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在法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初

第一篇：系统论在法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初

系统论在法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初

常山县广播电视大学曹礼军

[内容提要]：系统论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在法学研究中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而建立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理学则是进行系统法学研究的基石。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具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制度化的信息空间。系统法学与其他学科和其他的分析模型必须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有效推动法学的发展。

[关键词]：系统 系统论 法理学 系统法学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维纳奠基性地提出控制论以来，由贝塔朗菲正式提出，并经普里戈金、哈肯、艾根1等人加以发展的系统论思想成为深刻影响人类思维的二十世纪的一项重要文明成果，已日渐渗透到各个学科和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法学研究同样也受到了系统论思潮的浸染，一些学者为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本文即就系统论思想在法理学中的运用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系统论在法学中的应用现状

最早运用系统论对法律进行考察的并非来自法学界，而是系统论学者自身。维纳在其《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1952年）中辟有专章以“法律与通讯”为题论及法律，他认为“法律可以定义作对于通讯和通讯形式之一即语言的道德控制，当这个规范处在某种权威有力的控制之下，足以使其判决产生有效的社会制裁时，更可以这样地看”，2“法律问题可以看作通讯问题和控制论问题，这也就是说，法律问题就是对若干危险情况进行秩序的和可重复的控制”。3可以看出，维纳的观点与当时盛行一时的社会法学关于法律是社会控制工具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但他在“控制”之外又加上了信息的接收与反馈即“通讯”的因素，已经初步具有了系统论的影子。在维纳之后的系统论学者似乎对法律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而法学界则有人开始主动尝试以系统论的视角去考察法律，布尔丁的《纠纷的一般理论》、广濑和子的《纠纷与法——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社会学的尝试》均在这方面较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前苏联法学界在八十年代也积极将控制论引进了法学研究4，而真正全面、深入地运用系统论思想并且取得了较为重要成果的则当推德国的N·卢曼（N·Luhmen）、G·托伊布纳（G·Teubner）和K-H·拉迪亚（K-H·Ladeur）等人关于法律的系统理论。卢曼认为社会不是个人或主体的集合体，而是“系统/环境”的关系，法通过限定人们的期待——使迄今为止所做出的决定或今后将要做出的决定具有连续可能性的“意义”，并使之结构化，成为旨在缩减世界复杂性而功能分化了的社会系统，5他试图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法律的自我描述与社会学的关于法律的外在描述结合起来，既强调法律系统的统一性（unity of legal system）、封闭性（closeness）、独立自治（autonomy）,又突出法律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提出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系统法学理论。托伊布纳和拉迪亚在卢曼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特别是托伊布纳提出的法律“自创生”理论较有特色，他认为法律经历社会弥散法、部分自治法和自我创生法三个发展阶段，作为自我创生系统的法律（Law as an Antipoetic System）是一个次级控制论系统，它以自我关联的方式构成各个组成部分，并以超循环的方式

把它们连接在一起，法律的各个组成部分自我生产，法律规范与法律行为相互产生，构成超循环连接。6托伊布纳还积极开展德国的系统理论与英美批判法学之间的对话，并认为英美批判法学停留于法的解构，而卢曼和自己的系统理论则同时也是法的重建理论。7

我国法学界对系统论的运用是与系统论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同步的。虽然钱学森在五十年代就著有《工程控制论》一书，但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的系统论思想才在我国传播开来并受到重视，与外国相比，我国对系统论的运用起步较晚。在1979年举行的一次系统工程会议上，由钱学森首次提出了“法治系统工程”的概念，此后，吴世宦、常远等一批学者就法治系统工程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吴世宦的《论法治系统工程》（1986年）和《法治系统工程学》（1988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专著和论文相继发表。1985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两届全国性的法制（治）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推动了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进入90年代后，法学界出现了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具体部门法学的倾向，如何秉松的《犯罪构成系统论》（1995年）、熊继宁的《差异、变化与耦合》（1999年）和龙宗智的《相对合理主义》（1999年）等专著就是运用系统方法于刑法学、行政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所取得的成果。8《现代法学》杂志自1999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法治系统工程”专栏，也刊发了一系列在部门法学中应用系统论方法的研究文章。

二、系统论视角下的法律观

将系统论运用于法学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将它运用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从系统论的视点出发来观照法的基本范畴，提出一套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的分析框架；二是着眼于其技术应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运用系统方法，如法治系统工程、应用法学中的系统研究等。前者是运用系统思想建立一种法哲学，而后者则是用系统方法解决具体问题，二者同等重要。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系统论是有别于经济的、社会的或语义的分析方法的一种全新的分析范式，而每种分析范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畴、语言和逻辑规则，因此准确定义系统论中法学的基本范畴，确立一种系统论的法律观，也就是上述第一种研究方向就成为全部系统论法学的基石。德国法学的系统理论所做的正是这种努力。但我国二十年来的系统法学研究则几乎全部集中于后者，在笔者所见相关研究成果中，真正运用系统论于法理学研究的极少。在未确立起系统论范式下的法学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的情况下，直接运用系统论于具体操作层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造成在研究的出发点即在基本理论范畴上仍不得不沿用非系统论的模式，从而限制和影响了系统论原理的运用，这是当前我国系统法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因此，要想在法学研究中引进系统论，希望以一种新的思想范式丰富法的理论，促进法学发展，就必须建立系统科学视角下的法律观，即要建立系统论的法理学。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其最基本的范畴出发的，“法”这一基本范畴是一切法学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建立系统论的法理学首先必须对什么是“法”做出回答。

一般说来，基本范畴的确定是一门学科得以建立并发展的基础，但就法学而言，自其产生以来，对“法”这一法学最基本的概念却从未取得过一致的意见，正义说、理性说、神意说、主权者命令说、社会控制工具说以及阶级意志说等等不一而足。这似乎是法学的尴尬，但从另一方面看，恰恰也正是由于对法律的这些种种不同的解说，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法学流派，促进了法学的繁荣与发展。“法”这一范畴成了法学理论的全息图景，是一切法学理论的立足点。那么以系统论的分析范式，如何解说“法”这一范畴呢？

这必须从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热力学第二定律是系统论思想的基石之一。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一个孤立的系统，其熵增不小于零，也就是说会自发地向均匀无序、组织解体方向演化。9“熵”是系统无序化的量度。波尔兹曼原则认为，自然界争取这样一种状态，即要实现最大数量的可能性。10由于每个事物都要实现自己最大的多样性，因而世界发展的趋势是由有序走向无序，系统熵值不断增加，最终归于“热寂”。但这是就一个孤立系统而且是就其整体而言，如整个宇宙。维纳早就提出系统的局部减熵是可能的，11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则进一步指出，一个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的能量和物质交换，引进负熵流抵消系统内熵的产生，形成耗散结构，系统就能通过涨落达到有序。12人类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系统，由于每个人以及每个集团（如阶级）都会追求自我意志的最大自由和自我利益的最大实现，这样必然会产生冲突，系统的熵值增加，社会走向无序。为使人类社会系统不致崩溃，就有必要引进“负熵”，整合社会的各个子系统，使之保持有序。由于“负熵”流作用，系统保持了有序性，这种维持有序性的系统组成部分，协同学称之为“序参量”，13也有系统理论称之为“吸引子”。法律正是这样一种维持社会系统有序性的“序参量”。

警察、军队以及道德、意识形态和政策等也是维持社会有序性的系统组成部分，有的也是社会系统的序参量之一，法律与它们有何区别呢？

首先，法律是一种以符号为载体构筑的信息空间，这与警察、军队等一切有形的社会控制力量相区别。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人所特有的、能将人和别的动物截然分开的独特行为就是在思想和语言中创造符号宇宙的能力。除了直接满足生物需要外，人不是生活在事物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14法律由原则、规范、术语等符号所组成，它们所传达的是控制环境的信息，“我们用来控制我们环境的命令都是我们给予环境的信息”，“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15个体处理接受到的信息，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反馈行动，这就是系统论上所说的“通讯”。法律与道德、意识形态以及政策等为每个人都构筑了一个信息空间，作为个体的人，社会传达给他的信息成为决定其行为目标函数的重要参数。在一个理想化的平等社会里，每个人的信息空间应是相同的，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地位、知识水平甚至居住区域的不同等等原因都使作为个体的系统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个人信息空间，这就造成了不平等。“所谓有效的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生活”，16为了实现形式正义，我们就要力争为每个人构筑相同的信息空间，普法正是这样的努力之一；为了实现实质正义，就要因个人的信息空间不同，社会也应对个体的行为采取不同的反馈方式。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时代，《法国民法典》规定以离巴黎的远近不同来确定法律实施的日期，也正是其体现之一。

其次，由于信息本身特点产生的影响，法律与道德、意识形态、政策等等也区别开来。

信息的构建具有目的性。不同的信息所产生的反馈是不同的，由此而建立的社会形态也是不同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社会结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个体自觉水平上自发形成的结构，另一种是在群体自觉水平上自觉建立的结构，前者产生于社会的自在控制，后者则产生于社会的自为控制。17当然，由于人类社会在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目的性和自我内在的规律性同时存在，因而这种“自在”与“自为”更多地是一种程度上的划分。道德虽然也有社会中心系统的引导因素在内，但主要由社群自发形成，因而主要是反映社会自在控制的、自发产

生的信息，而法律具有强烈的社会中心系统的引导作用于其中，明确反映了国家的意志，体现了社会的自为控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信息的传输具有衰减性。一切信息在传输过程中由于介质造成的损耗都不可避免地会衰减。所谓信息的衰减就是指信息由确定变得不确定，直至解体。确定程度越高的信息的衰减容量越大，而越是不确定的信息在传输过程中越容易因衰减而解体，即“社会的记忆性损失”，从而影响序参量作用的发挥，造成熵的累积。因此，就有必要增加信息的明确性，将之固定化、规范化，形成条文，建立制度。“制度是一场和熵进行的战斗，一场和遗忘及其造成的组织损失进行的战斗。通过审慎的代码编纂和抽象行动，他们构建和储存已经或正被看作具有保持秩序性质的知识。”18但由于信息经编码而形成制度，需要成本，因而并非所有的社会控制信息都需要制度化，只有那些反映社会自为控制程度较高、目的性较强并且关乎系统基本结构的信息才有必要加以明确。法律正是这样制度化的社会控制信息。越是较多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并且关系社会基础结构的法律，如公法，信息明确性程度越高，强行性规范越多，而相反，私法则较多的是任意性规范，明确性程度较低。

信息的反馈具有非线性。“人并不是由S—R（即刺激—反应，引者注）弧构成的，在他们的输入与输出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19人不同于机械，他（她）自身是个主动性的系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个具有适应性的自组织系统，有自身的目的和发展要求，对于接收到的信息，要进行加工、处理，然后做出反馈。由于在加工、处理信息过程中，会掺入个人系统自身的因素和其他外界因素的作用，因而这种反馈是非线性的，反馈结果可能并不是信息发出者所期望的。为此就要建立信息反馈的纠偏机制，形成有效的反馈回路，如同恒温器的控制机件一样。法律通过法庭、监狱等有形力量建立起一套纠偏机制，与道德、意识形态、政策等等相比，法律的纠偏机制无疑是最为稳定而且高效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社会大系统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制度化的并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信息空间。

作为社会系统的序参量，法律自身也是一个系统。卢曼、托伊布纳所做的研究正着眼于此。通过把法律视为一个系统，可将很多系统理论应用其中。

比如，系统的稳定是开放中的稳定，只有保持系统的开放性，通过输出熵，才能保证系统的有序。为此，法律系统就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如果封闭起来，看似稳定，却更易导致崩溃。明太祖朱元璋亲拟《大诰》，让子孙不得更改一字，万世遵行，但由于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变化，朱元璋死后，《大诰》很快就被弃之不用。相反，美国的宪法由于其灵活的司法解释体制，保持了相当的开放性，虽历经两百余年，至今仍然被恪守。就整个法律系统而言，罗马法是个更典型的例子。罗马法自十二铜表法的颁布（公元前458年）至查士丁尼法典编纂（公元528年），跨近1000年，从政治上，经历王政、共和、帝政专权和帝政分权4个时期，从经济上，经历了农业经济、商业经济、封建庄园经济3个阶段，但一直有效地统治着罗马社会，究其原因，在于其多元化的法律渊源体制。习惯、告示、元老院决议、民会决议、法律、帝敕和法学家解答都是法律渊源，民会、元老院的决定都可成为法律，从而保证了法律系统的开放性，避免了因社会不同利益阶层间的利益冲突不能得到及时调和而导致系统熵增，告示（主要是最高裁判官就任时发布的施政纲领）、帝敕和法学家解答，又使法律保持了与时俱进的动态开放性，不致因无法及时适应形势变化而导致僵化，因而罗马法一直保持着兴旺发达的局

面。但公元426年狄奥多西二世颁布了引证法，确定在法律解释中只有5大法学家的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后，人为地封闭了罗马法，使罗马法学陷于停滞，以往那种繁荣局面不再存在。而在查士丁尼妄图一劳永逸地把罗马法固定下来而编纂法典，并禁止对法典进行任何评注后，僵化的罗马法即失去了世界法的地位，而沦为地域法（拜占庭法）。20

运用系统发展的相变、分叉、涨落等理论，同样可以来考察法律的变革问题，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本文只不过是试图初步勾勒出系统论视角下法律观的简单图景而已。

三、用系统论研究法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拉兹洛将其著作《系统哲学引论》的副标题定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贝塔朗菲也有类似提法。系统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视角，但我们也应看到，系统论的发展时间毕竟还不长，诚如贝塔朗菲自己所言：“新范例的早期形式大都很粗糙，能解决的问题不多，对个别问题的解远远不够完善。这时候会出现许多学说互相竞争，每种学说适用的问题和能很好解决的问题都有限。”21因此，在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时至少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应将系统论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系统论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思维分析框架，在应用到具体学科时，还必须与具体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进行有效地分析。在进行系统论的法学研究时，法学知识的运用自不待言，但尤应有意识地结合社会学来进行考察。无论是早期维纳的关于法律的观点，还是卢曼的法律与社会理论，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都是理论基础之一，法是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中显现出其本质的，因此，系统论的法律观离不开社会学的考察。只有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社会学，当然同时也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富有意义的成果。

第二、应将系统论的分析模型与其他的分析模型结合起来。学术研究总是以分析已有的事实来进行，但把握历史的目的还是为了预测和设计未来。古往今来，所有的学术理论无非都是通过对已往事实的考察，根据观察者所总结的规律建立一种分析模型，用以把握未来。贝塔朗菲在谈及理论模型中的概念模型时称“用简化因而比较好懂的形式的概念模型来表示现实的某些方面，对任何理论研究都是基本的”，但“模型的优点与危险是众所周知的。优点是这是一种创造理论的方法，亦即模型可以从前提进行推断，解释和预测，往往得到预料不到的结果。危险是过于简化；为了使它在概念上可以控制，把现实简化成了概念骨架——剩下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这样做的时候切掉了解剖学的重要部分。现象愈多样化与复杂，过分简化的危险愈大。”22不仅是概念模型，任何理论模型都有此危险，用系统论建立的分析模型也不例外。因此，哲理分析、经济分析、社会学分析、语义分析和系统分析等理论模型应各自充分发挥作用，互相补充，互相验证，而不应由谁来取代谁。通过各种模型综合的从不同侧面、多角度地考察，才可能在法学研究中描绘出与现实世界更加一致的关于法律的图景。

第三，将运用系统论与发展系统论结合起来。这是推进系统法学发展的需要。现有的系统论模式主要来自于对自然现象的考察，是自然界规律的反映，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如果一味照搬自然界的系统规律去套用社会，难免失之偏颇。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分析社会时就不能运用系统论，用系统的范畴去分析社会仍是富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用系统范畴分析具体社会问题时，也应着眼于发现社会系统本身的系统模式和系统学规律，使系统理论更加科学化，从而建立更加合理、适用范围更广的理论模型，以推动系统法学以及整个法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我国以前有学者将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等与系统论并列，提出“老三论”、“新三论”观点，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上述种种理论均是系统论思想的分支，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的系统论思潮。参见[美]E·拉兹洛著《系统哲学讲演集》，闵家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美]N·维纳著《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陈步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3页。同前注，第87页。参见季卫东、齐海滨《系统论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局限——兼论法学方法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日]中山龙一《二十世纪法理学的范式转换》，周永胜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3期。引自北京大学法学院张骐副教授在《法理学》课程上的授课内容。G.Teubner,“The king's Many Bodies:The Self-deconstruction of Law”s Hierarchy",in D.Patterson and A.Someck（eds.）,The Indeterminancy of Social Integration:Legal Thought in Post－Modernity,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转引自[日]中山龙一《二十世纪法理学的范式转换》，周永胜译，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3期。参见常远：《法治系统工程：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科学途径——纪念钱学森提创“法治系统工程”20年》（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5、6期》）、杨建广：《法治系统工程20年（上）》（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5期）和骆梅芬：《法治系统工程20年（下）》（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魏宏森、曾国屏著：《系统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10 [德] H·哈肯著：《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戴鸣钟译，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页。同注2，第25页。[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同注10，第7—8页。[奥]冯·贝塔朗菲、[美]A·拉威奥莱特著：《人的系统论》，张志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第二篇：系统论在法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初探

[内容提要]：系统论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在法学研究中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而建立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理学则是进行系统法学研究的基石。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具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制度化的信息空间。系统法学与其他学科和其他的分析模型必须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有效推动法学的发展。

[关键词]：系统 系统论 法理学 系统法学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维纳奠基性地提出控制论以来，由贝塔朗菲正式提出，并经普里戈金、哈肯、艾根1等人加以发展的系统论思想成为深刻影响人类思维的二十世纪的一项重要文明成果，已日渐渗透到各个学科和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法学研究同样也受到了系统论思潮的浸染，一些学者为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本文即就系统论思想在法理学中的运用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系统论在法学中的应用现状

最早运用系统论对法律进行考察的并非来自法学界，而是系统论学者自身。维纳在其《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1952年）中辟有专章以“法律与通讯”为题论及法律，他认为“法律可以定义作对于通讯和通讯形式之一即语言的道德控制，当这个规范处在某种权威有力的控制之下，足以使其判决产生有效的社会制裁时，更可以这样地看”，2“法律问题可以看作通讯问题和控制论问题，这也就是说，法律问题就是对若干危险情况进行秩序的和可重复的控制”。3可以看出，维纳的观点与当时盛行一时的社会法学关于法律是社会控制工具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但他在“控制”之外又加上了信息的接收与反馈即“通讯”的因素，已经初步具有了系统论的影子。在维纳之后的系统论学者似乎对法律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而法学界则有人开始主动尝试以系统论的视角去考察法律，布尔丁的《纠纷的一般理论》、广濑和子的《纠纷与法——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社会学的尝试》均在这方面较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前苏联法学界在八十年代也积极将控制论引进了法学研究4，而真正全面、深入地运用系统论思想并且取得了较为重要成果的则当推德国的N·卢曼（N·Luhmen）、G·托伊布纳（G·Teubner）和K-H·拉迪亚（K-H·Ladeur）等人关于法律的系统理论。卢曼认为社会不是个人或主体的集合体，而是“系统/环境”的关系，法通过限定人们的期待——使迄今为止所做出的决定或今后将要做出的决定具有连续可能性的“意义”，并使之结构化，成为旨在缩减世界复杂性而功能分化了的社会系统，5他试图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法律的自我描述与社会学的关于法律的外在描述结合起来，既强调法律系统的统一性（unity of legal system）、封闭性（closeness）、独立自治(autonomy),又突出法律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提出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系统法学理论。托伊布纳和拉迪亚在卢曼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特别是托伊布纳提出的法律“自创生”理论较有特色，他认为法律经历社会弥散法、部分自治法和自我创生法三个发展阶段，作为自我创生系统的法律（Law as an Antipoetic System）是一个次级控制论系统，它以自我关联的方式构成各个组成部分，并以超循环的方式把它们连接在一起，法律的各个组成部分自我生产，法律规范与法律行为相互产生，构成超循环连接。6托伊布纳还积极开展德国的系统理论与英美批判法学之间的对话，并认为英美批判法学停留于法的解构，而卢曼和自己的系统理论则同时也是法的重建理论。7

我国法学界对系统论的运用是与系统论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同步的。虽然钱学森在五十年代就著有《工程控制论》一书，但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的系统论思想才在我国传播开来并受到重视，与外国相比，我国对系统论的运用起步较晚。在1979年举行的一次系统工程会议上，由钱学森首次提出了“法治系统工程”的概念，此后，吴世宦、常远等一批学者就法治系统工程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吴世宦的《论法治系统工程》（1986年）和《法治系统工程学》（1988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专著和论文相继发表。1985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两届全国性的法制（治）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推动了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进入90年代后，法学界出现了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具体部门法学的倾向，如何秉松的《犯罪构成系统论》（1995年）、熊继宁的《差异、变化与耦合》（1999年）和龙宗智的《相对合理主义》（1999年）等专著就是运用系统方法于刑法学、行政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所取得的成果。8《现代法学》杂志自1999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法治系统工程”专栏，也刊发了一系列在部门法学中应用系统论方法的研究文章。

二、系统论视角下的法律观

将系统论运用于法学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将它运用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从系统论的视点出发来观照法的基本范畴，提出一套系统论视角下的法的分析框架；二是着眼于其技术应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运用系统方法，如法治系统工程、应用法学中的系统研究等。前者是运用系统思想建立一种法哲学，而后者则是用系统方法解决具体问题，二者同等重要。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系统论是有别于经济的、社会的或语义的分析方法的一种全新的分析范式，而每种分析范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畴、语言和逻辑规则，因此准确定义系统论中法学的基本范畴，确立一种系统论的法律

制度化的社会控制信息。越是较多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并且关系社会基础结构的法律，如公法，信息明确性程度越高，强行性规范越多，而相反，私法则较多的是任意性规范，明确性程度较低。

信息的反馈具有非线性。“人并不是由S—R（即刺激—反应，引者注）弧构成的，在他们的输入与输出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19人不同于机械，他（她）自身是个主动性的系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个具有适应性的自组织系统，有自身的目的和发展要求，对于接收到的信息，要进行加工、处理，然后做出反馈。由于在加工、处理信息过程中，会掺入个人系统自身的因素和其他外界因素的作用，因而这种反馈是非线性的，反馈结果可能并不是信息发出者所期望的。为此就要建立信息反馈的纠偏机制，形成有效的反馈回路，如同恒温器的控制机件一样。法律通过法庭、监狱等有形力量建立起一套纠偏机制，与道德、意识形态、政策等等相比，法律的纠偏机制无疑是最为稳定而且高效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社会大系统的角度看，法律是维护社会有序化的一个重要序参量，是反映社会中心系统意志、制度化的并有有效纠偏机制的由符号所建立的信息空间。

作为社会系统的序参量，法律自身也是一个系统。卢曼、托伊布纳所做的研究正着眼于此。通过把法律视为一个系统，可将很多系统理论应用其中。

比如，系统的稳定是开放中的稳定，只有保持系统的开放性，通过输出熵，才能保证系统的有序。为此，法律系统就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如果封闭起来，看似稳定，却更易导致崩溃。明太祖朱元璋亲拟《大诰》，让子孙不得更改一字，万世遵行，但由于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变化，朱元璋死后，《大诰》很快就被弃之不用。相反，美国的宪法由于其灵活的司法解释体制，保持了相当的开放性，虽历经两百余年，至今仍然被恪守。就整个法律系统而言，罗马法是个更典型的例子。罗马法自十二铜表法的颁布（公元前458年）至查士丁尼法典编纂（公元528年），跨近1000年，从政治上，经历王政、共和、帝政专权和帝政分权4个时期，从经济上，经历了农业经济、商业经济、封建庄园经济3个阶段，但一直有效地统治着罗马社会，究其原因，在于其多元化的法律渊源体制。习惯、告示、元老院决议、民会决议、法律、帝敕和法学家解答都是法律渊源，民会、元老院的决定都可成为法律，从而保证了法律系统的开放性，避免了因社会不同利益阶层间的利益冲突不能得到及时调和而导致系统熵增，告示（主要是最高裁判官就任时发布的施政纲领）、帝敕和法学家解答，又使法律保持了与时俱进的动态开放性，不致因无法及时适应形势变化而导致僵化，因而罗马法一直保持着兴旺发达的局面。但公元426年狄奥多西二世颁布了引证法，确定在法律解释中只有5大法学家的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后，人为地封闭了罗马法，使罗马法学陷于停滞，以往那种繁荣局面不再存在。而在查士丁尼妄图一劳永逸地把罗马法固定下来而编纂法典，并禁止对法典进行任何评注后，僵化的罗马法即失去了世界法的地位，而沦为地域法（拜占庭法）。20

运用系统发展的相变、分叉、涨落等理论，同样可以来考察法律的变革问题，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本文只不过是试图初步勾勒出系统论视角下法律观的简单图景而已。

三、用系统论研究法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拉兹洛将其著作《系统哲学引论》的副标题定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贝塔朗菲也有类似提法。系统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视角，但我们也应看到，系统论的发展时间毕竟还不长，诚如贝塔朗菲自己所言：“新范例的早期形式大都很粗糙，能解决的问题不多，对个别问题的解远远不够完善。这时候会出现许多学说互相竞争，每种学说适用的问题和能很好解决的问题都有限。”21因此，在将系统论应用于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时至少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应将系统论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系统论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思维分析框架，在应用到具体学科时，还必须与具体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进行有效地分析。在进行系统论的法学研究时，法学知识的运用自不待言，但尤应有意识地结合社会学来进行考察。无论是早期维纳的关于法律的观点，还是卢曼的法律与社会理论，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都是理论基础之一，法是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中显现出其本质的，因此，系统论的法律观离不开社会学的考察。只有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社会学，当然同时也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富有意义的成果。

第二、应将系统论的分析模型与其他的分析模型结合起来。学术研究总是以分析已有的事实来进行，但把握历史的目的还是为了预测和设计未来。古往今来，所有的学术理论无非都是通过对已往事实的考察，根据观察者所总结的规律建立一种分析模型，用以把握未来。贝塔朗菲在谈及理论模型中的概念模型时称“用简化因而比较好懂的形式的概念模型来表示现实的某些方面，对任何理论研究都是基本的”，但“模型的优点与危险是众所周知的。优点是这是一种创造理论的方法，亦即模型可以从前提进行推断，解释和预测，往往得到预料不到的结果。危险是过于简化；为了使它在概念上可以控制，把现实简化成了概念骨架——剩下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这样做的时候切掉了解剖学的重要部分。现象愈多样化与复杂，过分简化的危险愈大。”22不仅是概念模型，任何理论模型都有此危险，用系统论建立的分析模型也不例外。因此，哲理分析、经济分析、社会学分析、语义分析和系统分析等理论模型应各自充分发挥作用，互相补充，互相验证，而不应由谁来取代谁。通过各种模型综合的从不同侧面、多角度地考察，才可能在法学研究中描绘出与现实世界更加一致的关于法律的图景。

第三，将运用系统论与发展系统论结合起来。这是推进系统法学发展的需要。现有的系统论模式主要来自于对自然现象的考察，是自然界规律的反映，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如果一味照搬自然界的系统规律去套用社会，难免失之偏颇。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分析社会时就不能运用系统论，用系统的范畴去分析社会仍是富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用系统范畴分析具体

第三篇：系统论在房地产企业信息化中的应用 一

系统论在房地产企业信息化中的应用

一、管理转型国内房地产企业已开始认识到，企业发展越来越需要依靠一个系统来支撑。企业利润将主要来自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圈：“科学决策－精细管理－科学决策”，即企业一改过去“拍脑袋式”决策模式，更加注重基于企业内外部情报分析结果基础上的科学决策，减低风险，增大决策利润效益；改过去粗放式管理，转而追求精细化管理，想方设法增加收入，降低运营及项目成本，例如注重产品设计、加强计划管理、严格控制项目成本，加强客户关系管理，抓品牌营建等；科学的管理又促进更科学的决策，企业逐步走向良性发展轨道。与这种管理转型相应的是，房地产企业需要从传统的职能分工、条块割裂的科层制组织架构向板块协作、流程化的企业转型。典型的房地产企业业务板块包括：

1、战略决策板块，公司战略管理远景规划、发展目标与策略制定。

2、投融资决策板块，强调科学的土地决策与投资分析，资本运作。

3、项目管理板块，由一个项目到同时服务于几个项目，使处于不同阶段项目的管理相互配合协同运作，协调项目内外部资源的配置，控制要点是项目的成本与工期进度，以及招投标、采购管理、合同管理、预决算管理、成本评估体系和供应商管理平台以选择优质供应商作为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4、营销与客户服务板块，包括有效的市场营销策划与销售管理，客户服务体系的建立，完善客户直接跟踪机制和客户档案。

5、财务资金管理板块，以此保证全国各项目日常资金运作的顺畅。

6、后勤支持板块，包括行政办公、人力资源体系的建立与员工绩效管理。这6大板块正是构成房地产企业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企业大系统的最优化来源于其各子系统及子系统流程之间的最优化。最优化的业务流程系统才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信息系统是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强力支撑平台。

二、信息孤岛的产生近年来，房地产企业逐渐意识到信息化对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规范管理、提升企业竞争能力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并进行了信息化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但在信息化的过程中，各企业也不同程度上产生了信息孤岛，没有充分发挥系统集成的优势，甚至反过来制约了企业信息化的发展。企业在信息化过程中需要引进系统论来指导信息化的规划与实施。房地产企业更多是围绕一个开发项目进行运作，周期长，涉及到众多业务环节：项目可行性研究、市场分析、产品定位、土地获得、规划及设计、融资、建筑施工、工程监理、市场营销、销售、租赁、物业管理。由于缺乏整体、全局性的考虑，很多房地产企业先后引进了一些业务 管理软件，如OA、售楼软件、物业管理软件、租赁软件、项目管理等，这些应用软件都往往由不同开发商开发，构建的是不同的数据库，致使很多企业的经营管理数据分布在不同的系统、地域或平台上，信息之间彼此割裂，没有体现出一个整体的系统，形成信息孤岛。这种信息孤岛主要表现为各信息系统互相完全隔离，无法实现信息共享，数据采集需重复录入，不仅增加工作量，而且可能

第四篇：NLP在初中思想品德中的运用研究

思想政治课研究性学习的探讨

摘要：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并确定研究主题，用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开展政治课研究性学习是对传统的接受式学习的一种改革，是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新教育理念在政治课教学中的体现，因此，引入研究性学习方法很有必要。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教学；研究性学习；学习活动 1 研究性学习

思想政治课是中学阶段一门比较特殊而又重要的课程，它不仅要传授政治经济、法律哲学、伦理道德等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而且要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还承担着提高学生思想觉悟、培养学生高尚品德的德育任务。但由于思想政治课理论性较强，内容比较抽象，加上传统的课堂教学又偏重于单纯的知识传授，形成了“我讲你听、我写你抄、我划你背”的机械死板的教学模式，因而课堂气氛比较沉闷，严重压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将研究性学习引入思想政治课教学后，学生可以结合

教学内容，广泛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进行研究，表达独立见解，展示个性特长，不仅培养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形成了勇于质疑、乐于探究的学习态度，并且提高了社会适应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有助于形成健全的人格。可以说，研究性学习给思想政治课教学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应该大力实施和推广。

众所周知，我们现行的初中政治课教学仍然处在较僵化的教学轨道上：课堂内教师讲解书本道理，交待知识要点；考试时学生埋头苦干、奋笔疾书，力争多答。学生通过政治课学习得到的只是一些教条，不知道它们在现实中有什么用、如何用，甚至觉得有些知识和现实是矛盾的，是无用的东西，从而挫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那么，如何上好初中特别是初三毕业班的思想政治课呢？我觉得除了教师自身应认真钻研教材，提高自身的教学艺术外，更重要的是转变教育思想和观念，倡导研究性学习，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使他们有获取知识的要求和能力。

这里所说的研究性学习，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就是让学生自己思考、探究结果，并运用探究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其实质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教会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让学生学会学习，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思考好的现成的结论，所以可以说研究性学习的过程是一次真正意义的“开卷考试”。研究性学习方式在初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开展 2．1 立足于课堂教学

在课堂内学习教材中的理论知识时,教师要经常启发、引导学生去思考、讨论、探究,引导学生对学过的知识进行梳理,打破教材的章节、知识点的界限,并对这些知识点进行横向、纵向的重组,通过逻辑归纳比较,尽快掌握理论知识,提高学习效率。例如,学习“揭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时,可以启发学生思考“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当学生对这两个概念有初步认识时,再设立课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区别与联系”,还可以继续研究“社会的更替、变化、发展是由什么决定的”等。这样打破了知识点的界限,体现了教材的横向联系,在进行基础知识教学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运用能力、综合能力和创新精神。研究性学习方式也就在其中。把时事新闻、社会热点、国家的大政方针搬到课堂内进行研究,将课内知识与课外现实问题相结合,由学生自主发现、提出、分析、解决问题。例如,学习“依法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时,把2001 年11 月22日推出的《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搬进课堂,让学生根据《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的要求,自主探究问题:(1)你是如何看待上网的? 你计划以怎样的实际动去实施《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2)对未成年人来说,《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的发布说明了什么? 这样对具体问题进行自主探究,能营造一种创新的环境和气氛,让学生自主发表自己的看法、感想、评论等,培养多角度多层次思考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高理解运用知识的能力。把

课外现实问题搬进课堂内进行研究,还可以采用先给材料命题,然后研究答案的方式。以国内外重大时政内容、社会热点、当今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等作为背景材料,让学生运用相关知识,针对材料编开放性的题目,可以编题,也可以改换题目、题型,然后再研究答案。教师要及时肯定和鼓励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的题目或答案,为学生创造更多自我意识的活动空间,营造创新的学习氛围,养成主动探究的习惯。2.2有效地借助社会实践活动

通过课堂内学习理论知识,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边深入实践,边探索研究,亲身体会研究的感受,培养学生主动探究的意识,掌握正确的探究方法,将知识内化为内在经验,外化为个人行为,最终解决问题。这也是一种研究性学习方式。例如,学习教材内容“依法保护人类共有的家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和基本国策”时,可联系本校、本地区的实际,采用实地参观、劳动实践、访谈等多种活动形式,作“本地区(本校)存在的环境问题及对策”的专题研究。学生通过亲身实践获得真实体验,通过探究获得直接经验,从中学会自主学习、勤于动手,培养了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实践活动,不仅促使研究性学习方式在教学中的实施,也适应了中考开放式命题考试的需要。例如,中考试题政治试卷中给出一幅图画:要求学生

回答“(1)中国环境保护法的寓意反映了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什么战略?(2)请围绕保护环境这个主题,设计2个有创意的宣传口号。(3)简要写出自己参加过的一次环保行动的过程。”这道问答题以环境问题作为背景材料,巧妙地设置问题,注重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针对这种开放性试题,在平时的教学中必须借助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积累感性材料,增强理性认识,做到“知识、能力、情感”三结合,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在借助社会实践活动进一步开展研究性学习方式的过程中,教师不能包办替代,又不能顺其自然,放任自流,而应参与其中,积极指导。注意把握研究课题的选择,指导学生制定课题研究的计划或方案,推进课题研究的深入开展,促成研究成果质量的提高,正确评价学生的研究成果,最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研究水平。

2.3总结与交流

学生将研究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分析与概括，从中找出有价值的东西，得出自己的结论，提出自己的建议或看法可先用书面材料和口头报告材料的形式落实下来，然后通过各种形式进行表达和交流，如课堂讨论和辩论、撰写思想政治小论文等。思想政治小论文是总结课题成果，进行总结交流的基本形式。撰写政治小论文是一种综合素质的训

练，也是开展政治课研究性学习的重要内容。撰写思想政治小论文是一项能力要求很高的研究性学习方式，它要求学生针对相关的政治理论各抒己见。因此，在指导学生撰写小论文时，需要教师引导学生详尽的搜集可靠的资料，并对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选择，然后按内在逻辑整理成文。最后组织学生，利用课堂这块主阵地进行论文答辩，培养他们思想的深刻性和思维的灵活性。学生的研究成果不一定要有重大的发现，不一定十分成熟，但对学生本人来说必须是新颖的、创新的和科学的。

开展政治课研究性学习是对传统的接受式学习的一种改革，是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新教育观念在政治课教学中的体现。因此，在开展政治课研究性学习中必须充分体现研究性学习的本质特征。

【参考文献】

[1]张 健 徐文龙，《中国教育新走向——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展望》，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2]张 华，《课程与教学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3]刘婉华 罗朝猛，《聚焦研究性学习——从理论到实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4]胡兴松，《思想政治课研究性学习课程实施方案》，《中学

政治教学参考》2002．Z1；

[5]毕作勤 刘 强 王绪东，《研究性学习与学科课程的整合》，《中国教育学刊》，2003．4；

[6]童光慧，《研究性学习在政治教学中的应用》。地址：全椒县十字中学

姓名：张兴萍

性别： 女

年龄：31岁

学历：本科

职称：中二

邮编：239514 联系电话：*** 邮箱：xchj199771@126.com

第五篇：台州传统文化在城市雕塑中的运用研究

台州传统文化在城市雕塑中的运用研究

2012-5-10 《台州传统文化在城市雕塑中的运用研究》是台州学院刘爱武负责完成的2010年台州市社科联研究课题（课题编号：10YZS13）。课题深入挖掘台州传统文化的同时，结合台州城市雕塑发展所处的现状，提出台州城市雕塑发展当突出台州的历史文脉、地域风情和时代主题。主要观点如下：

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民族或地区的“身份证”、“护照”，是各民族各地区对人类的贡献。任何一个文化中都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资源，有待于人们去发现和认识，保护、利用与开发，一个地区的文明，是文化资源、文化氛围、文化发展的文明。让传统文化走出困境，重放光彩也是当下文化发展的主要话题。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张新建曾说：“走向现代文明，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不能以牺牲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为代价，如果是以这个为代价的话，那么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讲，乃至世界民族发展，都是一个悲剧。”

一、台州城市雕塑的现状

台州从2006年开始推行“百分之一文化计划”，也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大陆城市唯一的一个试行百分比公共艺术政策的城市。这项计划启动后，台州城市雕塑无论在数量规模还是艺术价值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对提升台州的文化品味、营造美好城市环境、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广大市民的喜爱与支持。同时台州的城市雕塑建设问题也进一步显现——千城一面、缺乏鲜明的城市个性和特色的现象逐渐凸显。在现有的城市雕塑建设中，我们很少能看到体现台州本土文化和传统历史文化精神面貌的作品，如何利用城市雕塑来塑造台州文化形象，将台州传统文化和艺术融入城市建设，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二、台州传统文化在城市雕塑中的体现

（一）台州城市雕塑中地方历史文化特色表现

地方传统文化艺术是在当地特定的历史、宗教和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一种独特艺术，是当地人们所耳闻目染的最熟悉的事物，也是当地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精神支柱。地方文化资源所蕴涵的审美成分和它自身的本体成分,是任何其他艺术所无法替代的,失去了这种地方文化资源，就等于失去了这个地区最具个性特点的文化精髓。

唐朝时期，台州虽处海天一隅，但有数百位诗人曾游历栖居于此，并留下了众多吟咏台州的杰作佳篇。在台州经济开发区葭沚泾文化长廊一段，有一组 “唐诗之路”的系列景观雕塑。这组系列景观雕塑，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十位诗人，他们中有“唐诗三杰”李白、杜甫、白居易，有台州文化的启蒙者郑虔，有“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有著名的山水诗人孟浩然等。该组作品中诗人形象与诗句并列，如同一幅历史长卷，教人犹如置身历史长河，现场聆听大师的清吟慢诵,将台州的过去娓娓道来……把休闲散步与观景品诗结合起来,把文化和艺术结合起来,形成了历史题材雕塑作品和游客休闲鉴赏的互动。市民、游人可以一边欣赏诗人的艺术形象，一边诵读诗人留下吟咏台州山水的佳句，了解唐诗中蕴含的台州文化和描绘的台州山水，一方面说明了台州山水之魅力，另一方面彰显了台州文化之底蕴，可以说是城市雕塑建设中的上佳作品。

（二）台州城市雕塑中传统民俗文化元素的运用

台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工艺和地方民俗。台州的传统工艺以新颖的创新设计，不拘一格的巧妙用材，精致细腻的工艺手法，带有浓郁的民间特色和地方风采。如“一绣三雕”（刺绣、石雕、木雕、玻雕）、干漆夹苎造像、翻簧竹雕、温岭米塑、船模、草麻编制品等一系列传统工艺，这些传统工艺传承悠久、技术精湛，有着迥异于其他地区的特色，有着极高的民俗价值和审美价值，特别是仙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针刺无骨花灯。

仙居针刺无骨花灯，其工艺源自唐代，整个花灯不用一根骨架，只以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纸张黏贴接合，再盖上全用绣花针刺出各种花纹图案的纸片，经13道精细工序制作而成。它最具特色的工艺特点一是针刺，所有灯面图案，均由刀针凿刺成口，经过透光留影而成；二是无骨，通身不用一根骨架，由大小不等，各种形状的纸质灯片黏结而成。仙居针刺无骨花灯的灯面图案浑然天成，质朴和谐，点亮后，色彩和光影艳丽而不失典雅，活泼而不失大方，具有雍容华贵的气度和气象万千的风情。由于缺乏骨架的支撑，仙居针刺无骨花灯一般体积不大，小巧玲珑，同时也由于摆脱了骨架的束缚，在造型上有着更大的自由，立面结构的细节层次，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仙居针刺无骨花灯具有空间感好，立体感强，立面变化丰富，结构细腻生动的特点，有“中华第一灯”之誉。

另外台州民俗节会多姿多彩，除了春节、元宵、清明、除夕等与全国多数地方大同小异的岁时习俗以外，台州还有不少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节庆活动。如温岭市农历七月初七的“小人节”，凡是有16岁以下孩子的家庭，都要扎纸亭、当街祭拜保平安，这在全国都是独此一家的特色民俗。再如椒江区的送大暑船、黄岩桔乡的放桔灯与间间亮、玉环坎门的鱼灯舞、路桥区的开年节及形式多样的“迎会”（庙会）等民俗节会活动都富有地域特色。

台州本土文化的形态，包括了本地居民的行为活动、本地民俗风情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形态和文化形态，带有强烈的地域性、综合性和概括性。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在价值观念、生活内容、行为方式等方面相互交融的程度越来越深，传承悠久的地域特色正面临丧失的危险。所以，台州城市雕塑建设的文化属性要求它应具有浓郁地域特质，要求本土文化的回归，要求体现出本土文化特点。只有反映了台州人们精神文化的雕塑才会真正被人们所认可与传颂。

三、台州城市雕塑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今天，无论是台州决策者，还是广大百姓，都越来越意识到台州形象的重要，在努力打造台州形象的热潮中，人们对台州雕塑也就有了更多更高的期待，而有关台州雕塑这一台州公共空间艺术作品的各式评说也纷至沓来。就普通百姓而言，可能对专业的雕塑艺术并不十分在行，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就没有发言权，因为城市雕塑不同于少数艺术家在艺术场馆内展示的个性化作品，它们属于台州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艺术作品，它们所面临的是来来往往的众人的目光，它们成为了公共环境的一部分，理所当然要接受公众的评判。所以，优秀的台州城市雕塑作品理应是亲近百姓的，应该有着浓厚的亲和力，能够唤起公众共鸣，而不是故作高深、故弄玄虚、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势，同时优秀的城市雕塑本身也会对广大市民的审美情趣起到潜移默化的熏陶与感染。实际上，这是公众评价台州雕塑优劣的基本标准之一。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台州雕塑绝不只是几件石头或其它材料堆积起来的作品，它更是一个台州精神的标志、一个时代的印记，是台州上空的光环。

因此，要解决台州城市雕塑地方文化特色缺乏的较突出现象，除了在借鉴雕塑设计、景观设计、公共艺术设计的研究成果，还必须充分挖掘、利用台州的地域特性和传统文化内涵，创造、创新台州城市雕塑的设计、规划理念。台州城市雕塑要在研究区域民族文化上下功夫，努力挖掘民族特色；要在研究地方历史上下功夫，努力发展台州特色文化。

首先，要加强对本地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分析，以城市雕塑的形式突出台州的历史文脉。台州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富，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种底蕴，为城市雕塑的规划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和内容。例如，台州几千年的区域文化如章安海洋文化、天台佛学文化、儒学民俗文化、南宗道学文化、古城文化等，完全可以规划几个区域，有步骤、有条理地用城市雕塑来展现这些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并形成特色的旅游资源。从古至今，台州籍或在此生活工作过的历史、文化名家也是不胜枚举，如智者大师创新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佛教天台宗，开启了江南道学内丹学派的张伯端，朱熹南宋时驻节台州，传播理学，使台州儒学文化得到进一步弘扬，明清时期的台州是以王阳明和黄宗羲、章学诚为代表的儒家心学与浙东史学文化重镇之一，对宋明理学有重大开拓和创设的明朝思想家方孝孺，明朝时期抗倭卫国的戚继光，以及沈莹、孙绰、顾欢、司马承祯、寒山、赵汝适、陈景沂、陈仁玉、陶宗仪、王士性、齐召南等历代大家。当代台州，理应传承发扬这些名家的思想、事迹，着重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体现地域文化特征与城市特征，并紧扣时代发展主题，选取独特的雕塑题材进行创作，形成合理的空间布局，增强台州城市的竞争力。

其次，城市雕塑建设要针对台州地域环境特征，努力研究台州人文风俗，力争反映城市的地域风情特色。传统地方文化资源是人们智慧的结晶，是地方历史文化的见证，人们长期在如画的自然环境中，造就了本地域灿烂的文化习俗。众多民俗文化题材，可以为广大艺术家的城雕艺术创作提供无穷灵感。雕塑建设上应注重对台州村落文化进行真理研究，依托各地民风、民俗和传统节日，创建一批各地民风、民俗特点的雕塑。充分挖掘、利用这些特色文化，达到传承地方文化资源的目的。台州传统工艺、舞蹈、戏剧、曲艺、杂技、建筑、民俗等资源众多，这些人文风俗资源里包含的适合艺术表现的元素异常丰富，像抽取仙居花灯、草麻编制品等元素以雕塑材料放大到十几、数十倍就完全可以形成极具震撼力的城市雕塑，一些民俗活动也可以用雕塑的形式展开表现其情节性、趣味性等。这方面可以吸收其他城市的雕塑艺术节的形式，组织、邀请一大批雕塑家、设计师等来台州考察、研究，并在限定的时间里创作出反映本土风情的雕塑方案，再从中遴选出比较好的方案实施制作。通过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台州区域文化和地方传统文化特色的城市雕塑，让台州民众感受台州优秀的文化精神，使台州地方文化资源得以发扬光大。

最后，城市雕塑建设要围绕时代发展旋律，紧扣城市的时代发展主题。解读台州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古人的智慧留给我们后人如此伟大的财富，而在新的世纪里，台州有了更新的发展和独特面貌，城市雕塑的建设也不能不把这一切反映出来，雕塑要把城市的文明和历史的记忆留存下来，描绘出一个台州的时代追求，凝聚起一个台州的精神，展示出一个台州的品位。作为新兴的滨海城市，台州的城市雕塑建设应加强地域文化分析，有针对性地、有侧重地对城市雕塑题材内容进行筛选、提炼，形成雕塑创作的核心主题，突出雕塑规划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独特的雕塑的地域特征；加强台州传统文化分析研究，注重体现地域文化特征与城市特征，增强与现代城市风格、空间形态的吻合，创作题材上提倡丰富多彩，创作手法提倡多样化，鼓励反映台州历史、文化、民俗、创新、和谐内容的艺术形式。在此过程中，通过实施精品工程，创作一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反映时代精神，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化精品，扩大台州文化影响力，利用雕塑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科学规划改善台州城市面貌，构筑特色城市印象，摆脱千城一面的现象，为台州民众打造一个较幸福、快乐、环保、低碳的生态和谐生活空间，并为其他城市的雕塑建设提供借鉴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