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如何应对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

第一篇：试析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如何应对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

试析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如何应对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苗继元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修改后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进行了完善，基本实现和律师法的衔接。相关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必将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通过改善现有的侦查工作机制，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协调，找到一条应对之路。

论文关键词 修改后刑诉法 职务犯罪 辩护权

修改后刑诉法对于辩护和代理制度进行了全面修改和完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即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强化了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这些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完善和保障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充分展现了近年来我国法治进步的成果，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这些规定也给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挑战。

一、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制度修改情况简述

仅就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而言，与1996年刑诉法相比，修改后刑诉法在律师辩护权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辩护人”介入时间提前

修改后刑诉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这条规定，将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进一步保证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效的获取律师帮助的权利。

（二）会见程序改变

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这也就意味着辩护律师可直接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需要经过办案机关的批准、安排，这项规定为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会见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

（三）律师权利扩大

修改后刑诉法第37第4款条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项规定意味着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将不再有权派员在场，也不能对律师会见的时间和次数进行不必要的批准和限制。此外，修正后刑诉法第37条第1款取消了辩护律师同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的阶段限制，即律师在侦查阶段除可与犯罪嫌疑人会见之外，还可与其进行通信，这也是律师权利的一项重要扩充。

（四）明确规定三类案件可以限制律师会见

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第三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这项规定从正面赋予侦查机关限制律师会见权力的同时，其实从反面也保障了律师的会见权，即只要不是上述三类案件，或者侦查机关没有事先通知看守所，律师即可不经批准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

上述四方面的完善与转变，被理论和实务界一致认为可以有效改变现阶段刑事案件“会见难”“辩护难”等基本问题，对于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但就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而言，因为现阶段的侦查工作特点，这些转变却给今后的侦查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二、辩护制度的修改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新挑战

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侦查手段较为单一，案件突破严重依赖口供，侦查工作缺乏现代技侦手段等特点，具体体现为：职务犯罪查办以“秘密性”为原则；职务犯罪查办依赖口供；职务犯罪侦查依赖强制措施的运用；职务犯罪侦查的技术侦查措施严重缺乏。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现状是适应原有刑诉法而形成的办案模式而产生的，律师辩护制度的改革为职务犯罪侦查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冲击：

（一）口供的获取和固定难度加大

贪污、受贿案件具有其证明方面的特殊性，主观犯罪构成的证明往往决定了案件的定性。礼尚往来、借贷关系、公务消费、小金库等均可以成为逃避刑事处的关键理由。由此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则成为能否定罪的关键性证据。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出现在侦查阶段给审讯工作带来的不可控因素必然会增多，拒供、翻供、串供现象将频发。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律师之间由于权力和权利的“此消彼长”导致的“博弈”将更激烈，获取口供难度将更加困难。

（二）证据的获取和固定难度加大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毁证。而修改后刑诉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辩护权利，使得律师可以运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专业知识，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告知其如何准备供述，并将获悉的案件情况带出，对关键案件证据进行掩饰或销毁。这对于一直以来都以口供获取证据的办案机关来说，无疑是一个获取和固定案件证据材料的巨大冲击。

（三）可能导致案情或其他案件线索的泄露和流失

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使得办案人员对案件的控制难度将增大。可能带来的具体问题包括：（1）律师可能将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阅卷获悉的信息提供给证人或被调查人；（2）在共同犯罪或彼此关联的窝案、串案中。律师将获悉的其他共犯或关联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辩解提供给与这一供述或辩解存在利害关系的某个共犯或者其他关联人，从而使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形成原本不存在的共同认识与表述；（3）在正在侦查的案件中，律师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可能获悉尚未办理的其他案件的信息，而有意无意地提供给相关联的人。

（四）拓展线索，深挖串案的难度加大

线索深挖和扩大是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来源的重要途径，它可以使小案发展成大案，使单个案件发展成窝案、串案。线索深挖有时需要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发现蛛丝马迹，然后乘胜追击获取更多的线索资料。而律师通过有关权利的行使，不仅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拒供、少供，让口供和证人证言变化的风险加大，而且有可能泄露案件的某些信息，从而给侦查中深挖线索，扩大战果增加困难。

三、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如何应对辩护制度修改带来的挑战

作为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面对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一方面要积极适应刑诉法的修正，从观念上转变侦查思路和侦查理念，努力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侦查策略和手段上的转变，强化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措施。

（一）侦查观念要转变

1.转变律师提前介入影响办案的观念。刑诉法修改后律师介入时间的提前和作用的提高，从表面上确实对案件的办理带来了压力和挑战，但从本质上看，也是我国是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正确处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一步。辩护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是刑事诉讼法建立控辩审三方架构的结果，是与公诉人、侦查人员承担不同职责的刑事诉讼过程的一分子，他享有的权利应当与公诉人是平等的，只是各自的职责不同。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建立于律师之间的有效沟通、协调，才能将案件办扎实、办成铁案。

2.转变“保险立案”观念，树立“风险立案”理念。实践中，由于贪污贿赂案件查办对象往往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了保险起见，检察机关一般是在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后才决定立案侦查，而对于尚未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案件，一般也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尽快拿到口供。随着刑事诉讼法对于律师介入时间和手段的修改，今后职务犯罪案件必将更加难以办理，其间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会更大。这就要求自侦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应当摒弃“保险办案”的理念，树立“风险立案”的作风，敢于迎难而上，加大办案力度，实现办案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

3.从“倚重初查”获取口供，转变为“初查侦查并重”全面收集证据。从近年来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流程来看，由于侦查措施较少，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往往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初查上，侦查阶段则多为履行立案、拘留、逮捕等形式程序，形成了“大初查、小侦查”的格局。刑诉法修订后，查办职务犯罪虽然有了一些冲击，但在侦查手段上也有了完善和补充，初查和侦查之间的关系必将由倚重初查获取口供，转向初查侦查并重且为全面收集证据。

（二）侦查策略、手段要转变

1.要进一步提高审讯水平，加强预审突破能力。首先，在审讯前要做足准备工作。修改后刑诉法要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不能轻易接触被调查人，反之一旦接触就要做足充分的准备。这就要求预审人员对审讯对象的自然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嫌疑人的个性和特性形成判断，结合已掌握的证据，形成充足的预判。此外，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导致不可控因素增多，因此在做审讯预案时要争取穷尽所有可能，做到周密部署，没有遗漏。其次，审讯过程要注意证据的合理利用。修改后刑诉法给予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空间相对宽松和自由。因此，在讯问中审讯人员要更为注意证据的出示环节和时机，打破嫌疑人的侥幸心理，甚至可以选择在律师会见后再出示证据，出其不意的打乱嫌疑人心理防线，从而突破案件。

再次，审讯过程要高度关注。实际讯问中，审讯人员要比以往更为关注审讯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把握嫌疑人的细微变化，根据讯问变化调整讯问策略，追问到底。最重要的是摒弃以往那种长期作战、拘留逮捕后再获取有罪供述的心理，力争在第一次讯问时就达成讯问目的，成功立案。

最后，审讯中要更要注重侦查谋略的选择和使用。辩护制度的修改对第一次审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案子能否获取有罪供述都依赖于第一次讯问的成败。这样，我们在讯问中就要更加注重侦查谋略的选择。在实践中，侦查人员要将政策攻心、情感催化，双管齐下、一箭双雕，循序渐进、顺藤摸瓜，抓住关键、重点突破等讯问谋略巧妙结合运用，力争迅速打开局面，为今后的立案侦查打下坚实的基础。

2.立案后加强证据收集工作，迅速强化固定证据。刑诉法的修改完善要求职务犯罪侦查

部门查办案件必须在“快”上下功夫，做到整合侦查资源，集中力量作战，提高办案效率。针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出现的新情况，要防控犯罪嫌疑人翻供现象，巩固侦查成果。对于即将接受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提前打好“预防针”，告知其违反法律妨害司法的严重后果。而对于已经接受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及时进行突审，巩固原有供述，防止翻供。此外，还应加强侦捕、侦诉配合，随时掌握案件的动态情况，及时发现所取证据细节缺失等取证缺陷或者漏洞，采取措施加以补强，巩固取证成果，健全证据体系，保证办案质量。

3.充分运用技术侦查手段，逐步实现“由证到供”的转变。

从实际办案需要来看，笔者认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技术侦查手段是测谎技术和通讯监听技术。职务犯罪嫌疑人智商普遍较高，反侦查能力较强，一般不可能积极主动地交代问题，使用测谎技术可及时获悉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伪，对顺利开展侦查工作极为有利。实践中由于测谎仪器较为经济，且操作极便，因而应当广泛推广使用。此外，职务犯罪中利用通讯技术作案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因而，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通讯监听技术就很有必要。一方面，可以增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主动性，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案件线索；另一方面，可以在被监听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

4.充分利用监视居住这样强制措施。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对于监视居住的修改幅度是五种强制措施中最大的。从内容上看，此次修改涉及到监视居住的条件、场所、方式、检察机关监督等多项内容，从性质上看，监视居住被界定为一种介乎取保候审和逮捕之间的强制措施，是羁押的一项替代性措施。实践中一些案件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无法及时获取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或者需要继续侦查调取主要犯罪证据，这样就无法对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为防止律师提前介入可能导致的一些不良情况的发生，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可以尝试运用监视居住这一手段。这样既可以将逮捕后的侦查时间两个月转为监视居住后的六个月侦查时间，又可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和相关人员接触从而串供、毁证。

5.合理利用法律条文，让法律规定为办案所用。刑诉法的修改也不仅仅是对职务犯罪侦查的约束和限制，其中也规定了例外情况。这些例外情况的规定，顺应了侦查办案的实际规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案件办理提供了便利条件。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在学习运用新《刑事诉讼法》的同时，要深入研究法律规定，争取在合法办案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法律条文，为办案提供便利，最大程度上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

6.加强律师队伍的监督管理，实现由“对立到合作”的转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应加强与律师协会的协作、沟通，进一步要求律师协会约束其会员的行为，规范律师合理行使会见权。可以尝试对于辩护律师给予书面提示，在会见前告知其享有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对于不应采取的行为给予提醒，使辩护律师能够自觉遵守相关法律的规定。相应的，自侦部门应对行使律师行使辩护权提供力所能及的方便，保障律师能够有效与犯罪嫌疑人沟通，促进案件的顺利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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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应对

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应对

时间：2012-07-16作者：姜涛 王伟

来源：正义网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又一重大成就,对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大意义。新刑诉法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既有助于加大职务犯罪查办工作力度,也有利于充分发挥法律监督和惩治贪污腐败的职能,同时还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一、新刑诉法有利于推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开展

(一)进一步完善了职务犯罪侦查程序。新刑诉法对侦查程序的规定更加明确详细,有利于降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办案风险。刑诉法着重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必要的侦查措施,同时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和监督,其主要内容为:根据侦查取证工作的实际需要,增加规定了口头传唤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适当延长了特别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的时间,增加规定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完善人身检查的程序,在查询、冻结的范围中增加规定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并根据侦查犯罪的实际需要,增加了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是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的补强。

(二)明确赋予了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新刑诉法赋予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使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力度和侦查水平大大提升。技术侦查权是目前制约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顺利开展的一个巨大瓶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职务犯罪案件亦不断呈现出智能化、复杂性和隐蔽化特点,在现阶段缺乏有效技术侦查手段的境况下,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必将受到一定阻碍。如当前社会网上银行的普遍运用,犯罪嫌疑人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就可以把涉案款转移或者隐藏,甚至通过网上银行的转账和支付就可完成贪污贿赂犯罪的全部过程。而检察机关通过查询银行传票的老办法去查询涉案款项,就很难获取案件线索并取得相应证据。在被赋予技术侦查权的情况下,办案部门自然可以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获取电子数据证据,相关调查取证难题迎刃而解。因此技术侦查权的赋予,既进一步丰富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手段,又提升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效率。

(三)明确了讯问全过程录音录像相关规定。对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的规定,既有利于防止犯罪嫌疑人的翻供情况的出现,又有利于保证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还有利于降低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办案风险。职务犯罪案件讯问过程中,存在诸多安全隐患,甚至有时会出现被讯问犯罪嫌疑人自杀、自残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往往会使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讯问工作及侦查人员陷入极大的被动,而讯问全程的同步录音录像可以真实记录并还原审讯全过程,进而降低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办案风险。同步录音录像,同时也是对职务犯罪案件合法办案过程的有效监督,对防止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出现违法、违纪情况,具有直接而有效的预防作用。同时,讯问全过程的录音录像也是对犯罪嫌疑人言辞证据的固定,有利于确定犯罪事实,防止犯罪嫌疑人在庭审过程中翻供情况的出现和非法证据的排出。

二、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一)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面临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不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而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新问题。自案件立案侦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就能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律师可以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不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犯罪嫌疑人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孤立的面对反贪审讯人员,而是也可以面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律师,这样很可能会增加职务犯罪侦查审讯工作的难度。当然,笔者相信绝大多数律师能够恪守职业道德,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极少数律师为了追求代理利益的最大化，1会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给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应对侦查讯问,甚至不惜帮助犯罪嫌疑人隐匿犯罪证据,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如何正确处理好与律师的关系,怎样使律师介入后对案件的办理趋利避害,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面临的崭新问题。

(二)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程序更加严格复杂。当前有许多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习惯于先掌握少量证据,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在获取口供上下足功夫,在获取大量的犯罪供述后,再去取证落实。这种传统的办案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自侦办案工作要求,必将遭到淘汰。原因在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和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在侦查阶段侦查部门具有调查取证权,律师也有调查取证权,双方所调查获取的证据很可能存在差别,并影响案件的定性和犯罪数额的认定。犯罪嫌疑人也有翻供的可能,言词证据存在太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新刑诉法对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都做了详细的补充规定,对有关程序性的违反,不仅会造成侦查工作的失败,还有可能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责任。

(三)技术侦查权的赋予以及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实施,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工作技能有了更高要求。技术侦查手段的准确合理运用和对案件审讯过程的全程录音录像的实施,要求职务犯罪侦查人员要具备先进的科技侦查技能和录音录像设备的运用能力。这无疑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工作内容,这要求侦查人员不仅具备固有的侦查能力和素质,还要掌握先进的科技装备知识,与日新月异的科技相接轨。这也必然大大增加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科技技术含量,同时也增加了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的难度和强度,传统侦查模式在此遭遇了新刑诉法的重大考验。

三、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应对新刑诉法的有效措施

(一)要转变执法观念,树立规范执法、保障人权的理念。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工作人员要从思想上正确认识刑诉法修改,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和人权保护意识,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本次刑诉法的修改迈出了新的步伐,理念进一步更新,有许多新的程序、规定,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法律日益与国际接轨,不断的重视保护人权。作为一部关涉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法律,其立法、修法的基本方向是通过程序正义限制公权,强化人权保障,凸显修改的立法目的,修改中的证据制度、刑事强制措施、辩护制度等都指向了这一明确的立法目的。刑诉法既有秩序维持的功能,也有人权保障的功能,虽然,我国现阶段正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但应看到绝大多数犯罪是非暴力的较轻的普通刑事犯罪,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因为少数的严重的暴力犯罪等重视了刑诉法的秩序维持的功能,而偏离了正确的修改目的与方向,因此,作为法律监督部门的职位犯罪侦查人员,尤其要转变执法观念,树立规范执法、保障人权理念。

(二)要坚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开展职务犯罪侦查活动。办案程序合法性的重要性日益明显,程序的合法也是充分保障人权和案件顺利办理的重要保障。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一是要严格遵守提审讯问制度,规范办案工作区及看守所录音录像硬件配备及人员配置,对讯问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严格遵守看审分离和审录分离等规定;二是要大胆、灵活、合法的运用强制措施,不断提高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效率。对于发现犯罪嫌疑人有可能隐匿、灭失的犯罪证据要及时的采取查封、扣押措施,以固定证据。三是要敢于、善于运用新刑诉法赋予侦查机关的强制措施手段,对于发现侦查对象有可能逃逸的案件,要大胆的及时的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以防止逃逸。

(三)要高度重视初查阶段的调查取证工作。由于侦查程序的严格及侦查期限的限制,职务犯罪案件初查阶段调查取证工作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一是要改变过去在初查过程中只注重对线索本身的分析和评估的传统模式,要以线索为突破口,积极开展全面、系统的初查活动;二是要改变过去在常规调查结束后,就草率立案,将案件突破的希望寄托在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上的侦查观念,确保在初查阶段就开始全面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全力突破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依赖性,逐步形成职务犯罪案件“零口供”侦查模式;三是要注重对相关案件线索的策略性处置。要避免对线索的过于急躁的处置,避免急于求成心态,避免急于接触犯罪嫌疑人的做法,注重策略性经营,以全面收集和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材料和信息,为立案和预审做好充分准备。

(四)要充分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技术侦查权是新刑诉法赋予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以确保侦查机关能够有效应对日益高科技化和高智能化的职位犯罪。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是要认真用心学习先进科技侦查手段,不断更新必要的侦查技术设备,要积极加强与相关技术领域技术部门的沟通联系,切实加强技术侦查技能的培训和学习,确保侦查人员能够熟练掌握技术侦查技能,使技术侦查权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并逐步将技术侦查手段作为今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普遍运用的有效途径;二是要严格遵守技术侦查权运用的法定的程序和规范。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和使用要求,全力确保依靠技术侦查手段收集的证据的合法性和证明力。在使用先进的电子设备收集证据上,要确保电子数据的准确性,确保调取的电子数据程序合法,确保数据内容的真实性,确保相关数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并全力确保通过技术侦查权获取的证据不出现非法证据排除情形;三是要在侦查过程中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侦查手段,调取新刑诉法规定的各种电子证据,做到对电子证据等新证据形式全面掌握、准确运用,进而服务自侦办案工作。

(五)要正确对待并积极应对律师介入。律师辩护制度是刑诉法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途径之一,针对新刑诉法的规定,自侦部门必须以正确的态度,积极应对律师对案件的介入,确保侦查工作质量:一是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与律师关系的处理。要将律师的介入向有利于案件的办理方向去引导。在律师介入后,尽可能的积极听取律师对于案件办理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对律师提交的相关案件证据要认真对待、全面分析,试图从中找出案件办理过程中是否存在缺陷与不足;二是对律师执业行为进行合法有效的监督。对于律师有意帮助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的行径,要坚决予以制止;对于律师帮助犯罪嫌疑人伪造、毁灭证据、妨害证人作证、串通他人作伪证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对于律师教唆犯罪嫌疑人对抗检察机关的讯问等违反职业规范的行为要坚决向律师主管部门反应;三是要切实加强与律师的沟通与交流,善于借助律师的作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有可能会造成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无论侦查人员如何做说服教育工作,都无济于事,但是律师与侦查人员不同,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基于委托人即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考虑,犯罪嫌疑人自身亦明了这一点,犯罪嫌疑人与侦查部门的对抗或者认罪态度差,不会给犯罪嫌疑人造成不利影响,但却会严重影响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而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是否能够主动交代犯罪事实、是否有悔罪表现等对量刑有一定影响,因此可以借助律师会见,通过律师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说服教育工作和利益诉求的正面引导,以有助于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的好转,并对案件的侦查起到事半功倍的促进效果。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检察院)

第三篇：基层反贪工作如何应对刑诉法修改

基层反贪工作如何应对刑诉法修改

来源：本 网

发布时间：2012-9-19 16:32:58

在今年3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的刑诉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修订以来，再次进行的一次重大修改，涉及条文较多，修改面较大。这次修改对于新时期下的检察工作，尤其是反贪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同时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在新形式、新规定下更好的完成办案工作，将成为我们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次修改，既提出了新刑诉法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等法律原则方面的更高要求，又体现了诉讼参与人在参与整个诉讼过程中享有的更为深入细致的权利与义务。

对于新刑诉法的修改条文，我有一些浅显的认识。下面，我就将基层院的反贪工作如何应对刑诉法修改，与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共同学习探讨。

一、新刑诉法对反贪工作带来的影响

这次刑诉法的修改，对反贪侦查工作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约24条左右，总的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写进了新刑诉法。

新刑诉法把旧刑诉法原条文第四十三条改为第五十条，并对其进行了修改。补充添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增加此规定，我们普遍认为这是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一大步，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侦查人员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这也就进一步要求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能力要加强，不能过于依赖从犯罪嫌疑人口中得知侦查信息，此规定也促进反贪侦查人员对长期依赖口供的习惯进行改变。

第二、对于采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排除进一步明确。

在这次修改中，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明确写进了新刑诉法，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此规定强调侦查部门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必须合法，否则将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此规定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但同时，也对我们反贪干警的侦查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新刑诉法将传唤、拘传时间有条件的延长至二十四小时。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新刑诉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这条新增加的规定对于一部分案件的突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实践中，不少职务犯罪案件案情复杂或证据一时难以获取，在十二小时以内无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新刑法将一些类型的案件传唤、拘传时间延长至二十四小时，为侦查机关查明事实、审查证据和作出决定给予了更多的空间。

第四、确立了技侦手段，完善了证据制度。

新刑诉法第二章第八节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进一步确立了技术侦查是在侦查阶段中的一种重要手段。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第一百五十二条也规定经由技侦手段获取的材料可作为证据使用。这些规定对采取科技手段迅速获取定案的证据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此同时，第四十八条对于“电子数据”、“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等也都列入“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并且在第五十二条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以上规定扩大了侦查部门对证据获取的来源和渠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检察机关加大反贪查案力度、保证办案质量，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第五、进一步将辩护权扩大延伸。

辩护权的修改，被各界法律人士普遍认为这是新刑诉法修改的一个最大亮点。新刑诉法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此规定明确把辩护人进入刑事诉讼的时间点提前到侦查阶段，并可以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和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新刑诉法三十七条还规定，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以外，辩护律师持“三证”，无需其他任何批准，四十八小时内就能会见犯罪嫌疑人，且会见时不被监听。辩护权的扩张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是强化人权保障的体现，也是司法进步的结果。但从另外角度看，辩护律师在介入侦查以后，势必会按照法律规定为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的性质和后果进行分析，在不被监听的情况下，不排除有些辩护律师会违反职业道德，甚至违反法律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翻供的心理暗示、语言点拨，从而加强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惩罚的侥幸心理，增加了犯罪嫌疑人翻供的风险，讯问破案的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第六、新刑诉法中明确规定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新刑诉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以前根据最高检对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的有关要求，在我院反贪工作中已经施行，现在新刑诉法的修改给同步录音录像工作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要求，施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有利于日后当事人提出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的控诉时，通过查询录音录像还原事实、说明情况，于此同时，也对我们的侦查人员获取言词证据的规范化提出了严要求。

二、刑诉法修改后反贪部门采取的应对方法

上述新刑诉法的修改，对反贪工作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挑战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将对常规的反贪侦查工作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我们通过认真研究、深入思考并结合我院反贪实务工作现状，现将新时期下的反贪工作对新刑诉法修改的应对方法，作以下简要分析：

（一）高度重视初查工作，客观全面的搜集各类犯罪证据。

自案件立案侦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就能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律师可以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不受到任何限制。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案前期的初查工作要高度重视，对案件的查处，不能操之过急，接触犯罪嫌疑人的时间点要审慎选择，防止犯罪嫌疑人知道办案意图，毁证灭据或者串供。要更加秘密且全面的收集和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客观证据和信息。加大初查力度，放宽初查时间，为立案和预审做好充分准备，在初查中也要尽可能多地调取新刑诉法规定的各种类型的证据，对电子数据等新的证据形式要进一步熟悉、掌握。

（二）转变固有的侦查策略，树立全新的侦查模式。

首先，过去我们传统的办案模式主要是“以人立案”，如今在新刑诉法的框架下已不太适应，“以事立案”的侦查模式是我们以后需要转变的侦查策略。以事立案能够在与犯罪嫌疑人不直接接触的情况下，使查案工作及时进入侦查程序，可以防止律师过早介入而带来的干扰，有利于侦查人员依法及时地使用侦查手段获取犯罪证据，从客观上可以减少调查取证过程中遇到的阻扰。其次是在提高我们

“零口供”定案能力的同时，要把旧刑诉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供述”的义务进行转化，在新刑诉法下的侦查策略下，把犯罪嫌疑人主动的“如实供述”作为其减轻处罚的条件加以重点说明。

（三）强化技术力量，充分利用各种技术侦查措施。

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这是一项查办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必不可少且非常重要的一种侦查手段。随着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的普及，职务犯罪日益呈现出技术化、高智能化，犯罪手段也更加隐蔽，犯罪分子反侦查的能力也越来越强。本次刑诉法修改增加了很多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客观来讲，传统的办案取证模式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很大限制。在将来的办案工作中，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技侦措施，包括各种监听、监控、密摄、检查等等，增强获取客观证据的能力，减少对口供的依赖，为案件顺利侦破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四）严格贯彻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录像。我们认为，在新时期下想要挑战更严峻的办案形势，那么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作为在办案工作中的“第三只眼”，不管是处于“监督者”的身份还是站在“叙述者”的角度，都是非常有必要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案卷资料中的。而且我们应当在办理每一起案件和每次讯问中都要严格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对一些重要的证人也可以采取同步录音录像固定言词证据。对于录音录像资料的技术数据标准，必须要按照上级检察院下发的有关技术标准规定严格实施。要进一步完善录音录像的录制、管理、保存制度，由专门的技术人员负责操作和维护，要使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保证关键时刻不出任何技术差错。

（五）提高侦查人员综合素质，打造业务精良的反贪队伍。

目前，离新刑诉法正式实施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我们必须要全面透彻地学习新刑诉法的条文内容以及精神实质，做到吃准吃透、烂熟于心、融会贯通。通过个人学习、座谈交流、聆听讲座等各种有效途径，全面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要树立取证工作中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杜绝瑕疵证据，杜绝刑讯逼供。对每一起贪贿案件都要紧紧围绕犯罪构成要件，全面客观收集各类证据，提前研判，不断优化取证方案。作为一名优秀的侦查员，首先要提高调查取证能力。严把证据质量关，特别是对证据来源、证据形式、取证过程、证明力等方面作为重点审查内容，及时补强瑕疵证据，对于不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在侦查环节就要予以排除。其次是要提高侦查员将客观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的能力。既要善于综合运用多种证据，包括新型的电子数据类证据，也要具备在24小时内突破口供的能力，积极适应新执法环境下对反贪侦查工作的需求，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准确打击犯罪，推动新时期下反贪工作不断前进。

第四篇：浅谈对职务犯罪侦查专业化的思考

一、加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重要性

加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依法治国的需要，是反腐败的需要，也是保障人权的需要。当下中国社会处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全面转型时期，一方面是贫富差距拉大和群体矛盾激化；另一方面是道德规范乏力和精神信仰缺失。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构建和谐

社会的主要基础是精神文明，衡量精神文明的基本标准是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而执政党官员的道德修养是影响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严格查办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于提升官员群体道德水平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专业化

专业化是人类社会职能分工的发展趋势，也符合犯罪侦查工作的发展规律。职务犯罪侦查职能专业化发展有两个阶段：其一是从业余到专业；其二是从通才到专才。

在世界各国，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专业化有三种模式：（1）警察职能模式，如英国、法国、德国等；（2）检察职能模式，如俄罗斯、瑞典、韩国、日本、美国等；（3）独立职能模式，如印度的中央调查局、新加坡的贿赂调查局、泰国的反贪污委员会、香港地区的廉政公署等。在这三种模式中，警察职能模式的专业化程度较低；独立职能模式的专业化程度较高；检察职能模式的专业化程度居中。一般来说，在那些预防职务犯罪的制度比较健全而且职务犯罪不太严重的国家中，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专业化程度较低；在那些职务犯罪的预防制度不太健全或不太有效因而职务犯罪相当严重的国家中，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专业化程度则较高。

中国应该采取哪一种模式：是警察职能模式，是独立职能模式，还是现行的检察职能模式？我认为，维持现行的检察职能模式既符合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也适合中国司法体制的基本框架。不过，我们也要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完善，努力实现职务犯罪侦查职权的优化配置，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减少阻力，排除干扰，达致系统的良性运转，真正实现职务犯罪侦查的“一体化”。

三、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专业化

职务犯罪侦查人员专业化的必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社会法治的发展提高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要求和标准，只有专业化人员才能够胜任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其次，职务犯罪活动的复杂化、多样化、智能化、隐秘化增加了侦查工作的难度，只有专业化人员才能保证办案质量。

职务犯罪侦查人才专业化的形成有两条基本路径：其一是自然形成，即侦查人员在工作中通过自主学习和积累经验而成为专家。这可能是由不同地区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种类的差异性所形成的；也可能是由侦查人员对某类职务犯罪案件的个人兴趣所形成的。其二是培养形成，即侦查机关根据需要而通过学习培训和办案实践等方式养成的各种专家。职务犯罪侦查的专家主要有三类：熟悉某些领域职务犯罪侦查规律和特点的专家，如矿难事故中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专家等；熟悉某些侦查方法的专家，如审讯专家等；熟悉某些侦查技术的专家，如测谎专家等。

四、职务犯罪侦查方法的专业化

职务犯罪侦查方法的专业化包括人证调查方法的科学化；物证调查方法的常规化；秘密侦查方法的规范化。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提高人证调查能力，包括提高询问、讯问等调查取证的能力；提高审查评断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的能力。

讯问的法治化和讯问的文明化要求讯问方法的转变和讯问能力的提高。于是，讯问方法由硬审讯法转向软审讯法。所谓“软审讯法”，是建立在心理科学和行为分析基础之上的审讯方法；其基本模式是在分析被审讯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点的基础上，通过语言或其他人体行为来说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其与“硬审讯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不使用强迫的方法让嫌疑人供述，不是“硬逼着”嫌疑人供述，而是以“软”的方式说服嫌疑人，让其自愿供述。

软审讯法的“三软”：审讯人员对待嫌疑人的态度要“软”，要表现出友善、理解乃至同情，以便让嫌疑人感觉受到了较好的待遇，从而获得嫌疑人的信任。审讯人员在谈及犯罪行为时使用的语言要“软”，例如，使用“收了钱”的说法而不是“收贿”的说法；使用“打人”的说法而不是“刑讯逼供”的说法。审讯人员对犯罪后果的描述要“软”，一般不要轻易谈及有罪判决的严厉刑罚，而要说“本来的后果可能更为严重，现在还不错”。对于成功的审讯来说，给犯罪嫌疑人形成的心理压力并非越大越好。这种压力既要足以使有罪的嫌疑人供认自己的罪行，又不能迫使无罪的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这种压力既要促使有罪的嫌疑人承认有罪，又不能恐吓有罪的嫌疑人承认自己有罪。在这个问题上，软审讯法优于硬审讯法。美国的“雷德审讯技术”（九步审讯法）是“软审讯法”的代表。

审查人证的方法也是人证调查

方法的重要组成内容。无论在案件侦查的哪个环节，侦查人员都要对获取的证据进行审查。实际上，每个案件的侦查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获取证据和不断审查证据的过程。诚然，审查人证之真实可靠性的方法，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判断他人陈述之真假的方法有相似之处，而且经验法则确实也是审查人证的重要依据，但是犯罪侦查活动中对人证的审查毕竟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陈述判

断，它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因而也应该具有更高的科学化要求。

例如，审查证言真实性时可以采用“五问法”：（1）证人与当事人或案件结果有无利害关系？（2）证人有无受到威胁、利诱的情况？（3）证人感知案情时的主、客观条件中有无造成误差的影响？（4）证言内容是否符合常理与逻辑？（5）证人品格中有无可能影响证言真实性的因素（如不诚实、爱吹牛等）？审查证言真实性要注意两个方面：其一是证言来源的可靠性，包括证人的能力与知识，证人的身份与动机；其二是证言内容的可信度，包括证言内容的可能性，证言内容的一致性，证言内容的合理性，证言内容的详细性。

在审查证人证言等人证的真实可靠性时，提高识别谎言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识别谎言是犯罪侦查人员和司法人员的一项基本技能，包括使用心理测试技术或俗称的“测谎技术”。虽然测谎结论会出现错误，但是其并非最不可靠的证据形式，而且其作为审查人证的方法确实具有很高价值。当然，测谎仪器自己并不能识别谎言，只有掌握在合格的专业人员手中才能发挥科学审查人证的作用，而这也恰恰体现了职务犯罪侦查人员专业化的要求。

综上所述，职务犯罪侦查专业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当下中国，我们需要专业化的职务犯罪侦查。然而，随着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制度的健全和社会法治环境的改善，中国的职务犯罪一定会大大减少。也许到那时，我国就不再需要如此专业化的职务犯罪侦查了。

第五篇：刑诉法修改对公诉工作影响及对策范文

刑诉法修改对公诉工作影响及对策

作者：黄鸿远

时间：2012-05-08

正义网

此次刑诉法修改，对公诉而言，新刑诉法恢复了卷宗移送制度，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增设了庭前预备会议，设立了关键证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对简易程序进行了重大修改。权力的本质是责任，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立法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执法者的一次全新挑战。新刑诉法对检察机关更新执法理念、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能力、强化自身监督制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行使国家追诉权的公诉机关，在新形势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新的挑战，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司法公正，是我们每一名公诉干警应当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一、此次刑诉法修改涉及公诉工作的主要方面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充分体现

此次刑诉法修改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但以下四条已经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质和内核：一是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了举证责任：“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二是第五十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同时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确立了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三是第五十三条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三个具体标准，即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四是继续保留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集中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成分。

（二）律师阅卷制度的改革

此次刑诉法修改对于律师阅卷问题，在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其对1996年刑诉法的修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阅卷的范围从以往的部分材料扩大到案卷材料。新刑诉法规定，无论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辩护律师都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二是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上述案卷材料。此外，为了防止有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不被移送，第三十九条还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这就可以使辩护人全面掌握不利和有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

（三）对公诉案件的庭审细化了要求

在公诉案件庭审方面，对于检察机关具有影响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第一百八十七条增加了证人、警察和鉴定人出庭的规定；二是第一百九十二条增加了专家证人出庭制度；三是一百九十三条在完善一审程序时增加了“量刑”内容，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四是第二百零八条、二百一十条扩大了简易程序案件的适用范围规定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庭支持公诉，取消了简易程序案件可以不派员出庭的规定。

二、刑诉法修订对公诉工作的影响

（一）证据制度的修改对公诉人素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在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新刑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如何正确运用调查核实权，如何妥善处理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关系，都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一定程度上加大公诉人的工作量。此外，基于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第五十七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这就需要公诉人进一步研究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方法。

而在证人、鉴定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方面，虽然新刑诉法在第一百八

十七、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了证人、鉴定人和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条件以及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但是对于公诉人而言，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证人出庭作证加大了指控犯罪的难度，尤其是当证人在法庭上直接面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询问和质证的压力时，如何实现良好的庭审效果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鉴定人和专家证人都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特殊群体，因此，在询问鉴定人和专家证人时，公诉人也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训练，在工作中逐步实现公诉队伍的知识化和专业化。

（二）律师办案制度的修改增加了办案的难度

此次刑诉法在律师办案制度方面吸收了08年实施的新律师法的精神，在律师会见权、律师自行调查权、律师阅卷权等方面，较现行的刑诉法有突破性规定，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意味着，控辩双方的关系将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然而这对检察机关公诉工作则意味着一次全新的挑战，而对公诉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增加了控方证明的难度。新刑诉法中涉及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第三十八、三十九条的规定，从总体上看，是扩大了辩护方的权利，从而限制了控诉方的权力。在新刑诉法实施前公诉机关尚可以以刑诉法为上位法、律师法为下位法为由拒绝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但新刑诉法实施后这个“挡箭牌”将不复存在，也使侦查、公诉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从现有刑诉法所规定的“半公开”状态变为“全面公开”状态。而随着辩护方权利的扩大，控诉方和辩护方的力量对抗也就从表面上的平等向实际上的平等迈出坚实的一步，进而使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进一步增强。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还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这也就意味着辩护方不承担相关的责任，这样必然增加控方证明的难度。

二是增加了固定证据的难度。在案件侦查和审查起诉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翻证。而新刑诉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侦查机关移送的证据卷材料，因而可以知悉案件的全部证据及全案的证据弱点、薄弱环节。同时，律师还可以提前了解案件相关证人的证言或者其他同案犯的供述。这样一来，为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和证人之间、犯罪嫌疑人和同案犯之间进行串供提供了条件。通过串供或者其他的措施，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翻供，从而给公诉机关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少数素质不高的律师如果对犯罪嫌疑人、证人稍加“点拨”或暗示，犯罪嫌疑人、证人就有可能翻供变证，造成言词证据的稳定性减弱。职务犯罪特别是行受贿这种对合性犯罪往往主要靠言词证据定案，言词证据本就稳定性差，犯罪嫌疑人、证人如果翻供变证，必然增加固定证据的难度。

（三）简易程序全部出庭将大量增加公诉人的工作量

新刑诉法在某种程度上将现行的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普通程序案件简化审程序加以合并，这样做将有利于提高庭审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弥补检察机关对于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庭审活动监督缺失等问题。但是，它给基层检察机关带来的难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人力、物力和案件量如何匹配、怎样提高诉讼效率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基层院而言，简易程序和简化审程序案件占到绝大多数，如果每个案件都要出庭，案多人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三、公诉机关的应对措施

（一）转变执法理念

刑诉法的修订是我国法治建设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特别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以及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保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等一系列明文规定，对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检察机关应当积极适应，更新执法观念，认真执行法律规定，迎接挑战。首先，要更加注重程序正义。在追求实体公正的同时，更要重视程序正义。但长期以来一些执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观念在办案中还是存在。程序正义要求公诉人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行使，人们诉讼于法律不但要求结果公正，更希望程序正义。其次，要更加注重人权保障。人权保障的理念要求我们要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时，不仅要仔细审查那些导致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罪重的证据，更要仔细审查那些将导致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全面、客观、公正地审查全部证据。再次，要更加注重尊重律师工作。一个国家法治建设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律师参与诉讼的程度和实际效果来体现的。检察机关应当为律师行使职责提供方便，相信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水平，加强与律师的沟通和交流，赢得律师对检察工作的理解与配合。公诉人确保律师权利的实现，就是对律师工作的尊重，就是对刑诉法的遵守，就是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推动。

（二）苦练内功，提高公诉人业务素质

一方面全面学习刑诉法修正案的相关法条，深入探究法条的学理解释，正确把握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认真领会立法意图，通过公诉实践逐步实现公诉理念的转变。另一方面，积极开展针对公诉人的实战培训，提高庭审交叉询问技能，妥善处理庭审调查中证人证言、证据发生的各种变化，全面提高掌控庭审局面的能力。

（三）加强与侦查机关配合，强化证据意识

刑诉法的修改对侦查、公诉机关收集、整理和审查证据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使审判前侦查结论的不确定性增加，需要通过继续侦查随时提供指控犯罪应有的证据。这就要求侦查和起诉方进一步协调关系，形成合力，尤其是侦查必须围绕起诉指控的需要进行，侦查机关必须准确全面地提供指控所需要的证据。因此，要以刑诉法的修改为契机，加强与侦查机关的联系，及时互通情况信息；对重大复杂案件，公诉机关要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指导侦查机关依法全面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各种证据；强化证据的完善、固定工作，防止翻供翻证，及时发现并堵死证据中的空隙、漏洞，提示侦查机关补强完善证据；强化案件动态监控，注意收集串供、转赃等再生证据，发现并掌握律师介入后出现的翻供翻证及其他不正常情况，提高办案人员审查、分析、判断和运用证据的能力；加强侦诉协作，形成合力，提高出庭公诉、指控犯罪的能力。同时，公诉机关要切实改进目前的证据结构，逐步降低言词证据的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提高实物证据的比重和地位，通过降低言词证据的比重，使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的负面影响自然降低。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侦查机关更高的侦查水平以及侦诉机关之间更强的协调能力。

（四）完善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建设

一是针对第五十四条至五十八条，建议“两高”及时出台司法解释，对“非法方法”进行列举，对“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进行诠释；对形式非法、陈述内容自愿真实的言词证据如何处理进行判定；公诉方要求侦查人员进行合法性说明，如何进行，是否与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解释接轨；以及对有权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其他证据证实侦查行为合法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二是证人保护制度在检察机关如何实现，什么条件下依申请而保护，什么条件下实现主动保护，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措施在实践中如何操作，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究竟有哪些方式和措施等等，需要进一步更为明确的规范。三是针对简易程序全部出庭的情况，建议区分情况采取出庭支持公诉和出庭旁听庭审两种形式，或者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允许检察机关派一人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