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查中技术侦查运用探析

第一篇：初查中技术侦查运用探析

初查阶段技术侦查运用探析

技侦一直被赋予神秘的色彩，作为一种隐性的侦查措施，在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但是技侦所采用的各种措施，面临着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法律风险，使得其使用受到社会的诟病。笔者认为，技侦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应坚持合理合法运用的原则，尤其是在新刑事诉讼法修该后，技侦不在神秘，对于检察院而言，检察院在立案后拥有采用技侦的批准决定权，但是在初查阶段却没有规定，笔者想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初查阶段运用技侦的依据

初查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一项重要制度，在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方面，通过过滤机制准确立案，通过控制功能及时收集证据，通过预警保护功能预防职务犯罪。为使这些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初查需要技侦，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1）内部合规，外部合法。初查阶段对案件举报线索进行的审查，一是进行书面审查，二是进行必要的调查，需要运用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冻结、扣押被查对象的财产。这些措施的运用的前提是秘密进行，以不被被查对象察知为原则，技侦的秘密性，做为秘密侦查措施的一种，理应符合该规则的规定，具有内部合规性；新刑诉法规定了检察院适用技侦的案件的范围，审批程序，在运用该项措施时有法定程序做指引，避免程序缺失的尴尬。程序法定控制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技侦在初查阶段使用，具有内部规则外部法律的合法性依据，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2）合理性。侦查机关在侦查实践过程中，大多侦查措施的启动是依据其主观内心确信，没有客观的合理依据，而做出这种依据的标准是在价值中立的前提下进行的客观价值判断，是否有利于侦查活动开展。侦查价值首先体现在追诉犯罪维护社会安全秩序这一基本目标上，在初查阶段，开展技侦可以预防犯罪，在确定嫌疑之后，可以及时控制证据资料，为后续正式侦查做好准备。从法理上说，初查阶段的技侦符合侦查的价值判断。技侦要依据法律规定程序行来使权力，对案件性质，范围，手段进行必要的限制，使其使用程序要更严格于正式侦查阶段的程序，在操作层面上来讲，也是具有可行性的合理性的。

（3）办案实践需要。职务犯罪具有特殊性，体现在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犯罪方式的特殊性，犯罪人社会关系复杂，综合素质高等特殊性，要求职务犯罪的预防与侦破也需要运用特殊的手段。犯罪主体身份特殊，受教育水平高，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利用其隐蔽复杂的社会关系会掌握侦查的动向而毁灭证据，利用职权为调查取证工作设置难题，需要突破这些难题，必须借助技术手段。尤其是在当下，职务犯罪线索来源单一，主要依靠举报案件线索，匿名举报是否含有诬告陷害之意，对于准确立案而言，必要的技术手段运用是可取的。现在微博时代，网络传媒的力量也是曝光职务犯罪的重要线索来源，当发现公职人员生活消费水平与其合法收入水平不成比例，怀疑其是否存在职务犯罪问题时，必要的技侦能帮助其进行辅证。

二、初查阶段使用技侦应遵循的原则

（1）审慎原则

审慎原则是指技侦的使用应严格审批，合理谨慎使用。技侦作为一把侦查“双刃剑”，使用得当是打击犯罪分子的致命武器，使用失当则会侵犯人权。因此，技侦一定要坚持审慎原则。首先在提请启动技侦上，针对适用案件范围，检察院在初查阶段可以针对举报案件线索进行预估，依据被举报人的职务职级大小，贪污受贿金额大小，如果举报事实为真，可能判处的刑罚是否在十年以上来确定是否提请启动技侦。在审批程序方面，办案人员向部门主管人员提出书面申请，部门主管审核签署意见，最后由检察长或者检委会决定是否启动。在使用技侦上，检察院可以派经办人员到公安机关技侦部门协助侦查，协助时间以三个月为限。从技侦措施的消极影响来看，如果此措施运用失当，成为政治斗争迫害工具，则会影响干部队伍稳定，国家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培养一个好干部更加不容易，运用技术侦查一定要将负面消极影响伤害降到最低点，当损害事实发生之时，做好事后安抚工作。启动上的程序严格，执行上措施保密，依靠国家权力行使时在公权与私权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也是审慎原则的应有之义。

（2）必要相关原则

必要性原则是指技侦措施的使用是在采取其他一般常规侦查措施达不到侦查效果时不得已才启用的，也就是作为最后手段来使用以发现线索。在西方国家相关法律中也有表述，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8条针对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措施规定：“对此项措施, 只能在以其他方式调查案情、侦查行为人居所是十分困难、难以奏效的情况下, 才允许采取。”同法第100条针对监视电讯措施规定：“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难以查明案情、侦查被指控人居所的条件下,允许命令监视, 录制电讯往来。” 这一原则确定的依据是，国家权力的行使，不能过度侵害人民的自由权利，当国家有多种措施可以选择达到目的时，应选择对人民权利侵犯最少，而能达到效益最高的措施，如前所述，不得已时才可使用。初查阶段不能使用对人和对物的强制性措施，可以使用秘密性措施，但是在使用其他措施得不到所要的效果时，技侦就可以运用。

相关性原则是指技侦措施的使用应与案件相关。包括对人的相关，对物的相关。对人的相关要求在迫于无奈之举而采取技侦时，技侦手段的适用对象是被查对象。而与之相关联的人的情况应当保密，资料不必要的需要销毁，必要时才可以对其运用技侦手段，因为对关联人的技术侦查是不可避免的被动回应，这种“合理的恶”是必需的。对物的相关要求对于采取技侦所获取的数据，通话记录，录音录像等客观实物是与案情相关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8条b第一款规定：“法官决定排查、传送数据, 必须写明负有数据传送义务的部门, 必须限制在具体案件所需的数据与审查要件之内。”这就明确规定了侦查机关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的只能使用与侦查有关的数据, 对其他数据不得使用。这一原则是证据内在本质要求。在初查阶段，技侦的相关性就要求因人适用，因物采用，这样既确定范围，又明确证据效力，既可准确立案，又可及时固定保全证据。

（3）权利保障原则

权利保障原则是指在初查阶段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时需要保护被查对象的权利。被查对象的隐私权受技术侦查的侵犯是肯定的，只是受侵犯程度大小而已，但是这些侵犯是可以通过程序来保障的。如正当理由依据，即技术侦查的启动是有正当合理的依据，在初查阶段表现为已经发生而未发现的犯罪事实存在，需要确认准确立案，预防打击职务犯罪的需要；在适用案件范围上，只有可能为重大

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才可以运用技术侦查手段，范围的限定使得国家权力行使不会任意扩张；在获取的资料上，涉及案件情况的资料，侦查机关可以利用作为证据，但是其他资料则需要无条件销毁；在获取的信息处理上，与案件无关的隐私、涉密经济信息，侦查人员应保守秘密，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结果的确定取决于过程的确定，程序设计无缺陷，以程序控权，以执行限权，权利保障自然就可以达到效果。

通过对初查阶段运用技术侦查合理性，必要性分析，可知初查阶段技术侦查手段不可或缺；而对其运用的具体指导性原则进行列示，以保障运用技侦措施合法合理，达到公权追溯与私权保障的合理均衡。如果“必要的恶”能在预防打击职务犯罪方面发挥积极功效，为什么要去避免呢？技侦是什么，技侦可怕吗？如果真有可怕的成分，为什么不去认识它，合理的避免消极影响而发挥积极作用呢？

第二篇：检察院：关于职务犯罪中侦查技术的运用

技术侦查，是指侦查人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技术装备，秘密收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各种侦查手段和措施。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常用的技侦手段和措施主要包括电子监听、测谎、催眠、监听、监录、卫星定位、密搜密取、邮件检查以及利用电子设备对比数据等。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社会经济发展加速，职务

犯罪越趋严重，呈现高智能、高科技特性，手段更加复杂，模式更加隐蔽，危害更加严重。在这种反腐败与腐败两种力量较量加剧的形势下，科学、合理、适当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提升侦查效能，加大反腐力度，尤为需要。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对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手段和措施的运用进行探讨。

一、域外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运用的借鉴

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律都授予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以一定的技术侦查权。

（一）英美法系国家

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或检察官都拥有技术侦查手段。比如，根据美国1968后《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的规定，检察官对贿赂政府官员的行为，有权进行监听、窃听、使用线人等技侦手段和措施。192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警察局在案件调查中率先应用多极性测谎器，后来该州法院将测谎器的测试结果采纳为法庭证据。但英美法系国家近代以来，大力倡导“正当程序”观念，认为政府在处理有关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问题时，必须遵守正当、合理的法律程序。由于电子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往往侵犯公民个人隐私权，因而其采用受到更为严格的程序控制。

（二）大陆法系国家

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一样，也都在法律上授予侦查机关以一定的技术侦查权，但其启用的程序要求相比英美法系国家则要较为宽松。1988年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66条规定，在与下列犯罪有关的刑事诉讼中，允许对谈话、电话和其他形式的电讯联系进行窃听，其中之一是依法判处无期徒刑或者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非过失犯罪。《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loo条规定，“在重罪或轻罪案件中，如果可能判处的刑罚为2年或2年以上监禁，预审法官为了侦查的必需，可以决定截留、登记和抄录邮电通讯。”1994年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c条第1款规定，“在采用其他方式进行侦查将成果甚微或者难以取得成果的情形时，可不经当事人知晓而采取下述方法：第一，允许制作照片、录像；在所侦查事项对于查清案情十分重要的条件下，使用其他的特别侦查手段侦查案情、行为人居所。第二，在一定的事实证明某人实施了第100a条所述之一犯罪行为的嫌疑，并且采用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难以查清案情、侦查被指控人的居所的时候，允许使用技术手段，窃听、录制非公开的言论。[1]

（三）我国香港地区

我国香港地区对于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全球共尚。早在1974年2月，当时处于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地区依照《廉政公署条例》，成立了反贪污独立委员会（即通常所说的廉政公署）。成立不久，就大显神威，查处了时任香港地区警察局高官葛伯贪污案。1997年香港回归后，依照《香港基本法》，香港地区保留了廉政公署这一专司职务犯罪查办的机构。香港的廉政公署之所以能够不断掀起廉政风暴，与由于香港地区相关法律规定，廉政公署在侦查中，通过秘密手段取得的证据为合法证据有很大程度的关系，而且法庭与法官也认为其证明力比其他证据更强。

二、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运用的可行性研究

（一）符合国际公约规定

我国政府于12月10日签署《反腐败公约》。该公约第五十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下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0月27日批准加入《反腐败公约》。该公约自2月12日起在中国生效。根据“条约信守原则”，我国必须履行《反腐败公约》义务。9月在我国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上通过的《国际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的决议》中，就明确提出：各国应当为腐败犯罪的侦查规定适当的手段，这些手段在严重的案件中可以包括秘密侦查以及窃听通讯。国际公约赋予侦查机关特殊侦查手段,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职务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和打击职务犯罪的艰巨性决定的。

（二）顺应国情民生

温家宝同志讲：“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2]当前，职务犯罪越来越呈现出有组织化、国计民生领域重发多发、犯罪隐蔽性更强等特性，一些犯罪行为如不及时侦破，对党和人民有负责的交代，极易引起社会性、群体性突发事件，引发社会动荡，危害党的执政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检察机关在查处职务

第三篇：经济犯罪侦查初查的必要性

经济犯罪侦查前初查的必要性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这里的“审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初查的意思，这里是初查的法律依据。而且由于经济犯罪不像一般的刑事犯罪案件，它往往没有具体的犯罪现场和明确的犯罪过程，仅仅靠受害者或者控告人的报案材料很难弄清楚案件的性质和案件的过程。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了立案的条件：

1、认为有犯罪事实；

2、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3、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由此，仅仅依靠受害人或者证人的叙述是不恰当的，因为受害人是和案件有直接厉害关系的人，他们的叙述往往具有虚假性和夸大的可能。而证人由于对案件的认识程度和关己程度不同，叙述往往也不具体真实。所以有必要通过一定的侦查来去认定案件的性质，判断是否需要立案。

在现代社会，由于经济犯罪案件的复杂性，很难将其与经济纠纷等区分，需要经过初查判断，避免浪费警力。

第四篇：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问题研究

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问题研究

发表时间：2009-2-23 10:18:49 作者：倪金龙

【摘要】技术侦查是既陌生又熟悉的，陌生是因为技侦措施运用了现代科技手段，显示了科技的作用；熟悉是因为技侦还是属于侦查手段，跟传统的查询、调查等侦查措施具有相似的属性。当前，学者们热衷于探讨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查办犯罪，然而，各家观点往往将技侦有意无意地神秘化，本文主要从分析当前技侦的有关观点进行分析，并试图探究技术侦查措施制度中构建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技术侦查 犯罪黑数 实时证据 法律规制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及特征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

在当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渐走向富裕、和谐。然而，经济发展也进一步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也带来不可忽视的弊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犯罪率随着社会贫富分化加大而渐增，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和高发期，据统计，我国的犯罪黑数正逐年加大，犯罪黑数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社会上已经发生，但尚未被司法机关获知或没有被纳入官方犯罪统计的刑事犯罪案件的数量。[1]打击犯罪，保障社会稳定是政法机关的重要职责，但在逐步崇尚人权保障的语境下，运用传统的侦查模式和侦查手段来查缉犯罪，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对提高侦查成效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技术侦查就是近年来为学界所热衷讨论的话题，对于技术侦查的概念，学界有不同见解，有的学者认为，技术侦查简称“技侦”，是指侦查机关运用现代科技设备秘密地收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总称。技术侦查的种类一般包括麦克风侦听、电话侦听、窥视监控、邮件检查、外线侦查等。[2]有的认为，技术侦查措施是指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技术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技术侦查包括监听跟踪监视，监听通讯，电子监控，心理测试，秘密拍照、录音、录像等行为。[3]笔者认为，技术侦查是指侦查机关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设备秘密地收集证的一种侦查措施。其种类包括秘密录音拍照录像、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邮件检查、电子定位等。其中需要其他部门协助的为电话监听、电子邮件检查、电子定位。而其他技术侦查手段可由侦查机关自行实施。

（二）技术侦查与传统侦查措施的比较

技术侦查虽然披上了科技的外衣，但从实质看，其本身还是一种侦查措施，其与传统侦查措施，如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鉴定、通缉，相似性体现在：一方面任何侦查措施都包含着侵犯人权的危险性，如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强制性措施，即便是调查访问、侦查实验等强制色彩并不浓厚的侦查措施，如果非法实施或实施不当，同样可能侵犯公民权利。另一方面这些侦查措施都必须由相应的机关行使，并履行一定的审批手续，对其进行监督制约。

但是技术侦查与传统侦查措施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

（1）更具技术性。技术侦查要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成果即现代科技设备。如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邮件检查需要强大的科技设备；窥视监控，秘密拍照、录音、录像也需要高质量的科技设备。技术侦查是以科技为依托的，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技术侦查就只停留在书本层面。而其他侦查措施则对设备要求并不高，传统侦查措施往往只需要：“一支笔一张嘴”，强调发挥侦查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2）更加隐蔽性。秘密侦查的最大特征是必须秘密进行，一般是在犯罪嫌疑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这一特点也是秘密侦查发挥其特殊作用的前提。如秘密录音、拍照、录像的最大的特点在于

它的隐秘性，即侦查机关采取这些技术侦查措施，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面对面的调查时，不用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无须取得对方的同意。被秘密录音、拍照、录像的对象处于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交谈时自然无所顾虑，甚至直接透露犯罪的具体情节，使侦查机关得以沿循有关线索查获犯罪嫌疑人或有关物证；而通过这种措施所获得的证据，在此后的审判中也可作为有力的指控证据。

（3）更易侵权性。相对于传统的侦查手段，秘密侦查措施极易产生侵害人权的消极后果。以电话监听为例，一方面通过监听可以获悉特定的犯罪信息，以有利于打击犯罪分子；另一方面也极易侵害无辜第三人的隐私权。此外，技术侦查的秘密性特点，导致其容易失去监督，存在被滥用的危险，作为侵犯私权的工具。

（4）具有强制性。强制侦查是与任意侦查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侦查机关采取的涉及限制或者剥夺个人人身自由、财产、隐私等权利的措施，其区分的根据是以相对人是否自愿予以配合。如讯问犯罪嫌疑人、鉴定，属于任意侦查措施。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是为了有效侦查的需要，对相对人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不可能经过相对人的同意，也不以相对人的意志为转移，很显然，技术侦查手段属于强制性侦查行为。

二、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的合理性

技术侦查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其本身也是科技在社会的一个体现。技术和侦查相结合，解决了一些传统难以实现的问题，可以形象地记录发生的一些事实。在国外，运用技术手段来收集证据、破获犯罪非常普遍，我国在实践中也已逐步采用了技术侦查来查办犯罪，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来查办职务犯罪具有广阔的前景，如：记录行贿受贿的交易过程；秘密获得某些在正常情况下难以获得的证据；记录犯罪嫌疑人密谋实施犯罪的过程；另外还可以准确定位犯罪嫌疑人的所在位置，以便迅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为加大办案力度，惩治腐败，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

（一）政治上的合理性

我国对于技术侦查手段的使用一直保持谨慎态度，彭真同志曾指出在“党内不准搞技术侦查”，防止将技术侦查用于政治运动，这是我党长期坚持的一条政治纪律，表明党内同志之间不是敌对关系，在纪检监察部门是不可以采用技术侦查的，但目前这一方面也正在被突破，最近广东纪委纠风办就利用秘密录像的方法收集某些机关单位的不良作风。而至于司法机关能否采用技术侦查，可以从上述论述中推断出肯定的答案，因为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对象不是党员，而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纪检监察部门是对中共党员是否违反党章等违纪问题进行检查。显然，国家工作人员和党员这两概念之间不是全同关系，检察机关跟纪检部门的职能范围是不同的。

另外，我国当前腐败现象十分严重，职务腐败已严重影响了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公正原则严重背离。就连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都坦言，中国的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4]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就必须同腐败作斗争。而我国当前对腐败打击力度不够，据统计，从1978年开始，官员腐败潜伏期正逐渐变长，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近年的平均潜伏期为6.31年，最长的达14年。[5]应该说这与反腐部门缺乏有力的侦查手段有密切关系。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人民迫切期望公平、公开的法治环境，对国家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要求。为了有效的查处和打击腐败犯罪，理应而赋予检察机关以技术侦查权，提高检察机关发现和惩治腐败犯罪的能力。

（二）法理上的合理性

有人认为：相比较而言，技术侦查更容易被滥用，更加侵犯公民权益。但是技术侦查跟传统侦查措施一样，每种措施都存在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技术侦查因其秘密性和强制性，有更大侵犯人权的风险，这就意味着代表社会利益的技术侦查与代表私人利益的公民隐私权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笔者认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种法律价值都是不可取舍的，面对“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之间的永恒冲突，法治国家自二十世纪初即对此问题不断探讨，以期寻求一条折衷的道路：在“善与善的价值冲突”之间只能进行价值选择。各国均认为，在对上述“善与善的冲突”进行价值衡量时，应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质一方的判断，即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国家侦查机关在一定条件下限制公民隐私权，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技术侦查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公民隐私权的限制应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成本或代价。

但是，这种限制并不是任意的，在私人利益一定妥协的制度设计下，我们要对技术侦查进行严格限制，将技术侦查对人权的侵犯限制在一个可以接受、容忍的范围内。但什么是可接受、容忍的范围呢？笔者认为应当从限制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范围、实施期限、严格的审批程序，并给予相应的权利救济来保障这个目标的实现。

另外，作为检察机关侦查的对象——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其本身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也代表着公权力的行使，按照英国法律规定，公务人员的人格被其代表的国家机构所吸收。公权力本质上要求公开、透明运行，因此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公众人物，其个人隐私要比一般市民的范围要小，这是合理和必要的。

（三）实践上的合理性

犯罪都具有类似的特性，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今天，犯罪同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显现出一些新的特性，如现在高智商、高隐蔽性犯罪越来越多；而现代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使各种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化，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大系统，各行各业都有一定的关联性。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犯罪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而突破犯罪的难度也会增大，职务犯罪同样具有犯罪的新特征，同样面临侦查取证困难的问题，必须采用更为有效的措施、方法来发现突破犯罪。我国在有关的法规中已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如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89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上述立法表明我国已经认同了所有侦查机关都可以采取技术侦查，而技术侦查在实践中也已经显现出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尚未在《刑事诉讼法》上对其加以规定，显然是一大缺陷，需要尽快完善。

（四）国际法上的合理性

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检察官对贿赂政府官员罪，有权进行监听、窃听、使用线人等技术侦查手段和措施。受“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美国更加认识到技侦手段的重要性，因而于2001年10月25日由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立法，给予侦查人员更多的技侦权，其中包括监听个人的全部电话内容、监测民众使用互联网的情况等。日本《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通讯的法律》

第三条规定，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认为有充分理由足以怀疑将进行实行犯罪的通讯时，依据法官签发的令状对与犯罪相关联的通讯进行监听。我国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条第一项规定，为有效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2004年9月在我国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上通过的《国际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的决议》中，就明确提出：各国应当为腐败犯罪的侦查规定适当的手段，这些手段在严重的案件中可以包括秘密侦查以及窃听通讯。

由此可见，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是世界各国通行做法，符合世界潮流。

三、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制度设计

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查办职务犯罪，将可以解决实践中取证难的问题，并使自侦部门彻底

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全面收集证据。但是我们也看到单靠技术侦查并不能解决实践中的所有问题，检察机关在运用技术侦查过程中，亟需解决自侦部门适合运用何种技术侦查手段？可以在哪些阶段运用？如何同其他侦查措施衔接运用，尤其是和诱惑侦查的配合使用。此外，为防止技术侦查被滥用，还需要对技术侦查进行法律规制，严格审批。以下对这几个问题分别论述。

（一）检察机关可采取的技术侦查种类及阶段

根据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类型，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例，其类型可以分为“监守自盗型”和“权力出租型”。“监守自盗型”包括贪污、挪用公款等，这类犯罪的实施过程除了密谋犯罪过程外，还可能存有其他书证、物证，如会计资料、银行记录等；“权力出租型”包括行贿、受贿等，这类犯罪书证、物证较少、或比较隐蔽，而收集有关“权力交易”的过程就成为突破犯罪的依据。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亚洲的新加坡、我国香港等地逐渐形成并确立了以取“实时证据”为主要的侦查手段。所谓“实时证据”，就是指通过采取窃听、跟踪、设置“圈套”、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手段，通过前摄主动性而不是反应性调查获得的与犯罪同步的证据。[6]这些措施可以秘密记录犯罪嫌疑人“自愿”展现犯罪的密谋过程。另外在犯罪嫌疑人逃逸的情况下，还可以借助电话监听和电子定位，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准确位置，以便迅速将其抓获。根据办案实际和现行技术条件，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可以采取的技术侦查手段主要包括：电话监听、秘密录音拍照录像、电子定位、电子邮件检查。

目前初查这一侦查阶段并没有纳入《刑事诉讼法》，但职务犯罪的特点不像其他类型犯罪一样，留有现场或存在较多的见证人，可以马上确定犯罪的发生及犯罪嫌疑人。其需要经过初查，确定犯罪事实是否发生，以便对相关人员立案侦查，因此应当将初查纳入《刑事诉讼法》，并允许将技术侦查措施运用在侦查阶段且延伸至初查阶段。此外，还应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可以用在追逃工作，因为公安机关常用该措施来确定犯罪嫌疑人逃逸的地点，这对检察机关也同样适用。

（二）与其它侦查措施的衔接

技术侦查措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总是服务于侦查目的，必须与其它的侦查措施配合使用，优化组合，将公开措施和隐蔽手段结合，内线侦查与外线侦查结合，使之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同时检察人员在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时，要进行周密细致的计划和布置，善于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把握时机，争取用较小的投入取得较大的侦查效益。在此，尤其要与诱惑侦查密切配合，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人赃俱获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如行受贿犯罪中，当自侦部门收到举报或发现犯罪嫌疑人有受贿嫌疑时，侦查人员可以化装成需要公权力的一方，向权力出租的一方——行贿人表达行贿意向，假如对方积极与“行贿者”讨价还价，侦查人员就可以将这些交易过程秘密录制下来，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三）司法审查程序

如何有效防止滥用技术侦查损害私权？我国规定：公安机关侦查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对一般对象由设有技术侦查机构的地、市公安处、局长批准，需要使用省级公安厅、局技术侦查手段的，由公安厅、局的刑事侦查处长和技术侦查处长共同审批。侦查对象为党政干部的，按该对象的级别划分审批权限，其中科级及科级以下人员由省级侦查机关主管领导批准，处级及处级以上人员分别由省委和中央有关领导批准。笔者认为，由侦查机关的主管领导审批，不利于对技术侦查的控制，在国外，对技术侦查的规制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只允许经过法官批准后实行有证监听（如法国）；一种是许可侦查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先监听，然后再申请法官批准（如美国）；一种是授予检察官对监听的临时批准权（如德、意）。

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在现有政治体制下，也应当由法院来进行审查。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原因在于：我国不是实行三权分立国家，由于这种差异，我国不应当由法院来实施审查。按照现行制度，我国司法领域没有实行分权制衡，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是属于一种流水作业式的分工

负责、协作配合共同履行国家司法机关职能。

我国不搞分权制衡，并不代表技术侦查权不受约束，对侦查机关的采取技术侦查的监督，应当由一个角色中立的部门来行使。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来实施审查是合理的。因为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负有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职责。《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可见，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是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刑事诉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活动的内容包括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技术侦查作为刑事诉讼上的一种强制性侦查措施，其批准在本质上属于侦查监督的内容，因此，应由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来审批技术侦查，原因有两个：一是侦监部门的职能是对侦查过程进行监督，包括对采取逮捕强制措施进行监督，逮捕具有相当的人身侵犯性，而技术侦查也是在侦查过程中实施的，具有相同的性质，由侦监部门来审查技术侦查是合理的；二是侦查监督部门具有司法监督作用，可以对采取技术侦查手段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该部门在把握证据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另外，由哪级侦监部门来进行审核？笔者认为，作为一项新的措施，假如将审查权放到各级检察机关，在部门利益驱动下，权力被滥用的风险是极大的。当前由省级以上检察机关的侦监部门审批较为合理，限于省级以上，是出于谨慎考虑，因为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一般都是需要保密的，且是比较严重的犯罪，因此该审批权不能泛化，应当集中省级检察院以上，加强监督。

第五篇：技术侦查

浅论技术侦查应用于职务犯罪侦查的适用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及特点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就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罪犯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窃听、秘密录象、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等。

1、技术侦查拥有全新的证据获取方式，有利于证据的保全和固定

在我国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影响下，职务犯罪也已经成为高智能型、高隐秘型的犯罪，犯罪的的手段层出不穷，犯罪获得的钱、物藏匿的越来越深、犯罪涉及到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因而现阶段侦查中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运用通常的侦查措施往往很难奏效。而技术侦查手段主要是监听电话、监视录像、秘密搜查、秘密拍照、对侦查对象定位追踪、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因为技术侦查获得证据和保存证据的方式特殊，所以相对于口供证据更加有利于对犯罪证据的及时保全和固定，这些证据能够客观、准确地为侦查破案提供第一手资料，也为分析案情和进一步侦破案件提供有力依据和指示方向。

2、技术侦查改变了现有侦查模式，使侦查变得多样化 现阶段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贿赂犯罪这种行动隐秘的案件，侦查方式基本上还停留在原始模式上，而且现今保护人权的呼声越加强烈，随着国家各种防止刑讯逼供的法规、政策的相继出台，在规范文明执法的同时，也使得检察机关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窘境。“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愈演愈烈，这种“挤牙膏”的侦查方式，其工作效率、社会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转换侦查模式，不仅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而

技术侦查正是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所产生的“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在结合过去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使侦查走向多样化，让证、供互相指引、互相佐证，拓宽侦查方向，提高破案效率。

二、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必要性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依然存在，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权力运行仍缺少完善的制约和监督。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使职务犯罪呈现智能化、专业化、隐蔽化、国际化等特点。一方面，犯罪分子作案隐蔽、串供、毁证、伪造证据、转移赃物等反侦查活动越加普遍，给检察机关侦查、取证造成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随着法律的普及，检察机关办案流程和方法的公开化、透明化，犯罪分子对抗司法的心理也越来越强，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对反渎反贪侦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检院的一系列规范性规定，更使得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了窘境。从司法体制上看，检察机关现行的管理体制使其难以抗拒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难以落到实处。受检察机关的双重管理机制所限，检察机关的经费来源和人事安排仍然要受制于地方政府，导致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遇到的阻力和干扰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受发展超前、法律滞后的影响，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使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查处工作面临困难。另外，基层检查机关侦查部门办案力量薄弱、侦察机制落后，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扭转。在这种新的执法环境下，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只能寻找新的侦查手段。

三、我国应对措施

1、检察机关必须设立独立的技术侦查系统

首先检察机关要建立独立的技术侦查系统，现今如果检察机关想要监听某嫌疑人的电话，只能寻求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公安机关的电话监听系统，但是公安机关隶属于政府，如果检察机关想要监听嫌疑人的电话不仅自己内部要进行审批，同时还有报请同级公安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审批后还要报请上级公安机关和上级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审批的过程十分繁琐，而且耗时太长，不但不能及时的进入监听工作，再上时间的审批过后，极有可能错过最佳的监听时机。使监听工作成为“想用时用不上，而能用时又没用了”的鸡肋手段。而且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在初查阶段，需要极高的保密性。这种长时间多部门的审批过程，存在较高的泄密隐患，而且也不符合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独立行使审查权的规定。因此检察机关应该建立独立的技术侦查系统，2、检察机关必须建立完善的技术侦查制度

运用技术侦查可能对公民的个人隐私构成威胁，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主要针对的是国家一些热点权利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这是一个范围较小的特殊群体。但每一个公民的隐私权都应该受到保护，所以检察机关对使用技术侦查应当建立严密的内部逐级审批制度，防止滥用职权行为发生；还要建立完善的技术侦查档案管理制度和报备制度，以备接受人大和有关部门的监督；更要建立严厉的惩罚措施，对滥用职权侵犯他人个人权利的人员一定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再则在办案人员申请技术侦查时应该提出被侦查人员可能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据，并不需要严格的定罪量刑证据，但也不能仅凭空穴来风就对被侦查人员采取技术侦查手段。笔者在基层检察院办案多年，其中在一次查办某开发区城建局案件时，在初期的侦查过程中发现该城建局每年都有大量的城建、绿化等工程招标，但因开发区财政紧张，所以经常拖欠中标公司工程款，不能按照合同规定时间给付，在我们对给付情况秘密进行整理之后发现，大部分中标公司都是在工程结束后1年左右才能得到尾款（不包含质保金），只有一小部分公司在工程结束后两三个月左右就结清了工程款，根据举报的线索和办案人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一小部分公司能够在短时间内拿到工程款，虽然没有获得不正当利

益，但是违反了该城建局正常给付方式，其中可能存在行受贿嫌疑。后来经过大量的取证，又对一些公司的负责人进行询问，有些负责人终于承认在得到全部工程款后，都以电话相约，送给该领导钱物。这也证实了我们初期的猜想。如上述案件，如果提请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在报请审批时应该说明报请的依据，就如此案优先得到工程款的公司虽然没有从中取得不正当利益，但是其优先取得工程款却违反了城建局正常给付方式。因此报请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还必须要有充分使用条件。

3、检察机关必须具备专业的技术侦查人员

随着科技强检工作的不断深入，技术侦查人才紧缺的问题更是凸现出来。尤其是基层检察院基本没有刑事侦查方面的人才,且侦查员结构不合理,掌握先进侦查技术难度大,检察机关缺乏大量的精通侦查技术的专业人员，也限制了技术侦查的运用。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把侦查技能培训纳入自侦科技工作范围，通过培训普及和提高侦查人员应用科学技术手段的能力，大力加强侦查人员的科技意识，使科学技术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的强化与持续发展具有坚实的基础。

四、结论

借鉴国外大量的反贪实践，技术侦查手段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采取的用于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在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中，极利于隐藏调查意图，采用秘密方式，使用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形式,最大程度保证证据真实客观，并有利于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做到快速出击，迅速查证，惩治腐败。由于其具有的秘密性、快速性、直接性，已然成为各国打击犯罪的威慑性力量。但是，技术侦查手段也是一柄双刃剑，很容易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使用必须在法律的规制之下，严格依照程序。遗憾的是，我国至今没有在职务犯罪侦查方面制定详细的、可依照执行的法律。我们应当以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契机，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指导，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立法技术与实践经验，积极建立并完善我国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制度。

东陵区人民检察院李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