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业务培训课程体系模块化的初步尝试

第一篇：职务犯罪侦查业务培训课程体系模块化的初步尝试

龙源期刊网 http://.cn

职务犯罪侦查业务培训课程体系模块化的初步尝试

作者：曾天

来源：《中国检察官》2012年第12期

近年来，吉林分院院借助建立全国职务犯罪实训基地的良好契机，大胆进行职务犯罪侦查业务培训课程体系模块化尝试。

一是模块化课程体系设置的考量因素。模块化课程体系是由建立在一批能够适应检察工作需要较为成熟学科建设基础上的课程模块组成的课程体系，课程模块的开发是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的关键。在开发职务犯罪侦查业务培训课程模块时，我们充分考虑了以下几方面因素：

（一）内容体系模块化。完善的内容体系是培训课程体系建设是核心。课程设置模块化，是根据检察业务的发展趋势，按照各业务部门的需求，结合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干部特点，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不同学科、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具体研究问题的课程体系模块。

（二）技能培训精细化。在充分进行培训需求调查和检察业务专家论证的前提条件下，我们以侦查能力标准为基础，根据职务犯罪侦查业务工作各个环节的技能要求，按工作流程设置培训课程模块。在开发专题课时，我们要求内容上不求大而全，只求解决问题的专而精；不要求理论上的全面系统，而是更多地侧重量研究检察工作实务中发现的问题并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三）培训需求导向化。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课程体系，首先要充分进行培训需求调查。其次是帮助干部树立与单位目标利益一致的个人目标。在此基础上，培训部门再综合考量单位目标和个人目标的不同需求，设置不同的课程模块。

二是职务犯罪侦查业务培训课程体系的具体模块设计。在建立职务犯罪侦查课程体系过程中，我们基于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实际需求，开发了以下十个课程模块：法律能力模块、职务犯罪侦查原理模块、初查工作技巧模块、侦查决策和指挥能力模块、立案的谋略与技巧模块、侦查措施的适用谋略与技巧模块、讯问与询问模块、技术侦查模块、类案侦查策略模块、辅助技能模块。

第二篇：侦查业务培训心得

由高检院政治部、公诉厅共同组织实施为期一周的“全国检察机关公诉人员全员电视网络培训”结束了，本人按照院的统一安排，全程参与观看了培训讲座。听课过程中，虽然有时候边做案件摘录，边听讲座视频，但还是一心作了两用，认真听了课，并做了笔记，而且获益匪浅。现将学习的心得体会汇报如下：

一、对课程的总体印象、评价

1、授课师资阵容豪华，内容丰富。从授课老师来看，既有龙宗智、陈瑞华、张明楷、王平、梁根林等当前刑法理论界的知名学者，也有倪建华、邵青春、王艳萍、季刚等司法战线上的实务专家。从授课课程设计看，既有对法律理论高屋建瓴的解说，也有对司法实践具体问题的真知灼见，兼顾了理论与实践、理念与操作、实体与程序、法律与政策等方面。从理论到实践的往返，对具体案例的得道分析，的确让我品尝了一周的司法大会餐，营养丰富，可以增强我们解决司法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素质。

2、贴近公诉业务，可操作性、实践性强。授课老师围绕了公诉改革与我国公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与运用、恢复性司法理论与实践、刑事政策与公诉工作、认定犯罪的方法、dna鉴定的法庭证据应用、痕迹检验与法庭证据、“两个规定”的理解及在公诉工作中的运用和出庭实务若干问题等九个课题进行讲座培训。授课安排贴近检察工作，特别是我们公诉工作的实际，可操作性、实践性强。老师们授课风格各异，但都深入浅出，易于理解。听完讲座之后，可以让我们在实际的公诉工作中认真地体会、理解，然后具体地应用、实施。而且老师们在讲课中，也指出了我们在实际中易犯的问题和错误，让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多多注意避免，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为我们解决实际、具体问题开了良好的处方药。

二、对各讲座的记忆、遗留印象及心得体会

1、龙宗智教授的《公诉改革与我国公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讲座，从公诉的含义、特点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改革、完善等方面展开。围绕公诉权到底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的问题，阐释了公诉权在我国的具体情况。这一讲座，虽然属于纯理论性质，但让我们了解了公诉权性质、特点，公诉权的历史发展过程，公诉权的改革方向，公诉权的发展前景等等理论前沿问题，对于我们把握今后我们检察工作，特别是公诉工作明确了方向。另外，龙宗智教授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我国公诉权的发展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公诉权的发展做了比较，突出了我国公诉权的特点，及提出了未来公诉权改革的方向。同时，论述了公诉权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让我们知道公诉权的发展、检察官行使公诉权的保障制度，任重道远。

2、陈瑞华教授的《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与运用》讲座，结合《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具体谈了刑事证据的特点，即证据的三性【合法性、客观性（或真实性）、相关性】的新的理解，然后又从公诉业务的角度出发，具体分析了七类法定证据及出现的新证据——电子证据的审查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地、深刻地理解和阐释了证据的三性。在讲解证据三性的时候，也从宏观上讲述了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等等存在问题。个人觉得，这是对老问题（基本理论问题）的新看法，属于旧瓶装了新酒，切中公诉工作实际。在具体分析具体证据形式的审查时，又针对不同的证据类型，提出了不同的审查方法，如，说到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警察作证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收获颇多。关于证人出庭作证，个人觉得，光光研究还是不够的，目前中国尚未有一部法律或者相关的法律、发条规定证人的出庭义务，也没有证人作证的保障制度，而且中国也缺乏证人出庭作证的传统，也却乏证人出庭所需要的经济基础，要实现证人出庭作证，还需等待漫长的过程。就拿中国的刑事法庭来说吧，设置简单，不专业，和其他法庭设置无二，只有审判席、公诉席(原告席)、辩护席（被告及律师席），证人出庭率不高，证人席是虚的，有的连基本的证人席都没有，更不要说证人休息室、候审室了。这些都不利于证人出庭，更不要说保障证人的出庭义务了。本人曾办理过一起故意伤害案，就是缺乏这样的物质条件，再加上法官、律师的组织不当，以至于辩方证人也在法庭内旁听，没有分别等候作证，以至于辩方提出的证人无法作证。这当然不影响公诉方的指控，但是对于无论是何方证人来说，这样的条件是需要。

6、邵青春与王艳萍两位公安部司法鉴定中心的专家，分别讲授了《dna鉴定的法庭证据应用》、《痕迹检验与法庭证据》两个课题，围绕的是司法鉴定这个主题。从个人的观察、感受和不长时间的办案经验来看，虽然司法鉴定在司法中广泛运用，但是，鉴于司法官们自身业务水平、能力、专业知识领域的限制，对司法鉴定证据的审查，还是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理解，只是达到了“用”司法鉴定结论的程度，而不知道如何审查司法鉴定过程、鉴定程序、鉴定报告等。所以，安排这样的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人也受益匪浅。在这方面的知识，的确需要“补课”，而且是应当“恶补”。正所谓是，“缺什么，补什么”，这样的课很需要。

dna鉴定，作为一项高科技技术在司法、法庭领域的应用，已经25年了，但是在中国的发展还是很滞后的。邵青春老师从dna技术的基本生物学原理、dna技术作为法庭技术的运用发展历史、以及dna司法鉴定技术的机能、特性等角度，让我们深刻了解了这项新技术的高科技含量，以及在司法领域的“用武之地”。另外，还结合美国棒球明星辛普森杀妻一案，谈了dna在法庭鉴定领域的运用及碰到的实际情况等。虽然晦涩，难懂，但是对于补课颇有效益。

王艳萍老师讲述的痕迹鉴定技术及司法运用，也很有裨益。虽然，三年的办案，很多碰到痕迹鉴定，最多只是鉴定枪支的可发射性时才遇到，但是，痕迹鉴定，历史悠久，技术成熟，其运用对于侦查案件、突破案件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王老师从痕迹鉴定的含义、分类、痕迹鉴定技术的发展、运用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另外，还说明了痕迹鉴定技术在司法领域运用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司法鉴定结论审查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审查时，需要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进行，而且不能让司法鉴定替代法律认定。毕竟，司法鉴定具有科学性，更具有经验性。它只是专业人士对专业问题的认知、思考、分析的结果，只是一份证据，而不是全部。这些提醒，对于我们审查鉴定结论这一证据大有裨益。

说到司法鉴定，其实，从现状看来，高科技的鉴定技术，还掌握在上级司法机关手里，作一个dna鉴定还要送省级侦查机关，耗费时间，耽误诉讼。如果中国的大部分基层司法机关也能掌握这些技术，具备这些鉴定条件，对于侦查、起诉、审判，该是多么便利的事情。希望今后，这些高科技鉴定技术的实验室和专业人才队伍能够遍及全国的基层司法机关，为法庭服务。

总之，关于司法鉴定与证据审查的两个小小讲座，小而弥坚，分量不轻，实践价值非常突出。

7、高检院公诉厅倪建华副厅长讲解的《“两个规定”的理解及在公诉工作中的运用》一课，可谓是顺应了两个规定在7月1日开始实施后，如何理解、实施这两个规定这一问题，所作的最为具体、精彩、深入的讲解。其内容包括两个规定出台的背景、时间经过、酝酿过程，规定的总体内容概览，包括了很多原则性、操作性的规定，并且也分析了公诉工作中实施这两个规定所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及其应对措施和策略等。

这些，清楚地让我们了解了两个证据规定出台的背景和发展过程，还从其对内容的大概讲解中，知道了这两个规定既有对过去有关证据规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发展，也有对其他法治化国家证据规定的移植和承继，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所以，在实际公诉工作中，我们要付诸实行，或多或少都会面临一定的困难和挑战。因为，证明犯罪的责任，逐步地全部落在我们公诉机关身上。如此，则公诉机关就要承担相关证明不力的风险和责任。这是符合法治国家平衡诉讼要求的，也是正确的方向。但是，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公诉人的能力、水平，以及司法体制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才能提高搜集、审查证据的能力，提高证明的水平。而且，证明的责任，不是检察机关一家可以控制和完成的，毕竟侦查权责不在检察机关，而在公安机关。所以，在审查证据的时候，要发挥公检法的协调、配合机制，共同提高证据的效力和能力。我想，此时，“检察引导侦查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可以在此处发挥作用，一展用武之地。而且，在检察机关内部，侦查监督部门与公诉部门，也要积极配合、协调，共同把好证据关、事实关。

另外，死刑证据审查规定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从我看来，是相辅相成的。死刑证据的审查方法与标准，同样适用于普通刑事案件。而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应该贯穿于整个刑事案件的审查全部过程，无论是审查逮捕还是审查起诉，无论是死刑案件还是普通刑事案件，都需要严格的实行。当下的中国非常需要这两个规定，毕竟中国的冤假错案不少，刑罚面对的是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等权利，一旦有错，就会毁掉一个人。所以，慎之又慎，严格审查，高标准的规定，确是急需。

8、全国首届十佳公诉人、现任上海市检察院专职检委委员季刚所做的《出庭实务的若干问题》报告，突出讲解了公诉人应当具有的基本功——出庭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答辩等问题、技巧和策略。他结合自身的办案经验、实际，以及其他优秀庭审现况，系统地对公诉人的法庭技巧做了详细的讲解。从小处着眼，讲了大问题。因为，公诉出庭，指控犯罪，是公诉业务的集中体现，也是庭前审查、准备的一次检阅和考验。通俗一点说，打官司，能不能打赢，就看公诉人的法庭表现了。而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所以，法庭实务的基本功的练就，还需要平时的磨练和庭前的精心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做好了功课，在考场上临场发挥好，就必然能得到高分。讲解过程中，季刚老师还具了很多案例，诸如上海的杨佳故意杀人案等。结合讲解，还播放了法庭庭审时公诉人的质证、辩论、答辩的现场录音，让我们对法庭实务技巧做了深刻、明了的领会。

说到出庭公诉，需要庭前精心的准备，充分地做好出庭的预案。分析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具体制作举证提纲、讯问提纲、辩论公诉词和答辩词等。举证因案而异、因人而异，季刚说，有按照客观证据到主观证据或者主观证据到客观证据、先主犯后从犯，先认罪被告人到不认罪犯罪人等方法。而且，举证，应当不仅仅是宣读证据，而且还应当对证据作分析、说明，包括单个证据的分析、说明，全案证据的分析、说明等。在讯问阶段，同样讲究讯问策略。而质证，就要按照证据的三性，对辩方证据认真审查，对不合法的、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应当及时作出质证意见，予以排除。另外，法庭的辩论，要做到有礼有节有据，情理法并重。

听完了讲座，让我认识了自身出庭公诉中的不足。法庭的实务，包括举证策略、讯问技巧、答辩技巧等，是需要努力加强的地方。季刚在讲解中，也说了很多我们公诉人在法庭实务中常犯的毛病和错误，比照自己，确实存在这些方面的不足。一个优秀的公诉人，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也需要过硬的法庭心理素质，更需要应变的临场发挥能力。这些，成为了今后自己工作努力的方向和重点。

总而言之，一周的培训结束了，自己收获颇多。而后，留给自己的就是认真的体会和思考，然后将领悟到的转化为工作实际，贯彻、运用到工作中，提高自己审查案件的能力、出庭支持公诉的能力，努力提高办案水平。

第三篇：职务犯罪侦查总结

职务犯罪侦查

职务犯罪侦查：人民检察院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为收集证据、查清案件事实、查获犯罪人，而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1）职务犯罪侦查的主体是 人民检察院

（2）客体是职务犯罪案件

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受贿，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者在履行职责或行使职权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的社会、组织管理职能，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处罚的犯罪行为。

侦查对象具体包括四类：一是贪污贿赂犯罪

二是渎职犯罪

三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暴力取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虐待被监管人员、破坏选举等七种犯罪案件

四是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需要由

直接受理的重大犯罪案件。

（3）手段是 专门的调查工作

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4）任务

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 职务犯罪侦查的特点：1 侦查方式“由人到事”

（往往对象明显，犯罪事实属性不清，或者是事情性质清楚，但是具体的犯罪数额、结果、危害程度不明确，所以这些需要认真调查，依法收集证据加以支持）

案件线索难暴露（首先，职务犯罪的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文化素质较高，通晓法律、工作程序，手段更为隐蔽；其次，多数没有确定的被害人；再次，这类案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往往在短时间内难以表现出来，不易被人察觉，群众对案件的举报、控告也缺乏积极性）这一特点要求侦查工作要积极主动去发现、揭露案件。

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一是自身的素质决定了反侦查能力强，二是犯罪主体易利用职权，地位编织关系网、制造保护层；三是与其他参与人、利害关系人之间订立攻守同盟，共同毁灭证据、转移赃款、逃跑等）言词证据突出，收集、固定证据难（首先，这类案件大多没有可供勘查的犯罪现场和痕迹，往往也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和相关物证，主要通过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等证据来证明。其次，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时间间隔较大、犯罪事实发生的时就和被发现的时间间隔也较大，所以证实犯罪的直接证据、原始证据较少；间接证据、传闻证据较多，时过境迁，证据很难被取得、固定）

5职务犯罪往往与其他犯罪相关，部分案件“案中有案”（如涉及到伪证、包庇等犯罪案件，有些往往从偷税、虚报注册资本等犯罪入手；而渎职类犯罪案件的侦查，涉及到“原案”——一种是渎职犯罪构成要件，如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等；一种原案是认定该类犯罪重要的事实和证据，如放纵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就要先查清是否构成了“销售伪劣商品罪”）这特点加大了侦查的工作量，而对于“原案”的取证更难。

职务犯罪案件的线索来源：

（1）单位和个人的报案、举报

（2）检察机关自行发现的线索（自侦部门的“以案带案”；相关业务部门发现的线索；侦查人员自行摸排的线索）

（3）犯罪嫌疑人自首（三机关都应接受，对不与属于自己管辖的，移送，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先采取紧急措施，再移送。）（4）被害人的控告

（5）有关部门移送的线索（海关、纪检、审计、税务等）（6）新闻媒体的披露

（7）领导机关交办的线索（上级人民检察院、同级党委、人大交办）线索的审查、处理（主体：举报中心、职务犯罪侦查部门）

举报中心：基本职能是接受自首、控告、举报、报案，审查确定管辖并管理案件线索

基本方式是 书面审查

一般不进行初查，但遇到性质不明、难以归口，情况紧急的除外

线索审查后，7日内分情况处理：（不属于管辖的，移送；属于的，讯送分流，移交有关部门；属于下级、其他的，移送）

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围绕“是否属于职务案件线索、是否具备可查性”展开。

线索审查后，不属于管辖的，返回举报中心

有犯罪嫌疑，但条件不成熟的，由专人保管、待时机成熟后再调查

认为可查性较大的，依法进行初查。

初查：检查机关在获取相关犯罪线索后，为进一步判明是否需要立案侦查，而对现有材料进行分析、鉴别、做必要的调查活动。

任务：1 审查是否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收集有利于办案工作的各种信息 基本要求：1一般应秘密进行

2一般不接触查对象

3不得采取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

4书面审查与适度调查想结合 贪污犯罪案件的侦查：

贪污犯罪：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务财务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特点：1犯罪人为国家工作人员

2犯罪手段复杂多样

3犯罪事实一般有书证可查（原始单据、记账凭证等会计资料；白条、小金库等书证）

4赃款赃物是重要证据

（有书证可查，有赃款赃物可追）

主要侦查手段：

（一）查账

（二）综合运用侦查措施（1搜查、扣押，控制和保全涉案证据，其中，搜查、扣押强调突击性和保密性。2查询、冻结存款汇款，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3追缴赃款赃物 一是综合运用多种侦查措施，二是探索建立追赃工作长效机制，加强部门合作、建立信息通报制度等。三是加强国际合作，研究处理境外追逃追赃的途径和办法。）

查账

是贪污案件侦查工作的根本措施和中心环节

查账的步骤：做好查账前的准备

掌握被查单位的性质、业务范围、财产管理状况、会计核算方法等

控制会计资料，防止被涂改、销毁、隐匿

查账的重点：合理性、合法性、真实性 主要查账方法：现金账

银行存款帐

往来账

物质帐

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

贿赂案件包括受贿、行贿、介绍贿赂 案件特点：

1犯罪手段日趋智能化

（一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活动

二以“期权化”规避制裁，在职为人办事，退休后再收钱

三“去刑事化”以正常的民事经济活动为掩护 顾问费、咨询费等

四 “跨国化” 打入境外账户，作案后潜逃境外 五 “现金化”）犯罪多发、高发领域向权力热点部位集中

（林业、国资、税务、工商）资金密集、垄断程度高、竞争激烈的行业

这与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行政执法运行不规范、行政权力配置不合理 直接证据难获取，间接证据作用突出

（首先，行贿方、受贿方，包括介绍贿赂方是利益共同体，相互利用，一损俱损，在利益同盟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下案件难以被发现，即使发现了直接证据获取也难

其次，受贿主体反侦查意识较强，一般最大限度地减少知情面，非现金不收、第三人在场不收等，使得获取直接证据很困难

因此，间接证据在突破案件、认定犯罪中作用突出。）

“窝案”、“串案”突出（亲友勾结 亲、情、友

上下级勾结）

侦查重点：围绕犯罪构成要件

1注意收集犯罪嫌疑人利用职务上便利的证据（一是直接利用二是利用职权行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

实施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证据 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证据

侦查途径1 从行贿人入手2从被索贿人入手3从介绍贿赂的人入手4 从共同受贿犯罪嫌疑人入手调查5 从受贿犯罪嫌疑人的其他违法犯罪问题入手 以收集 间接证据 为重点突破贿赂案件

1.对线索进行经营，对嫌疑人进行监控，伺机获取相关间接证据

2.利用再生证据突破

3.从行贿款物的来源和出处收集间接证据（这对防止翻供具有重要意义，注意调查行贿方近期银行汇款记录、会计账目等）

再生证据：是指在犯罪行为实施后，犯罪嫌疑人及其利害关系人为了掩盖犯罪事实，逃避法律制裁而进行串供、毁证等反侦查活动中派生出来的，能够证明犯罪事实存在、证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存在或证明反侦查活动存在的一切事实材料。

法律规定，再生证据并不能直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而是要进行必要的转化然后加以运用。而且有的再生证据并不能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只能证明反侦查互动的存在，还需进一步运用侦查措施获取证据。

一方面要从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活动中发现并获取再生证据。（一是监控法，二是扣押、搜查获取书证物证，三是获取其他参与人的证言。）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调动犯罪嫌疑人进行反侦查活动，使其自我暴露，从而获取再生证据。

渎职犯罪案件侦查： 渎职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致使国家与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滥用职权类、玩忽职守类、具有徇私舞弊情节的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类）

特点：1涉案环节多，责任分散（涉及多个部门，甚至多个工作环节，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比较复杂，导致责任人难以确定）犯罪行为隐蔽性强，且常与其他犯罪交织（其一，被正常职务行为所掩盖，甚至为一些假象或工作失误所掩盖；其二，往往有深层次的利益驱动，往往与重大责任事故、诈骗、贿赂等犯罪交织在一起）侦查面临干扰阻力和公开说情（一方面，过失犯罪较多，涉及部门环节多，涉案人员多，涉案人员不论责任大小，极易形成利益共同体，互相遮掩；另一方面，贪利性不明显，是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容易引起同情，搞部门保护、地方保护。）犯罪损失严重，侦查启动具有较好的舆论支持（都是结果犯罪，社会影响较大）侦查的重点：

一 查明损害结果（查明物质性损害结果、非物质性损害结果、确定直损和间损、要有明确的群人标准和有效的确认文件，如物价局作价、权威机构鉴定等。

损害结果的表现形式：1人身伤亡、2经济损失 包括直损、间损<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获得的利益，为恢复正常的管理活动、挽回经济损失所支付的开支费用>3重大影响）

二查明行为人的职责范围（由法律规定或国家机关授权，所在单位的制度或岗位的明文规定 其中，岗位职责证据是重点。

首先要查明行为人的身份、职务和岗位，其次要查明担任某项职务的制度规范、工作流程等职责要求，对于临时职务还要查明授权、会议记录、决定和任命等）

三确定渎职行为（1应当正确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规范要求2实际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行为3渎职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侦查步骤：

一找出损害后果的全部原因

二从原因中查出渎职行为（各原因中是否存在渎职行为，可能是直接导致，也可能只是损害结果的形成条件，还有可能是环节多，个人员所起的作用不同）

三确定渎职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可能是直接必然导致，多数情况是间接、偶然导致，但不能否认这种因果关系）

四确定相关责任人（分清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主要责任人和次要责任人、直接负责的领导和具体实施人员的责任）侵权犯罪案件侦查

侵权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报复陷害、虐待被监管人员、破坏选举等七种犯罪案件

侵权犯罪的特征： 犯罪嫌疑人多为 基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侵权犯罪的被害人往往与犯罪嫌疑人有较长时间的接触（能够详细陈述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犯罪工具、犯罪手段、犯罪过程）直接取证较难（现场除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外，一般没有证人，要善于在犯罪必经环节和周围环境中寻找证人，如御医、看守、同监犯、邻居等）多是共同犯罪（根据具体分工及实施情况确定责任大小）

侦查方法：

1从询问被害人入手，开展侦查 从询问证人及其他相关人员入手，开展侦查 3 提高现场勘验、检查的发现率、提取率、利用率，发现固定证据（要抢时间、及时 从实施暴力的场所、被害人身体等寻找）以证促供，制服犯罪嫌疑人（迅速讯问，注意策略）

从硬审讯法到软审讯法

硬刑讯——肉体折磨，刑讯逼供

软刑讯——精神折磨，疲劳审讯法、水板审讯法 软审讯法 不等于软刑讯

软审讯法是建立在心理科学和行为分析基础上的审讯方法；其基本模式是通过语言或其他人体行为来说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创立者：美国佛雷德。英博教授以及约翰。雷德

这种审讯法包含“哄骗因素”但是

“不得使法庭和社会受到良心上的冲击；不会导致虚假供述”,成功的审讯往往需要审讯人员在合理程度上使用欺骗策略。

雷德审讯技术：第一环节 事实分析阶段

第二环节 询问嫌疑人 也可称为“行为分析询问”通过无关话题谈话了解嫌疑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在后面的正式讯问中，作为评断其陈述真伪的参照标准。

可以从共同兴趣或爱好作为话题，审讯人员使用的问题需要精心设计，以便掌握嫌疑人在真实陈述和说谎时可能出现的语言特征、准语言特征和非语言行为特征。

第三环节 正式讯问犯罪嫌疑人

供述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有着基本相同的心理变化程式：否认——辩解或反驳——沉默——模糊的承认——正式供述。在其沉默时是审讯人员进行说服的最佳时机。

雷德九步审讯法：

第一步，直接正面地告诉被审讯人，他已被视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然后观察其反应 第二步，审讯者说出自己对实施该犯罪行为的原因推测，从而给有罪的被审讯人提供一个可以在道德上为自己开脱的理由

第三步，打断无罪辩解，回到第二步的主题上

第四步，打断被审讯人关于该犯罪原因的辩解 第五步，抓住被审讯人的注意力

第六步，加强目光接触

第七步，使用选择疑问句让被审讯人以可以接受的方式承认该犯罪行为 第八步，让其讲出只有作案人自己知道的细节

第九步，让被审讯人讲出全部犯罪事实并制作书面供述 软审讯法的原理和运用：

审讯本身就可以使嫌疑人产生心理压力

理想的审讯室应该是空间比较狭小的，室内摆设尽量简单

“单向玻璃窗”，既可以使嫌疑人产生被人监视和观察的不舒适感，也可以让其他侦查人员和律师观看和监控审讯的过程。

设法减轻嫌疑人对说真话的不利后果的感知程度，对犯罪后果的描述要“软”，不要轻易谈及有关刑罚。但也不能随意许诺。

第四篇：职务犯罪侦查力度质量

职务犯罪侦查力度质量“双提升”

2013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36195件49579人 提起公诉40669人

戴佳

“录音录像是办案工作的‘第三只眼’，通过探索建立对录音录像与笔录一致性进行审查的新机制，一年多来，我院所办职务犯罪案件无一翻供。”日前，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检察院检察长陈飞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积极适应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新要求，在办案实践中不断转变执法理念、强化人权意识，进一步规范了执法行为，提升了侦查能力，提高了办案质量。

同步录音录像有效规范取证活动

对讯问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将侦查讯问置于镜头监控之下，侦查人员讯问时的一言一行都必须按照规范的要求进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修改后刑诉法规定了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有效地规范了侦查人员的取证活动，反贪、反渎部门办案人员严格规范文明公正执法的自觉性不断提高。

上海、江苏等地检察机关制定相关工作办法，细化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操作流程和具体要求。吉林等一些省份检察机关建立内部协作配合机制，技术部门派员随案24小时提供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等技术保障。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推行“讯问忌语”，建立和完善公示、举报、监督、查究等相关配套制度，助力规范文明办案。

树立以证据为中心的侦查理念

修改后刑诉法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有罪”、律师侦查阶段介入、非法证据排除等原则和制度，促使反贪、反渎部门必须摒弃以口供为中心的传统侦查思维，树立以证据为中心的侦查理念。

高检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修改后刑诉法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检察机关办案能力、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的提高。

2013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7236件36907人，同比分别上升6.8%和6.3%，提起公诉31188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8959件12672人，同比分别上升14.4%和12%，提起公诉9481人。

高检院渎职侵权检察厅有关负责人说，修改后刑诉法延长了拘传、拘留时限，增加了证据种类，细化了证人作证和保护制度，明确了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相关证据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反渎工作长期存在的发现难、立案难、查证难、处理难问题，为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反贪办案方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促使办案人员更加注重综合运用策略、技巧和方法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的能力。高检院反贪污贿赂总局负责人说，各级反贪部门积极探索运用各种信息化手段获取证据、突破案件，实现“由供到证、以证印供”到“以证促供、供证互动”的转变。强化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和律师执业保障

实施修改后刑诉法一年间，“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执法理念在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深入人心。以宁夏为例，自治区检察院制定了反贪办案讯问、询问工作规定，要求严格遵守传唤、拘传一般不得超过12个小时的规定，严禁以连续传唤、拘传等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高检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有关负责人说，高检院高度重视保障辩护律

师依法执业的权利，明确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依法配合律师执业活动，并在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中专门作出规定，细化了律师会见、阅卷以及申请检察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的具体程序和工作要求，为律师依法执业提供了“定心丸”。

第五篇：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研究

吕德赞

职务犯罪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犯罪，它是一种国家公职人员或其他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履行职务、不正确履行职务、滥用职权或逾越职权，严重危害国家机关正常运作的犯罪行为。职务犯罪的外表现形式为贪污、受贿、渎职等，其本质是公权力的腐败、异化。职务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直接危害一国政权的核心，导致某一政权的覆亡（或现代所谓的执政党更替）。我国政府历来都严厉打击职务犯罪，但在1949年10月至1979年这期间，打击职务犯罪没有制度化、法制化，而靠政治运动来打击职务犯罪。1979年，我国颁布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行为，并确定由检察机关负责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我国打击职务犯罪才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检察机关通过对职务犯罪的侦查，严厉地打击了职务犯罪，而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索、发展，我国也初步完善了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虽然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急剧转轨时建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存在各种缺陷，跟不上时代转轨的步伐，特别是跟不上我国法制、法治发展的步伐，导致打击职务犯罪出现不太理想的情况，还不能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通过多年的职务犯罪侦查实践及理论研究，笔者认为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存在如下问题：

1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日渐完善，而法律所规定的职务犯罪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却依然很落后、有限，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制约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我国于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和于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都比较简单，但是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1），并由此引申出了罪疑从无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限制、规范侦查机关取证手段、取证方法的诉讼规则、证据规则。而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及保护人权观念的不断强化，一些尚未被规则、法理观念也被用于指导司法实践，如沉默权规则、毒树之果规则等，也渐渐被融入司法实践中。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些规则推动了我国法治的发展，促进司法的文明化。但是，相对于诉讼规则、证据规则的不断发展而言，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和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相比，并没有任何的发展。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社会、经济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犯罪的表现形式、方法、手段而日趋复杂化，职务犯罪发案就更隐蔽，作案手段更狡猾，在社会各方面都已得到发展，特别是证据规则日渐完善的情况下，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却没有同步，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

2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朝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和完善辩护制度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制约了侦查权，职务犯罪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在没有获得同步发展的情况下，制约侦查权有可能会变成制约打击职务犯罪。据有关学者透露，我国刑事诉讼法新一轮的修改已正式启动，而修改刑事诉讼法实质是一项刑事司（1）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在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是否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是存在争议的，但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后，主流的观点都认为这一规定是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法改革，而改革侦查程序的两条主线已经勾勒出来，一是通过强化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及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职能，制约侦查权；二是强化法官或检

（2）察官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权或法律监督权，制约侦查权。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及完善辩护制度的确是非常重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及保障的程度甚至是一国法治水平的标志，保护被害人及社会公共也同样重要，严格依法打击犯罪也是保护人权。因此，在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完善辩护制度的情况下，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如讯问犯罪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埸、连续讯问不得超过一定时限等，如果我们还固守原来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那么在侦查中就很取得合法、得有效的证据。职务犯罪的隐蔽性特点在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完善辩护制度情况下会显得更突出，取证工作的难度会更大。出现这种困境，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强化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完善辩护制度，而其根源是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没有获得同步发展。在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没有得到发展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在查办复杂的职务犯罪时，难以以现有合法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取证时，可能会陷入是两难的困境，要么放弃案件，要么使用不合法的方法、手段、措施来获取证据。这两种选择都是有害的。

3侦查职务犯罪的保密性要求与现行落后的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难以实现侦查职务犯罪的保密性要求，妨碍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职务犯罪与其他类型的刑事犯罪相比较，具有隐蔽性、作案现场不留证据、犯罪证据由犯罪嫌疑人或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所控制、知情人与犯罪嫌疑人有密切利害关系等，犯罪嫌疑人在获知侦查机关对其犯罪进行调查时，往往出现串供、销毁证据、指使证人作伪证等情况，严重妨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以现有合法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对职务犯罪进行初查、侦查时，检察机关往往要通过向有关的单位、机构、个人调取证据，这就很难以使案件的侦查情况，特别是案件初查线索得到保密。如本院在接到举报某局长受贿、巨型财产来源不明的线索后，除调查权钱交易可能的基础性事实外，还要调查被举报人的财产关况，向有关知情人收集被举报人受贿的证据等，以现行合法的手段、措施、技术、方法作上述调查、侦查，必须交由其他单位、机构的人员协助经办，非侦查机关的其他人员就会接触到有关案件事实，导致每个环节都有泄密的可能。

4现行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的落后加剧了本来已非常严重的口供主义侦查模式，在引入沉默权规则呼声日渐高涨，而犯罪嫌疑人拒绝供认犯罪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往往束手无策，难以有效地取得职务犯罪的证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证据规则，但是现行的侦查机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却以引导，甚至把侦查机关推向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的（3）侦查方向。在职务犯罪侦查的司法实践，侦查机关把侦查的重点放在讯问犯罪

嫌疑人，以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突破案件最重要的手段、方法。由于连续讯问犯罪嫌疑人有法定的时间限制，碰到拒绝供认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往往面临放弃与否的困境，放弃案件可能使犯罪嫌疑人逃出法网，继续讯问下去，则违法了。因此，现行合法的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及口供主义侦查模式（2）

（3）郝宏奎：《侦查讯问改革与发展构想》，《法学》2004年第10期。在广东省法官协会、广东省检察学会、广东省警察学会、广东省律师协会于2004年16、17日举办的“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问题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法学家陈瑞华认为，我国现行的侦查体制、证明标准使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最重要的侦查任务，是导致刑讯逼供的根源。

已使职务犯罪侦查走入了一条死胡同，迟早无路可走，不改进现行侦查手段、措施、技术、方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将无所作为。

5职务犯罪与从其衍生出来的犯罪案件管辖权的割裂，难以保障职务犯罪侦查机关顺利、高效地侦查取证，不利于有效打击职务犯罪。职务犯罪一般不会单独发生的，伴随职务犯罪的往往还还有其他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行为主要是为了掩蔽职务犯罪行为、转移职务犯罪所得赃款赃物等。如贪污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往往会自己或指使他人销毁会计凭证、资料；受贿犯罪嫌疑人也会自己或通过他人转移赃款赃物等，这些行为也构成犯罪，但这些案件的侦查由公安负责管辖而非由负责侦查职务犯罪的检察机关负责管辖。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如果发现职务犯罪嫌疑人或其他人员有销毁会计资料凭证、转移赃款等涉嫌犯罪的行为，虽可以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或通过法律程序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但所有侦查取证工作实际上由检察机关完成，更重要的是，假手公安机关对这些相关案件的侦查既影响检察机关对有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效率，又不利于检察机关对整个案件情况的有效控制。如我院在过去几年侦查的中保公司开平支公司经理劳某等贪污案、开平市社保局原局长梁某等人贪污案、开平市康源医药公司原经理方某等人贪污案等案件，都存在犯罪嫌疑人将会计资料销毁的情况，但公安机关都没有对销毁会计资料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正是由于这种管辖权安排的不当，一方面导致了对销毁会计资料等与职务犯罪有关的犯罪行为打击不力，另一方面也妨碍了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

6对妨碍职务犯罪侦查取证行为缺乏合法的临时行政处置措施，导致侦查机关面对这些行为时束手无策，妨碍了侦查取证工作的顺利进行。笔者在侦查工作中，碰到过犯罪嫌疑人撕毁笔录、案件知情人拒绝作证并拒绝交出有关证据的情况，在缺乏法定手段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往往对这些行为无可奈何，这只会助长犯罪嫌疑人的嚣张气焰，不利于打击职务犯罪。

7对负有提供证据义务的机构及个人拒不履行或延迟履行义务时的法律责任的缺位，也妨碍了职务犯罪侦查取证工作。《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虽然侦查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也规定了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毁灭证据要负法律责任，但应负何种具体责任，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在侦查工作中，胆敢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毁灭证据的情况极少出现，但是借故延迟履行提供证据义务或提供证据的过程中向有关人员泄露案情的情况却时有发生，对这些行为缺乏规制，会严重影响职务犯罪的侦查取证工作。

除上述问题外，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还存在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要向地方党委政法委汇报案情、职务犯罪侦查机关所具有法定强制措施权力不完整、没有通缉权、没有侦查实验权等等不利于对职务犯罪进行有效侦查的问题。总的来说，我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体制既不利有效保护人权、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也不适应打击职务犯罪、建设廉洁社会的时代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因为正是这种有缺陷的侦查构造，才导致侦查机构失去提高侦查人员素质、改善侦查装备和改进侦查技术的动机，而将犯罪嫌疑的口供视为收集有罪证据的最佳途径；也正是这种侦查构造，才使得那种有罪推定、口供主义的传

（4）统法律观念有其存在的制度土壤。”因此，我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过程中，有

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及香港、新加坡成熟的反腐败制度，改革现行职务犯罪侦查体制，建立能有效打击职务犯罪的侦查体制。（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33页。

我国未来应建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模式

笔者认为，保护人权和确保侦查机关能合法有效地对犯罪进行侦查取证是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主线，这二者的共同内容是要杜绝刑讯逼供、杜绝冤假错案。要有效打击职务犯罪、防范刑讯逼供、防止出现冤假错案，应对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机制进行下改革：

1建立职务犯罪特别侦查制度，允许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各种现代侦查技术。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都是在“文革”后建立的，因为受“文革”**的影响，我国立法机关对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抱有戒心，担心这些技术侦查措施会不当运用，会影响党的团结，所以，在立法中一直没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如彭真就主张“党内一律不准搞侦听、搞技术侦查。这是党中央决定的，是党中央多年来坚持的规定。在这个问题上，敌我、内外界限要分明，不能混淆。如果允许在党内使用此类侦查手段，此例一开，影响所及，势必损害同志关系，损害党内民主团结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且会被阴谋家、野心家和帮派分子用来为非作歹，这对共产主义

（5）事业是很不利的。”这种观念混淆了政治活动与司法活动的界限，甚至把这两

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混为一体，把打击职务犯罪视同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观念是非常有害。在这种观念指引下，不仅不利于我国打击职务犯罪、惩治腐败，也不利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反，正是由于职务犯罪等腐败犯罪不断腐蚀着党的执政基础，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受到一些不必要的制约，可能使职务犯罪由小疾变成大患，终究可能危害全社会。因此，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了各种新问题、新情况，职务犯罪朝复杂性、隐蔽性、多样性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抛弃过时的、不合时宜的观念，建立职务犯罪特别侦查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中可以使用各种现代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

特别侦查制度应包括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诱惑侦查制度、卧底侦查制度等，现代技术侦查措施应包括窃听、电子监控、秘密录音录像等。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的隐蔽性特别强，以侦查普通犯罪的技术、方法、措施来侦查这类案件是很取证破案的。西方国家、我国的香港地区就常用诱惑侦查制度、卧底侦查及使用窃听、电子监控、秘密录音录的手段侦查贪污贿赂犯罪，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芝加哥开展的“银锹行动”就是通过派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的手段，共录下1100合录音录像作为证据，把六名市议员、十二名官员送

（6）进行监狱。香港廉政公署在侦查香港房屋署总屋宇装备工程师陈裘大受贿一案中，廉署搜集证据时，曾跟踪监视陈裘大达9个月，秘密在陈裘大的办公室安装偷拍仪器，偷拍得陈在办公室“数银纸”，成功指控陈裘大受贿三百万港币，陈最

（7）终被判刑七年。在西方国家和香港，所有影响巨大的贪污贿赂案件都是通过派

卧底、使用诱惑侦查及秘密录音录像来破案的，更有媒体报导，香港廉政公署反

（8）贪卧底专破大案，成功率100％。由此可见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等特别侦查制

度及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措施的巨大威力。

我国职务犯罪的现状是职务犯罪还是较为严重，特别是贿赂犯罪较为突出，社会各界对贿赂犯罪反映十分强烈，但我国检察机关所侦破的职务犯罪中，贿赂犯罪所占比例并不高，这显然同职务犯罪的发案现状不相称的。检察机关对会贿（5）彭真：《在中央政法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载《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页。

（6）樊弓：《银锹行动 －－美国反腐败见闻》。

（7）《香港商报》(2004年1月16日)。

（8）《环球时报》〔20040102 第12版〕。

赂犯罪的手段也相当有限，在行贿人和受贿人都拒绝供认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往往束手无策。检察机关陷入这种被动局面是由于检察机关所拥有的侦查手段太有限所造成的。因此，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有力打击贿赂等职务犯罪，赋予检察机关使用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等特别侦查制度及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检察机关有了这些有力的武器，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严禁刑讯逼供、完善辩护制度等证据规则、诉讼规则再也不是什么有争议的东西，而沉默权、严禁刑讯逼供证据规则也不会成为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拌脚石。使用卧底、使用诱惑侦查等特别侦查制度及秘密录音录像等侦查手段，也使侦查工作的保密性得到加强，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重心也会由讯问犯罪嫌疑人转为立案前秘密取得能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效率将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当然，使用特别侦查制度和使用技术侦查措施都应受严密监督，否则会出现不当使用的情况，甚至会出现 “纵虎驱狼”的情况。因此，必须加大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力度，特别是加强司法审查的力度和公众媒体人监督，防范侦查机关滥用特别侦查制度和使用技术侦查措施。

2改革现行的案件管辖制度，将一切职务犯罪及从职务犯罪衍生出来的犯罪的侦查工作都交由检察机关管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是在社会、经济急速转轨过程中制定出来的，不仅出台时机佳，立法指导思想仍然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修正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缺陷较多，其中之一是按发案单位所有制的不同人为贪污受贿和职务侵占、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等；其二是把职务犯罪与从职务犯罪衍生出来的其他犯罪的侦查管辖人为割裂，分别由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负责管辖。这种管辖制度按排，不利于检察机关完整收集职务犯罪的所有证据，不利于检察机关提高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效率。因为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往往是贪污受贿等犯罪的后续动作，这些行为除了本身是犯罪外，更重要的还是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的证据。既然检察机关负责侦查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作为重要证据的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的管辖是没任何理由完全公安机关负责管辖。对于这种由其他犯罪衍生出来的犯罪，应按其主罪来确定管辖，如果是因为贪污受贿而从事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那么，这些犯罪应由检察机关管辖；如果是由商业欺诈类犯罪、偷税类犯罪、毒品类犯罪而销毁会计资料、转移赃款赃物（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那么，这些犯罪应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只有实施这种灵活的管辖制度，才能高效地打击犯罪。

3建立负有提供证据义务、为职务犯罪侦查机构提供协助义务的机构及个人法律责任制度，包括应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保密的义务等，拒不履行这些义务则应承担刑事责任。侦查职务犯罪工作就是收集职务犯罪的证据，无法收集证据就是无打击犯罪。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必须由相关机构和个人提供协助、证据，包括发案单位及该单位有关人员的协助。如前文所提到的香港廉政公署侦破的陈裘大一案，香港廉政公署就是在获得发案单位香港房屋署的协助，经房屋署署长苗学礼的“同意”后，在陈裘大的办公室安装秘密录像设备，拍录得陈裘大受贿的证据。在此案中，香港廉政公署如果没有房屋署的协助、房屋署署长苗学礼等人不履行保密义务，就很侦破陈裘大一案。要有力打击职务犯罪，我国很有必要借鉴香港这一侦查制度。

4赋予检察机关处理妨碍职务侦查工作行为的行政处置权及拘留、逮捕执行权和通缉权等，虽然这些权力对侦查职务犯罪工作影响不大，但还是很有必要的，它们实际上是完整职务犯罪侦查权中的必要组成部分。拘留、逮捕和通缉属于侦

查行为，刑事诉讼法规定得很清楚，既然检察机关负责侦查职务犯罪，又为何不赋予检察机关拘留、逮捕权和通缉权呢？为何还要假手公安机关执行拘留、逮捕权和通缉呢？这于理于法都是讲不通的。赋予检察机关处理妨碍职务侦查工作行为的行政处置权，有利于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灵活处理一些妨碍侦查工作的违法行为，有利于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

此外，还需要完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监督等，在此无需多作论述。总的来说，我国将来要建立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既要符合保障人权的要求，又要符合能有效打击职务犯罪，建立清廉社会的的要求。