该与犯罪行为的严重性相适应。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较之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侵犯国家和公共财产所有权，破坏国家正常的经济管理秩序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也会影响和威胁党和国家的根基。因此，对于重大的职务犯罪案件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是必要的。其次，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技术侦查的对象只能是上述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和与案件相关的人员，不得针对任何无关的人员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3、使用主体。检察机关依法使用技术侦查权，应当自行配备和建设相应的技术装备和技术侦查队伍。鉴于开展技术侦查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同时为了避免重复建设，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权的主体应限于地市级以上重点城市的检察院，其他基层检察院在办案中需要使用技术侦察措施的，应通过上级检察院审批和实施。

4、适用程序。技术侦查的适用程序应包括申请批准和执行根据。由于技术侦查涉及公民的通讯自由、隐私权、住宅不受侵犯等基本人权，对技术侦查措施的申请应履行严格的上级审批程序。审查应包括案件情况、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适用的对象、地点和期限等等内容；如申请获批准应签发专门文书作为执行根据；如须延长，必须办理审批手续；在法律规定许可的紧急情况下，应当允许侦查部门先行实施技术侦查，但必须立即上报审批；如未获批准，则技术侦查措施必须立即停止，所收集的信息材料不得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此外，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开展技术侦查也应当接受侦查监督和审查起诉部门的专门监督，甚至可以接受人大的定期审查监督。

5、证据效力。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信息材料是否具有证据效力，对诉讼中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与否具有决定意义。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材料具有可采性和证据效力，但同时要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必须遵守法定程序，否则将导致技术侦查行为无效，而由这些行为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应予以排除。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相关刑事诉讼法律均对技术侦查获取的信息材料的证据效力有明确规定，即只要技术侦查合乎法律要件和程序的规定,其获得证据均具有证据能力或可采性。

6、信息材料的使用与保存。技术侦查干涉公民通讯自由，涉及公民隐私，因而对技术侦查资料的使用和保存应做明确规定。法律应当规定侦查人员必须就每一次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作记录，载明技术侦查措施的具体种类及日期。侦查人员对于技术侦查过程中获得的与指控犯罪无关的信息材料必须立即销毁，而且承担不得扩散的义务。技术侦查所获得的信息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和起诉，不能用做其他。由于技术侦查具有秘密性，其作为证据的使用应当在侦查终结后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并提供验看，使被控方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及其获得信息材料提出申诉和应对。在侦查机关决定撤消案件、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法院做出无罪判决的情况下，技术侦查所获得的信息材料应该立即销毁；在法院做出有罪判决的案件中，技术侦查所获得的信息材料应该妥善保管存档。

7、救济措施。为保证侦查人员依法实施技术侦查措施，法律应该明确规定违法开展技术侦查的后果及其相应的救济措施。侦查人员违反上述法律规定进行技术侦查活动的，法院可以根据违法的严重程度和违法人员的主观状态分别做出排除所获证据、侦查行为无效的决定。法律还应当规定侦查机关在侦查终结后必须将技术侦查情况通知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对方认为技术侦查不合法或不适当，侵害了其隐私权等权利时，有权向批准技术侦查的检察机关申诉，要求其对技术侦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并给予补救，并享有对财产及人身所受损害的赔偿请求权。

第五篇：关于技术侦查措施修改建议

三、关于技术侦查措施

修正案拟在第二编第二章侦查中新增第八节技术侦查的规定，此节有关技术侦查的规定共5条，而此5条同样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根据修正案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因为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极易对公民享有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等私权利产生威胁甚至侵害，可以说这部分的每一处修改都可能引起学者和民众的特别注意。此次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也是立法上第一次以刑事诉讼法的模式对其加以规定。面对技术侦查可能带来的对公民合法权利的损害，对此次刑诉法修改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的疑问便被提出。所谓“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刑诉法条款修改倒退”6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刑事诉讼法基本规则的误解，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技术侦查都不可以避免，关键是要法治化，即一要有法律规定，二要规定的适当、合理。“从侦查手段的运用角度上说，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并不必然导致侵犯人权，任何侦查手段如果不加遏制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讲，技术侦查手段只要使用得当，未必侵犯公民权利。”7“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并不是倒退，最可怕的是没有合法化，却在使用秘密侦查，即最大的危险在于没有法律上的规则可循，却可以为所欲为。

正如陈卫东教授所说：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通例，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进程中的特别引人注目的共同趋势之一。这一趋势产生的背景主要有三：首先是各种隐形犯罪类型的不断涌现，客观上要求侦查机关唯有启用秘密侦查手段才能加以有效回应；其次常规侦查手段的控制日益严格，秘密侦查手段作为替代性措施得以大幅度扩张；最后秘密侦查的广泛使用代表着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自身的要求，工业社会、陌生人社会、多元社会、流动社会的形成导致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失灵，社会控制的方式只能因应社会的变迁与人类行为模式的变迁，由强制转为秘密监控与欺骗引诱。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因应社会发展客观情势的必然趋势，其合法化进程值得肯定。8可以说，作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必然产物，技术侦查因其具有特殊的侦查效果，能够解决侦查权力运作的现实困境而必然需要得到刑事诉讼法合理授权。

在我国现行刑诉法的规定中，对于以监听、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行为为内容的“技术侦查”行为，刑诉法没有明确的法条规定，但实践中却被所有侦查机关使用。在实践中，有关技术侦查的法条规定主要来源于《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在我国有关“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中，当时甚至采纳半军事化的称谓，即“技术侦察措施”。该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对此作了扩大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对于技术侦查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没有规定。二是对于有侦查权的检察机关并没有赋予技术侦查的权力。实践中检察机关有必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中曾规定为：“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即检察机关有必要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时，实际上由检察机关请求公安机关来完成。

此次修正案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很好地回应了上述现有法律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即一是将已经有的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通过刑事诉讼法规定而走向法治化，二是将这一权力同样赋予检察机关，三是此次修正案还将这一权力的适用进行合理扩大：不仅作用于案件调查，也适用于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可以说，此次技术侦查引入刑诉法，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是必要的，对于审批手续上“严格的批准手续”的模糊不清、适用对象上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的不确定，存在很多争论。

首先，来看审批程序问题，规定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得上是“严格的批准手续”呢？陈光中教授指出，“技术侦查由哪一级批准没有规定，我认为这个要卡得更严，是不是由省一级侦查部门的领导批准？”9在我们参与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的的讨论中，甚至于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也提出过应当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同级检察机关批准”、“同级检察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即相对于侦查机关上提一级）”等多种方案。但是，在讨论中，一位公安机关的领导同志提到他们刚刚开始侦查的一起案件：在一起恶性杀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正在出逃需要立即采取定位跟踪措施防止其逃出本市。在这样一起案件中，如果按照前述多种方案，技术侦查的作用都无法发挥。这一案件是针对追捕的。同理，对于取得证据而言，如果针对一起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犯罪案件，其批准程序不能迅速及时，也无法取得犯罪证据。因为批准需要及时、保密，技术侦查事实上只有侦查单位的负责人批准才符合侦查规律、才符合设立这一措施的初衷。对其批准的合理性控制，可以通过事后监督与追责、程序性法律后果等办法来解决。

其次，适用对象上的不确定性是否为立法上所必要呢？我们认为也是必要的，因为技术侦查在各国适用的原则上包括“只适用于重大案件”的原则，但是对于重大案件，很难将其罪名具体化，在我国，除了少数罪名以外，绝大多数罪名都有可能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都可能是“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或者“重大犯罪案件”，采用现在的概括式规定，符合“大案原则”，也符合我国刑法上对罪名规定的特点，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条款，只能明确到这个程度。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同意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条款的绝大部分内容，但建议将“严格的批准手续”具体化为：

“经过侦查机关负责人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