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需引入污点证人制度[精选五篇]

第一篇：职务犯罪侦查需引入污点证人制度

职务犯罪侦查需引入污点证人制度

36分钟前

在职务犯罪中,污点证人的情形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行受贿案件中,行贿人往往充当着“污点证人”的角色。我国并未确立“污点证人”刑事豁免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早已经常运用,“坦白从宽”的政策就经常作为处理“污点证人”的依据。在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证人出庭制度后,职务犯罪侦查将面临更多的新问题、新挑...

第二篇：关于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必要性思考

证人是指当事人以外知道案件事实情况的人。与一般证人不同，污点证人是实施有犯罪行为的证人，污点证人所作的证言既是指控他人犯罪的证据，也是对自己犯罪行为的交代。由于污点证人是以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来指证他人犯罪的，因而其证言更加客观、真实，证明力更强。同时，由于污点证人的证言是对自己罪行的交代，与其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因而获取的难度

也更大。为解决这一司法难题，不少国家都设立有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即国家为了追诉、惩治更为严重的犯罪，以放弃对污点证人所交代罪行的追诉为交换来获取其证言，用以鼓励污点证人积极作证，指控犯罪。这一制度为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惩治严重犯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前，我国正酝酿刑事诉讼法的修正，笔者试就在贿赂犯罪案件中建立污点证人制度作几点思考。

一、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必要性

第一，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是解决贿赂犯罪案件取证难、定罪难的有效途径。

贿赂犯罪行为发生在行受贿人之间，且多是私下秘密进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缺少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知情的其他证人也很少。这给受贿犯罪案件的侦查带来很大的困难。作为重要的知情人，行贿人的证言对于受贿案件的侦破和定罪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由于行贿人本身涉及行贿犯罪，其所作证言会使自己受到刑事追究，因而大多数行贿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作为证人指证犯罪。这就进一步加大了揭露受贿犯罪、惩治腐败的难度。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正可以打破行受贿人的利益共同体格局，通过对行贿人罪行的豁免来打消其顾虑，鼓励其积极作证，指控犯罪，从而有效解决受贿犯罪取证难、定罪难的问题。

第二，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是降低司法成本，实现司法资源合理配置，提高案件质量和诉讼效率的有效举措。

由于贿赂犯罪的隐蔽性强，加之现行侦查手段相对落后，贿赂案件的侦查往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不仅加大了司法成本，而且一些有严重受贿犯罪嫌疑的人由于无法获取直接有力的证据，只能依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或者数额较小的受贿犯罪结案，影响打击腐败犯罪的成效。更关键的是，由于受贿犯罪案件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少，言词证据往往是定罪的关键。有些侦查人员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采取连续拘传、变相羁押，甚至刑讯逼供等一些违法措施。这不仅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还使得侦查人员自身走向违法犯罪。如果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就可以合法地鼓励行贿人主动交代行贿犯罪事实，并为收集其他证据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这不仅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和案件质量，还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防止违法侦查活动的发生。

第三，在贿赂犯罪案件中建立污点证人制度，还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重要措施。

贿赂犯罪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隐蔽性强，发现难、定罪难，犯罪人有很强的侥幸心理。早在两百多年前，贝卡利亚就指出，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不可摆脱性。预防腐败犯罪的关键不在于加大惩罚的严厉性，而是不断提高贿赂犯罪案件的侦破率，消除犯罪人的侥幸心理。在贿赂犯罪中建立污点证人制度正可以打破行受贿人的利益依存状态，提高贿赂犯罪的侦破率，使受贿人失去“安全感”，对其形成巨大的心理威慑，从而减少腐败犯罪的发生。

二、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可行性

1.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符合现代司法的方向。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是与公民享有的不自证其罪权利密切相关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指公民享有不被强迫作可能使自己陷于刑事追究的证言的权利。我国已于1998年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七项规定:“公民有权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虽然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但是从现代法治的发展来看，在立法上确立公民不被自证其罪的权利将是一种趋势。如此，侦查人员要求公民供述犯罪事实将是一种违法行为。要想在保护公民权利的前提下有效侦破案件，提高诉讼效率，就必须弥补传统侦查模式的不足，而设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以交换证人对不自证其罪权利的放弃就是一项重要的司法策略。

2.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有实体法依据，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我国刑法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的，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但这只是对行为人的减免处罚，而非豁免，这类减免处罚情节一般在法院审理阶段才能体现，对行贿人的激励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当前实践中存在一些对行贿人以“不追诉承诺”来换取其证言的做法，虽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其合法性值得商榷。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司法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为了有效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最大限度地增加和

谐因素。在贿赂犯罪案件中设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对于罪行较轻、真诚悔罪的犯罪人通过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体现司法的从宽处理，不但可以使实践中具有积极意义的有效措施合法化，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构建社会和谐的需要。

三、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基本构造

第一，在立法上明确规定污点证人制度。污点证

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还不是一个法定的主体。没有污点证人的合法前提，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就没有存在的依据。在立法上明确污点证人的法律地位，是鼓励行贿人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指控犯罪的前提条件。

第二，建立污点证人保护制度。贿赂犯罪往往是“一对一”的犯罪，行贿人的证言是稀缺的、关键的证据，他们的反戈对于受贿人也是致命的，更易受到打击报复，这也是行贿人作证的担心所在。尽管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对证人保护作了相关规定，但是过于原则、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而且，这些保护的规定主要是在证人受到侵害后的司法救济，缺乏具体的保护和补偿措施，不能起到对污点证人的有效保护。因此，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在立法上明确污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制度。其保护的阶段应扩大到诉讼中和诉讼结束以后，明确保护的责任主体和具体措施，此外，还应建立相应的证人补偿制度，对遭受打击报复的证人，国家要给以经济上的补偿。

第三，明确是否转为污点证人是证人的权利而非义务，司法机关不能强迫行贿人转为污点证人。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转为控方证人享受刑事豁免是证人的权利而非义务，污点证人的豁免以证人自愿为前提。司法机关应告知其所享有的权利，如行贿人愿意转为控方证人，司法机关应当依法对该请求进行审查，如同意，应作出相应承诺并记录在案。

第四，明确污点证人豁免的形式。在国际上，污点证人刑事豁免分为罪行豁免与证据使用豁免两种。罪行豁免是指国家追诉机关“不得对豁免的证人在其提供的证言中涉及的任何犯罪事实进行起诉”;而证据使用豁免是指，被豁免的证人提供的证言或根据该证言获得的信息不得在随后的刑事诉讼中用作不利于该证人的证据，即证人提供的证言或根据该证言获得的信息不得作为指控他的证据，政府如果根据其他来源掌握了足够证据，仍可以对其加以追诉。

考虑到贿赂犯罪的特殊性，为提高行贿人作证的积极性和保证司法公平，在我国可以建立以罪行豁免为原则，辅之以证据使用豁免的制度。对于一般的行贿人采用罪行豁免制度，只要其在侦查或者起诉中积极提供证言指控犯罪，司法机关即不再对其证言中涉及的行贿犯罪进行追诉;对于多次行贿、行贿造成严重后果的严重犯罪人，则可以适用证据使用豁免，其所提供的证言或根据该证言获得的证据不作为指控他的证据，司法机关根据其他来源掌握了足够证据，仍可以对其加以追诉，但应依法减轻或免除处罚。

第三篇：职务犯罪侦查总结

职务犯罪侦查

职务犯罪侦查：人民检察院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为收集证据、查清案件事实、查获犯罪人，而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1）职务犯罪侦查的主体是 人民检察院

（2）客体是职务犯罪案件

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受贿，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者在履行职责或行使职权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的社会、组织管理职能，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处罚的犯罪行为。

侦查对象具体包括四类：一是贪污贿赂犯罪

二是渎职犯罪

三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暴力取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虐待被监管人员、破坏选举等七种犯罪案件

四是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需要由

直接受理的重大犯罪案件。

（3）手段是 专门的调查工作

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4）任务

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 职务犯罪侦查的特点：1 侦查方式“由人到事”

（往往对象明显，犯罪事实属性不清，或者是事情性质清楚，但是具体的犯罪数额、结果、危害程度不明确，所以这些需要认真调查，依法收集证据加以支持）

案件线索难暴露（首先，职务犯罪的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文化素质较高，通晓法律、工作程序，手段更为隐蔽；其次，多数没有确定的被害人；再次，这类案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往往在短时间内难以表现出来，不易被人察觉，群众对案件的举报、控告也缺乏积极性）这一特点要求侦查工作要积极主动去发现、揭露案件。

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一是自身的素质决定了反侦查能力强，二是犯罪主体易利用职权，地位编织关系网、制造保护层；三是与其他参与人、利害关系人之间订立攻守同盟，共同毁灭证据、转移赃款、逃跑等）言词证据突出，收集、固定证据难（首先，这类案件大多没有可供勘查的犯罪现场和痕迹，往往也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和相关物证，主要通过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等证据来证明。其次，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时间间隔较大、犯罪事实发生的时就和被发现的时间间隔也较大，所以证实犯罪的直接证据、原始证据较少；间接证据、传闻证据较多，时过境迁，证据很难被取得、固定）

5职务犯罪往往与其他犯罪相关，部分案件“案中有案”（如涉及到伪证、包庇等犯罪案件，有些往往从偷税、虚报注册资本等犯罪入手；而渎职类犯罪案件的侦查，涉及到“原案”——一种是渎职犯罪构成要件，如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等；一种原案是认定该类犯罪重要的事实和证据，如放纵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就要先查清是否构成了“销售伪劣商品罪”）这特点加大了侦查的工作量，而对于“原案”的取证更难。

职务犯罪案件的线索来源：

（1）单位和个人的报案、举报

（2）检察机关自行发现的线索（自侦部门的“以案带案”；相关业务部门发现的线索；侦查人员自行摸排的线索）

（3）犯罪嫌疑人自首（三机关都应接受，对不与属于自己管辖的，移送，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先采取紧急措施，再移送。）（4）被害人的控告

（5）有关部门移送的线索（海关、纪检、审计、税务等）（6）新闻媒体的披露

（7）领导机关交办的线索（上级人民检察院、同级党委、人大交办）线索的审查、处理（主体：举报中心、职务犯罪侦查部门）

举报中心：基本职能是接受自首、控告、举报、报案，审查确定管辖并管理案件线索

基本方式是 书面审查

一般不进行初查，但遇到性质不明、难以归口，情况紧急的除外

线索审查后，7日内分情况处理：（不属于管辖的，移送；属于的，讯送分流，移交有关部门；属于下级、其他的，移送）

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围绕“是否属于职务案件线索、是否具备可查性”展开。

线索审查后，不属于管辖的，返回举报中心

有犯罪嫌疑，但条件不成熟的，由专人保管、待时机成熟后再调查

认为可查性较大的，依法进行初查。

初查：检查机关在获取相关犯罪线索后，为进一步判明是否需要立案侦查，而对现有材料进行分析、鉴别、做必要的调查活动。

任务：1 审查是否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收集有利于办案工作的各种信息 基本要求：1一般应秘密进行

2一般不接触查对象

3不得采取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

4书面审查与适度调查想结合 贪污犯罪案件的侦查：

贪污犯罪：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务财务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特点：1犯罪人为国家工作人员

2犯罪手段复杂多样

3犯罪事实一般有书证可查（原始单据、记账凭证等会计资料；白条、小金库等书证）

4赃款赃物是重要证据

（有书证可查，有赃款赃物可追）

主要侦查手段：

（一）查账

（二）综合运用侦查措施（1搜查、扣押，控制和保全涉案证据，其中，搜查、扣押强调突击性和保密性。2查询、冻结存款汇款，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3追缴赃款赃物 一是综合运用多种侦查措施，二是探索建立追赃工作长效机制，加强部门合作、建立信息通报制度等。三是加强国际合作，研究处理境外追逃追赃的途径和办法。）

查账

是贪污案件侦查工作的根本措施和中心环节

查账的步骤：做好查账前的准备

掌握被查单位的性质、业务范围、财产管理状况、会计核算方法等

控制会计资料，防止被涂改、销毁、隐匿

查账的重点：合理性、合法性、真实性 主要查账方法：现金账

银行存款帐

往来账

物质帐

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

贿赂案件包括受贿、行贿、介绍贿赂 案件特点：

1犯罪手段日趋智能化

（一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活动

二以“期权化”规避制裁，在职为人办事，退休后再收钱

三“去刑事化”以正常的民事经济活动为掩护 顾问费、咨询费等

四 “跨国化” 打入境外账户，作案后潜逃境外 五 “现金化”）犯罪多发、高发领域向权力热点部位集中

（林业、国资、税务、工商）资金密集、垄断程度高、竞争激烈的行业

这与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行政执法运行不规范、行政权力配置不合理 直接证据难获取，间接证据作用突出

（首先，行贿方、受贿方，包括介绍贿赂方是利益共同体，相互利用，一损俱损，在利益同盟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下案件难以被发现，即使发现了直接证据获取也难

其次，受贿主体反侦查意识较强，一般最大限度地减少知情面，非现金不收、第三人在场不收等，使得获取直接证据很困难

因此，间接证据在突破案件、认定犯罪中作用突出。）

“窝案”、“串案”突出（亲友勾结 亲、情、友

上下级勾结）

侦查重点：围绕犯罪构成要件

1注意收集犯罪嫌疑人利用职务上便利的证据（一是直接利用二是利用职权行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

实施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证据 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证据

侦查途径1 从行贿人入手2从被索贿人入手3从介绍贿赂的人入手4 从共同受贿犯罪嫌疑人入手调查5 从受贿犯罪嫌疑人的其他违法犯罪问题入手 以收集 间接证据 为重点突破贿赂案件

1.对线索进行经营，对嫌疑人进行监控，伺机获取相关间接证据

2.利用再生证据突破

3.从行贿款物的来源和出处收集间接证据（这对防止翻供具有重要意义，注意调查行贿方近期银行汇款记录、会计账目等）

再生证据：是指在犯罪行为实施后，犯罪嫌疑人及其利害关系人为了掩盖犯罪事实，逃避法律制裁而进行串供、毁证等反侦查活动中派生出来的，能够证明犯罪事实存在、证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存在或证明反侦查活动存在的一切事实材料。

法律规定，再生证据并不能直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而是要进行必要的转化然后加以运用。而且有的再生证据并不能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只能证明反侦查互动的存在，还需进一步运用侦查措施获取证据。

一方面要从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活动中发现并获取再生证据。（一是监控法，二是扣押、搜查获取书证物证，三是获取其他参与人的证言。）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调动犯罪嫌疑人进行反侦查活动，使其自我暴露，从而获取再生证据。

渎职犯罪案件侦查： 渎职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致使国家与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滥用职权类、玩忽职守类、具有徇私舞弊情节的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类）

特点：1涉案环节多，责任分散（涉及多个部门，甚至多个工作环节，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比较复杂，导致责任人难以确定）犯罪行为隐蔽性强，且常与其他犯罪交织（其一，被正常职务行为所掩盖，甚至为一些假象或工作失误所掩盖；其二，往往有深层次的利益驱动，往往与重大责任事故、诈骗、贿赂等犯罪交织在一起）侦查面临干扰阻力和公开说情（一方面，过失犯罪较多，涉及部门环节多，涉案人员多，涉案人员不论责任大小，极易形成利益共同体，互相遮掩；另一方面，贪利性不明显，是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容易引起同情，搞部门保护、地方保护。）犯罪损失严重，侦查启动具有较好的舆论支持（都是结果犯罪，社会影响较大）侦查的重点：

一 查明损害结果（查明物质性损害结果、非物质性损害结果、确定直损和间损、要有明确的群人标准和有效的确认文件，如物价局作价、权威机构鉴定等。

损害结果的表现形式：1人身伤亡、2经济损失 包括直损、间损<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获得的利益，为恢复正常的管理活动、挽回经济损失所支付的开支费用>3重大影响）

二查明行为人的职责范围（由法律规定或国家机关授权，所在单位的制度或岗位的明文规定 其中，岗位职责证据是重点。

首先要查明行为人的身份、职务和岗位，其次要查明担任某项职务的制度规范、工作流程等职责要求，对于临时职务还要查明授权、会议记录、决定和任命等）

三确定渎职行为（1应当正确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规范要求2实际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行为3渎职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侦查步骤：

一找出损害后果的全部原因

二从原因中查出渎职行为（各原因中是否存在渎职行为，可能是直接导致，也可能只是损害结果的形成条件，还有可能是环节多，个人员所起的作用不同）

三确定渎职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可能是直接必然导致，多数情况是间接、偶然导致，但不能否认这种因果关系）

四确定相关责任人（分清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主要责任人和次要责任人、直接负责的领导和具体实施人员的责任）侵权犯罪案件侦查

侵权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报复陷害、虐待被监管人员、破坏选举等七种犯罪案件

侵权犯罪的特征： 犯罪嫌疑人多为 基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侵权犯罪的被害人往往与犯罪嫌疑人有较长时间的接触（能够详细陈述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犯罪工具、犯罪手段、犯罪过程）直接取证较难（现场除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外，一般没有证人，要善于在犯罪必经环节和周围环境中寻找证人，如御医、看守、同监犯、邻居等）多是共同犯罪（根据具体分工及实施情况确定责任大小）

侦查方法：

1从询问被害人入手，开展侦查 从询问证人及其他相关人员入手，开展侦查 3 提高现场勘验、检查的发现率、提取率、利用率，发现固定证据（要抢时间、及时 从实施暴力的场所、被害人身体等寻找）以证促供，制服犯罪嫌疑人（迅速讯问，注意策略）

从硬审讯法到软审讯法

硬刑讯——肉体折磨，刑讯逼供

软刑讯——精神折磨，疲劳审讯法、水板审讯法 软审讯法 不等于软刑讯

软审讯法是建立在心理科学和行为分析基础上的审讯方法；其基本模式是通过语言或其他人体行为来说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创立者：美国佛雷德。英博教授以及约翰。雷德

这种审讯法包含“哄骗因素”但是

“不得使法庭和社会受到良心上的冲击；不会导致虚假供述”,成功的审讯往往需要审讯人员在合理程度上使用欺骗策略。

雷德审讯技术：第一环节 事实分析阶段

第二环节 询问嫌疑人 也可称为“行为分析询问”通过无关话题谈话了解嫌疑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在后面的正式讯问中，作为评断其陈述真伪的参照标准。

可以从共同兴趣或爱好作为话题，审讯人员使用的问题需要精心设计，以便掌握嫌疑人在真实陈述和说谎时可能出现的语言特征、准语言特征和非语言行为特征。

第三环节 正式讯问犯罪嫌疑人

供述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有着基本相同的心理变化程式：否认——辩解或反驳——沉默——模糊的承认——正式供述。在其沉默时是审讯人员进行说服的最佳时机。

雷德九步审讯法：

第一步，直接正面地告诉被审讯人，他已被视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然后观察其反应 第二步，审讯者说出自己对实施该犯罪行为的原因推测，从而给有罪的被审讯人提供一个可以在道德上为自己开脱的理由

第三步，打断无罪辩解，回到第二步的主题上

第四步，打断被审讯人关于该犯罪原因的辩解 第五步，抓住被审讯人的注意力

第六步，加强目光接触

第七步，使用选择疑问句让被审讯人以可以接受的方式承认该犯罪行为 第八步，让其讲出只有作案人自己知道的细节

第九步，让被审讯人讲出全部犯罪事实并制作书面供述 软审讯法的原理和运用：

审讯本身就可以使嫌疑人产生心理压力

理想的审讯室应该是空间比较狭小的，室内摆设尽量简单

“单向玻璃窗”，既可以使嫌疑人产生被人监视和观察的不舒适感，也可以让其他侦查人员和律师观看和监控审讯的过程。

设法减轻嫌疑人对说真话的不利后果的感知程度，对犯罪后果的描述要“软”，不要轻易谈及有关刑罚。但也不能随意许诺。

第四篇：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研究

吕德赞

职务犯罪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犯罪，它是一种国家公职人员或其他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履行职务、不正确履行职务、滥用职权或逾越职权，严重危害国家机关正常运作的犯罪行为。职务犯罪的外表现形式为贪污、受贿、渎职等，其本质是公权力的腐败、异化。职务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直接危害一国政权的核心，导致某一政权的覆亡（或现代所谓的执政党更替）。我国政府历来都严厉打击职务犯罪，但在1949年10月至1979年这期间，打击职务犯罪没有制度化、法制化，而靠政治运动来打击职务犯罪。1979年，我国颁布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行为，并确定由检察机关负责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我国打击职务犯罪才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检察机关通过对职务犯罪的侦查，严厉地打击了职务犯罪，而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索、发展，我国也初步完善了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虽然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急剧转轨时建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存在各种缺陷，跟不上时代转轨的步伐，特别是跟不上我国法制、法治发展的步伐，导致打击职务犯罪出现不太理想的情况，还不能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通过多年的职务犯罪侦查实践及理论研究，笔者认为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存在如下问题：

1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日渐完善，而法律所规定的职务犯罪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却依然很落后、有限，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制约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我国于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和于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都比较简单，但是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1），并由此引申出了罪疑从无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限制、规范侦查机关取证手段、取证方法的诉讼规则、证据规则。而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及保护人权观念的不断强化，一些尚未被规则、法理观念也被用于指导司法实践，如沉默权规则、毒树之果规则等，也渐渐被融入司法实践中。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些规则推动了我国法治的发展，促进司法的文明化。但是，相对于诉讼规则、证据规则的不断发展而言，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和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相比，并没有任何的发展。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社会、经济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犯罪的表现形式、方法、手段而日趋复杂化，职务犯罪发案就更隐蔽，作案手段更狡猾，在社会各方面都已得到发展，特别是证据规则日渐完善的情况下，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却没有同步，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

2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朝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和完善辩护制度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制约了侦查权，职务犯罪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在没有获得同步发展的情况下，制约侦查权有可能会变成制约打击职务犯罪。据有关学者透露，我国刑事诉讼法新一轮的修改已正式启动，而修改刑事诉讼法实质是一项刑事司（1）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在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是否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是存在争议的，但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后，主流的观点都认为这一规定是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法改革，而改革侦查程序的两条主线已经勾勒出来，一是通过强化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及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职能，制约侦查权；二是强化法官或检

（2）察官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权或法律监督权，制约侦查权。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及完善辩护制度的确是非常重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及保障的程度甚至是一国法治水平的标志，保护被害人及社会公共也同样重要，严格依法打击犯罪也是保护人权。因此，在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完善辩护制度的情况下，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如讯问犯罪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埸、连续讯问不得超过一定时限等，如果我们还固守原来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那么在侦查中就很取得合法、得有效的证据。职务犯罪的隐蔽性特点在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完善辩护制度情况下会显得更突出，取证工作的难度会更大。出现这种困境，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完善辩护制度，而其根源是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没有获得同步发展。在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没有得到发展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在查办复杂的职务犯罪时，难以以现有合法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取证时，可能会陷入是两难的困境，要么放弃案件，要么使用不合法的方法、手段、措施来获取证据。这两种选择都是有害的。

3侦查职务犯罪的保密性要求与现行落后的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难以实现侦查职务犯罪的保密性要求，妨碍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职务犯罪与其他类型的刑事犯罪相比较，具有隐蔽性、作案现场不留证据、犯罪证据由犯罪嫌疑人或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所控制、知情人与犯罪嫌疑人有密切利害关系等，犯罪嫌疑人在获知侦查机关对其犯罪进行调查时，往往出现串供、销毁证据、指使证人作伪证等情况，严重妨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以现有合法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对职务犯罪进行初查、侦查时，检察机关往往要通过向有关的单位、机构、个人调取证据，这就很难以使案件的侦查情况，特别是案件初查线索得到保密。如本院在接到举报某局长受贿、巨型财产来源不明的线索后，除调查权钱交易可能的基础性事实外，还要调查被举报人的财产关况，向有关知情人收集被举报人受贿的证据等，以现行合法的手段、措施、技术、方法作上述调查、侦查，必须交由其他单位、机构的人员协助经办，非侦查机关的其他人员就会接触到有关案件事实，导致每个环节都有泄密的可能。

4现行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的落后加剧了本来已非常严重的口供主义侦查模式，在引入沉默权规则呼声日渐高涨，而犯罪嫌疑人拒绝供认犯罪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往往束手无策，难以有效地取得职务犯罪的证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证据规则，但是现行的侦查机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却以引导，甚至把侦查机关推向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的（3）侦查方向。在职务犯罪侦查的司法实践，侦查机关把侦查的重点放在讯问犯罪

嫌疑人，以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突破案件最重要的手段、方法。由于连续讯问犯罪嫌疑人有法定的时间限制，碰到拒绝供认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往往面临放弃与否的困境，放弃案件可能使犯罪嫌疑人逃出法网，继续讯问下去，则违法了。因此，现行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及口供主义侦查模式（2）

（3）郝宏奎：《侦查讯问改革与发展构想》，《法学》2004年第10期。在广东省法官协会、广东省检察学会、广东省警察学会、广东省律师协会于2004年16、17日举办的“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问题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法学家陈瑞华认为，我国现行的侦查体制、证明标准使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最重要的侦查任务，是导致刑讯逼供的根源。

已使职务犯罪侦查走入了一条死胡同，迟早无路可走，不改进现行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将无所作为。

5职务犯罪与从其衍生出来的犯罪案件管辖权的割裂，难以保障职务犯罪侦查机关顺利、高效地侦查取证，不利于有效打击职务犯罪。职务犯罪一般不会单独发生的，伴随职务犯罪的往往还还有其他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行为主要是为了掩蔽职务犯罪行为、转移职务犯罪所得赃款赃物等。如贪污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往往会自己或指使他人销毁会计凭证、资料；受贿犯罪嫌疑人也会自己或通过他人转移赃款赃物等，这些行为也构成犯罪，但这些案件的侦查由公安负责管辖而非由负责侦查职务犯罪的检察机关负责管辖。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如果发现职务犯罪嫌疑人或其他人员有销毁会计资料凭证、转移赃款等涉嫌犯罪的行为，虽可以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或通过法律程序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但所有侦查取证工作实际上由检察机关完成，更重要的是，假手公安机关对这些相关案件的侦查既影响检察机关对有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效率，又不利于检察机关对整个案件情况的有效控制。如我院在过去几年侦查的中保公司开平支公司经理劳某等贪污案、开平市社保局原局长梁某等人贪污案、开平市康源医药公司原经理方某等人贪污案等案件，都存在犯罪嫌疑人将会计资料销毁的情况，但公安机关都没有对销毁会计资料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正是由于这种管辖权安排的不当，一方面导致了对销毁会计资料等与职务犯罪有关的犯罪行为打击不力，另一方面也妨碍了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

6对妨碍职务犯罪侦查取证行为缺乏合法的临时行政处置措施，导致侦查机关面对这些行为时束手无策，妨碍了侦查取证工作的顺利进行。笔者在侦查工作中，碰到过犯罪嫌疑人撕毁笔录、案件知情人拒绝作证并拒绝交出有关证据的情况，在缺乏法定手段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往往对这些行为无可奈何，这只会助长犯罪嫌疑人的嚣张气焰，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

7对负有提供证据义务的机构及个人拒不履行或延迟履行义务时的法律责任的缺位，也妨碍了职务犯罪侦查取证工作。《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虽然侦查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也规定了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毁灭证据要负法律责任，但应负何种具体责任，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在侦查工作中，胆敢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毁灭证据的情况极少出现，但是借故延迟履行提供证据义务或提供证据的过程中向有关人员泄露案情的情况却时有发生，对这些行为缺乏规制，会严重影响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

除上述问题外，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还存在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要向地方党委政法委汇报案情、职务犯罪侦查机关所具有法定强制措施权力不完整、没有通缉权、没有侦查实验权等等不利于对职务犯罪进行有效侦查的问题。总的来说，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体制既不利有效保护人权、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也不适应打击职务犯罪、建设廉洁社会的时代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因为正是这种有缺陷的侦查构造，才导致侦查机构失去提高侦查人员素质、改善侦查装备和改进侦查技术的动机，而将犯罪嫌疑的口供视为收集有罪证据的最佳途径；也正是这种侦查构造，才使得那种有罪推定、口供主义的传

（4）统法律观念有其存在的制度土壤。”因此，我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过程中，有

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及香港、新加坡成熟的反腐败制度，改革现行职务犯罪侦查体制，建立能有效打击职务犯罪的侦查体制。（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33页。

我国未来应建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模式

笔者认为，保护人权和确保侦查机关能合法有效地对犯罪进行侦查取证是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主线，这二者的共同内容是要杜绝刑讯逼供、杜绝冤假错案。要有效打击职务犯罪、防范刑讯逼供、防止出现冤假错案，应对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机制进行下改革：

1建立职务犯罪特别侦查制度，允许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各种现代侦查技术。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都是在“文革”后建立的，因为受“文革”**的影响，我国立法机关对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抱有戒心，担心这些技术侦查措施会不当运用，会影响党的团结，所以，在立法中一直没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如彭真就主张“党内一律不准搞侦听、搞技术侦查。这是党中央决定的，是党中央多年来坚持的规定。在这个问题上，敌我、内外界限要分明，不能混淆。如果允许在党内使用此类侦查手段，此例一开，影响所及，势必损害同志关系，损害党内民主团结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且会被阴谋家、野心家和帮派分子用来为非作歹，这对共产主义

（5）事业是很不利的。”这种观念混淆了政治活动与司法活动的界限，甚至把这两

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混为一体，把打击职务犯罪视同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观念是非常有害。在这种观念指引下，不仅不利于我国打击职务犯罪、惩治腐败，也不利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反，正是由于职务犯罪等腐败犯罪不断腐蚀着党的执政基础，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受到一些不必要的制约，可能使职务犯罪由小疾变成大患，终究可能危害全社会。因此，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了各种新问题、新情况，职务犯罪朝复杂性、隐蔽性、多样性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抛弃过时的、不合时宜的观念，建立职务犯罪特别侦查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中可以使用各种现代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

特别侦查制度应包括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诱惑侦查制度、卧底侦查制度等，现代技术侦查措施应包括窃听、电子监控、秘密录音录像等。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的隐蔽性特别强，以侦查普通犯罪的技术、方法、措施来侦查这类案件是很取证破案的。西方国家、我国的香港地区就常用诱惑侦查制度、卧底侦查及使用窃听、电子监控、秘密录音录的手段侦查贪污贿赂犯罪，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芝加哥开展的“银锹行动”就是通过派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的手段，共录下1100合录音录像作为证据，把六名市议员、十二名官员送

（6）进行监狱。香港廉政公署在侦查香港房屋署总屋宇装备工程师陈裘大受贿一案中，廉署搜集证据时，曾跟踪监视陈裘大达9个月，秘密在陈裘大的办公室安装偷拍仪器，偷拍得陈在办公室“数银纸”，成功指控陈裘大受贿三百万港币，陈最

（7）终被判刑七年。在西方国家和香港，所有影响巨大的贪污贿赂案件都是通过派

卧底、使用诱惑侦查及秘密录音录像来破案的，更有媒体报导，香港廉政公署反

（8）贪卧底专破大案，成功率100％。由此可见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等特别侦查制

度及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措施的巨大威力。

我国职务犯罪的现状是职务犯罪还是较为严重，特别是贿赂犯罪较为突出，社会各界对贿赂犯罪反映十分强烈，但我国检察机关所侦破的职务犯罪中，贿赂犯罪所占比例并不高，这显然同职务犯罪的发案现状不相称的。检察机关对会贿（5）彭真：《在中央政法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载《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页。

（6）樊弓：《银锹行动 －－美国反腐败见闻》。

（7）《香港商报》(2004年1月16日)。

（8）《环球时报》〔20040102 第12版〕。

赂犯罪的手段也相当有限，在行贿人和受贿人都拒绝供认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往往束手无策。检察机关陷入这种被动局面是由于检察机关所拥有的侦查手段太有限所造成的。因此，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有力打击贿赂等职务犯罪，赋予检察机关使用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等特别侦查制度及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检察机关有了这些有力的武器，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严禁刑讯逼供、完善辩护制度等证据规则、诉讼规则再也不是什么有争议的东西，而沉默权、严禁刑讯逼供证据规则也不会成为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拌脚石。使用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等特别侦查制度及秘密录音录像等侦查手段，也使侦查工作的保密性得到加强，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重心也会由讯问犯罪嫌疑人转为立案前秘密取得能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效率将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当然，使用特别侦查制度和使用技术侦查措施都应受严密监督，否则会出现不当使用的情况，甚至会出现 “纵虎驱狼”的情况。因此，必须加大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力度，特别是加强司法审查的力度和公众媒体人监督，防范侦查机关滥用特别侦查制度和使用技术侦查措施。

2改革现行的案件管辖制度，将一切职务犯罪及从职务犯罪衍生出来的犯罪的侦查工作都交由检察机关管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是在社会、经济急速转轨过程中制定出来的，不仅出台时机佳，立法指导思想仍然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修正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缺陷较多，其中之一是按发案单位所有制的不同人为贪污受贿和职务侵占、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等；其二是把职务犯罪与从职务犯罪衍生出来的其他犯罪的侦查管辖人为割裂，分别由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负责管辖。这种管辖制度按排，不利于检察机关完整收集职务犯罪的所有证据，不利于检察机关提高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效率。因为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往往是贪污受贿等犯罪的后续动作，这些行为除了本身是犯罪外，更重要的还是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的证据。既然检察机关负责侦查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作为重要证据的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的管辖是没任何理由完全公安机关负责管辖。对于这种由其他犯罪衍生出来的犯罪，应按其主罪来确定管辖，如果是因为贪污受贿而从事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那么，这些犯罪应由检察机关管辖；如果是由商业欺诈类犯罪、偷税类犯罪、毒品类犯罪而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那么，这些犯罪应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只有实施这种灵活的管辖制度，才能高效地打击犯罪。

3建立负有提供证据义务、为职务犯罪侦查机构提供协助义务的机构及个人法律责任制度，包括应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保密的义务等，拒不履行这些义务则应承担刑事责任。侦查职务犯罪工作就是收集职务犯罪的证据，无法收集证据就是无打击犯罪。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必须由相关机构和个人提供协助、证据，包括发案单位及该单位有关人员的协助。如前文所提到的香港廉政公署侦破的陈裘大一案，香港廉政公署就是在获得发案单位香港房屋署的协助，经房屋署署长苗学礼的“同意”后，在陈裘大的办公室安装秘密录像设备，拍录得陈裘大受贿的证据。在此案中，香港廉政公署如果没有房屋署的协助、房屋署署长苗学礼等人不履行保密义务，就很侦破陈裘大一案。要有力打击职务犯罪，我国很有必要借鉴香港这一侦查制度。

4赋予检察机关处理妨碍职务侦查工作行为的行政处置权及拘留、逮捕执行权和通缉权等，虽然这些权力对侦查职务犯罪工作影响不大，但还是很有必要的，它们实际上是完整职务犯罪侦查权中的必要组成部分。拘留、逮捕和通缉属于侦

查行为，刑事诉讼法规定得很清楚，既然检察机关负责侦查职务犯罪，又为何不赋予检察机关拘留、逮捕权和通缉权呢？为何还要假手公安机关执行拘留、逮捕权和通缉呢？这于理于法都是讲不通的。赋予检察机关处理妨碍职务侦查工作行为的行政处置权，有利于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灵活处理一些妨碍侦查工作的违法行为，有利于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

此外，还需要完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监督等，在此无需多作论述。总的来说，我国将来要建立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既要符合保障人权的要求，又要符合能有效打击职务犯罪，建立清廉社会的的要求。

第五篇：职务犯罪侦查力度质量

职务犯罪侦查力度质量“双提升”

2013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36195件49579人 提起公诉40669人

戴佳

“录音录像是办案工作的‘第三只眼’，通过探索建立对录音录像与笔录一致性进行审查的新机制，一年多来，我院所办职务犯罪案件无一翻供。”日前，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检察院检察长陈飞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积极适应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新要求，在办案实践中不断转变执法理念、强化人权意识，进一步规范了执法行为，提升了侦查能力，提高了办案质量。

同步录音录像有效规范取证活动

对讯问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将侦查讯问置于镜头监控之下，侦查人员讯问时的一言一行都必须按照规范的要求进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修改后刑诉法规定了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有效地规范了侦查人员的取证活动，反贪、反渎部门办案人员严格规范文明公正执法的自觉性不断提高。

上海、江苏等地检察机关制定相关工作办法，细化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操作流程和具体要求。吉林等一些省份检察机关建立内部协作配合机制，技术部门派员随案24小时提供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等技术保障。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推行“讯问忌语”，建立和完善公示、举报、监督、查究等相关配套制度，助力规范文明办案。

树立以证据为中心的侦查理念

修改后刑诉法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有罪”、律师侦查阶段介入、非法证据排除等原则和制度，促使反贪、反渎部门必须摒弃以口供为中心的传统侦查思维，树立以证据为中心的侦查理念。

高检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修改后刑诉法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检察机关办案能力、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的提高。

2013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7236件36907人，同比分别上升6.8%和6.3%，提起公诉31188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959件12672人，同比分别上升14.4%和12%，提起公诉9481人。

高检院渎职侵权检察厅有关负责人说，修改后刑诉法延长了拘传、拘留时限，增加了证据种类，细化了证人作证和保护制度，明确了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相关证据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反渎工作长期存在的发现难、立案难、查证难、处理难问题，为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反贪办案方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促使办案人员更加注重综合运用策略、技巧和方法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的能力。高检院反贪污贿赂总局负责人说，各级反贪部门积极探索运用各种信息化手段获取证据、突破案件，实现“由供到证、以证印供”到“以证促供、供证互动”的转变。强化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和律师执业保障

实施修改后刑诉法一年间，“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执法理念在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深入人心。以宁夏为例，自治区检察院制定了反贪办案讯问、询问工作规定，要求严格遵守传唤、拘传一般不得超过12个小时的规定，严禁以连续传唤、拘传等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高检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有关负责人说，高检院高度重视保障辩护律

师依法执业的权利，明确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依法配合律师执业活动，并在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中专门作出规定，细化了律师会见、阅卷以及申请检察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的具体程序和工作要求，为律师依法执业提供了“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