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技巧庭审质证要点

第一篇：刑事辩护技巧庭审质证要点

刑事辩护技巧庭审质证要点

(一)对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词的庭审质证。

1、对被告人供词的庭审质证

庭审质证中，被告人的供词可划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始终供认不讳，庭审时供词与侦查起诉阶段供词相一致，且有其他证据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只有其它旁证材料证明被告人有罪，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三是在侦查及起诉阶段供词变化较大，其它旁证材料也难以确证。针对上述三种情况，辩护人在庭审质证时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种情况下，控方指控属实，辩护人应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不能为了质证而质证，故意发问以求庭审时控辩双方在举证、质证方式上的表面平衡;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下，辩护人则应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庭审发问及质证技巧以达到去伪存真之目的。在被告人自始至终拒绝交代起诉书所指控罪行时身为辩护人切不可因为在控方提供的其它证据材料中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材料，就认定被告人有罪而放弃发问或拒绝质证。须知这些旁证材料未经庭审质证，是不能直接作为定罪的证据的。因而，辩护人的职责就是充分利用庭审调查时赋予辩护人的发问权、质证权，挖掘被告人拒绝交代的合理成分。例如被告人拒绝承认自己有参与聚众斗殴事实，那么在庭审质证时就得提问被告人除自己拒不承认外，是否有其他现场证人或旁证材料能进一步证明，以及案中被告人与其他证明其有参与斗殴的证人及证据材料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案件真相通过庭审发问质证逐一明了，而不能在质证阶段不发问甚至站在控方角度指责被告人认罪态度差或要求被告人坦白交代。同样在被告人翻供或供词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除要充分注意被告人的翻供是否存在合理成分外，还要紧扣相关事实，通过发问与质证使被告人为何翻供的有利成分得到进一步阐明。特别是在被告人过去对犯罪事实已有过交代，但供词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务必要充分掌握庭审发问权、质证权，充分挖掘被告翻供的合理成份及原交代确实存在的与事实不符之处。

2、对同案犯供词的庭审质证

同案犯因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供词除与被告人的供词相一致的以外，辩护人均应持几分怀疑态度。特别是在被告人拒绝承认有罪，而同案犯证实其有罪，则更需通过庭审发问与质证，充分暴露同案犯供词不真实的一面。例如同样在聚众斗殴案件中，如出现同案犯指证被告人参与，就需要充分利用庭审发问与质证，通过发问与质证，否定同案犯的供词，并从同案犯的供词中发现其矛盾之处，抓住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素材。

3、质证时常见的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及对策

质证时控方存在瑕疵的证据材料常见的有：(l)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从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中获取的供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及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58条的规定。(2)审问未成年人时，没有妨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而不通知其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到场;审问聋哑犯罪嫌疑人没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讯问不能晓当地语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时，没有配备翻译人员;这些均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2条规定。(3)讯问笔录修改及更正或修改处没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签字或按指印，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4条规定。(4)对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的申辩和反证，侦查机关没有及时认真核查、依法处理，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68条规定，对上述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应明确指出其违法性，并按最高院“解释”第58条的规定，否定其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对证人证言的庭审质证

证人证言的质证程序，根据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分为证人出庭直接参与庭审质证及仅提供证人谈话笔录或书面证明质证。

1、对于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质证。要充分利用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机会，通过发问及质证，获取辩护素材。控方之所以让证人直接出庭作证，无非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起诉书所认定的事实。因此，控方证人出庭作证时一般都显得较为从容。对控方所提的问题一般回答得较为流畅。而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必须对控方证人所要证明的事实及其与案件其它相关证据材料的存在的内在联系做到较为全面的掌握，必须围绕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等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进行质证或发问，善于在证人前后矛盾或难以自圆其说的证言中找到突破口。如证人证言出现两难状态，则要巧设两难发问句。唯有动摇控方证人的自信心，才能判断证人出庭作证时说的是否属于客观事实。

2、对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质证。由于国情差异，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还属少数，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书面的形式作证，对书面证词，辩护人无法象证人出庭作证那样巧设发问句，然而，书面证词往往都是控方的谈话记录，由于控方取证人员的记录水平、方式的不一致，以及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人员进行取证，因此需要辩护人在控方移交法院的证词中，对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的证人证言进行逐句、逐段认真分析，综合判断，提出质证意见。如在开庭前就已发现证人证言有矛盾或隐含有利于被告人的内容，除向被害人调查取证需经控方批准外，辩护人也可庭前着手向该证人调查取证，或就有关疑点申请法院或控方取证。

3、证人证言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主要有：(l)对证人采取羁押措施取证，违反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142条规定。(2)由非侦查机关向证人调查取证所得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违反公安部“办案程序”第51条规定。(3)询问证人没有在证人单位、住宅或侦查机关办公室内进行，违反刑诉法第97条及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4)询问证人现场没有两名侦查人员，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0条及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8条规定。(5)询问未满18岁的证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没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3条规定。

(三)对被害人证言的质证

被害人的证言属刑事诉讼证据之一。但由于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的对立关系，被害人的证言往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当事人，案发时的一切唯有他是最清楚的见证人，此时被害人的证言就是最直接的证词。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被侵害对象，其证言又偏重于指控被告人，并往往作对自己有利的指控。因此，对被害人证词作为证据使用时，辩护人应从上述两方面进行把关、质证。在案件中被害人的供词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的应予认可;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时，在质证时应重点把握：(1)将被害人的证词与案卷中其它旁证材料相比较，指出被害人证词中关键事实、情节与其它证据的不同之处。(2)充分注意被害人证言前后矛盾或夸大其词之处。(3)充分注意被害人是否有意在作伪证。(4)案发时的客观条件是否与被害人陈述的情境相一致。

被害人证言质证明

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在犯罪嫌疑人不明确，让被害人进行辨认时，在侦查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七人，照片少于十张，在检察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五人，照片少于五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51条、最高检《规则》第193条的规定。(2)单一将被害人证言作为起诉依据，并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违反《刑诉法》第61条规定。

(四)对鉴定结论的质证

刑事案件中较为常见的鉴定结论有：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笔迹鉴定、化学鉴定、会计鉴定、技术鉴定等。一般为涉及需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结论的，均需有权威中介部门提供书面鉴定结论。但是，基于鉴定人员的技术水平及鉴定内容的复杂程度，司法实践中有关鉴定结论出现失误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因此，辩护人在承接刑事个案中，千万不能看到鉴定结论，就认为该案已作定论。特别是遇到唯有以鉴定结论定性的时候，更应持合理怀疑的态度。辩护人若囿于自身知识的有限，应在庭前就鉴定结论中的有关问题向专家咨询。必要时可要求控方或法院依法进行重新鉴定。如果在庭审中才发现鉴定结论存在的问题，那么应在庭审中进行质证，所出不同意见，或要求进行重新鉴定(必须具有充足理由)。

鉴定结论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只有单位盖章，没有鉴定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2)人身伤害的医学重新鉴定及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没有到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进行鉴定，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3)没有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剥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申请补充鉴定及重新鉴定权，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4)检察机关对一些专业性问题需要鉴定时没有及时向鉴定人送交有关检材的比对样本等原始材料，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82条规定。(5)鉴定结论没有两名以上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38条的规定。

(五)对勘验检查笔录的质证

现场勘查及检查笔录是由侦查人员从案发现场绘制的。一般应认定具有法律的效力。可作证据使用。但作为现场勘验笔录同样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或受到勘验人员的经验、程序、知识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某些侦查人员在侦查终结后补写现场勘验笔录的情况。因此，作为间接证据的现场勘验笔录也同样存在去伪存真的问题。

勘验、检查笔录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搜查时没有被搜查人及其家属或其他证人在场，并由他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刑诉法》第113条规定。(2)勘验时没有两名与案件无关的证人在现场见证，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9条规定。(3)检察院决定解剖死因不明尸体时，没有通知死者家属在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50条规定。

(六)对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的质证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是新《刑诉法》实施以后的事。当事人私下取得的录音、录像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在控方将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时，获取手段是否合法应在庭审质证时予以充分注意。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录音、录像没有与原物核对无误或经鉴定证明真实，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3)影视材料没有附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制作人签名、盖章，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七)对物证、书证和质证

物证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反映案件事实真相的书面材料或其它物质材料，通常以文字、图表、符号等表示。特证和书证具有客观性，控方以物证、书证举证一般不会出现造假(书证、物证本身就系伪造的除外)，需要质证之外主要在于控方在取证程序上有否存在错误。

物证、书证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扣押的物品没有见证人、持有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15条规定。(2)检察机关对于扣押的金银、文物、名贵字画、违禁品以及其它不易辨别真伪的贵重物品没有及时鉴定，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70条规定。(3)检察机关组织辨认人对同一物品进行辨认时，每名辨认人没有单独时行，违反了最高检《规则》第193条规定。(4)公安机关向有关部门调取物证及书面证据时，没有被调取单位或个人在《调取证据通知书》及书面证据材料上签字，违反公安部《解释》第53条规定。(5)侦查机关提供的书证复印件或物证照片没有制作过程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说明，违反公安部《规定》第53条及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第二篇：刑事案件庭审辩护技巧归纳沈阳刑事辩护刘强律师

刑事案件关系到被告人的生命和自由，与普通民事、商事案件相比，对律师的法律素养、责任心、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律师事务所的规范化程度、知名度和专业化分工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的律师制度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发展，律师队伍的数量逐年增加，能够给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群体数量是增加了，但是绝大部分律师(90%以上)的专业化分工不明显，犹如“万金油”般什么案子都干、什么案子都接，论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律师事务所案源有限，案子少生存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挑战，怎么去走专业化路线?因为专业化意味着只研究和处理某一类型的案件，这犹如社区医院门诊大夫和专业医院专科大夫的区别一样，一个是什么都能处理点，一个是只在某一方面投入全部的精力。小律师所为了生存必须来者不拒，甚至为了接一个案子刻意降低收费或者给当事人以不切实际的承诺，在当事人委托之后又找出各种理由收取费用，委托时的承诺自然也就不会实现了。作为一个专业刑事辩护律师，根据多年从业经历和具体刑事案件辩护工作中总结归纳出以下几点辩护技巧，作为本人的心得体会，希望能够给有志于专门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同行们一点参考。当然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为了被告人的生命和自由，路漫漫其修远兮，让我们以一颗法律人的良心来共勉!辽宁专业刑事律师刘强

一、要善于准确归纳并找出辩护的法定理由。

律师凭什么为被告辩护?我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律师担任刑事案件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也作了内容相同的规定，只不过是该规定不仅对律师适用，对非律师的其他辩护人也同样适用。对于律师辩护的法定理由，我归纳出以下四类。

1、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法定理由。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可作“无罪辩护”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情形大致有三种： 一是刑法不认为犯罪的: ①《刑法》第三条法无明文不为罪，②《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为罪，③《刑法》第十六条“不可抗力”或“不能预见”原因造成的危害行为不为罪;④《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证据不足”的无罪推定;二是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 ①如《刑法》第十六条年龄方面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②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除犯故意杀人、故意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强奸、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项罪名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③《刑法》第十八条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④《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⑤《刑法》第二十一条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三是刑法不予追究的: ①《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②《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自诉案件受害人不起诉或撤回起诉的，不予追究。

2、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辩护的法定理由。在犯罪主体刑事责任能力方面的有： ①年龄方面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岁的，②精神方面间歇性精神病人，生理方面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③在主观方面恶性程度较小的有：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等;④在犯罪作用方面较小的有：从犯、胁从犯;⑤在犯罪后将功折罪的表现有：自首、立功等。

⑥此外，还有一些特殊规定，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国外受过刑罚的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⑦《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处罚;⑧《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人或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等。

3、罪轻辩护的法定理由。通过此罪与彼罪之辩改变定性，将重罪辩成轻罪，最终提出罪轻辩护观点。主要有：

①一是主观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将故意杀人罪辩成过失杀人罪：

②二是单一主体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公职人员的贪污罪辩成非公职人员的职务侵占罪;③三是单一主体变成双重主体，例如将自然人犯罪辩成单位犯罪，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是对单位适用财产刑，对自然人则刑减一等，特别是没有死刑;④四是时间差上的罪轻，《刑法》第十二条规定，以修订后的《刑法》实施日1997年10月1日为界，在此前所犯罪行，按从旧兼从轻原则处理;⑥五是多人犯罪中的罪轻，如前所述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团中的从犯、胁从犯;⑦六是多罪中的罪轻，根据数罪并罚原理，将数罪辩成一罪，以达到罪轻而从轻、减轻处罚的目的。

4、注重抗辩从重处罚的理由。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有：

①《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教唆犯，②《刑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规定的累犯。实践中公诉人要求酌定从重处罚的还有：(1)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相对于主犯，(2)教唆犯相对于被教唆犯，(3)惯犯相对于偶犯，(4)受过刑事处罚的人重新犯罪(又不构成累犯)相对于初犯，(5)拒不如实坦白供述罪行的，(6)拒不退赃或拒不交代赃款去向的。

二、不要忽视对被告有利的酌定情节。

相对于法定情节而言，酌定情节指的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依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可以酌情考虑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随着公诉人队伍素质的普遍提高，起诉书和公诉词的水平越来越高，有人甚至赞扬它是向罪犯宣战的檄文。对一些可以或应当从轻、减轻被告处罚的法定情节，如年龄未满十八周岁、从犯、立功等，起诉书和公诉词一般都能客观认定，公诉人还利用法庭辩论阶段先于律师发言的机会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让律师独做“好人”的趋势。很多律师越来越感到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都让公诉人先说了，除了在法庭上向公诉人“致谢”外，没有留下什么可让律师说的了。我则不以为然，我认为遇到上述情况时，可以在简单表达认同公诉人(但千万不可讲向公诉人“致谢”的话)发表的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的基础上，腾出更多辩护时间和篇幅多说有利于被告的酌定情节。下面，我简单罗列一下辩护中常作辩题的酌定情节，并借助法院已公开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判决的先例，加以说明。

1、性质上的酌定情节。从法理上讲，相对于直接故意的间接故意，相对于积极作为的消极不作为，都是司法实践中经常考虑的从轻处罚酌定情节。例如，司法实践中同是受贿罪，对被动收贿者的处罚往往轻于主动索贿者，间接故意杀人的处罚也轻于直接故意杀人。

2、主观恶性程度的酌定情节。民事纠纷引出的刑事犯罪相对于偶发的刑事犯罪，突发性犯罪相对于预谋性犯罪，出于义愤的犯罪相对于无缘无故的犯罪，处罚都轻重有别。

3、犯罪后因交代罪行或退赃而形成的酌定情节。例如，湛江走私受贿案中市委书记陈同庆受贿110万元，茂名海关关长杨洪中受贿180万元，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法院考虑他们积极退赃，两人都被判了死缓，让陈同庆和杨洪中“捡回一条命”。又如，陈同庆之子陈励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数额特别巨本该判处死刑，但法院以其“案发后投案自首并坦白交代罪行”为由，轻判其死缓，留其一命。

4、犯罪次数上的酌定情节。相对于惯犯的偶犯，相对于累犯的初犯，都是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

5、实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节。湛江走私案中，副市长杨衢青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本该判死刑，法院考虑其“并非走私货主”，乃轻判其死缓。

6、量刑平衡方面的酌定情节。我国黾未实施判例法，但法院往往都要考虑上级法院和本院对同类案件的量刑，还要考虑同案各被告如何拉开档次的问题。例如，湛江走私案，省市两级法院的判决书认定林春华、姜连生、张瑞泉均是主犯，但同时又认定姜连生的犯罪作用较林春华为次，张瑞泉的犯罪作用又比姜连生稍次，结果判处林春华死刑、姜连生死缓、张瑞泉无期徒刑。我们评价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将主犯分成“严重的主犯”、“一般的主犯”、“次要的主犯”等三种情形，量刑拉开了档次。其他案件对从犯按排名顺序拉开量刑档次，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是将从犯分成了“严重的从犯”“一般的从犯”“次要的从犯”等多种情形。这也是刑事案件中，为何常出现主犯之间量刑不同、从犯之间量刑也不同的原因。

7、可免牢狱之苦的酌定情节。只要被告不会继续发生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量刑时可判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辩护律师可建议法院判缓刑;对于《刑法》分则条款有管制刑的，辩护律师可建议法院判管制刑。

除上所述外，我国《刑法》第六十三条还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虽不常用，但辩护律师仍不可忽视。

三、要敢辩、善辩和明辩。

敢辩与善辩、明辩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敢辩而不善辩，就会造成辩护可听不可取;善辩而不敢辩，人们听来会感觉辩护观点圆滑有余，份量不足;善辩而不明辩，其辩护结果则让人不知所言何意，所指何物。若把敢辩、善辩、明辩结合在一起，则会让人感知你的辩护既有独立见解，又言词得体，更是目标明确。据我所知，当事人对辩护律师最有意见的是不敢辩，最抱怨的是不明辩，最挑剔的则是不善辩。

先谈敢辩。所谓敢辩，就是敢于讲出或写出辩护律师与众不同并与控方分歧很大的独立见解。把死罪辩成无罪，把重罪辩成轻罪，把同行公认为没有办法辩的案件辩得头头是道，这都是敢辩的表现。

再谈谈善辩问题。常看到审判长在法庭上这样打断或制止律师的发言：“请辩护人注意不要重复”或“请辩护人注意表达方式”等等，个别的出现过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辩论是否恰当而发生争执的现象。

有人问我，张子强团伙案辩护最难的是什么?我回答：是讲司法管辖权问题。一方面，众所周知，张子强团伙案尚未开庭公审，香港传媒就对“司法管辖权”问题进行炒作，有的被告在香港亦聘请了一流的律师，被告的亲属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如果对“司法管辖权”问题一声不吭，就无法向被告及其亲属乃至旁听的人有个交代;另一方面，该案是通天大案，中央和省市领导都关注，如果将“司法管辖权”说多了或说的方式不当，上级有关部门无法接受，在法庭上直言内地法院无管辖权还可能薄了审判人员的面子，造成审辩对立于辩不利。这就有个如何把握分寸讲“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当时就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就司法管辖权问题先后给市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送了一份5000字的分析报告，建议将案件移送香港处理;二是在法庭辩论中，用少量篇幅简明扼要地指出该案“犯罪后果地”在香港，该团伙中叶继欢等人在香港仅判轻刑，建议法院从内地与香港定罪量刑轻重有别的角度考虑，要么将全部案犯移交香港处理，要么则将全部案犯移交广州法院审判。这样一来，台下的人认为大胆地讲了很多律师不敢讲的司法管辖权问题，被告及其亲属对律师的态度由将信将疑转变为完全信任;台上的人又认为讲的在理，上级领导、审判人员、公诉人都评价作的辩护最好。

最后讲明辩问题。有的辩护人说了半天，台上的人不知所言，台下的人听着昏昏欲睡，而有的辩护人发言，全场静气，人人注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这就看辩护人是否抓住了要害，是否提出了明确的辩护意见。例如，某共同犯罪案中，起诉书认定某被告是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该被告的辩护律师念了《刑法》第二十七条有关从犯如何处罚的规定，他长篇大论说被告罪行轻得很，从轻处罚是不够的，但直到发言完毕，还未讲明既然对他的被告从轻处罚不够，应如何处罚。其实，《刑法》对从犯的处罚方式有三种，一是从轻，二是减轻，三是免除处罚，既然从轻处罚不够，而该案被告免除处罚又不可能，辩护律师就应直截了当地提出“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不宜东拉西扯，搞得法官和听众不知所言何物。

《刑法》上有的条文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三者兼而有之，或三者仅有其一二，但立法表述在顺序上有讲究的，我们就应考虑相应的辩护意见。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中国领域外犯罪的，“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罪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里“免除处罚”摆在“减轻处罚”之前，律师为此类被告辩护，就可提出请求法院优先考虑“免除处罚。”

《刑法》上有的条文在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方面，用的是“可以”或“应当”，律师对于是“应当”而非“可以”的，就应当明确指出，以期判决对被告有利。

四、切忌歪辩、乱辩和错辩。

所谓歪辩，就是歪曲事实、曲解法律、颠倒是非的辩护。举个例子讲，在某特大走私案中，公诉人指控被告的走私行为冲击了国内市场，给国内同类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害。而某辩护律师居然说，封闭国内市场不利于我国企业开展国际竞争，被告的走私行为让老百姓受到价格优惠，以较少的钱购更多的物，因此这种走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益无害的，甚至走在了开放市场的前头……辩护律师这种“走私有功论”的辩解，显然就是一种歪辩。如此歪辩，不仅公诉人、法官无法接受，连被告及其亲属也认为是徒劳的无聊辩护。

那么，什么又是乱辩呢?简言之，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辩护就是乱辩。乱辩常见的情形有：前面才说他的被告不构成犯罪，后面又说他的被告是从犯，其错误表现在忽视了从犯的前提是构成犯罪;刚说全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跟着又说对他的被告定罪证据如何不充分，事实如何不清楚，甚至定性如何不准确，这种错误表现在无视他的被告所作所为是全案的组成部分。

至于错辩，简言之是指错误的辩护。这类辩护本意也许是好的，但方式不对，结果则恰得其反。例如，在某特大绑架犯罪案辩护过程中，有几位辩护律师为了使其被告受到较轻处罚，本想说他的被告是如何的罪轻，可能是没有找到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结果他说相对本案的犯罪集团中的首犯XX，他的被告所作甚少，所得甚少。结果马上被主犯的辩护律定，因为起诉书认定该案是一般共同犯罪，没有认定是集团犯罪，也没有认定谁是首要分子，该律师将一般共同犯罪说成是严重的集团犯罪，将“主犯”说成是“首犯”，可能加重全案被告的处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辩护人职责

五、律师辩护应尊重委托人或被告意见。

违背被告意志辩护常见的情况有：被告要求作无罪辩护，而辩护人坚持作有罪但罪轻的辩护;被告要求作改变定性之辩，而辩护人坚持按起诉之罪作罪轻之辩。在某些律师看来，律师的辩护地位是独立的，可以不受被告或委托人意志约束。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律师的辩护权产生于被告或被告近亲属之委托(最终得到被告确认)，而《律师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委托人可以拒绝律师为其继续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但“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这就表明，律师要拒绝为被告辩护必须要有“正当理由”，而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并不需要“正当理由”，委托人或被告有权以律师辩护不符合本人意志为由拒绝律师辩护。当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时，律师的辩护权即告终止，所以律师的辩护地位并非独立。

以我体会，律师为被告辩护，应先征询被告意见，或将律师的辩护思路与被告沟通商量，达成共识;律师在开庭前，应拟出辩护词初稿征求被告及委托人的意见，在法庭调查质证后对辩护词作重大改变的，应再次交被告确认后方可呈送法院。

至于偶尔遇到被告与律师辩护意见不一的问题，我认为只要充分与被告沟通，绝大多数被告都会接受律师的辩护意见，或经反复沟通形成共识。若律师与被告对辩护意见有原则分歧，虽经沟通无法形成共识，则可建议被告另行委托辩护人，切不可在法庭上强行发表被告不能接受的辩护意见，否则被告在法庭上向审判长表明不同意乃至坚决反对律师辩护意见，甚至当庭拒绝律师辩护，对律师执业声誉也是有害无益的。沈阳刘强律师团队整理

第三篇：小议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技巧

小议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技巧

这是2006年的一篇文章 虽然现在有些法律略有修改 但文章中许多经验还是非常值得后辈学习

【内容提要】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律师的刑事辩护业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审判制度的改变，律师在刑事辩护业务中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刑事辩护律师的充分作用，这就需要掌握一定的辩护技巧。本文试从作者几年的刑事辩护业务实践出发，来谈谈自已的一些对于刑事辩护的技巧感想。

【关键词】业务技巧 调查取证权 质证技巧 庭审质证

律师担任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人，这是一项最基本的律师业务。辩护人的责任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与实施为律师充分施展辩护才能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律师辩护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真正有效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业务的熟练掌握与工作技巧占十分关键的地位，作为辩护人自身必须进行深入研究。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掌握或没有很好掌握辩护技巧的辩护人，能够从容地坐在辩护席上为被告人进行有效的辩护。笔者根据自身办案实践，就辩护律师在刑辩业务中需要注意的要点和技巧作一些总结和探讨。

一、律师介入刑事侦察阶段的业务技巧。

作为一名律师，和许多同行一样，我经常为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介入难而感到困惑，有时会受到一些冷遇甚至非难，但是我们不应知难而退，而是应付出更多的努力，克服困难圆满完成前期介入的工作任务。回忆自己的经历，我感触最深的是，身为一名律师，一定要敢于理直气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呢？我的体会是：

1、对有关律师在诉讼中享有的权利的法律规定要熟知。

我曾经在个别侦查人员的非难面前无言以对，其原因不是因为“尊重”司法人员而不愿抗辩，而是由于对法律生疏难以应对。可见要熟练运用法律就必须先熟悉法律。随着刑诉法的实施，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和规定。作为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服务，我认为应熟练掌握的司法文件主要有：国家六部委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司法部制定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在上述司法文件中，有以下两方面规定我们应当熟记。

第一、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本人或者其亲属的委托后，可以行使四项诉讼权利。

1、向侦查机关办案人员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2、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申请”，根据侦查机关的安排（办案机关应在48小时内，五种重大复杂案件在5日内决定），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有权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这项权利是刑诉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和《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的。除此之外，律师还可以了解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行使诉讼权利等情况；

3、征求犯罪嫌疑人的意见，决定是否代其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意见和控告材料；

4、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向侦查机关申请取保候审，或者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时，向侦查机关要求解除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在七日内答复。

第二、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享有八项诉讼权利也应熟记，因为律师应当向犯罪嫌疑人告知这些权利并作出解释。这八项诉讼权利是：

1、有权聘请一至二名律师；

2、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3、有权核对讯问笔录。对有遗漏或者差错的记载提出补充或者改正；

4、有权请求自行书写供述，侦查人员应当准许；

5、有权进行无罪辩解，或者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意见；

6、有权向律师反映案件情况；

7、有权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控告；

8、有权在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时，向侦查机关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以上权利规定在刑诉法第七十五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和第九十六条。

2、对应享有的诉讼权利要积极行使。

律师行使权利在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些障碍，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在业务实践中，我始终坚持耐心说服、积极申辩、有理有节的原则，积极而全面地行使律师的诉讼权利。

其一，对不予配合的个别侦查人员，我采取晓之以法，耐心说服的方法。面对“再谈案情就终止你的会见”的警示，我一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受委托律师的诉讼权利”法条，一边向侦查人员说明“如果不介入案情，律师就无法帮助嫌疑人申诉，无法提供法律服务，允许律师了解案情，是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请你配合我的工作”。于是我终于顺利会见了犯罪嫌疑人。

其二，如遇个别对律师抱有偏见的侦查人员不依法办事时，我们应采取积极申辩、据理力争的办法。比如遇以“案情复杂”而拒绝安排会见的情况，或有的侦查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在两个律师所请律师的情况需请示后再答复”，每遇这类情况，我们应及时向该办案机关分管领导提出书面意见，力陈剥夺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危害和律师配合侦查、维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意义。一次没有回音，就再申请，直至得到许可为止。

此外，律师既要敢于行使诉讼权利，还要善于行使诉讼权利，要做到有理有节。

3、行使诉讼权利要严守法度。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刑事业务风险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陷阱，在侦查阶段介入的律师更要百倍警惕。长期的业务实践使我认识到，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服务的律师在行使诉讼权利时，要谨记“守法”二字，惟此才能消除风险。具体表现在：

一是不能超越权利范围。有些律师“积极”介入侦查，与侦查机关同时开展调查，甚至同时搜集证据，错误地认为要与侦查人员抢时间。殊不知律师此时不是“辩护人”的身份，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与“辩护权”有区别，这种干扰司法侦查活动的调查取证行为是法律不允许的。

二是不能违反会见纪律。有些律师为了体现“服务周到”，违反监所管理规定和会见纪律，在犯罪嫌疑人和其亲属之间互通案件信息，或者传送违规物品，或者诱导犯罪嫌疑人作虚假陈述，这是严重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必须禁止。

三是不能泄露秘密。对办案过程中了解到的国家机密、案件秘密、当事人隐私，律师要自觉保守，不能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向任何人泄露出去。

二、律师在审前程序中如何行使调查取证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律师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指律师在承办刑事案件过程中，调取、收集、核实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等证据材料的权利。赋予律师在审前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其程序上的意义在于：首先有利于增强刑辩律师出庭抗辩能力。对抗式程序控方和辩方的对抗，实质上就是检察官与律师的对抗与争辩。律师在法庭上拥有较高的辩护技巧和具有丰富的出庭经验固然重要，但如果律师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不是亲自去调取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材料，只是复印和使用控方提供给法庭的证据材料到庭应诉，就很难赢得诉讼的胜利；其次有利于控诉与辩护职能之平衡。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律师主要是为了保护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平衡而参入诉讼中来的，律师是站在被告一方的立场上，在法庭展示与检察官抗衡的势力。而律师调取的有关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产生实际影响的证据，是实现控辩力度平衡的重要砝码；最后，有利于增强收集证据的全面性和真实性。尽管法律要求追诉机关对被告人有利与不利的证据要一并收集，但更多情况下检察官关注的是指控是否成功，容易忽视对被告人有利证据的收集，这时候，就需要律师通过行使调查取证权的过程来收集这些证据。同时，辩护律师的调查活动，可以对司法机关收集证据的活动起到监督作用。避免那些非法证据进入法庭程序并被采纳为裁判的证据。

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一款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若干规定》第15条对前述第一款规定进一步明确化：“对于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调查取证的，应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不应当向律师签发准许调查决定书，让律师收集、调取证据”。《高法解释》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第43条规定：“辩护律师申请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准许，并签发准许调查书”。44条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因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同意，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45条规定：“辩护律师直接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法院认为辩护律师不宜或者不能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并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人民法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时，申请人可以在场”。

从以上有关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律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与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侦查权和调查权相比，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以下特点：

1、律师进行证据调查不具有法律强制性。我国刑诉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从规定“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的内容来看，讲的是公、检、法人员的调查取证有强制性。没有规定律师有强制取证权。律师的调查取证行为只是一种带有访问性质的活动，不具有强制性。

2、律师的刑事调查取证权偏重于对被告人有利证据的收集。依照法律职责，律师进行证据调查，不应当寻找和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这样容易混淆律师的抗辩职责，而充当了公诉人的角色，律师应当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事实和理由。

3、律师调查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必须经过法庭调查核实后，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律师调查取得的证据不能直接作为法庭定案的依据，必须在法庭调查过程中，经过询问证人、双方当事人质证等环节后，才能确定其证据效力。

律师在审前阶段的证据调查包括查阅卷宗材料、会见被告人、调查访问以及参与法庭调查，其中有效的行使调查请求权是律师证据调查的必要手段。刑辩律师的证据调查是律师业务基本技能，必须讲究证据调查的艺术和技巧。

1、关于在审前程序中如何查阅卷宗材料的问题

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材料”。这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第一次接触到本案的卷宗材料，也是律师全面了解案情，决定调查方向的最重要的环节。但依照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和证据材料”外，其他公诉案件要求“起诉书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而且依照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所谓“主要证据”指的是“定罪的证据”，由此看来，辩护律师能够接触的卷宗材料也是不全面的，特别是那些对被告人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律师在卷宗中几乎无法看到。鉴于上述情况，律师在查阅卷宗材料时主要应把握以下几点：

①、对起诉书的审查。重点审查起诉指控犯什么罪、犯罪的动机、目的、时间、地点、手段、情节、后果等，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犯罪情节的轻重、有无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有无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节。审查起诉书所引用法律条文是否得当等。

②、对证据目录及证人名单的审查。律师查阅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可以对案件的证据体系及证据种类有个大概的了解，并核对已经移送的“主要证据”材料与尚未移送的证据材料证明案件事实的相互关系。通过检察机关对证人名单的例举了解其他证人对本案事实的证明作用，并通过会见被告人了解这些证据及证人对被告人有利证据的调查与收集工作下一步如何展开。

③、对主要证据复印件及照片的审查。通过审查主要证据了解本案中对被告人定罪的证据是否充分、确实，哪些证据存在疑点和矛盾，以便分类排除，哪些证据需要立即调查核实，哪些证据需要会见被告人来了解，哪些证据需要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核实。

2、关于在审前程序中如何行使调查证据请求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客观上使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往往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为此，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赋予一种救济手段，即辩护律师在无法调取或遇有困难的情况下，可以请求法院签发“准许调查决定书”，如果相关证人及有关单位不同意，也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律师行使调查证据请求权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①、必须提出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包括申请人的情况、被告人的情况、被调查人的情况、调查请求理由事项，并制作详细的“调查提纲”附在后面；

②、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查证据时，辩护律师作为申请人可以在场，但这要根据案件情况及证人情况来定，并须征得法院调查人员的同意；

③、法院调查的证据材料律师可以请求保留该证据的复印件，并作为辩方证据在法庭出示，并经过法庭的调查与质证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④、由于证人或被害人等不同意接受调查以及有可能律师的调查证据请求被法院拒绝的，如果认为该证据确对被告人有利的，辩护律师应当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该证人（被害人）出庭作证，通过询问和质证使该证据被法院采纳为裁判的证据。

3、关于对非法证据的调查与确认问题

刑诉法规定，司法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由此看出，刑法虽规定禁止使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但却并未规定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问题在于，控方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基于控诉和证明的目的更有可能或有条件使用非法手段。这些非法证据一旦在法庭上出示，将会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产生消极的影响，最终导致出现权力滥用的情况而影响司法公正性。因而，辩护律师在审前阶段，收集相关证据证明非法证据的存在并对其合法性进行前置性审查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对非法证据的审查与确认主要从主体上、程序上、形式上三个方面入手：

①主体上，如应当回避的侦查人员调查收集的证据；非法定侦查人员调取的证据；非自然人提供的证言与鉴定结论；年幼或患有精神病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所提供的证言等都应作为律师审查与调查的重点内容。

②程序上，调取证言笔录时仅侦查人员一人在场，询问证人时未告知作证的法律责任，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收集证据等。

③形式上，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及讯问人签名的书面供述及证言与陈述；没有鉴定人盖章的鉴定结论，没有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见证人签名盖章的勘验检查笔录等。

上述证据均属于违法或不合法的证据范畴，辩护律师一旦能证明该证据的违法与不合法时，应及时将相关材料移送人民法院，并请求法院将非法取得的证据排除法庭调查之外。为了证明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事实，可以要求人民法院传唤侦查人员、勘验检查人员及鉴定人等到庭作证，运用收集到的证据提出异议，当庭揭露该证据在收集过程中主体、程序、形式上不具有合法性，避免这些非法证据被法院用于裁判的证据。

律师在审判前阶段开展调查活动，必须实事求是，忠于事实真相，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绝不能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这认为这是作为一名律师特别是想做一名好律师，同时也是保护好自己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一项要求。

三、律师刑事辩护庭审质证技巧在法院审判阶段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刑事案件经历侦查、预审及审查起诉阶段后进入审判阶段。现代的控辩式刑事审判形式，客观上要求辩护人不能按过去法院职能审判中那样，只是从控方移送法院的全部案卷材料中提炼出辩护观点进行辩护。职能式审判中辩护人的侧重点在辩论阶段，主要通过法庭辩论来实现辩护价值。控辩式审判则有所不同，辩护人的辩护重心已从法庭辩论转至庭审质证。根据一事一证、一质一辩的举证规则及一切证据未经查证属实，不能用作定案依据的规定，庭审质证在控辩式审判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辩护人在质证时对控方的举证闭口缄言放弃质证，那么在法庭辩论时即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绝对无法从证据角度推翻控方对被告人的有罪指控。因此，控辩式审判制度不但要求辩护人注重法庭辩论，更要求辩护人重视庭审质证。笔者认为应从刑事案件七类证据的庭审质证要点及对常见控方瑕疵证据材料的处理这两个方面来与大家探讨庭审质证的技巧问题：

一、刑事案件主要的七大类证据的庭审质证要点。

（一）、对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词的庭审质证。

1、对被告人供词的庭审质证。

庭审质证中，被告人的供词可划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始终供认不讳，庭审时供词与侦查起诉阶段供词相一致，且有其他证据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只有其它旁证材料证明被告人有罪，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三是在侦查及起诉阶段供词变化较大，其它旁证材料也难以确证。针对上述三种情况，辩护人在庭审质证时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种情况下，控方指控属实，辩护人应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不能为了质证而质证，故意发问以求庭审时控辩双方在举证、质证方式上的表面平衡；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下，辩护人则应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庭审发问及质证技巧以达到去伪存真之目的。在被告人自始至终拒绝交代起诉书所指控罪行时身为辩护人切不可因为在控方提供的其它证据材料中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材料，就认定被告人有罪而放弃发问或拒绝质证。须知这些旁证材料未经庭审质证，是不能直接作为定罪的证据的。因而，辩护人的职责就是充分利用庭审调查时赋予辩护人的发问权、质证权，挖掘被告人拒绝交代的合理成分。例如被告人拒绝承认自己有参与聚众斗殴事实，那么在庭审质证时就得提问被告人除自己拒不承认外，是否有其他现场证人或旁证材料能进一步证明，以及案中被告人与其他证明其有参与斗殴的证人及证据材料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案件真相通过庭审发问质证逐一明了，而不能在质证阶段不发问甚至站在控方角度指责被告人认罪态度差或要求被告人坦白交代。同样在被告人翻供或供词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除要充分注意被告人的翻供是否存在合理成分外，还要紧扣相关事实，通过发问与质证使被告人为何翻供的有利成分得到进一步阐明。特别是在被告人过去对犯罪事实已有过交代，但供词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务必要充分掌握庭审发问权、质证权，充分挖掘被告翻供的合理成份及原交代确实存在的与事实不符之处。

2、对同案犯供词的庭审质证。

同案犯因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供词除与被告人的供词相一致的以外，辩护人均应持几分怀疑态度。特别是在被告人拒绝承认有罪，而同案犯证实其有罪，则更需通过庭审发问与质证，充分暴露同案犯供词不真实的一面。例如同样在聚众斗殴案件中，如出现同案犯指证被告人参与，就需要充分利用庭审发问与质证，通过发问与质证，否定同案犯的供词，并从同案犯的供词中发现其矛盾之处，抓住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素材，同时可以要求公诉机关对证据予以补强。

3、质证时常见的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及对策。

质证时控方存在瑕疵的证据材料常见的有：（l）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从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中获取的供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及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58条的规定。（2）审问未成年人时，没有妨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而不通知其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到场；审问聋哑犯罪嫌疑人没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讯问不能晓当地语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时，没有配备翻译人员；这些均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2条规定。（3）讯问笔录修改及更正或修改处没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签字或按指印，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4条规定。（4）对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的申辩和反证，侦查机关没有及时认真核查、依法处理，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68条规定，对上述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应明确指出其违法性，并按最高院“解释”第58条的规定，否定其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对证人证言的庭审质证。

证人证言的质证程序，根据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分为证人出庭直接参与庭审质证及仅提供证人谈话笔录或书面证明质证。

（1）对于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质证。要充分利用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机会，通过发问及质证，获取辩护素材。控方之所以让证人直接出庭作证，无非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起诉书所认定的事实。因此，控方证人出庭作证时一般都显得较为从容。对控方所提的问题一般回答得较为流畅。而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必须对控方证人所要证明的事实及其与案件其它相关证据材料的存在的内在联系做到较为全面的掌握，必须围绕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等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进行质证或发问，善于在证人前后矛盾或难以自圆其说的证言中找到突破口。如证人证言出现两难状态，则要巧设两难发问句。唯有动摇控方证人的自信心，才能判断证人出庭作证时说的是否属于客观事实。

（2）对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质证。由于国情差异，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还属少数，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书面的形式作证，对书面证词，辩护人无法象证人出庭作证那样巧设发问句，然而，书面证词往往都是控方的谈话记录，由于控方取证人员的记录水平、方式的不一致，以及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人员进行取证，因此需要辩护人在控方移交法院的证词中，对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的证人证言进行逐句、逐段认真分析，综合判断，提出质证意见。如在开庭前就已发现证人证言有矛盾或隐含有利于被告人的内容，除向被害人调查取证需经控方批准外，辩护人也可庭前着手向该证人调查取证，或就有关疑点申请法院或控方取证。

3．证人证言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主要有：（l）对证人采取羁押措施取证，违反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142条规定。（2）由非侦查机关向证人调查取证所得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违反公安部“办案程序”第51条规定。（3）询问证人没有在证人单位、住宅或侦查机关办公室内进行，违反刑诉法第97条及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4）询问证人现场没有两名侦查人员，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0条及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8条规定。（5）询问未满18岁的证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没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3条规定。

（三）对被害人证言的质证。

被害人的证言属刑事诉讼证据之一。但由于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的对立关系，被害人的证言往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当事人，案发时的一切唯有他是最清楚的见证人，此时被害人的证言就是最直接的证词。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被侵害对象，其证言又偏重于指控被告人，并往往作对自己有利的指控。因此，对被害人证词作为证据使用时，辩护人应从上述两方面进行把关、质证。在案件中被害人的供词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的应予认可；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时，在质证时应重点把握：（1）将被害人的证词与案卷中其它旁证材料相比较，指出被害人证词中关键事实、情节与其它证据的不同之处。（2）充分注意被害人证言前后矛盾或夸大其词之处。（3）充分注意被害人是否有意在作伪证。（4）案发时的客观条件是否与被害人陈述的情境相一致。

被害人证言质证明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在犯罪嫌疑人不明确，让被害人进行辨认时，在侦查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七人，照片少于十张，在检察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五人，照片少于五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51条、最高检《规则》第193条的规定。（2）单一将被害人证言作为起诉依据，并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违反《刑诉法》第61条规定。

（四）对鉴定结论的质证。

刑事案件中较为常见的鉴定结论有：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笔迹鉴定、化学鉴定、会计鉴定、技术鉴定等。一般为涉及需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结论的，均需有权威中介部门提供书面鉴定结论。但是，基于鉴定人员的技术水平及鉴定内容的复杂程度，司法实践中有关鉴定结论出现失误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因此，辩护人在承接刑事个案中，千万不能看到鉴定结论，就认为该案已作定论。特别是遇到唯有以鉴定结论定性的时候，更应持合理怀疑的态度。辩护人若囿于自身知识的有限，应在庭前就鉴定结论中的有关问题向专家咨询。必要时可要求控方或法院依法进行重新鉴定。如果在庭审中才发现鉴定结论存在的问题，那么应在庭审中进行质证，所出不同意见，或要求进行重新鉴定（必须具有充足理由）。

鉴定结论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只有单位盖章，没有鉴定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2）人身伤害的医学重新鉴定及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没有到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进行鉴定，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3）没有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剥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申请补充鉴定及重新鉴定权，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4）检察机关对一些专业性问题需要鉴定时没有及时向鉴定人送交有关检材的比对样本等原始材料，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82条规定。（5）鉴定结论没有两名以上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38条的规定。

（五）对勘验检查笔录的质证。

现场勘查及检查笔录是由侦查人员从案发现场绘制的。一般应认定具有法律的效力。可作证据使用。但作为现场勘验笔录同样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或受到勘验人员的经验、程序、知识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某些侦查人员在侦查终结后补写现场勘验笔录的情况。因此，作为间接证据的现场勘验笔录也同样存在去伪存真的问题。

勘验、检查笔录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搜查时没有被搜查人及其家属或其他证人在场，并由他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刑诉法》第113条规定。（2）勘验时没有两名与案件无关的证人在现场见证，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9条规定。（3）检察院决定解剖死因不明尸体时，没有通知死者家属在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50条规定。

（六）对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的质证。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是新《刑诉法》实施以后的事。当事人私下取得的录音、录像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在控方将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时，获取手段是否合法应在庭审质证时予以充分注意。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录音、录像没有与原物核对无误或经鉴定证明真实，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3）影视材料没有附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制作人签名、盖章，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七）对物证、书证和质证。

物证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反映案件事实真相的书面材料或其它物质材料，通常以文字、图表、符号等表示。特证和书证具有客观性，控方以物证、书证举证一般不会出现造假（书证、物证本身就系伪造的除外），需要质证之外主要在于控方在取证程序上有否存在错误。

物证、书证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扣押的物品没有见证人、持有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15条规定。（2）检察机关对于扣押的金银、文物、名贵字画、违禁品以及其它不易辨别真伪的贵重物品没有及时鉴定，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70条规定。（3）检察机关组织辨认人对同一物品进行辨认时，每名辨认人没有单独时行，违反了最高检《规则》第193条规定。（4）公安机关向有关部门调取物证及书面证据时，没有被调取单位或个人在《调取证据通知书》及书面证据材料上签字，违反公安部《解释》第53条规定。（5）侦查机关提供的书证复印件或物证照片没有制作过程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说明，违反公安部《规定》第53条及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二、过程中常见控方其他举证错误及辩护人应掌握的若干庭审质证技巧。

1．针对控方将被告人涉嫌的诸多事实合并举证时的庭审质证。

根据新《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及控辩式审判的具体要求，现行庭审制度要求控方举证应该是一事一证一质。如被告人有多起互不相关的犯罪事实，则控方在举证及质证过程中应对该多起犯罪事实逐一进行举证、质证。但司法实践特别是庭审时间安排较为紧凑时，控方甚至个别法院也默许控方采取合并举证方法，即将相关证据由控方一次性举证完毕，于是客观上导致辩护人无法就被告人的每一犯罪事实进行充分质证，致使庭审质证程序流于形式。因此，在庭审过程中遇到合并举证时，辩护人应及时予以指出，建议合议庭告知控方采取一事一证一质方式开展庭审质证活动，并应指明控方合并举证方式不符合控辩式庭审质证程序。

2．针对开庭前控方没有全面、客观地调取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资料或发现在移送的主要证据目录中缺少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资料时的应急处理。

根据《刑诉法》及六部委有关规定，侦查及起诉机关应全面收集被告人有罪无罪或罪重罪轻等方面的有关资料，起诉时移送的证据资料也应包括这些方面的内容。但是，司法实践中经营发现控方没有及时对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资料依法予以调查核实（特别是有些辩护人难以取得或无法取得的证据材料），或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没有作为主要证据材料随案移送。因此，在庭审质证过程中一旦发现上述问题时，就应根据六部委《实施规定》第13条立即向合议庭提出，申请法院向检察院调取该方面的证据材料。

3．庭审质证时辩护人应及时制止控方发言的几种情况。

（1）控方采取提示性或诱导式发问时，应及时予以制止。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法律规定控辩双方在向被告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等发问时，均不得采取诱导式发问以及其它不恰当的方式发问。在庭审质证过程中发现控方有提示性或诱导式发问时，控方的行为违反最高院《解释》第144条规定。此时辩护人应即时举手示意请求审判长阻止控方发问。

（2）控方在举证时所举的事实证据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或认定的情节无关时，违反最高院《解释》第148、149条规定，辩护人应举手示意审判长及时予以制止发言。

（3）控方在举证时，其所列举的证据未列于移送法院的主要证据目录之中，辩护人可采取三种方法处置：一是案卷中已有类似证据材料或所要证明的事实证据已较充分，辩护人在质证时只指出该证据尚未列于主要证据目录即可；二是在非主要事实或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关系不大情况下，建议法庭将此证据当庭让辩护人阅读几分钟后当庭予以质证；三是控方所举证据是涉及定置量刑的新证据或主要证据，辩护人有权请求合议庭作休庭处理，允许辩护人调查取证后恢复审理。

作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关系到委托人或其亲属的人身自由或者生死，责任重大的，刑事辩护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和技巧，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是把理论得到升华，把刑事辩护业务掌握好。作者系才入门者，以上感想，在于抛砖引玉，请读者多多指教。

第四篇：盗窃罪的刑事辩护技巧浅议

盗窃罪的刑事辩护技巧浅议

湖北思普润律师事务所 姜学文

盗窃犯罪可以说是财产犯罪中发案率最高的一种犯罪。据不完全调查，公安机关破获的侵财刑事案件中，盗窃罪几乎要占据二分之一。从我市律师受理的刑事案件的比例看，盗窃罪的辩护所占的比重也相当大，盗窃罪的刑事辩护已成为我市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主要业务之一。为此，提高律师在办理盗窃罪案件中的刑事辩护水平，对于提高律师服务质量和业务水准，依法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公正，具有很大意义。

盗窃犯罪作为一种常见的财产犯罪，许多律师刚入道时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案件。正因为其常见，许多人觉得办理这种案件非常简单。其实，这种认识往往是不全面的。实际上，盗窃犯罪虽然是一种常见的罪名，但却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犯罪。从犯罪形态上看，它涉及到普通盗窃、加重盗窃、共同盗窃和盗窃未遂等。从盗窃对象来看，它涉及到盗窃一般财产、盗窃珍贵文物、金融机构，以及盗窃技术成果、盗窃电力、水力、天然气等具有经济能源价值的无形财产，还包括存单、债券、提单等有价证券以及通信线路、电信号码和电信设备、设施等。从盗窃主体上看，它涉及到自然人盗窃与单位盗窃。从盗窃与其他犯罪之间的界限来看，它涉及到侵占、诈骗、抢夺、抢劫等多种犯罪。鉴于盗窃犯罪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些国家还制定了专门的《盗窃犯罪法》，对盗窃罪进行明确规定。因此，熟练掌握盗窃罪的犯罪

构成理论和相关刑法、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认真研究司法实践和刑事辩护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尤为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从辩护律师的职责看，刑事辩护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无罪辩护；二是罪轻辩护。下面，我也就将按此分为两部分，结合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谈谈我对盗窃罪的刑事辩护一些心得和体会。

盗窃罪的无罪辩护要点

律师每接手一件刑事案件时，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你的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罪与非罪问题，是刑事辩护的首要问题和关键问题。如何确定是否构成盗窃罪，总体而言就得从我国刑法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为基础，结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分析。理论上讲，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条件的，就构成盗窃罪；否则，就不构成盗窃罪。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其犯罪构成要件包括：一是犯罪主体要件。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能构成。二是犯罪主观方面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三是犯罪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侵犯 的对象是国家、集体或个人的财物。四是犯罪客观方面要件。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关于盗窃罪的主体要件的辩护要点

《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的，不负刑事责任。依据上述刑法规定，应注意如下辩护要点：

1、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对于被告人的年龄接近刑事责任年龄时，律师一般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年龄的计算方法。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一律按公历的年、月、日计算，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应以其满十六岁周岁生日之第二天起计算。

（2）要查明是否存在错把老历出生日期作为公历日期登记的情况。我国许多农村地区目前还存在父母只记子女的老历出生日期的现象，导致而后户口登记时将其老历出生日期作为公历日期予以登记。

（3）要查明是否存在出生日期登记错误情况。由于多方面原因，被告人的年龄可能存在登记错误问题。

（4）要注意区分被告人实施犯罪时和破获案件时的年龄，不能以案发时间作为计算被告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依据。

2、关于刑事责任能力问题。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

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须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者即使实施了客观上危害社会的行为，也不能成为犯罪主体，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行为语言行为有些反常或存在精神病既往史、精神病家族史的行为人，律师在辩护时主要是要研究行为人是否存在精神病。

（1）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定的，不负刑事责任。精神病人应否负刑事责任，关键在于行为时是否具有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行为时是否有辨认或者控制能力，既不能根据行为人的供述来确定，也不能凭办案人员的主观判断来确定，而是必须经过法定的鉴定程序予以确认。因此，律师受理案件后，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申请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

（2）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刑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间歇性的精神病人虽然尚未完全丧失或者控制自己行为，但在其发病期间实施盗窃行为的，不负刑事责任。

关于盗窃罪的主观要件的辩护要点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其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它包括罪过、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其中，罪过即犯罪的故意或过失是犯罪主观方面最主要的内容，是构成任何犯罪不可缺

少的主观要件；犯罪的目的只是某些犯罪构成所必备的主观要件，所以又被称之为选择要件。盗窃罪的主观要件包括：

1、盗窃罪是故意犯罪，过失不构成盗窃罪。行为人必须明确地意识到其盗窃行为的对象是他人所有或占有的财物。行为人只要依据一般的认识能力和社会常识，推知该物为他人所有或占有即可。至于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是谁，并不要求行为人有明确、具体的预见或认识。如果行为人将他人的财物误认为是自己的财物取走，在发现之后予以返还的，不构成盗窃罪。

2、盗窃罪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仅包括自己占有，也包括为第三者或集体占有。如果对某种财物未经物主同意，暂时挪用或借用，无非法占有的目的，用后准备归还的，不能构成盗窃罪。如有一些偷汽车、采取秘密方式借用他人物品等类型案件即属此种情况。

关于盗窃罪的客体要件的辩护要点

盗窃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其犯罪对象一般是公私财物。因此，我们首先要清楚哪些财物可以作为盗窃罪的侵害对象。依据有关司法解释，被盗窃的公私财物应符合以下特征：

1、该物品能够被人们所占有和控制。一般情况下，是指有形财物，但是有些无形物也能够成为盗窃罪侵犯的对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如电力、煤气、天然气等无形物也可以成为被盗窃的对象。不能被人们控制的阳光、风力、空气、电波等就不能成为盗窃罪

侵犯的对象。

2、该物品应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可以用货币来衡量。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物品，不能作为盗窃的对象。

3、他人的财物。盗窃犯不可能盗窃自己的财物，他所盗窃的对象是“他人的财物”。虽然是自己的财物，但由他人合法占有或使用，亦视为“他人的财物”。司法实践中有盗窃自己家里或近亲属的财物的情况，根据《解释》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在处理时也应同在社会上作案有所区别。

因此，律师在刑事辩护时从犯罪客体方面应着重围绕行为人所窃取的财物是否符合上述特征展开研究。如符合上述特征，则可构成本罪；如不符合上述特征，则不构成本罪。

关于盗窃罪的客观方面要件的辩护要点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1、关于秘密窃取。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取自认为不为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经手者所发觉的方法，暗中将财物取走的行为。至于他人是否发现，在所不问。只是行为人是自认为不被他人发现或者没有被他人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

（1）秘密窃取是指在取得财物的过程中没有被发现，是在暗中进行的。

（2）秘密窃取是针对财物所有人、保管人、经手人而言的，即

为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经手人没有发觉。在窃取财物的过程中，只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经手人没有发觉，即使被其他人如路人发现的，也应认定为秘密窃取。如在公交车上，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财物的所有人并不知其财物被盗窃，但被其他人发现，且没有进行制止，在这种情况下，仍应当以盗窃论处。

（3）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自认为没有被财物所有人、保管人和经手人发觉。这里强调的是行为人“自认为”不被他人发现。如果在取财过程中，事实上已为被害人发觉，但被害人由于种种原因未加阻止，行为人对此也不知道被发觉，把财物取走的，仍为秘密窃取。

2、关于数额较大问题。一般是指实际窃取了数额较大的财物。因此盗窃数额问题是关系罪与非罪的关键问题。对于有些案件的盗窃数额在“数额较大”点附近时，律师需将被盗物品数额作为辩护的核心予以特别关注。所谓数额较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伍百元至两千元以上。根据《解释》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作为犯罪处：一是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作案的；二是全部退赃、退赔的；三是主动投案的；四是被胁迫参加盗窃活动，没有分赃或者获赃较少的； 五是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3、关于多次盗窃问题。多次盗窃是指在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该要件是97刑法的新规定，对于打击多次

盗窃、盗窃数额不大、盗窃数额无法确定、主观恶性较大以及社会反映强烈的盗窃行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从《解释》规定的原意理解，只要是在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均构成本罪，而不论其盗窃数额多少。对于入室盗窃问题，由于同时侵犯了他人的住宅权和财产权，有时甚至对他人人身权构成威胁，因此无论其盗窃数额多少，其社会危害性较大，均应以犯罪论。然而，对于有些在公共场所小偷小摸的、数额很少的行为，如果其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不大，即使其盗窃次数达到三次，律师也可以作无罪辩护。其辩护要点就是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结合具体案情分析行为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犯罪程度、情节是否显著轻微等。对于将“多次盗窃”作为构成盗窃罪的要件，理论界也存在争议。从我国刑法立法体例看，对于“多次行为”均作为“情节严重”的情形，只有盗窃罪以此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因此，有人建议将此要件还是作为盗窃罪的情节严重情形为妥。

4、关于盗窃的犯罪证据不足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这给律师无罪辩护创造了机会。在有些盗窃案件中，如果控方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证据之间不能形成体系，证据链条脱节，指控将不能成立。《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因此，律师辩护时应从控方的证据充分性进行考量，认真研究控方指控被告人实施盗窃行

为的证据是否充分，从证据不足入手，充分利用无罪推定原则的立法原意，进行有力的无罪辩护。

盗窃罪的罪轻辩护要点

律师接受委托后，如果控方的基本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那么律师辩护的重点就在于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律师应从案件的事实、证据、量刑及法律适用等方面入手，提出证明被告人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依法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盗窃事实认定的辩护要点

所谓盗窃事实是指被告人实施其犯罪行为的基本情况。一般包括盗窃发生的时间、地点、作案方式、参与人数、共同犯罪中的分工情况、盗窃次数、盗窃物品的名称、数量和价值等。它既指某次盗窃行为的基本事实，又指多次盗窃的事实。对于起诉书指控只有一起盗窃事实的案件，作为辩护律师要着重注意的是盗窃物品的名称、数量和价值。对于起诉书指控有多起盗窃事实的案件，辩护律师既要注意每次盗窃物品的名称、数量和价值，还要着重关注盗窃次数，看其是否与被告人实际的实施盗窃次数有出入。在共同盗窃案件中，被告人参与共同盗窃的次数是律师辩护的重点。关于盗窃物品的价值将在下文中着重阐述。

研究盗窃的犯罪事实，关键是从案件的证据入手。只有凭充分确

凿的证据以及控方证据之间所证明的事实一致吻合，才能认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因此，结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认真对控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善于利用控方证据之间的矛盾和漏洞，对指控的部分犯罪事实提出异议，从而达到法官对指控的部分事实不予采信，这是律师辩护的主要目的。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应注意如下几点：

1、对于被盗物品及其数量的认定，要结合失主的报案材料、购物凭证、被告人的口供、同案犯的供述、销赃人或买赃人的口供或笔录以及案件其他证人的证词等进行比照分析判断。如果所有不同种类的证据证明了同一事实，那就可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证据之间出现不一致或矛盾，则应对被盗物品及其数量提出质疑。如果主要证据之间存在重大出入，则应认定指控证据不足。

2、对于一个被告人从事多起盗窃行为的案件，应认真审核每一份证据内容的真实性。由于作案时间跨度比较长，有时甚至前后数年，仅凭被告人的记忆所作的口供，其真实性很难确定。这就要从原始的报案材料以及赃物的去向等方面综合判断。人的记忆力毕竟是有限的，如果被告人对发生很久以前的案件的细节陈述得相当清楚具体，那就有些不合常理。为此，辩护律师要大胆合理怀疑这些口供的真实性和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去探求案件的真实面目。

3、在有些共同盗窃犯罪中，特别是一些团伙犯罪，如果涉及到盗窃次数较多时，同案犯之间的口供有时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如果有些口供之间的不一致对受委托的被告人有利，律师应抓住庭审质证 的重要环节一一对质，当庭将相关矛盾证据予以展示，以此获得法官的认同。

4、律师在辩护中还要善于利用同一证人和同一被告人之间前后几次证词或供述不一致，对控方证据体系进行辩驳，以达到推翻部分被指控盗窃事实的目的。

5、依据无罪推定原则，对于案件中的有些事实存在疑问和证据之间出现冲突的情形，应坚持“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充分利用证据排除规则，提出该部分事实不予认定的辩护意见。

关于盗窃数额认定的辩护要点

我国刑法对盗窃罪的量刑是以盗窃数额作为主要依据的，因此在被告人的基本盗窃事实已经明晰的情况下，盗窃数额就成为被告人量刑的核心问题，盗窃数额的多少也是刑辩庭审的关键。对此，《解释》第五条对被盗物品的数额认定问题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本文不再赘述。律师在辩护时对盗窃物品的数额认定还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被盗物品的估价机构是否具备估价资质。依据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估价机构应是各级物价价格认证部门。不具备上述资质的单位不能进行估价。

2、被盗物品的价值计价方法是否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辩护律师应认真研究相关规定，分析估价机构的估价依据、估价方法、估价程序、估价结论是否正确。

3、要着重注意原物已不存在的被盗物品的价值认定。由于原物不复存在，因此被盗物品的价值认定是庭审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律师对此大有文章可做。由于原物已被销赃、挥霍、丢弃、毁坏，最初形态已被破坏，因此应当根据失主、证人的陈述、证言和提供的有效凭证以及被告人的供述进行估价，最终确定原被盗物品的价值。

4、重新鉴定估价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律师对估价结论不认真进行分析，盲目认可鉴定结论，导致盗窃数额出现重大出入。由于估价机构的单一性和事实上的垄断性，目前价格认证机构对盗窃物品的估价存在许多问题，其估价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和科学性令人怀疑。对于指控的盗窃数额刚好超过“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时，辩护律师应首先考虑是否申请重新进行价值鉴定。

关于盗窃罪量刑情节的辩护要点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作为辩护人的职

责，就是向法庭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以达到被告人受到较轻或免除刑罚制裁的目的。一般地，律师应从法定从轻、减轻情节或免除处罚情节以及酌定从轻情节两个方面进行辩护。

1、关于法定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情节。所谓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是指被告人具备刑法明确规定应当或可以对其从轻、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的情节。主要包括：

（1）被告人盗窃时系未成年人。《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被告人盗窃时系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3）被告人系聋哑人或盲人的。《刑法》第十九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4）被告人系盗窃未遂犯。《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依据《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但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5）被告人系盗窃从犯或胁从犯。《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

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对于有些盗窃案件中公诉机关指控时未区分主从犯或区分主从犯不准确的，律师应从被告人在盗窃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分析被告人是否构成从犯。

（6）被告人具备自首情节的。《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对于主动投案的、符合自首条件的，往往不是辩护的重点。律师更多的是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那些“视同自动投案”的情形进行着重研究和分析，判断被告人是否符合自首条件。

（7）被告人具有立功情节的。《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律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劝解被告人主动揭发他人犯罪行为、争取立功，以获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机会。

（8）被告人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酌定从轻量刑情节。所谓酌定从轻量刑情节是指我国刑法认可的、从审判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能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相对较小的各种事实情况。一般包括：

（1）犯罪动机。被告人如果不是以贪图钱财和享受为目的，而是因生活困难所迫或因支付不起巨额教育、医疗费用等特殊原因引发盗窃案件，可酌情从轻。

（2）犯罪手段。如果被告人是因见财起心、采取顺手牵羊的方式盗窃，相对于有预谋的盗窃而言，可酌情从轻。

（3）犯罪后果。如果被告人的盗窃行为既未形成损失，亦未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可酌情从轻。

（4）退赃和退赔表现。如被告人到案后能积极退赃、退赔的，可酌情从轻。

（5）被告人的人身危害性。被告人如果在犯罪前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中一贯表现较好，其行为是初犯或偶犯，被告人的人身危害性较小，可酌情从轻。

（6）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如果被告人归案后能主动交待犯罪事实，配合司法机关办案，认罪态度较好的，可酌情从轻。

（7）被告人的悔改表现。如果被告人归案后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积极悔改的，可酌情从轻。

（9）社会影响。如果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对社会影响较小，对于有些特殊案件反而引起社会同情的，可酌情从轻。

第五篇：刑事辩护心得

刑事辩护心得

天道酬勤，我办理的刑事案件，绝大多数委托人都是非常满意的。总结多年从事刑事辩护的心得，要想将一个案子做漂亮，至少要具备扎实的法学功底、机敏的反应能力、洞察秋毫的分析能力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务实的工作态度。

即使是诗人的第一声啼哭，也不会是一首优美的诗，从事刑事辩护这几年，颇多感慨，我将自己这几年的经验教训做个总结，以期对那些刚刚入行且有志于刑事辩护的律师同仁能有所帮助。限于水平关系，我肯定无法掌握所有办理刑事案件的技巧、要领，在此，我只能谈谈我自己的得失。限于时间、篇幅的关系，我罗列了十条。

一、委托人的话不能不信，不能全信，律师不能被委托人的的对案情的描述左右自己的思维。

因为委托人见不到卷宗，除非已经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委托人也见不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案发当时委托人也未必在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在侦查机关讯问时是如何交代的，其他人是如何交代的，这些情况，委托人一概不知。而且基于亲情关系，委托人的描述往往搀杂了极其浓郁的感情色彩，难以客观公正。

二、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公安机关的案件不如检察院自侦的案件证据翔实细致，因此，办理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不妨格外关注讯问笔录中的矛盾之处，办理检察院自侦的案件，不妨格外关注定性。

三、注意询问技巧，不要公然做出对抗法庭的举动。特别在很容易被认为是诱导性提问的情况下，在公诉人提出抗议或法官制止的情况下，不要继续我行我素，不妨换个方式发问。比如你问被告人“案发当晚，你没有和王某某在一起，对么”，如果此时公诉人提出抗议或法官制止，你不妨这样继续进行你的发问，“案发当晚，你和王某某在一起了么”，经过刚才的抗议或制止，相信不需要多高的智商，被告一定会明白怎么回答了。

对于公诉人员的询问的内容，辩护人一般不要重复询问，因为公诉人询问的内容，一般都是不利于被告的，辩护人没有必要让被告再重复对其不利的话，强化法官对被告的不良印象。

四、律师尽量不要接触受害人，也不要试图从办案机关的证人那里得到有利于被告的证据。因为即使他们做出了有利于被告的证据，一旦案件出现反复，办案机关感觉到办案的压力，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一口咬定是律师诱导、教唆、逼迫的。一个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律师，还能指望他去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吗？ 那么，是不是明知道存在有利于被告的证据也无所作为呢？显然不是，可以申请办案机关去调取证据！

五、除非有切实的把握，没有必要申请侦查机关的证人出庭做证。刚从事刑事辩护时，我也曾经申请公诉机关提供的证人出庭做证，在有限的法院通知证人出庭做证的几个案件庭审过程中，也几乎没有什么收获。纠其原因，估计是公诉人为了稳妥，已经在证人出庭之前对证人进行了必要的辅导，证人已经掌握了如何应对律师的询问。

六、律师应该多了解些案例，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告中发布的案例和本地的判例。中国虽然没有判例法，但是最高法院的判例肯定会或多或少影响地方法院的法官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事先知道以前的的类似案子法院如何判决，可以及时帮助律师调整辩护思路。

七、考虑到目前的司法环境，考虑到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监督职能，一般不要奢望法院做无罪的判决，免得打击律师的自信。如果坚信被告人无罪，最好将案件解决在侦查阶段或审查起诉阶段。我办理的案件中，那些被告在律师帮助下获得自由的案件中，没有一件是宣判无罪的，无一例外是在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办理成功的。

当然，不奢望法院做无罪的判决并不代表不可以做无罪的辩护，有时候，做为一种策略，也不妨做无罪的辩护，但是那样做的前提，是作为辩护策略使用，而且，这种情况一般多发生在多人犯罪的案件中。

八、如何对待当事人请客送礼疏通关系？如果当事人问到他认识某某领导或法官，是不是需要疏通关系，我一贯的做法是既不制止也不怂恿--------之所以不制止，是因为律师没有义务制止，当事人自己愿意疏通关系是他们自己的事，律师的职责只是依法为被告辩护。之所以不怂恿，是为了依法辩护并保护自己。

九、如何看待刑讯逼供？刑讯逼供的证据一般难以取得，所以一般情况下律师不要附和被告关于刑讯逼供的说法。正确的做法是从其他方面着手，从能否形成证据链的角度做文章。

十、法庭辩论阶段需要注意的事项。法庭辩论阶段，无论案情多么简单，律师对这样的案子多么有经验，一定要写辩护词，而且辩护词不能三言两语草草了事。拉长篇幅不是为了体现律师对案件的重视，而是为了达到浑水摸鱼的效果。宣读辩护词时适当掌握速度，特别对于多人犯罪的案件，适当快一点。辩护观点是用来打动法官的，不是说给公诉人听的。庭后提交给法庭，法官能接受辩护观点就是辩护最大的成功，至于公诉人，记不清你有几个辩点，正好省缺他们一一反驳。司法实践中，对于公诉人不反驳的辩护观点，法庭一般情况下都会采信。

条条大路通罗马，成功的辩护也不可能拘泥于这几条。希望各位同仁有什么心得体会能与本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