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职务犯罪实行侦查一体化的探讨认识（五篇）

第一篇：对职务犯罪实行侦查一体化的探讨认识

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既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由“软”变“硬”的需要，也是实现侦查队伍专业化，加强职务犯罪侦查能力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大胆探索，运用侦查一体化机制，查办了一大批有影响、重大复杂的职务犯罪案件，为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职务犯罪侦查一体

化从提出之日起，就伴随着很大的争议，因此，仍然有必要对此进一步探讨，以便对侦查一体化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职务犯罪侦查—体化首先是个实践问题

笔者所倡导的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是指在检察长的领导下，发挥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优势，以侦查指挥中心为中枢，以交办、督办、提办、参办等为途径，对重大职务犯罪侦查行为统一组织指挥，侦查信息统一管理，侦查力量统一调配，侦查装备统一保障的工作机制。

从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它是职务犯罪侦查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职务犯罪侦查实践的迫切需要，它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从根本上说，侦查一体化是工作模式或者说侦查运行机制。

(一)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是职务犯罪侦查成功经验的总结

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为整合侦查资源，排除干扰和阻力，各地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对侦查一体化工作方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以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为标志，检察机关开始认真总结实践侦查一体化。《决定》要求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侦查指挥体系，逐步形成上下一体、信息畅通、指挥有力、协调高效的侦查工作运行机制。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在《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设立侦查指挥中心的方案》中进一步明确建立指挥中心，强化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健全指挥协调和侦查协作机制;2002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部署侦查一体化，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要向执法规范化、队伍专业化、装备现代化和机制一体化方向发展”，并先后下发《关于查办重大复杂职务犯罪案件工作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大案要案侦查指挥中心暂行规定》两个规范性文件，提出“应建立上下一体，指挥有力，协调高效的查办重大复杂案件的工作运行机制”。2006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健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一体化机制的若干规定》，在对多年来检察机关探索侦查一体化经验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又对进一步健全侦查一体化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是职务犯罪侦查实践的迫切需要

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既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由“软”变“硬”的需要，也是实现侦查队伍专业化，加强职务犯罪侦查能力的必由之路。惩治职务犯罪，规制和监督国家公职人员依法正确履行职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是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和基本途径。当前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中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会监督的现象还一定程度存在，作为法律监督重要支撑的查办职务犯罪工作还有些偏软的问题。只有认真查处职务犯罪特别是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问题，才能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由“软”变“硬”。而职务犯罪最鲜明的特点有两个:一是主体特定，就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是行为特殊，就是“悖职性”，这就必然导致职务犯罪发现难、查证难、处理难、干扰阻力大，也就决定了职务犯罪侦查的复杂性、艰巨性，必然要求检察机关形成上下一体、指挥有力、能够有效克服阻力的侦查工作机制。而且，职务犯罪日益显现出群体性窝案串案突出，跨地区、跨领域作案突出，各类职务犯罪相互交织，隐蔽性、复杂性、智能性犯罪突出等特点，单兵作战办案模式和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工作要求，而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适应职务犯罪新的特点、趋势的需要，是整合检察机关的侦查力量和资源配置，强化侦查能力的有力措施，无疑对于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是强化依法独立办案能力的需要，是实现侦查队伍专业化，加强职务犯罪侦查能力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和职务犯罪形势的变化，对侦查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提高队伍的侦查能力和专业化建设迫在眉睫。但由于检察机关侦查队伍、科技含量、保障水平先天不足，历史欠账较多，加之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平衡，地区之间差异很大，依靠单个基层院自己的能力、在自己的区域内投入人力、财力、物力，查办为数不多的犯罪，难以适应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创新发展的需要，因此，实行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整合力量，跨区域作战，合理配置资源，加强侦查专业化建设，势在必行。

二、职务犯罪侦查—体化是检察—体化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实现方式

侦查一体化是检察机关领导体制和检察一体化原则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只有实行侦查一体化机制，切实强化上下领导，加强横向配合，才能真正实现检察一体化。

(一)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的法律依据是宪法和法律关于检察工作基本原则的规定

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是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内进行的探索，符合法律规定。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是上级检察院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领导权在侦查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其重要目的就是上级检察机关运用领导、指挥和协调的职能保障检察侦查权力的一体运作，是对检察一体化领导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另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侦查或组织、指挥、参与侦查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本院管辖的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检察院侦查;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的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检察院侦查。”检察机关侦查一体化也符合上述原则要求。

(二)建立侦查一体化机制符合检察一体化原则，是检察一体化的具体体现

作为检察组织原则，检察一体化有两层基本含义:对外是指检察独立，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对内是指业务一体，即检察机关下级服从上级，统一行使检察权。而狭义的检察一体化仅指业务一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命下从的领导关系，包括检察官服从检察长，下级检察机关服从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二是纵向或横向检察权的行使，也就是说检察官一般在其管辖区域内执行职务，但如有必要也可在辖区外执行职务;上级检察官有权亲自处理属于下属检察官承办的案件和事项，同时上级检察官有权将下属检察官承办的案件和事项转交其他下属检察官承办。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要求步调一致，下级服从上级，特别是整体作战时尤其必须遵从这一原则。因此，侦查一体化符合检察一体化的原则，作为一种工作运行机制是检察一体化实现的直接和现实途径。

三、实现职务犯罪侦查—体化的着力点

实现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不同层面有其各自的着力点。

(一)犯罪信息统一管理，着力实现实时化。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犯罪信息的收集和管理是个薄弱环节，存在各自为战、消息封闭、传递缓慢甚至压案不查等问题，因此必须着力实现犯罪信息收集的实时化，对案件线索实行分级统一管理和备案制度，建立信息数据库，对接社会公共以及专业信息库，依托实时网络体系，使各作战单位和力量具有共享犯罪情势和侦查态势能力，以信息优势、决策优势达成“全谱优势”，使一体化侦查的各个信息节点，能够实时获得相同的犯罪和侦查信息，实现快速实时管理。

(二)侦查行动统一指挥，着力实现侦查矢量递增和凝聚。侦查一体化依托指挥中心，建立完善的指挥体系，通过在辖区内组织侦查力量统一专项行动，对重大疑难案件实施专案侦查以及交办、参办、督办、提办等方式指挥协调侦查工作，提高决策速度，加快侦查节奏，缩短“发现—决策—查办”周期，使侦查能量同步快速释放，使战斗力在单位时间内释放出更大的能量，重点解决侦查矢量性纵向逐级递减或横向逐格分散问题。

(三)侦查力量统一调配，着力实现结构立体化。实现侦查力量结构立体化，即上下一体，侦查力量实行“双重领导”，侦查队伍在接受本级院领导的同时，还接受上级侦查部门在业务上的领导和指挥;由上下多级检察院的侦查人员组成侦查力量查办案件;成建制抽调辖区内办案力量统一使用等等，以保证侦查工作流畅、高效。

(四)侦查资源统一调配，着力实现优化组合。要放眼未来，立足当前，整合现有侦查技术装备资源，加快科技强侦步伐，对侦查装备分级建设，优化组合，统一使用，通过编成化组织，形成大侦查保障格局，实现侦查资源保障的整体性，顺利实现侦查目的。

第二篇：职务犯罪侦查总结

职务犯罪侦查

职务犯罪侦查：人民检察院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为收集证据、查清案件事实、查获犯罪人，而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1）职务犯罪侦查的主体是 人民检察院

（2）客体是职务犯罪案件

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受贿，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者在履行职责或行使职权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的社会、组织管理职能，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处罚的犯罪行为。

侦查对象具体包括四类：一是贪污贿赂犯罪

二是渎职犯罪

三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暴力取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虐待被监管人员、破坏选举等七种犯罪案件

四是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需要由

直接受理的重大犯罪案件。

（3）手段是 专门的调查工作

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4）任务

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 职务犯罪侦查的特点：1 侦查方式“由人到事”

（往往对象明显，犯罪事实属性不清，或者是事情性质清楚，但是具体的犯罪数额、结果、危害程度不明确，所以这些需要认真调查，依法收集证据加以支持）

案件线索难暴露（首先，职务犯罪的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文化素质较高，通晓法律、工作程序，手段更为隐蔽；其次，多数没有确定的被害人；再次，这类案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往往在短时间内难以表现出来，不易被人察觉，群众对案件的举报、控告也缺乏积极性）这一特点要求侦查工作要积极主动去发现、揭露案件。

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一是自身的素质决定了反侦查能力强，二是犯罪主体易利用职权，地位编织关系网、制造保护层；三是与其他参与人、利害关系人之间订立攻守同盟，共同毁灭证据、转移赃款、逃跑等）言词证据突出，收集、固定证据难（首先，这类案件大多没有可供勘查的犯罪现场和痕迹，往往也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和相关物证，主要通过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等证据来证明。其次，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时间间隔较大、犯罪事实发生的时就和被发现的时间间隔也较大，所以证实犯罪的直接证据、原始证据较少；间接证据、传闻证据较多，时过境迁，证据很难被取得、固定）

5职务犯罪往往与其他犯罪相关，部分案件“案中有案”（如涉及到伪证、包庇等犯罪案件，有些往往从偷税、虚报注册资本等犯罪入手；而渎职类犯罪案件的侦查，涉及到“原案”——一种是渎职犯罪构成要件，如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等；一种原案是认定该类犯罪重要的事实和证据，如放纵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就要先查清是否构成了“销售伪劣商品罪”）这特点加大了侦查的工作量，而对于“原案”的取证更难。

职务犯罪案件的线索来源：

（1）单位和个人的报案、举报

（2）检察机关自行发现的线索（自侦部门的“以案带案”；相关业务部门发现的线索；侦查人员自行摸排的线索）

（3）犯罪嫌疑人自首（三机关都应接受，对不与属于自己管辖的，移送，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先采取紧急措施，再移送。）（4）被害人的控告

（5）有关部门移送的线索（海关、纪检、审计、税务等）（6）新闻媒体的披露

（7）领导机关交办的线索（上级人民检察院、同级党委、人大交办）线索的审查、处理（主体：举报中心、职务犯罪侦查部门）

举报中心：基本职能是接受自首、控告、举报、报案，审查确定管辖并管理案件线索

基本方式是 书面审查

一般不进行初查，但遇到性质不明、难以归口，情况紧急的除外

线索审查后，7日内分情况处理：（不属于管辖的，移送；属于的，讯送分流，移交有关部门；属于下级、其他的，移送）

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围绕“是否属于职务案件线索、是否具备可查性”展开。

线索审查后，不属于管辖的，返回举报中心

有犯罪嫌疑，但条件不成熟的，由专人保管、待时机成熟后再调查

认为可查性较大的，依法进行初查。

初查：检查机关在获取相关犯罪线索后，为进一步判明是否需要立案侦查，而对现有材料进行分析、鉴别、做必要的调查活动。

任务：1 审查是否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收集有利于办案工作的各种信息 基本要求：1一般应秘密进行

2一般不接触查对象

3不得采取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

4书面审查与适度调查想结合 贪污犯罪案件的侦查：

贪污犯罪：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务财务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特点：1犯罪人为国家工作人员

2犯罪手段复杂多样

3犯罪事实一般有书证可查（原始单据、记账凭证等会计资料；白条、小金库等书证）

4赃款赃物是重要证据

（有书证可查，有赃款赃物可追）

主要侦查手段：

（一）查账

（二）综合运用侦查措施（1搜查、扣押，控制和保全涉案证据，其中，搜查、扣押强调突击性和保密性。2查询、冻结存款汇款，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3追缴赃款赃物 一是综合运用多种侦查措施，二是探索建立追赃工作长效机制，加强部门合作、建立信息通报制度等。三是加强国际合作，研究处理境外追逃追赃的途径和办法。）

查账

是贪污案件侦查工作的根本措施和中心环节

查账的步骤：做好查账前的准备

掌握被查单位的性质、业务范围、财产管理状况、会计核算方法等

控制会计资料，防止被涂改、销毁、隐匿

查账的重点：合理性、合法性、真实性 主要查账方法：现金账

银行存款帐

往来账

物质帐

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

贿赂案件包括受贿、行贿、介绍贿赂 案件特点：

1犯罪手段日趋智能化

（一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活动

二以“期权化”规避制裁，在职为人办事，退休后再收钱

三“去刑事化”以正常的民事经济活动为掩护 顾问费、咨询费等

四 “跨国化” 打入境外账户，作案后潜逃境外 五 “现金化”）犯罪多发、高发领域向权力热点部位集中

（林业、国资、税务、工商）资金密集、垄断程度高、竞争激烈的行业

这与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行政执法运行不规范、行政权力配置不合理 直接证据难获取，间接证据作用突出

（首先，行贿方、受贿方，包括介绍贿赂方是利益共同体，相互利用，一损俱损，在利益同盟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下案件难以被发现，即使发现了直接证据获取也难

其次，受贿主体反侦查意识较强，一般最大限度地减少知情面，非现金不收、第三人在场不收等，使得获取直接证据很困难

因此，间接证据在突破案件、认定犯罪中作用突出。）

“窝案”、“串案”突出（亲友勾结 亲、情、友

上下级勾结）

侦查重点：围绕犯罪构成要件

1注意收集犯罪嫌疑人利用职务上便利的证据（一是直接利用二是利用职权行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

实施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证据 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证据

侦查途径1 从行贿人入手2从被索贿人入手3从介绍贿赂的人入手4 从共同受贿犯罪嫌疑人入手调查5 从受贿犯罪嫌疑人的其他违法犯罪问题入手 以收集 间接证据 为重点突破贿赂案件

1.对线索进行经营，对嫌疑人进行监控，伺机获取相关间接证据

2.利用再生证据突破

3.从行贿款物的来源和出处收集间接证据（这对防止翻供具有重要意义，注意调查行贿方近期银行汇款记录、会计账目等）

再生证据：是指在犯罪行为实施后，犯罪嫌疑人及其利害关系人为了掩盖犯罪事实，逃避法律制裁而进行串供、毁证等反侦查活动中派生出来的，能够证明犯罪事实存在、证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存在或证明反侦查活动存在的一切事实材料。

法律规定，再生证据并不能直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而是要进行必要的转化然后加以运用。而且有的再生证据并不能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只能证明反侦查互动的存在，还需进一步运用侦查措施获取证据。

一方面要从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活动中发现并获取再生证据。（一是监控法，二是扣押、搜查获取书证物证，三是获取其他参与人的证言。）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调动犯罪嫌疑人进行反侦查活动，使其自我暴露，从而获取再生证据。

渎职犯罪案件侦查： 渎职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致使国家与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滥用职权类、玩忽职守类、具有徇私舞弊情节的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类）

特点：1涉案环节多，责任分散（涉及多个部门，甚至多个工作环节，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比较复杂，导致责任人难以确定）犯罪行为隐蔽性强，且常与其他犯罪交织（其一，被正常职务行为所掩盖，甚至为一些假象或工作失误所掩盖；其二，往往有深层次的利益驱动，往往与重大责任事故、诈骗、贿赂等犯罪交织在一起）侦查面临干扰阻力和公开说情（一方面，过失犯罪较多，涉及部门环节多，涉案人员多，涉案人员不论责任大小，极易形成利益共同体，互相遮掩；另一方面，贪利性不明显，是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容易引起同情，搞部门保护、地方保护。）犯罪损失严重，侦查启动具有较好的舆论支持（都是结果犯罪，社会影响较大）侦查的重点：

一 查明损害结果（查明物质性损害结果、非物质性损害结果、确定直损和间损、要有明确的群人标准和有效的确认文件，如物价局作价、权威机构鉴定等。

损害结果的表现形式：1人身伤亡、2经济损失 包括直损、间损<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获得的利益，为恢复正常的管理活动、挽回经济损失所支付的开支费用>3重大影响）

二查明行为人的职责范围（由法律规定或国家机关授权，所在单位的制度或岗位的明文规定 其中，岗位职责证据是重点。

首先要查明行为人的身份、职务和岗位，其次要查明担任某项职务的制度规范、工作流程等职责要求，对于临时职务还要查明授权、会议记录、决定和任命等）

三确定渎职行为（1应当正确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规范要求2实际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行为3渎职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侦查步骤：

一找出损害后果的全部原因

二从原因中查出渎职行为（各原因中是否存在渎职行为，可能是直接导致，也可能只是损害结果的形成条件，还有可能是环节多，个人员所起的作用不同）

三确定渎职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可能是直接必然导致，多数情况是间接、偶然导致，但不能否认这种因果关系）

四确定相关责任人（分清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主要责任人和次要责任人、直接负责的领导和具体实施人员的责任）侵权犯罪案件侦查

侵权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报复陷害、虐待被监管人员、破坏选举等七种犯罪案件

侵权犯罪的特征： 犯罪嫌疑人多为 基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侵权犯罪的被害人往往与犯罪嫌疑人有较长时间的接触（能够详细陈述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犯罪工具、犯罪手段、犯罪过程）直接取证较难（现场除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外，一般没有证人，要善于在犯罪必经环节和周围环境中寻找证人，如御医、看守、同监犯、邻居等）多是共同犯罪（根据具体分工及实施情况确定责任大小）

侦查方法：

1从询问被害人入手，开展侦查 从询问证人及其他相关人员入手，开展侦查 3 提高现场勘验、检查的发现率、提取率、利用率，发现固定证据（要抢时间、及时 从实施暴力的场所、被害人身体等寻找）以证促供，制服犯罪嫌疑人（迅速讯问，注意策略）

从硬审讯法到软审讯法

硬刑讯——肉体折磨，刑讯逼供

软刑讯——精神折磨，疲劳审讯法、水板审讯法 软审讯法 不等于软刑讯

软审讯法是建立在心理科学和行为分析基础上的审讯方法；其基本模式是通过语言或其他人体行为来说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创立者：美国佛雷德。英博教授以及约翰。雷德

这种审讯法包含“哄骗因素”但是

“不得使法庭和社会受到良心上的冲击；不会导致虚假供述”,成功的审讯往往需要审讯人员在合理程度上使用欺骗策略。

雷德审讯技术：第一环节 事实分析阶段

第二环节 询问嫌疑人 也可称为“行为分析询问”通过无关话题谈话了解嫌疑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在后面的正式讯问中，作为评断其陈述真伪的参照标准。

可以从共同兴趣或爱好作为话题，审讯人员使用的问题需要精心设计，以便掌握嫌疑人在真实陈述和说谎时可能出现的语言特征、准语言特征和非语言行为特征。

第三环节 正式讯问犯罪嫌疑人

供述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有着基本相同的心理变化程式：否认——辩解或反驳——沉默——模糊的承认——正式供述。在其沉默时是审讯人员进行说服的最佳时机。

雷德九步审讯法：

第一步，直接正面地告诉被审讯人，他已被视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然后观察其反应 第二步，审讯者说出自己对实施该犯罪行为的原因推测，从而给有罪的被审讯人提供一个可以在道德上为自己开脱的理由

第三步，打断无罪辩解，回到第二步的主题上

第四步，打断被审讯人关于该犯罪原因的辩解 第五步，抓住被审讯人的注意力

第六步，加强目光接触

第七步，使用选择疑问句让被审讯人以可以接受的方式承认该犯罪行为 第八步，让其讲出只有作案人自己知道的细节

第九步，让被审讯人讲出全部犯罪事实并制作书面供述 软审讯法的原理和运用：

审讯本身就可以使嫌疑人产生心理压力

理想的审讯室应该是空间比较狭小的，室内摆设尽量简单

“单向玻璃窗”，既可以使嫌疑人产生被人监视和观察的不舒适感，也可以让其他侦查人员和律师观看和监控审讯的过程。

设法减轻嫌疑人对说真话的不利后果的感知程度，对犯罪后果的描述要“软”，不要轻易谈及有关刑罚。但也不能随意许诺。

第三篇：浅谈对职务犯罪侦查专业化的思考

一、加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重要性

加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依法治国的需要，是反腐败的需要，也是保障人权的需要。当下中国社会处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全面转型时期，一方面是贫富差距拉大和群体矛盾激化；另一方面是道德规范乏力和精神信仰缺失。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构建和谐

社会的主要基础是精神文明，衡量精神文明的基本标准是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而执政党官员的道德修养是影响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严格查办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于提升官员群体道德水平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专业化

专业化是人类社会职能分工的发展趋势，也符合犯罪侦查工作的发展规律。职务犯罪侦查职能专业化发展有两个阶段：其一是从业余到专业；其二是从通才到专才。

在世界各国，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专业化有三种模式：（1）警察职能模式，如英国、法国、德国等；（2）检察职能模式，如俄罗斯、瑞典、韩国、日本、美国等；（3）独立职能模式，如印度的中央调查局、新加坡的贿赂调查局、泰国的反贪污委员会、香港地区的廉政公署等。在这三种模式中，警察职能模式的专业化程度较低；独立职能模式的专业化程度较高；检察职能模式的专业化程度居中。一般来说，在那些预防职务犯罪的制度比较健全而且职务犯罪不太严重的国家中，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专业化程度较低；在那些职务犯罪的预防制度不太健全或不太有效因而职务犯罪相当严重的国家中，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专业化程度则较高。

中国应该采取哪一种模式：是警察职能模式，是独立职能模式，还是现行的检察职能模式？我认为，维持现行的检察职能模式既符合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也适合中国司法体制的基本框架。不过，我们也要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完善，努力实现职务犯罪侦查职权的优化配置，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减少阻力，排除干扰，达致系统的良性运转，真正实现职务犯罪侦查的“一体化”。

三、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专业化

职务犯罪侦查人员专业化的必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社会法治的发展提高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要求和标准，只有专业化人员才能够胜任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其次，职务犯罪活动的复杂化、多样化、智能化、隐秘化增加了侦查工作的难度，只有专业化人员才能保证办案质量。

职务犯罪侦查人才专业化的形成有两条基本路径：其一是自然形成，即侦查人员在工作中通过自主学习和积累经验而成为专家。这可能是由不同地区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种类的差异性所形成的；也可能是由侦查人员对某类职务犯罪案件的个人兴趣所形成的。其二是培养形成，即侦查机关根据需要而通过学习培训和办案实践等方式养成的各种专家。职务犯罪侦查的专家主要有三类：熟悉某些领域职务犯罪侦查规律和特点的专家，如矿难事故中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专家等；熟悉某些侦查方法的专家，如审讯专家等；熟悉某些侦查技术的专家，如测谎专家等。

四、职务犯罪侦查方法的专业化

职务犯罪侦查方法的专业化包括人证调查方法的科学化；物证调查方法的常规化；秘密侦查方法的规范化。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提高人证调查能力，包括提高询问、讯问等调查取证的能力；提高审查评断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的能力。

讯问的法治化和讯问的文明化要求讯问方法的转变和讯问能力的提高。于是，讯问方法由硬审讯法转向软审讯法。所谓“软审讯法”，是建立在心理科学和行为分析基础之上的审讯方法；其基本模式是在分析被审讯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点的基础上，通过语言或其他人体行为来说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其与“硬审讯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不使用强迫的方法让嫌疑人供述，不是“硬逼着”嫌疑人供述，而是以“软”的方式说服嫌疑人，让其自愿供述。

软审讯法的“三软”：审讯人员对待嫌疑人的态度要“软”，要表现出友善、理解乃至同情，以便让嫌疑人感觉受到了较好的待遇，从而获得嫌疑人的信任。审讯人员在谈及犯罪行为时使用的语言要“软”，例如，使用“收了钱”的说法而不是“收贿”的说法；使用“打人”的说法而不是“刑讯逼供”的说法。审讯人员对犯罪后果的描述要“软”，一般不要轻易谈及有罪判决的严厉刑罚，而要说“本来的后果可能更为严重，现在还不错”。对于成功的审讯来说，给犯罪嫌疑人形成的心理压力并非越大越好。这种压力既要足以使有罪的嫌疑人供认自己的罪行，又不能迫使无罪的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这种压力既要促使有罪的嫌疑人承认有罪，又不能恐吓有罪的嫌疑人承认自己有罪。在这个问题上，软审讯法优于硬审讯法。美国的“雷德审讯技术”（九步审讯法）是“软审讯法”的代表。

审查人证的方法也是人证调查

方法的重要组成内容。无论在案件侦查的哪个环节，侦查人员都要对获取的证据进行审查。实际上，每个案件的侦查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获取证据和不断审查证据的过程。诚然，审查人证之真实可靠性的方法，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判断他人陈述之真假的方法有相似之处，而且经验法则确实也是审查人证的重要依据，但是犯罪侦查活动中对人证的审查毕竟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陈述判

断，它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因而也应该具有更高的科学化要求。

例如，审查证言真实性时可以采用“五问法”：（1）证人与当事人或案件结果有无利害关系？（2）证人有无受到威胁、利诱的情况？（3）证人感知案情时的主、客观条件中有无造成误差的影响？（4）证言内容是否符合常理与逻辑？（5）证人品格中有无可能影响证言真实性的因素（如不诚实、爱吹牛等）？审查证言真实性要注意两个方面：其一是证言来源的可靠性，包括证人的能力与知识，证人的身份与动机；其二是证言内容的可信度，包括证言内容的可能性，证言内容的一致性，证言内容的合理性，证言内容的详细性。

在审查证人证言等人证的真实可靠性时，提高识别谎言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识别谎言是犯罪侦查人员和司法人员的一项基本技能，包括使用心理测试技术或俗称的“测谎技术”。虽然测谎结论会出现错误，但是其并非最不可靠的证据形式，而且其作为审查人证的方法确实具有很高价值。当然，测谎仪器自己并不能识别谎言，只有掌握在合格的专业人员手中才能发挥科学审查人证的作用，而这也恰恰体现了职务犯罪侦查人员专业化的要求。

综上所述，职务犯罪侦查专业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当下中国，我们需要专业化的职务犯罪侦查。然而，随着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制度的健全和社会法治环境的改善，中国的职务犯罪一定会大大减少。也许到那时，我国就不再需要如此专业化的职务犯罪侦查了。

第四篇：职务犯罪侦查力度质量

职务犯罪侦查力度质量“双提升”

2013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36195件49579人 提起公诉40669人

戴佳

“录音录像是办案工作的‘第三只眼’，通过探索建立对录音录像与笔录一致性进行审查的新机制，一年多来，我院所办职务犯罪案件无一翻供。”日前，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检察院检察长陈飞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积极适应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新要求，在办案实践中不断转变执法理念、强化人权意识，进一步规范了执法行为，提升了侦查能力，提高了办案质量。

同步录音录像有效规范取证活动

对讯问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将侦查讯问置于镜头监控之下，侦查人员讯问时的一言一行都必须按照规范的要求进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修改后刑诉法规定了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有效地规范了侦查人员的取证活动，反贪、反渎部门办案人员严格规范文明公正执法的自觉性不断提高。

上海、江苏等地检察机关制定相关工作办法，细化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操作流程和具体要求。吉林等一些省份检察机关建立内部协作配合机制，技术部门派员随案24小时提供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等技术保障。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推行“讯问忌语”，建立和完善公示、举报、监督、查究等相关配套制度，助力规范文明办案。

树立以证据为中心的侦查理念

修改后刑诉法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有罪”、律师侦查阶段介入、非法证据排除等原则和制度，促使反贪、反渎部门必须摒弃以口供为中心的传统侦查思维，树立以证据为中心的侦查理念。

高检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修改后刑诉法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检察机关办案能力、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的提高。

2013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7236件36907人，同比分别上升6.8%和6.3%，提起公诉31188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959件12672人，同比分别上升14.4%和12%，提起公诉9481人。

高检院渎职侵权检察厅有关负责人说，修改后刑诉法延长了拘传、拘留时限，增加了证据种类，细化了证人作证和保护制度，明确了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相关证据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反渎工作长期存在的发现难、立案难、查证难、处理难问题，为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反贪办案方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促使办案人员更加注重综合运用策略、技巧和方法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的能力。高检院反贪污贿赂总局负责人说，各级反贪部门积极探索运用各种信息化手段获取证据、突破案件，实现“由供到证、以证印供”到“以证促供、供证互动”的转变。强化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和律师执业保障

实施修改后刑诉法一年间，“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执法理念在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深入人心。以宁夏为例，自治区检察院制定了反贪办案讯问、询问工作规定，要求严格遵守传唤、拘传一般不得超过12个小时的规定，严禁以连续传唤、拘传等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高检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有关负责人说，高检院高度重视保障辩护律

师依法执业的权利，明确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依法配合律师执业活动，并在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中专门作出规定，细化了律师会见、阅卷以及申请检察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的具体程序和工作要求，为律师依法执业提供了“定心丸”。

第五篇：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研究

吕德赞

职务犯罪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犯罪，它是一种国家公职人员或其他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履行职务、不正确履行职务、滥用职权或逾越职权，严重危害国家机关正常运作的犯罪行为。职务犯罪的外表现形式为贪污、受贿、渎职等，其本质是公权力的腐败、异化。职务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直接危害一国政权的核心，导致某一政权的覆亡（或现代所谓的执政党更替）。我国政府历来都严厉打击职务犯罪，但在1949年10月至1979年这期间，打击职务犯罪没有制度化、法制化，而靠政治运动来打击职务犯罪。1979年，我国颁布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行为，并确定由检察机关负责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我国打击职务犯罪才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检察机关通过对职务犯罪的侦查，严厉地打击了职务犯罪，而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索、发展，我国也初步完善了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虽然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急剧转轨时建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存在各种缺陷，跟不上时代转轨的步伐，特别是跟不上我国法制、法治发展的步伐，导致打击职务犯罪出现不太理想的情况，还不能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通过多年的职务犯罪侦查实践及理论研究，笔者认为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存在如下问题：

1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日渐完善，而法律所规定的职务犯罪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却依然很落后、有限，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制约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我国于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和于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都比较简单，但是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1），并由此引申出了罪疑从无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限制、规范侦查机关取证手段、取证方法的诉讼规则、证据规则。而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及保护人权观念的不断强化，一些尚未被规则、法理观念也被用于指导司法实践，如沉默权规则、毒树之果规则等，也渐渐被融入司法实践中。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些规则推动了我国法治的发展，促进司法的文明化。但是，相对于诉讼规则、证据规则的不断发展而言，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和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相比，并没有任何的发展。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社会、经济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犯罪的表现形式、方法、手段而日趋复杂化，职务犯罪发案就更隐蔽，作案手段更狡猾，在社会各方面都已得到发展，特别是证据规则日渐完善的情况下，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却没有同步，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

2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朝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和完善辩护制度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制约了侦查权，职务犯罪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在没有获得同步发展的情况下，制约侦查权有可能会变成制约打击职务犯罪。据有关学者透露，我国刑事诉讼法新一轮的修改已正式启动，而修改刑事诉讼法实质是一项刑事司（1）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在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是否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是存在争议的，但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后，主流的观点都认为这一规定是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法改革，而改革侦查程序的两条主线已经勾勒出来，一是通过强化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及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职能，制约侦查权；二是强化法官或检

（2）察官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权或法律监督权，制约侦查权。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及完善辩护制度的确是非常重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及保障的程度甚至是一国法治水平的标志，保护被害人及社会公共也同样重要，严格依法打击犯罪也是保护人权。因此，在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完善辩护制度的情况下，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如讯问犯罪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埸、连续讯问不得超过一定时限等，如果我们还固守原来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那么在侦查中就很取得合法、得有效的证据。职务犯罪的隐蔽性特点在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完善辩护制度情况下会显得更突出，取证工作的难度会更大。出现这种困境，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完善辩护制度，而其根源是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没有获得同步发展。在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没有得到发展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在查办复杂的职务犯罪时，难以以现有合法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取证时，可能会陷入是两难的困境，要么放弃案件，要么使用不合法的方法、手段、措施来获取证据。这两种选择都是有害的。

3侦查职务犯罪的保密性要求与现行落后的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难以实现侦查职务犯罪的保密性要求，妨碍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职务犯罪与其他类型的刑事犯罪相比较，具有隐蔽性、作案现场不留证据、犯罪证据由犯罪嫌疑人或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所控制、知情人与犯罪嫌疑人有密切利害关系等，犯罪嫌疑人在获知侦查机关对其犯罪进行调查时，往往出现串供、销毁证据、指使证人作伪证等情况，严重妨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以现有合法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对职务犯罪进行初查、侦查时，检察机关往往要通过向有关的单位、机构、个人调取证据，这就很难以使案件的侦查情况，特别是案件初查线索得到保密。如本院在接到举报某局长受贿、巨型财产来源不明的线索后，除调查权钱交易可能的基础性事实外，还要调查被举报人的财产关况，向有关知情人收集被举报人受贿的证据等，以现行合法的手段、措施、技术、方法作上述调查、侦查，必须交由其他单位、机构的人员协助经办，非侦查机关的其他人员就会接触到有关案件事实，导致每个环节都有泄密的可能。

4现行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的落后加剧了本来已非常严重的口供主义侦查模式，在引入沉默权规则呼声日渐高涨，而犯罪嫌疑人拒绝供认犯罪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往往束手无策，难以有效地取得职务犯罪的证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证据规则，但是现行的侦查机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却以引导，甚至把侦查机关推向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的（3）侦查方向。在职务犯罪侦查的司法实践，侦查机关把侦查的重点放在讯问犯罪

嫌疑人，以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突破案件最重要的手段、方法。由于连续讯问犯罪嫌疑人有法定的时间限制，碰到拒绝供认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往往面临放弃与否的困境，放弃案件可能使犯罪嫌疑人逃出法网，继续讯问下去，则违法了。因此，现行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及口供主义侦查模式（2）

（3）郝宏奎：《侦查讯问改革与发展构想》，《法学》2004年第10期。在广东省法官协会、广东省检察学会、广东省警察学会、广东省律师协会于2004年16、17日举办的“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问题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法学家陈瑞华认为，我国现行的侦查体制、证明标准使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最重要的侦查任务，是导致刑讯逼供的根源。

已使职务犯罪侦查走入了一条死胡同，迟早无路可走，不改进现行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将无所作为。

5职务犯罪与从其衍生出来的犯罪案件管辖权的割裂，难以保障职务犯罪侦查机关顺利、高效地侦查取证，不利于有效打击职务犯罪。职务犯罪一般不会单独发生的，伴随职务犯罪的往往还还有其他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行为主要是为了掩蔽职务犯罪行为、转移职务犯罪所得赃款赃物等。如贪污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往往会自己或指使他人销毁会计凭证、资料；受贿犯罪嫌疑人也会自己或通过他人转移赃款赃物等，这些行为也构成犯罪，但这些案件的侦查由公安负责管辖而非由负责侦查职务犯罪的检察机关负责管辖。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如果发现职务犯罪嫌疑人或其他人员有销毁会计资料凭证、转移赃款等涉嫌犯罪的行为，虽可以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或通过法律程序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但所有侦查取证工作实际上由检察机关完成，更重要的是，假手公安机关对这些相关案件的侦查既影响检察机关对有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效率，又不利于检察机关对整个案件情况的有效控制。如我院在过去几年侦查的中保公司开平支公司经理劳某等贪污案、开平市社保局原局长梁某等人贪污案、开平市康源医药公司原经理方某等人贪污案等案件，都存在犯罪嫌疑人将会计资料销毁的情况，但公安机关都没有对销毁会计资料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正是由于这种管辖权安排的不当，一方面导致了对销毁会计资料等与职务犯罪有关的犯罪行为打击不力，另一方面也妨碍了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

6对妨碍职务犯罪侦查取证行为缺乏合法的临时行政处置措施，导致侦查机关面对这些行为时束手无策，妨碍了侦查取证工作的顺利进行。笔者在侦查工作中，碰到过犯罪嫌疑人撕毁笔录、案件知情人拒绝作证并拒绝交出有关证据的情况，在缺乏法定手段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往往对这些行为无可奈何，这只会助长犯罪嫌疑人的嚣张气焰，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

7对负有提供证据义务的机构及个人拒不履行或延迟履行义务时的法律责任的缺位，也妨碍了职务犯罪侦查取证工作。《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虽然侦查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也规定了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毁灭证据要负法律责任，但应负何种具体责任，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在侦查工作中，胆敢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毁灭证据的情况极少出现，但是借故延迟履行提供证据义务或提供证据的过程中向有关人员泄露案情的情况却时有发生，对这些行为缺乏规制，会严重影响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

除上述问题外，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还存在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要向地方党委政法委汇报案情、职务犯罪侦查机关所具有法定强制措施权力不完整、没有通缉权、没有侦查实验权等等不利于对职务犯罪进行有效侦查的问题。总的来说，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体制既不利有效保护人权、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也不适应打击职务犯罪、建设廉洁社会的时代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因为正是这种有缺陷的侦查构造，才导致侦查机构失去提高侦查人员素质、改善侦查装备和改进侦查技术的动机，而将犯罪嫌疑的口供视为收集有罪证据的最佳途径；也正是这种侦查构造，才使得那种有罪推定、口供主义的传

（4）统法律观念有其存在的制度土壤。”因此，我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过程中，有

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及香港、新加坡成熟的反腐败制度，改革现行职务犯罪侦查体制，建立能有效打击职务犯罪的侦查体制。（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33页。

我国未来应建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模式

笔者认为，保护人权和确保侦查机关能合法有效地对犯罪进行侦查取证是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主线，这二者的共同内容是要杜绝刑讯逼供、杜绝冤假错案。要有效打击职务犯罪、防范刑讯逼供、防止出现冤假错案，应对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机制进行下改革：

1建立职务犯罪特别侦查制度，允许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各种现代侦查技术。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都是在“文革”后建立的，因为受“文革”**的影响，我国立法机关对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抱有戒心，担心这些技术侦查措施会不当运用，会影响党的团结，所以，在立法中一直没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如彭真就主张“党内一律不准搞侦听、搞技术侦查。这是党中央决定的，是党中央多年来坚持的规定。在这个问题上，敌我、内外界限要分明，不能混淆。如果允许在党内使用此类侦查手段，此例一开，影响所及，势必损害同志关系，损害党内民主团结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且会被阴谋家、野心家和帮派分子用来为非作歹，这对共产主义

（5）事业是很不利的。”这种观念混淆了政治活动与司法活动的界限，甚至把这两

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混为一体，把打击职务犯罪视同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观念是非常有害。在这种观念指引下，不仅不利于我国打击职务犯罪、惩治腐败，也不利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反，正是由于职务犯罪等腐败犯罪不断腐蚀着党的执政基础，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受到一些不必要的制约，可能使职务犯罪由小疾变成大患，终究可能危害全社会。因此，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了各种新问题、新情况，职务犯罪朝复杂性、隐蔽性、多样性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抛弃过时的、不合时宜的观念，建立职务犯罪特别侦查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中可以使用各种现代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

特别侦查制度应包括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诱惑侦查制度、卧底侦查制度等，现代技术侦查措施应包括窃听、电子监控、秘密录音录像等。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的隐蔽性特别强，以侦查普通犯罪的技术、方法、措施来侦查这类案件是很取证破案的。西方国家、我国的香港地区就常用诱惑侦查制度、卧底侦查及使用窃听、电子监控、秘密录音录的手段侦查贪污贿赂犯罪，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芝加哥开展的“银锹行动”就是通过派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的手段，共录下1100合录音录像作为证据，把六名市议员、十二名官员送

（6）进行监狱。香港廉政公署在侦查香港房屋署总屋宇装备工程师陈裘大受贿一案中，廉署搜集证据时，曾跟踪监视陈裘大达9个月，秘密在陈裘大的办公室安装偷拍仪器，偷拍得陈在办公室“数银纸”，成功指控陈裘大受贿三百万港币，陈最

（7）终被判刑七年。在西方国家和香港，所有影响巨大的贪污贿赂案件都是通过派

卧底、使用诱惑侦查及秘密录音录像来破案的，更有媒体报导，香港廉政公署反

（8）贪卧底专破大案，成功率100％。由此可见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等特别侦查制

度及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措施的巨大威力。

我国职务犯罪的现状是职务犯罪还是较为严重，特别是贿赂犯罪较为突出，社会各界对贿赂犯罪反映十分强烈，但我国检察机关所侦破的职务犯罪中，贿赂犯罪所占比例并不高，这显然同职务犯罪的发案现状不相称的。检察机关对会贿（5）彭真：《在中央政法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载《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页。

（6）樊弓：《银锹行动 －－美国反腐败见闻》。

（7）《香港商报》(2004年1月16日)。

（8）《环球时报》〔20040102 第12版〕。

赂犯罪的手段也相当有限，在行贿人和受贿人都拒绝供认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往往束手无策。检察机关陷入这种被动局面是由于检察机关所拥有的侦查手段太有限所造成的。因此，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有力打击贿赂等职务犯罪，赋予检察机关使用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等特别侦查制度及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检察机关有了这些有力的武器，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严禁刑讯逼供、完善辩护制度等证据规则、诉讼规则再也不是什么有争议的东西，而沉默权、严禁刑讯逼供证据规则也不会成为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拌脚石。使用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等特别侦查制度及秘密录音录像等侦查手段，也使侦查工作的保密性得到加强，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重心也会由讯问犯罪嫌疑人转为立案前秘密取得能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效率将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当然，使用特别侦查制度和使用技术侦查措施都应受严密监督，否则会出现不当使用的情况，甚至会出现 “纵虎驱狼”的情况。因此，必须加大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力度，特别是加强司法审查的力度和公众媒体人监督，防范侦查机关滥用特别侦查制度和使用技术侦查措施。

2改革现行的案件管辖制度，将一切职务犯罪及从职务犯罪衍生出来的犯罪的侦查工作都交由检察机关管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是在社会、经济急速转轨过程中制定出来的，不仅出台时机佳，立法指导思想仍然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修正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缺陷较多，其中之一是按发案单位所有制的不同人为贪污受贿和职务侵占、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等；其二是把职务犯罪与从职务犯罪衍生出来的其他犯罪的侦查管辖人为割裂，分别由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负责管辖。这种管辖制度按排，不利于检察机关完整收集职务犯罪的所有证据，不利于检察机关提高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效率。因为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往往是贪污受贿等犯罪的后续动作，这些行为除了本身是犯罪外，更重要的还是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的证据。既然检察机关负责侦查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作为重要证据的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的管辖是没任何理由完全公安机关负责管辖。对于这种由其他犯罪衍生出来的犯罪，应按其主罪来确定管辖，如果是因为贪污受贿而从事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那么，这些犯罪应由检察机关管辖；如果是由商业欺诈类犯罪、偷税类犯罪、毒品类犯罪而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那么，这些犯罪应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只有实施这种灵活的管辖制度，才能高效地打击犯罪。

3建立负有提供证据义务、为职务犯罪侦查机构提供协助义务的机构及个人法律责任制度，包括应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保密的义务等，拒不履行这些义务则应承担刑事责任。侦查职务犯罪工作就是收集职务犯罪的证据，无法收集证据就是无打击犯罪。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必须由相关机构和个人提供协助、证据，包括发案单位及该单位有关人员的协助。如前文所提到的香港廉政公署侦破的陈裘大一案，香港廉政公署就是在获得发案单位香港房屋署的协助，经房屋署署长苗学礼的“同意”后，在陈裘大的办公室安装秘密录像设备，拍录得陈裘大受贿的证据。在此案中，香港廉政公署如果没有房屋署的协助、房屋署署长苗学礼等人不履行保密义务，就很侦破陈裘大一案。要有力打击职务犯罪，我国很有必要借鉴香港这一侦查制度。

4赋予检察机关处理妨碍职务侦查工作行为的行政处置权及拘留、逮捕执行权和通缉权等，虽然这些权力对侦查职务犯罪工作影响不大，但还是很有必要的，它们实际上是完整职务犯罪侦查权中的必要组成部分。拘留、逮捕和通缉属于侦

查行为，刑事诉讼法规定得很清楚，既然检察机关负责侦查职务犯罪，又为何不赋予检察机关拘留、逮捕权和通缉权呢？为何还要假手公安机关执行拘留、逮捕权和通缉呢？这于理于法都是讲不通的。赋予检察机关处理妨碍职务侦查工作行为的行政处置权，有利于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灵活处理一些妨碍侦查工作的违法行为，有利于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

此外，还需要完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监督等，在此无需多作论述。总的来说，我国将来要建立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既要符合保障人权的要求，又要符合能有效打击职务犯罪，建立清廉社会的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