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技术侦查证据材料质证要点汇总

第一篇：最新技术侦查证据材料质证要点汇总

最新最全技术侦查证据材料质证要点汇总

编者按：技术侦查措施被新刑事诉讼法确定为正式的侦查措施并规定相关技术侦查证据材料必须经当庭举证、质证后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后，技术侦查证据材料的质证便成为刑事案件庭审质证的要点之一。笔者将在智豪律所刑事辩护工作中总结出的最全技术侦查证据材料质证要点汇总为此文，不当之处，敬请指正。要点1：《刑诉法》对技术侦查的适用采取诸多限制，其中之一即为技术侦查只能适用于特定的罪名。质证意见：若技术侦查适用案件涉及的罪名有误，则对该技术侦查证据材料的合法性有异议，且该证据属于非法证据，不能补正，依法应当排除。法律依据：《刑诉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第二百五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二百六十三条。

要点2：《刑诉法》对技术侦查的适用限制之一为技术侦查只能在刑事案件立案后适用。通常做法是将《立案决定书》的立案时间与《技术侦查措施决定书》的决定时间、技术侦查相关证据材料的形成时间做对比，认定两者时间的先后顺序。

质证意见：若技术侦查的适用时间早于立案前，则对该技术侦查证据材料的合法性有异议，且该证据属于非法证据，不能补正，依法应当排除。法律依据：《刑诉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第二百五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二百六十三条。

要点3：技术侦查材料必须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当辩护律师发现一审判决载明定案依据包含技术侦查，而一审开庭恰恰没有进行对技术侦查材料的举证、质证时，可以此作为上诉理由，要求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法律依据：《刑诉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七条。

要点4：检查案卷材料是否附《技术侦查措施决定书》。质证意见：若案卷材料未附《技术侦查措施决定书》，可认定技术侦查材料的合法性有异议，因此不排除本案系违法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要求检察院补正，否则，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应当排除。法律依据：《刑诉法》；《刑诉法解释》第一百八十条第三款；《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

要点5：检查技术侦查证据材料的相关内容是否与《技术侦查措施决定书》上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一致。

质证意见：若技术侦查执行中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与《技术侦查措施决定书》不一致，应当认为该证据材料收集程序不合法，在检察机关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或补正后，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法律依据：《刑诉法》第一百五十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第二百五十八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要点6：《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在对技术侦查的适用对象的规定更为严苛，明确规定只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与犯罪活动直接关联的人员。质证意见：若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案件技术侦查证据材料的内容能够反映出对与犯罪活动间接相关或者无关的人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可认定侦查机关违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法律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第二百五十五条。

要点7：检察院提供的技术侦查材料是否是原件，例如是否是电话录音原件还是书面转化材料，如果是仅提供书面转化材料，则真实性有异议。

质证意见：真实性有异议。仅有这一书面转化材料，没有相应的原件，因此无法排除该书面转化材料存在剪辑、增加、删改、与监听录音之间不一致，或者转化材料没有如实记录对被告人有利情形的情况。

法律依据：《刑诉法解释》第九十二、九十三条。

要点8：在查看技术侦查证据材料内容时，尤其是毒品案件辩护，要注重分析该证据材料内容是否明确提及被告人在本案中的涉案犯罪事实。若没有，可对该证据材料的关联性提出异议。

质证意见：关联性有异议。该技术侦查证据材料的内容并未提及本案相关犯罪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法律依据：《刑诉法解释》第九十二、九十三条。

要点9：技术侦查执行机关的层级是否属于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技术侦查执行部门。质证意见：如果不是，可针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的收集程序不合法，在检察机关不能补正和解释的情况下，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法律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第二百五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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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议网络证据保全公证一般质证要点

浅议网络证据保全公证一般质证要点

近年来，我国涉及网络著作权纠纷、交易服务纠纷、侵害他人隐私权、名誉权或商业秘密纠纷，以及网络域名归属纠纷等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是涉及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急剧增加。据山东法院统计，2010年上半年，山东法院共新收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达234％，呈现出“集中爆发、高幅增长”的态势，重点集中于“视频分享网站”传播影视作品、网吧传播影视作品、网络侵犯录音制品和文字作品著作权等三类纠纷。由于网络侵权具有即时性、多重性、易被篡改性等特性，绝大多数网络侵权案件的当事人只能借助网络证据保全公证，来主张、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网络证据保全公证，又称“涉网公证”，它有别于“网络公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品新副教授在 2004年2月24日《揭开“网络公证”的面纱》一文中指出：“涉网公证”是指公证程序中的某个步骤或环节通过互联网来实现，或者公证的对象与网络有关，它既没有突破传统公证的业务框架，也没有改变传统公证的性质和流程，仍属于传统公证的形式；而“网络公证”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要求有特定的网络公证机构，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对互联网上的电子身份、电子交易行为、数据文件等提供增强的认证和证明，以及证据保全等的公证行为。由于我国立法尚未明确规定电子证据的法律效力，“网络公证”还处于研讨时期、真正投入实践有待于技术和法律两个方面的完善，“涉网公证”就当然成为保全网络侵权证据最常见、最有效的方式。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涉网公证”亦处于起步阶段，“涉网公证”的制度、规范和队伍、物质建设尚不能适应网络的飞速发展，“涉网公证”存有瑕疵的现象难以避免，给司法实践带来一些困惑。因此，当律师作为网络侵权案件一方的代理人参与到诉讼中时，熟悉把握“涉网公证”庭审一般质证要点，对于保证案件审判质量，乃至促进“涉网公证”制度、规范和队伍建设，维护网络版权环境，推动我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都有着一定意义。

传统公证主要有五个方面的特征：⑴公证是由专门的机构和专职法律人员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证明活动；⑵公证机构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公证活动；⑶公证证明的对象是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⑷公证的标准是真实性、合法性；⑸公证证明具有特殊的法律效力。既然“涉网公证”属于传统公证的形式，它就应当具有上述传统公证的基本特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各地公证机关办理“涉网公证”的经验，以及个人办理“涉网公证”案件的体会，“涉网公证”庭审一般质证内容应以传统公证的基本特征为指导，主要把握以下几点：

1、公证步骤是否严密

我国公证实行的是实质性审查，不但要对事实的真实性做出证明，还负有对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核的责任。公证步骤严密是保证严格进行真实性、合法性审查的前提。因此，在对“涉网公证”庭审质证中，首先应对“涉网公证”公证书所载明的公证步骤是否严密进行辨析。

《司法部、国家版权局关于在查处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发挥公证作用的联合通知》（司发通[1994]070号、以下简称《联合通知》)第二条规定: 证据保全公证书应记明申请保全的时间、理由以及进行证据保全的时间、地点、方式等内容。保全证据时所拍摄的照片、录像带及实物、发票等，应在清单中列明。根据上述规定，“涉网公证”公证书应载明或附有：⑴整个上网及逐级进入各网页时间、过程的详细记载；⑵上网连接设备、连线服务商及所拨号码、联接过程的记录；⑶对每一步骤页面及其地址栏全部地址的打印；⑷打印网页与实际情形不同的点的说明等。在审查“涉网公证”公证书时，应依据《联合通知》上述规定，以及审查证明“涉网公证”网页事实真实性、合法性的特点，对“涉网公证”和所附材料进行认真审查。

另外，对涉外案件直接取证的，要注意查明有无经过使领馆认证的情况。

2、公证环境、方法是否恰当

（1）非局域网或特定计算机“涉网公证”，是否在公证机关使用公证机关的计算机办理。如果公证人员公证时在公证机关之外的场所使用申请人提供的电脑，在没有对电脑清洁度进行检查的情况下，保全的对象可能是申请人预设的网页。如申请人可通过对局域网的网关或防火墙进行设臵，使特定的网络地址发生改变，在公证员使用浏览器访问互联网时，公证员输入一个特定网址以为是在浏览互联网上的内容，实际上该计算机访问的是申请人局域网内部的某台计算机或者另外的网站。这样就非常容易使公证人员产生误解，无法确保公证事实的客观真实性。

（2）局域网或特定计算机“涉网公证”，是否尽可能采取了保障公证客观真实的措施。局域网内著作权侵权常见于网吧中，许多网吧在其自建的局域网内提供数量庞大的影视作品供顾客欣赏，而往往这些影视作品未经版权人许可。由于网吧特殊的社会性和局域网访问的局限性，通常公证人员和申请人来到网吧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登记上网，公证人员对操作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并采取恰当的方式对操作过程进行记录和储存。在对网吧“涉网公证”公证书中，应有以下基本记载或所附材料：取证前公证人员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制定的详细的操作流程；公证人员在网吧内任意指定一台空闲计算机由操作人操作；公证人员对操作过程的监督记录、储存方法；公证人员将储存设备带回公证处刻录、封存光盘过程的情况等。这些基本记载和所附材料才能较好地体现该“涉网公证”的客观真实性。

另外，为防止申请人或申请人聘请的人员可能在操作过程中加入影响事实的技术代码，不论是非局域网和特定计算机“涉网公证”流程操作、还是局域网和特定计算机“涉网公证”流程操作，都应由公证人员或公证人员专门聘请的技术人员完成或复核。

3、公证页面源代码和目标代码是否相同或相似

我国司法界在认定计算机软件是否侵权所采用的标准是按照创意/表达分离原则来进行的，对于“涉网公证”页面的侵权应以计算机软件的侵权标准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知监字第18号函中确定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认定的标准是：⑴对不同软件进行比较应该将源代码和目标代码进行实际比较，而不能仅比较程序的运行参数(变量)、界面和数据库结构，因为运行参数属于软件编制过程中的构思而非表达，界面是程序运行的结果、非程序本身，数据库结构不属于计算机软件；⑵不同环境下自动生成的程序代码不具有可比性。简言之即以构筑页面的代码是否相同或相似作为认定侵权的依据。如果仅将页面显示内容作为认定侵权的依据，而不审查构筑页面的代码，就很有可能将一些因巧合而导致雷同的作品认定为侵权作品。“涉网公证”页面代码保存可通过将页面代码打印或保存电子文档来实现。因此，对“涉网公证”公证书所附打印页面代码或电子文档应认真进行审查，并视情实际上网查验、比对。如发现疑点，应酌予进行抗辩性“涉网公证”，或申请法庭调查取证。

4、公证内容是否具体

（1）是否对公证网页网络服务的具体类型予以明确。根据提供网络服务内容的不同，网络服务提供者可分为连线服务（又称链接服务）提供者（ＩＳＰ）和内容服务提供者（ＩＣＰ）。连线服务仅提供连线、接入等物理基础设施服务；内容服务指提供大量各类作品、新闻信息内容等的网络服务。因两类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信息进行编辑控制的能力有所不同，其承担的法律责任亦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著作权纠纷解释》）第四条至第八条，对不同网络服务涉及网络侵犯著作权的责任分别做了具体规定。连线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因其对网络信息不具备编辑控制能力，对网络中上载或传播的具体信息内容并不知晓，对网络信息的合法性没有监控义务，因此对他人在网络上实施的侵权行为没有主观过错，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其仅在知道被连线网页存在权利瑕疵后，有立即停止对特定网站或网页的连线、防止侵害的扩大，以及提供第三方具体信息的义务。而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由于对网络信息具有一定的编辑控制能力，参与实施网络侵权或在明知侵权发生或者著作权人提出警告后不履行移除义务等，主观上具有过错，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另外，还应注意对非注册域名是否有证据表明系经营者的情况，对非注册域名但有证据表明系经营者的，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2）对于发表在网络上文字、绘画作品的侵权，是否有“权利声明”和“侵权事实”的证明。对于网络上发表的文字、绘画作品，依照《网络著作权纠纷解释》第三条的规定，除非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其它网络内容服务商可以不经作者的许可转载，但应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因此，如果属上述作品网络侵权，“涉网公证”应有发表作品网站、网页作出了的权利声明，以及转载网站、网页的侵权事实。

另外，还应注意“涉网公证”有无页面进入方式的记载，即是通过网站页面链接进入还是通过搜索引擎进入？有的作品被一些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复制后，仅仅放臵在自己的电脑中作为存档，而没有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下载的链接，但由于该电脑同时也是服务器，因而会被搜索引擎搜索到。如不能排除上述情况，侵权事实和侵权责任则不能准确确认。

5、公证管辖是否存在瑕疵

2006年7月1日起施行的《公证程序规则》（司法部令第103号）第十三条至第十六条规定：“公证机构应当在核定的执业区域内受理公证业务”；“公证事项由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受理”。“二个以上当事人共同申办同一公证事项的，可以共同到行为地、事实发生地或者其中一名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的公证机构申办”。“当事人向二个以上可以受理该公证事项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的，由最先受理申请的公证机构办理”。对违反《公证程序规则》上述管辖规定的公证机关所作出的“涉网公证”，被主张侵权人及其代理人可以此进行抗辩。但是，由于《公证程序规则》无公证机关违反执业区域及公证事项管辖的责任，以及相对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申请复查条款，被主张侵权人及其代理人以此申请公证机关对该“涉网公证”复查、或主张该“涉网公证”无效，尚无法规依据。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根据在法律后果阙如的情形下，具体如何适用法条属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原则，由法官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该“涉网公证”的证明效力。

第三篇：法院调取证据的质证

法院调取证据的质证

证据以当事人向法院提出为原则，法院调取为例外。法院调取证据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二是法院依职权主动调取。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限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则限于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因为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并不存在本应由当事人负举证责任变为由人民法院负举证责任的情形，人民法院并不因其依职权查证而变成代当事人举证，所以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不能必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也必须当庭出示，并由人民法院就调取该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由当事人进行质证。

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因举证不能，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仍应属于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支持其诉讼主张的证据。因为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对证据进行必要的调查，是弥补当事人调查能力不足的重要手段，因此，应当作为提出申请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交由相关当事人出示，并进行质证。对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在性质上同于法院依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法官也应当在庭审时出示，同时法官可就证据调查收集的过程、证据的内容等情况进行说明，由当事人相互间进行质疑和辩驳。根据任何证据未经法庭质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原则，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也必须在法庭上宣读、出示，不能作任何的解释更不能先行确认，当事人亦不得与法官就证据的合法性等问题询问和辩驳，法官也无需进行答辩。

依据指引：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7月24日)第三十八条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由申请调取证据的当事人在庭审中出示，并由当事人质证。

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由法庭出示，并可就调取该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听取当事人意见。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3月8日)

第三十一条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

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

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

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同样需要质证。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四十七条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五十一条 质证按下列顺序进行：

（一）原告出示证据，被告、第三人与原告进行质证；

（二）被告出示证据，原告、第三人与被告进行质证；

（三）第三人出示证据，原告、被告与第三人进行质证。

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作为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

人民法院依照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出示，听取当事人意见，并可就调查收集该证据的情况予以说明。

法院调取的证据亦需质证

民事审判实践中，有人认为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可信度大于当事人所举的证据，因此无需加以质证便可用作定案证据。其实，这种观点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悖。民事诉讼质证，是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由当事人就其举证和法院职权取证而获得的证据通过出示、辩论、询问等质证方式证明证据效力的一种诉讼制度。因此，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也需加以质证，其理由是：

证据质证是民事诉讼的法定程序。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六十六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可见，法庭对证据的辩论和质证，是审查证据的法定程序，是证据真实性的重要保证，任何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都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也不例外。

质证的目的是审查判断证据证明效力。因此，只要是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7类证据（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视听资料），无论是当事人提供的，还是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均应视为质证对象。任何证据只有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才具有证明力。不能排除一部分证据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审判人员工作不细致，办案水平不高等原因，造成取证有误或不实，进而被当事人所举证据加以否定的现象。司法实践中，这种现象时有发生。

只有将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交当事人互相质证，在当事人提出异议时，法官作出必要说明，消除当事人疑惑误解，这样才有利于实现程序合法和实体真实的民事诉讼目标。

第四篇：技术侦查

浅论技术侦查应用于职务犯罪侦查的适用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及特点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就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罪犯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窃听、秘密录象、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等。

1、技术侦查拥有全新的证据获取方式，有利于证据的保全和固定

在我国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影响下，职务犯罪也已经成为高智能型、高隐秘型的犯罪，犯罪的的手段层出不穷，犯罪获得的钱、物藏匿的越来越深、犯罪涉及到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因而现阶段侦查中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运用通常的侦查措施往往很难奏效。而技术侦查手段主要是监听电话、监视录像、秘密搜查、秘密拍照、对侦查对象定位追踪、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因为技术侦查获得证据和保存证据的方式特殊，所以相对于口供证据更加有利于对犯罪证据的及时保全和固定，这些证据能够客观、准确地为侦查破案提供第一手资料，也为分析案情和进一步侦破案件提供有力依据和指示方向。

2、技术侦查改变了现有侦查模式，使侦查变得多样化 现阶段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贿赂犯罪这种行动隐秘的案件，侦查方式基本上还停留在原始模式上，而且现今保护人权的呼声越加强烈，随着国家各种防止刑讯逼供的法规、政策的相继出台，在规范文明执法的同时，也使得检察机关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窘境。“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愈演愈烈，这种“挤牙膏”的侦查方式，其工作效率、社会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转换侦查模式，不仅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而

技术侦查正是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所产生的“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在结合过去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使侦查走向多样化，让证、供互相指引、互相佐证，拓宽侦查方向，提高破案效率。

二、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必要性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依然存在，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权力运行仍缺少完善的制约和监督。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使职务犯罪呈现智能化、专业化、隐蔽化、国际化等特点。一方面，犯罪分子作案隐蔽、串供、毁证、伪造证据、转移赃物等反侦查活动越加普遍，给检察机关侦查、取证造成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随着法律的普及，检察机关办案流程和方法的公开化、透明化，犯罪分子对抗司法的心理也越来越强，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对反渎反贪侦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检院的一系列规范性规定，更使得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了窘境。从司法体制上看，检察机关现行的管理体制使其难以抗拒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难以落到实处。受检察机关的双重管理机制所限，检察机关的经费来源和人事安排仍然要受制于地方政府，导致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遇到的阻力和干扰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受发展超前、法律滞后的影响，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使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查处工作面临困难。另外，基层检查机关侦查部门办案力量薄弱、侦察机制落后，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扭转。在这种新的执法环境下，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只能寻找新的侦查手段。

三、我国应对措施

1、检察机关必须设立独立的技术侦查系统

首先检察机关要建立独立的技术侦查系统，现今如果检察机关想要监听某嫌疑人的电话，只能寻求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公安机关的电话监听系统，但是公安机关隶属于政府，如果检察机关想要监听嫌疑人的电话不仅自己内部要进行审批，同时还有报请同级公安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审批后还要报请上级公安机关和上级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审批的过程十分繁琐，而且耗时太长，不但不能及时的进入监听工作，再上时间的审批过后，极有可能错过最佳的监听时机。使监听工作成为“想用时用不上，而能用时又没用了”的鸡肋手段。而且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在初查阶段，需要极高的保密性。这种长时间多部门的审批过程，存在较高的泄密隐患，而且也不符合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独立行使审查权的规定。因此检察机关应该建立独立的技术侦查系统，2、检察机关必须建立完善的技术侦查制度

运用技术侦查可能对公民的个人隐私构成威胁，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主要针对的是国家一些热点权利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这是一个范围较小的特殊群体。但每一个公民的隐私权都应该受到保护，所以检察机关对使用技术侦查应当建立严密的内部逐级审批制度，防止滥用职权行为发生；还要建立完善的技术侦查档案管理制度和报备制度，以备接受人大和有关部门的监督；更要建立严厉的惩罚措施，对滥用职权侵犯他人个人权利的人员一定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再则在办案人员申请技术侦查时应该提出被侦查人员可能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据，并不需要严格的定罪量刑证据，但也不能仅凭空穴来风就对被侦查人员采取技术侦查手段。笔者在基层检察院办案多年，其中在一次查办某开发区城建局案件时，在初期的侦查过程中发现该城建局每年都有大量的城建、绿化等工程招标，但因开发区财政紧张，所以经常拖欠中标公司工程款，不能按照合同规定时间给付，在我们对给付情况秘密进行整理之后发现，大部分中标公司都是在工程结束后1年左右才能得到尾款（不包含质保金），只有一小部分公司在工程结束后两三个月左右就结清了工程款，根据举报的线索和办案人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一小部分公司能够在短时间内拿到工程款，虽然没有获得不正当利

益，但是违反了该城建局正常给付方式，其中可能存在行受贿嫌疑。后来经过大量的取证，又对一些公司的负责人进行询问，有些负责人终于承认在得到全部工程款后，都以电话相约，送给该领导钱物。这也证实了我们初期的猜想。如上述案件，如果提请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在报请审批时应该说明报请的依据，就如此案优先得到工程款的公司虽然没有从中取得不正当利益，但是其优先取得工程款却违反了城建局正常给付方式。因此报请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还必须要有充分使用条件。

3、检察机关必须具备专业的技术侦查人员

随着科技强检工作的不断深入，技术侦查人才紧缺的问题更是凸现出来。尤其是基层检察院基本没有刑事侦查方面的人才,且侦查员结构不合理,掌握先进侦查技术难度大,检察机关缺乏大量的精通侦查技术的专业人员，也限制了技术侦查的运用。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把侦查技能培训纳入自侦科技工作范围，通过培训普及和提高侦查人员应用科学技术手段的能力，大力加强侦查人员的科技意识，使科学技术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的强化与持续发展具有坚实的基础。

四、结论

借鉴国外大量的反贪实践，技术侦查手段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采取的用于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在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中，极利于隐藏调查意图，采用秘密方式，使用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形式,最大程度保证证据真实客观，并有利于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做到快速出击，迅速查证，惩治腐败。由于其具有的秘密性、快速性、直接性，已然成为各国打击犯罪的威慑性力量。但是，技术侦查手段也是一柄双刃剑，很容易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使用必须在法律的规制之下，严格依照程序。遗憾的是，我国至今没有在职务犯罪侦查方面制定详细的、可依照执行的法律。我们应当以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契机，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指导，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立法技术与实践经验，积极建立并完善我国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制度。

东陵区人民检察院李栋

第五篇：技术侦查参考讲稿

时隔15年，刑事诉讼法——这部与公民权利息息相关、与打击犯罪密切相连的大法迎来了第二次大修。在全国人大公布的这次修正案草案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如何看待这次从无到有新增的技术侦查及其电子数据。

电话、摄像头、电子邮件、微博，这些记录人们日常行踪和隐私的信息平台的背后，可能还有一只“眼睛”——技术侦查。对于长期依赖口供的公安机关和反贪部门而言，这些“电子眼”技术究竟是“利剑”，还是“包袱”？对于期待社会和谐的普通大众而言，它们究竟是“福音”，还是“隐患”？当今社会已是科技时代，具有隐秘性、信息性、科技性的技术侦查，给我们带来了在隐私社会中如何防范“技术迷信”、保障公民权利的难题。

———— 草案规定 ————

我国于2000年加入《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5年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它们都规定缔约国在打击相关犯罪时可以使用“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等技术侦查措施。这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而言是一种国际环境的压力。

上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至今的这15年，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科技大进步的15年。这次草案增加技术侦查作为一节，反映了刑事诉讼法日益走向科技时代。全国人大在草案说明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况的变化，需要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同时，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滥用。侦查特殊类型的犯罪允许技术侦查

草案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草案在证据种类中增加规定了电子数据。通过技术侦查获得的电子数据，将作为“电子证据”或“科技证据”被采纳。电子数据，是以电子形式存在的用作证据的一切材料及其派生物，或者说是借助电子技术或电子设备而形成的一切证据。

侦查人员和相关人员有保密义务

为保障人权，草案规定，侦查人员对于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于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信息和事实材料，应当及时销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公安机关依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并对有关情况

予以保密。———— 专家说法 ————

针对我国非常严峻的“贪官外逃”现象以及日益攀升的“网络钓鱼”等诈骗案件，如何才能有效地通过侦查获得证据，控制犯罪嫌疑人？电话监听等方式在国外侦查犯罪中已经比较普遍，为什么我国刑事诉讼法现在才试图规定呢？

早期的技术侦查手段

在我国有关“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中，当时甚至采纳的半军事化的称谓，即“技术侦察措施”。该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对此作了扩大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根据有关解释，这些“技术侦察措施”主要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等专门技术手段。作为侦查犯罪最主要依据的基本法——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规定。

在实践中，自80年代晚期也开始使用测谎仪为侦查人员提供线索并协助办案。在一些非常重大的贪污贿赂案件中，检察机关经过审批程序也在公安机关协助下使用上述手段。

技术侦查为何边缘化

许多“技术侦察手段”在贪官外逃等案为什么会“失灵”呢？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教授领衔的课题组，通过各地调研发现，它们多限于国家安全和特别重大的一些案件，在职务犯罪案件中适用率并不高。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上述“技术侦察手段”，反而出于人权保障考虑，要求办案机关在立案以前不得采取强制措施，在初查阶段不得适用限制、剥夺人身自由及涉及财产权的强制性措施。其次，对于这些“技术侦察手段”，检察机关基本上处于一种“商请”、“借用”的状态，并主要由公安机关协助执行；在规范不详尽的情况下，它们担心一旦在执行中不慎重，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许多检察官认为：“与其惹来一身麻烦，不如不用。”

严重依赖口供的无奈和弊端

对于办案人员而言，技术侦查边缘化，“靠一支笔、一张纸、一张桌办案”，确是满腹无奈和心酸。当前许多犯罪都呈现隐蔽化、组织化、智能化、复合化，甚至国际化趋势。类似四川移动高管李某外逃案一样，由于缺乏技术侦查，办案机关很难发现和收集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实物证据，也很难发现其出逃的“计谋”和“路线”等。有检察官称：“有时只能看着贪官所乘坐的飞机在头上飞过去„„”侦查盗用网络信息的“网络钓鱼”这类犯罪，尤其是跨国情形的，没有先进的技术侦查，很难收集到相关证据。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应用研究中心奚玮研究员认为，对于缺乏证据和信息获取能力的侦查机关来说，不敢用、不能用技术侦查无疑是一个制度“瓶颈”，也迫使其不得不依赖于口供办案或者寻求其他机关协助。

在专家建议稿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刑事诉讼法学泰斗陈光中主张，技术侦查手段的法制化，既有利于加强其程序控制从而保障人权，也有利于追诉机关更好地利用这些手段控制犯罪，指控犯罪。

———— 立法建言 ————

技术侦查是“双刃剑”：可能是犯罪分子的“克星”，也可能是公民权利的“灾难”。在使用上稍有不慎，它们可能会严重侵犯相对人的人身、财产、隐私，乃至尊严。在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法国等国家，都有刑事诉讼法专门章节或特别法案规定监听等技术侦查手段，用来打击一些重大、复杂犯罪，同时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程序和救济措施。完善我国技术侦查，关键要坚持四个法制化原则。

重罪大案原则：不宜“大炮轰蚊子”

现代科技在诉讼程序中的应用并不是万能的。被称为万能技术的“DNA鉴定”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可能酿成错案。监听等技术侦查存在“误听”也不奇怪。美国在“911事件”后的《爱国者法案》曾扩大监听并为此遭受广泛批评。

在适用范围上，草案中“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容易成为“口袋”，应该附加对这类特殊情形的特殊审批程序。在操作中，还应坚持大案标准，具体可通过案情复杂程度、涉案数额、可能判处刑罚等综合界定，不宜“大炮轰蚊子”。必要性原则：防范“需要”的滥用

在适用条件上，草案中“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表述过于笼统，应贯彻必要性原则。在启动条件上可限定为：不适用该手段难以收集证据、达到侦查目的；侦查

部门必须经过初步的调查或侦查，掌握一定数量的线索和证据，证实嫌疑人具有确实的犯罪意图或者是正在实施犯罪，或该特定人员确实与案件有关。在结束条件上可限定为：收集到必要证据，达到适用强制措施的证据条件。

合法性原则：禁止超越法律之门

适用技术侦查应强调程序的法定性，同时明确程序违法的相关制裁规则和救济机制，尤其是确立犯罪嫌疑人的异议权和民事赔偿请求权。草案对于技术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应该专门拟定一条款，如同死刑案件中证据规定。“家是每个人的城堡”，不能以技术侦查的名义超越法律之门，侵犯公民隐私。在英国“窃听门”事件中，本应属于侦查措施的监听被其他部门滥用，其酿成的危机就是一个警醒。协同性原则：不宜“单打独斗”

适用技术侦查，必须在配套资金、科技装备、信息数据库和专门人才等方面有所保障。同时，我国电信、银行、出入境管理、服务业等机构，也应完善相关信息服务机制，实现与技术侦查的协同配合。对待测谎技术等技术侦查措施，不能迷信，不能强求，而应在明确其只是提供侦查线索前提下，迅速、及时收集其他证据，获得其他机构的支持。

“贪官外逃”案：技术侦查滞后

-案件回放

2010年3月，四川移动公司高管李某擅自离职，不知去向。据查，其可能取道香港潜逃到了加拿大。此前，国家审计署派小组进驻四川移动，并约见李某等谈话。根据报道，李某出逃之前有长达五年的“布局”，并陆续秘密地转走4.2亿元不明资产。许多老百姓抱怨，对李某这类贪腐时间长、多次遭遇举报的官员应该用监听等手段侦查其犯罪、预防其外逃。

“网络钓鱼”案：比电信诈骗更疯狂

2011年7月，江苏省昆山市某玩具公司报案称，有人盗用该公司电子邮箱向海外客户发送邮件，谎称公司原银行账号因故停用，让客户将货款汇至一香港的银行账号上。公司客户被诈骗货款3万余美元。相比电话、短信等诈骗而言，“网络钓鱼”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诈骗者利用欺骗性的电子邮件和伪造的Web站点等让受骗者“上钩”，使他们泄露信用卡号、账户和口令、社保编号等财务数据。

英国“窃听门”：挑战隐私的底限

2011年7月8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将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对即将关张的《世界新闻报》的一系列“窃听”丑闻进行调查。

伦敦警察局透露，背景复杂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了众多名人、政治家、军人，甚至“伦敦地铁爆炸案”遇难者家属的电话。受害者可能多达4000人。世界舆论大哗。监听一旦失控或被利用，不仅嘲弄了新闻的伦理，而且挑战了公民隐私的底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