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侦查的概念与发展趋势

第一篇：技术侦查的概念与发展趋势

技术侦查的概念与发展趋势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向科技要战斗力，将科技手段运用于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是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与发展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反映，也是刑事诉讼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价值目标的客观需要。大力提高检察工作中的科技含量，依靠检察科技进步和提高好检察干警素质，是今后检察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

当前，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体制转型中的新情况，新事物不断涌现，职务犯罪日趋智能化、技术化，罪犯作案隐蔽、串供、毁证、伪造假证、转移赃物等反侦查活动普遍，取证难度较大；同时，犯罪分子的反社会性和对抗司法的心理增强，尤其是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侦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检院的一系列规范性规定，更使的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了窘境。我国有学者预言：21世纪的司法证明将是以“物证”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证明。在新的执法环境下，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就必须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丰富侦查方法，提高侦查能力，而要提高侦查能力，必须要求侦查手段科技化，运用包括技术侦查等手段在内的科技手段。笔者在这里主要对技术侦查做一阐述。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与发展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就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罪犯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窃听、秘密录象、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技术侦查是在被追诉者及一般公众均不知晓情况下进行的，因而能避免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也通常比较真实可靠。

技术侦查手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增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国家的犯罪出现了组织化、技术化、隐蔽化的特点，这既给侦查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又迫使侦查机关努力寻求侦查方式的变更和突破。首先在西方国家，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日益向技术化、高隐蔽性方面发展，新的社会形势提出了对这些新型犯罪最适合法律与司法工具问题，于是技术侦查措施产生并日益成为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

在西方国家，一般对技术侦查的范围做了明确的界定，指定了侦查机关使用的程序和规则。如美国国会1968年通过《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对于运用电子的、机械的及其他手段监听任何电子通讯或口头会话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明确赋予侦查机关广泛的监听权力；美国多数州法院承认心理测试结果的间接证据作用，已经有36个州承认心理测试结论；德国刑事诉讼法第8章

规定“押、监视电话通讯、扫描侦查、使用技术手段、派遣秘密侦查及搜查”等措施；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266——271条规定“谈话或通讯窃听”等侦查手段。

而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并未有只言片语的规定，技术侦查现阶段主要依据于侦查机关的内部规章进行规范。我国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但是对于什么是技术侦查，技术侦查的范围、审批的程序以及手续等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我国对于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限制与谨慎是有其深刻历史与社会背景的，是建立在“党内不准搞技术侦查”的基础之上的，为了防止将技术侦查用于政治运动，其出发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能必然地推导出职务犯罪不能搞技术侦查的结论。其一，现在社会历史背景已经变化，现在的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腐败已严重影响了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公正原则严重背离。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就必须同腐败与欺诈作斗争。其二，我国正努力走向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最高的宪法原则。为何对某些犯罪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为何对某些犯罪不能采取同种措施呢？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是身居高位，就不能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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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侦查运用于职务犯罪中的必要性

1、技术侦查措施设立之法理基础

技术侦查措施因其具有隐秘性而难免与公民个人的隐私权相冲突，代表社会利益的技术侦查措施与代表个人私益的公民隐私权之间便存在着“善与善的冲突”，而只能进行价值选择。各国均认为，在对上述“善与善的冲突”进行价值衡量时，应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质一方的判断，即为了维护法律和程序，国家侦查机关得在一定条件下限制公民隐私权，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技术侦查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公民的隐私权的限制应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成本或代价，如果能够从技术侦查的运用范围、程序的功能加以严格限制，并提高实施人员的个人素质，就能够在公民自由权利与社会安全、侦查效率、诉讼经济之间获得比较好的平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条第3款规定：“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是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甲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程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这事实上亦可成为技术侦查制度确立之依据。

2、技术侦查措施的确立是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改革的客观要求

从近几年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由供到证的模式上，这与我国侦查工作的现实条件紧密相关的，对技术侦查的忽视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职务犯罪是高智能型、高隐秘型犯罪，犯罪行为有其职务掩护，通常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加上痕迹、物证少，因而侦查中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运用通常的侦查措施往往很难奏效，特别是贿赂案件行动隐秘，不留痕迹，即所谓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我们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基本上还停留在“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的办案方式上，其工作效率、社会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在侦查任务繁重，群众法律意识是惩罚犯罪的要求远较保护人权的要求强烈的条件下，“由供到证”的模式愈演愈烈，而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不好的法律后果与社会后果；而且这种“挤牙膏”的侦查方式，其工作效率可想而知了；无论是从工作效率、司法资源、社会效果等多方面来看，“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转换为“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不仅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而侦查模式的转变，必须建立在检察机关一定的侦查措施的配套与健全之上的，如果仅仅还停留在单一的落后的侦查方法上，转变侦查模式只能是海市蜃楼。

职务犯罪破坏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和国家政策的实施，扰乱社会秩序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同职务犯罪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只有适度使用强有力的侦查手段包括必要的技术侦查手段，才能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在现在的司法实践中，纪检监察部门实际上已经承担了司法机关的某些侦查职能，“两规”、“两指”被大量运用。其内在原因何在？在司法实践中采取一些超越于法

律之上的做法；还是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侦查措施包括技术侦查手段，提高侦查能力？我们所做的选择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二、面临的困难和发展方向

技术侦查是依靠强有力的技术设备和大量的技术侦查人才作为基础的，没有相应的技术设备和技术人才，技术侦查只能是无源之水。技术侦查的使用，首先就要求有必须的技术设备的投入，需要充分的财力资源。从目前检察机关的经济状况来看，在检察机关内部建立一套完备的技术侦查设备是十分困难的，基层检察机关要发展技术侦查更是困难重重。而且从人员素质来看，检察机关几乎90%以上的人员毕业于法律专业，只有1%——2%的人员毕业于刑事侦查专业。检察机关缺乏大量的精通侦查技术的专业人员，也限制了技术侦查的运用。落后的技术手段严重限制了检察机关的侦查能力，使检察机关的整体侦查能力受到严重影响。检察机关现在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最高检提出建设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并作为重中之重，但信息化建设只是一个方面。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来讲，信息化建设远远不够，还不足以全面提高检察机关的整体侦查能力和水平。在目前形势下，如果没有技术侦查能力的支持，那么检察机关整体侦察能力只能是日益衰弱，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由于客观方面的限制，检察机关实现侦查手段现代化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办到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盲目地贪大求全，应当面对现实，从长计议，逐步发展。实现侦查现代化，应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实际发展状况以及人才、物力条件，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一条路。

第二篇：侦查技术与方法（范文模版）

并案侦查是公安机关在侦查破案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常规的重要的侦查措施之一。是指通过信息交流、分析判断、现场勘查、案情分析、初步侦查等方法和措施，认为在同一地区或不同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案件，有许多共同之处，可能是同一个犯罪分子或同一伙犯罪分子所为，于是把这些案件串连起来，一井组织专案侦查，进行由此及彼，由一案挂多案的一种侦查措施。可

以实施并案侦查的条件很多，如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作案的时间、地点、环境，作案工具及手段方法，遗留痕迹特征等。[找文章到☆好范文 wenmi114.com(http://www.xiexiebang.com/)一站在手，写作无忧!]并案的方法大体有三种，一是以人串案，“人”可指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也可以指被害人的特定性特征；二是以案串案，即几起案件类型相同、情节相似；作案目标、作案手段、作案过程有共同点。三是以物串案，即依据物证串案。根据现场遗留痕迹、遗留物、作案工具、赃物等与案件有关物品进行串案；根据当前刑事犯罪。特别是严重刑事犯罪的一些特点，犯罪分子大流窜、跨区域、连续作案，集盗、抢、杀人、放火等罪行于一身的特点。要求侦查人员在侦查实践中，注重串并案侦查，并敢于、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学会辩证思维。

发展的观点和联系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两个基本观点。这两个观点为我们准确、及时、大胆地实施并案侦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一、并案侦查是实施中发展的观点

犯罪分子并不是生来就是罪犯，他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其自然特征或体貌特征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而改变。另外，犯罪分子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其生理、心理、习惯有相对的稳定性，其作案手段和方法会形成一种定势，有相对稳定的犯罪活动规律，但是犯罪分子特别是惯犯、累犯，他们在每一次作案后必然会有一个恢复心理平静、调整心理状态、揣摸作案手法、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他们为了提高下一次作案成功的把握性，增强逃避打击的能力总是尽量地克服一些心理定势，有意制造假象，干扰侦查视线。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国际间交流的进一步普遍和加深，犯罪分子犯罪方法手段也在不断更新和发展。如某一犯罪分子在前几年采用踹门入室，“白日闯”盗窃作案，今天随着防盗门窗的普及，犯罪分子不得不研习技术开锁以达到作案目的。禁绝已久的毒品犯罪改革开放以后又死灰复燃，犯罪分子受高额利润的诱惑，由原来的盗窃抢劫等刑事犯罪变为毒品犯罪。如果一犯罪分子在前几年还只是小偷小摸的话，今天变成持枪抢劫、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并不足为奇。犯罪的心理状态、方法手段等都有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犯罪分子在每一次作案得逞后，其犯罪欲望不断加强，主观恶习不断加深，犯罪能量步步升级。这本身就是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可见，无论是从案件还是案犯来看，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在侦查实践中要注意运用发展的观点来认识案件和案犯，成功地进行串并案侦查。

二、并案侦查实施中联系的观点

事物的相对稳定性体现了其自身的同一性，同一性是我们认识和区别事物的基础。系列性案件的犯罪主体是同一的，案件必然在某方面具有同一性即案件的不变性特征，这是串并案侦查的基础。不论是以人申案、以案串案还是以物串案，串的是“案”，案件与案件串起来的根据是案件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存在于案件的任何一个或几个环节中、通过认真细致地现场勘查，综合系统地分析判断，结合已经掌握的犯罪情报资料，找出案件之间的相关联的痕迹物证、手段方法、侵害目标、时间地点、主体特征等串案因素，这些相关联的因素是相对稳定的，依此进行串并案侦查并非难事。目前就串并案侦查中容易忽视的一个因素是案件之间的外在的联系。许多案件之间可供我们实施串并案侦查的相关联的稳定性的因素极少，本来应该申案分析、并案侦查的却没有实施，往往使我们错失破案良机。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没有完全相同的两起案件。侦查人员不仅要善于发现案件之间的内在联系，还要善于发现案件之间的外在联系。

首先，要敢于善于跨案别实施并案侦查一些惯犯、累犯为了逃避打击，学会了许多反侦查伎俩，作案前化装改变性别形体，使目击者难以描述体貌特征；现场伪装破坏，遗留的有价值的相对稳定的痕迹物证极少。有的犯罪分子在甲地作案，乙地销赃，丙地匿藏。为了增加作案能量，有效逃避打击，往往要用盗抢来的钱款购买枪支弹药。案别不同，地区跨度大，很难实施有效的并案侦查。但是我们的思维是可以超越任何界限的，通过认真系统的案情分析，快速及时的信息反馈，综合运用各种侦查措施，运用辩证思维，发现案件之间的串联条件，实施并案侦查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犯罪分子虽然经过周密的谋划准备，但在作案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此时，犯罪分子可能会改变初衷，其结果是预谋的和已经实施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案件。这就要求侦查人员不能只就案论案，要及时、全面掌握犯罪动态、犯罪信息，熟知犯罪情报资料，作到耳聪目明,头脑中要始终有专案意识。对于任何显性或隐性的蛛丝马迹要高度重视，“上纲上线”，不可轻易放过，错失良机。如某一派出所抓获一个人室盗窃的犯罪嫌疑人，派

出所的同志并没有轻易就案论案，因为在该地区不同时期连续发生几十起入室强奸妇女案件，影响极大。干警大胆假设，果断地将该犯罪嫌疑人向入室强奸系列案件上“靠”，结果一举侦破了此系列大案。审问得知犯罪嫌疑人尾随一单身妇女准备入室强奸，恰巧该妇女从后门出去了，犯罪嫌疑人便临时起意顺手牵羊，盗窃财物。

随着犯罪情报资料建设的不断完善，随着对新形势下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的认识的不断深入，随着侦查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各级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对并案侦查十分重视，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案件在思想上和认识上的辩证思考。并案的思路进一步拓宽，通过勘查现场、现场访问；通过敌情交流和技术交流会议；通过分析检索犯罪情况资料；通过专门的调查研究；通过协查通报和通缉材料；通过区域性联防协作等方法串并案侦查，有效遏制刑事犯罪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笔者认为这也是“大刑侦格局”构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篇：技术侦查

浅论技术侦查应用于职务犯罪侦查的适用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及特点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就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罪犯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窃听、秘密录象、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等。

1、技术侦查拥有全新的证据获取方式，有利于证据的保全和固定

在我国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影响下，职务犯罪也已经成为高智能型、高隐秘型的犯罪，犯罪的的手段层出不穷，犯罪获得的钱、物藏匿的越来越深、犯罪涉及到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因而现阶段侦查中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运用通常的侦查措施往往很难奏效。而技术侦查手段主要是监听电话、监视录像、秘密搜查、秘密拍照、对侦查对象定位追踪、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因为技术侦查获得证据和保存证据的方式特殊，所以相对于口供证据更加有利于对犯罪证据的及时保全和固定，这些证据能够客观、准确地为侦查破案提供第一手资料，也为分析案情和进一步侦破案件提供有力依据和指示方向。

2、技术侦查改变了现有侦查模式，使侦查变得多样化 现阶段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贿赂犯罪这种行动隐秘的案件，侦查方式基本上还停留在原始模式上，而且现今保护人权的呼声越加强烈，随着国家各种防止刑讯逼供的法规、政策的相继出台，在规范文明执法的同时，也使得检察机关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窘境。“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愈演愈烈，这种“挤牙膏”的侦查方式，其工作效率、社会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转换侦查模式，不仅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而

技术侦查正是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所产生的“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在结合过去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使侦查走向多样化，让证、供互相指引、互相佐证，拓宽侦查方向，提高破案效率。

二、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必要性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依然存在，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权力运行仍缺少完善的制约和监督。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使职务犯罪呈现智能化、专业化、隐蔽化、国际化等特点。一方面，犯罪分子作案隐蔽、串供、毁证、伪造证据、转移赃物等反侦查活动越加普遍，给检察机关侦查、取证造成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随着法律的普及，检察机关办案流程和方法的公开化、透明化，犯罪分子对抗司法的心理也越来越强，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对反渎反贪侦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检院的一系列规范性规定，更使得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了窘境。从司法体制上看，检察机关现行的管理体制使其难以抗拒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难以落到实处。受检察机关的双重管理机制所限，检察机关的经费来源和人事安排仍然要受制于地方政府，导致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遇到的阻力和干扰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受发展超前、法律滞后的影响，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使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查处工作面临困难。另外，基层检查机关侦查部门办案力量薄弱、侦察机制落后，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扭转。在这种新的执法环境下，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只能寻找新的侦查手段。

三、我国应对措施

1、检察机关必须设立独立的技术侦查系统

首先检察机关要建立独立的技术侦查系统，现今如果检察机关想要监听某嫌疑人的电话，只能寻求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公安机关的电话监听系统，但是公安机关隶属于政府，如果检察机关想要监听嫌疑人的电话不仅自己内部要进行审批，同时还有报请同级公安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审批后还要报请上级公安机关和上级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审批的过程十分繁琐，而且耗时太长，不但不能及时的进入监听工作，再上时间的审批过后，极有可能错过最佳的监听时机。使监听工作成为“想用时用不上，而能用时又没用了”的鸡肋手段。而且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在初查阶段，需要极高的保密性。这种长时间多部门的审批过程，存在较高的泄密隐患，而且也不符合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独立行使审查权的规定。因此检察机关应该建立独立的技术侦查系统，2、检察机关必须建立完善的技术侦查制度

运用技术侦查可能对公民的个人隐私构成威胁，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主要针对的是国家一些热点权利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这是一个范围较小的特殊群体。但每一个公民的隐私权都应该受到保护，所以检察机关对使用技术侦查应当建立严密的内部逐级审批制度，防止滥用职权行为发生；还要建立完善的技术侦查档案管理制度和报备制度，以备接受人大和有关部门的监督；更要建立严厉的惩罚措施，对滥用职权侵犯他人个人权利的人员一定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再则在办案人员申请技术侦查时应该提出被侦查人员可能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据，并不需要严格的定罪量刑证据，但也不能仅凭空穴来风就对被侦查人员采取技术侦查手段。笔者在基层检察院办案多年，其中在一次查办某开发区城建局案件时，在初期的侦查过程中发现该城建局每年都有大量的城建、绿化等工程招标，但因开发区财政紧张，所以经常拖欠中标公司工程款，不能按照合同规定时间给付，在我们对给付情况秘密进行整理之后发现，大部分中标公司都是在工程结束后1年左右才能得到尾款（不包含质保金），只有一小部分公司在工程结束后两三个月左右就结清了工程款，根据举报的线索和办案人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一小部分公司能够在短时间内拿到工程款，虽然没有获得不正当利

益，但是违反了该城建局正常给付方式，其中可能存在行受贿嫌疑。后来经过大量的取证，又对一些公司的负责人进行询问，有些负责人终于承认在得到全部工程款后，都以电话相约，送给该领导钱物。这也证实了我们初期的猜想。如上述案件，如果提请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在报请审批时应该说明报请的依据，就如此案优先得到工程款的公司虽然没有从中取得不正当利益，但是其优先取得工程款却违反了城建局正常给付方式。因此报请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还必须要有充分使用条件。

3、检察机关必须具备专业的技术侦查人员

随着科技强检工作的不断深入，技术侦查人才紧缺的问题更是凸现出来。尤其是基层检察院基本没有刑事侦查方面的人才,且侦查员结构不合理,掌握先进侦查技术难度大,检察机关缺乏大量的精通侦查技术的专业人员，也限制了技术侦查的运用。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把侦查技能培训纳入自侦科技工作范围，通过培训普及和提高侦查人员应用科学技术手段的能力，大力加强侦查人员的科技意识，使科学技术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的强化与持续发展具有坚实的基础。

四、结论

借鉴国外大量的反贪实践，技术侦查手段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采取的用于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在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中，极利于隐藏调查意图，采用秘密方式，使用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形式,最大程度保证证据真实客观，并有利于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做到快速出击，迅速查证，惩治腐败。由于其具有的秘密性、快速性、直接性，已然成为各国打击犯罪的威慑性力量。但是，技术侦查手段也是一柄双刃剑，很容易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使用必须在法律的规制之下，严格依照程序。遗憾的是，我国至今没有在职务犯罪侦查方面制定详细的、可依照执行的法律。我们应当以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契机，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指导，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立法技术与实践经验，积极建立并完善我国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制度。

东陵区人民检察院李栋

第四篇：技术侦查参考讲稿

时隔15年，刑事诉讼法——这部与公民权利息息相关、与打击犯罪密切相连的大法迎来了第二次大修。在全国人大公布的这次修正案草案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如何看待这次从无到有新增的技术侦查及其电子数据。

电话、摄像头、电子邮件、微博，这些记录人们日常行踪和隐私的信息平台的背后，可能还有一只“眼睛”——技术侦查。对于长期依赖口供的公安机关和反贪部门而言，这些“电子眼”技术究竟是“利剑”，还是“包袱”？对于期待社会和谐的普通大众而言，它们究竟是“福音”，还是“隐患”？当今社会已是科技时代，具有隐秘性、信息性、科技性的技术侦查，给我们带来了在隐私社会中如何防范“技术迷信”、保障公民权利的难题。

———— 草案规定 ————

我国于2000年加入《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5年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它们都规定缔约国在打击相关犯罪时可以使用“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等技术侦查措施。这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而言是一种国际环境的压力。

上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至今的这15年，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科技大进步的15年。这次草案增加技术侦查作为一节，反映了刑事诉讼法日益走向科技时代。全国人大在草案说明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况的变化，需要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同时，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滥用。侦查特殊类型的犯罪允许技术侦查

草案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草案在证据种类中增加规定了电子数据。通过技术侦查获得的电子数据，将作为“电子证据”或“科技证据”被采纳。电子数据，是以电子形式存在的用作证据的一切材料及其派生物，或者说是借助电子技术或电子设备而形成的一切证据。

侦查人员和相关人员有保密义务

为保障人权，草案规定，侦查人员对于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于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信息和事实材料，应当及时销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公安机关依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并对有关情况

予以保密。———— 专家说法 ————

针对我国非常严峻的“贪官外逃”现象以及日益攀升的“网络钓鱼”等诈骗案件，如何才能有效地通过侦查获得证据，控制犯罪嫌疑人？电话监听等方式在国外侦查犯罪中已经比较普遍，为什么我国刑事诉讼法现在才试图规定呢？

早期的技术侦查手段

在我国有关“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中，当时甚至采纳的半军事化的称谓，即“技术侦察措施”。该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对此作了扩大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根据有关解释，这些“技术侦察措施”主要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等专门技术手段。作为侦查犯罪最主要依据的基本法——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规定。

在实践中，自80年代晚期也开始使用测谎仪为侦查人员提供线索并协助办案。在一些非常重大的贪污贿赂案件中，检察机关经过审批程序也在公安机关协助下使用上述手段。

技术侦查为何边缘化

许多“技术侦察手段”在贪官外逃等案为什么会“失灵”呢？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教授领衔的课题组，通过各地调研发现，它们多限于国家安全和特别重大的一些案件，在职务犯罪案件中适用率并不高。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上述“技术侦察手段”，反而出于人权保障考虑，要求办案机关在立案以前不得采取强制措施，在初查阶段不得适用限制、剥夺人身自由及涉及财产权的强制性措施。其次，对于这些“技术侦察手段”，检察机关基本上处于一种“商请”、“借用”的状态，并主要由公安机关协助执行；在规范不详尽的情况下，它们担心一旦在执行中不慎重，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许多检察官认为：“与其惹来一身麻烦，不如不用。”

严重依赖口供的无奈和弊端

对于办案人员而言，技术侦查边缘化，“靠一支笔、一张纸、一张桌办案”，确是满腹无奈和心酸。当前许多犯罪都呈现隐蔽化、组织化、智能化、复合化，甚至国际化趋势。类似四川移动高管李某外逃案一样，由于缺乏技术侦查，办案机关很难发现和收集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实物证据，也很难发现其出逃的“计谋”和“路线”等。有检察官称：“有时只能看着贪官所乘坐的飞机在头上飞过去„„”侦查盗用网络信息的“网络钓鱼”这类犯罪，尤其是跨国情形的，没有先进的技术侦查，很难收集到相关证据。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应用研究中心奚玮研究员认为，对于缺乏证据和信息获取能力的侦查机关来说，不敢用、不能用技术侦查无疑是一个制度“瓶颈”，也迫使其不得不依赖于口供办案或者寻求其他机关协助。

在专家建议稿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刑事诉讼法学泰斗陈光中主张，技术侦查手段的法制化，既有利于加强其程序控制从而保障人权，也有利于追诉机关更好地利用这些手段控制犯罪，指控犯罪。

———— 立法建言 ————

技术侦查是“双刃剑”：可能是犯罪分子的“克星”，也可能是公民权利的“灾难”。在使用上稍有不慎，它们可能会严重侵犯相对人的人身、财产、隐私，乃至尊严。在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法国等国家，都有刑事诉讼法专门章节或特别法案规定监听等技术侦查手段，用来打击一些重大、复杂犯罪，同时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程序和救济措施。完善我国技术侦查，关键要坚持四个法制化原则。

重罪大案原则：不宜“大炮轰蚊子”

现代科技在诉讼程序中的应用并不是万能的。被称为万能技术的“DNA鉴定”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可能酿成错案。监听等技术侦查存在“误听”也不奇怪。美国在“911事件”后的《爱国者法案》曾扩大监听并为此遭受广泛批评。

在适用范围上，草案中“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容易成为“口袋”，应该附加对这类特殊情形的特殊审批程序。在操作中，还应坚持大案标准，具体可通过案情复杂程度、涉案数额、可能判处刑罚等综合界定，不宜“大炮轰蚊子”。必要性原则：防范“需要”的滥用

在适用条件上，草案中“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表述过于笼统，应贯彻必要性原则。在启动条件上可限定为：不适用该手段难以收集证据、达到侦查目的；侦查

部门必须经过初步的调查或侦查，掌握一定数量的线索和证据，证实嫌疑人具有确实的犯罪意图或者是正在实施犯罪，或该特定人员确实与案件有关。在结束条件上可限定为：收集到必要证据，达到适用强制措施的证据条件。

合法性原则：禁止超越法律之门

适用技术侦查应强调程序的法定性，同时明确程序违法的相关制裁规则和救济机制，尤其是确立犯罪嫌疑人的异议权和民事赔偿请求权。草案对于技术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应该专门拟定一条款，如同死刑案件中证据规定。“家是每个人的城堡”，不能以技术侦查的名义超越法律之门，侵犯公民隐私。在英国“窃听门”事件中，本应属于侦查措施的监听被其他部门滥用，其酿成的危机就是一个警醒。协同性原则：不宜“单打独斗”

适用技术侦查，必须在配套资金、科技装备、信息数据库和专门人才等方面有所保障。同时，我国电信、银行、出入境管理、服务业等机构，也应完善相关信息服务机制，实现与技术侦查的协同配合。对待测谎技术等技术侦查措施，不能迷信，不能强求，而应在明确其只是提供侦查线索前提下，迅速、及时收集其他证据，获得其他机构的支持。

“贪官外逃”案：技术侦查滞后

-案件回放

2010年3月，四川移动公司高管李某擅自离职，不知去向。据查，其可能取道香港潜逃到了加拿大。此前，国家审计署派小组进驻四川移动，并约见李某等谈话。根据报道，李某出逃之前有长达五年的“布局”，并陆续秘密地转走4.2亿元不明资产。许多老百姓抱怨，对李某这类贪腐时间长、多次遭遇举报的官员应该用监听等手段侦查其犯罪、预防其外逃。

“网络钓鱼”案：比电信诈骗更疯狂

2011年7月，江苏省昆山市某玩具公司报案称，有人盗用该公司电子邮箱向海外客户发送邮件，谎称公司原银行账号因故停用，让客户将货款汇至一香港的银行账号上。公司客户被诈骗货款3万余美元。相比电话、短信等诈骗而言，“网络钓鱼”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诈骗者利用欺骗性的电子邮件和伪造的Web站点等让受骗者“上钩”，使他们泄露信用卡号、账户和口令、社保编号等财务数据。

英国“窃听门”：挑战隐私的底限

2011年7月8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将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对即将关张的《世界新闻报》的一系列“窃听”丑闻进行调查。

伦敦警察局透露，背景复杂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了众多名人、政治家、军人，甚至“伦敦地铁爆炸案”遇难者家属的电话。受害者可能多达4000人。世界舆论大哗。监听一旦失控或被利用，不仅嘲弄了新闻的伦理，而且挑战了公民隐私的底限。

第五篇：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

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人、财、物的进一步大流动，使得刑事犯罪形势日趋严峻化；同时，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为公安机关侦查破案提供了有力武器，另一方面也被犯罪嫌疑人所利用，犯罪嫌疑人往往借助高科技手段，提高自身的犯罪能力及反侦查能力，智能化、高科技化犯罪现象越来越突出。因此，当前的刑侦工作必须实现侦查工作与技术工作的有效衔接与配合，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破案效率，有效地遏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关键词】：刑事 侦查 勘查 科学技术 犯罪

一、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概述

刑事技术，亦称刑事科学，是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发现、记录、提取、识别和鉴定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各种物证、书证，为侦查、起诉、审判工作提供线索和证据的各种专门技术的总称。刑事技术检验是刑事侦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刑事侦查活动的一项重要措施。只有在刑事技术渗透到刑事侦查各个环节中去时，才能真正转化为物质力量，使侦查人员由单纯的体力型向科技型转化，使在刑事办案中获取的各类物证更具价值性和证据性，对犯罪分子的认定作用和打击力度进一步加大。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加强及与国际法的逐渐接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对刑事侦查各环节进一步加以规范。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的刑事侦查工作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模式，仍然墨守陈规，靠打“车轮战”、“人海战”，靠“程咬金三板斧”式的审查讯问方式，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无法向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的答卷。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刑事侦查提供了获取科学证据的强大武器，为提升刑事侦查战斗力提供了广泛的空间。把科学技术提高到“第一战斗力”的地位，改变思路，从观念到行动上真正重视起科学技术的巨大潜力，通过加大侦查的科技含量，持续地增强控制、发现、揭露、制服犯罪的能力，无疑是刑侦改革的重要内涵。所以，各级刑事侦查部门越来越认识到刑事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提出了“科教强警、科技强侦”的战略措施，从而使刑事科学技术在侦查破案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实践证明：在社会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刑事科学技术是第一破案力。

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看到，由于侦技人员所处的地位不同，各自的工作方法、方式和工作对象不同，相互之间难以形成有效地衔接配合，分离脱节现象严重。特别是在现场勘查、侦查讯问等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对刑侦工作中的侦查和技术人员来说，强调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都是不对的。必须清醒认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必须做到各局部的有机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的效能。在技术和侦查最应密切衔接的“一线”基层责任区刑警队，问题尤其突出。因此，刑事技术部门在思想上要强化与侦查工作衔接的意识，既注重本专业的发展拓宽，又注重与侦查部门的密切协作；刑事侦查部门则要紧密依靠刑事技术的科学力量，多联络、多沟通，使我们每一起案件的侦破和办理都存在技术因素。美国著名学者克里希南在《现代犯罪侦查导论》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关系：“侦查员和实验室意见的交流。首先要会辨认、采集原物确凿证据然后把它们送抵实验室进行检验。侦查员和犯罪实验室检验人员问的密切合作，是充分利用相互间的才能的基础„„犯罪实验室在刑事犯罪侦查中所起的作用在日益增长，这大概是警察作假想训练时，在某个犯罪的实际侦查过程中，对警察的各种职责有了起码认识的缘故„„同侦查人员磋商，有助于实验室的科学家恰当地安排他们的试验，也有助于他们避免做不必要的工作。”

二、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表现 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应在现场勘查、审查讯问、发现和认定嫌疑人三个阶段有效地衔接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刑事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第一破案力的作用。

（一）行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现场勘查阶段的衔接配合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白景富同志指出：“现场勘查是侦查工作的门户，如果连这个门都进不了，其它工作都无从谈起。” 这个论断非常精准。现场勘查是侦查破案的第一道工序，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首要环节。刑事案件现场是犯罪行为的发生地，是犯罪证据的保留地，是犯罪信息的储存地。正是因为犯罪现场如此重要，所以长期以来公安部都是严格要求现场勘查要遵循“依法、及时、全面、客观、细致”的原则。

所谓犯罪现场勘查，是指侦查人员依据法律规定，为从犯罪现场收集证据，研究犯罪信息而进行的犯罪现场访问和犯罪现场勘验、检查的总称，是一项综合性的侦查措施。犯罪现场勘查的两大核心内容是犯罪现场访问与犯罪现场勘查、检查。现场勘查工作是刑事侦查工作的起点和基础，又是刑事技术工作的重头戏。但在实际工作中，现场勘查工作与侦查工作存在脱节现象，部分侦查员认为现场勘查工作仅是技术员的事，与自己无关，结果现场勘查时有些侦查人员不到场，绝大多数案件的现场勘查情况无人过问；部分勘查人员技术至上观念较重，侦查意识不强，常常是就现场看现场，就痕迹论痕迹，不能依据现场实际及客观态势对犯罪及其过程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判断、推理，以致在接下来的现场分析环节中不能切中要害、一针见血。也就是说技术人员只能谈技术ABC，而不能讲侦查一二三，不能科学地进行现场重建，更加有效地服务侦查，指导破案。在某些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眼中，现场勘查]_作是例行公事，仅仅起着弥补法律卷宗的程序作用及为已破案件提供一套现场记录的资料及出具鉴定佐证的作用而已，这种状况导致了侦查工作严重脱离犯罪现场。出现这一结果，主要是由于侦技人员的片面认识造成的。因此，如果在现场勘查中侦技人员有机结合、相互交流，技术人员同时加强侦查意识，既讲技术，又讲侦查，科学地重建现场，必能有效地服务侦查，指导破案。

要提高刑事技术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使刑事技术真正成为提高破案率的现实力量，把刑事技术和侦查破案有机结合起来，必须首先过好现场勘查关。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都要改变观念，打破刑事技术人员只单纯埋头于现场勘查，侦查人员只管制作调查访问笔录，相互间不闻不问的状况，两者应是一个共同的战斗体，技术人员要有侦查意识，侦查人员要有刑事技术意识，共同来承担起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访问工作。这样便于侦查人员在侦查的初始阶段就能“吃透”现场，了解现场，立足现场来看问题，分析案件研究侦破方案能从现场出发，避免了脱离现场的胡思乱想和无客观依据的乱想瞎猜。及时地对一起现行案件进行勘查，对于技术人员而言，在时空上缩短了到达现场的时间，既有利于现场的保护和痕迹物证的采集，又有利于技术人员及时了解案发情况，发现犯罪动态，提取有价值线索，并能及时将第一手的现场信息反馈给侦查员；对于侦查人员而言，既有利于侦查员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可使案件快速侦破，又利于侦查员熟悉技术业务，掌握科技手段，充分了解案件的发展动态和痕迹物证情况，及时把现场信息转变成活的侦查资源，从而增加了破案效能。可见，积极利用现场信息，可以将许多案件的侦破工作解决在现场勘查阶段。

（二）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审查讯问阶段的衔接

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指具有侦查权的侦查人员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犯罪情节的轻重而依法对其进行的一种面对面的审查活动。讯问的目的是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犯罪情节的轻重。审查讯问工作是对归案的犯罪嫌疑人，为证实其犯罪进行的面对面的强制性的调查活动，是侦查工作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侦”和“审”的统一。当前的模式是，审查讯问是侦查人员个体的事，勘查现场是技术人员的事，技术人员很少甚至几乎从未参与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讯问中去，导致了侦查人员审讯时就案论案，工作粗糙，在一些现场条件差，无过硬证据的案件中难以找到有效的突破口，审查讯问很容易陷入僵局，从而影响侦查效果。因此，初次审查讯问工作最好由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共同参与，制定周密的讯问计划。在开始审讯之前，侦查员应该尽可能多地占有现场资料，了解串并案情况。关心技术人员的检验结论的依据是什么，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比如现场痕迹是如何形成的，受害人的致伤、致死原因，在多种伤并存的情况下，哪一种伤是主要致死因素等等。尤其要注意分析把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痕迹特征、作案过程的细节特征和反常现象，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最大限度地深挖罪行。另外，技术员通过参与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讯问，从技术角度分析犯罪嫌疑人供述，反思和解决现场勘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这有利于对已勘查现场的得失总结，有利于技术人员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也有利于进一步的案件串并的汇总工作。

（三）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阶段的衔接配合

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刑事侦查破案的主要目的，但在传统的侦查模式中，单纯依靠摸底排队、调查访问的做法已无法适应当前刑事案件的发案特点。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地区间不平衡和人、财、物大流动这个大环境的影响，外来流窜犯罪已呈逐年上升趋势，典型特点是“两头在外”，即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都是外地人。且以侵财型、跨省地市、系列型为主要特征。犯罪分子异地作案、异地住宿、异地销赃，团伙作案、时分时合、交叉结伙，手段多样，对侦查破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侦查部门要想有效地遏制其扩张恶化，必须更新观念，转变机制，紧密依靠刑事技术中的科学技术力量。1．要充分发现和利用犯罪痕迹物证及各种信息

技术部门要及时将含有现场信息、手段特点、物证资料等串并汇总材料传递给侦查部门，便于侦查部门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去发现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及时消化案件信息，将有关信息传递到特情耳目，并及时进行阵地控制等，当发现嫌疑人员时，及时将刑事资料送技术部门查对，便于及时认定犯罪嫌疑人，从而在调查审讯中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2．应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能及时地发现认定犯罪嫌疑人

以现代科技对付现代犯罪，应是刑事侦查破案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缩短破案时间的制胜捷径。当前，在全国各级公安机关逐步建立起了指纹自动识别系统，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成熟，这一系统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破案力。此外，DNA检验鉴定、声纹鉴定、笔迹鉴定等高科技手段的应用，更使公安机关破案如虎添翼。相信随着21世纪科技的迅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应用到公安工作中来。

三、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前景展望

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有效衔接是靠人来完成的，作为主体的人应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侦查员和技术员的业务知识应该互相融会贯通，这就需要两者加强学习，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著名刑侦专家刘持平说过，未来刑侦工作发展的趋势是，侦查人员技术化，技术人员专业化。一名好的侦查员必须掌握现场勘查常规技术，包括勘验工作中所涉及到的有关痕迹，物品的寻找、发现、固定、分析、提取、包装、运送、保全等工作以及现场照片的拍摄、制作，现场图的绘制，现场勘验笔录的制作，现场录像的制作，侦查测量、登记等。

要了解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的运用情况，要在详细占有现场资料的前提下与技术人员分析现场情况，交流意见，为准确分析案件确定侦查方向、范围打下基础。同时要增强侦破案件的证据意识，结合侦查获得的线索，提醒技术人员注意现场证据的提取，为破案积累更多的条件。一名好的技术员应该也是一名好的侦查员，应该具有良好的侦查意识。将侦查意识和思维运用到现场勘查中，将勘查现场的情况客观完整地提供给侦查人员，并及时了解侦查人员工作中发现的可疑情况，结合现场勘查，为侦查工作提供更加准确、全面的分析意见，为案件侦破打下基础。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基层侦查部门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技术人员，这些基层的所谓的技术人员与侦查人员通称为侦查员。刑事技术部门应直接参与到侦查办案中去，真正实现技术与侦查的接轨。作为基层刑事技术部门，太专业化了并不利于技术工作的开展，会狭隘技术人员的视线。考虑是否让技术人员来参与案件的侦查和办理，不能只局限于只让技术员参加案情分析会，而不让其参与后续的侦查工作。对刑事案件尤其对一些恶性的大要案件、系列流窜案件及一些含有技术手段的案件，有技术员的参与，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我想，积极参与案件的侦破，将有利于我们技术员开拓思路，有利于现场勘查、案件串并工作，有利于提高技术人员突破案件的能力，有利于实现技术员专业性和实战能力的统一。当然，该建议的提出，必须建立在有足够的技术人员配置的前提下。

总之，作为公安工作的生力军的刑事侦查工作和刑事技术工作，一定要有机地衔接在一起，发挥整体功能。针对新形势下的犯罪特点，制定出可行性的预见方案，大胆引进新技术、新成果、新手段和新方法，这样不仅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少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还能培育出侦查破案的新增长点，为提高破案率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